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面对世界民主化大势，发展人民（国家）民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目标，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一步到位发展党内民主，则对人民民主有示范和带动作用，且对党自身建设也有益处故发展党内民主具有很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党内民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
1.三种民主路径的选择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地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体制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从引文中得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地变化，这样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变革要求，这个结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没有多少人会怀疑的但问题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该从何处着手呢？这看起来似乎简单，其实质操作起来困难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在没有找准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就匆忙上阵推行了一条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激进的改革路线，不顾历史现实，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不设底线的公开化活动，诋毁否定苏共的全部历史，使苏共蒙冤受辱，从而丧失了继续领导国家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结果苏共内部人心浮动，纪律涣散，战斗力丧失。以至于1989年秋，戈尔巴乔夫一道宣布解散苏共的命令，全体共产党员竟毫无反抗之举，有着70多年光辉历程，几百万共产党员的苏共顷刻分崩离柝这怎不叫人扼腕叹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时刻牢记“血”的教训，找准好政治改革的“突破点”。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问题，现在人们讨论比较多的有以下三种。
一种是从扩大基层民主，即主要是村民自治来 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的农民由于切身利益的驱动，积极投身村委会成员的直接选举活动，并呈现出某种可观的局面。据此，一些学者就乐观地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伟大起点，基层民主将为推进高层民主奠定坚实的基础他们主张，先从基层民主入手，以乡村的“草根民主”作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起点和突破口。在乡村直接民主的基础上向乡镇乃至更高层次地发展，最终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乡村民主自治真能成为我国民主化的突破口吗？作者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如下:首先，发展民主总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支撑的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广大的农村推行了承包制，各个方面的发展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不容置疑的是，广大的农村在全国范围内仍属于最落后的部分，经济不繁荣，教育水平低下，传媒通信手段不够发达，传统的宗法观念宗族势力和封建迷信仍盛行，且影响巨大……要在这样的地方大力发展民主，并将其作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先行一歩而先进的党和国家机关要等着它的发展来带动或推动，这于情于理说不通其次，要把全国多数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发展得好，需要漫长的时间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长期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等乡村民主发展起来，靠它作为突破口来推动，仅从时间上讲，也等不起了。最后，乡村民主仅仅是现实政治体系的末梢，是基层群众自治的一种举措，村委会不是一级政府，不具有普遍的示范效应要靠乡村民主带动结构复杂层次繁多的党政机关改革，恐怕是推而不动，难以担此大任。
一种是从改革我国的选举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入手，逐步落实宪法赋予人大的各项职权，真正体现人大作为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以便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但这条路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难以进行下去因为彻底地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的我国政治制度，牵涉到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领导权问题，如果按照西方竞争民主的原则组织选举，那么可能党推选的人大代表候选人不一定能当选得上，代表大会上党组织推荐的领导人候选人也难以当选，党的领导就无法得到体现或得到切实的保障而我国要实现从传党来进行组织领导或政治动员，不仅社会稳定无法保障，经济不能发展，更不用讲国家民主化进程能够顺利推进。
最后一种是发展党内民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相比较而言，这是更佳的一种选择。
发展党内民主是最佳选举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诸多内容，改革什么也有一个先后顺序，不能随意选择，必须围绕改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和基本目标，遵循一些必要的原赃一是牵连性原则，二是风险较小的原则，三是相对独立原则。从可供选择的路径比较中可以看出，把发展党内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最符合上述三个原则，条件最为有利理由如下:第一，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所决定的他自身的民主化建设正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都有与其平行设置各级党委，且同级的各国家机关都要接受党委的领导，党的各级组织事实上行使着社会上的公共权力，包揽了政府的大部分事务，其结构和功能甚至超过了一般的政府。所有这些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跳跃党组织，“另起炉灶”。如果那样，改革也根本进行不下去，所以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内民主的发展，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和战略意义。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先从党内搞起，风险比较小。从宏观上看，在党内率先改革和完善党内体制，发展自身的民主，暂不从根本触动国家和社会，也就是暂不从根本改变原有的党政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这样，可以避免引起的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失控，以至社会的振荡。从微观上看，发展党内民主会牵动千千万万党员的个人利益，尽管党员人数已达7100万，但比全国13亿4千万人数少许多，同时党员普遍觉悟较高，受国民教育时间较长，相当多又是社会各界精英，所以发展党内民主尽管会冲击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党员的承受能力较强，影响较小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现阶段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不仅要发展民主政治，而且要大力发展经济，且政治发展的近期目标仍然是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全社会动荡不安，那么，发展经济的目标就会落空，因此，先从发展党内 稳定第三，从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矛盾来看，党内民主问题已经成为各种矛盾的聚集点，发展党内民主刻不容缓我国原有体制矛盾的焦点在于:高度中央集权，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一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于中央上层，领导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这就导致了部分高层领导习惯于指手画脚，高高在上下层领导对于上层有某种程度的人身依赖性，难以建立起友好的、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另一方面，在横向上，一些表现于行政上的职权，也集中于党委上党委又集中在常委会上，常委会又集中于几个书记身上，特别是第一书记身上有关人事、组织、财政等重要的权限只要几个书记?组织部长组成的书记办公会议敲定了，在常委会上一般也就能通过，结果造成了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导致领导个人专权要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就是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党委负责制重大问题书记同其他常委一样，没有更高的权力，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尽管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也要认真贯彻执行，从而破解一人当家的弊病。
