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发展较快、影响较大的一个民主党派。关于民盟的性质、特点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史学界已有较多的论述。但这些论述大多忽视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转变为“中国民主同盟”在民盟历史上的作用，实际上这一转变是民盟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研究。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改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转变为以个人而不是以党派团体为基础中国民主同盟，并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纲领草案》。1944年10月10日通过的《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彻底完成了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到中国民主同盟的转变。本文拟对这一转变的作用进行简略论述。
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转变为中国民主同盟，扩大了盟的组织基础与社会基础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它通常被称作是“三党三派”的政治集团，包括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职教社派、乡村建设派和救国会派，形成了盟内“三党三派”的合作之势，此外入盟的还包括张澜等少数无党无派盟员。但这并不是说民主政团同盟是由“三党三派”合并组成的，而是由“三党三派”的领导人代表各自党派组成的政治联合体，至于“三党三派”则“还是盟外独立自主的党派”[1]。有党派的盟员都有双重的党籍，既是盟的盟员，又是另一个独立政党的党员，不受盟的纪律约束。盟的决议不能限制各党派的各行其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多党领袖和成员的相当松散的政治联盟，这样一个政治集团的基础是极不稳固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自成立后，积极投身民主宪政运动，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吸引了一大批无党无派爱国人士，他们强烈要求入盟，“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以个人身份”[2]入盟。1944年9月召开的盟的全国代表会议，在组织形式上决定改组以后的民盟是以个人为基础而不是以党派团体为基础的政治主张相同的个人大联合，这就使得三党三派以外的民主分子有了入盟的机会，扩大了盟的组织基础与社会基础，吸收了大量的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团结了中间阶层，极大地推动了盟的组织发展与巩固，使得改组后的民盟成为一个中间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转变为中国民主同盟后，有计划地在西南、西北、华南、华北等地发展地方组织，建立总支部和支部，开展各种活动，大力发展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入盟，增强了自身的战斗力。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10月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盟员发展到三千余人，改组后无党派的盟员70%以上，不少在学术界有地位、在社会上有声望、并有一定斗争经验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入盟后，被推选到各级组织担任领导工作。改组后的民盟容纳了许多党派的和无党派的头面人物、社会活动家、著名教授、专家学者、律师等，其复杂成员的构成决定民盟在法律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以及青年学生中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更由于它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在中间阶层中影响较大。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转变为中国民主同盟，削弱了青年党对盟务的把持，净化了中央领导机构，巩固了盟的组织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经费紧张，没有设立自己的总部与办事机构，青年党秘书长左舜生担任同盟的秘书长，实际上同盟与青年党两个中央秘书处合二而一，盟的一切行政事务由青年党中央秘书处代办，因而青年党实际上操纵了盟务。到了1944年，青年党把持操纵盟务的局面引起了盟内全体无党派盟员的反对，大多数盟员决心要打破任何一党一派为着一党一派的利益在盟内操纵把持盟务的局面。所以，1944年9月盟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在具体职权上，鉴于左舜生任总秘书长兼代主席时，把持包办，因此提出主席不在时，代理主席须由常委互推，不得由主席指定，并改总秘书为秘书处，以此削弱青年党的实权，从而初步改变了青年党把持中央事务的状况。这样一来，“民盟中央委员会不仅更健全了，而且新选进了一些三党三派以外的无党派人物，如曾昭抡、吴晗、韩兆鄂、鲜英、张志和等，从而增强了盟内左翼势力的比例”[3]，极大地推动了盟组织的发展与巩固。
民主政团同盟转变为民主同盟时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不仅初步限制和削弱了青年党的领导权，而且为1945年10月民盟“一大”从组织上彻底摆脱青年党的操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民盟改组后组织力量的大发展，使之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打破青年党把持盟务的局面，加强了进步势力的主导作用。
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转变为中国民主同盟时，适应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更新了政治主张，扩大了盟的政治影响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当时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贯彻抗日民主、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加紧国内团结是盟的宗旨，是盟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坚持抗日、团结、民主也是当时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但是到了1944年后，抗战胜利在望，如何建国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代表广大中间阶层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强烈感到应该更新过去的一些政策主张。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转变为中国民主同盟后，进一步更新了其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新改组的民盟要求能够以中间党派的资格参加政权，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它不再象过去那样笼统地要求国权统一、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及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而是主张“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4]，从而在客观上承认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地位之平等。抗战胜利后，民盟又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它反对一党独裁统治与内战；要求实现民主与和平；要求建立多党政治的联合政府。在国共和谈期间，民盟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和共产党相同的主张，使国民党经常处于1：2的地位，起到了其他小党派起不到的作用。
四、结语
总而言之，“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5]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1944年9月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决定取消“政团”二字，由以党派团体为单位的政团联合体，转变为政治主张相同的个人大联合，对民盟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它不仅仅只是盟的名称的改变，而是盟的组织基础、中央领导机构和政治主张都发生了巨大而有益的变化。1944年成为民盟组织发展关键的一年
经过改组后的民盟，向无党派人士敞开了大门，对于民盟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纲领草案的制定和中央机构的健全，是民盟作为新的政党基本形成的标志。从此，民盟不再是一个松散的政团联合体，而是成为一个能充分发挥除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大党作用的民主党派。到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民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已经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成了国共两党之外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转变为中国民主同盟，是盟的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