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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钜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钜子腹朜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腹朜杀子 原文 墨者①有钜子②腹〈黄享〉③，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④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寡人也。”腹〈黄享〉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予，人之所私也；忍所私⑤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选自《吕氏春秋·去私》 注释 ①墨者：指墨家。②钜子：墨家学派对墨家有成就的人称“钜子”。③腹〈黄享〉：人名。④秦惠王：战国时秦国国君。⑤所私：所偏爱的。翻译 有个很有名望的墨家叫腹<黄享>，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说：“先生的年岁大了，也没有别的儿子，我已经命令官吏不杀他了。先生在这件事情上要听我的。”腹<黄享>回答说：“墨家的法规规定：‘杀人的人要处死，伤害人的人要受刑。’这是用来禁绝杀人伤人，是天下的大义。君王虽然为这事加以照顾，让官吏不杀他，我不能不行施墨家的法规。”腹<黄享>没有答应秦惠王，就杀掉了自已的儿子。儿子，是人们所偏爱的；忍心割去自已所偏爱的而推行大义，腹<黄享>可称得上大公无私了。中心 ：作者以此赞扬了一种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 ，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 后期墨家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3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春秋战国时期ˇ百家争鸣ˇ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子》一书是墨子讲学时由弟子们记录后整理而成的。文字质朴无华，缺乏文学性，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进行说理，使说理文章有了很大发展，对后代议论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创立者为著名思想家墨子（墨翟[音笛dí]）。墨翟主张“兼爱”、“非攻”、“尚贤”，与儒家观点尖锐对立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 兼爱 完全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非攻 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 尚贤 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尚同 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有一说法为“上同”，认为天子是百官之首，而百姓听令百官，与上而同，此乃“上同”之意。) 天志 掌握自然规律。(有一说法为天子代天行政，并借由上同的观念推论出人民以天的意志而行事。) 明鬼 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有一说法认为墨家说鬼所为并非迷信，而是希望以神鬼之说使人民警惕，不行邪恶。) 非命 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 非乐 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 节用 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 节葬 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钱财，守丧则需三年，三年过后人虚弱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响国家生产力，乃浪费之事。) 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哇 你太幸运了 我们作业要求刚写了一篇 是原创啊。。。字数有2700多，不知道你能用不？要给我加分哦。。。呵呵：特立独行的侠客们——墨者墨翟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先秦时候曾经是个非常显耀的学派，影响非常大。墨家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异别”，反对儒家所提倡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这样，墨学很快成了儒学强有力的对手。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当时墨家的思想是可以和儒家分庭抗礼的。可是汉代以后墨家几乎有失传的味道，直至清代以后，墨学才又渐渐重回学术界的视线内。在现今处处高呼“复兴国学”的潮流下，墨家和其他学派一样俨然成了众人追捧的香饽饽。对于墨家学派我没有做过很深入的研究，只能浅谈我印象中的墨子和墨者。我觉得在诸子思想中，墨家是一支很独特的哲学派别。虽然和儒家并称显学，但他们的风格差距很大。儒家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儒雅的谦谦君子的形象，而墨子和他学生却是一群义勇兼备、特立独行的侠客。这种勇敢、侠义的风格和气质使得墨家成为一枝独秀。说墨家独特，首先创始人墨子的身世就是个谜。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也只有寥寥数笔的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他的生卒年无据可考，甚至姓名都有不同的说法，因为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姓墨的人，有人说他叫翟乌，有人说因受墨刑而得姓墨，还有人说是因为墨子脸黑而姓墨。关于他的籍贯更是莫衷一是甚至荒诞不经，司马迁说他是宋人，有人说是鲁人，有人说是楚人，还有人甚至说他是印度人，阿拉伯人。这侠客来路不明，就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其次，墨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挑战孔子的第一人。《淮南子》里说，墨子最初是儒家的门徒，后来他认识到儒者的礼繁琐而不切用，反对儒家提倡的厚葬，于是毅然决然地背弃儒家，自立门派，自树旗帜，而且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的学派及思想，到了战国中期孟子之时已经弥满天下，甚至有压倒儒学之势。我们知道，儒家是靠很多人、群体的力量弘扬开来的，前有孔子，后有曾子、子思，然后是孟子，孟子下面还有荀子，而墨家就只有一个墨子。墨子几乎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在和儒家一个强大的团队在作对抗，他提出“背周道而用夏政”，由孔儒的思路来个反向思考，别立一派成一家之言，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也正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侠客作派。