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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最早的用作也是用于生产茶叶，人们把茶花最顶端的那一点嫩芽摘下来，经过几道工序，最后制成茶叶。
故而得名茶花。
古代又称作山茶花中国、薮春、耐冬等。
中国栽培山茶花的历史悠久。
自南朝开始已有山茶花的栽培。
唐代山茶花作为珍贵花木栽培。
到了宋代，栽培山茶花己十分盛行。
南宋时温州的茶花被引种到杭州，发展很快。
明代《花史》中对山茶花品种进行描写分类。
到了清代，栽培山茶花更盛，茶花品种不断问世。
1949年以来，中国山茶花的栽培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品种的选育又有发展。
中国山茶花品种已有300个以上。
茶花性喜温暖、湿润的环境。
花期较长，从10月份到翌年5月份都有开放，盛花期通常在1～3月份。
花瓣为碗形，分单瓣或重瓣，单瓣茶花多为原始花种，重瓣茶花的花瓣可多达60片。
茶花有不同程度的红、紫、白、黄各色花种，甚至还有彩色斑纹茶花，而花枝最高可以达到4米。
山茶花与其他花卉不同的地方在于，一般的花朵凋零是一片一片掉落，但山茶花凋零是连同花萼整朵掉落的，如同人头落地一般，因此时常被从前的日本武士忌惮，也使得山茶花又被称作为“断头花”。
扩展资料
茶花的价值
一、药用
茶花除观赏外，花籽与枝叶还可以食用或入药。
《本草纲目》上有记载：山茶嫩叶炸熟，水淘洗后可以吃，也可以蒸熟后晒干作为饮料。
主治吐血、衄血、腹泻、便血。
二、观赏
植物造景材料。
山茶四季常绿，分布广泛，树姿优美，是中国南方重要的植物造景材料之一。
由于山茶对光照及温度的适应性较强，只要注意水、土的要求，在城市绿地、公园和住宅小区和城市广场、花坛和绿带中，均可以组合在其他植物中应用，当山茶盛开、满树灿烂， 大有画龙点睛之功。
三、食用
通过其种子榨取的食用油是较高级的一类。
在江浙一带的民间通过炒热后机碎，再通过蒸熟后榨取的山茶油是这一带民间山区除菜籽油外的主要烹饪油来源。
山茶是中国著名的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树姿优美，四季常绿，花色娇艳，花期较长。象征吉祥福瑞。为昆明、宁波、金华、温州、衡阳、景德镇等市市花。
我国栽培山茶历史悠久，至今已有4000余年。唐朝时，山茶已植于庭院，视为花卉珍品。清朝的《广群芳谱》、《花镜》等著作中，就详细介绍了山茶的栽培管理方法。
山茶产地广泛。我国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南、云南等地均有栽培，尤以浙江、云南为盛产。故有“云南茶花甲天下”之说。如今全世界广泛栽培。山茶品种颇多，同属的就有200余个品种，园艺栽培品种上百种，仅我国就有60余种。世界新育成品种就达3000～4000个。按花形分，有单瓣牡丹、复瓣牡丹、重瓣牡丹、白头翁等；按花色分有红、白、黄、绿、紫等色，仅红色又可分大红、银红、粉红、洋红、玫瑰红等。可谓艳丽多彩，色姿齐备，美不胜收。
山茶花原产我国西南，重庆、四川、云南、广东等南方各省。我国山茶花的栽培早在隋唐时代就已进入宫廷和百姓庭院了。到了宋代，栽培山茶花之风日盛。到了七世纪时，山茶首传日本；十八世纪起，山茶多次传往欧美。 希望能够帮到您！
说起山茶花的栽种，要追溯到三国时期了。三国：茶花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可追溯到蜀汉时期（公元221-263年）。当时人们就非常看重茶花的地位，茶花被列为“七品三命”。资料记载，世界上登记注册的茶花品种已超过2万个。中国的山茶品种有883个。
在三国时代，茶花已有人工栽培。但直至南北朝及隋代，帝王宫廷、贵族庭院里栽种的，仍是野生原始种茶花，花单瓣红色。当时有关茶花的文献及文人吟咏的“山茶”，“海榴”诗，均未涉及品种名。
中国第一个记载茶花品种的是在唐代丞相李德裕（787-850年）著的《平泉山居草木记》。“是岁又得稽山之——贞桐山茗。”“贞桐山茗”是单辫花，现今是原始的红山茶“金心大红”距今已有1200年左右。南宋《会稽续志》，则为“贞桐山茗》卷四“山茶”条中述及贞桐山茗时说：“在唐，唯会稽有之。其种今遍于四方矣。”又说：“其花鲜红可爱，而且耐久。”（会稽，即浙江绍兴古称。稽山，为会嵇境内的山脉。）这说明，此花的颜色是鲜红色，而且花开得耐久。
宋代记载了茶花品种15个。越丹、玉茗、都胜、鹤顶红、黄香、粉红、玉环、红白叶、月丹、吐丝、玉磬、桃叶、罄口茶、玉茶、千叶茶。
61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年轻的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智慧的中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谱写了自强不息的壮丽凯歌。61年的风雨征程，让世界见证了一个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的中国，一个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中国，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大幅提升的中国，一个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中国。辉煌成就激励着每一个中华儿女，但是，在辉煌的成就面前，我们要看到面临的挑战；在伟大的胜利面前，我们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深知，同我们要达到的远大目标相比，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因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如一地艰苦奋斗，不断进取。我们深知，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但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一心，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一定能不断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就一定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创造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有了经济动力。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非也。“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句子如下：
1、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
2、忽视过去的人，在未来行程里只是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匆匆过客。
3、真正伟大的人不是使用武力征服人类的人，而是用真理征服人类的人；不是歪曲宇宙的人，而是认识宇宙的人。
4、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它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
5、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言，挫折意味着新的出发。
论《大国崛起》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内容】 《大国崛起》通过展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用不同方式实现强国的历程，不仅体现出各自鲜明的不可复制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个性，同时也探讨了某些相通的规律，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与模式有指导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体制创新。 葡萄牙、西班牙是市场经济的发端国，英、法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创始国，美国是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与政府干预有形的手共同调节经济的开山祖。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想经济平稳运行，必须坚持市场与宏观调控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我国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科技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一、抓住发展机遇，提升国家实力。大国崛起都是抓住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英国抓住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标志，成为世界霸；美国则在电力为标志第二产业革命中占得先机。因此，我国崛起必须善于抓住发展机遇，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要切实推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经济基础。 积极发展科技，推进教育文化事业。日本十分重视这方面发展，积极向外国学习。