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放眼世界的战略家，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在军队建设方面，他特别注意军事人才的培养和教育，这是军队强大、国家富强的根本保证。然而，“文革”十年动乱，中国的教育体制非但没有改好，反倒变得更糟糕了。1975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下决心抓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然而，要从整个教育系统开始并非那么容易，于是他想从他熟悉的军队院校、从他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军工学院”，因校址设在哈尔滨，故又称“哈军工”)开始。他指示国防科委，抓紧处理“哈军工”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遗憾的是，邓小平只短暂工作了一年多，由于“四人帮”的诬陷，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随之“哈军工”的恢复和重建也成了泡影。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7月23日，邓小平处理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指派张爱萍负责组建国防科技大学。此后，在他的关心下，又有100多所军队院校得以恢复，人民解放军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建设，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
作者：郭德逊
赫赫有名的“哈军工”在“文革”中惨遭解体，事前连周恩来都不知道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有两所可与美国西点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英国皇家军官学校、苏联伏龙芝红军大学齐名的世界著名军校，一所是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黄埔军校，另一所就是被毛泽东称为“第二个黄埔军校”的“哈军工”。“哈军工”虽然仅存在了13年时间，毕业生也仅有1.1万名，却涌现出了上百位国家及省、部级领导，34位两院院士，200多位将军，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及大型企业的负责人、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他们在包括“两弹一星”、“银河巨型计算机”、“神舟”系列载人航天器在内的许多伟大创举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哈军工”以其自身的特色和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战略武器装备的一个研发中心，成为新中国军事战略科技人才的一座储备库。
然而，当时间进入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的航船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日益偏离正确的航向。1966年4月，“哈军工”被贬为全军四个“不突出政治”的落后单位之一，突然被集体转业，退出了军队序列，并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1970年3月，学院主体内迁长沙，更名为长沙工学院，“哈军工”正式解体。这所倾注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量心血的军队高等院校，发生如此巨变，事前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都一无所知。
1972年8月6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问负责人造卫星工程的张祥根：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张祥根回答：“我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二系1964年的毕业生。”周恩来接着问：“‘军工学院’现在怎么样了？”张祥根答：“‘军工学院’已经分了。”周恩来不解地问：“怎么分了？”在座的国防科委领导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军工学院”分建和内迁的情况。周恩来很惊讶：“‘军工’已经分掉了，我怎么不知道？”有人插话：“被林彪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分掉了。”周恩来闻言不无惋惜地说：“‘军工’这样拆散，太可惜!‘军工’还能不能恢复？恢复起来要多长时间？”
汇报结束前，周恩来拿着名单一一询问汇报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及毕业学校。当问到上海新江机器厂总体室主任、负责卫星总体运载工具的邓崇嘏，知道他是“哈军工”五系的毕业生时，周恩来感叹地说：“又是一个‘军工’学生，‘军工’真是出人才啊!”
1973年，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专委会上，周恩来再次捉到了“哈军212"。他说：…军工’拆散了，可惜!”叶剑英在1973年见到刘居英(陈赓去世后，刘居英任“哈军工”院长)时，也不解地问：为什么把那个学院拆散了？
