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变身体成为理解身体之后自然而然的问题。伴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人类与自身身体的关系有着四种不同的形式：为缺陷的物质身体所累、为有限的物质身体所拼、为多元的文化身体所困、为虚幻的技术身体所扰。针对这四种情况，人类借助现代技术改变着身体而呈现出四种情形：不断弥补缺陷身体走向完好；不断提升有限身体走向无限，不断修正多元文化身体走向稳定，不断摆脱虚幻技术身体走向自身。
[关键词]身体；技术；伦理
身体转向是西方哲学的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征。科技伦理同样必须关注到这一转向，将身体作为伦理分析的焦点。我们知道，一直以来人类操劳于身体。理解身体与改变身体就成为主要的问题所在。特别是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时期，生物学理论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更使得身体的问题被作为焦点呈现出来。
一、理论与技术的进展
以70年代为界限，20世纪经历了从科学理论革命向技术革命的转变。单以生物学领域来看，这种情况就很明显。众所周知，生物学理论中的标志性成果是dna的革命。历史上这项理论几乎已经被人所遗忘，“今天我们对dna太熟识了，往往忘记了直至1960年，这基因密码才被发现——这种发现不单单革命性地改变了应用生物学，也影响了理论生物学。它为如下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什么是生命?什么使生物与非生物不同?生命是怎样来的?”在取得技术上的突破之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难题。但是，因为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染色体自我复制的成果，使得dna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wWW.133229.COm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从dna理论革命本身开始分析。
遗传是生命个体的重要现象。dna理论之前，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是蛋白质(protein)决定了遗传。但是20世纪40年代的生物实验开始表明，遗传的物质基础是核酸(nucleic acids)而非蛋白质。20世纪40年代，oswald avery实验指出，遗传的化学根基并非蛋白质而是核酸——更精确地说是脱氧核酸——今天所谓的dna。但是当时人们并非完全相信这一点。“诺贝尔奖得主生理学家george bea—dle说，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dna是一种单调的聚合物，内含四种核苷酸，此四个排列不断地重复，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max delbruck更进一步说，‘当时人们以为dna为一种愚蠢的东西’，且太过愚蠢而无法成为活的细胞内复杂的蛋白质的指南。”不久这种观念被完全纠正过来。“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发现，有人以此与物理学上的相对论和量子论相比。其实这两次革命是相连的，因为物理上有薛定谔首次提倡密码的观念。”
通过生物学史我们可以知道，1939年人类发现了端粒，1997年完全揭示了端粒的作用。1953人类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20世纪40年代，生物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解决dna自我复制的同一性。但是由于dna观念、dna与端粒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没有被完全澄清，自我复制现象依然是使用“蛋白质”这一概念来表达。当时一个主要的表达是“如何确定复制传递过程中的蛋白质分子还是蛋白质分子”。这甚至演变成为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michael a.simon认为，“一定要有些‘非，蛋白质的分子来确定‘是’的蛋白质的分子。”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在当时没有办法解决。没有解决的原因首先是理论表述的错误，是“dna的自我复制”，而非“蛋白质的自我复制”，所以原有的表述首先是一个假问题；其次是技术手段的限制，使得自我复制问题无法解决。
有意思的是，经过60年，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可以从2009年的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成果看清这个问题。此次获得者是三位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一布赖克本(elizabeth h.blackburn)、卡罗尔一格雷德(carol w.greider)和杰克一绍斯塔克(jackw.szostak)。他们的主要成就是“染色体如何受到端粒和端粒酶的保护”。f.莱克本和绍斯塔克发现，端粒中有一个特定的dna序列保护染色体不被降解，而布莱克本和格雷德则鉴别出了端粒酶。这一成果解决的是染色体自我复制的同一性问题。
