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和政论家，现任职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欧洲思想史讲座教授。作为《新左翼评论》的主编，佩里?安德森无疑是很多左翼拥护者的关注人物。在《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他以犀利的语言、鲜明的观点，从政治的视角对当今国际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佩里?安德森认为，当今讨论国际问题大都集中在一个关键词：“全球化”。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逐渐扩张，人们的交往日益普世化等原因，人类历史渐渐地转化为世界历史，全球化脚步在加快。“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但在全球化关系的话语体系中，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理论是舞台的“主角”，文化和经济的全球性转变为讨论的主题，关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讨论却几乎为零。佩里?安德森通过政治领域角度，论述了“三种主要的、非常激进但又非常不同的关于全球化中国家关系的理论”。[2]
一、现代战争合法的辩护――“和平的民主”国际关系理论
“和平的民主”理论又可以称为“民主的和平”理论。这一理论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康德在1795年发表的《论永久和平》一文。康德认为，战争是对和平的破坏，而战争的源头是因为国王和王子贵族为了占据资源，获得利益，满足自己的野心。在战争中，国王是最大的获利者，而人民群众则是受害者。伴随着王权国家的覆灭，共和制国家的建立，战争则会被取消。康德认为战争被取消的原因是因为共和制国家是代表民众的，民众不能在战争中获得利益，就不会给战争投支持票。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共和制国家，那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则为零，因为不会有主动发生战争的共和制国家。康德的理论在后来被证明是过于理想化的个人主义。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虽然共和制国家建立了，但战争却一直没有停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一个“共和制和平论”的现代版本学派，代表人物是迈克尔?多尔（Michael Doyel）和布鲁斯?卢瑟特（Bruce Russett），该学派认为康德的“共和制和平论”是现代制度的核心。在康德理论的基础上，二人在两个方面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第一是用“民主”来代替“共和”；第二是认为民主制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战争主要是一个民主制国家对待另一个非民主制国家的手段。简单的概括说就是由于民主制国家中民主制度的约束机制，所有坚持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不会或者是很少能和另一个民主制国家发生战争。而其对外发生战争的决定性原因是本国对内的制度，“如果一个国家对内是集权的，那么对外就是扩张的；如果一个国家对内是民主的，对外就是和平的。”[2]正在转型的“民主制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大，“非民主制国家”的战争爆发率则特别大，“民主制国家”要正面应对“非民主制国家”的战争，在维护世界的和平同时，通过战争帮助“非民主制国家”建立民主。他们预测到，民主现在已经迅速扩散到全世界各地，世界已经逐渐走向了一个普世和平的时代。这个学派对美国历年来的战争进行了辩解性的陈述，认为这些战争只是“民主体制和非民主体制之间的军事冲突。”[2]“和平的民主”理论为美国发动的每一场侵略战争做了很好的辩护，成为美国发动战争冠冕堂皇的理由，深受美国领导人的青睐。美国前总统布什在2002年6月2日的西点军校演讲中曾公开宣称，为了人类的自由和平，就必须要对那些“恐怖主义和暴君的威胁”发动战争，“民主制国家”对“非民主制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和战争是实现世界民主和平的重要手段和崇高使命。但是也有很多学者质疑，指出了很多与这个理论不相符合的历史进程和事实，认为“和平的民主”理论是没有依据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主体几乎都是民主制国家；二战时期的德国，从选民的比例来看，德国的民主基础要远远高于英法等欧洲国家；一些国家干涉别国政权，如美国政府推翻智利民主政府，这是否算是战争等等。“和平”和“民主”两者之间到底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又或是充要条件，也许号称“民主国家典范”的美国也难以理清其中的关系吧。
二、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攻击性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认为，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保证自身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平衡”是这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关键词。国家会在国际交往中寻找到一个均衡点，不会让某一个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角”。“攻击性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森（John Mearsheimer）强烈地反对这种“平衡国际关系理论”。他的理论基础是霍布斯的国家内部权力理论，进而扩展到国际关系这个层面。霍布斯认为，一个人的权力是对另一个人权力的制约和抑制，个人的权力需要不停地通过权力来维持，所以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约翰?米尔森认为，一个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都会不停地寻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根本就不存在国际关系的平衡点，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保证都会在国际关系中寻求自身的霸权地位。约翰?米尔森认为，第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明确自身的安全界限在何处，边界有多远，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强才算是国家安全的保证，所以一个国家会一直坚持追求最大的世界霸权地位；第二，未来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到底哪个国家会变得更强大，各种理论得出的结论不同，所以不能准确地得出答案。美国现在虽然是最强大的，但是无人能保证几十年后他还是最强的，也无法知道其他国家能否变得更强大。所以国家生存发展的保证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权力的均衡，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霸权政策。“既然谁也不能确定，对于今天和明天来说，究竟多大的权力是足够的，那么对于大国来说，最好的保证它们的安全的办法，就是取得霸权地位。”