不论是涩泽荣一前往欧洲参加万国博览会，回国宣传新思想，还是日本1871年派使团出使欧美各国，都为明治维新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期间，日本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普及义务教育，派遣留学生，加快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缩短了与西方经济的差距。在当今，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人才，切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二、改革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苏联的兴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沙皇彼得一世、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本来是俄罗斯改革体制最有力的推动者，可当改革到一定阶段时，改革必然触犯到这些人的利益，此时他们都同时不约而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葬送国家几十年改革的成果。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切实要推进改革的发展， 循序渐进，并且进行要彻底。 三、 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培养民族精神，推进思想解放。大国的崛起都经历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英国的崛起经历了早期的新教运动，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启蒙运动下，法国爆发大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具有武士道精神，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明治维新期间更是在太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带领下，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民族精神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必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地位，树立社会主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努力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竞争力。 要实现和平崛起。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阻碍了社会发展，不容历史所原谅。当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集中营长跪忏悔，我们看到了德国人勇于反思和敢于悔过的决心，我们也相信他们必将实现和平发展。跪下来的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国。因此，我国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广泛开展对外竞争与合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我国要坚持求同存异，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展示我国负责大国形象，绝对要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 《大国崛起》是中国纪录片人为回望世界历史提供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中国的发展寻找鉴镜；它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经验；它以寻找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为叙述平台，为推动中国的发展寻找根本的力量。 聆听历史是一种深远的领悟，借鉴历史是一种内在的智慧。相信通过《大国崛起》，必将启迪中国未来的发展;相信通过共同奋斗，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不像是一篇论文..。
历史如沙，蓦然回首，沙中已经没有痕迹，当你细细去品味和聆听时，沙却被风吹起，又我展开了一幅朦胧的画卷。 一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从老子的“小国寡民”走来，从孔子的“仁义礼志”中走来。从嵇康的阵阵打铁声中走来，原来不变便是中国历史的一脉相承。 曾经为东坡的坎坷之路惋惜。漂泊的人历尽漂泊的浪迹天涯之苦。曾经暗自为东坡的固执所懊恼。然而从“大江东去”的豪迈中又体会到了文坛领袖的风采，其实不变的还有他始终报国之心。 曾经唾味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走狗，安庆之围的刽子手。然而翻开《曾国藩家书》，却领略的是曾国藩作为儒将的风采，一个清官的英姿。“内圣外王”或许就是追求的。也许只有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才是最中肯的“他是地主阶级里面最厉害的一个。他倚天照海的心境我无法明白，只是隐约看到了不变的是他的人生态度。” 二 “物是人非事事休，多少事欲说还休。” 似乎伴随着易安的只是易逝的黄花，不尽思愁。她曾经芙蓉如面，轻移莲步上兰舟，他曾经一腔心儿托明诚，她曾经历尽心心叶叶的缠绵，点点滴滴的呢喃，他更曾有花影压重门的感伤，这只是情感的感伤。 南渡，带来半生之苦，丧夫之痛，亡国之痛，改嫁之苦的易安只能形单影只。面对武陵已远，易安感受到独自饮酒的孤独。那载起她青春年少的小舟却载不动她的忧愁。 中华民族的子女总是坚强的，易安便从思念与痛苦织成的网中挣扎出来，于是有了《金石录》《漱玉集》。那吹箫的人已去，故国已成空。易安以其子女的坚韧完成了自己的蜕变，李清照，中国文学史上永远的李清照，中国文学史上永远的易安居士。 一个女子用瘦弱的身躯支撑敢于变化，适应变化的精神脊梁。 “无字碑上镌字满”，发黄的线装书再现了一幕历史，其中的是非曲折又谁能明了，不变的是一种心境，变得也是一种心境，独上高楼，还是壮志雄心？然而史书上的文字就由历史学家去评论。 一个人的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短暂的一瞬，是溅起即没的一朵浪花。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人生又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是享受还是煎熬，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 如果检索一下人生的属性，那就是“在自己的哭声中呱呱垂地，在别人的哭声中黯然离去，这中间的一段过程就是人生。”有个文友在文章中如此为人生定义，我以为甚是精彩。那么人生的内容呢？周国平曾经这样给描述过：人生就是一道无限制延长的加法运算。人生的内容A＋B＋C＋d……，人生的结局0，人生的意义（A＋B＋C＋D……）×0＝0。他的结论是：尽管人生的结局和意义都是零，但是人们仍然想无限制的延长那道加法运算，不厌其长，这就是生命的魔力。 是的，谁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长一点，谁又不希望自己在人生这道加法运算中叠加的都是辉煌和精彩，掌声和赞誉；谁又不希望自己的人生之路是一条铺满鲜花、充满诗意、挂满硕果的浪漫之旅。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人生是严峻的，你真诚的付出未必就会收获满意的回报，愿望经常如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一碰就碎。不说人生远大的理想、宏伟的目标、孜孜的追求，常常被现实击碎弄得自己无所适从，就日常生活中的蝇头琐事也常常让人忧心忡忡、食不甘味。日前，有个好友因为夫妻之间发生了龋龉，至今冷战不止而郁闷不已。同在一个屋檐下十几年了，他自问也是个豁达坦荡的人，但唇齿也有磕碰的时候。为此，他感慨人生有时真的很无奈，好悲哀。确实，人生不如意处常是十有八九。想想自己一路走来也是踉踉跄跄、蹒蹒跚跚，经常被一些无谓的琐事所困惑，何尝不是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 双休日，去探望一个已91岁在弥留之际的老人。她已经4天粒米没进了，昏睡在床上，眼睛微开，嘴唇微翘。妻子一个劲地轻声叫唤，她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偶尔合动一下嘴唇。她对人世还是充满着留恋。但是，灯枯油尽，她要想说的和表达的已经力不从心，连转动一下眼珠的气力都没了。一股兔死狐悲的情绪油然袭来，这不就是若干年后的我吗？我突然省悟，人生真的如周国平说的结局和意义都是零，到头来都是黄土一杯，无论你如何精心的去延长这道加法运算它的答案还是零。我们在精力旺盛时计较得来的无谓的得失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趁现在还健步行走在人生道上，让自己快乐点吧。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在人生的征程上，有满树的鲜花也有满丛的荆棘，有坦平的大路也有泥泞的小道，有风和日丽的艳阳也有雨雪风霜的酷寒，没有一个人的人生会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的。