事实上这一成就有效地回答了dna自我复制同一性的问题。随着认识的进步，dna与染色体之间的关系被进一步澄清，人们发现，dna的复制即为染色体的复制。dna像链条样螺旋组合后形成染色体，当复制时，染色体解螺旋形成dna链，进行半保留复制。于是问题就发生了转化，dna自我复制的同一性问题就可以看作染色体自我复制的同一性问题。但是，染色体自我复制的同一性问题却没有解决，恰恰是2009年诺贝尔奖成果表明：端粒酶与染色体自我复制同一性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一理论认识的突破使得dna复制的同一性问题解决成为可能。我们都知道，染色体(chromosome)是dna的载体，每个染色体只有一个dna分子。亲代将遗传基因[dna]以染色体的形式传给子代。“载体”意味着属性与实体之间的关系。如石头是白色的，那么白色的属性依附于石头这一载体；另外对于有机体来说，功能也是依附于有机体这一载体的。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既然染色体这一载体在自我复制过程中的同一性得到了保证，那么其被承载的dna自我复制的同一性也就相应得到了保证。
我们知道，基因是“具有遗传讯息的dna片段”。这意味着发现dna就有了发现基因的可能性。当人们能够确定“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也就揭开了生命之谜。所以说，仅仅是dna概念的确立，把握生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基因概念的确立使得人们相信，生命自身的秘密已经敞开，理论上的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随着生物技术的改进，人类改进生命成为了可能。“基因被改变的生物可以是任何生物：微生物、植物、动物或细胞。对于一个完整的生物，人们或者改变它的细胞结构，或者介入它的胚胎组织；简单地说，改变一小段基因序列就能得到一个基因被改变的生物。”
生物技术上的发展使得理论得以进一步拓展，使得人们对于身体的认识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克隆技术就是最成功的应用。但是，如果认为生物技术以单独的路径发展，那就会失去洞察问题的机会。20世纪后半叶的技术的各个分支领域不断地加以整合，这种整合极大地引起了不同领域的关注。2000年以后，一种极具革命性前景的由不同分支技术领域整合而来的技术集合体——会聚技术——出现了。
2001年会聚技术概念被提出，2004年与会聚技术相关的会聚技术律师协会(ctba)宣告成立。此外，这一技术领域的问题在国际国内哲学界也引起了关注。2009年7月在荷兰特温特大学(twenteuniversity)召开的国际技术哲学学会第16届年会 中，会聚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ies)被作为会议的主题，受到了各个国家哲学家的关注，如德国的attain grunwald、荷兰的philip brey和peter—paulverbeek等。
这些理论和技术上的突破为人类自身带来了诸多问题，身体就是一个明显的领域。那么以身体为焦点，现代技术为人类自身带来了怎样的问题呢?在具体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身体的相关形式给予分析。
二、焦点中身体的形式及问题
物质身体、文化身体和技术身体代表着人类身体的三种不同类型。“身体一，肉身意义上的身体，我们把自身经历为具有运动感、知觉性、情绪性的在世存在物。身体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身体，我们把自身经历为在社会性、文化性的内部建构起来的。如文化、性别、政治等等身体。身体三，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体验是对于技术建构起来的身体的体验。技术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从此透明了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伊德给予我们的是对于技术的一种理解，一种关于技术与身体的描述。”我们从这三种身体类型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问题。
物质身体，肉身意义上的身体。整个哲学史给予我们的观念是，相比精神而言，肉身所具有的缺陷性和有限性。
从身体结构来看，身体的结构使得身体与疾病相伴随。“在我们这个设计得十分精巧的身体上，为什么还留下这么多的弱点使得我们要遭受疾病的痛苦?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既然能够塑造出像眼球、心脏、大脑这样精致灵巧的器官，又为什么没有安排好预防近视、心肌梗塞和老年痴呆这类疾病的措施?……”各种医学理论都在解释着为什么身体会生病以及某种疾病的发生机理，这些都显示了身体的一个缺陷，精巧的设计与缺陷的设计。
