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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生平读后感 --- 10100530208 沈雁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汉族，云南玉溪人。中国音乐家。他从小家境贫寒，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另外由赵丹主演的影片《聂耳》在1959年上映后也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这部电影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 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耳朵先生”和“田老大”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 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 聂耳，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义 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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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郑千里 报道]继2006年9月首次成功放电后，我国“人造太阳”实验装置——位于合肥的全超导非圆截面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1月14日23时01分至15日1时连续放电4次，单次时间长约50毫秒，从而标志着第二轮物理实验的开始。 本报记者 保婷婷/摄聚变曙光耀东方一位长者，清癯，精瘦。然而，他的言辞却让人感受到其中的睿智与分量。2007年3月1日，为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在合肥进行国家工程竣工验收的就是这位长者万元熙。他代表EAST工程指挥部作了报告：与国外同类装置相比，我们已建成的装置使用资金最少、建设速度最快、自主创新最多。完全可以乐观地预见，EAST的成功建造和运行，将为中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的下一步计划奠定物理、工程技术和人才队伍的坚实基础！“未来高效聚变堆必须稳态运行，因此实现托卡马克稳态运行的工程和物理问题成为托卡马克的前沿研究领域；全超导托卡马克是实现稳态运行最必要的工程技术基础之一；世界上还没有全超导托卡马克；我们及时向国家提出了建造先进全超导托卡马克计划。” 万元熙追溯。他的报告获得热烈的掌声。莅临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称EAST的建设成功，“是向和平利用聚变能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科技工作者对世界科技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十年磨剑终成器，聚变曙光耀东方”，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在致词里，更是言简意赅地作了点题。太阳发出的能量来自氢原子核。氢原子核相互作用，发生核聚变，释放出光和热。如果发明一种装置，它不仅能承受上亿摄氏度的高温，还能控制氘和氚聚变稳定持续输出能量，无异于发明“人造太阳”，为人类提供无限清洁的能源。受控热核聚变反应的途径之一，就是制造托卡马克磁容器。科学家在该装置上研究发现，可以把氘氚的聚变燃料加热到几亿摄氏度的高温区，然后发生大量聚变反应。“称我们的EAST是人造太阳，可能会造成公众的曲解。EAST进行的与未来聚变堆相关的工程和物理问题的探索性实验研究，是要为未来稳态、安全、高效先进聚变堆的物理和工程技术基础作贡献，但要建造在地球上的受控热核聚变反应堆或核聚变电站，能像太阳一样通过核聚变反应放出能量，进而实现商业化发电，那大约是50年后的事。”万元熙实事求是地解释。EAST是英文Experimental Advanced Superconducting Tokamak（实验的、先进的超导托卡马克）的缩写，原意“东方”。它从1998年国家批准立项到今天通过验收，如吸收天地山川之精华，今天才喷薄于东方的地平线。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团队通过10年顽强拼搏，正在托起和明天一样辉煌的太阳。万元熙：老骥引领“新潮流”虽然年龄68，万元熙心态依然年轻，“我提出很多大胆的改革思路，年轻人说我不像是位老同志。我引领‘新潮流’，是所里第一个贷款买车的。”天柱山，“自己开车想上哪就上哪，多自由、多潇洒呀！”早年所里分房，万元熙废除了领导加分的老规定，根据所里未来的发展需求，把全所人员分成不同的群组，按其对所里的贡献打分，谁分数高谁就优先挑选房子，“群众有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比如李建刚所长当时还只是个小年轻，打分下来他排队很靠前，自然就分到了房子，现在也确实证明了他是研究所的中坚力量”。万元熙认为骨干队伍的稳定和凝聚牵一发而动全身，要靠感情动人、待遇留人、事业凝人。“1995年，所里遴选出15位大家公认的学科和技术带头人，给他们每人发一张银行卡，每个月打进1000元钱。当时研究所经济拮据，造成一些人才因囊中羞涩而流失，我们采取这一措施是痛下决心。一些骨干拿到这1000元钱，说这样要‘玩命’时在老婆孩子面前也硬气了。”和谐社会，应该人尽其才，才得其酬。“既然我是所长，就得对决策承担责任。关键岗位上的熟练技工收入能否比研究员还高？关键要看他对研究所发展的贡献。谁要吊儿郎当我也会拍桌子，当然事后我也会道歉。‘上山下乡’那年月我啥苦头没吃过？我与任何人都可以很好地沟通。”“理论物理讲究做事出发点不能错，工程要为物理研究服务，不要本末倒置，因强调工程的难度而影响实验。所有工作都要落到实处，二级项、三级项，谈得再漂亮也不行，先跟我谈零级项。一定要先判断出最清晰的需求。”听万元熙这么“强硬”的口气，谁能相信他是胃切除4/5，至今还留有心肌梗塞病灶的人？“很多决策包含着风险，如果硬要给我上纲上线，可能我就犯错误了，若不给我上纲上线，人家就说我英明决策。” 万元熙笑曰。早在20多年前，万元熙就参加过托卡马克的国际会议，“以前我们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出国口袋里没有一点钱，根本谈不上社交”。2006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国际聚变能会议，万元熙作了开幕式上的第一个报告，题为Overview of Progress of EAST Project and Future Plan。按过去的惯例，这一般都是由世界上最先进的聚变研究所作报告。报告结束后大家热烈提问，第二个提问的是美国教授Goldstone，他过去参加国际大会都会坐在第一排，都会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但他这次却站了起来说：“我建议我们全体起立，为中国的EAST热烈鼓掌祝贺！”在国际聚变能的类似大会上，以前还没有发生过700多位与会代表一起，为某项科研成就的取得热烈鼓掌，这次大家却为EAST的成就共同鼓掌充分说明，我国科学家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VIP。过去托卡马克装置多半是圆截面，但后来理论证明非圆截面的效果更好。万元熙生平作的“最冒险”决定，就是要做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我的冒险有理论根据。一是世界上已经有模型线圈作了相关实验，证明托卡马克可以承受一定量的快速磁通变化；二是物理上也有其他可采用的办法，能够用来降低超导托卡马克对其快速磁通变化的要求。就像是走路，如果前头是一面墙，人肯定穿越不过，但即使前面只有一条小路，人也能够通过，如果这面墙是纸糊的，人就很容易穿越。”武松涛：阳光十足地“修行”武松涛是等离子体所副所长，EAST的装置主机负责人。“我1983年华中工学院毕业，专业是光学工程，如果始终停留在原有专业就走不到今天。大学只能是‘师傅引进门’，工作上‘修行’的道路更漫长，要在等离子体所干好就必须懂得聚变，到处找这方面的书自学。”武松涛找到一本《受控热核聚变实验装置概论》。油印讲义因年代久远已卷边发毛，但扉页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系”“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字样尚清晰可辨，“不记得当时是向谁借的，它只有上本没有下本，我得到后如获至宝，通宵达旦地看了好几遍。”武松涛参与聚变实验装置建设是在1990年。他写的《HT-7主机改造工程的组织、协调与管理》发表在《科研管理》上。HT-7装置建造成功后又及时提出建造超导托卡马克EAST装置。“中科院希望能有年轻的科研人员参与项目，所领导到院里汇报工作有年轻人他们就高兴，如果只是所领导自己，院领导就苦脸相对。我介入装置总体设计，跟着霍裕平、万元熙、翁佩德几位老领导跑，他们都比我大20岁左右。我参加了院里及国家组织的几十次项目方案论证，我作总体方案这部分报告。有关部委领导看了HT-7U（EAST原名）都说，项目本身不错，但工程要持续那么久能否做到后续有人？大科学工程给了我成长的机会，我感谢老同志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武松涛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我们脑子里已逐渐把装置各个关键部件的结构清晰化，从1998年到2001年，我们每年出一本装置设计的文集，既作为文献把工作记录下来，也给大家增加点压力，思考未来的发展战略。文集的序言都是我自己写。”听说用2000万美元就要建造全超导核聚变装置，国外没人相信，国内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每次方案汇报和论证都像是舌战群儒，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磨砺中，武松涛得到了锻炼成长。武松涛巧妙地借助国际合作平台，为承担EAST接着搞“热身”。为合作伙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核聚变研究中心设计制造新型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他带领五人的一个小组，前后用了两年时间，圆满完成了经费125万美元的合作项目。“这是我国首次以技术方式向发达国家输出托卡马克聚变系统。美国能源部对这一成功合作也很满意，称它是中美核聚变合作的新型的方式。它也是迄今为止中美聚变界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对提高我们的自信心起到很大作用。”2002年12月，武松涛因为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突然嗓子疼得厉害，几天之后干脆成了“哑巴”，医生诊断患了急性扁桃体炎，要他立即住院动手术。那时EAST正处于建设的关键期，他除了到医院打点滴，每天照常上班。无可奈何的医生只好在他病历上作了“病人拒绝住院”的记录。“这在我们团队根本算不了什么。‘保证星期六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是我们不成文的作息守则。”武松涛说，“平时我总给人很阳光的感觉，但记得EAST立项一年多时，有一次我召集每周一次的全体例会，因为项目推进得很慢而带来压力，我忍不住说：如果项目延缓进度或者出了差错，我们不但愧对前辈，也愧对国家！当时我不由自主地哽咽了。大家好几分钟不说话，都感到我的动情之处，会后对我说，他们能体会我的压力，大家会同舟共济。”2006年9月28日，EAST首次成功获得高温等离子体放电向媒体开放，李建刚所长找了武松涛一下午，想把他推向“前台”接受采访，但武松涛却如同“蒸发”了一般，“我在办公室，把衣服叠作枕头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从吃午饭后一直睡到傍晚。