我告诉自己微笑着去面对吧。弥尔顿说过“意识本身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腾成地狱。”在现实中，工作环境，家长里短、感情受挫，无端生祸，……面对人生的波折和失败，有些人会悲切、沉沦、颓废，甚至对人生失去信心，早早地选择了零这个答案。其实不然，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人生对自己的种种磨难和不快当作是一种洗礼和财富，微笑着去面对。 所以，我对好友说，微笑着去面对吧，让自己快乐点。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计较得少，要想享受快乐就先学会满足。面对人生，面对现实，屏蔽那些不愉快，多去发现美好，多去干点自己想干又愿意干的事，让自己的人生充实点。尽量让自己的人生一路歌声一路笑的走到尽头。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今年春节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多地气温骤降。然而，这丝毫不妨碍百姓的消费热情，各大超市商场人头攒动，老百姓消费意愿强劲。在国家大力实施扩内需、促消费的大背景下，全国消费品市场繁荣兴旺，呈现供销两旺的喜人景象。春节，是中国老百姓探亲访友、休闲娱乐的高峰期，也是一年当中消费最集中的时段。忙碌一年的人们，全家团圆，放松休闲，消费娱乐，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事实上，消费已成为春节的第一主题。现代社会随着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渗透，传统民俗节日消费也在与现代生活的日益接轨中不断得到传承和发扬。春节期间，各地都精心组织展销会、庙会等各类促销活动，食品、烟酒、烟花爆竹等传统年货销售红火，金银珠宝、服装、家电等商品供销两旺。同时，节日消费也呈现出许多新的消费方式，消费者选择网上购买年货和避开高峰期消费，看重的是这些消费方式的实惠和便捷，于是，“网购年货”、“错时消费”等新的消费方式逐渐成为一种时尚。这也是市民消费逐渐成熟的一种表现。不过，节日消费离不开节日的文化氛围，离不开民众对这种节日氛围的普遍认同，所以节日文化是节日经济之魂，离开了节日文化，节日经济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发展节日经济，有赖于节日文化的精心打造和不断创新。总之，在当前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大背景下，大力创新发展节日消费文化，使节日经济愈显突出，对于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拓展消费空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春节的习俗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贴春联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贴窗花和倒贴“福”字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 “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爆竹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 “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拜年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春节食俗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大约自腊月初八以后，家庭主妇们就要忙着张罗过年的食品了。因为腌制腊味所需的时间较长，所以必须尽早准备，我国许多省份都有腌腊味的习俗，其中又以广东省的腊味最为著名。蒸年糕，年糕因为谐音“年高”，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的口味，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年糕的式样有方块状的黄、白年糕，象征着黄金、白银，寄寓新年发财的意思。年糕的口味因地而异。北京人喜食江米或黄米制成的红枣年糕、百果年糕和白年糕。河北人则喜欢在年糕中加入大枣、小红豆及绿豆等一起蒸食。山西北部在内蒙古等地，过年时习惯吃黄米粉油炸年糕，有的还包上豆沙、枣泥等馅，山东人则用黄米、红枣蒸年糕。北方的年糕以甜为主，或蒸或炸，也有人干脆沾糖吃。南方的年糕则甜咸兼具，例如苏州及宁波的年糕，以粳米制作，味道清淡。除了蒸、炸以外，还可以切片炒食或是煮汤。甜味的年糕以糯米粉加白糖、猪油、玫瑰、桂花、薄荷、素蓉等配料，做工精细，可以直接蒸食或是沾上蛋清油炸。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做成饺子皮，再用皮包上馅，馅的内容是五花八门，各种肉、蛋、海鲜、时令蔬菜等都可入馅，正统的饺子吃法，是清水煮熟，捞起后以调有醋、蒜末、香油的酱油为佐料沾着吃。也有炸饺子、烙饺子（锅贴）等吃法。因为和面的“和”字就是“合”的意思；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又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合欢；又取更岁交子之意，非常吉利；此外，饺子因为形似元宝，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包饺子，话新春，其乐融融。春节传统习俗 节在我国由来已久。相传我国原始社会就有“腊祭”之说，夏朝建后，这一习俗流传下来。《尔雅》一书说春节：“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商代在一年中要做四次大祀，“冬祀”便是作为春节来过的。民国初年开始，将农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这天凌晨，千家万户都会燃放爆竹，有的人家会在除夕夜年夜饭后一直守至午夜放开爆竹才去睡觉，称之为“开门爆仗”，祝新年开门喜庆。早上，合家必吃糯米粉做的团圆，象征全家老少团团圆圆；中午，一般都吃面或馄饨，意为长寿、兴旺。这天，年岁较高的长辈一般都守在家里，等着小辈上门请安，也称“拜年”。家中一般都备有瓜子、花生、糖果、香烟等，以招待上门拜年的客人。旧时，有敬天地，祭鬼神，宿命求财等封建迷信活动，解放后已基本破除，但有些习俗还存在，如禁扫地、不汲水、不动剪刀等，说是为了“积财气，保平安”。在农村，春节走亲访友一般要持续到正月十五过完元宵节才算结束。中国的元旦，据传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南北朝时，南朝萧子云的《介雅》诗中也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中国最早称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元是“初”、“始”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是“初始的日子”，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正月初一从哪日算起，在汉武帝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从汉武帝起，才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但这是夏历，亦即农历或阴历，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旦。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叫“元旦”。今天所说的“元旦”，是公元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1月1日正式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中国农历年的岁首称为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象征团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据记载，中国人民过春节已有4千多年的历史，它是由虞舜兴起的。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员，祭拜天地。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岁首，算是正月初一。据说这就是农历新年的由来，后来叫春节。春节过去也叫元旦。春节所在的这一月叫元月。但是，中国历代元旦的日期并不一致：夏朝用孟春的元月为正月，商朝用腊月（十二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十月为正月，汉朝初期沿用秦历。汉武帝刘彻感到历纪太乱，就命令大臣公孙卿和司马迁造“太阳历”，规定以农历正月为一岁之首，以正月初一为一年的第一天，就是元旦。此后中国一直沿用夏历（阴历，又称农历）纪年，直到清朝未年，长达2080年。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中国改用世界通用公历，也叫阳历、新历。并决定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1月1日。一月一日叫新年，但不称元旦。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又因一年24节气的“立春”恰在农历年的前后，故把阳历一月一日称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正式改称“春节”。