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制约。作为中华传统道德范畴的“义”，也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的。
追求正义、见义勇为、仗义执言，历来是中华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历史时期的“义”，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在探本溯源的基础上，力求剔除封建时代“义”之“忠君尊王”的消极因素，发掘历代为人称道的仁义、忠义、孝义、节义、信义、情义、道义中宝贵的人性因素，以为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借鉴和服务。
一、“义”的本义及其嬗变
义，在古代汉语中写作“II”，汉代许撤〈说文解字》释“It’作“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何为“从我从羊”?宋人徐铉是这样解释的此与善同意，故从羊。”丨1西汉毛亨在传《诗。大雅。文王》“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句时说:“义，善”。台湾版《中文大辞典》在引用董仲舒“仁者，人也;义者，我也”的原话之后解释说:“仁必及人，义必由中断制也。从羊者，与善、美同意。”在中国上古时期人们的观念中“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因而是一种吉祥的动物，故!1、善、美均从“羊”。此外，《康熙字典》引用《释名》解释:“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由此可见，中华伦理道德中的“义”，最初就是指人们应该通过善言美行来树立自己的“威仪”，使之适宜应对各种人物事情。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义的伦理含义经历了一系列嬗变。
春秋时期孔子认为，君子应以遵守“义”的规范为最重要的事情，并以此为自己必备的品质。他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见义不为，无勇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不遵守“义”的规范，就不可能成为具有高尚道德的“君子，。通过不义手段获得的富贵，犹如天上的浮云那样毫无价值。
孟子继承孔子有关“义”的思想，提出“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在《孟子■离娄下》中，他还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非义之义，大人弗为。”这就是说，对于那些不合乎“义”的语言行为，即使信且果，也是不对的。孟子还说:“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把“义”与维护统治权力联系起来。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了坚持正义，应该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荀子将“义”运用到治理国家的政事之中，主张“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他认为，但凡政治生活中奸佞得以兴风作浪，往往是由最高统治者“不贵义、不敬义”而引起的，因为义是限禁人为恶与奸者的，如果君王不贵义、不敬义，则普通百姓就会产生弃义趋奸之心。庶民百姓、士人君子则应“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如是而不服者，则可谓饫怪狡猾之人矣。”由此可见，荀子认为君、臣、民都应以持“义”为本，只有这样，“天下治”的局面才会出现。但他也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认为义和利是人的两种欲望，即使尧、舜那样的圣人'也不能够去掉人们的利欲之心。这是先秦时期儒家对“义”的基本定义。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M并举例说明:假如给你帽子和鞋，但要砍断你的手和脚，你愿意吗？必定不愿意。假如送给你天下，但要杀掉你，你愿意吗？必然不愿意。因为帽子和鞋不如手脚珍贵、天下不如自己的生命珍贵，人们为了争辩一句话却可以互相残杀，这就是把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然而，墨子同时还重利，他合“义”与“利”为一，认为所以贵义，是因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义”有利于天下。墨子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一切言行之最终标准，故重有利于天下之“义”，在利的基础上，把“义”和“利”统一起来。
晋国的叔向向晏子请教君子的大义是什么？晏子告诉他:“君子之大义，和调而不缘、溪盎而不苛，庄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铨，刻廉而不刿，行精而不以明污，齐尚而不以遗罢。富贵不傲物，贫穷不易行，尊贤而退不肖，此君子之大也。”晏子主要是从宏观方面、从伦理角度来描述“义”的。
