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国家相继衰落，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却日益繁荣发展，而与之相适应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被很多国家所推崇，因此许多国家走向自由民主制度，世界掀起了一股新的自由民主化浪潮。在此背景下，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福山（FrancisFukuyama)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的“历史终结论”，在其所编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本书中，福山指出“自由民主制度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能够跨越全球和不同文化的政治灵感”。他希望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变成全球性的制度逻辑，于是从世界普遍史的方向、民主自由制度的动力机制和合法性等视角出发较为完整地论述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但需要深思的是民主自由制度是否真的能够关上历史之门？意识形态是终结还是发展？福山的理论是否存在困境，这些都将成为验证“历史终结论”的关键。
一、世界普遍史的方向--自由民主制度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在广阔的历史大背景下构建起来的，其逻辑出发点源自于历史哲学对于历史理论的阐发。在历史哲学的发展史中，最先提出历史发展理论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所主张的是历史循环论，而真正构建世界普遍史的是黑格尔，他曾指出：“世界的历史不过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世界普遍史的形成可以被理解为人人获得自由的过程”。福山则在书中认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在其宏大的理论中提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俄裔法国哲学家科耶夫则认为历史最终是发展到一种普遍均质的国家。所以福山就提出了关于普遍史的两种观点，一是历史最终走向是基于幻想的比如基督教的天国世界，人人实现自由平等，充满爱的世界；二是基于现实的，通往自由民主的世界。就整个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似乎人类总是从奴役走向自由，许多理论家都是基于此，而提出“世界普遍史”的观点。福山的世界普遍史观点以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来说明这种普遍史是有方向性的。“现代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支配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甚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都是不可逆转的，无法逆转才使得历史发展具有方向性”。因此自然科学这极具方向性的发展让福山以充分的理由相信世界普遍史的存在，并认为世界普遍史的最终方向是自由民主制度。
福山“历史终结论”中的“历史”并不是基于时间序列的，也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一种所有人在所有时期的经历基础上被理解为唯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其历史的概念如上文所提到的是来自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他们认为历史发展到在满足了人们内心最深刻和最高的欲望后将停止不再发展。所以福山的历史即为一种社会形态，历史的终结并不是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构成历史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不再进步了，许多困境和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二、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合法性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政治”在维持社会秩序并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政治”根源久远，在古希腊时期，许多贤哲就已经开始了对政治的探讨，其中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类的合群性即为政治的起源”。而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政治是一种架构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政治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得以产生的。但是由此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政治产生有着坚实的基础，但政治何以发展与维持呢？这就是“政治合法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东欧世界发生的重大变革，使得福山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那些衰落国家背后的潜在原因即“政治合法性”问题，合法性原则是一个政权得以运行和存在的基础，因为缺少合法性，东欧的一些强权国家才会纷纷倒台，自由民主制度正是具有了合法性才体现了自身的优越性。在书中，福山通过论证右翼的专制主义和左翼的共产主义的合法性的缺陷来证明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福山认为合法性应建立在人民自愿的基础上，而左翼的专制主义是利用强权来压制民众，在这种强权体制下，民众基于其威慑而表现出一种顺从。这种体制所具有的只是少数统治阶级所具有的权威，并非分散于各个社会阶层，而且这种政权极具煽动力，可以蛊惑人心，欺骗大众，是一种建立在“不合法”基础上“合法性统治”所以这种统治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这就注定了以这种体制为代表的法西斯政权的消亡。另一方面，福山认为虽然右翼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追求人的自由，但是他未能真正实现这种自由。因为共产主义是以消灭市民社会为代价的，他认为只有市民社会才是真正实现自由民主的土壤，所以共产主义不具备合法性的土壤也衰落了，而自 由民主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正是由于其所具有的合法性的基础。
三、自由民主制的动力--获得认可的欲望
政治、经济、文化一直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而福山认为“人类获得认可的欲望”是推动着历史发展的潜在动力，并通过对“最初之人”和“最后之人”的对比阐述了他的观点。
“最初之人”来源于黑格尔的假设，是指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他们的冲突和战争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福山指出在早期的最初之人的状态下，人们之间的战争有两种结果，一是双方都失败，二是一方失败一方胜利。第二种情况便会导致失败的人成为胜利者的奴隶，获得失败的人的认可，从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胜利的人也不满足于奴隶对于自己的认可，而是希望获得地位更高的人的认可，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烈，进而去改变制度，推动历史的发展。被奴役之人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自由权利，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起来反抗，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从而最终历史发展到一种普遍的“自由民主”状态，人也得到彻底的解脱和自由，获得认可的欲望也得到最终的满足，就达到“最后之人”的状态。
福山将“为获得认可而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这种斗争是人民争取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价值的斗争，是推动自由民主制度发展的主要动力，正是这种“获得认可的欲望”带来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现。
四、自由民主制度的障碍