地球绕太阳一周，历法上叫一年，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但是，人们根据春、夏、秋、冬四季节气的不同，就以夏历正月初一为一年的岁首。每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半夜子时（十二点）过后，春节就算正式来到了。临近春节，人们采办年货，除夕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贴年画、春联；迎接新的一年来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春节庆祝活动更为丰富多彩。不仅保留了过去民间习俗，剔除了一些带有封建迷信的活动，而且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使春节具有新的时代气息。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规定每年春节放假三天。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过新年的形式各有不同。汉族、满族和朝鲜族过春节的风俗习惯差不多，全家团圆，人们吃年糕、水饺以及各种丰盛的饭菜、张灯结彩，燃放鞭炮，并互相祝福。春节期间的庆祝活动极为丰富多样，有舞狮、耍龙的，也有踩高跷、跑旱船的。在有些地区人们沿袭过去祭祖敬神活动，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平安、丰收。古代的蒙古族，把春节叫做“白节”，正月叫白月，是吉祥如意的意思。藏族是过藏历年。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是过“古尔邦节”。春节也是苗族、僮族、瑶族等的盛大节日。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2000字
为了帮助各大莘莘学子顺利完成毕业论文，顺利毕业，下面我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优秀历史教学范文，供大家参考。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2000字一
摘要： 当今时代，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的传递和交换越来越频繁，人类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的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也深受影响。借助于现代技术，不仅教学手段得到了创新，教学方法也得以改进，教学内容也大为丰富。因此，新时代的高中历史教师，一定要掌握相应的技术，以便为历史教学服务。
关键词： 大数据;高中历史;兴趣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教育领域。这种技术的极大进步，不仅直接改变了教学手段和教学形式，而且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作用大致如下：
一、创新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黑板、粉笔是最主要的教学工具，教师的口头讲解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这种黑板、粉笔加老师的教学手段较为原始单一。整个教学活动，往往是教师居于绝对主动地位，而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教学手段的单一加之教学内容的枯燥无味，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尽管许多老师都在努力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自从信息技术普及之后，教学手段得到了极大改善，学生的兴趣问题也有了很大改观。
就以《孔子与老子》这一教学内容为例，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将孔子、老子的图片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回顾在孔子、老子生活的时期，世界各国还诞生了哪些思想家，有的学生说：亚里士多德;有的学生说：柏拉图;有的学生说：释迦牟尼。通过这样简单的介绍，让学生对这个时代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制作多媒体的时候，教师要将孔子的思想与老子的思想进行对比，这样做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孔子与老子思想的不同之处，又方便了学生的记忆。可见，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可以将枯燥无味的历史知识变得有趣味性，从而提高学生历史课的学习效率。
二、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进
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利于教师对教学方法的改进。由于多媒体可以展示大量的信息，基本上取代了教师的板书，也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教师的讲授，从而使教师节省下大量的时间。这样，教师就有机会从一个单纯的讲授者转变为一个学习的指导者，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教师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来进行师生互动，引导学生思考，帮助学生分析问题。由此，便可以实现师生地位的转变，让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学生就成为课堂的主体。
同时，借助于多媒体技术，教师可以使用更多新的教学方法，从而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比如，以《新航路的开辟》这一教学内容为例，教师可以利用地图动态演示法、表格归纳法使学生对新航路开辟的过程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读图识图能力。通过利用多媒体，可以将理论知识更为直观、形象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从而让学生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在这种新的教学环境下，一些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思想开始涌现出来，如，合作学习法、探索式学习法等。这些教学方法的涌现，都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大数据。
三、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的视野
为全面提高学生的历史综合素养，历史教学内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教科书，而是要以教科书内容为基础，适当引进一些教科书之外的内容。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此前对于教材的拓展和补充并不多。现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查找提炼相关的教学内容，将这些新的教学内容引入到教学课件中，不断拓宽学生的视野。
以《大一统与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这一教学内容为例，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将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阿房宫等图片展现在学生面前，然后引入本节的新课。教师也可以在多媒体课件中加入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图文介绍，在讲解完教科书的内容之后，可以引导学生看一看在这一时期世界其他各国的发展形势。如此，既可以让学生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又能对相关历史时期的世界大势有一个宏观把握。
目前，信息技术发展速度惊人，作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不仅要掌握丰富的历史专业知识，还要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只有熟练地掌握了相应的'信息技术，才能有效地创新教学手段，全面改进教学方法，真正拓展学生的视野，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艾音红。高中新课程教学中历史素养的培养[A]。第五届中国教育技术装备论坛获奖论文集：中[C]，2014.
[2]王毓高，石莉萍。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J]。改革与开放，2012(02)。
[3]张荷。运用“友善用脑”理念，创设高中历史课堂的导入设计[A]。2013·学术前沿论丛——中国梦：教育变革与人的素质提升：下[C]，2013.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2000字二
一、背景篇