我将手机关掉，哪里也不想去”。“大学同学毕业后曾聚会过两次，他们大多都已改行，其中经商的居多，目前还在搞科研的除我之外可能仅有一位同学。同学聚会问我怎么搞到聚变工程上来，还调侃说我是最有可能当院士的人。”武松涛笑了笑说：“众所周知，大科学装置的建造周期一般都很长，如果一个人耐不住寂寞，干不了那么长时间，就像跑马拉松运动员没有毅力似的，中途就会自行被淘汰出局。”潘皖江：关乎“大脑毛细血管”在EAST团队中，潘皖江主要负责装置绝缘结构的设计以及绝缘子的研制。武松涛等早年在外国参观过托卡马克的绝缘子，但外国根本不愿意透露研制技术，每个绝缘子报价高达1400~1600美金，如果EAST需要600个绝缘子，就意味着仅此一项的花费就需要约90万美金。1997年夏天，由武松涛出面游说，校友潘皖江就被赶上了架。潘皖江1989年华中工学院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毕业，在等离子体所研制中心工作的几年里，也参与过一些绝缘材料的研制。从俄罗斯T-7上拆卸的绝缘子，陶瓷材料不符合EAST装置的要求，他们想在国内寻找合作伙伴做绝缘材料，但相关单位不是因为工艺不能解决，就是因为经济效益的考虑，都不愿拣超导体绝缘材料这个“烫手的山芋”。当时31岁的潘皖江虽然还缺乏历练，但逼上梁山，只好自己做复合材料。“高大明老师去国外访问时拿回一个样品，我们把它当宝贝似的，小心翼翼地不敢动，充其量是用X光为其拍照，但后来测试出它是坏的。询问外国的绝缘子价格，不仅贵得吓人，还不让测试性能。”万元熙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EAST里用的绝缘子就相当于人体大脑的毛细血管，哪怕其中一个毛细血管破裂，人可能就会脑瘫痪。所以，600多个绝缘子都要严格要求质量、严格加以测试。“绝缘子前后研发了3年，自己做了两年。我们只能自力更生，在实践中摸索着干。”潘皖江轻描淡写地，一句话就带过了10年的历史。潘皖江原创的“金点子”，是提出“液态树脂低温氦密封电流引线”的办法。EAST在2006年初第一次调试，所有引线都发现电流引线外漏的情况。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可能导致超导磁体损毁，从而导致整个装置失效。万元熙和武松涛认为潘皖江提出的想法很新颖，值得尝试。从下午五点钟开始做，到七点半就出效果，从根本上解决了EAST的真空问题。“其他人可能受所学专业局限，想用强度很高的材料将外头的引线固化住，我是求异思维。”潘皖江还是轻描淡写，“后来开总结大会，万元熙总经理说我的主意不错，应该‘重奖’，给了我1500元的额外奖励。”EAST第二次调试低温超导出现了内漏，大家又想到了潘皖江。他采用真空管，两天就解决了问题。在EAST的工作中，潘皖江等人摸索出的一些新工艺、新方法都在申请专利之中，“很多人在跟踪我们的技术。我们研制绝缘子的成功率也很高，对外说我们的成功率达到90%，人家一般不相信，怎么可能那么高呢？我还没好意思跟他们说，我们的成功率甚至高达99%呢！”高大明：抓质量就是“抠问题”EAST的主要构成部分是超导磁体，为了节省项目经费，本来已和美国的一个科研机构商谈提供超导或电缆，但因李文和事件的突发使得这一合作可能中断。考虑到苏联因为解体，大加速器项目暂时搁浅，于是合作的指向自然掉转到俄罗斯。主管设计的副总经理翁佩德与俄罗斯联系，对方说仓库里有很多超导股线，但是放置的时间很长了，性能究竟怎么样不好说，但可以便宜点卖。“柳暗花明又一村”，让大家眼前一亮。时值2001年春节前夕，所里赶紧组织8个人兵分两路，一路由陈灼民带队，一路由高大明带队。陈灼民等人在尘封的仓库里，除了要把所有超导股线一团一团地全部倒出，还要测试每团线的3R性能。超导丝团和车轮子差不多大，他们足足折腾了三四个月，总算挑出4500多根、20吨参数能匹配的超导股线。最后，高大明坐镇指挥另一路兵马，在电缆研究所将这些超导股线绞缆。运回国内的成型电缆都是600多米长，最终用较少的钱买回了EAST重要的也是合格的材料。此前，高大明和EAST研究中心主任陈思跃考察俄罗斯电缆所发现，该所虽然生产过800米的铜缆，但仅仅是验证工艺，从来没有连续、满负荷地生产过批量的超导导体。由于穿管导体内部充满液氦才能实现超导，必须对套管焊缝质量提出严格要求。超导导体的钢管焊接需要很好的技术，没有焊透不行，若焊得太透钢管就会鼓出一团，按什么标准来控制呢？高大明来回抠问题，总算得到一些比较关键的技术标准。2001年8月26日，600米穿管超导导体（CICC）生产线建成，并成功生产出第一根铜缆导体。EAST所有超导磁体需要的导体都由这条生产线生产。从俄罗斯高能所购买的毫米直径的超导股线，按照设计绞制成直径约20毫米的超导电缆，在这条生产线上穿入用特种高强度不锈钢管焊接成的长达600米的套管。在总工艺师高大明指导下建成的CICC生产线，为EAST的超导磁体绕制、超导磁体实验等奠定了基础。“严格管理是我们团队的特点。搞大科学工程本身就有很大风险，必须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ISO9000标准的核心就是要文件化，实行过程控制，防患于未然。2000年底我们终于建成了EAST的质量管理体系。”高大明说。高大明1978年从东北第一机械厂调来，“那时正是‘科学的春天’，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的理想主义教育影响，我就想扎扎实实为国家作贡献。搞大科学工程不像是在居里夫人时代，两三个人在地下室晃一晃化学瓶子，或许就可以搞出成果，我们EAST团队最注重的是团结协作。”高大明介绍说，“现在参加国际ITER计划，因为我们有全过程搞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声音也响亮了。”“我们的学生在国外，别人问起EAST怎么做，他完全可以应答如流。过去发达国家与我们合作纯粹是为了省点加工费用，现在我们EAST的整套经验对它们有用。”高大明打了个比喻，“这就像一位研究生虽然考试只七八十分，但和一位小学生考试得一百分，水平肯定不在一个档次。”吴杰峰：施工现场“魂牵梦绕”在俄罗斯转移的T-7上作物理实验，必须作许多技术改造。如它要多开窗口，才能实现ECRH、离子回旋等辅助加热；要了解等离子体的参数，必须要有相应的诊断窗口、实现抽真空的抽气窗口。总共要开100多个窗口。吴杰峰1988年7月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就被分配到等离子体所的研制中心，他早年当过焊接项目负责人，现为研制中心主任。“真空室窗口原来只有12个，要改造到48个。管道共有3000个接头需要焊接，有一个产生漏焊、虚焊都非常可怕，氦气就可能跑到真空里，使外杜瓦变成大冰块。为把好质量关，我经常要钻进真空室，744毫米的直径，操作的焊工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头，无论仰焊、侧焊、横焊，都比较困难。”超导线圈绕制是全新课题，高大明1998年带着吴杰峰等出国考察线圈绕控，1999年就自主研发出了“替代材料管内电缆导体”，接着绕制出D型线圈。“铠装导体的无张力连绕技术”获得了发明专利，绕线机获得了新型设计专利。2002年2月做出第一条真正的超导导体，2003年8月做完58根、总共34公里的铠装电缆导体，“我们在现场抓质量和进度，最初40天做成一根导体，后来5天就能做成一根，一是技术操作大家已经熟练，二是批量生产采用了计件式的管理。一年半做完全部58根导体，是目前在国际上做得最多、速度也最快的。”做EAST的超导磁体非能等闲视之。首先要建特种绕线车间、绝缘子真空压力浸渍车间等。研制中心进行了诸多技术集成和工艺上的探索。超导磁体34公里共3500多个接头，研制中心一次焊接合格率达到98%，超过了一级焊缝的标准。“从确保质量考虑，我们每次焊前都要试焊3次，连刚换了瓶气体也要先试焊3次。”低温容器的密封度要求高，研制中心采用了内窥镜、渗透、超声等6种检测技术，“容器绝对不能出现泄漏。我们能想到的检测方法基本都采用了，只要一个方法未通过就得重来。因为哪怕一个焊头出问题，就可能陷入和别国的托卡马克一样尴尬的情况：真空上不去，低温下不来” 。吴杰峰说，“检测出了某些问题，无论是我还是焊接的工人，睡觉都不踏实，可能睡梦中会突然翻身起来，说：哦，问题是不是出在那里！就赶紧披衣从家里跑到现场。”白红宇：科研路上的感情“流量”EAST有两个大规模低温超导磁体系统，超导线圈有好几个流体通道，必须通过控制保证其流量的分配。超导磁体要在下运行，低温制冷系统是冷却超导磁体及保证磁体运行在工作温度不可或缺的子系统。该系统不仅体积庞大，而且工艺技术复杂，“委托国外公司制造不仅时间周期较长，而且报价也相当昂贵，我们只好自己动手做”。白红宇说。白红宇“自己动手做”做得非常好。“低温流量计先是买了个美国的，发现用它测量数据并不准，我们也自己动手做出来。”在EAST的低温下传统流量计已经“失灵”，也可以用超声波的办法做，但先前国内没有人做过，谁要做就要有条件去标定它。“因为EAST用的是循环的氦，在这样条件下的流量计用户太少，企业从经济效益考虑认为得不偿失，也就不愿意做。我们自己做出来，不但可以做些对比，还可以标定，做出来非常准确。现也有用户提出要我们为他们做这种低温流量计。”白红宇1993年西安交大低温工程专业毕业，1997年考上在职研究生后刚上了一年，研究所联系到去德国进修低温超导的机会，就把白红宇作为“马普学者”派去。正好赶上德国大型超导聚变实验装置的模型线圈测试，“本来我去那里可以专门学习德语，但我想参加装置测试的机会更难得，就放弃了”。“我从德国回来，是把德国的千瓦制冷机经改造后用于EAST，还是自己研发大型制冷系统，大家最初有争议，我认为千瓦的‘小马’拉不了EAST‘大车’，坚持要自己做制冷机。先是做到千瓦，后来做到了千瓦”。除了要把制冷机做好，还要做好冷却对象，回路设计还要考虑到合理设计液氦流量。白红宇经过对国内外的多方考察，确定膨胀机从国外买；压缩机用国产的；换热器通过国内的招标，从3个生产厂家中寻找最优化的设计和价格。千瓦的制冷系统最终只花了2000万元。“全部交给国外做肯定要多花钱。现在我们这样做虽然成功了，但当时却冒了很大的风险和压力。特别是去年初对装置的降温实验，毕竟是第一次调试，低温系统涉及到的问题实在太多，大家对装置的性能也不熟悉。好在这一切我们都挺过来了。”大学刚毕业时，白红宇还未曾听说家乡湖南鼎鼎大名的远大空调，“远大空调是后来才起步并且做普冷的。我们那届低温班的30多位同学毕业，后来真正从事低温的只有几个，很多同学都转到了空调方面。我和同学之间联系不多，一是合肥比较偏僻，二是我天性专注于搞研究，不太擅长交际。虽然北京、上海对人才有很大吸引力，但像EAST这么大的项目，才是适合我搞科研的大平台。我从2000年正式参加，到2006年EAST调试实验成功，我非常庆幸自己有机会参与，而且从头做到尾。”正是这些献身科学的人们，托起了明天辉煌的太阳！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中国音乐家，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生平介绍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聂耳从小喜爱音乐，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 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 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 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 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 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 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 《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 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主要作品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作品还有《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女性》、《飞花歌》、《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卖报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及民族器乐曲《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 聂耳墓志铭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如今的聂耳墓地，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新建的了。