再次，墨家学派是非常讲究刻苦自励的，能够跟着墨子当学生的人，都是非常有吃苦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墨子自己就身体力行的奔走四方，亲自劳作，生活条件尽量减低。荀子评墨子为“瘠墨”，孟子曾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些评语生动描写出墨子苦行者的形象。墨子的这种人格特质和他出身下层社会是有密切关系的。孔子虽然出身没落的贵族，但好歹还是统治阶级。而墨子已经彻彻底底是个手工业者（姑且当他的职业是木匠），是被统治阶级了。他的平民出身，不仅决定了他的文化取向，也影响了他的人格特质。墨子的非礼、非乐、非儒，主张节用、节葬，都是平民阶层孕育出来的思想。墨子的坚忍不拔、清苦自守使墨家学说经由他的生命践履成为一种人生的教化，这种教化引导人们在有生之年勤勉节俭、摈绝歌舞和音乐，死后只需粗衣薄棺、不求厚葬久丧。这样的教化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但墨子还是凭借自身力行精神感召了数百徒众，墨者的团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团体，是一个有作为的实干团体。墨子对勇敢也是大加赞赏的，所以墨家满门勇士。《淮南子》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这记载的是楚国吴起之难中，为阳城君守城殉难的墨者达180多人，而他们本来是可以弃城自全的，这足以说明墨家勇敢惨烈的侠义作风。写到这，我不由的想起了电影《墨攻》中墨者革离的形象，带领梁城百姓，抵抗赵国庞大军队的攻击。电影中人物的造型就是具有墨家的外貌标志和人格特质：草鞋、麻布粗衣，辛苦奔波，勇敢侠义，以救世为职志。最后，墨家这个学派从体制上和儒家、道家、法家都不一样，其它学派都只是学问上的传承，老师带学生，他们之间只有学问上的联系，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墨家学派有严密的组织架构和严格的制度。组织里最高的首领叫“巨子”，墨子生前有没有叫“巨子”我们无从得知，但他死后，他的弟子—禽滑离算是墨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他就是“巨子”，以后一代代往下传，有点像后来禅宗传衣钵一样。“巨子”对手下的学生和组织里的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双重身份，第一是老师，教学生学问；第二，他是首领，安排你做事，指派你任务。墨者团体组织的严密性和对巨子的绝对服从性让我很惊异。学生不仅仅要“自苦为极”，手足胼胝，吃的是最粗糙的食物，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服，拼命的帮老师干活，干活挣来的钱都交给老师，最恐怖的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服从到跳进火海在刀刃上走路，你杀死他，他脚后跟都不转一下，是迎着死亡上去的。这固然有点夸张，但给人一点黑社会、恐怖组织的味道。而墨子学派最终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黑社会，因为他们有一个东西在支持着他，这就是“侠”，是“义”。墨者团体之所以有一致的行动，对首领可以说惟命是从，这是建立在有共同的目标和思想基础上的。前面为阳城君守城集体战死的例子说明他们的行动是以非攻为手段，以达成兼爱的共同理想。墨子为什么反对进攻别人的国家？因为墨子认为进攻别人的国家，就好似强占别人的东西，是不道德的。既然是不道德的，我就要反对你，哪怕这件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你是不义的，我就要反对你，这就是“侠”的作风。《墨经》上讲“任侠”有这样两句话：“士损己而益所为，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要做自己厌恶的事情，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这就叫做“侠”。墨家学派确实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后来梁启超曾有一段话：“古今中外，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基督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佛教讲“普度众生”也是这样的精神。由上述可以看出，墨家学派除了是一个学术流派，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同时也有非常强的宗教性，有宗教的特征。开头我们说过墨家在汉代已经衰微，而秦汉后两千多年也没有再出现过一个真正的墨者，因为不论是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或是墨者团体的性质，与专制帝王的利益都是相冲突的，必遭灭绝的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墨者所表现的宅心公正，以显正直，欲伸张民间的委屈，欲伸张社会的正义的侠义精神，却潜伏在下层社会，继续滋长着，遗爱人间。墨子和他的墨者们是在乱世中奔波的侠客，他们是孤独的，终其一生反对侵略战争和不义之战。战乱时代，他们发出和平的号召，这些侠客值得我们崇敬。
非攻“非攻”反映了墨家学派反对发动不义之战的和平愿望。“兼爱”主张天下人互爱互利，不要互相攻击，这就必然要主张“非攻”。当时兼并战争剧烈，农、工、商、士等庶人阶层和下层贵族都希望社会安定，墨家代表了他们要求停止战争的愿望。攻战之害，“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而且不仅被攻的国家受害，攻人的国家也要受害;由于兼并战争，将会导致“兼国覆军，贼虐万民”，古代本有一万多国，“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非攻下》）。墨子主张弱小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大国兼并，这一理论是战国“合纵”的先声。而要求统治者“宽吾众，信吾师”，认为这样“则天下无敌矣”，既发展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又启迪了孟子的“王道”主张。看来墨子是一个希望能和平统一天下的理想家。墨子“非攻”，但并不反对防御战，墨家的守御是有名的，被称为“墨守”。《墨子·备城门》以下的十一篇中，记载着他们制造和使用防御战具的经验。他们帮助被攻的国家防御抵抗。《公输》篇中记载，当时有名的工师公输般替楚国制造了攻城的云梯，楚国准备用云梯去攻打宋国。墨子在鲁国听到这个消息，急行十天十夜，去游说公输般和楚王。并早派了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带着守御工具，帮助宋国守城。就这样墨子用实力制止了楚国攻打宋国，及时平熄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战祸。墨子“非攻”，却也不反对“汤伐桀，武王伐纣”那样的“革命”战争，认为“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显然汲取了《易传》思想，且直接启迪了孟子的“诛一夫”思想。墨子还把无衣无食的穷人视为“僻淫邪行之民”，主张用兵禁止“寇乱盗贼”的“淫暴”行为，认为“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节用上》）。这一方面表示墨子主张用武力维护治安;另一方面也说明墨子并不站在下层穷苦民众的立场上，他只是上层平民的政治代表，他要维护其既得利益并保护私有财产。