高一年级上学期快结束了，截至期末考前，我们高一历史备课组组织了三次考试：两次单元考和一次期中考。这三次考试前后学生提问的频率波动很大，尤其是期中考前后。在平常我值班的自修时间里，来问问题的学生寥寥无几，但是期中考试前的一周，在我值班时很多学生很频繁地拿书、拿练习册来问我，甚至有学生还跟我预约，要我在其他自修时间里来班级为他们答疑解惑，学生学习、钻研的热情让我动容，我也在所教的几个班级来回奔波，忙得不亦乐乎。期中考试结束后，学生又回到了考前的平静状态，我坐了一节课，都没有一个学生上来问问题。我曾戏谑他们说：“考试真是灵丹妙药啊，一场考试就可将考前所有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在学生会心的欢笑声中，我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学生这种考试前后问问题频率大波动现象背后，暴露了高一年级历史学习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
二、问题篇
1.不重视历史学科的学习，学习态度不端正
尽管已经进入高中，但大多数学生还是带着初中的心态对待高中的各门功课，认为除了语、数、英是主科，其他都是副科。此外，由于社会上重理轻文风气严重，很多学生抱定读理科的心态。所以，很多学生平常不重视历史学科的学习，上课不用心听，不愿意做笔记，下课后就将书和笔记扔到一边去，等到下次上课才再拿起来。所以，平常不钻研也就没问题可问。
2.不重视基础知识的积累，学习方法不科学
初中历史是开卷考试，很多学生在考前的几天熟悉知识点在课本的位置就能考个不错的分数。因此，很多学生是带着初中学历史的方法来进行学习的，以为考前背一背，练习册做一做、看一看就可以了，平常不重视复习、消化知识并发现学习中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问题来讨教老师。
3.不重视学科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学习效率不高
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部分学生存在“三个被动”，即被动听课、被动记笔记、被动写作业，没有发挥学习的主动性，没有研究知识点的内在联系，所以，无法培养阅读、分析、归纳材料以及论从史出等学科能力。没有自己主动对知识点整理、理解和应用的过程性训练，就没办法发现学习上的问题，更谈不上提出建设性问题来与老师交流。
所以，尽管考前有很多学生来找老师问了很多书本、练习册上的问题，但期中考试成绩并不尽如人意，很多学生甚至考出了非常低的分数，主要是因为学生不重视平常的积累和钻研。
针对高一年级学生在历史科的学习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作为历史老师，我们有必要在反思的基础上调整教学策略，引导学生更科学、合理地进行历史学科的学习。
三、对策篇
1.重视开学第一课的引导
在高一年级上学期开学第一堂历史课上，最好不要教授课本内容，而是要做好初、高中历史学习的衔接工作。比如，要讲讲初高中历史学习的内容、难度要求、考试形式等方面的差异，让学生对高中历史学习有整体全面的了解，改变轻视历史学科的初中思维，做好适应高中历史学习的准备。
2.重视课堂教学中学习方法的引导
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既要讲得生动有趣，吸引学生爱上历史课，更要注意渗透历史学习方法的引导。在教学中可以采用比较法，引导学生对同一时间段的不同历史事件、现象进行横向比较，对相似、相同的历史事件、现象进行纵向比较，还可以引导学生用表格等图示法来归纳知识点，等等。通过种种学习方法的启发、应用，引导学生学得更深入透彻，这样可以在深入的学习中激发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同时也实现对学生历史学习能力的逐步培养。例如，比较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中国和希腊地区的政治制度。在学习第二单元的内容时，能将第一单元的知识点联系起来，起到复习旧知识的作用。
3.重视练习的训练和落实
很多学生平常不重视做历史练习册，被动抄写应付，因此，平常要加强对学生练习册的检查，既要他们及时做完，还要求他们用红笔对答案批改，老师再定时抽查批阅，不合要求的要重做或者另外布置作业。此外，还要由备课组老师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定时定量组练习卷，学生做完后要第一时间收上来批改并挑出典型题目来讲评，做到及时、保质、保量、有针对性、常规化训练，让学生能及时应用、消化知识点，在练习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才不至于所有的问题都积压到考前那几天，而平常无题可问。
总之，在平常的教学中，我们要做个有心人，及时发现教学中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并对他们进行深入的剖析，分析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从中找出解决的办法，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教学工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
历史小论文，集论述、论证和评析于一体，作为一种训练题型，能较全面地考查《考试说明》中规定的各项能力，具有高效率地帮助学生加强思维训练的重要作用。（一）如何写好历史小论文？1、具备历史小论文的三要素（1）论点(观点)：观点应明确、清楚（2）论据(证明观点的证据)：证据要准确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实。（3）论证(用证据证明观点的过程)：A.论证过程逻辑要清楚、严密，经得住推敲，做到证据与观点之间的无缝连接。B.论证过程应有“历史味”，用学科语言，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切忌大白话和空发议论，或简单的罗列史实。2.表述成文: 不能像问答题一样，应以文章的形式来呈现3.语言精炼：历史小论文一般都有字数限制，应抓住材料中的关键信息，在充分理解材料和命题意图的基础上，先打草稿或列腹稿再动笔，以保证语言精炼，切中要害。（二） 解题技巧1、浏览材料，找关键词，明确观点。很多学生，在提炼观点时没有根据题意，导致跑题而失分，十分可惜。由于题干中的观点并不全面，我们不能完全获悉，因此，就必须要阅读材料，找出关键词。何为“关键词”？那就是材料中的主体或者是围绕的中心，它反映了材料的主要意思和要旨。一般而言，要把题干中的问题带到材料中去阅读，如2010年中的“历史前提”其实就是讲资本主义有萌芽到发展的条件或者是原因，2011年的“西方崛起”就是讲西方崛起到底是自身发展的结果还是受外部影响或者是内外相组合的产物。当然，如果材料太长，我们还要学会分层处理，关键词一般应该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字眼。找出关键词，明确观点，也就完成了该题的第一步。2、联系知识，罗列论据，安排结构。一般来讲，高考试题中的小论文题的材料不会是生僻冷门的，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换言之，是我们学生比较有话写之类题目。要不然，就失去了考查的意义，也不利于高考的选拔。如2010年的“历史前提”，我们就要联系世界近代史的有关知识，运用我们分析问题的一般方法(唯物史观)，从经济、政治、思想等角度去寻找史实。比如经济上，我们就可以想到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欧各国的殖民扩张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或者是英国的圈地运动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和资金等。同时，我们还应该深入下去，就是能不能联系中国的情况，恰好中国就是反面例子，正反结合就可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论述。3、下笔成文，讲究格式，史论结合。所谓“万事开头难”，写论文也不例外，因此一定要下定决心，写好开头。有些学生写的开头很长，但观点始终没有明确，有点含含糊糊的味道，这是不行的。其实开头不要写得太多，就是开门见山，观点是什么就写什么。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就写“西方崛起是西方自身发展和外来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一定要讲究格式。在高考评分中对论文的结构是要计分的，这就要求考生应该在论文中分段，突出结构。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就至少三段，第一段是观点，第二段是外因，第三段是内因，最好还有个总结。如果单列政治、经济、思想原因的话，最好也将它分开写，这样显得有层次结构。另外，史论结合要求学生史中有论，论从史出。一定要使用历史学科语言，切忌口头语。单纯的史实堆砌，或者是整篇的论述，都是不能得高分的。如2010年的“历史前提”政治方面时，就不能只说资产阶级革命，而应该表述为“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等。论文总体结构为：总——分——总。具体工作就是围绕（论点），确立分论点，选择论据和预设的结论。