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的话。其中原因何在? 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聂耳的死讯传回中国国内后，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 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官员在昆明市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 1982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最终经批准，墓志铭继续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 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 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 电影: 《聂耳》 故事片。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摄制。 青年聂耳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迫 离开云南故乡，到上海一家小商号当 雇工，不久商号倒闭，聂耳流落街头 。后为生计所迫，进五花歌舞班当小 提琴练习生。演出中与女友郑雷电不 期而遇。在郑雷电的鼓励下，聂耳去 国立音专应试，但因家境贫寒，不为 校方所容，愤而离开考场。后得到郑 雷电的帮助，参加上海工人主办的救 灾募捐义演，并结识共产党的地下工 作者苏平。他向苏平坦陈追求革命的 心愿，自此，参加党领导的“反帝大 同盟”。不久，党派郑雷电赴江西苏 区学习。临行前，她与聂耳相约在龙 华塔上作别。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 一二八战争爆发，上海人民声援十九 路军浴血奋战，聂耳与歌舞班同仁亦 参与慰劳演出，又结识了进步戏剧家 匡文涛和进步音乐家张曙。歌舞班主 率队演唱靡靡之音《桃花江》，令爱 国士兵深为反感。聂耳与张曙等进步 人士高歌《马赛曲》，激励伤员抗敌 斗志。在匡文涛启发下，聂耳萌发要 有中国“马赛曲”的强烈愿望。形势 日益恶化，歌舞班主屈服于反动势力 ，演出低级庸俗的节目，聂耳愤然离 去，赴北平投身抗日救亡演剧活动。 后又随苏平返回上海，加入中国共产 党。相继创作《扬子江暴风雨》、《 开路先锋》、《大路》、《毕业歌》 、《新的女性》、《塞外村女》等优 秀歌曲。1935年春，党组织决定送聂 耳去苏联深造。出国前夕，聂耳受田 汉所作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的感染 ，谱出不朽名曲。是年7月17日，途 经日本，聂耳在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 逝世。本片于1960年获第十二届卡罗 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 编剧： 于伶、孟波、郑君里 导演： 郑君里 摄影： 黄绍芬、罗从周 美术： 韩尚义 作曲： 葛炎、黎英海、刘福安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赵 丹 聂 耳 张瑞芳 郑雷电 王 蓓 万千红 邓 楠 老 江 江 俊 苏 平 高 博 匡文涛 韩 涛 歌舞班 夏 天 赵梅农 班主 韩 非 孙 英 陈 述 钱也乐 黄宗英 冯 凤 关宏达 小 丑 仲星火 张 曙 郑 敏 电影公司 经理 聂耳的故事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晋州是魏征的家乡。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巨鹿人（巨鹿郡下曲阳，即原本的晋县，现今的河北省晋州市。又说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或河北馆陶县）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享有崇高的声誉。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
李冠群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五地质大队)
坚持统筹兼顾，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局经济和社会、职工个人和单位事业的全面发展，按照新一届局党组确定的“突出主业、拓宽实业、发展辅业、致富家业”发展战略要求，在省委省政府实施“加快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加快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中找准我局的位置，“发展有色地矿、服务中原崛起”，实现我局经济跨越式发展，推进“和谐单位”建设，推进基层党的建设。笔者认为，我局在实施积极的“局为单元、队为基础”的双结构调整等改革发展措施时，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统筹产业队伍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目前我局产业经济和队伍发展不平衡，表现在4个方面:
(1)产业经济结构初步调整，队伍结构没有完成相应调整。我局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还处于服务我省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远不能适应新型工业化的要求。这几年我局的经济规模有了很大的扩大，但经济基础尚不巩固，抗风险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还存在着设备陈旧、技术手段落后，专业技术人员紧缺，队伍与产业经济结构不协调等情况。特别是还有下岗(包括协解人员)人员数百人。
(2)经济发展了，但职工工作和居住环境条件较差，职工收入水平较低、生活水平不高。还有职工教育、科技创新和劳动保护等滞后、不协调。
(3)管理相对落后，跟不上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局也在地勘行业外的市场中进行过许多尝试，成功的不多，失败的不少，总结“开花多结果少”的经验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管理落后。许多厂矿或实体办起来了，有的还曾达到一定规模，但“软件”跟不上。局积累的近千万自有资金在“八五”、“九五”期间损失过半，留下不少问题，或形成诉讼或形成呆死账，还有职工情绪未得到及时理顺，再就是各单位面临市场经济体系裹足徘徊，对市场化的经营和竞争信心不足，勇气不够，办法不多，顾虑重重。
(4)目前，局属各单位已在国家基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注册为担负一定职责或在一定经营范围从业的事业法人或企业法人，而局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没有按国家的要求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深化改革，虽说在全局范围内试行了聘用制度，但很大程度上还在按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体制影响下运行，效率低、成本高、服务质量差，阻碍了事业的发展。体制性的障碍也阻碍了我局的企事业法人单位按现代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经营管理，使得企业法人单位并未形成实际上的“企业法人”，没能真正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经济未得到应有的又好又快发展和壮大，尚不能满足单位的发展和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我局的产业经济和队伍要协调发展，还需要改变目前发展不平衡的局面。首先，要从理论认识上提高对于调整产业和队伍结构，加快事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目前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家和地方建设，都在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把重视社会发展提到应有的高度。我局也不能例外，应该充分进行以产业为主线调整和整合局属各单位的资源，改变过去小而全的单位社会管理模式，集中优势力量组建专业性队伍(或院或队或公司)，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创业，占领自己应该占领的一席之地。其次，要逐步增加对于各地勘单位事业发展的投入，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规律办事，地勘单位经济建设的资金要局内部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向有发展能力和潜力的单位集中资源，财政拨款除去必要的维持费用，也主要投资于科研、教育和居住环境的事业发展上。三是要充分利用局机关纳入依照公务员管理序列的契机和条件，引入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下决心改革我局的事企不分、机构臃肿、负担过重的事业管理体制，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全局一体化、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事业管理体制。目前就是在全局地勘单位实施聘用制度，规范岗位管理，在职工中强化合同和竞争意识，真正建立起以鼓励创新劳动及科技劳动为目的，建立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
要改革我局的事业管理体制。局就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通过周密地调查研究，摸清家底，制订方案，对局队事业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要敢于闯，敢于试。例如，在局队各单位的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等问题上，有的可以继续实行公有制，有的可以实行公办民营或民有民营;有的则可以实行股份制，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引进外资来参与，如参与地矿业和基地存量房地产的开发管理。只要是公平合理，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能使职工普遍受益就是目的。这就必须对现行的事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这就必须有制度创新，建立起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局事业管理体制。局机关纳入依照公务员管理序列，给我局事业发展、为地勘总院和专业公司的壮大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和一个难得的机遇，因此，各单位应该做好清产核资，剥离不良资产，优化产业队伍配置，轻装上阵，以一个较高的起点进入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去创大业、干大事。