管子则从微观方面描述“义”的具体内容:“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像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故曰:义不可不行也。”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兵家认为兵有五种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为着禁暴救乱而兴的义兵，居于五兵之首。道家学派则认为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在他们看来，即使有战胜大敌保存国家之功，还是不如行义更为重要。他们还将“义”具体运用到战争之中故闻敌国之君有加虐于民主，则举兵而临境，责之以不义，剌之以过行。”就是说，当君主对百姓施虐之时，去攻打这个暴君的军队即为“义兵”。战斗中，“义兵”的行动也是有标准的兵至其郊，乃令军师曰：‘毋伐树木，毋抉坟墓，毋艺五谷，毋焚积聚，毋捕民虏，毋收六畜。’乃发号施令曰：‘(某)国之君，傲天侮鬼，决狱不辜，杀戮无罪，此天所以诛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从以上诸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义，即包含着臣下之义、长幼之义、子弟之义、辞让之义、宽容之义以及孝悌兹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齐撙诎、纤啬省用、敦懞纯固、和协辑睦等个人修养情操;更多的则是指“义立而王、信立而霸”，“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之类的政治道德。这一时期的义，与利既有区别，更有联系，正如《墨子?经上》所言义，利也。”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们对“利”的理解，常常存在重大分歧：
一种是把利理解为“公利”，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义与利是相一致的。《左传》成公十六年载广义以建利。”成公二年载:“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大戴礼记?四代》义，利之本也。”皆以为利由义而生，舍义则无利。汉代董仲舒虽然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极端强调义，但他同时强调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与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其论与墨家学说颇近，认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为义，义与利是可以统一的。宋代张载进而提出：“义，公天下之利。”肯定为利而无私，兼利天下之行为即是义。宋代功利学派和明清之际的儒者均兼重义利，反对只言义而不言利。清初王夫之说??“《易》曰利物和义。义足以用，则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离义而不得有利也。”颜元也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尧舜利用，《尚书》明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无不利。利者，义之和也。《易》之言利更多。……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因此，他主张正义以谋利，明道而计功。
另一种是把利理解为个人的私利，认为义利两者不容并立，进而主张重义轻利，兴义抑利。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懂得义还是懂得利，作为判断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孟子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w孔孟重义轻利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宋代程朱理学确立思想统治地位之后，更是视义利如冰炭不相容。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又说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朱驀则说或问义利之别？曰:只是为己为人之分。才为己，这许多便自做一边去，义也是为己，天理也是为己。若为人，那许多便自做一边去。”重义抑利之说的宗旨，在于去私，其目的是要人们“克己”，以服从宗法等级制度和秩序。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人们对义利范畴的理解是逐步深人的。宋以后，思想家们探讨义利的根源，提出理欲对立的学说。明淸之际思想家们也把社会生活中的义与利同人性相联系，主张义利统一、义利兼重。
二、“义”张扬了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人性因素
由前述可知，“义”是一种较为宽泛的伦理道德范畴，只有当它同仁、忠、孝、节、信、情、道等封建伦理相结合时，才能产生具体的道德内容。