谈历史-我不敢说历史是什么，我只能说历史像什么。 历史像一条满满的海滩，古人是海滩的缔造者，而我们是一个个悠闲地过客，我们在历史的海滩上散步，又想拾起点什么 于是我们知道了秦前的战乱纷飞、群雄争霸；汉朝的文景之治、丝绸之路；盛唐的公主出嫁，歌舞升平；宋末的骨肉分离，词人思瘦；还有大元并不属于我们的莫斯科，我们的祖宗通过郑和下西洋将恩泽遍洒蓝色星球，我们还看到了史上最贵的一把火怎样烧掉天朝上国的尊严，烧毁半个中国的骄傲，烧痛我们后辈人的心，月光下破碎的斑驳是那些琉璃的泪吗？ 我们就在这条海滩上一步一步的前行，拾起古人留给我们的记忆，岳飞、秦桧同样应该被记住，就像石头钻石同样硌脚。 人累了，天黑了，海滩却同样在那里，我不敢说明天也不敢信明天，但愿明天的海滩有更多下陷的足迹。 历史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大自然来作词，人类来谱曲，农民和领袖同样唱得出转音，只不过秦始皇转的大一点，陈胜转的小一点，五线谱写满了前辈们足够的功底，让他们一直从离骚唱到东方红，有花美的霓裳羽衣曲，也有悲凉的骊山怀古，还有黄河大合唱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每一个词都是历史的赐予，每一个音符都是感人的触摸，在音乐的灵魂里我读出了历史的发展壮大，80后华人的历史不止只唱到R&B，中国人的历史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我不敢说明天也不敢信明天，但愿明天的歌谣可以让更多的人传唱。 历史不是谁写给谁看得而是谁来书写的，古人写下了万里长城，近现代人写下了万里长征，我们应该写下更多可以万年来辉煌，历史是伟大的。
我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注重从本学科思想性政治性很强的特点出发，注重从高中学生更热衷于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去探讨问题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历史学科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所撰写的论文“结合时事热点，深化历史教学改革”一文，获校教学论文二等奖，并被编入学校教学论文集。 在本学期，积极参加学校的一切政治活动及各项学术报告会，积极参加升旗仪式。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结合学科特点，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团结同志，钻研业务，热爱学生，师生关系融洽，出勤率高，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二、教学情况： 本学期担任高一·（5）（8）（9）（10）四个普通班的教学工作。针对扩招带来的学生基础较差的特点，着重从扎扎实实地落实基础知识入手，并通过对具体史实的讲解，逐步提高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帮助学生完成从初中的“是什么？”到高中探讨“为什么？”的转变。 本学期因面临历史会考，着重抓了以下工作： ① 高效稳妥地完成《中国近代现代史》的教学工作。 主要依据同学们学科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适当加快新课讲授进 度，以变有更多地时间复习2本书，备考会考。为此作了周密计划，在“五一”后立即结束新课，掌握了复习的主动权。 ①高效扎实地落实基础知识，搞好会考2本书的复习。 在要求学生每周复习一本书的前提下，为落实基础知识，年级组几位课任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了以选择题、（两册共二百四十多题）综合练习题为主的复习提纲，自己打印、作答案。工作量相当大。虽然工作较累，但能为同学们会考取得好成绩，再苦再累心也甘。 ② 加强题型训练，提高同学们的答题能力。 在会考复习的最后阶段，通过综合试题的训练，特别是相关题型的训练，如：如何解选择题、答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等，使同学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在会考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高一·八班入校时，据年级组统计贡献人数为17人，高一会考该班A级为24人，不及格者仅为两人。（体育生）
中国古代服饰的演变，这是一个人类发展的故事，本文上文下图。
先说说什么是服饰
百度词条：装饰人体的物品总称。包括服装、鞋、帽、袜子、手套、围巾、领带、提包、阳伞、发饰等。古人，则是用来遮羞，而今人对于新事物的认识不断进步，服饰的材质，样式也多种多样。
引证解释：
1.佩玉之饰。指玉器的彩色衬垫。《周礼·春官·典瑞》：“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 郑玄注：“服饰之饰，谓缫藉。”崔颢《卢姬篇》：“君王日晚下朝归，鸣环佩玉生光辉。”
2.衣服和装饰。《汉书·张放传》：“ 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许嘉女，上为放供张，赐甲第，充以乘舆服饰，号为天子取妇，皇后嫁女。” 宋 郭彖 《睽车志》卷二：“倅问妇人服饰状貌，乃其亡妻丛涂寺中也。” 清 徐士銮 《宋艳·丛杂》：“ 唐代宗朝，令宫人侍左右者，穿红锦靿鞾。是转效贱妓服饰也。” 曹禺 《王昭君》第二幕：“ 休勒年约四十岁……他的华丽的服饰和他萎缩的外形极不相衬。”《诗经.硕人》：“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3.穿衣佩饰。汉 应劭 《风俗通·正失·叶令祠》：“ 乔曰：‘天帝独欲召我！’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
人类为什么穿衣服？（额，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当然衣服不等于服饰。
保护说：
主要是为了驱寒保暖，避免蚊虫叮咬等等。（个人感觉这个适用于早期人类）
羞耻说：
类似于圣经中的亚当夏娃，认为人类穿衣是为了遮羞。（这个明显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吸引异性说：
与遮羞相反，认为穿衣是为了引起异性人类的注意。（我们又不是孔雀，难道为了吸引异性而开屏吗？当然有）
美化说：
认为人类穿衣是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美观。（同上）
避邪说：
主从神话和文化的角度进行解释。（我敢肯定这肯定是宗教人士的论调）
我的回答是：想穿就穿了。
进入正题，人类服饰的进化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服装设计和纹饰图案源于生活，形成于人们的观念，所以，服饰图案和样式紧随着人类的进化和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脚步。
古代较早的服装。
人类早期树叶遮蔽身体，后来随着狩猎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可以获得比以前多一些的猎物，将毛皮留下用以遮蔽身体。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爱美之心被不断挖掘，因为皮毛和植物的色、质、纹这些美的要素在不断地激发人的爱美的品质，所以在远古时代，服装虽然是以功能为主，但在漫长的岁月中，劳动人民的审美能力、爱美之心一直被培养着。（未保持原始风貌就不打马赛克了，当然小伙伴可以自动忽略哪些不和谐因素）。
从我天朝说起，我国的服饰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历程，有着悠久的历史。那么问题又来了，什么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汉服？唐装？NO，个人观点是所谓“传统服饰”是个多元的包容的概念，不只包括汉服也包括少数民族服饰。
夏、商、周时期的华夏服饰
原始时代的服装形式，虽有个别考古资料的发现，但由于材料太少，还不能对该时期的服饰作详细的说明。夏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的服饰是上衣下裳，束发右衽。河南安阳出土的石雕奴隶主雕像，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着裙，腰束大带，扎裹腿，穿翘尖鞋。这大体反映了商代服饰的情况。
周初制礼作乐，对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冠服制度作了详细规定，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装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深衣和冕服始于周代，这两种服制，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图是十二纹章。
在整个“先秦”时代中，春秋以前属于奴隶制社会，战国以后则进入了封建社会。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各种手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青铜文明”。而随着青铜文明的发展，逐渐将其纹样运用到人们的日常服饰的图案设计中，并不断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着。
传统冠服制是在汉代确立的
汉代深衣仍很流行，汉代是传统冠服制的确立时期。汉代的裤是开裆的，裤，古称绔。《说文》：“绔，胫衣也。”《释名·释衣服》：“绔，跨也，两股各跨别也。”由此可见，当时的绔是开裆的，外罩以裳或深衣。后虽然出现满裆裤，但开裆裤仍长期存在。
在服饰面料图案的装饰上，一改商、周代中心对称、反复连续图案的组织形式，而是以重叠缠绕、上下穿插、四面延展的构图出现了，并以幻想和浪漫主义手法，不拘一格地进行变形，形成了活泼的云纹、鸟纹和龙纹图案。在此服饰图案的运用经历了从最原始的一种蒙昧美的追求，到图腾的崇拜，权力、地位的象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已经达到了人的主观上的艺术加工、创造的境地。也就是说，图案作为服饰装饰不单单是美的象征，而是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它的艺术欣赏价值，尽管它蒙上了一层权力等级的色彩（即阶级的色彩）。为此我们说，服饰图案的运用到了汉代时，已经有了较高的艺术表现力。