对“文革”前的“哈军工”，周恩来是再熟悉不过了。“哈军工”创建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力荐陈赓为“哈军工”的首任院长兼政委；他主持专门会议解决“哈军工”的经费、师资等问题；“哈军工”建成后，他曾两次到该院视察；有一次路过哈尔滨，他还特意委托夫人邓颖超视察了该院的学员食堂，告知学院领导要注意学员的身体健康。他深知，“哈军工”在中国国防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国家的战略武器有许多都在这里研制，大批科研人才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对于“哈军工”的被拆散，他在去世之前“可惜”之声不断，可见“哈军工”在他心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位置。
“哈军工”还能恢复吗？谁能承担起这个重任呢？
与此同时，“哈军工”人一直对学院退出军队序列十分不理解：1953年8月26日，毛泽东在给学院的《训词》中提到“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地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为什么仅仅过了13年，这一任务就过时了呢？因而，“哈军工”人一直梦想着重新回到军队的怀抱。
邓小平二度复出后曾指示国防科委拿出一份“筹办国防科技大学”的具体方案，以延续“哈军工”的事业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长沙工学院的领导向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写了要求恢复“军工”的报告，并且还通过广州军区的领导，要求把长沙工学院回归部队序列，但由于“四人帮”对军队工作的插手和破坏，这些要求没能得到具体答复。
1975年，邓小平二度复出主持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实际工作后，很快就指示国防科委：拿出一份“以长沙工学院为基础，筹办国防科技大学”的具体方案，要把“哈军工”的事业延续下来。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遭到“四人帮”的嫉恨。于是，他们掀起了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邓小平随之被撤销一切职务。长沙工学院重归部队序列的方案，便在这股逆流中又被搁置了下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民有了希望，“哈军52"人从中也看到了自己的生机。从1977年春开始，长沙工学院领导以院党委的名义，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打报告，请求恢复军事工程学院或成立国防科技大学。同时，他们还到北京向李达、杨成武副总参谋长进行了汇报。同年7月，长沙工学院副院长张文峰(原“哈军工”副教育长)赴北京，准备向国防科委领导汇报学院的工作情况。学院教改组负责人高勇和张文峰一起到北京。在此期间，原“哈军工”办公室主任许鸣真兴奋地告诉张文峰：“听说小平同志很快就要重新出来工作了，还听说他最近听许多人汇报。他特别关心部队院校的情况，我看解决学院体制问题的机会到了。建议你赶快活动，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呀!”
邓小平同周恩来一样，对“哈军工”是十分熟悉的。1958年八一建军节前，国防科委组织了一个“全军科技成果展览会”，特别把“哈军工”空军系的新型歼击机设计方案介绍放在单独的小房间里，只供中央首长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曾两次到这个小房间听取汇报。在第二次听取汇报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介绍说：“苏联不再给我们先进的飞机了。”邓小平淡然一笑，朗声道：“我们花它1000万，把这个飞机做出来(给他们)看看。”
同年9月16日，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亲临“哈军工”视察。在一整天的时间里，他们查看了实习工厂、空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和海军工程系。
在空军工程系，邓小平一行人看过风洞实验室后，重点听取了新型歼击机的设计情况。当听说这是我国第一次向世界最先进的歼击机设计工程发起冲击时，邓小平勉励大家说：“不要怕困难，也不要怕失败。就是失败100次，最后搞成功了，也是胜利。”他仔细查看过飞机设计中的关键工作，赞许地说：“你们敢于冲击2.5倍音速的高指标，很不简单。我希望你们力争实现全部设计任务。”
在参观炮兵工程系的几项重点科研项目时，邓小平对迫击炮增程弹非常感兴趣。他对李富春和杨尚昆说：“迫击炮能打70公里远，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这要是搞成了，可真是了不得哟!”
在海军工程系看完船模表演后，邓小平亲切地握着教员挥良的手，问道：“今年多大了？”挥良回答：“26岁。”邓易非在旁边插话说：“小挥是我们三系最年轻的讲师。”邓小平听后，显得很兴奋。接着，他们又去看柳克俊操作的计算机，邓小平甚至蹲下来看示波器，与教员们探讨技术问题。当邓小平得知这些年轻人平均年龄才25岁时，喜笑颜开地说：“好啊!不要迷信外国，我们中国人要有这个志气，攀登科学高峰就要有你们这种拼劲!”他还询问了铁淦氧的研制过程，鼓励科技人员在实践摸索过程中不断提高。
邓小平对“哈军工”的视察已过去多年，虽然大家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但张文峰一直在想：“哈军22"’的沧桑巨变，邓小平知道吗？邓小平对“哈军工”过去与他的情结还记得吗？他听了许呜真的建议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和高勇商量怎样才能争取向邓小平汇报学院的情况。高勇当年是“哈军工”空军系四科的主任，他想法找到了从“哈军2Y2"毕业的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
邓先群见到张文峰、高勇后，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终于见到‘军工’的老首长了，心里真感到亲切呀!”张文峰、高勇在讲了学院的情况后，提出想通过她向邓小平汇报学院的情况。邓先群当即答应转告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清她直接安排此事。
