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是强国之本。在全球科技的大博弈中，不被淘汰的关键就是科技创新。但科技创新之路是异常坎坷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等重大科技创新都经历了漫长的坎坷。重大科技创新与创造型思维具有科学性、非主流性、稀缺性与隐蔽性特征。我国在创造型人才培养和创造型思维培育方面仍存在“过分追求考试分数”、“过于注重形式”、“教育和学术的功利化”和“模仿与创新的矛盾”等问题。
一、科技创新是强国之本
当今，人类科学知识的总量正在以爆炸式的速度急剧增长。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人类近30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积累的科学知识总量的90%，而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10%。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在全球科技的大博弈中，不被淘汰的关键就是科技创新。
中国在历史上的强盛与“四大发明”不无关系，与中国人发明的养蚕和丝织技术，与中国人发明的陶瓷技术不无关系。同样地，英国在18和19世纪的崛起，与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及一系列相关的近代工业技术创新不无关系，与牛顿等科学家的科学理论创新不无关系。而美国在近代和现代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更是与美国的科技水平和教育体制息息相关。再看看世界上的贫困和落后国家，其科技与教育水平必然是落后的。
为何美国和日本可以以联想集团的电脑可能有间谍设置而拒绝使用联想的电脑，而中国人明知道美国的电脑和操作系统，可能都有美国政府设置的间谍器件，却不得不使用美国的各种先进设备?因为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互联网都是美国发明的，美国对中国封锁最严的恰恰就是高科技。为何?因为中国人的模仿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中国人在原有技术上的“小改小革”也会让美国在某项技术上的垄断性与竞争力大打折扣。
二、科技创新的坎坷之路
纵观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说科学发展的道路是相当坎坷的，甚至还遭遇过巨大的风险和阻力。
在1500年代，哥白尼因提出了“日心说”而受到宗教迫害，在1600年代，布鲁诺由于批判宗教神学并坚决赞同哥白尼的日心说而惨遭火刑。在之后的1610年代至1630年代，伽利略也因论证“日心说”的科学性受到宗教迫害。
魏格纳1915年出版了《大陆与海洋的形成》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大陆漂移说”，但在当时“固定大陆”观念盛行的时代，人们并不接受他的理论，直到他逝世30多年后，“大陆漂移说”才被证明是正确的，并因此引发了1970年代的地学革命。
中国人对天地的传统认知是“天圆地方”，与地球是个球体的科学理念相去甚远。而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提出地球是球形的观念，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根据月食时月球上的地影是一个圆，第一次科学地论证了地球是个球体。而直至公元1522年，麦哲伦及其伙伴完成绕地球一周以后，才确立了地球为球体的认识。
三、重大科技创新与创造性思维的特征
回顾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的科技创新事件和关键人物，可以看出，科技创新与创造型思维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其科学性，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特征，即非主流性、稀缺性与隐蔽性特征。
1.科学性。人类历史上曾涌现过许许多多的“奇思妙想”，并大量地出现在一些宗教思想和神话传说中，但这些想法与真正的科技创新并不是一回事，区别就在于科技创新具有“科学性”内核，它来自并服务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客观性、普遍性、规律性及可观察性、可论证性等，而出现在一些宗教思想和神话传说中的“奇思妙想”则往往不具有科学性，因而只能算是某种主观臆想。可以说，科学性是科技创新的首要标志。
2.非主流性。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科技创新，由于其思想和理念的超前性，往往表现出某些违背传统，甚至违背常识的非主流性特征，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当时都是非常违背宗教常识和传统思维的。可以说，甘于寂寞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勇于挑战传统的非主流性思维习惯是创造型思维的标志性特征。
3.稀缺性。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重大科技创新往往是由极少数的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关键人物所提出或创造的，可谓“独辟蹊径”，如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相比较而言，与他们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并不具有这种机遇和能力，甚至可以说，创造型思维从来都是非常稀缺和宝贵的，与随波逐流的大众型思维有本质差别。