墨子成就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另外墨子在科学技术领墨子域中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者有： 1．宇宙论方面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 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对于物质的本原和属性问题，墨子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质的本原是“有生于无”（《老子》第1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墨子则首先起来反对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万物始于“有”的主张。他指出，“无”有二种，一种是过去有过而现在没有了，如某种灭绝的飞禽，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为“有”；一种是过去就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如天塌陷的事，这是本来就不存在的“无”。本来就不存在的“无”不会生“有”，本来存在后来不存在的更不是“有”生于“无”。由此可见，“有”是客观存在的。接着，墨子进而阐发了关于物质属性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石头，就不会知道石头的坚硬和颜色，没有日和火，就不会知道热。也就是说，属性不会离开物质客体而存在，属性是物质客体的客观反映。人之所以能够感知物质的属性，是由于有物质客体的客观存在。 2．数学方面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 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 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如二尺为一尺的“倍”。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是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 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的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 关于“中”的定义。墨子说：“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中”指物体的对称中心，也就是物体的中心为与物体表面距离都相等的点。 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圜”即为圆，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 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著《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 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所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3．物理学方面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对此，他举例予以说明，说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举，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时，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 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的观点，意思是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比同时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亚理士多德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没有力物体就不会运动，而停止是物体的本性，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常人观测的结果的，却是肤浅和错误的）。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力×力臂(“标”)=重×重臂(“本”)。现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杠杆定理称为阿基米德定理，其实墨子得出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200年，应称之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如果说墨子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也不为过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所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题。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着，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当运动着的物体位置移动后，它前一瞬间所形成的影像已经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运动到新的位置。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于原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运动，只是新旧影像随着物体运动而连续不间断地生灭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运动。墨子的这一命题，后来为名家所继承，并由此提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 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 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 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 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导学生说，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罂于井中，罂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以监知敌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敌的准备（原文是：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内迎之）。