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苏?奈保尔（1932―）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他祖籍南美洲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地区，是印度裔婆罗门家族，后父辈移居到英国。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委员赞誉其作品“将具有洞察力的叙述和不为世俗所固的详细考察融为一体，促使我们看清被隐蔽的历史真相” 。
一、身份的迷失与认同
身份主要是由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著作《文化的定位》中出现，身份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身份的构建中，巴巴认为：“身份的‘选择’及其心理的和意识形态的表述是一个你争我夺、痛苦的斗争。身份是通过差异的、不对等的认同结构形成的，而正是通过这种结构，我们得社会得以形成，但多种文化的存在必然会存在冲突，一个人探索自己在社会以及文化上的地位……”如果对身份的问题没有解决，势必会导致思想和文化的一种漂泊感。奈保尔由于身份的特殊，他自身也存在身份的确认，这在他的作品中都有体现，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后殖民感。
《河湾》中很多人物都是这样。萨姆林的祖先，数百年前从印度西北部移民东非海岸，他从小接受了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英式教育，并持有英国护照。因为对生活的不满和追求心中的理想，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而选择去了非洲内陆做生意，接手了他未来岳父的杂货店。整部作品都是萨林姆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叙述者与作者难以分清，这就是零聚焦叙述。一定意义上，作品中人物的叙述其实是作家本身的看法，即作者的自述，其实奈保尔本人的身份和萨林姆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从印度移到英国，一个是在非洲内部的移动。萨林姆十六岁便终止了学业，更没有留过学，他一方面崇拜欧洲文化，但并没有深入地接受欧洲文化，只是接触的一种表面，这必然会使他在文化上不能很好地融合二者，从而在两者间不断徘徊，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感，对欧洲文化和本地文化间的不同，萨林姆总是能够迅速找出。他喜欢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冷静地观察，而不是把自己融入里面，但他对非洲本地还是有一定的偏见。他认为本地人不说谎，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而是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善于评价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认识。本地人千百年来只像祖先那样生活，不做改变，好像生活从一开始就那样。从来不知道思考自己的本身以及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他们只是麻木地生活，不知道什么是历史。这一切是在欧洲人来了以后才有所改变。在他眼中是欧洲人带来了文明和先进思想，然而，他同样认为欧洲人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以前本土人从不说谎，而欧洲人是会说谎的，这也会带坏本地人。但骨子里他还是认为欧洲文化优于非洲： “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 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记一样。”①
在《河湾》中无论是本土居民还是外来者以及未出场的总统，他们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精神上都或多或少地依赖宗主国的文化。
二、文化的霸权与反霸权
《河湾》中除了对身份问题做了论述外，还深刻地阐释了文化的霸权与反霸权。文化的帝国主义在爱德华?萨义德发表《文化与帝国主义》后成为热点，“文化霸权”这一概念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以此描绘政治的文化功能。在《东方主义》中，萨义德提出：“只有把东方主义作为话语来研究，才能把握欧洲文化在后启蒙阶段得以在政治、社会问题、军事以及意识形态上科学的与想象的控制、乃至制造东方时所借助的巨大的体系化知识。”与殖民主义用武力和政治方面的侵略不同，后殖民主义主要用文化等一些更隐秘的方式进行渗透，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境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也是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湾》的主人公萨林姆是穆斯林后裔，但从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虽然他自说“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的习惯”并且能“尽量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打量它”，面对河湾小镇所发生的一切，他都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他并非机械地接受意识形态和文化图式的驱使，但因为生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难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环境和个人经历所造成。