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末以来，在基层治理的研究领域，村民自治一直备受学者的关注，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转变为城市社区，安置小区的治理研究却少有人问津。原住群众从“村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原住区域从“乡村”突变为“城市社区”，群众的政治意识如何改变？原本自治性较高的村民自治如何向着更高层次民主转型？这中“转化、过渡”引起了作者的关注。本文试图在制度变迁的框架下。对群众政治心理的变化进行调查分析。指出制度转型中所面临的困境，并由此探求村民自治制度转化的良性路径，以期有所裨益。
关键词：安置小区村民自治转型制度变迁政治心理
一、引言
2011年12月，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50%。随着行政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乡村被动地转变为安置社区（或称“过渡型社区”）。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开始扎根于政治实际，并不断规范化、成熟化。逐步健全的村民自治制度面临城市化的浪潮，在制度环境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基层民主将如何过渡？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生态？
安置小区的基层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问题本质是要寻找如何向着更高水平自治发展，问题的实质在于人和制度的层面上协调城市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实现“村民”向“城市市民”的角色转化？如何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选择制度变迁的方向？如何使“人”适应制度的变迁？可以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因此，作者以群众的政治心理为切入口，立足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这个问题。
二、研究的理论背景与分析工具
“制度变迁”与“政治心理”都是十分宽泛的理论体系，下面作者将对本文的着眼点进行简单的论述。
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个从制度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制度均衡的往复循环发展过程，是由相对价格变化所引起的一种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过程。诺思形象地描述制度变迁理论：“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简单地讲，制度变迁理论对本文而言提供的是外围的帮助。第一，它为研究提供了一种立场和心态。类似于尼采的论断“历史应当使人创造未来，而不是延续历史”，作者对于村民自治向着更高水平发展，应当把握历史，理性预测未来。第二，制度变迁理论创设了一个清晰可信的函数逻辑。“路径变迁’，是制度变迁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制度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依赖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第三，制度变迁理论可以与政治心理视角契合。前面提到制度变迁是一种函数的思维，研究路径的方向是从自变量到因变量，政治心理作为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自变量，本文从此出发探究安置小区基层自治的转型路径，符合一定的逻辑。
政治心理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政治改革的政治心理要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政治认同，是政治现代化至关重要的政治信念，它衡量了个人认为自己是某个共同体明确的成员的程度；第二是信任自己的同胞及与他们共事的能力，即政治信任感，第三，个人必须有影响公共决策的意识。综合其他的理论，我们将政治心理进行操作化，选取政治认同感、政治信任感和民主的意识作为三个维度。测试这三个维度可以考察个体是否有能力从私人政治领域走向公共政治领域，这是自治制度的必备条件。
总的来说，本文将“政治心理”嵌套在“制度变迁”理论之中，作者坚信政治心理对于制度变迁有函数关系，文章的主体也将放在探究政治心理对安置小区基层自治制度选择的路径预测上。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概念凸显了历史因素对制度发展轨迹的强大规制性作用，作者希望通过调查政治心理搞清从过去到现在这段时间内的制度变化的轨迹，重点放对当下过渡阶段政治心理的研究，预测路径选择。
三、实证调研结果
（一）问卷情况的简单反映
群众主观上如何看待安置小区的基层民主建设？群众们是否真正关心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近半数以上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
（1）政治认同感维度
调研问卷中第4题“您觉得您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受调查的群众中有66.7%的人认为自己已经转化为城市社区居民，有25.6%的人还认为自己是农村村民，5.1%的人持保留态度。从交叉列表中可以看出，年紀越大，对社区居民身份的认可度越低。哈贝马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可以说，政治认同在心理层面支撑着政治合法性。制度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规避既存的不确定因素，政治生活中，人们是生存在制度框架的保护下的。制度的变化，一方面会引起人们政治心理的波动，另一方面就是人们率先在心理上对合法性进行检验，人们对信息不同程度地摄入就会造成政治认同的多元化、多层次化。如果缺乏政治认同，就会出现政治冷漠。
（2）政治信任感维度
政治信任意味着政治人走出自己的私人领域，走向公共政治空间，“权力的让渡”是现代民主的必要条件。在这次调查当中，有1题“拆迁前/后，遇到难题，您一般会向谁寻求帮助？”来调查群众的政治信任感。从中可以发现，受访者对他人和自治组织的干部的信任感很低，对家人和自己的信任感维持在60%至70%这一高水平之间。拆迁前后，生活在农村与安置小区这两个不同环境，对不同主体的信任感也有所变化：受访者对自治组织干部的信任度有所上升，这是一个亮点。
（3）民主的意识维度