二、发展党内民主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她是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是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懈奋斗并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党，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忠心拥护的党。但古往今来，任何一种性质的政权，它在国家和社会中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不是与生俱来的，一劳永逸的都在于有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只不过合法性基础的性质和内容不同而已所谓合法性，简单地讲，就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
党建立起的政权具有人民群众广泛认同的合法性基础，就是讲中国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确立执政地位，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同意的接着，党在建国后的十几年里，领导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顺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经民主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兑现了党在建国之初对人民的许诺。于是，广大民众由衷地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然而，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变，党在一段时间内，误判了形势，放弃了“八大”时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抛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酿成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各项事业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党的崇高威望和形象也遭到了严重的损伤。
尽管党在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时间里，客观上严重地违背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但党的执政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没有受到根本的削弱，党仍然控制着国家政权，人民群众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这一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实质上建立在两点之上的：一是毛泽东等领袖们的个人人格魅力，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在人们心中崇高地位和伟大形象，另一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逻辑推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论，在毛泽东逝世前，始终没有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地位、政权的合法性产生过根本的怀疑否定。
但是，随着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去世，文化大革命和党在这一时期所犯错误的全面暴露，以及后来国门的逐渐重新开启，人民惊讶于世界的新变化，感觉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相差甚远顿生自卑心境等等，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导致部分国人对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发起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面对着落后的中国和疑义满腹的部分民众，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把全国工作的中心恢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况，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我们的革命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后，一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然，邓小平已将促进经济增长，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从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视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新来源事实上，这一做法是 心的党的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现在以胡锦涛为首第四代领导集体，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决排除各种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保持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进改革，成绩斐然，综合国力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而与“文革”中党利用意识形态的鼓噪和领袖们的个人魅力，以获取人们的拥戴不同，中国共产党现在真正地用事实说话，集中展示了她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民福祉的高度负责和忠诚执政的形象，以之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但是，放眼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一些当权的政党却失去了继续执政的机会。如：印度的人民党，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印尼的专业集团，摩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等。这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能保证一个党长期永远地执政我国经济已保持了近20年的高度增长，一是政策对路，二是因为过去很贫穷，起点低基数小，虽然今后若干年内仍有理由乐观地预计，中国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的势态，但随着基数的越来越大，奥运会和世博会的相继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放慢下来，同时，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将越来越弱，且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今后经济发展的状况已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总之，经济发展有它自身规律和周期，这通常不以执政党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把合法性与政绩(经济快速成长)挂钩，就会产生政治上的危险，一旦经济上出现了大的滑坡和危机，最终导致政治统治的崩溃。因此，中共要巩固其合法性执政的基础，必须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主政治的发展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加快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法律化的步骤，这才是党长期执政的不二法门。
三、发展党内民主有利于与民主相关的制度建设的日本但美国于19世纪的后半叶独立后的不久，就进行了全国范围内民主选举总统活动，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结束后，依美国占领军的要求，将实位的君主制变为虚位的君主制，国家实际管理权转至议会，其后就进行了参众两院的民主选举，实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有人不禁就问: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比他们那时好得多，为什么我们不立即进行全国的选举活动，实现国家的民主化呢？诚然，民主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关，经济发展导致了中产阶级形成，参与政治的要求随之而来任何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有参与政治的愿望