另外，随着阴阳、五行文化传统的强化，汉代时还出现了“五时服色”，是用于迎气时穿用的：立春日，百官到东郊去迎春，旗帜、冠服皆用青色；立夏日，百官则到南郊去迎夏，穿用红色；立秋前十八日，是祭皇帝后土，服制用黄色；立秋日，百官则到南郊迎秋，穿用白色服装。立冬日，百官则到北郊迎冬，穿用黑色服装。此外，汉代还规定了以冠帽种类和印绶和颜色作为区分官阶等级的依据。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服的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服装史上又一个大转变的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装，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但礼服仍然是传统的汉族礼服形式。
隋唐时期服装的转变时期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使其能上承历史服饰之源头，下启后世服饰制度之经道，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制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男子的常服为幞头、袍衫、穿长靿靴。但此时的袍衫与前朝略有不同，式样为圆领、右衽、窄袖、领袖裾无缘边。此外，还有襕袍衫和缺胯袍衫等式样。这种袍衫主要是受胡服影响，并且与汉族的生活习惯和礼仪特点相结合，形成了这时期袍衫的风格。
宋代的服装趋于保守
宋代的服饰，大体沿袭唐制，但在服装式样和名称上略有差异。宋代的缺胯袍衫式样有广袖大身和窄袖紧身两种。穿褙子和半臂的习惯极为普遍，但都不能作为礼服穿用。总的来说，宋代的服饰比较拘谨保守，色彩也不及以前鲜艳，给人以质朴、洁净、淡雅之感，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宋代统治者为了维持尊卑贵贱的品级关系和长上庄严的目的,在服饰上也有严酷的品级之分。仁宗即位后,以“简单躬行”,并于年夜圣三年(1025)饬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腔,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
宋代的服装面料，讲究的以丝织品为主，品种有织锦、花绫、纱、罗、绢、缂丝等。宋代织锦以成都蜀锦最有名，花纹有组合型几何纹的八搭晕、六搭晕、盘毯等。几何填花的葵花、簇四金雕，大窠马打毯，雪花毯路、双窠云雁等。器物题材的天下乐（灯笼锦，是文彦博在成都为谄媚仁宗张贵妃而创制）。人物题材的宜男百花等。穿枝花鸟题材的真红穿花凤、真红大百花孔雀、青绿瑞草云鹤等。花卉题材的如意牡丹、芙蓉、重莲、真红樱桃、真红水林檎等。动物题材的狮子、云雁、天马、金鱼、鸂鶒、翔鸾等。几何纹的龟纹、曲水、回纹、方胜、波纹、柿蒂、枣花等。宋代服饰纹样受画院写生花鸟画的影响，纹样造型趋向写实，构图严密。
辽、金、元时期
辽、金、元时期的服饰既沿袭汉人的礼服制度，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
辽、金、元时期的服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沿袭汉唐和宋代的礼服制度，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辽金男子的服饰多为圆领、袖的缺胯袍，着长统靴或尖头靴，下穿裤，腰间束带。元代男子的服饰有汉族的圆领、交领袍，也有本民族的质孙服，其形制与深衣类似，衣袖窄瘦，下裳较短，衣长至膝下，在腰间有无数褶裥，形如现今的百褶裙，在腰部还加有横襕。领型有右衽交领、方领和盘领。下穿小口裤，脚穿络缝靴。服色以白、蓝、赭为主。此外，元代服饰在质料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棉花的广泛种植，棉布成为服饰材料的主要品种。
女真族是我国东北地区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一直到隋唐时期，还过着以渔猎为主的氏族部落生活，古称“靺鞨”。公元 10世纪时，女真族在辽的统治之下。1115年，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在按出虎水附近的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县)建立起奴隶制政权，国号为“金”，后来逐渐摆脱随水草迁徙的穴居野外生活，发展生产力，练兵牧马，终于在1125年将辽天祚帝俘获，彻底推翻辽的统治。即年冬日，金太宗吴乞买(即完颜晟)派兵南下，直捣宋朝，要挟黄金、白银、牛马、绸缎数千百万，并索割太原、中山、河间等镇。面对腐朽的宋王朝，金兵认为有机可乘，不过半年又渡过黄河，包围北宋首都汴京，掳走皇帝、后妃、百工，抢劫珍宝古器。与南宋对峙数年之后，被蒙古军所灭。
金俗尚白，认为白色洁净，同时也与地处冰雪寒天与衣皮而皮筒里儿多为白色有关。富者多服貂皮和青鼠、狐、羔皮，贫者服牛、马、獐、犬、麇等毛皮。夏天则以伫丝、锦罗为衫裳。男子辫发垂肩，女子辫发盘髻，也有髡发，但式样与辽相异。耳垂金银珠玉为饰。女子着团衫、直领、左衽，下穿黑色或紫色裙，裙上绣金枝花纹。亦着背子(习称绰子)，与汉族式样稍有区别，多为对襟彩领，前齐拂地，百花绣金、银线或红线。《续资治通鉴》载：“乾道间金主谓宰臣曰，‘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由此看来，民族错居之间，时而互受影响，乃使习俗杂糅，是为大势所趋，不是一两个人可以随意扭转的。
金人尚火葬，故而遗留的实物不多，从金人《文姬归汉图》中所绘服饰分析，当是按当时习尚所绘成，带有鲜明的作画者所经历的时代特色。首戴貂帽，耳戴环，耳旁各垂一长辫，上身着半袖，内着直领，足登高筒靴，颈围云肩，当与金服接近，可供参考。1988年，黑龙江省阿城市巨源乡城子村金齐国王墓出土出了数十件男女丝织品服饰，做工考究，显示出浓厚的北方民族特色，是金朝女真族的服饰精品。其中一双罗地绣花鞋，长23厘米，鞋面上下分别用驼色罗和绿色罗，绣串枝萱草纹，鞋头略尖，上翘。麻制鞋底，较厚，鞋底衬米色暗花绫。
明代的服装继承前代。
明代的服饰，大体上沿袭唐制，但宋元服装形式中的某些式样也有保留。
明太祖朱元璋限制服饰的颜色,籍此确立品级。明代继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为红色。官员服色以红色为尊。那时还划定,玄、黄、紫三色为皇家专用,而仕宦军平易近的服装,均不许用这三种颜色,违者即属触犯法令。
服饰的装饰纹样要求美与内容吉利的统一，是我国服饰艺术的特色。宋元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在装饰艺术领域反映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越来越强化，社会的政治伦理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宗教观念都与装饰纹样的形象结合起来，表现某种特定的含义，几乎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后来图案界就把它们叫作“吉祥图案”。吉祥图案利用象征、寓意、比拟、表号、谐意、文字等方法，以表达它的思想含义。
—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图案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的服饰对近现代服装形式影响较大，清代与以往任何朝代不同，是以少数民族服饰完全取代汉族服饰为主的朝代，汉族服饰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到了清代，服饰的装饰纹样就是繁杂堆砌。如果说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也有不同的话，那么，在这里所要说的，就是各种服饰配件的完善、图案的繁琐，以及等级观念在图案上的反映更加森严明确了。—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并将其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十二章纹在衣服上的分布位置是：左肩为日，右肩为月，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纷的程度。
清代男子服饰可分为两种：满族民族服装；外来西洋服装。清代袍的式样，是在满族传统基础上加以变化，并吸取汉族服装特点。一般袖子比较窄瘦，礼服是箭袖，又称马蹄袖。袍身用钮扣系结。右衽大襟，圆领口。皇室的袍有前后左右四开气，而士庶男子只能在左右开气。马挂是清朝特有的满式服装。它式样多为圆领，有对襟、大襟、琵琶襟等式样，有长袖、短袖、大袖、窄袖之分，但均为平袖口。直到清末西洋服装传入和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服装才起了重大变化，进入了近现代服装发展阶段。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但某一时期的审美设计倾向、审美意识也并非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只有将这种特定的审美意识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考察才能见其原貌。
一、秩序井然的服饰——自夏至西周时期