二、统筹兼顾，实现地质园和留守基地的协调发展
解决好“搬迁、留守、就业”问题，这是全局目前和未来几年服务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伟大事业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四队和六队本来是率先进行基地搬迁的(包括三队)，但自搬迁并把工作生产的重点转向新基地后，老基地的开发和管理相对滞后，甚至出现了荒芜废弃迹象。原来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局队两级管理制度和下岗再就业管理制度的改革和落实尚未到位。这几年的实践证明，解决“搬迁、留守和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全局范围内实施积极的“局为单元、队为基础”方针，贯彻并实行市场化经营管理的观念和方法，以产业化为调整、组建和维系队伍的主线，加快各队专业骨干向省会集中的步伐，不一定非等地质园建成之后，队伍调整可先行于基地建设一步，组建过程也是磨合过程，可以这样设想:三年之后地质园建成入住之时，也是队伍成熟之时，两者互为条件、因果。要想办法使老基地在城镇化中发挥作用。要解放思想，在全局范围内实行公开、公平、公正进行双结构的调整工作。在改革和发展上克服进入市场的起点不平等等问题和矛盾。解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局队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和区域性的束缚，取消队级单位和职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受到的限制，使他们真正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
建设郑东新区地质园和进行以加大地矿工作力度及大力培育主导产业和骨干企业为主的产业和队伍结构调整，是要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体系要求的有利于逐步改变局队二元经济结构的新的局经济组织队伍管理体制。这是解决“搬迁、留守和就业”问题的战略举措。因此各队必须进行旨在继续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职工生产力束缚的改革，逐步建立以局为单元的一体化的产业经济队伍结构。不改变局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区域性格局，就不可能建成全面、统一、完善的以地质园为标志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局经营管理体制。
其一，建立完善老基地开发管理机制。开发和管理老基地包括搬迁职工的房产是职工基本经济利益和权益，是稳定和保障搬迁留守职工生计和队伍稳定的关键。要总结各队特别是先期搬迁基地的经验，改进不足的地方，结合住房制度的改革要对走和留职工给予合理补偿、妥善安置，做到职工搬迁不失业，搬迁不失利。这样才能做到保护职工合法权益，保证全局战略目标的实现，以消除因“搬迁”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保持全局稳定。
其二，逐步调整全局职工收入的分配格局。逐步改变全局不平衡的收入分配状况。局已经在省政府有关部门大力协调下解决了我局属地化时遗留的津补贴与地方的标准差问题，但还存在诸如一次性房补、基地搬迁和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等问题。这些问题只能一靠省政府的政策扶持，二靠自身的发展来解决，自身的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如能争取到补差的专项支付款项，应该用于增加职工收入，改善职工生活质量上。今后在市场上取得的弥补事业费不足的那部分社会资金，也要统筹兼顾发展和生活，不得以减少职工收入来完成所谓的效益指标。因此，必须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工作的座右铭。
其三，要改善局队下岗职工在原基地就业环境和增加就业机会。随着各队各类骨干向地质园转移，会出现一定的就业机会，各单位要利用这个机会，做好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工作。同时，要理顺原下岗人员中已在社会上或在其他单位稳定就业的劳动关系，减少或避免产生劳动争议。深化局队人事劳资管理的改革，应改变原来分散管理的模式，适当集中逐步形成全局人力资源管理统一，形成内部的准人才市场，制定全局劳动者竞争上岗平等就业的制度。
三、统筹条块发展，实现产业、队伍和单位事业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属地化管理之后，局队的经济社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局和各队的原有基础和主客观条件不同，各单位之间的差别有所扩大。以七队为例，闯市场，抓机遇，几年积累自有资金近千万，并在郑东新区置业以求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各队发展不平衡，有的队比较缓慢，究其原因一是市场化经营管理的程度低，二是改革相对滞后。市场化经营管理就是以市场为导向，苦练内功，抢抓机遇，机动灵活，参与竞争，适应竞争，高效率运作单位的生产和管理各环节。克服那种按部就班互相推诿的工作作风。自局在属地化管理初期提出基地搬迁改变职工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和就业水平的部署以来，以四队、六队进城为起点到2007年，各队的经济经过属地化管理前后几年的徘徊和磨合，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相继承揽了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如以七队为首承揽的土地整理项目、一队引进外资合作发恩德公司等。随着我局2004年决策建设郑东新区地质园工程的逐步展开到2007年办公大楼鑫地大厦落成，至今各队主要产业和队伍已陆续进郑，新生活基地正在建设中，部分老基地更新改造进展顺利，各队都加强了以离退休人员管理为代表的稳定队伍的工作。但是，各队在发展上各有千秋，管理上也各有长短。局队改革和发展的现状远不能适应职工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因此，新一届局党组在2008年提出并在2009年局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四业”发展战略，明确了在未来几年里的改革发展目标任务。其中郑东新区地质园二期工程的建设和局的产业队伍结构调整是难中之难、重中之重。这是振兴我局有色地矿事业，使之走向快速协调发展之路，实施服务我省“两大跨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事业的战略立足点。
要实现局队两级单位的协调发展，关键是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扫除体制上的障碍，加快市场化经营管理的实施，加快企事分开，加快双结构调整的步伐，做好全局干部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理顺情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首先以加大“继续提高全省铝工业发展所需铝土矿保障程度”的工作力度，切实和自觉地服务中原崛起的“两大跨越”战略，并以此为出发点，加快河南有色地勘院的项目专业人员的充实和产业的提高;其二是充实现已注册的公司，真正用现代企业制度定位，人员、资产经营和管理均以市场为目标。其三组建适合市场经济竞争的有自我发展能力的带有我局产业特点的专业队伍。各队技术、生产和管理骨干向省会集中后，各队的二、三产业将出现一定的就业机会，各队要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老基地的经济社会区域优势，在为加强当地城镇建设和区域经济建设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局要在投资项目、资金扶持等方面，加大对有经济社会效益的老基地支持的力度，使队级单位的发展步入良性运行的轨道。
四、统筹兼顾生产经营与生活环境的发展，实现生产经营与生活居住环境的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内涵，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局目前职工生活平均水平并不高，且居住条件较差，尚未得到根本改观;人均资产占有量比较少，能用于生产经营的资产人均占有量更是有限，要完成省委省政府要求我局为快速发展的新型工业(如铝工业)提供资源保障的任务艰巨，要统筹兼顾职工的生活和生产，要把坚持可持续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改造居住环境、保护和利用各单位有限的资源，走局为单元的产业和专业相对集中道路，合理开发和使用新老基地的资源。为此，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郑东新区地质园”建设和新老基地物业的经营管理，要进行现有物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引入市场化物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使之既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又有利于自我积累和发展，有利于生活环境的保护和有利于不适合野外工作职工的再就业或安置，实现全局各单位生产经营与生活居住环境的和谐发展。
五、统筹职工个人的发展和全局事业的发展，实现职工和事业的和谐发展
优化全局人力资源的配置和管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全局干部职工提供干事创业的环境和条件，营造干事创业的氛围，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从而促使全局的事业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全局进行必要的沟通工作，以使局党组的正确决策转化为职工的群体行动，单位的高层领导之间、高层与中层、领导层与基层员工之间的沟通，对一个单位来说尤为重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道理是一样的，调动别人的积极性没什么诀窍，需要明确公正地把握当前的形势，深入了解个人和集体两个层次上人性的特点，树立合理的目标，制定一套有形与无形的激励机制，这需要单位的管理层进行深入地思考和勤奋地工作，并要承担风险和关心一线的干部职工。要确定不同的激励层次加速克服困难，要注意及时鼓励干部职工的成就事业使其充满在单位中的自豪感。由此达到职工个人发展和全局事业的和谐发展。
六、统筹我局在省内省外两个市场特别是要开发国外市场，使我局经济得到较大较快的发展
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从长期发展看，资源相对短缺是我国实现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大课题、大难题。如何打破资源相对短缺的瓶颈制约，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和谋划，要立足省内、面向国内和国外。因此，要统筹我局在省内省外两个区域市场，特别是要开发国外市场。