[2]约翰?米尔森由此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国际关系的实质不是平衡，而是侵略和扩张。在国际关系这个大集合体内，每个国家从本国安全角度出发，都是在寻求自身的最大霸权地位。核武器也许会抑制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佩里?安德森认为，约翰?米尔森有关“攻击性的现实主义”理论著作“具有对过去二百年间欧洲主要国家、美国、日本战争和历史的宽阔视野，”[2]这种历史的深度是“和平的民主”理论所缺乏的，后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被证明是过于单薄和肤浅的。对于美国全球化民主解放的战争借口，约翰?米尔森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认为美国的扩张不仅没有停止，甚至是加快了步伐。“美国在十九世纪有着殖民主义和不平等地向外扩张的记录。美国人今天当然不这样看待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唯心主义的一套历史言说实际遮盖了美国权力如何野蛮地成长起来的过程。”“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当然要通过联合国来推行其政策，但是当在联合国那里通不过的时候，美国就会置联合国于不顾，用别的办法来推行其政策。”[2]这也许能更好地解释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揭露其虚伪民主战争观的本质。 三、人民民主普及的虚伪理念――“后现代国家”国际关系理论
“后现代国家”理论与“和平的民主”理论相似，只是角度有所不同，改为争取人民民主的借口，又可以称为“市场国家”理论。“后现代国家”理论主要的代表人物为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和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顾问菲利普?波比茨（Philip Bobbitt），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则算是半个“后现代国家”理论者。“后现代国家”理论者认为“国家内部的不同体制决定国家的不同的对外政策，所以他们坚持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理解其对外政策的关键。”[2]民主制国家为何会发生战争？罗伯特?库珀认为当今世界国家仍然存在，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没有消失，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主导国家的特色有所改变，主导国家由现代国家转向了后现代国家。菲利普?波比茨则强调是因为民族国家变成了市场国家。简单概括来说，二者的观点主要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世界上的国家类型主要是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中，国家的建设主要通过国家整体筹划来实行，通过教育系统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设施建设等方式，丰富人民的日常生活，完善服务设施。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给国家公民提供了安全的内外环境和保障系统。但在今天，民族国家正在转型，不是国家的消失，而是转变成不同类型的国家。菲利普?波比茨认为是转变成了市场国家。在市场国家中，民族国家的福利政策被取消，“公共服务被私有化了，原先由国家承担的那些公共福利现在要由市场这个机制来完成。”[2]市场国家的主要职责不是提供福利待遇，而是为公民“提供法律权利，包括人权和机会，让其公民到市场里寻求利益。”[2]市场国家对外则是要通过一切手段（包括战争手段），保障市场国家的市场制度在所有的国家和地方实行。“既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大的地区并不遵从市场法则以及法律权利，因此市场国家就可以通过发动战争和军事干涉的办法来保护其他地区也遵从市场法则及人权法则。”[2]罗伯特?库珀由此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后现代国家，即市场国家，像欧洲国家、北美和日本等经济发达的国家；第二种是现代国家，也就是他所谓的民族国家，像中国、巴基斯坦、印度等；第三种是前现代国家，如阿富汗、中东和大部分非洲国家等。因此他提出了“新帝国主义”理论，就是“后现代国家首先要动用它们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现代国家，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2]菲利普?波比茨认为后现代国家发起的战争是世界人权解放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家主权要让位于人权，人权的原则时时刻刻都高于主权的。战争就是后现代国家对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人权最好的拯救办法。约翰?罗尔斯认为，分配的正义原则在国家的层面不应该是富国和穷国的财富再分配方面，“美国和发达国家没有任何道德的义务把分配的公正体现到它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但是，它们却有道德的正义性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涉。”[2]约翰?罗尔斯认为，人民可以划分为民主的人民和不民主的人民两类。民主的人民要有道德使命，通过派军队或者其他方式到不民主人民的地区去推行民主。“后现代国家”理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等发达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借口，寻找一个拯救人民的战争依据。
从以上三种国际关系理论内容可以看出，“和平的民主”理论和“后现代国家”理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虚伪理论，找借口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侵略行径做掩护，典型的是为政治服务理论。“攻击性的现实主义”理论则是一个毫无掩饰的真实描述，不为战争的原因刻意去寻找借口，很多国家的对外政策也符合这种理论，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在。西方的民主理论和普世主义意识形态论，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一定程度上立足于它自己的价值理论历史事实，”[2]但是在实行中，却在无限的扩大和被工具化。民主的实质应是国家关系的民主，“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我们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应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3]国际关系的民主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精神是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其本质是和平、发展、合作。”[4]资本主义国家宣称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世界的民主。殊不知，他们的民主政策才是真正民主最大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