从身体功能来看，人类身体很多方面无法与动物相比，我们的身体注定有着众多缺陷。如人类的视力比起鹰的眼睛来说，要差很多；人类的嗅觉，比起狗来，要逊色许多；人类奔跑的速度，远比猎豹差。这就是上天注定的人类肉体所具有的局限。技术哲学中一个古老的故事就指出了人类肉体的局限与技术起源的关系。肉体的时间性相比精神的无时间性是非常明显的。
从身体本身来看，身体会产生畸形、会衰老，这已经成为身体的必然规律。畸形是人类肉体的一大特征。在传统社会下，以宽容或者另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种畸形，形貌与精神的反差经常成为文化所凸显的现象。在
1，不断弥补缺陷身体走向完好
我们所拥有的物质身体具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这成为我们的负担。相比之下，精神似乎更具有永恒性。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总是想方设法通过技术来改变这一切。我们可以看看人们如何通过弥补物质身体的缺陷从而使得自身走向完好的。
先天的缺陷表现为身体的畸形。现代社会把畸形看做是需要改变的事情，甚至当作娱乐的对象。“对于人类来说，这种情况从较温和的例子，如从一只手有六七个或甚至更多手指的畸形到严重缺陷如
独眼畸形(只有一只眼睛)都有发生，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畸形往往作为主要的吸引形式被用于残忍的和剥削的奇异表演中。”于是改变畸形成为必然的选择。如六指就可以通过截除手术来截除，以符合正常的五指。
后天的缺陷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身体残疾。因为某种原因结果身体上出现了残疾。如因为不注意卫生用眼，使得近视眼产生。如遭遇车祸，使得身体断腿、断胳膊等。面对物质身体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通过技术手段来弥补和改善就成为一条选择了。借助生物医学技术，人类弥补着自身的缺陷，如近视眼的治疗与义肢的安装。佩戴眼镜应该是“矫正”人的视力，原则上属于治疗。这样做的目的使得人的视力达到一般正常人的水平1.0。老年人可以利用老花眼看清近距离的东西，等等。另外，假肢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先进的假肢成为人们的更多选择，这些肢体可以随意地装卸，如同助听器一样。更有甚者，假肢技术会产生超乎一般人想象的影响。“刀锋战士”——南非残疾青年奥斯卡·皮斯特瑞斯——拥有的假肢更影响到了奥运会比赛章程的修改。
第二种形式是文化上导致的缺陷。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同的审美观。单眼皮在流行的双眼皮社会时尚看来，就是不美；丰满在崇尚纤细的社会中也是不美。所以，这种文化使得原本完好的身体看起来是缺陷，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来整形。
于是，我们看到，现代医学技术已经完全能够弥补身体的缺陷，如矫正畸形、治疗残疾、美化不足。尽管这种改变的初衷是很好的，但是，这种弥补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却是前所未有的，仅以法国换脸手术来说，术后病人面对新面孔开始询问“自己是否是谁?”这样的问题。当然，这还是符合我们日常的伦理观念，这种弥补身体缺陷的做法被看做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表现，其相关的现代技术也得到了肯定。
2，不断提升有限身体走向无限
从身体结构来说，身体表现为有限的。身体的生老病死一直被看做是身体的有限性。我们在前面提到，身体本身存在着衰老问题。面对身体的衰老死亡，人类一直找寻着长生不老的方式。通过外在的药物——长生不老药、丹药——来保证身体的常青，成为古代社会的主要手段。现代社会则通过了解身体结构这一内在的方式找寻到有效的方案。如通过研究身体的构成，就有了改变身体的可能性。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成就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揭示，端粒变短，细胞就老化；如果端粒酶活性很高，端粒的长度就能得到保持，细胞的老化就被延缓。”如此，当身体衰老获得了理论上的解释，那么改变这种“趋势”就成为非常可能的事情了。
从身体功能上来说，人类身体的功能表现出极大的有限性。如力量不足、肉体脆弱。面对这种有限性，人类不断寻求一些方法提升这种功能，使得身体的有限功能获得了无限的提升。这一场景在很多美国科幻电影中不断展示出来。如《蜘蛛侠》(2002)、《绿巨人》(2003)等都是反映这样的内容。两部片子中的主人公——彼得一帕克、布鲁斯·班纳——因为某种外在原因——转基因蜘蛛咬伤、伽马射线辐射——使得身体发生了变异。身体的机能获得了无限提升。
在提升有限身体走向无限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现代技术的影子。尽管我们上述所说的多是表现在科幻电影中，但是现实中却也有某种科学上的尝试。我们更加关注其中所导致的问题，人类身体的有限性是人作为人所特有的，哲学所揭示出的真理告诉我们，有限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之一，而科学技术的这种改变身体的有限性做法所导致的一个伦理问题就是人是否会成为上帝(一旦人利用不同的技术手段来造就无限身体的时候)?相伴随的问题是这一伦理问题会导致科学家和工程师思想上的困惑。
