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经济改革以来，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普遍存在并有扩大趋势[1][2]。无论从社会公平正义还是提高经济效率角度，对性别工资差异的来源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性别工资差异的研究由来已久，无论是前新古典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或者人力资本理论等[3][4]，大都从个体特征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本文也将从这两方面分析性别工资差异的来源及影响程度。
2 模型及数据
本文扩展了明瑟方程，将就业者小时工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教育年限、工作经验、经验平方、性别、户口、党派、健康7个个体特征变量，单位规模、地域2个结构特征变量：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度调查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对样本做了如下处理[5]：①出生日期选取1952-1996年的样本确保调查对象在2012年是16-60周岁的适龄劳动力。②个人去年劳动收入选择大于7200元的样本作为就业者工资。因为2012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为270-1000元/月，以600元/月作为最低工资标准，不足视为失业。③“目前从事非农工作”作为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者样本。④选择“受雇于他人（有固定雇主）、劳务工/劳务派遣人员、零工、散工（无固定雇主的受雇者）、在自己家的生意/企业中工作/帮忙，领工资”的样本，确保研究对象是工资收入者。通过处理将本文研究对象确定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上获取工资收入的劳动力”。进入模型的最终样本包括男性就业者1967个，女性就业者1230个。
对变量进行如下处理[6]：①教育（education）：“没受过教育”=0，“私塾、扫盲班、小学”=6，“初中”=9，“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②经验（experience）：从第一份非农工作到目前工作一共的工作年数。③性别（sex）：女性=0，男性=1。④户口（hukou）：农业=0，城镇=1。⑤党派（party）：共产党员、民主党派=1，其他=0。⑥健康（health）：健康、比较健康=1，其他=0。⑧单位规模（scale）：大中规模=1，小规模=0。⑨地域（province）：东部=1，中西部=0。⑩小时工资取对数ln（wage）=ln[（2012年职业收入/工作天数250）/8]。
变量统计结果表明：女性就业者的小时工资平均比男性低4.51元。男性就业者比女性的工作经验平均多3.4年。两类群体的农村户口人数都不到50%，且女性农村户口比重更低，表示城镇劳动力市场偏爱聘用城镇户口者，同为农业户口则偏向聘用男性。男性党派身份比重比女性高7%。大中规模单位的男性有21.79%，女性只有14.21%。女性健康状况更好，东部工作的男性比重更大。
3 模型分析
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男性就业者的工资比女性显著高27.23%。女性就业者的经验系数0.0138低于男性的0.0231，表明男性的工作经验对于提高工资的作用大于女性。城镇户口对于两类群体的工资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女性的户籍系数0.2616大于男性的0.1290，显示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户籍歧视，且对女性户籍歧视更严重。拥有党派身份、身体健康、进入大中规模企业、在东部地区工作都能显著增加两类群体的工资，但对女性的影响更大。
4 结论及启示
本文關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工资差异的来源问题。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工资差异，男性就业者的工资水平比女性高约27.23%。工作经验对男性工资的积极作用大于女性，男性平均工作经验比女性还多，进一步扩大了工作经验对性别工资差距的贡献。虽然拥有党派身份、身体健康、进入大中规模企业、在东部地区工作都能显著增加女性工资水平，但女性只在健康水平上占优，其它因素的市场占有率均低于男性，不利于女性工资的提高。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女性更严重的户籍歧视。
研究意味着，缩小性别工资差异必须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重视女性的工作稳定性和持续性，使女性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增加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的工作技能；第二，增加中西部地区女性工资水平，降低大中规模企业针对女性的就业门槛；第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户籍歧视。
参考文献：
[1]田艳芳，李熙，彭璧玉.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研究[J].南方人口，2009（1）.
[2]张世伟，郭凤鸣.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工资差异的变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途径[J].经济评论，2010（4）.
[3]雅各布·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4]Yanjun Yang， Dan Huang：“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terminants of Labor Entering Monopoly Industry in China’s Urban Labor Market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2，6.Handan Kumas， Atalay ?aglar， Hacer Simay Karaalp：“ Firm Size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 Evidence from Turkish Micro Data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150.
[5]赵显洲.人力资本、市场分割与农民工的工资决定[J].农业经济问题，2012（4）.
[6]赵显洲：《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计量与分解[J].管理评论，2014（7）.
注释：
1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己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