建局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局矿产资源勘探事业快速发展，为国家和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近5年来，在不断加大国内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的同时，在国外矿产资源市场的开发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利用境外资金也取得积极进展，矿产资源供应能力稳步提高。同时应当看到，开发利用率仍然较低，体制机制尚不完善。长期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勘探、开发、研究等工作，为立足省内增加矿产资源供给服务我省新型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加大投入力度，恢复矿产地质研究机构，加强成矿理论科学研究，加强基础地质工作，由此提高矿产资源可采储量，增强保障能力。
同时也要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积极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必要补充。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要从国家战略高度来考虑，维护我国矿产资源安全，同时利用好国外矿产资源。要按照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认真研究国际市场上矿产品价格变化的趋势，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和提高我局影响力;研究扩大国际矿产资源合作的新办法、新途径，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及时总结我局利用外资进行风险地质找矿工作的经验，注意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来促进我局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改革，带动我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七、抓住国家到2020年建成市场体制的战略机遇期，打造“河南有色地矿”品牌
通过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金融危机对国家资源管理已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最突出的是倒逼着经济发展方式、资源配置方式和政府管理职能的三大转变。这三大转变与我们的工作都密切相关。当前，中央对加强地质找矿工作的指示和要求非常明确，地质找矿的布局和思路逐步形成，构建地质找矿新机制的课题已经提出并正在探索。就我们有色地矿行业来看，以属地化管理为代表的队伍结构调整早已告一段落，但从公益性和商业性地质找矿的产业调整仍在探索之中。现在看来，我局的地质找矿改革发展趋向，也是要走公益性和商业性工作有机衔接，勘查和开采紧密结合，拉长地质找矿产业链条。
通过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我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强练内功，加大科技创新，将进一步研究、开发、应用地质找矿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树立“立足省内，拓展省外，开辟国外”的“跨省跨国”的大地质理念，按照“挖老点、找新区、上专项、走出去、依靠科技和人才”的基本思路，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地质找矿工作部署到重要经济区、重要成矿区带、重要地质问题区(包括地质灾害)、重要工程区，点面结合、区域展开，产学研紧密结合，多目标、多手段、多技术综合部署。目前地勘单位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发展机遇又是前所未有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我们这一代地质人的使命。比如，五队在2005年加大了对钼矿成矿理论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善了复合岩体成矿理论和脉型矿床成矿理论。根据这两项研究成果，我们又把过去以点求面的找矿方法更新为面中求点的找矿模式，完成了地质找矿模式由微观到宏观的根本转变。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先后在东秦岭至大别山成矿带发现了一批复合岩体和复合岩体中的大型钼矿床。在嵩县南部发现了大面积的脉状钼矿床，为河南省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要促进地质找矿专业与市场化经营管理工作相互结合。主要是地勘单位内部的地质找矿专业要适应地质找矿市场化经营和政府矿政管理，随着国家矿业权市场建设逐步成熟，矿产资源税费款改革问题，以及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秩序规范问题的解决，这些都对地质找矿工作产生影响。可以预料，今后几年地质找矿工作结构、科技创新、布局思路、体制机制都会不同地程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通过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必须继续推进地勘单位的改革发展。地勘单位在当前继续“戴事业的帽子、走企业的路子”，是国家给予整个行业的政策性优惠。几十年的基层地勘单位都存在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勘单位必须成为市场主体，最终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与发展。因此，必须通过改革内部管理制度以增强活力，通过改革经营机制以增强动力，按照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市场经营体制的原则，进行我局、地质队(院、公司)的管理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各地质队进郑的现实，已具备对原有局、队“二元管理结构”进行较大改革的客观条件。因此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认真研究我局在生产经营管理、党建和群团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设充满组织活力、员工心情舒畅、管理机制灵活、生产经营高效的地勘单位。
通过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必须抓住国家到2020年建成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机遇期，打造“河南有色地矿”品牌。在这10年期间，实施“品牌战略”，强化我局各单位生产经营管理诸方面的软、硬件建设。品牌是一个市场主体竞争力的体现。要么不干，要干就要争第一!在每一件产品中注入品牌意识，共同打造一个具有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品牌。我们局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过50年的风风雨雨，“河南有色地矿”应该成为全局广大职工全身心努力维护的品牌，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在，全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更应该强化品牌意识。其一可以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市场中大力锻造“河南有色地矿”的系列产品:诸如“有色地质”、“有色矿业”、“有色岩土”、“有色工勘”、“有色测绘”、“有色物探”、“有色微粉”、“有色物业”、“有色检测”，等;其二各单位也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打造自己的品牌。但不管如何，“河南有色地矿”是我局目前的口语化的品牌，全局职工应该自觉维护。要用我们的诚信和工作的质量来保证品牌，诚信是品牌的无形资本，质量是品牌的有形资本，从而切实提高我们生存发展的综合实力。
综上所述，坚持统筹兼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原则，多策并举，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狠抓落实，实现局党组确定的改革发展稳定的总体部署，推进“和谐单位”建设，推进基层党的建设，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这一总目标，以“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为契机，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理好发展思路，拿出改革措施，做好稳定工作，破解制约我局各单位发展的瓶颈难题。在全局各单位贯彻实施“四业”发展战略，以提升地矿主业为重点，在拓展地矿主业延伸服务领域和实业上有新突破，在壮大工勘岩土测绘等传统地矿辅助产业上有新突破，在产业队伍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在经营管理机制和体制的改革创新上有新突破，一定能在做强做大主业、拓展市场和规范经营管理方面跨上新台阶，实现我局经济跨越式发展。
刊名： 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ournal of Beihua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主办： 北华大学周期： 双月出版地：吉林省吉林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9-4822CN： 22-1316/N邮发代号： 12-184历史沿革：现用刊名：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曾用刊名：《吉林林学院学报》与《吉林医学院学报》合并创刊时间：2000本刊为北华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它以反映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研究成果、培养人才、推动科学发展为使命。所发表的学术成果力争带有创见性、前沿性和现实性。本刊由学校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组成编委会，对学报的办刊方向、宗旨与质量进行审定。《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特色：1.栏目品牌化本刊善于捕捉学术前沿信息，就学术热点、焦点、亮点及时广泛组织专家学者进行集中讨论。建有学者库，拥有庞大学者作者群网络，借助这一优势构建稳定且颇具影响的学术平台，打造特色栏目、品牌栏目。2.编辑“学者化”把握相关领域的学术动态信息，追踪学术热点、焦点，了解并结识相关学者，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交流、人际交往能力，是本刊选用编辑的基本条件。目前，本刊拥有两个较为成熟颇有影响的特色栏目，即“语言规划与现代化”和“东亚研究”。 北华大学坐落在风景迷人的雾凇之都、中国魅力城市、北国江城——吉林省吉林市。是吉林省省属规模最大的重点综合性大学。1999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原吉林师范学院、吉林医学院、吉林林学院、吉林电气化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而成。前身四所院校均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办学历史，北华大学传承了四校办学积淀的底蕴，萃取高等教育改革成果的精华，学校事业健康发展，2006年，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取得优秀成绩。