邓小平听取汇报后说：“这件事情请张爱萍同志负责落实嘛。”
1977年7月23日早饭后，毛毛来电话通知张文峰、高勇：“今大你们千万别出去，爸爸10点以前看文件，10点以后听你们汇报，我过一会儿去接你们。”上午9点半钟，毛毛带着一辆“吉姆”牌轿车赶来了，没过几分钟，张文峰、高勇便到了邓小平家里。卓琳已经站在门口，笑盈盈地把他们让进屋。
毛毛告诉张文峰、高勇说：“我爸爸还在看文件，等到10点吧。他今天没有安排别的活动，你们可以谈到12点，什么都可以谈。”到了10点钟，卓琳告诉他俩：“他耳朵有些背，你们说话声音大点。我就不陪你们啦。”然后，在毛毛的带领下，张文峰、高勇走进了邓小平的书房。
邓小平放下手中的文件，从沙发上站起来，亲切地和张文峰、高勇握手，热情地招呼道：“来，来，请坐下。”
邓小平问张文峰：“原来是哪个部队的？”张文峰说：“抗战时期，我在太岳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太岳四纵队；后在中原军大，二高步校。”张文峰还说：“邓政委，早在1942年我就见过您，当时我在土敏(后又恢复为沁水县)当县委书记。那时，那个地方封建会道门‘红枪会’暗中勾结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活动十分猖獗，在郎必杀了我们一个指导员和几个战士后，给我们的抗日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是您亲自带领三八六旅的第十六团到沁水县镇压和瓦解了‘红枪会’，开创了沁水县抗日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点点头说：“是有那么回事儿。”
随后，邓小平将目光转向高勇：“你是哪个部队的？”高勇说：“抗战时候，我在鲁西军区；解放战争时，我被调到二野七纵，当营教导员。”邓小平略加思考说：“七纵，你们的司令员是杨勇。”高勇说：“对，是杨司令。老政委，你记性真好。”邓小平爽朗地笑道：“这么说，我们都是二野的!”
在轻松的气氛中，邓小平自然而然地把谈话内容拉入了主题：“你们都是‘哈军工’的老人啦。‘文革’中‘哈军工’被拆散了，现在长沙那部分的情况怎么样，听听你们的意见吧。”
张文峰按准备好的思路，开始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不仅听得很认真，而且还不时地询问一些情况，发表一些关于教育工作的精辟论述。邓小平说：“我主动向中央提出，协助管教育，管科学。当然，也管军队，我是总参谋长，你们是知道的……要继承人类的知识。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个阶级服务。什么指南针、印刷、火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外国人还不是学去了，并且发展了。中国人最聪明。有些中国人写出的东西，我们自己不知道，外国人拿去用了。”
说到“文革”十年对科技事业的影响，邓小平说：“我们国家在60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70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只有技术学到手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技人员这几年接上不茬。10年啦，老的还是有用的嘛!对技术人员，只要努力钻技术，在技术上有贡献的，就要支持。学生也一样，有点思想问题如成名成家思想，要帮助，要做工作。你们领导要和他们谈心，帮助教育，对技术人员都照顾也不行，可有重点地照顾。现在按劳分配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还有争论。”
当张文峰、高勇汇报到学院的教学工作时，邓小平插话说：“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基础足数理化、外语。从小就可以学习ABC，从小学到高中多搞点劳动。大学要到对口的工厂开门办学，对口劳动。你们还要到基地去，当然也要到农村去参加劳动。这也很重要，也容易办到。你们要搞电化教学，也可以用幻灯、录音，好教员讲课要录音下来，其他教员辅导。教学时间，技术院校三七开：三分政治，七分时间用于业务；军事院校，七分军事，三分政治；政治院校，六分政治，四分军事。要注意培养学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世界观，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当张文峰、高勇汇报到学校招生情况时，邓小平插话问道：“你们今年招多少？”张文峰同答后，邓小平说：“不管招多少，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一定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试不合格也不能要。不怨你们，不能走后门。”
张文峰、高勇告诉邓小平：学校研制了“718”远望一号测量船中心计算机，计算速度达到每秒百万次，还计划搞亿次计算机。邓小平听了很高兴，挥着手说：“不要说一亿次，一千亿次也行，要质量稳定。体积还是搞小些好。一定要说实话，行就行，不行就不能吹。、学校要搞科研，教学和科研分不开，只有把科研搞好，才能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过去我们主要靠打仗训练干部，现在不打仗，主要靠学校训练干部。”
张文峰和高勇说：“在1975年，您指示国防科委筹办国防科技大学，现在看来，这个决策是十分正确和富有远见的。”邓小平轻叹一口气说：“1975年那个时候，教育战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个头。以你们在长沙的学校为基础，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当发展。”
张文峰说：“现在，我们长沙工学院能不能带个头呢？”
“你们当然要带头。”邓小平说，“现在军队仍然需要办这样一所大学。”
张文峰说：“‘哈军工’虽然分散了一部分，但主要基础还保存着，希望能把国防科技大学办起来。”这时，邓小平拿起电话，拨了个电话号码说：“你到我这吧。有两位‘哈军工’的同志在我这里汇报，你也来听听!”