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明了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防敌方法却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4．机械制造方面墨子是一个精通机械制造的大家，在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他曾花费了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5．哲学方面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部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墨子又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称逻辑学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人们运用思维以认识事物，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断，或为“是”，或为“非”，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可能存在，不可能二者都为“是”，或二者都为“非”，也不可能既“是”又“非”，或既“非”又“是”。用现代的逻辑学名词来说，这就是排中律和毋矛盾律。 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也就是说，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6.军事方面中国古代战争最著名的守城战术典籍是墨家的《墨子》，《墨子》十五卷，其中第十四、十五卷全篇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存十一篇，为《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即蚁伏，指步兵强行登城）》，《迎敌祠》，《旗帜》，《号令》，《集守》。《墨子》中的守城战术及其丰富，仅存的十一篇就几乎含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术。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墨子的科学造诣之深，成就之大，在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的行列中堪称为佼佼者之一。遗憾的是，墨子在科技领域中的理性灵光，随着后来墨家的衰微，几近熄灭。后世的科学家大多注重实用，忽视理性的探索，此实为中国科技史上的莫大损失。
《公输》一文选自《墨子》，该书现在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辑录。这样就不难理解文中称呼墨子为“子墨子”的原因了：子是夫子，即先生、老师，是弟子们对墨翟的尊称。 在《公输》一文中，讲述了墨子劝阻楚国攻打宋国的故事，充分地体现了墨家思想里的“非攻”。 百度知识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 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 “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正因为墨子有这样“非攻”的思想，所以当楚国准备攻打宋国时，墨子立即从自己的国家鲁国出发，辛辛苦苦的赶赴楚国劝说。因为在墨子看来，楚国是属于强大的国家，宋国是属于弱小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的攻打弱小的国家是典型非正义战争，掠夺性战争。“非攻”思想的基础是“兼爱”，所谓“兼爱”就是众生平等的爱，这与儒家的“仁爱”有区别，儒家思想强调“忠孝”，忠是忠诚，针对国君；孝是孝顺，针对父亲。儒家的爱是指爱国君爱父亲高于一切，而墨家的爱则没有这些等级观念，强调众生平等，人人都一视同仁的爱。正因为如此，他才对弱小的宋国也要去营救，在他的眼中弱小的宋国和强大的楚国没有区别，都应该平等地去爱、去保护。 墨子反对战争，因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①贻误农时，破坏生产。②抢劫财富，不劳而获。③残害无辜，掠民为奴。 请大家阅读第一单元《安妮日记》，对照墨子对战争危害的总结，在《安妮日记》中找到具体的印证，文中没有的，自行补充课内外其他材料。 （同学们注意看图片中墨子的衣着，很破烂，这也是墨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所有的墨者都必须从事体力劳动，亲自生产，饮食简单，衣着简朴，不得奢靡享乐。） 墨子和孔子虽然都是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孔子偏文，孔子会文学、懂历史、通音律；而墨子偏理，墨子在物理学、数学、天文学、机械制造方面均有研究，甚至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公输班还要高明。正因为如此，墨子的逻辑思维相当强，十分善于辩论。我们来分析一下《公输》中的论证思路： 一、请君入瓮。 这个“瓮”就是给公输盘下了一个套：编撰了一个故事，“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 二、晓之以理。 接着墨子从不智、不仁、不忠、不强、不知类五个方面层层深入，指出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 三、动之以情。 面对墨子的分析，公输班无言以对，就将责任推到楚王那里。墨子见到楚王，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 四、展示实力。 楚王理亏，哑口无言，又将责任推回到公输班那里。这个时候墨子改变了战术，由口站改为实战。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 五、亮出底牌。 公输班最后发现从语言到实力无法战争墨子，就动了杀心。聪明的墨子也感觉到了，也直接亮出了底牌：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手持抵抗的武器在宋国城墙上备战了，使楚王看到攻打无望，放弃了进攻。 请大家翻开课本P74页，学习墨子论证的方法，写“以礼律己”的发言稿，不少于300字。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钜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钜子腹朜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腹朜杀子 原文 墨者①有钜子②腹〈黄享〉③，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④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寡人也。”腹〈黄享〉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予，人之所私也；忍所私⑤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选自《吕氏春秋·去私》 注释 ①墨者：指墨家。②钜子：墨家学派对墨家有成就的人称“钜子”。③腹〈黄享〉：人名。④秦惠王：战国时秦国国君。⑤所私：所偏爱的。翻译 有个很有名望的墨家叫腹<黄享>，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说：“先生的年岁大了，也没有别的儿子，我已经命令官吏不杀他了。