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社会结构和观念文化也步入了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出现了人人都能感觉到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官场上腐败蔓延，公务员以及其他各行业的职业伦理日渐低下。随着成克杰、胡长青等一大批高职务腐败贪官被严刑惩处，我们感受到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十几年的严厉打击并没有很好地遏止贪污腐败的蔓延，甚至出现了“越打越多”的态势:数量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主体越来越广泛，手段越来越多样，串案、窝案越来越严重，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复杂。腐败现象几乎已经腐蚀到了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大量触目惊心的职务犯罪已经对社会秩序、经济发展、伦理道德乃至政权稳定带来严重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不少学者认为，对这些重大案件的查处实践显示出明显的道德和伦理失范的趋势:片面强调“把经济搞上去”的方针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失衡和道德伦理的劣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遮盖了如何富起来”的重大是非问题。继而，呼吁道德伦理的重建逐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伦理道德的重建与恢复果真能遏制贪官们无限膨胀的欲望吗?这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话题。
中国文化中的儒学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等在内的庞大的文化体系，其中伦理道德是儒学最核心、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儒学中的伦理道德学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是“名分制伦理”，“名分制”又是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儒学理论下的社会秩序，名与分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体身份标志，是人们在社会劳动与分配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君臣关系中的君与臣，这样的关系一旦确立，为人君者与为人臣者的社会身份就被决定了，儒家伦理强调个体所应当遵守的绝对性义务。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名，就要尽什么样的分，例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其中君臣关系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和被管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管理者群体内还包括最高的管理者(皇帝)和协助皇帝管理国家的官吏们之间的关系，君臣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盛衰、社会的稳定。在君臣一伦中，儒家要求为君者要有仁心，仁民而爱物，对臣下要使之以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论语八佾〉》君主对于臣下要尽礼，不可轻慢无礼，臣下对于君主要尽忠，不可不尽心尽力或心怀异志。这是儒家对于君臣一伦的基本要求。但儒家理想的人伦道德从来就没有解决臣民有无选择君主的权利，君无道，臣如何尽忠？这是困扰儒学伦理的一个重大尖锐问题。
个人身份的不平等，在儒家伦理上得到鲜明的反映，其中君臣关系的不平等，便以“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方式固定下来。表面上，君臣之纲随着权力世袭的帝制社会的瓦解而不复存在，但社会生活中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中仍然蛰伏着这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君臣之纲的意识观念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高度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垄断，使得中国的全民道德伦理变得前所未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这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高峰。那时，许多人把对领袖的效忠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把个人存在的价值理解成为领袖和党献身，这种通过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对领袖和执政党的狂热崇拜，远远超出历史上民众忠君的程度。虽然在当时一度巩固了个人权威，但信仰却在一夜之间雪崩，传统的三纲五常被弃如旧履，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真理的标准问题。