但是，“民主还需要一个制度基础。从人类历史上看，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民主，其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发生和发展的”国家基本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和完善，否则民主化之后，很多制度就没有机会产生和发展西方国家就是走了这条道路，基本制度，都是在中央集权专制时代产生的，包括基本的官僚政治系统、法律制度、中央地方关系、社会保障等等。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明显的例证，日本所有的近代制度也几乎是在明治维新后中央集权下造就的。
从上文分析我们得知，我国现在不能马上实现国家的全面民主化，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有待于继续提高，另一个原因就是与民主相关制度建设还有待建立完善，而发展党内民主，可在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助于与民主相关的制度建设。
首先，发展党内民主，进行一定层次，一定范围的党内选举活动，党的代表由普通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党委委员，甚至一定时期后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逐渐以更大的差额比例直接由党的代表和党员选举产生。第一，这必将推进党内民主化的进程，极大地冲击流传至今的官本位封建思想党的事业是全体共产党员的事业，党内重要决议、事项应有全体党员和竞争选举的党代表决定第二，真正的选举必将有人当选，有人落选，这将是一种常态一方面，扩大了党的干部选择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原有干部队伍的狭窄范围，而是可以扩充至知识界企业界以及其他的界别，真正地造成并非所有 担任领导真正地变成了一种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而不是一种个人终身职业，更不是一种牟取钱财的捷径，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干部队伍的大众化平民化、民主化，所有这些变动必将渗透到广大的民众当中，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次，发展党内民主有助于巩固中央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威和权力现在一谈到发展党内民主，进行选举活动，有人马上联想到会冲击中央政府的权威，事实却不然，现在权威是一种法理型选举型的权威，惟有选举才能聚集民心，凝聚民气这种权威才能够经受冲击，中央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威，它就能够站在全国的高度，统筹兼顾，协调各地区的发展，同时有助于正确地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为将来重新划定选区，分配选举名额打下良好的基础。
再次，发展党内民主有利于减少干部队伍的数量，提高其质量，腾出的经费便于社会各项福利制度建i设现在我们有7100万党员，其中又约有1000万的党员领导干部，但就是这一千万领导干部，每年的支出达1万亿人民币，大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据传行政运行成本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发展党内民主，选举产生干部，就会大量减少领导干部的职数，再也不需要那么多庞大而又繁杂的组织部、人事部门、纪委等等，每年就会节省大量的财政支出，将为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及其他各项社会救济制度提供资金支持，这样必将有利于社会成员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最后，发展党内民主便于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在毛泽东的年代，领导干部基本上是终身制的，高级干部更是没有一个正常的进退渠道，只有靠运动来清除出队伍，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作出了惠及今天的一个果断的决定，废除终身制，所有的干部都要在一定的时候退休，他身体力行，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至今干部队伍，没有一个政务类公务员和文职类公务员的分类，所有的党政干部都采取文官制度中以年龄为标准强制退休办法，而不论其身体状况品行道德和工作能力、政绩如何，提拔干部也依年龄一刀切，使得干部进退很不合理。发展党内民主，通过差额选举，就可以使一部分文职部分党的真正的干部(政务类公务员）通过选举产生，而不受年龄限制，只规定确切的界次和任期这就可以建立起一种民主的、开放的干部进退机制，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形成奠定基础。
四、发展民主是因应民主化的潮流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巨变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化的浪潮也波涛汹涌，一浪接着一浪，冲击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美国学者S.亨廷顿把这一过程比喻为20世纪后半叶的“第三次民主化的浪潮”。根据他的统计，从1974年到1990年全世界约有30个国家由威权政府过渡到民选政府，另有20多个国家发生了强大的民主运动，或者进行了民主化方向的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又有几十个国家开始向民主国家转型无怪乎有人宣称20世纪是民主化的世纪，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民主化运动证实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上世纪民主运动最先发端于欧洲的南部，西欧最后三个军人政权，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军政府一一被推翻，接着，民主化浪潮又席卷了拉丁美洲大陆，军人政权不得人心，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交出了自己的政权，让渡给民选的政府。1980年代的中期，民主化浪潮又转至东亚、南亚，菲律宾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向民主政府过渡，到1980年代末，民主化的浪潮一浪又高过一浪，冲击着东欧的广袤大地，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纷纷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至今这场民主化的运动还未停步，2007年2月缅甸军政府向全世界宣布：着手召开制宪会议，制定宪法，并于2010年在全国实行多党制下的民主选举，把国家政权交给民选的政府。可见这场全球化民主化的浪潮是时代发展的大势，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民主在今天为什么得到世人的衷心拥戴呢并非它并没有任何缺点，而在于人类发展至今，它比历史上已产生的贵族政体独裁政体显现出更大的优越性，彰显人类的个性和自由……面对着这股声势浩大的民主化浪潮，我们党和国家不能无动于衷，而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一方面要尊重民主化的普适价值，坚持人类发展的大趋势，积极发展民主，另一方面又要结合我国的实际 内民主，带动国家(人民）民主。
上面讲到，这股民主化浪潮不同程度地冲击了世界各国，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前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没有认清形势，没有走出自己独立的民主化道路，照搬西方民主化的标准，大搞多党制条件下的全民选举制活动，结果丢失了政权，一度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遭到了取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最终导致前苏联解体，苏共丧失政权的局面。后人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盲目模枋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另一重要的原因是苏共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长期滞后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斯大林当政后，前苏联党内民主氛围逐步丧失，走向了高度集权的体制，党内平等的同志关系被封建色彩浓厚的等级关系所取代首先，党内民主意味着对党内事务有知情权，但斯大林上台后，党内事务不再公开和透明，普通党员的知情权被剥夺，他们在党内变得可有可无，无主人翁的地位其次，党内民主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有选择党内干部的权利，否则党员的权利如何得到保证呢？但前苏共抛弃了列宁所规定的选举制，转至任命制，下级都由上级任命这样干部能否当上或提拔只有看上级领导的眼色，上级认可即好，结果干部普遍地脱离普通党员，民主之风荡然无存。再次，党内监督体系不畅，中央监察机关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附属机构，不具有独立性，监察不了同级的党政干部。总之，前苏共丢失政权是与它长期脱离群众，不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有深切的关系的。今天，中共应该牢记教训，认清形势，大力发展党内民主，赢得党内党外民心，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程志伟
(集美大学政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