4.隐蔽性。由于军事、政治和商业因素，历史上有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在很长时间内实际上都处于隐蔽或保密状态，如中国的养蚕术、陶瓷术及许多“祖传的中医秘方”，西方的玻璃工艺、日光灯技术等，而掌握这些技术和工艺的创新者则往往出于安全或商业的考虑而被人为地“雪藏”多年。另外还有一些科技创新成果，由于在早期不被多数人理解或对传统势力构成挑战而长期处于不被社会接受或不受社会尊重的隐蔽性状态。
四、对中国现代教育和科技发展的启示
与欧美科技和教育大国相比，虽然我国高校每年毕业的本科与研究生数量比许多国家的总人口数还多，但我国的现代教育在创造型人才培养和创造型思维培育方面仍有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
1.过分追求考试分数。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即创造性思维的核心是想象力，而不是知识，更不是分数。但许多人过分追求和关注的恰恰是分数和考试能力，造成了从幼儿园和小学时代就已开始的，对所谓的人的素质和能力的过早分类，是否科学?不言自明。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排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客观地说，许多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科技巨匠在小的时候其学习成绩并不出众，如爱迪生，有的科学巨匠甚至没有读过大学，如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时只是一个印刷厂工人。中国的医学大师李时珍实则是个科举落榜生。
2.过于注重形式。什么样的科技创新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将创新等同于专利或论文的想法则是过于片面或过于注重形式的做法，实际上，具有军事和商业价值的创新往往是高度的机密，其价值并不适于用公开申请的专利或公开发表的论文水平来评定。另外，一个人的能力往往并不是面面俱到的，善于写文章的人并非口才一定就好，口才好的人并不一定就能“著书立说”，许多会发明、会创造的人才并不一定都精通于写论文，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并非个个精通英语，因此，全才和通才固然不可多得，但精通一门的人才也着实可贵。而过于注重专利、论文、奖项和外语能力的人才评定方式往往并利于“学术有专攻”的创新型“民间人才”的挖掘。中国“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和火药出自何人实则与道家关联密切，火药是中国道人炼丹时的“副产品”，而中国最早的司南(指南针)理论则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可见，并非所有的创新都出自“科班”，有些创新是出自“民间”的。
3.模仿与创新的矛盾。回顾近代科技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重大的、初始性的科技创新基本起源于西方，就拿重大发明来说，小到电灯、电话、电视、电脑、空调、汽车，大到飞机、火车、航母、雷达、卫星、网络，都是源自欧美国家的发明。而中国近代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基本摆脱不了模仿的印记。模仿不失为科技发展的一条捷径，但过分依赖模仿则会养成趋同性和依赖性思维习惯，必然会遏制求异性和超越性的创造型思维的发展。在1920—1950年代，中国地质学家大胆提出了“地质力学”[1]、“地洼学”[2]等创新性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矿产勘查领域的发展，而近年来，中国地学领域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似乎更注重于模仿，“言必称希腊”式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已鲜有“地质力学”和“地洼学”级别的创新性成果。而在全球科技的大博弈中，我国与欧美的关键性差别在哪里?就在教育理念和创新理念方面。
4.教育和学术的功利化。在现代教育和学术体制中，创新能力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有许多人认为，只有尽量多地拿到国家或企业支持的科研项目和经费，才有可能取得相应的科研成果或创新。事实上，科技史上的许多重大创新，都是在没有花费国家经费的状况下完成的，如牛顿创立微积分、万有引力定律和在光学领域取得开创性贡献的时候，恰好是在他因躲避瘟疫而在故乡度过的几年。爱因斯坦在布朗运动、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领域做出惊人发现的时候，他也只是个专利局的小职员。可以说，在他们取得这些举世瞩目的科技创新的时候，既没有得到过某某基金的资助，也没有拿过所在国官方的什么课题。哥白尼说过：“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而现代社会在科技创新方面所弥漫的恰恰是功利的雾霾，缺乏的则是“女娲补天”和“夸父追日”的求索精神。我国的科技水平和教育水平若想超越欧美发达国家，仅靠模仿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唯有创新才是超越之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创新氛围则需要中国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培育和维护，并通过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来实现并适应“万众创新”。
作者：杨斌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2016年3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