人们民主意识的构建是制度建设的推进器，民主的政治心理也是促使基层民主在实际层面上实现的直接动力。调查中发现，该区域群众的民主意识很强，但是对基层民主制度认识的却很少，在这里，民主只是他们意念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您觉得基层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多选）”一题中，四个选项的差别很大：选择“投票、选举”项的占了79.5%，选择其他手段的比例均未超过10%。在“拆迁前/后，您参加选举活动的态度是什么？”对比选题的统计中，拆迁前有82.2%的一定参加，拆迁后这一比例下降了10个百分点；“无所谓参不参加”的比例从2.7%上升到了12.8%。对未来基层民主的期望方面，也体现出小区群众对民主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认为未来的基层民主向着“自治性机构”方向发展的仅占25.6%。
四、制度变迁视角下的政治心理分析
实际调查中发现，在当下我国民主建设的大环境下，该区域群众的自治意识在数十年村民自治的锻炼下具备了向社区自治转化的潜力，这实属不易，但是政治心理上残存的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也很可能构成制度转型的障碍，这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概念在理论上构筑了基层民主制度变迁的逻辑，我们需要在历史的指导下寻找转型的方向。在历史与现实的合力下，制度在“路径依赖槽”中变迁，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作用下，制度开始演变。对于基层自治制度的转型，有两点启示意义：一方面要考虑原有制度的基础及其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要根据路径发展方向培养有利因素，优化制度转型。这两点可以借助政治心理实现理论着陆。
（1）路径选择
试图弄清村民自治制度如何实现转变，我们必须确定制度发展的方向，即路径选择。真正的自治，即与个人直接相关的事务应该尽量由个人自主去处理，而涉及地区性、集体性的公共事务，应该由相关的人自主处理。村民自治是80年代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农民自发的对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造；居民自治是对村民自治的借鉴与参考，即便在当下，诸多学者认为居民自治的水平较低。因此，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不是居民自治，而应该向着更现代的自治方向发展，90年代民政部提出了“社区自治”的概念。
（2）考虑原有的制度基础
路径依赖理论强调历史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作者利用政治心理变量来衡量村民自治制度的历史作用，上文实证调研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对制度基础的考察。“社区自治”追求的是一种注重个性的制度，它契合了当下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村民自治，更需要一种独立的政治人格，即表现为政治认同感、政治信任感与民主意识兼具。结合上述调研结果和我国政治发展的现状，可以发现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基层群众的政治人格开始转变，参政目的开始多元化，为自己的利益参与政治的人逐渐占据主体，试图通过参政谋求美好公共生活的人开始增多。第二，群众因政治认同水平的高低开始分化，中老年群体对自治制度认同感较强，中青年之间存在认同的断层。第三，政治信任感很低，信任对象依旧局限于家庭内部并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依托，这潜藏着政治冷漠与政治不理性的威胁，但是对于权威与权力依赖感觉较强。第四，群众对民主的认识较为浅显，在“四个民主”之间主要接受了民主选举。
（3）考虑利于制度变迁的潜在因素
“社区自治”，就现在而言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是，发展了近三十年的村民自治制度也赋予了群众很多的政治特性，这与居民自治是不同的。首先是集体财产，尽管村庄转化小区，但是群众依旧享有集体财产，经济利益相连可以促进政治认同感的实现。其次，小区居住的大多数为村庄原住民，因此，“半熟人”式的社会关系依旧存在，政治信任感可以得以保留。再次，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具有一致性。成长于同样的生产生活环境，人们的思想层次接近，社会层级相同，民主意识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五、村民自治制度转型的路径选择
当下，行政力量正在推动城市化进程，尽管出现了“沈阳模式”、“鲁谷模式”，但这种自治还处于准自治的状态，有人称为“行政自治”。制度变迁中，一个制度的具体运作模式不能预先被知晓，一个新制度的产生不会只因外在的意识而产生。如诺思所说，制度变迁的途径取决于“锁入效应”和“回馈过程”，也就是说制度的演变是再这样的循环往复中不断调试产生的。在前文，作者已经大致描述“社区自治”的理想特征，这是中国农村自治发展的共同方向。人类惧怕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而萌生了制度，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人类往往又会施用额外的理性加速制度向著拟定的方向发展。作者也只能基于这种想法，以“社区自治”为方向，从政治心理的角度为促进村民自治的转型提供一些建议。
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必须重视群众的政治心理建设，开展现代政治素养的培育。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的理论值得我们借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现代人既是一个独立人，同时又是社会人，就是既要尊重并实现自己的存在，又要对社会保持一种独立而融入的状态。社会人的最高层次就是“政治人”，这是人的最高境界，需要从人性开始，一直理解到制度的终极追求。有了现代“人”的意识，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就会催生权利主体，为后续实现与权力主体的分野创造群众基础。如此，“权力-权利”、“国家-社会”才能划分界限，基层民主制度才能够走向“社区民主”。
另一方面，则要着眼于行政力量、国家权力。全能主义给我国带来了制度变迁的“悖论”：基层民主建设需要国家来引导，同时国家也作为民主道路上的绊脚石。首先要注意政治心理的培养要结合制度的社会化，将制度的宗旨、目的与运行模式都公告社会，让群众在实践中反映问题，让群众修改制度，将其置于主体地位；此外，制度变迁与政治心理具有双向互动关系，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变迁，要冲破传统政治心理的束缚和阻碍，需要有新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的支撑，改变传统的政治心理以适应新的制度，有学者认为要加强宪政文化建设，其实重点应该落在制度文化、制度权威的普及，要给群众的政治心理营造一个政治氛围。将制度文明植入传统中国人的政治心理，才会具备制度变迁的源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