让我们先看传统伦理道德中存在于民间的“义”：
春秋时在一次齐国攻打鲁国的战争中，齐兵见一妇女抱一婴儿、牵一儿急急逃去，眼见齐军就要追上，连忙丢下怀中的婴儿，背起原来牵着的那个孩子向山上奔去，被丢弃的婴儿在地上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逃命的妇女却顾不得回头看一眼。
齐兵追上后，问她为什么要丢弃婴儿？妇女回答说:现在背着的，是我哥哥的儿子，丢弃?在地的婴儿，是我自己的儿子。当无法同时保护.两个孩子时，只能忍痛放弃亲生之子，以保护父母不在身边的侄儿。只有如此行义的人，才能无愧地生活在我们鲁国。“于是齐将按兵而止曰：‘鲁未可伐也，
妇人犹知持节行义，况于朝臣士大夫乎？’鲁君赐妇人束帛百端，号日‘义姑姊，。”春秋无义仗，凭藉暴力横行邻国的齐兵，却为鲁国妇女的义举所感动而止兵，至今读来仍然感人至深。
王莽新朝更始年间，社会动荡，楚郡人刘平之弟被盗杀害。不久后，强盗再次出现，刘平一手抱着弟弟留下的遗腹女，一手扶着老母外出避难，而将年幼的亲生儿子留在家里。老母哭着想回屋去抱孙子，刘平对母亲说:“情况危急，无法同时保全两个孩子，不能让已故的弟弟绝后。”随即扶着老母躲到村边河畔的草丛中。次日上午，刘平外出觅食，被饥饿的强盗抓住，准备将其烹食。刘平叩头求情说老母还在等着我讨的食物活命，请求放我将食物给她送去，再回来任凭你们处置吧!”强盗被其孝心所感动，放走了他。看着母亲食毕，刘平告诉母亲我与强盗已经约定回去的时间，义不可欺。”随即返回强盗住地。强盗们深为刘平的信义所打动，对他说:“以前只听说过烈士，你的行动却让我们亲眼见到了烈士，回去照顾老母吧，烹食您这样讲孝义信义的人，苍天都不会容我们的。”(事见《太平御览》卷四二?人事部六一义上）
封建时代的“强盗”，多系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百姓,刘平舍弃儿子保护亡弟遗腹女，冒险为老母求食、诚信守约返回听凭处置的义举，最终唤起了强盗们尚未猴灭的良知而使全家得以保全，这是-种孝中寓信之义，足以感动强盗的义，可见其道德力量的感召力！
广汉新都人王沌，在赴京师途中遇一重病书生，书生告诉他：“本来要到雒阳赶考，因重病缠身命在须臾，愿将所携十斤金相赠，请帮忙料理后事。”言毕即亡。王沌取一斤金张罗其殡葬，余金置其棺内随葬，无人知道此事。数年后，王沌代理大度亭长。上任当天，一马驰人亭内，狂风之后，
天上飘下一个绣花被面。王沌将马和被面上交县里，知县让其留着使用。王饨遂乘马返回。途中，那马却不听使唤，载着王沌径直来到一户人家。主人见马后髙^地说:“今天终于捉到盗马贼了。”问王沌如何得到马的？王饨如实说明，并取出绣花被面让马的主人看。主人睹物，沉默了一会才问先生积何阴德，能得我家二物?”王饨认真回忆之后，遂说出曾经安葬过一个重病书生，讲完书生的相貌特征及埋金地点后，主人失声痛哭，原来重病书生即其子金彦。金彦之父时为州吏，因代王沌向新都令告假，一同去为金彦移葬，余金俱存棺中，王沌义举深受时人称道，后来官至郡令。剔除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迷信色彩后，王沌不贪财、不欺鬼的义举，至今仍然值得肯定和发扬。
唐贞观中幽州范阳人卢氏，略涉书史，事舅姑甚得妇道：
尝夜有强盗数十人，持杖鼓嗓逾垣而入，家人悉逃窜，唯有姑独在堂，卢冒白刃往至姑侧，为賊捶击之几至于死。賊去后家人问曰：“群凶扰横，人尽奔逃，何独不惧?”答曰：“人所以异于鸟兽者，以其有仁义也。昔宋伯姬守义赴火流，称至今。吾虽不敏，安敢忘义？且比邻有急尚相赴救，
况在姑而可弃委？若万一危祸，岂宜独生?”
(《太平御览》卷四二二?人事部六三义下）这又是一种孝中寓勇的义，没有孝心兼勇气的人，永远无法达到这样的道德境界！以上种种义举，行为人没有丝毫的功利目的，完全出自心甘情愿，是人与人之间纯洁关系的自然流露。无论《史记》中宁肯饿死首阳山而不食周粟的隐士伯夷之节义，还是《水併传沖回家接母亲上梁山过好日子的李逵，当听到李鬼是为养活老母假冒自己之名行盗时，以推己及人之心放其生路的孝义，都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中最美好的人性因素。再看传统伦理道德中存在于官家之“义”。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是由人先天固有的四个善播发展而来的，是与生俱有的。汉代董仲舒将仁义礼智四德加上信，与五行学说匹配后作为“五常”，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起，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的基本伦理道德--三纲五常。封建时代官方之“义”与百姓之“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平民百姓之义极少沾染功利色彩，多为人间真情的自然流露。而官方倡导之义，其目的总是为着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行为人总是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春秋时，晋国佞臣屠岸贾诬陷赵盾，杀其满门，赵盾之子赵朔妻有遗腹子赵武匿于晋景公宫中，屠岸贾派人搜捕。赵朔?友人程婴及朔门客公孙杵臼定计，以他人婴儿顶替救出赵武，赵氏真孤遂得以保全，并由程婴抚养成人报仇雪恨。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即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十三）.