在看待非洲历史时，萨林姆所使用的是帝国主义霸权话语；在对待非洲本土文化上，他往往无意识地套用殖民者在美学和意识形态上的标准。在曼彻斯特教父被杀之后，他感叹殖民者从非洲的撤出也把欧洲的先进文化带走，只留下欧洲的贫瘠，“非洲东海岸只剩下‘阿拉伯的帆船’，而且还是因为出现在英国当局发行的邮票上，才被赋予一定的文化和历史感”。欧洲人是文明的象征，正因为他们非洲的有限历史才被记录下来。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先进文化的启迪，非洲人才慢慢摆脱愚昧，步入文明，也开始了解自己的历史。他为自己接受的英式教育而自豪，觉得比本地人更优越。《河湾》中满是对殖民者的赞赏之辞和对非洲本土人独立后自治的失望。西方文化以其先进性慢慢地进入非洲本土，并逐渐成为主流，使本土文化处于边缘状态，这说明殖民国家应发扬自己的文化，不应成为西方他者文化的见证。
三、语言与文化的混杂
从词源上来讲，混杂性一方面指生物或物种意义上的混杂，特别是人种方面的混杂；另一方面指的是语言，尤其是不同语系、语种或方言之间的混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最早将混杂性的概念借用到了后殖民理论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注意力从“民族起源”转向“主题位置”。它着眼角度在于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扭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对它来说混杂性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差异性。巴巴认为后殖民主义并不是单向的侵略，而是在侵略的同时对方也会有反抗，会有一种强烈的寻根文化，从而使两种文化在体内形成一种混杂。同时他觉得混杂是一种必要：只有通过开拓一个东西方二元对立之外的、充满了混杂和交融状态的“第三世界”，后殖民时代新文化的建立才有可能。 《河湾》中的人物萨林姆生活在非洲的东海岸，那里是各国人混居的地方，语言就呈现出一种混杂性，不是纯正的非洲本土语言而夹杂着英语，语言只是表层的混杂，真正的深层是文化的混杂性。
《河湾》中的人物对西方世界有够多的了解，自认为已经融入欧洲社会，在面对本土非洲人时有一种优越感。但他们又受到本土的支配，他们出生后逃不出当权者的统治。萨林姆的商店靠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没有什么商品的小店经营成小镇上拥有众多商品、大家采购的中心点，后来只因为总统发表“激进化政策”的演讲后，被公民西奥泰姆所代管，自己则成为他的经理，后还要把自己买的汽车供他使用和接送他上下班。马赫士经过几次的探索后开了汉堡王连锁店，不久后就生意红火，后虽然正常营业，但他已不是店的拥有者而是被雇用的管理者。因达尔留学后在新领地担任教师职位，令众人羡慕，后随着他所依赖的一个欧洲组织的垮掉，备受打击，一蹶不振。雷蒙德则是公开的总统幕僚，大权在握，是位高权重的受宠人，后因为失去总统的宠信，他顿感人情冷漠、世态炎凉。表面上看，这些人掌握着河湾的经济、政治、教育，对河湾的一切拥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但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混合了西方文化和非洲本土文化，他们相互作用，在两种文化当中他们又都处在边缘处。又如新总统，他对西方列强不满，在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中，他发起武装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推翻殖民者所建立的一切，好像殖民者的东西就是瘟疫，但同时他又想建立一个和欧洲一样的新非洲，于是建立了新领地，和欧洲一样耀眼的外形，并且向欧洲一样建立大学城，可结果却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新领地最后就像一个垃圾场。在总统的思想里他反对欧洲殖民者，讨厌欧洲的一切，但潜意识里又把欧洲当做崇拜的对象，一切向它看齐，这就是思想的一种混合性。非洲本地的居民尽管生活在落后的渔村中，对扎贝斯那种巫术深信不疑，对本土的一切非洲文化也是崇拜的，他们迷信、落后、封建。但他们也崇拜欧洲文明，每次扎贝斯进货时，都要带些欧洲的小货物回去，如剃须刀，在他们心中那是文明，是一种优于本土人的荣耀，所以他们思想也呈现一种混杂性。因达尔从骨子里厌恶新建立的国家，因为使他失去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向往欧洲地区，在那边求学，由于没有找到好的工作，最后不得不回到非洲来，被新国家聘为老师，教授那些非洲本地人知识，使他们成为新非洲的栋梁。在他身上，他一方面讨厌非洲，另一方面又要借助它生存，思想和行为都呈现出一种混杂性。
注释
① V.S.奈保尔.河湾[M].方伯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