先生在这件事情上要听我的。”腹<黄享>回答说：“墨家的法规规定：‘杀人的人要处死，伤害人的人要受刑。’这是用来禁绝杀人伤人，是天下的大义。君王虽然为这事加以照顾，让官吏不杀他，我不能不行施墨家的法规。”腹<黄享>没有答应秦惠王，就杀掉了自已的儿子。儿子，是人们所偏爱的；忍心割去自已所偏爱的而推行大义，腹<黄享>可称得上大公无私了。中心 ：作者以此赞扬了一种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 ，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 后期墨家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3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春秋战国时期ˇ百家争鸣ˇ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子》一书是墨子讲学时由弟子们记录后整理而成的。文字质朴无华，缺乏文学性，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进行说理，使说理文章有了很大发展，对后代议论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创立者为著名思想家墨子（墨翟[音笛dí]）。墨翟主张“兼爱”、“非攻”、“尚贤”，与儒家观点尖锐对立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 兼爱 完全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非攻 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 尚贤 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尚同 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有一说法为“上同”，认为天子是百官之首，而百姓听令百官，与上而同，此乃“上同”之意。) 天志 掌握自然规律。(有一说法为天子代天行政，并借由上同的观念推论出人民以天的意志而行事。) 明鬼 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有一说法认为墨家说鬼所为并非迷信，而是希望以神鬼之说使人民警惕，不行邪恶。) 非命 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 非乐 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 节用 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 节葬 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钱财，守丧则需三年，三年过后人虚弱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响国家生产力，乃浪费之事。) 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墨子的思想极其丰富，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学、军事、逻辑、管理、教育思想诸多方面，其以“兼爱”思想为核心范畴，具体思想蕴含在亲士、尚贤、非攻、非命大取等诸多内容中，将其时代价值发掘出来，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推动作用。一、 兼爱思想提出的背景墨子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正值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这一时期的周王朝势力衰微，已经无力维护大一统的局面；社会上因诸侯争霸、贵族倾轧导致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纲纪废弛、礼乐崩坏。这种动荡的社会局势使处于社会下层的庶民、奴隶等倍受摧残。墨子出身工匠，是小私有劳动者和平民中的一员。墨子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当时的社会现状使他对这种摧残有深刻的感触，因此，他的思想中含有反对贵族统治、诸侯争霸，渴望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的内容；同时，他关注平民的劳动者的社会经济生活，渴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反对传统的周礼和法制度。立足于混乱的现实，墨子提出了其思想的核心即“兼爱”思想。二、兼爱思想的内容兼爱思想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爱无等差，利他思想。兼爱，即爱人如己，不分人我，彼此等同之意，表达了墨子“爱无差等”的思想观念，这就突破了血缘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之分，凸现了人的平等性地位。墨子反对“别”，即反对划分彼此人我，只顾自己的行径。墨子认为正是自私和利己造成种种矛盾和等级差别，这是社会罪恶的总根源，所以墨子主张兼以易别。“兼相爱，交相利”就是要人们走出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的狭隘圈子，爱自己，爱他人，爱社会。并使得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得以满足的情况下，自身的利益也能得到实现，把立足点放在他人的利益和幸福上，‘兼”，实质就是利人，是在于调和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以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至上，但也并不否认个人合理的利己要求。 2、 追求和平“非攻”同“兼爱”可并称墨子思想中的非暴力论。墨子主张非攻，即反对战争与侵略。但墨子只是主张非攻，并不主张非战。敌人来犯，仍要坚持自卫的正义战争。墨子多次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也是墨子主张“非攻”的动机与目的，墨子主张用非攻业即和平的方法进行统一，表现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思想的源泉之一。3、 尚贤也是墨子“兼爱”思想的重要体现 墨子重视贤士的作用，强调尚贤的重要性，提出不论出身高贵与低贱，一概以贤否衡之而决其举黜，认为尚贤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这就打破了尊卑贵贱的等级界限，反对世卿世禄和任人唯亲的主张。墨子认为，对君主而言，没有比用贤更为紧迫的了，。并且墨子主张不拘一格地尚贤使能，应“不辨富贵、贵贱、远迩、亲疏” 。并且墨子主张要给贤者提供一定的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激励。对贤者，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 “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就是说，既要给与优厚的物质待遇，又要赋予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同时还要赋予其职权使其能充分发挥其才华。