中国开始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综合国力增强，个人意识形态有了一定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为个人实现自身价值创造了条件，国人从“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那种灭人欲的伪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各种欲望如同突破坚土的春算，拔节而生。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财富的多寡成为体现“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尺，而在一个城市、一个乡村、一个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同样是衡量干部政绩的绝对标准。于是，我们一大批在计划经济时代擅长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一夜之间就成为经济建设的管理者、决策人。在市场经济的要求下，“政企分离”、“权力下放”、“开放搞活”、“企业松绑”等等规则出台，使得并不懂得市场经济为何物的领导者们手中的权力空前扩大并且权力的含金量以几何倍数增长。权力的魔杖成为“芝麻开门”的密诀，在企业，权力的魔杖可以轻易地剥夺某些人的饭碗。这时候，权力出现真空，法律监督机制还如赵云鞍上的刘禅尚在襁包之中安睡。死而不僵的百足大虫“君臣”之伦，以前所未有的形式一不见其形但有其骸的方式盘踞在人们的头上。人们又开始了对“君”的膜拜，只是人们膜拜的“此君”不再是精神的、宗教意义的“神父”，而是财富与美色的“妖姬”。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人是一切社会属性的总和。或许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的自然属性才能得到本质的表现。我们在分析“胡长清君”们的时候，不难发现‘胡长清君”们并不缺乏传统文化的教化，甚至可以说他们在伦理道德的教化上比一般人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受到了党的培养教育，没有党，他们中的有些人连接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这些人曾经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他们在入党宣誓仪式上表现出的虔诚是不容怀疑的，他们中的不少人的确曾经或部分地履行了他们的誓言，要不是社会体制的变化，“胡长清君”们手中的笔只会书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之类的教化缄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权力赋予“胡长清君”们的“君权”中有了国有资产的审批权，手中的“一支笔”不仅仅能书写“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还能轻而易举地将我们的国有资产划进他们个人的腰包。要说这甚至不是他们存着心要做“国贼”，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从道德上充分肯定人们的求利动机的，在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利的，“胡长清君”们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带来经济效益，他人以物质的回赠报答“胡长清君”们，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双赢”，个人利益通过这样的“双赢”合作得以实现，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换方式使交换者受益。不同的是，在市场经济制度成熟的国度，这样的人际关系正是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手段，但是，在我们中国，这样的“双赢”交易，不仅不能为社会增加财富，反而会毁掉我们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胡长清君”们个个都是吃国家俸禄的“无产者”，他们并不能象资本家一样，用自己的资产通过交换方式来使资产增值，他们是用国家的银子与他人交换，然后将增值的部分堂而皇之地塞进了个人的腰包，所以，说他们是窃国大盗是十分准确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在一夜之间造出百万富翁，给人们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上达到快速高效的目的，这不是市场杠杆的自然功效，而是“君权”制度的必然结果。“胡长清君”们官仪威严，道貌岸然，他们台上高唱廉政，台下大胆收黑钱伦理道德的教化只是使他们的廉政口号喊得更具欺骗性，这是为“君”者的悖行。这种言行背离的道德伦理行径能长时间的畅通无阻，并不是身为人臣的百姓不知晓而是无奈何，官员腐败的根本原因是“胡长清君”们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由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为君者”先富起来了的示范效应使得“为臣者”们一方面痛恨官员腐败，另一方面又为能与掌握实权的官员“有关系”而庆幸与官员有关系就意味着有了挣钱的门道、致富的希望，这是为“臣”者的悖行。
“君臣”道德伦理的非现实性甚至欺骗性，本来是历史早已摒弃了的，但现实告诉人们，这一腐朽的伦理道德不仅仅严重把持着官场，实质上已被少数地方纳入规则，单位领导“一支笔”制度就是最典型的说明。正是因为“胡长清君”们人人手中都有制度给予的“一支笔”，他们才有了疯狂敛财的条件，正是因为他们手中这支胜于马良的“神笔”，让人们对权力充满敬畏和追逐的欲望。“一支笔”的权力有多大，我们的民主意识就有多么弱；一支笔”能创造出来的个人财富有多少，我们国库的银子就流失有多少。“君权”制度是导致腐败的温床，这个道理并不难懂，真正让人难懂得是我们的制约监督机制的落伍！
蚊子最让人厌恶的除了它的贪婪吸血外，还有其不知羞耻的嗡嗡吟吟，“胡长清君”们正如这让人厌恶的蚊子一样，所谓的伦理道德教化使得他们个个都成为清正廉洁的“布道者”、“宣传家”。“孔子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未见行”，那些在台上大讲“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胡长清君”们仍然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疯狂敛财，以实现他们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那些想成为一切主人的人，往往沦为奴隶。”可惜的是，“胡长清君”们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伦理道德的教化对于他们而言，只能是“开门揖盗”。遏制职务犯罪的方法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完善市场经济，以法律制度这个强有力的武器有效地监督制约各级官员，铲除腐败温床，让我们的社会真正地从人治走向法治。伦理道德只有在有法律存在的地方才能开出“善之花”。
郑晓薇
(湖北警官学院，湖北武汉43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