3，不断修正多元文化身体走向稳定
前面所描述的主要是改变物质身体上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表现在文化身体上，问题则有所不同。当然二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借助上述关于文化身体的例子来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女性与男性的区分如果借助物质身体来划分的话，更多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划分，就是通过性别特征如生殖系统的不同来区分。但是文化意义上的女性、男性则是通过不同的文化观念来划分。如传统社会中女性应该拥有温柔、体贴、贤惠、美丽的特征；而男性则应该拥有果断、粗犷、刚强等特征；但是，现代社会则不同，传统女性男性所拥有的特征不再被保留，一种表达后现代的中性特征混淆着男女之间的界限。如此，物质身体无法成为决定文化身体的根本因素。所以才出现拥有女性身体的人却有着男性的文化特征，而拥有男性身体的人却有着女性的文化特征。同性恋即是一种明显的表现。无疑，这会导致社会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人类借助两种方式调整着自身：观念上和身体上。前者是通过观念上的改变，使得观念更符合身体的自然属性，如通过心理咨询使得性别倒错得到纠正；后者则是通过身体的改变使得身体更符合观念的属性，如通过现代医学技术改变身体结构，使得这一倒错得以纠正。总之通过不同的方式，人类不断修正着多元的文化身体，从而保证了伦理观念的稳定、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4，不断摆脱虚幻技术身体走向自身
技术身体所存在的问题是新的。我们可以通过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看出这一点，她曾经指出过，“通讯技术和生物技术是重新构建我们身体的关键方法。”于是我们都将拥有这样的技术身体。“到20世纪即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时代的晚期，我们都成了怪物，即被理论化、装配化的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体。总而言之，我们都是生控体。生控体是我们的本体。”她的“生控体宣言”说出了一个事实，我们已经成为生控体式的存在。这意味着什么?
根据唐娜·哈拉维，这一形象本身是三种形式区分的——动物与人、有机体(动物+人)与机器、物理的与非物理的——消融和融合。cyborgs在唐娜·哈拉维那里获得了一个新的规定：它成为三个部分的结合。在她看来，“生控体”并没有一种法兰克福式的内涵，作为cyborg的我们没有丝毫的被控制的感觉，而是一种充分体现着便利、安全的感觉。在其本人那里，有利于女性主义科学的形成，有利于女性政治的形成。和传统的cyborgs相比，唐娜·哈拉维则突出了一种新的成分。在她看来，cyborg是人与动物、机器的混合。其中“人”是女性的、“动物”是温顺的，充满了女性的感觉，机器则是我们所熟悉的电脑网络。她想表明的被打破的界限中就有人与动物、有机体和机器的区分。她这一观念的提出恰恰就在于消解这种二元论的对立，如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cyborg是一种独特的融合形象，不应该理解为技术性的存在物。
我们认为，哈拉维所提到的我们已经成为赛博格的观念是需要注意到的，但是她所给予身体的描述却是需要仔细审视的。事实上，从虚拟技术看，技术身体带给我们的是对原有物质身体与文化身体的一种粉碎。因为一种虚幻的身体形象被构造了出来。赛博空间所给予我们的体验是，我们可以任意地穿越空间、摆脱现实物质的束缚，如万有引力、物质的不可人性。这时候是技术身体所给予我们意识的结果。此外，它还取消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我们从此遗忘了物质身体，因为技术身体超越了物质身体在现实世界中所受到的束缚；遗忘了文化身体，因为他消解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文化规定、道德规定。
如此，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生物学理论和生物技术的革命使得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不仅是理解上，而且是改造上都出现了新的可能性。针对上述三种身体类型，人类通过现代技术与其确立了新的关系：不断弥补缺陷身体走向完好；不断提升有限身体走向无限，不断修正多元文化身体走向稳定，不断摆脱虚幻技术身体走向自身。这些给予我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是非常强烈的：改善和提升身体机能究竟是善还是恶?这里面有着非常复杂的价值评价问题。随着会聚技术的出现，更将我们带到了这些问题面前，如基于提升身体功能的对身体改造的行为在伦理上是否得到允许?我们是否希望被改造?是否出于社会控制、安全等善的愿望的身体改造行为都可以得到法律上的许可?这些是现代生物技术革命所带给我们非常头疼的问题。无可避免地，我们必须有效回答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