三、兼爱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墨子的兼爱思想对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社会和谐的影响上。1、 从微观角度来分析从笔者对兼爱思想的内容上来看，首先兼爱思想利他思想的提出，提倡人们追求自己合理合法的利益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以及社会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减少私人冲突事件，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条件。其次，尚贤的提出，任用贤能，为有才能的人提供发展的平台，这会在总体上提高社会的文化素质。这样一个理性的体制可以激发人们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欲望。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墨子的尚贤思想中，贤者，并非只是指有才能的人，墨子主张人们的思想品质也是十分重要的，重视人自身的修身养性，注重人自身的发展。品行为重，君子要明察身边人的善行予以借鉴，看到品行差的人要反省自己，以此修正自己的不足之处，即使有恶人影响，也不会起作用。也就是说君子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修身。不但要时时反省和借鉴，还必须善于处理人我关系。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当遭到别人的反对时，首先要反躬自省，审视自身有无缺陷，有则改之。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明多从对方的角度替对方考虑，避免发生误解与冲突。墨子还提出君子还应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这也是君子为人的根本所在。这说明墨子注重人的主体价值，认为要想实现人生的价值，成就一番事业，就要不断地从多方面进行修身养性，完善自我，提高自我。从此点来看，尚贤为社会和谐的建设提供了一批有才能且自身和谐的主体。2、 从宏观角度来分析首先，从非攻思想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动荡因素，世界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从以前的海湾战争到现今的伊拉克战争，伊朗、朝鲜的核武器事件都威胁着世界的和平。非攻，反对不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运用非攻思想，采取对话等和平的手段来解决纠纷，而不是仅仅诉诸于武力来解决，一方面可以维护世界的和平，另外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从而促进世界的发展以及为人们的生存提供和谐的环境。其次，兼爱利他的思想也可以用来指导国家间的合作，合作是双赢的、双方向的。兼爱与交相利有着一定的交集。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不断发展，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合作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达成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在合作中，可以充分体现兼爱思想，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也应适当的兼顾他人的利益，否则，只顾自己利益，他人必定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合作就不能实现，只有充分考虑双方利益，尽量实现双赢，才能使合作成为可能，从而维护世界的和谐发展。再次，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关系和谐是实现“和谐世界”的必要条件。当今世界上有约65 亿人口，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 500 多个民族，6 000 多种语言，还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只有不同民族、宗教、信仰之间实现和平共处，“和谐世界”才有实现的可能。兼爱思想使得多种文明之间可以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为和谐世界在文明上创造实现的条件。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孔子政治思想的论文
导语：孔子是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下面是我整理的孔子政治思想的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过渡性社会，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动荡，道德失范，礼崩乐坏。针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孔子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以礼治国，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系统和等级制度。在《颜渊》中有“君君，臣臣，子子”，又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一、孔子的正名思想
孔子说“必先正名”，在孔子看来要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维护社会的安定首先要进行正名，即“辨位”。“正”是规范，端正，拨正的意思。“名”是名分，角色，权利义务，次序，身份地位的意思。“正名”即“辨位”的意思，调节一个社会不同分和不同群体的身份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在封建社会君臣、长幼、上下代表的是不同的身份、权利和财产关系。孔子主张要安于本位，各安其位，各安其命。卫国的卫灵公不喜欢自己的太子，于是太子出走，卫灵公死后皇位由其孙子继位，九年后，卫灵公的儿子回来要求恢复君位，于是孔子在《子路》篇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看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造成社会次序混乱，社会动荡，礼乐不兴的主要原因。在齐景公向孔子问政的时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哉得而食诸？”孔子认为，为君者就要像君王的样子，做君主该做的事，为臣者就要要做臣子该做的事，同样的父亲和儿子也要各自做各自该做的事情。
二、仁道的政治思想
仁道思想是孔子提出的重要政治思想，是孔子仁爱思想在政治中的体现。孔子认为统治者治国要遵循仁道。梁启超曾说“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爱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基础。孔子曾说“仁者，爱人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在孔子看来，人们之所以有礼不遵，社会混乱是因为行礼必须有“仁”这个内在的基础，有了“仁”，行礼才能变成人们的`自觉行为。因此，可以说仁是礼的内在基础，礼是仁的外在目的。仁就是指一种内在的道德品质，仁道是统治者治国的方略。儒家思想中的“博施济众”，“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孔子仁道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同时提出了“为仁由己”的修行方法，仁完全要靠自己的修行，不能靠别人而达到。