北华大学学报（包括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创刊于2000年，是北华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双月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创刊8年以来，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坚持社会主义办刊方向与“双百”方针，坚持“质量第一、学术第一、开放创新、打造精品”的办刊原则，努力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和特色，连续、集中、及时地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成果和学术热点、焦点问题，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活跃学术气氛，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学科建设和学术人才的成长。在北华大学党委和校行政班子的领导和支持下，在编辑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学者的支持下，《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取得了不斐的成绩，连续获得：吉林省一级期刊，“全国优秀社科学报”，“优秀主编奖”，《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期刊，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奖等奖项。 主管单位：吉林省教育厅主办单位：北华大学ISSN：1009-5101CN：22-1319/C地址：吉林市吉林大街15号邮政编码：132033 主 编：郑 毅编 辑：李 丽李红光赵俊梅于蓬蓬李开拓王 坤英文编辑：马 颖《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会主任：刘和忠副主任：郑毅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源期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网》上网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期刊《万方数据-中国数字化期刊群》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据不完全统计，除三大数据以外，近年来，我刊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权威刊物转载33篇，排在省属高校学报前列，在全国综合性大学排名中也取得了很好的名次。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吉林省教育厅主管、北华大学主办、北华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本刊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和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FD）统计源期刊；“全国优秀社科学报”；吉林省一级期刊。双月刊,逢双月出版,121页,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主要刊发政治理论、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文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学术研究论文。此外还不定期开辟区域文化研究、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等专栏。欢迎国内外学者向本刊投稿。按编排规范对作者的来稿有如下要求：?1.论文题目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字以内的摘要，3-8个关键词。?3.该论文若为基金项目，请注明名称、批号。?4.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解释或补充说明，请写在当页地脚，用数字加圆圈标注置于说明文字后，以区别于参考文献。?5.参考文献以在正文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并置于方括号中，列于正文末。正文中同一文献如出现多次，用同一序号标示，后加圆括号注明页码或章节、篇名。(1)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和各种未定义类型文献，请标出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论文集中析出文献需写出起、止页码）。(2)期刊，请标出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3)报纸，请标出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年月日(版次)。(4)电子文献，请标出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日期。(5)外文文献所列项目和次序与中文文献要求相同。?6.英文题名、英文作者署名及通迅地址、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与中文一一对应，置于参考文献之后。7.投稿方式：（1）作者在投稿时，请把电子文本（word）发，同时应在“主题”栏注明属哪类稿件，如，文学、史学，等等。（2）也可按照不同的学科发送到各自的信箱（详见各栏目编辑介绍）。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8.勿一稿多投,否则后果自负。稿件审阅时间为2个月，如2个月内没有收到稿件处理意见，请您自行处理。9．稿件文责自负，但编辑部有权作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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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运横贯中国东西，长江流经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山崩、泥石流与洪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地区。但是这一现象往往被民间归为“走蛟”，这里还经常流传“走江大蛟，入海为龙”的说法。 宋元以来的野史杂记，谈及当时的洪灾，也往往与“蛟”联想在一起。慢慢，“走蛟”已成为洪水灾害的同义语。在民间，每当发洪水时，老百姓往往会认为是“蛟”在作祟。 世界上真的有“走蛟”吗？ 01传言：长江沿岸传言“走蛟”，雷电交加，狂风暴雨，蟒蛇身影翻腾 “走蛟”最早记载是在1866年。相传在湖北邝山的清净庵后面，突然传来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原来是暴发山洪了。一个巨大的怪物携浪而来，那东西长着牛头，身体和蟒蛇一样，它所到之处，房屋树木都被摧毁。 1984年7月，洞庭湖边有农民自家地里掰包谷，雨停后挑起包谷回家路上，看见一条“蛟”盘在前面的田坎上，约十米长，全身乌黑，他吓得连包谷都不要，连爬带滚跑回了家。 1995年，在铜陵郊区，有村民半夜上厕所，天空突然打了一道闪电，村民看见远处一条“蛟”在空中极速前进，足有水桶粗！后来证实，这是一条蟒蛇觅食时与雷碰巧撞上，被人误以为是“蛟”在“渡劫飞升”。 “走蛟”传得最火的应该是“长江走蛟”了。事情发生在1998年，当时发生了特大洪水，许多人看见了一条黑色“蛟”在水中游动，蟒蛇身影翻腾，一阵电闪过后，“蛟”就消失不见了。人们都说这是“走蛟化龙”，后面证实，在水中的黑色物体不是什么“蛟”，而是一根大木头。 最神秘的要算东方之星客轮沉没事件。2015年6月1日，东方之星客轮驶往重庆途中，突遇强风暴雨袭击，导致客轮很快沉没。有人认为这事与“走蛟”有关，还认为当时所遇见的大雨、雷电与狂风等现象，与传闻中“走蛟”时所描述的场景相似。 02形态：鱼身蛇尾，四肢有五彩的色泽，声像牛叫又似驴啼 那么，“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种呢？ 据传，“蛟”一般栖息在大江大湖之中，小一点的“蛟”，会寻找人迹罕至的深潭中居住。因为“蛟”不是龙，当然不会飞天，只能潜在水里。 体形兼具鱼与蛇的形状，正所谓古籍所言“鱼身而蛇尾”。也有说“蛟”的模样很像传说中的像龙，但是“蛟”的角很短，甚至没有，眼睛的上眉，有突起的肉块在眼睛之间交叉。还长有4只腿，为了划水，其前端就像很宽的桨一样，尾巴尖上有着坚硬的肉刺。 身长一般在2-5米，个头大的甚至超过6米。“蛟”的颈子上有白色花纹，背上却是蓝色花纹，胸呈现赭色，身体四肢上有五彩的色泽。 它的性格暴戾，攻击性极强，叫声也很特别，有时候像牛叫，有时候又似驴啼。 通过综合“蛟”的目击者的所见所闻，笔者总结出“蛟”的形象：“蛟”是人们以鳄鱼为原型，综合蟒蛇、大鱼与牛等动物的部分特点后，形成的一种神秘生物。 03历史：古籍有许多“走蛟”记载，走江大蛟，入海为龙 民间传说，“蛟”是真实存在的，他们还搬出古籍来，从东晋许慎的《说文》，到南朝祖冲之的《述异记》，一直都有“蛟”的许多记载。 按照他们的说法，修炼500年后，蛇就变成了“蛟”，但是“蛟”还不能算是龙，它离真正的龙，还差最后一步，那就是在天降大雨时，借助暴雨山洪，顺着江水河流，游向海洋，这样才能真正的“化龙”，这个过程就被称为“走蛟”。“走蛟”有3个特点： 一是“走蛟”有三个关键词：暴雨、巨浪与雷鸣。“走蛟”发生在山野之间，都会伴随着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山洪暴发、江河暴涨等自然现象，“蛟”会借助水势冲入山川大河之中，去进一步修行。 二是“蛟”处于癫狂、暴躁的状况，谁都无法阻挡它，它会劈开江水，飞速冲向下游，这过程中产生的强大冲击力，会造成巨浪与漩涡，伴随而来的，就是一场严重的灾难，所到之处桥梁，良田尽毁。 三是“走蛟”时遇到桥梁，绝对是不能从桥下走，而是要让江水漫过石桥，“蛟”然后从桥上游过去。如果“蛟”从桥下路过，就如同被人踩在脚下，一辈子无出头之日。 04成因：“蛟”本来就是不存在的物种，“走蛟”行走的肯定不是“蛟” 事实上，“蛟”这种神秘物种，谁也没有真正见过，并没有证据来证明是真的。大家之所以传得那么神，主要是因为这是民间传说的产物，难免会夸大其词，或是凭空想象出来。 可见，“蛟”本来就是不存在的物种，只是蕴含着古人认识自然的一种心态，这也证明了古代人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 当然，“走蛟”行走的肯定不是“蛟”。民间常常把“蛟”与洪水等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可见，古人由于不了解暴雨的形成原理，只好把自然灾害归结于“走蛟”。 每逢雨季来临，大江水量过多，自然就会向下游蔓延泛滥，从而引发洪灾。对于这样的现象，当时人们不太理解，心想应该是江河里的“蛟”在作怪，正是它们沿江入海的走蛟过程才引发洪灾。 可见，长江走蛟、巨蟒渡劫，还有巨蛇化龙等传言，都是受自然现象的影响，加上民间添油加醋的传言，形成了一个个看似神秘莫测的离奇故事，我们姑且把这些传说当作故事来看看。 05原型：也许是蟒蛇、鲨鱼，或许是大树，也不排除是由多种动物拼凑一起 既然是一些迷信思想加上一些阴谋论，造成网上遍地都是“走蛟”的现象。那么，这一自然也是有原型，否则民间也不会说风就是雨，那么，人们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种说法，可能是暴雨冲下来的大树，那些大树，长达一二十米，也有水桶粗细的。由于木头比水轻，顺着江河冲了下来，漂浮水面上，从远处看去，就像传说中的“蛟”一样，四处飘荡。 第二种说法，很多学者认为水中的“蛟”很明显就是鳄鱼，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有周处入水三天三夜斩蛟而回的故事，其中描写的蛟龙就被人认为是鳄鱼。而且，资料表明，古代的华南就栖息着体长达5米的湾鳄。 第三种说法，有人认为“蛟”实际上是蟒蛇，每当山洪暴发或者发生泥石流时，蟒蛇的生活环境被洪水破坏，被冲到了水中，体型巨大的蟒蛇在洪水中翻腾，伴随着电闪雷鸣，被人看到，就成了民间所说的“走蛟”。 常见的蟒蛇体长3-5米，栖居在热带、亚热带低山丛林中，也能长期生活在水中。从蟒蛇的体型与习性看，与传言中“蛟”也很相似。 第四种说法，据《中国科学报》报道，有学者认为“蛟”的原型也许是蟒蛇，也许是大蜥蜴，也许是鲨鱼，也不排除“蛟”也是由多种原型胡乱拼凑在一起，融合了很多动物比如蟒蛇、鳄鱼、牛、鲨鱼与巨蜥等的特点，经过加工而成。目前看来，这种说法还是相当靠谱。 结语：并非遇水化龙，而是自然灾难 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走蛟”是多种自然灾害叠加形成的自然灾害，并非什么“蛟”遇水化龙。大家应该用科学的态度，来理解各种自然现象，而不要盲目迷信，用不科学的说法去解构自然现象。 雪灵谷自然实验室/出品 参考资料：清代笔记丛刊、庸盦笔记、大自然探索、探索发现、自然密码、探索与发现、新发现、中国科学报
