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谐社会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在中西方文化中均占重要的地位。其中，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渊源。在西方文化中，和谐社会思想也有深刻的影响。中西方文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21（2015）01-0053-04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涵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概念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和谐音乐。“和”，原指一种乐器，同“龢”。《尚书·尧典》写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1]。这里的“和”指的就是音乐的协调。《尔雅·释乐》认为，“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和”与“龢”同义。人们从乐器的协调中引申出，不同要素之间达到协调就是“和”。《尔雅·释诂》认为：“谐，和也。”因此，后人把两个字连用，有了“和谐”一词。二是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一词用于人际关系中则主张宽容待人、包容仁爱、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如《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要有宽容的精神。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包容仁爱，才能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三是和谐社会。从“和谐”的本源意义出发，人们把它扩展到社会领域，逐渐形成和谐社会的思想。比如《国语·郑语》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指的是，实现和谐则万物就能生长繁衍，但如果完全一致，万物则不能发展延续。他将这一理念用于社会生活中，认为统治者要善于均衡社会中不同的力量，协调好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反之则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
其次，中国传统和谐社会要协调的几种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体现着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追求。古人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而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只有尊重、保护自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儒家认为万物都是自然的产物，要求人们要“仁民爱物”。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一方面主张“天行有常”，即大自然运行有自身的规律；另一方面认为“人道有为”，要人们“制天命而用之”。即人们要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规律为自身服务，而不是把自身的意识强加给自然，去改变规律。道家则把自然规律视为最高法则，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要尊重自然规律，不违背自然规律，利用好自然规律，才能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和谐，是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寻求保持差异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人应该宽宏大量，宽以待人。人除了关注自身的存在以外，还要关注他人的存在，不应该把自己所不欲的推给他人。此外，儒家还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制度化，“礼者，天地之序也”，通过制度化的“礼”来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注重个人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把“利”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道家强调万物平等，不分贵贱，倡导“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要求人们之间应该互相尊重，相互宽容。在人际关系上，道家还主张人们之间应该诚信，如果人人都能诚实守信，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和谐。
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传统文化认为，对社会和谐最大的威胁是社会不公。因社会不公导致的利益矛盾容易引起人们之间冲突，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通过调整利益矛盾来实现社会公正是众多思想家们关注的重心。一方面，统治者要行“王道”，施“仁政”。孟子主张“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即统治者要让百姓拥有固定的产业，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稳定的思想，这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孔子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儒家强调要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就要在财富分配方面做到“均”。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要有社会责任。从家庭推及国家，认为家庭、宗族关系和谐了，社会就能和谐。人人履行其社会角色是社会和谐的关键。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就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人社会角色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个人服从其社会等级所相应的行为规范，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人与自身的和谐。传统文化主张通过修身，超越人们社会活动中狭隘的利益交换关系，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儒家认为人与自身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实现身心和谐。而人与自身的和谐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人有精神生活，可以通过道德自律来规范自身的行为。通过个体的道德自觉，超越现实的物质限制，提升心灵的境界。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少私寡欲，“祸莫大于不知足”“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通过清心寡欲达到身心和谐，天下自定的境界。
总之，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无论是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内圣外王的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清静无为，还是墨家与儒家的“义利”之争，都是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不和谐等利益矛盾和问题而提出来的。儒家所提倡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然无法实现，道家的和谐社会理想甚至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是古代思想家们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提出的一些进步的社会主张是值得肯定的。其中，传统文化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文明修身、正确处理利益关系等进步思想，渗入中华文明的血脉，是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重要的思想渊源。
二、西方文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和谐也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思想。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都从自己的哲学观点出发，关注和谐社会问题。纵观古希腊哲学史，最早提出和谐概念的哲学家是毕达哥拉斯，他在对音乐的研究中发现数的一定比例关系可以产生和谐，进而把这种和谐关系演绎到天体和宇宙中，认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宇宙也是一种和谐关系，和谐是对立面的协调或和谐。在社会领域中，他提出要实现社会和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应该以爱相待。赫拉克利特超越了毕达哥拉斯的静态思维方式。和谐的本质是事物内部的对立和斗争造成的，以“自然追求对立，对立产生和谐”的“对立和谐观”超越了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观”。苏格拉底将目光从自然哲学领域转向对“人性”探讨和社会领域，认为人之为人，是因为人除了感觉、欲望之外，还有灵魂，能够追求“善”，人有自觉向善的道德本性。因此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确立一种稳定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可以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和谐理念，认为“公正即和谐”，在他的《理想国》中，柏拉图将整个社会分为有智慧之德的统治者、有勇敢之德的卫国者和有节制之德的供养者三个等级。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公正就没有和谐，公正成为能使国家“善”的德性。公正的社会应该是各等级按照他们的品德，合理分工，履行各自对国家和社会的职责，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如果统治者统治有方，被统治者不犯上作乱，国家就有了正义，整个社会秩序正常了，社会也就和谐稳定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和谐社会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他在对智慧、节制、勇敢等德性的诠释中，彰显出了他的社会和谐、国家有序的德治理念，这对我们当下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其师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构建的和谐社会不再是一个设想，而具有深厚的实践意义。