没过多久，张爱萍赶了过来。原来邓小平刚才是给张爱萍打的电话。张文峰、高勇连忙站起来让座。
其实，张爱萍对“哈军工”也是非常熟悉的。1956年4月之后，他曾三次视察“哈军工”。1963年9月1日，他还代表中央军委参加了“哈军工”建校10周年庆祝活动。他对“哈军工”的解体不仅很不理解，而且感到十分痛心。1975年，他就曾按邓小平的指示，提出了以长沙工学院为基础，筹办国防科技大学的具体方案，但未能如愿。现在，邓小平要他来与原“哈军工”的同志一块讨论筹建国防科技大学的问题，他自然十分乐意。
张文峰接着汇报学校南迁后的情况，尤其是重点强调了学校经过“文革”拆散、南迁，虽然损失不小，但主要的教学基础还保存着，近几年科研上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教学和科研队伍还是过硬的，完全具备筹办国防科技大学的条件。
不知不觉已近中午。张文峰问邓小平：“邓副主席，是否由我们学校向中央写一个筹办国防科技大学的报告？”邓小平乐呵呵地说：“你们当然可以写!”他转而对张爱萍说：“这件事情请张爱萍同志负责落实嘛。”
张文峰、高勇起身向邓小平和张爱萍道别，两位首长把他们送到了门口。临别时，张文峰、高勇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再三感谢他的接待，并向他敬军礼：“祝首长身体健康。”
“年龄不饶人哪。”邓小平含笑向张文峰、高勇挥了挥手，“再见了，再见!”
在返回招待所的路上，张文峰、高勇发现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阵阵，便问司机是怎么回事。司机笑道：“你们还不知道？今天公布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公报里有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呢，大喜事呀!’’
张文峰、高勇这才恍然大悟，高兴地拍着手掌说：“真是太巧了，真是个大喜日子呀!”
延续“哈军工”的事业，国防科技大学正式组建
张文峰、高勇再也无心呆在北京了，决定马上返网长沙工学院。离京之前，他们到国家计委副主任张衍(原“哈军工”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家里报喜。张衍以手扶额：“老天有眼!邓公复出救我‘军工’也!”
张文峰回到长沙后，立刻向院党委作了汇报，并组织专门班子起草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国防科委的报告。8月下旬，学院派院办公室主任常乐义带着两份报告上京：一份请出席中共十一大的代表慈云桂教授面呈张爱萍，另一份交总参办公室转邓小平。
8月31日，这份题为《关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意见》的报告，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第二天，邓小平就在报告上批示：“同意。由张爱萍同志负责落实。”接着，这份报告转到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手中，他们也很快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1978年6月，中央关于将长沙工学院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并加入军队序列的“国发[1978]110号”文件下发了。6月23日，国防科委两位副主任陈彬和钱学森飞抵长沙，向学院领导传达了这份文件。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任命张衍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国防科技大学校长。“哈军212”的第二个春天一一国防科技大学，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终于降临了。
如今，国防科技大学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军队院校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大力推进教育创新，已发展成为一所门类齐全的中国一流大学。本文来自《内蒙古科技大学学报》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