1959～1966年1959年1月1日，《科学报》创刊（对开周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科学报”报名。1959年初，《科学报》创刊后不久，即召开了首次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报通讯员大会。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代表院党组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科学报》创刊后的几年内曾反复停刊复刊。到1962年11月12日第二次复刊后去掉了“内部资料”的字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作为中国科学院喉舌的《科学报》也和全国许多报纸一样停办。1966年8月13日，编辑部在当日出版的《科学报》上发表《告读者》：本报自即日起，暂时停止出版。1979～1988年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被迫停刊了12年之久的《科学报》于1979年11月2日复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代表中科院党组，以《春风吹又生》为题撰写了《科学报》复刊词。1979年12月，《科学报》首次采取院内公开招聘，从应聘的30多人中经考试调入5人。到1980年底，形成了由14名专职编采人员组成的基本队伍。1981年1月，《科学报》在北京第一次召开记者会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代表院党组到会讲话，特别赞赏报社设兼职记者的做法。1982年8月，《科学报》在国内首家刊发本报记者高景泰和宋世绵独家采写的有关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事迹的长篇通讯《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在国内引起震动。此后引发各新闻媒体连续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并批示，蒋筑英成为新时期中年知识分子的一代楷模。1984年1月，《科学报》由复刊后的4开8版小报改回对开大报，每周一期。1984年5月，《科学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前夕，编辑部在征得有关中科院分院的同意和支持下，决定在华东、中南、西北、东北地区设记者站。《科学报》1985年开始在国内公开发行，由北京邮局承担国内发行业务，当年征订份数近5万份。1986年4月，《科学报》围绕长江三峡工程开展讨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为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咨询、参谋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1986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下达[科学报字0447号]文件，要求未建记者站的分院“应积极筹备，尽早建立记者站”。截至1987年底，《科学报》已在中科院各分院和京外直属研究所建立起记者站18个，拥有记者站专职记者23名、兼职记者40名、特约记者28名、通讯员近500名，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有较好素质的通联队伍。1987年1月，《科学报》由周一刊改为周二刊。由主要在国内发行扩展为向国外发行(国外刊号为D995)。《科学报》紧紧依靠中国最大的科学群体——中国科学院这个强大后盾办报，特别强调科技报道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权威性。1987年，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在北京对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的科学家的调查表明，80%的中国科学家认为在中国各家新闻媒介中，《科学报》的科技新闻报道最可信。1988年，科学报社创办国内首家科技新闻业务杂志《科技新闻通讯》，在长春编辑、出版、发行。1989年改由中国科学报社与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合办。1990年移回北京编辑发行，更名《科技新闻与写作》。1989～1998年1989年1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科学报》更名为《中国科学报》。1989年11月23日，报社激光照排筹备工作完成。1990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了科技体制改革探讨的专题讨论，在科技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引起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作了报道。经经贸部批准，1991年12月12日，中国科学报社在厦门举办海峡两岸科技合作项目洽谈会，国内各部委600余项科技合作项目参加洽谈，引资2200万美元。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3年1月起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1993年初，《中国科学报》揭露李富斌剽窃论文事件引发的科界打假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这一报道与随之开展的科学道德专题讨论被两院院士评为1993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海外版》于1993年7月1开始正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海外版汉字印刷，每月一期对开8版，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主办。其主要读者对象为中国在国外的留学人员、访问学者、华裔科学家及华裔企业家，发行范围涵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在美国就有700多家大学图书馆有该报供读者阅览。1993年下半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上山下海”的讨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这一讨论的进展情况，并选播讨论文章。如何看待成果鉴定，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评价体系，科学界对此看法不一致。从1993年11月12日起，《中国科学报》在一版开辟专栏开展关于“成果评审和鉴定”的讨论，首先发表了学部委员何祚庥的文章，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均予播发，新华社也发了通稿。1994年9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文，向全国推荐订阅《中国科学报》。该文说“《中国科学报》是一份在我国科技界颇有影响的国内外公开发行报纸。它在宣传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报道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和动态、弘扬老科学家治学经验和奉献精神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广大科技和教育界读者的欢迎和喜爱”。1994年，《中国科学报》开辟了《维护科学尊严》专栏，先后对邱氏鼠药、水变油、伪气功等进行揭露，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这年9月，《中国科学报》登报征询读者意见，95%的回信读者对本报的科学性表示满意；82%的读者对本报的导向性表示满意；79%的读者对本报的权威性表示满意。1994年10月开始，为庆祝《中国科学报》创刊35周年，有近百名我国科技部门领导、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大学校长和有关新闻单位的领导题词祝贺和鼓励。1995年6月23日，本报评论员文章《义不容辞地维护科学尊严》(黄安文撰稿，李士修改)荣获1994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1995年10月，《中国科学报》以《我国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为题展开讨论，一些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96年5月，《中国科学报》与美国《科学》杂志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国科学报》开辟的《科学快讯》专栏中将这一世界著名科学杂志上的重要内容及时介绍给中国读者，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欢迎。1996年6月～9月，钱伟长等60余位大学校长向全国联名推荐《中国科学报》。推荐信说：“在我国科技界，有一份在国内颇具影响但尚未被高校师生普遍认识的代表我国科技教育界水平的科技大报——《中国科学报》，她是我们担任校长工作的同志们最喜爱阅读的报纸之一。”1996年秋，美国《科学》杂志专门撰文介绍《中国科学报》反对伪科学的情况，高度评价《中国科学报》在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1997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批准对《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的属关系进行调整，由中科集团代管调整为隶属中国科学报社。《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电子版》改为《中国科学报电子版》。1998年1月，《中国科学报》改版，由周三刊变为周四刊(后为周五刊)，由原来每周12块版发展为每周28块版。1998年初，《中国科学报》与英国《自然》杂志建立合作关系。1998年4月，面向北京市民读者、引导市民科学生活的《科技新闻·生活周刊》推出，迅速成为北京报刊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1998年6月29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9年1月1日起更名为《科学时报》(日报，对开8～16版)。《科学时报》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办。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创办《网络报》，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网络报》首刊暨中国信息化建设论坛1998年7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998年8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科坛文明天地》变更为《科学新闻》杂志，由双月刊变更为周刊(8开64版)。《科学新闻》杂志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1998年10月，第一届中共中国科学报社党委和纪委成立。1998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科学报社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更名后的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仍是中科院的事业单位，归口管理中科院新闻媒体。