三、德礼政刑并举的政治思想
德礼政刑并举的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重要主张，孔子主张以德治国，辅之以刑罚。在《为政》中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则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单纯的以行政命令和刑罚制裁治理国家虽然可以暂时的抑制不良行为，但是却无法根本性的消除不良行为的产生，也无法深入民心。而道德和教化结合行政制度相结合才是治国的最有效的方法。孔子的德治首先需要统治者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在《子路》篇中有“其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在《颜渊》中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主张“养”、“教”、“治”相结合，即“养民”、“教民”、“治民”。养民意思是使人民富裕起来。主张对人民应富之、足食、足兵，取信于民。统治者要劝农，惜力役，轻徭薄赋，节财均用，缩小差距。“教民”指的是要教化民众，使人民识礼仪，维护社会稳定。“治民”指的是治理民众。德礼政刑并举的思想是孔子主张的统治者治国的最佳的治国方略，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四、孔子的大同政治思想
大同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孔子提出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孔子向往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在《礼记.礼运》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提出仁道思想，德礼政刑思想，是为了达到大同理想社会，体现了孔子的人生理想和民本主义思想。
孔子的“正名”、“仁道”、“德礼政刑”的政治思想是孔子所提出的重要政治主张，为新时代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关于孔子仁义的论文
“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观念，仁的人生哲学思想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儒家学说得以确立其主流文化地位的依据。“仁”作为道德观念虽不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但其基本内涵却来自孔子的发明。以下是我整理的关于孔子仁义的论文，让我们一起了解下孔子的“仁义”思想。
当今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企业诚信缺失、社会诚信缺失、个人诚信缺失已经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已经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影响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党的十八大提出；到建国一百周年时，要把我国建成为富强民主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2013年3月召开的两会期间，人民网策划的“把你的声音带到两会来”，一些代表和网友呼吁，塑造道德要从青少年抓起，表明全社会和民众对重塑社会道德的渴望与呼唤。“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需要进行专门道德教育和管理，学校作为培育人的机构，肩负着教育和管理的重任。而孔子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仁义礼智信”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道德建设的根，把它纳入思想道德教育和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对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道德缺失原因
只有对导致青少年道德缺失的`原因进行分析，才能对症下药，达到提升青少年学生的道德素养的良好效果。笔者认为，道德缺失原因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家庭教育方式不健康
青少年的道德与父母的言行、教育方法、责任等密切联系。现在许多父母节衣缩食，要给儿女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最好的物质生活，无原则的对儿女的溺爱、迁就，使其从小就养成懒惰、任性、自私、攀比等不良心理。稍不如意，就采取极端方式反抗、出走甚至是自杀。一些家长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存在问题，教育方法简单粗暴，缺乏与子女有效的沟通。有的父母工作和生活压力大，无暇顾及对子女的教育等。这些不健康的家庭教育方式阻碍了青少年思想道德的良性发展。
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环境的范围很广，包括社会关系、社会风气、习惯势力、文化设施，亲友关系等，是客观存在的，对青少年的发展来说，是一种隐性的社会约束力量，对青少年道德形成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一些拜金主义，享乐思想的存在，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等使学生的价值观、道德观受到一定的冲击，对学生道德成长的影响不容小视。并且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青少年学生接触的事物更多、更杂，模仿能力也越来越强。模仿的大多是不健康的东西。这些因素也腐蚀了青少年那颗涉世未深的心，导致青少年思想行为功利化现象明显。
道德教育与现实脱节
道德是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总和，体现在日常活动中人们待人接物上。如果道德远离了生活，就成了“政治口号”，成了空的东西。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道德规范，内容比较空泛，没有很好地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相结合，缺乏针对性，往往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不佳。教育与实际脱节，不但导致青少年信仰的失落，而且也是个别青少年自私、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形成的根源。
学校思想教育疲弱