福山将“为获得认可的欲望”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但是当这种认可上升到国与国之间是否也会在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得到满足？福山分析认为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冲突和战争的终结，但现实世界并非和平盛世，即使是在民主制度相对比较健全的西方各国家，局部冲突也是连绵不断，所以他并没有表现出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提出了自由民主制度在发展中的障碍。
一是来自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他们更愿意诉诸武力来保护自己国家的主权，于是这类国家存在严重的经济和军事威胁。[5但是其统治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二是来自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往往将“认可”限定在小范围内，对自由民主制度有着一种天生的仇恨情节。福山将这种民族主义归结为宗教所导致的结果。三是来自于亚洲国家，这是福山认为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亚洲许多国家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继承了两千多年的高效行政系统，从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转为充满活力的开放经济，并且体现了惊人的政治能力，中国人称为“中国模式”。[6]而福山所谓的“自由民主”似乎在中国的体制下是行不通的。
五、“历史之门”的反思和评述
(一)双向发展的自由民主制度
总体来说，福山试图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本书中论证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具体言之，福山有两条纵向历史逻辑线路:在自由的市场下形成自由的经济和在非理性精神的驱使下形成的自由的政治。而两者交融便构成了一种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种自由民主满足了作为人类的获得认可的欲望，于是历史得以终结。但值得说明的是这里指的“历史的终结”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而不是历史事件不会再发生。
福山认为的真正的全面的民主自由应该是双线同时发展的，即经济的腾飞和政治文明的建立，而这两者在正常情况下的发展也应该是相辅相成，同时进行的。但在现实社会中，二者的发展步调可能出现不一致，经济发展将会时而超前、时而滞后。无疑，福山认为当代的美国和西欧国家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便是这种双线条的同时发展，而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则只是经济上的飞速发展而无政治上的民主，他们的制度是自由的经济和专制的政治结合，是单线条的发展。至于“苏联模式”，它的经济发展完全是强制政治力作用下的结果，这种中央极权的政治制度不会产生健康自由的市场经济，也不会带来经济的良性发展，经济困境必然影响政权稳定，因此，福山认为“苏联模式”是民主自由制度的标准“反面教材”。
(二）意识形态是终结还是发展？
不可否认，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以及步步为营的论述是磅礴而富有力度的，同时也是富有冲击力的。他利用黑格尔所说的人为获得认可的欲望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提出了修正。让人不禁心生疑虑，历史究竟是终结于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是福山所提出的忽略了意识形态的“自由民主”制度呢？这无疑对于一直接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观念的我们是巨大的思想冲击。但当我们跳出思想的桎梏，仔细思考不难看出他们都相信人类社会发展是有终点的，而且共产主义社会和民主自由社会的终极目标本质上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只是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力”单线条作用，而福山加入了黑格尔所提出的“欲望机制”。而且由于福山的写作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背景之下，因此他将民主自由定义给了当代以“美国模式”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先不论福山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这种将哲学深度融入历史分析的思路却能给人以启示，既利用最初之人--为获得认可而无畏斗争的斗士和最后的人--精神上得到满足并没有抱负的人将整个历史发展的头尾连接了起来。
(三）“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困境
福山理论中必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其观点是否有普世性，或者说是否有毫无挑剔之处？我们无法予以多么肯定的回答，但不得不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是否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上？他认为自由民主在发达国家将得到最大发展，而事实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生产的跨国化和金融的全球自由化等经济因素的催生下，非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要求建构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成为全球性抽象观念，福山也认识到经济力量正在推动国家壁垒的崩溃并创造一个唯一的、一体化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在推动统一的市场的形成的时候，也促使着各个国家朝着一种普遍的历史目标即他所说的“普遍的同质国家”而前进，于是在他为资本主义找到了一种普遍实用性的基础上，进而又将自由民主很好的契合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并反复强调：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由民主产生的必然根源，但却是自由民主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同时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的代表--美国来论证他的观点，并以践行共产主义的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来说明除了资本主义外的其他政治形式，都不能使自由民主得到充分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福山的观点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上的，当然值得我们质疑的是，难道真的只有资本主义才是适应自由民主发展的土壤吗？
当今社会，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自由民主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国家，或者是某一政治领域，而是成为现阶段众多国家所追求的政治制度目标。我们无法简单的判断哪种政治形式能够推动自由民主的发展，因为自由民主本身是不可以附加标签的，在本质上，它是具有普世性的，换言之，不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促进自由民主的发展，不能说允许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存在缺陷，而不允许中国式的自由民主存在瑕疵。
其次，民族主义是否会成为自由民主的阻碍？在福山看来，民族主义曾激励了许多国家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向心力，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立，但当国家建立的政治任务完成之后，内部的民族进程却往往容易和国家政治进程发生矛盾，民族主义容易趋向极端和不兼容。因此民族主义和国家政治进程之间不可避免地将会产生冲突，并且现在的民族国家已经很少由完全均质的民族所组成，于是在这些民族国家中每个人获得认可的欲望都不能得到极大的满足，自由民主也就无法得以支持与发展。
反观历史，民族主义国家虽然充满着矛盾与冲突，但在其基础上所凝聚的爱国主义精神却从另一方面推动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为每个人的充分发展又创造了条件，人们在团结的基础上多了更多的信任与对彼此的认可，自由民主似乎在民族主义之上中有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
王仙慧，左晶晶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