卵巢是女性的性腺，位于女性盆腔内，为成对的实质性器官，具有生殖和内分泌功能。卵巢是让女性保持青春活力的秘密武器。但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压力等让不少女性的卵巢出现早衰现象，甚至是疾病。 01 卵巢机能受这些因素影响 我们知道，卵巢功能的正常发挥，受大脑皮质、下丘脑和垂体影响。腺垂体分泌两种影响卵巢功能的激素，一种称促卵泡成熟激素，另一种称黄体生成激素，前者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卵泡的发育成熟，后者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排卵。下丘脑含有各种内分泌腺的释放因子，调节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不过，卵巢功能的反馈作用，也对大脑皮质、下丘脑和垂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机体的内外环境发生变化，使大脑皮质、下丘脑、垂体和卵巢间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障碍，均可导致卵巢功能的紊乱。 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是指女性在40岁之前出现性腺功能的减退。表现为继发性闭经、不孕，常伴有夜间睡眠过程中出汗、失眠、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国内报道发生率约为1%，国外发病率约为1%左右。 引起卵巢早衰的因素有很多，如染色体或基因缺陷、免疫功能紊乱、病毒感染、放疗或手术伤害等，还有将近50%的早衰原因不明。目前没有确切有效的方法来恢复卵巢功能。 02 干细胞技术可修复子宫内膜 干细胞技术是近年来新兴的治疗手段，因其组织修复、免疫调节、抗纤维化、促血管生成、促进伤口愈合及神经保护等功能，在生物医学界备受关注。尤其在卵巢早衰方面，干细胞显示出了不可估量的应用前景。 2018年1月，干细胞技术成功帮助了我国一名卵巢早衰女性诞生下健康宝宝。这个项目由中国科学院遗传和发育所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通过干细胞干预卵巢早衰，从而使不孕女性“重获”繁衍能力。同年，四川卫视也有相关报道，18名卵巢早衰患者参与了经四川省卫计委批准立项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卵巢早衰”临床试验，其中1名患者已于2017年7月诞下健康男婴。 根据《中国科学报》的报道，3年多来，已先后有13位重度宫腔粘连致不孕的患者通过南京鼓楼医院开展的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利用功能胶原支架材料复合干细胞进行瘢痕化子宫内膜的修复）中成功受孕并生产，共计诞生14位健康的“再生医学宝宝”（其中一位患者通过治疗后先后两次怀孕产子），另外还有6位患者已成功怀孕[1] 。 2020年1月，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批准了1项干细胞疗法对卵巢早衰的临床研究，累积共5个干细胞临床备案项目投入到卵巢早衰研究，研究的干细胞种类主要为间充质干细胞。干细胞为卵巢早衰患者带来了治愈的希望。 03 IVA技术促进卵巢重新排卵 对一些想做试管婴儿的女性来说，首要的任务是获取成熟、高质量的卵子，而有超过70%的卵巢早衰女性无法获取可用的卵子。IVA技术的建立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IVA就是指原始卵泡体外激活技术（in vitro activation of primordial follicles，IVA），是指体外应用信号通路激活剂瞬时处理卵巢组织以激活卵巢中原始卵泡的技术。通过唤醒其卵巢中残存的原始卵泡，令其重新生长发育并恢复卵巢功能。卵巢功能的恢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卵泡重新发育重建生殖内分泌平衡，恢复月经周期，从而摆脱激素替代疗法及其潜在的致癌风险；另一方面，对于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可以通过取卵加体外受精方式得到自己的后代。 IVA技术是目前国际上治疗卵巢早衰的先进技术。世界首例IVA婴儿2013年于日本诞生，中国首例IVA婴儿于2015年诞生，开创了国内IVA技术应用的新篇章。截止2018年，已完成临床实施46例IVA技术。18例患者可监测到优势卵泡，9位患者累计取出16枚卵子，体外受精获得8枚胚胎；2位患者自然受孕。46例FSH基本出现大幅改善与变化，其中36位患者月经自行来潮，4位口服少量药物月经来潮。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第Ⅱ代IVA技术在手术次数、操作时间上，都给到患者更好的就医体验，第Ⅱ代首例IVA婴儿已于2018年诞生。IVA技术提高女性FSH水平，延缓衰老进程，为卵巢功能不全(POI)、卵巢低反应、以及大龄女性的生育需求带来福音。 04 小结 尽管卵巢早衰的病因尚未完全明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生活习惯、调节情绪等手段来预防卵巢早衰。平时要注意保持心情愉快，学会放松自己。多喝水，保持营养均衡，保证每天都能有充足的睡眠。此外，我们还要定期体检，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治疗。 卵巢健康对于女性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让女性保持青春活力、健康无忧的秘密武器。卵巢越健康，女性看起来越年轻，充满活力。卵巢保养，不容忽视。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报：中科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取得阶段性突破
《科学时报》前身是创办于1959年1月的《科学报》，1989年更名为《中国科学报》，1999年起更名为《科学时报》，是中国最早的专业报纸之一。《科学时报》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出版周期为周6刊，每日8版，彩色印刷。科学时报社秉承“科学眼光看世界，世界眼光看科学”的办报宗旨，恪守“求真、求实、求精、求是”的办报原则，坚持“科学性、权威性、思想性”的办报特色，在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十一五”期间，科学时报社全面推进报社的改革和发展，向着“打造中国第一科学传媒”的目标奋勇前进，形成了以“两报”（《科学时报》、《网络报》）、“两刊”（《科学新闻》、《科学新生活》）、“两网”（主办科学网，同时承担中国科学院网站的编采工作）媒体产品为主体的格局，实现了报社各项工作的稳步发展。科学时报社对外交流合作始终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国际上除与《科学》、《自然》等杂志保持长期合作外，还与国际著名出版商爱思唯尔集团建立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密切了与英国大使馆、汤姆森路透集团等国际机构的合作。报社还不断支持员工出国进修培训，积极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新模式。
《中国科学报》是一份全国性的大型科技类主流媒体，创刊四十多年来，一直背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一千多名院士，密切联系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高层次专家学者，是依靠科学家与专家学者创办的高品位报纸。中国科学报社一直致力于打造中国第一科学传媒，同时还出版有《网络报》、《科学新闻》和《科学新生活》杂志，承办中国科学院网站。
中国科学报社成立于1959年1月，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唯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新闻媒体单位，具有主办报纸和期刊的特许出版权和发行权、记者和记者站的管理权、广告经营权和新闻类网站的主办权等 。目前，中国科学报社拥有两报（《中国科学报》、《网络报》），两网（科学网、中国科学院官网），两刊（《科学新闻》、《科学新生活》）等媒体，并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组建了影视中心和“创新中国”论坛组委会。同时，中国科学报社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记者站，在国内近百所著名高校建立了大学工作站。《中国科学报》是1959年1月1日由郭沫若倡导创办。1999年1月1日更名为《科学时报》，2011年8月恢复《中国科学报》报名。目前，《中国科学报》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一周六刊，每刊八版，彩色印刷，面向全国发行。科学网，改版上线于2007年1月18日，是以“构建全球华人科学社区”为目标，以网络社区为基础，致力于全方位服务华人科学与高等教育界，全球领先的中文科学类网站。目前，经过近5年的发展，科学网在全球网站中排名10000名以内，在中国网站中排名1000名以内，年均页面流量超过3亿次，实名注册用户60万，专家库规模30多万，在中文类科技网站中稳居第一。中国科学报社对外积极开展国际交流，通过与国际科技新闻界的频繁交往，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主流科技媒体合作。在国际上除与Science、Nature等最有名望的科学杂志保持了长期密切合作外，还与Elsevier、Thomson Reuters等著名出版商达成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与盖茨基金会、英国驻华大使馆等诸多国际机构、驻华使领馆建立了广泛合作。近年来，中国科学报社还通过不断支持员工出国进修培训等方式，积极探索新的国际交流模式。中国科学报社以“打造中国第一科学传媒”为目标，按照科学传播规律和全媒体发展要求，构建科学传播的全媒体平台，以做大做强科学网、架构错位发展的媒体形态为重点突破口，全面提升报社的发展水平，确立报社在中国传媒业中的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