周朝作为最强盛的奴隶制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制定了一套非常详尽周密的礼仪来规范社会，安定天下。表现在服饰上，如不同场合要穿戴不同的服饰，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这些服饰严格区分了天子与官僚、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差别，形成了一整套的冠冕制度模式，影响了自商周以来三千年封建社会的服饰文化。从此，服饰开始标识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以便“分贵贱，别等威”。
西周服饰
二、从百花齐放到趋于一致——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战国时期七国崛起，各自独立。在服饰上也各显其地方风格与文化风采，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彩的景象。如春申君的3千食客中的上客皆着珠履；平原君后宫百数，婢妾均披绮披纱；卫王宫的卫士穿黑色戎衣；鲁国的儒者服长衣、褒袖方履，等等。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统一的实现，服装风格也逐渐趋于一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重新制定了祭祀服制与朝服制度，形成了正式完备的冠服制度。
三、胡汉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部分崩离析。正是由于战争，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西域文化与汉族文化碰撞、融合，使得中国服饰文化进入到一个追求时髦、胡汉交融、奇装异服盛行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汉服中的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融合了胡服的特点。同时，受先进的汉文化和风气的影响，北朝各族纷纷推行汉化运动，仰慕汉族衣冠服饰，形成了“群臣皆服汉魏衣”的状况。
四、开放浪漫、异彩纷呈——隋唐五代时期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造就了独特的开放浪漫风格的唐朝服饰。尤其是唐代的妇女服饰，是历代中的佼佼者。唐代的女装颜色鲜艳，造型雍容华贵，装扮配饰富丽堂皇。如在衫、裙之外还有披在肩上的长围巾“帔”。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长衫外面。这种装扮使唐朝女装形成袒胸、裸臂、披纱、大袖、长裙等极为开放的风格。
五、质朴保守——宋朝时期
宋朝统治者注重文治，竭力推崇程朱理学，把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倡导，其目的在于去掉人们的任何反抗意识。这种理学观念影响到人们的着装，使宋朝的服装一改唐朝服饰旷达华贵，恢弘大气的特点，服装造型封闭，拘谨保守。颜色严肃淡雅，色调趋于单一。另外，两宋时期，边患不断，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官僚队伍和军队的壮大，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为此统治者三令五申，要求服饰简约淡泊，力戒奢侈铺张，从而形成了以后质朴淡雅为宗的一代审美标准。
六、异地胡风——辽金元时期
作为古代史上民族融合的又一高潮，这时期的服饰既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特色又有融合的色彩。服饰大多用毛织品并且制作较为简单、实用，易于马上作战射猎。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筒靴。元服则吸收宋服形式，官服款式较特殊为窄袖、盘领、缝掖，独具特色。
七、继承创新——明清时期
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大明帝国后，对服饰也有统一的要求。先是禁胡服，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对民间的男装也有规定，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
清朝作为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的前夜，在服装史上也是改变最大的一个时代，清服是中国古服与近代服的交接点，它的存在是以后发展到近代男士的马褂长袍、女士的旗袍的前提。清代还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到了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借鉴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历代服饰文化及其社会背景朝代 服饰文化 社会背景先秦时期 秦的服饰标准色都是黑色。但式样依然是大襟右衽交领这种。基本沿袭战国时期。女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同时，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 秦时期的国家宗教祀典与商周时期的情况既有同，也有异；既有不变，也有变，总的倾向是宗教典礼趋向简约化。人类政治文明的历程，既是政治觉悟和政治思维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政治典礼不断简化的过程，二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反向运动。两汉时期 汉代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汉代的直裾男女均可穿着。这种服饰早在西汉时就已出现，但不能作为正式的礼服。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并替代了深衣。 汉是中国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汉武帝时代的中国，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物产最丰富、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两汉王朝后期的社会矛盾均异常激烈，各地起义暴乱不断。这个时代背景对汉文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家具设计的重要转折点，其原因在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随着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价值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也在不断发展。唐代 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 唐代服饰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和平时期各民族之间服饰文化的广泛交流。这种装束反映了唐人在服装上的大胆尝试，体现了人类追求形体美的思想意识，是女性思想解放在服装上的表现。宋代 宋朝汉族男子服饰服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圆领式样，相比唐朝宋朝男服袖口变的宽大。宋朝汉族女服基本式样有两种：大襟右衽交领和对襟。 宋朝服饰特点的历史变化，从王朝初年的简朴到王朝末年的奢侈，一方面表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统治阶级的日渐腐朽。元代 基本沿袭了唐朝服饰。男子都戴幞头着襕袍，襕袍的颜色，一律用绿色，似与当时的制度有关。幞头的两脚，微微下垂，可能在中间纳有“丝弦”，故有一些弹性，是晚唐五代通用的样式.当时的妇女服饰以短襦及长裙为主，也有圆领袍衫。腰间一般都用绦带系束，余下部分下垂，形似两条飘带。披帛较唐代狭窄，但长度有明显增加，长度大约在三至四米之间。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元代不过百年时间，然而剽悍、质朴的草原文化（游牧文化）与成熟、丰富的中原文化（农耕文化）的碰撞，具有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内容。明代 男子服式依然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女装相比男装要富于变化些。明代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背子、比甲及裙子等。衣服的基本样式，大多仿自唐宋，一般都为右衽，恢复了汉族的习俗。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清代 清代男子服装主要有袍服、褂、袄、衫、裤等。其中一种为“马甲”或称“坎肩”，男女皆着。样式有大襟、对襟、琵琶襟等。还有一种马甲，四周镶边，在正胸钉一横排钮扣，共十三粒，俗称“一字襟”马甲，或称“十三太保”。 清王朝是以少数民族满族上层为主体而建立的封建统治机构，是封建君主专制王朝中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中国悠久历史上的重要篇章，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转折。这段历史为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宝贵的遗产。至清代，传统经济达到顶峰，各生产部门技术水平空前提高，商业贸易颇为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