他指出，“城邦以正义生活为原则”，“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2]从中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公正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和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友爱”也是亚里士多德心目中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如果说制度形式的公正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和谐社会刚性的一面的话，友爱则是从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出发，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柔性色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爱能够强化人们对共同利益的认同，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团结，有利于维护和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在他看来，一个充满友爱的社会是既有制度公正又有人性柔情的社会，也就是和谐社会。应该说，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亚里士多德的和谐社会思想最为丰富和全面。他的和谐社会构想既有理论分析，还有切实可行的实践措施，为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启发。
到了中世纪，神学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主流思想认为社会和谐与否由上帝来决定，只有信奉上帝，人们才能实现内心与社会的和谐。其中比较有代表的人物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在奥古斯丁生活的年代，基督教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奥古斯丁把正义称为“神圣的正义”，正义是上帝安排的事物之间有序的和谐状态。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社会之所以能够按照一定的秩序活动，就是因为上帝在起作用。只有信奉上帝，才能保持社会和谐。这种观点把上帝的意志与社会和谐相联系，当然是错误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人们对和谐社会有了新的认识。人们都以自己特有的视角重新审视人性与神性的关系。新教运动后，在改造基督教教义基础上形成的新教伦理把社会和谐建立在人与神和谐的基础上。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理性、克己、勤俭和救赎等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迅速发展、自我完善并延续至今。卢梭提出了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是订立“社会契约”，洛克、狄德罗等人认为和谐社会应该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上。这充分说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认识超越了神学和谐社会观，把和谐社会的认识从上帝那里回归世俗社会，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加重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空想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而出现的社会思潮。空想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对现实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改造资本主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方案并付诸实践。法国的圣西门创立实业制度，主张实行内部和谐。圣西门认为实业制度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才能运转，他提出了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始终把人们的利益置于首要的地位。但是他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就为私人领域蚕食公共领域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圣西门的实业制度虽有现实性但难以实现，具有浓厚的乌托邦意味。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既然自然界内存在和谐的秩序，那么社会内部也应该有和谐的秩序。要实现社会和谐，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并预言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新的和谐制度所取代。他所设想的和谐社会组织是“法朗吉”，在“法朗吉”里，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高度统一。但是他又不反对私人财产权，这就使得私人利益存在侵蚀公共利益的可能。在崇尚个人主义和市场竞争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利己主义思想与利他主义道德原则难以统一。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原因就在于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各种“和谐社会”的实验，是注定要失败的。不过，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天才的设想和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探索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三、中西方和谐社会思想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首先，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具有同一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和谐社会建设也只能在生产力有序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就是实现各种利益关系有序协调、和谐同一的过程。与以往的剥削制度相比，西方文明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和整个社会之间紧张的利益关系。一方面资本的本性使得全世界的资源都成为资本增值的原材料，最终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耗尽，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资本要获得超额利润，资本家就必然会降低工人的工资，造成劳资利益尖锐对立。最后，每个资本家都希望减少工资，缩减成本，但又希望社会的消费者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消费，这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是与和谐社会的目标相背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本质实现过程的同一性。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我们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并不断前进的过程。当前，既是我国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用什么样的发展思路来解决当前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使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建设有序进行至关重要。所以，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理念对实现社会主义本质非常重要，社会主义本质是和谐社会得以建成的内在规定，二者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其次，和谐社会建设是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一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和谐，人是自然的产物，只有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才能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的原则应该是在保持差异基础上的和谐统一。因此，人们之间应该互相尊重，相互宽容。社会不公正导致的利益矛盾很容易引起人们之间的冲突，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主张人人要有社会责任感，认真履行其社会角色是实现人与社会间关系和谐的关键。此外，传统文化主张人们要超越狭隘的利益关系，注重文明修身，以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对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思想渊源之一。二是，和谐社会建设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方位推进的过程，其中，经济发展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才能为化解利益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政治保障；文化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家园，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利益和谐有利于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资源保障。因此，和谐社会建设是全方位推进的过程，要真正建成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就要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处理好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1.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9.
作者；袁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