元人纪君祥根据上述史实写成杂剧《赵氏孤儿》，使程婴成为封建时代忠于朋友、讲究义气、不图回报的忠义典型。然而，赵武为其“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的记载，还是使其与前述百姓义举相比，显得有些逊色。另一个例子是这样记载的：
《战国策》曰：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能为文收债于薛者?”冯驩曰能。”于是栽券契而行辞曰：“收债毕，何市而反?”孟尝曰：“视吾家所寡有者乃为之。”至薛，召诸民当偿债者，悉来合券，遍合。乃矫命以债踢诸民，烧其券，民称“万岁”。长驱到齐,展而求见。孟尝怪其疾，正衣冠而见之。曰債毕收乎，来何疾也，何市而返?”驩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宫中珍宝蒲内府，狗马实外廊，美人充后宫，君家所寡有者，义耳。窃以为君市义。”
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能抚爱，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债踢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B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诺，先生休矣!”后期年,孟尝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顾谓驩曰：“先生所为由于平民百姓们从冯驩的“市义”中得到了实惠，因此，尽管这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仁义”，其中仍然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因素。
三国时期的吕布，臂力过人，善于弓马，一柄方天画戟加上行走如飞的赤兔马，刘备、关羽、张飞同时战其而不能取胜，实为逐鹿群雄中的一方豪杰。然而，吕布最不讲“义”:他与丁原屯兵河内时十分友好。丁原与何进诛杀宦官失败，董卓人京，他杀掉丁原投靠董卓，跟董卓以父子相称，常常执戟护卫董卓。其间，吕布与董卓婢女私通，唯恐败露，心不自安。经司徒王允多方拉拢，吕布刺杀董卓，被汉献帝封为奋武将军、温侯。董卓被杀，引来凉州兵攻打长安，吕布率数百骑投奔袁绍。合力击败常山张燕后，将士纵掠引起袁绍的猜忌，吕布改投张邈，受封兖州牧，被曹操击败后投奔刘备。袁术为拉拢吕布，提出娶吕布之女为儿媳，得到吕布同意后，其女巳经踏上了成亲之路，经陈珪劝说悔婚，派人追回女儿的同时，还将袁术派来迎亲之人枭首示众。袁术的老对头曹操因而拜吕布为左将军。建安三年(198)，吕布背叛曹操，与袁术合兵攻刘备。其时刘备的盟友曹操率兵亲征吕布，围城三月，吕布被手下绑缚送到曹营。他向曹操乞求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曹操正在犹豫间，刘备在一旁提醒道：“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曹操猛然醒悟，下令缢杀吕布。《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评价是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轻狡反覆，唯利是视”，吕布一生都在用这样的行为，将自己塑造成反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最不讲信义的一个典型。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和刘禹锡既是文章朋友，更是一道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的志同道合的挚友，革新失败后屡遭贬谪。当柳宗元自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移柳州(今广西柳州市)时，朗州司马刘禹锡则被贬往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任刺史。柳宗元念禹锡携老母同行不便，“即草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禹锡最终易连州（今四川省筠连县)。”[18]此事一时传为文坛佳话，虽然同为官员，如此道中寓情之义，不也蕴含着美好的人
综上所述，无论是平民百姓中“义姑姊”的仁义、卢氏孝心兼勇气之义，还是新都人王饨无欺鬼神之诚义，皆因其动机纯洁，没有功利色彩而蕴含着更多的人性因素，因而尤其值得称颂和继承。
统治阶级中的程婴，虽系为主，然事在其主失势之际，其忠义亦可嘉。冯驩市义，目的虽为维护主人，却使平民百姓从中受益，仁义之心著矣。柳宗元自愿与刘禹锡对调播州，道义孝义之心昭然若揭。上述种种“义”，无一不蕴含着珍贵的人性因素，同样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至于吕布“轻狡反覆，唯利是视”不信不义，恰恰代表了封建官僚为着一己私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奸诈不义的病态人格，对此应该进行揭露和批判。
此外;在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义”中，由于强调其阶级利益而大大淡化了人性因素。以对后世影响颇大的隋代《开皇律》为例，其“十恶”罪名中的第九条为“不义”，内容包括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现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长官;闻夫丧匿不举哀，守丧期间作乐、穿吉服及改嫁等等。
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偏见，二十四史中有关“义”的记载，比如在政治黑暗时屈原的正义，在外族人侵时岳飞、文天祥的忠义，在自然灾害时官方设置义仓、义塾、义浆接济百姓，修筑义路、义桥、义井方便平民以及某些封建官员因持义而洁身自好等等，都不乏可取之处，但就整体而言，其为少数封建统治者服务的烙印却十分鲜明，这就不能不扭曲和淡化了“义”的人性因素。对此，我们应该有比较、有鉴别、有批判地去吸收和继承。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义”的时代特色
