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成为一股热潮。讨论的内容，集中为一点就是自由主义能否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本文针对中国思想界的这次争论做一简单评述，进而探讨在中国目前的国情状况下，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否可以作为基本政策加以利用。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强调，无论是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还是现代的自由主义者，都主张个人是社会的核心，在一切社会选择中都应采取个人优先的原则。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人，而且是作为个体的人，它强调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力的来源不在别处，仅在于人自身；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否定人生的自由、平等与人的本性相矛盾。也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的，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抽象目的的工具。同时提出，自由主义者最懂得一个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胜，最懂得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
一些学者对上述思想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自由主义珍视秩序，如果秩序能够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得以确立，那当然最好不过；如果不能，那就以专制和独裁的方式，依靠强权得以确立。反正在混乱与秩序之间，自由主义者永远选择秩序。”由此推导出，自由主义容易导致专制与独裁，从而破坏人们的自由权利。另一些学者认为，抛开历史的复杂性，自由主义存在着巨大的内在矛盾。例如，自由主义主张：一群追逐个人利益的盲目的个人，通过自由竞争，会“自动导向”一个“开放社会'在这里，一方面是休谟的功利主义“理性有限论”，另一方面是德国哲学的“理性万能论”。在自由主义价值观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由原子形态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进步作用还是起破坏作用。两种不同看法截然相反。
在基本政治主张上，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最终目的，国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个人的生活，而是以法律为手段维护秩序，以排除对于个人自由的妨害。由于权力具有扩张、垄断的自发倾向，因此国家权力应分属不同机构，相互之间形成监督和制约。国家并不负有指导经济生产、分配资源的责任，其职责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础上的自由竞争。
一些学者对自由主义上述基本主张进行了“拒斥”，尤其是“拒斥”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念。其基本倾向之一是抵制以市场自由化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进程，强调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于是提出“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等观点。有学者还尖锐地提出：自由主义者一方面用“自由市场竞争”代替民主公正;另一方面,他们又用所谓“自由市场竞争”掩盖权力市场化和市场权力化的事实。
上述分歧的主要原因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判断不同。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浪潮，应当抵制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对于资本主义特有的某些东西应一概排斥。而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的社会阶段，甚至在全球化进程中步伐落后，这主要是因为陈旧体制的束缚，所以要继续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第二，对社会弊病的判断不同。一些人认为，现在的社会弊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已经出现过的,是“西方病”、“市场病'另一些人则认为，现今社会弊病的根源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第三，关于如何解决社会弊病的看法不同。有人认为，应该从我国的社会内部寻找社会制度变迀的途径，采取构建理性的方法实现制度创新。有人则认为只有把市场机制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改革中，在制度层面建立种种权力制衡机制，宪政治国，采取渐进的改革模式，才能不断适应全球化的大潮。
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评述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来源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和等级观念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它的历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和理论体系，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因此，它的自由观和民主观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自由观和民主观，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和民主观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不赞成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意味着不要自由、不讲民主，而在于要什么样的自由、讲什么样的民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自由主义的某些主张对于现阶段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尊重个人利益和价值，值得我们重视。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不重视个人权利，不重视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公民的个体观念一直作为异端被排斥，因此，教育人民树立民主自由观念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第二，自由主义民主倡导在国家政权问题上实行宪政，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实贱中所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宪政强调对国家权力和政府职能进行合理的限制和规范，给个人留下必要的不受干预的自由空间，这有利于调动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创新和发展意识。第三，自由主义民主提出民主是一种对国家政权程序化的规定，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一原则是以公认程序所做出的集体决策的形式出现的。程序问题长期为我国的国家政治生活所忽视，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然而，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理念，特别是它关于中国现阶段的自由民主实贱的主张，有很多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曾几何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以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为标准来衡量和剪裁我国的民主实贱，指责中国“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民主”等等，全然不顾及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此，邓小平曾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如果照搬西方的民主自由，“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谈到人权，邓小平说：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同上，第125页）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237页）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221页）
民主的发展要从实际出发,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无论是自由主义民主观还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对于中国来讲都是外来物，属“舶来品'这样一种政治理念，长期以来中国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是陌生的。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看，早期的发动者始终没有做好这种“舶来品”的“本土化”工作。所谓本土化，就是将国外传来的政治理念转化为本民族可以吸收借鉴的观念，并使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使得这样一种观念在本民族可以实行。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是我国的第一次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也由此成为中国的民主先行者，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没多久就失败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分析其失败原因是：革命都已胜利了，但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农民还不知道这回事，统治中国农村的仍然是封建势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实贱中，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念转化为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民乐于接受的观念，注重在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团结人民，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正确认识了中国国情，认真做好政治理念的本土化工作的结果。
时至今日，一些主张自由主义的学者，特别是海外的一些中国学者，仍然动辄以西方民主自由的理论为依据，用一种抽象的民主和自由化模式来设计中国现今的政治改革。他们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经济已走向高度多元分殊发展，中国的中央权力走向由全国大选直接产生已势在必行”，由此认为中国应实行所谓直接选举的大民主，并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宣扬“政治多元化”鼓吹“多党制'这些观点都是极其有害的。首先，关于“直选”问题。邓小平早在10多年前就指出，我们并不反对直选，但是，“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但现在不行，“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同上，第220页）其次，关于三权分立问题。我们反对学习西方三权分立，并不是要否定对权力的制约，而是要通过决策民主化和建立社会主义监督体系，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约制度。西方的“三权”归根到底都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权三权分立”不仅不能避免决策中的失误，还会造成各个权力中心之间的掣肘和拆台，从根本上讲不符合我国国情。第三，关于多党制问题。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就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就必然会造成党派纷争、秩序混乱、政局动荡和国家分裂。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一个全民族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动员组织全国人民为现代化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国外一些学者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多党制问题作过长期研宄，他们的研宄结果是：在高度现代化国家，多党制一般不会妨碍政局的稳定，但在低度现代化国家，多党制与政局的稳定则是不能共处的。所以，用西方社会的政治模式来解决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是行不通的。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是从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这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选择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的进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或是迫于国内发展的贫瘠与迟缓，或是迫于国际强国的压力和影响，大多具有政府主导型特点，现代化进程多是由政府启动、组织和领导自上而下推进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发展要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理念大多来自西方，而不是内部因素自发形成的。所以，如果以激进方式,强行在本国推行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理念以及民主形式，结果将适得其反。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并非毫无价值可言，但国与国之间的情况不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有其特殊性，民主的进程要结合这种“特殊性”，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贱，通过对民主实贱的研宄来制定民主的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民主建设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