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人类在几个大河流域形成最早的国家以来，如何管理社会、处理利益彼此交接又冲突的社会关系就成为各国统治者不断探讨和实践的问题。大多数地区，比如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与恒河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两河流域都从早期带有一定限制的君主制上升为地域大国的君主****，并且这种君主****一旦确立便延续统治世界近五千年。只有在地中海区域，出现了男性特权公民集体掌控治权的古代民主制（希腊）和共和制（希腊与罗马）。满打满算，古代民主制和共和制存在了五百多年，然后也走上****皇权的东方之路。所以民主制和共和制不如说是一个非正常的个别现象。
当然不能低估古代民主的正面价值，它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另外一种社会自我管理的形式，尽管是非常有限的“男性公民俱乐部”。
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以后，古希腊和罗马的政体被从故纸堆中发掘出来，成为随后诞生的启蒙学者设计新政治蓝图的楷模。然后有了资产阶级革命，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之类笼统的口号引导下，世界政治体制开始了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转型过程，近三百年时间里，大多数皇冠、王冠落地，世界各国展开了血与火的历史变革过程。如果考虑到这三百年世界历史的政治主题是建立民主政治、完善民主政治，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希腊人创造的民主是他们对世界文明所做的最伟大贡献。
但人的能力是局限的，人创设的制度因此也是有局限的。民主制虽然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权、选举权、被选举权、任期制、监督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职政府领导军队、政教分离等方式，表现出对君主****、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共和制的优势，但在古代，这种优势并不明显。古代有头脑的思想家，如修昔底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乌斯等等，绝大多数是民主的批评者。其中尤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民主制的批评最为系统和尖锐。古代希腊作家大多欣赏斯巴达的贵族共和制，古代罗马作家则欣赏罗马的贵族共和制。也就是说有较强理性思维的古代知识分子多肯定制约普通民众权利的少数人的集体统治。柏拉图甚至设想出的理想国家是由哲学王为首的寡头政体。这样的价值评估当然不是古代思想家们的偏见，而是民主制从源头上便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这就人性固有的自私和野心导致派系竞争和倾轧，竞争中的派别和派别领袖如同君主个人一样会使用各种诈术、煽动民众、迎合选民，从而造成所谓多数人的暴政，行政效率低下，社会易于陷入混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在《理想国》与《政治学》大作中详细分析各种政体产生的原因与优缺点，前者认为极端的民主最终会引起极端的****。希腊罗马的历史实际证实了古代思想家的判断，君主****最终灭绝了古代的民主，全球****一体化，只是程度上多少有些差异。
近代以来的民主是否比古代的民主好一些？仔细看看欧美民主制度的演进史，以及现实中的西方民主，也没有比古代民主好多少，除了公民权明显扩大之外，其他制度的优点和缺陷没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浏览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以来的西方民主发展的轨迹，公民权的扩大直到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才基本完成。至于美国对黑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授予到真正实施，还要晚得多。这期间还有各种反复，比如反复出现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预测的法国革命的结局是军事独裁（拿破仑独裁、墨索里尼独裁、希特勒独裁）。在民主完善的长期过程中，还不断出现社会动乱，民选领袖们的贪腐，表明民主并不能消灭人性的阴暗面，只是比君主****在一定程度上较容易抑制人性的阴暗面。
中国建立民主的过程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中间同样经历了多次天下大乱、玉石俱焚的恐怖，从民主的追求到******及其竞争对手共产党的一党一人专政，再到台湾的民主制与大陆的渐进民主制或目前的寡头制与贵族共和制的双头政治。
中外民主发展史起码证明这样两个历史经验：
首先，民主制与君主制、寡头制、贵族共和制一样是有严重缺陷的制度，现代民主崇拜者所认为的民主是解决一切社会弊病的唯一途径的想法是极其天真的想法。比如，民主不能消灭贪污****，不能改变人性恶的一面。台湾的民主以及世界大多数的民主国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少数发达的民主，比如美国民主、法国民主、英国民主，罗列起来也有一大堆难以克服的弊病，一个控制枪械这样的小问题难以解决就凸现出现代发达民主的无奈。因此，民主只是相对较好的人类自我管理的一种形式。