近代以来，推翻清王朝的黑睹统衔、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成为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每当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关头，民族大义的旗帜总会飘扬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头：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夷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林则徐:《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载《林则徐集?公牍》58页，中华书局1963年10月1版）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八月以来，义旗飚发诸友邦对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
(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载《孙中山选集》90-9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1版）
大义举于武昌，十有四省应如反掌……举兵不为犯顺，推亡不为篡盗。
(章太炎:《致袁世凯书》载《章太炎选集》5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1版）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剑:手书题辞载《李大钊选集》1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1版）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张杨对时局宣言》载《张学良文集》（二）1056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2月1版）
为着维护民族利益，抵御帝国主义发毒害中国人的“不义之财”，林则徐奋起焚毁鸦片;为着唤醒“东方睡狮”中国与世界潮流同步前进，孙中山“大义举于武昌”，一举埋葬了腐朽的淸王朝;为着振兴中华，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借来“十月革命”之光，照亮中国革命的征程;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杨虎城“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发动兵谏，使民族抗战局面为之一新。如此民族大义、革命道义，必将永远彪炳于中华民族青史之上。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义”，正是在继承“义姑姊”、孟尝君、屈原、岳飞、文天祥等传统伦理之义，尤其是在继承林则徐、孙中山、李大钊、张学良、杨虎城等近代先烈革命道义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党和政府先后于1999年9月28日发布《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例》、2000年12月25日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1999年3月3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通知》、2003年12月31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用法规条例的形式，将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变为政府行为，这无论是历史上的义仓、义社，还是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私义、公义都无法比拟的;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公开选拔，不仅是封建时代科举取士，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由党委、政府任命干部的做法所无法比拟的。2003年以来，党和政府又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并着手减免农业税的试点工作，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在城市最低生活水平得到保障的同时，我国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的生活水平，必将逐年得到提髙。透过雷锋、焦裕禄、徐洪刚、孔繁森、李素丽、徐振超等英模人物的模范事迹，应该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义”，将中华民族伦理道德之“义”中蕴含的人性因素，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少数领导干部如陈希同、成克杰、李嘉廷、张国光之流贪污受贿的职务犯罪还时有发生，赖昌星一类不法商人走私逃税，一些厂矿不惜污染环境牟取短期暴利;拐卖妇女儿童、偷盗抢劫、吸毒赌搏、嫖娼卖淫等种种“不义”社会现象还大量存在。随着下岗人员、大学毕业未就业人员数量的增加，产生“不义”现象的潜在因素依然不容低估。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反作用于上层建筑。道德这一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建设政治髙度民主、经济髙度发达的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才能逐步消除产生上述种种不义现象的温床。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法制、教育手段，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更加文明、更加富有道义而蕴含更多的人性因素。
孔子说过:“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M是说当政者对普通百姓、对社会风气起着一种示范和表率的作用。建设一个充满道义、追求正义的高度文明的社会，同样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每一件事情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