其次，民主从建立到发展到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任何企图切断与传统的联系、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都会对社会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造成覆水难收的灾难性后果。西方民主正是经历众多灾难才最终定型的制度。现代西方民主领导人总是从现实而非历史出发批评中国的民主建设进程，比如德国默克尔完全忽略德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复杂性，通过接见当年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中国最大的农奴主****（虽然****因失去过去的天堂而变得非常宽容与民主），批评中国的****状况就是一个反面例证。俄罗斯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现在台湾正在给予我们另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俄罗斯和台湾的民主是在公民教育程度远比大陆高、国民收入远比大陆多的条件下发生的，尚且出现那样一种乱相，如果在中国大陆贸然实行民主，虽然不是没有光明前景的可能，但黑暗前景的可能性比光明前景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推崇民主的人总是拿印度同中国比较。只要看看现在两国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公平性、基础建设与经济总体发展程度至少比印度超前20年。这是因为在社会极端贫穷的前提下，相对的集权，特别是政治领袖比较英明的条件下，可以产生民主体制难以比拟的经济、行政、司法、社会、文化发展的效率。看看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没有一个是在民主制下完成的，都是在相对集权的条件下实现的（可笑英国政府，港英统治香港一百多年也没给香港民主，却在交出主权前后比谁都积极地指责中央政府不给香港民主）。四小龙中，新加坡是发展得最正常的国家，没有像台湾、韩国发生民主突变，出现较大的政治动荡。用希腊政治学家的分析，新加坡是一种偏于寡头制的混合政体，这是古代政治学家赞赏的政体。新加坡的经验证明如果寡头领袖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可以比任何政体更有效地推行以公平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新加坡在国策方面很像古希腊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策，就是注意质量平等而非数量平等（发达国家的民主基本都是强调数量平等），这样就调动了最具创造力的少数能人的最大积极性。
台湾的民主目前可以看作是华人世界民主实践的一个负面例子，没有做好民主准备的台湾选民把没有多少管理经验的人推上最高权力，然后那个领导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发动文化革命，制造“阶级斗争”，自己及其家族、部下贪婪地聚敛财富，这一切证明权力在民主制下同样可以异化，能够带来所有权的大小。台湾的例子与拉美的民主一样生动说明，民主乃是具有坏的一面的好东西，不能把它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台湾民主还任重道远。
大陆的民主建设进程虽然比较缓慢，但这种延缓不能说只是执政党为维持一党统治所采取的拖延。虽然不能说没有这种因素，但我认为执政党更多地考虑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非世界史上的其他国家可以相比，因为这是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大国和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定型的国家实行的变革。执政党没有采取俄罗斯的一锤子买卖的方式而是采取“模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小碎步的方式，实践检验说明，这种没有和传统一下子决裂的、渐进改良的途径是成功的。它反映了中共领导人的智慧，反映了具有丰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民主崇拜论者都没有看到，如果一个政体能够保证经济持续每年以两位数和近两位数的速度前进，并且保证了大多数国民生活水平的飞跃（一个小例子：汽车社会的快速形成），这个政体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就是高效率的、合理的，任何改天换地、伤筋动骨式的改革都是不适宜的，都会造成对现有发展速度的破坏。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共自邓小平以降的三朝领导人都是头脑清醒的政治家：邓知道中国要共同富裕只能先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起来。江则以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使中国走上繁荣的快车道。胡温一朝在GDP实际达到世界老二、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实现富裕的情况下实行普及富裕、构建所谓和谐社会的目标，这都是循序渐进、恰如其分的政策选择。在现有威权政治下，只要共产党不自己****自己，实现中国普遍小康社会的时间肯定会像部分地区富起来一样迅捷，两位共产党有最强大的社会控制力与动员力。
与经济、社会的进步相适应，中共实际已经并正在推行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特别是基层的普选与领导干部的问责制、集体领导制、年度干部政绩的普遍打分制。现在在大陆当官其实越来越不好当了，这是许多干部们的共识。中国的民主最终要发展成怎样的一种形态？虽然现在还无法推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不可能是美国式民主、法国式民主或英国式民主，而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对于中国这样超大型国家，最好是混合型的民主。让我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