目前，很多学校教育还存在重智轻德现象，把抓专业课的教学放在首要位置，思想道德教育课所分配的时间越来越少，也不重视传统美德课，使青少年对我国的道德传统美德不了解。在德育课中，重视德育的理论灌输，轻视道德的实践教育；重视道德规范教育，忽视道德信仰教育。而道德教育的理论、内容只有通过实践内化为青少年的心理需求，才能推动青少年道德素质的提高，而道德实践活动恰恰是我国学校德育教育所缺乏的。
2 仁、义、礼、智、信的内涵
孔子的学说，自古以来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他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思想，其内涵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仁”即同情、友爱之意，即爱人，爱人是人对自我的发现，自我的肯定和自我尊重，体现在教学中，是处理好师生关系、学生与学生的关系、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的一济良方。引申为人们应以博大的胸襟对待一切人和事。
“义”即公正或合乎公益的道理或举动，是处理人际关系，遵守言约信用的道德行为和价值取向，是作为人应该遵守的最高道义和应该依归的人间正义。体现为勇敢、忠诚、见义勇为，敢于坚持正义，惩治邪恶。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在中华文化中，对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的思考与追求，体现为对义的思考与追求。
“礼”表示尊敬的态度和动作，引申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礼即行为规范、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礼的最高价值，其价值取向为“和谐”，继承和发展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智”即聪明、智慧之意，引申为知识。古语有“通晓天地之道，深明人世之理”，智从道德智慧引申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和技能。
“信”即诚实，不欺。引申为学生在学习和做人做事时要诚实，不舞弊、不欺。要言必行、行必果。如果一个人言不由衷，说假话，肯定不会再有信誉。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
3 融入“仁义礼智信”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的途径
在授课过程中，引入行为导向教学法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只注重职业道德方面的理论知识的传授，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教育效果不明显。教学过程中由于教育手段与途径相对单一，道德知识不能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使学生加深印象，并主动参与学习，可引入行为导向教学法进行教学。什么叫行为导向教学法？指以学生行为的积极改变为教学的最终目标，通对各种自主型的教学样式和共同解决问题的教学样式塑学生认知、社会、情感等方面的多维人格。教学技术包括：项目教学、模拟、表演、案例分析，角色扮演、设问等形式，引导学生开展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给学生更多参与、体验、感悟、思考和内化的机会，通过教学与活动逐渐提升学生的高度责任心、诚信待人，与人为善。使学生知、信、行相统一，使学生树立一种责任意识，培养道德素养。 组织学生进行社会服务活动
一些特殊的节假日，可带领学生走入社会，通过对自己专业知识的运用，为群众提供一系列无偿的帮助：敬老助残、公益宣传、或者去福利院当义工、去农村看望留守儿童等。积极参与志愿者服务，扶危济困、爱心帮扶、保护环境等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使学生的“仁义礼智信”与社会接轨，去社会实践中去体验。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道德之心，教会他们在生活中如何仁爱，思考生命的意义。以爱心为动力，身体力行，提倡“经世济民，以人为本，义利兼顾”之道，把学生的道德知识内化信念，外化为行动。我校在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好，2008年被评为德育示范校以来，这几年在社会服务活动方面稳步推进，使道德建设更上一个台阶。
搞好学校道德讲堂
2011年，中央文明办提出的学校要建设道德讲堂，提升师生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程度。笔者认为搞好这个道德讲堂对青少年学生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建设道德讲堂，深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倡导师生“在家中为长辈尽孝心，在学校为同伴送爱心，在社会为他人献爱心”。通过听、看、讲、议、行等方式，传播身边凡人的“仁义礼智信”推动先进道德观念入脑入心，营造“讲道德、做好人、树新风”的浓厚氛围，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净化学生心灵，弘扬善行，以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四德”为重点的道德教育。
将“仁义礼智信”融入到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中
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在教育中，遵循学校德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成才规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把德育工作融入到学校教育教学之中。学校可以利用班会、晨会、国旗下的讲话，使学生在这些活动中得到的道德的熏陶。也可以利用广播站和板报等宣传工具进行以“感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为专题的事例教育，还可以利用不同的节日，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母亲节、父亲节、中秋节等节日，让学生通过节日，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从内心感谢父母，感恩亲情。还可以通过“成人宣誓”活动，使学生认识到作为一个成年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利用讲座、报告会、讨论会、辩论会等活动，使学生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情感得到升华，责任感、使命感、奉献精神得到强化。
完善学生德育的评价机制
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一直是重智轻德，三好学生、文明学生、优秀班干部几乎都要成绩好的学生才有资格，而学习稍差、但品德良好的学生几乎与这些荣誉无缘。为了改变这种缺陷，笔者认为，在评选三好学生、文明学生、优秀班干部时还要重点考查德，有才无德的坚决不评，对遵守道德突出的学生给予褒奖，加大对违反道德行为进行惩罚，逐步完善德育的评价机制，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积极践行仁义礼智信。在校园文化中开辟一个“本期校园之星园地”或“最美园地”，每个月为一期，专门针对学生的好人好事、文明礼貌等优秀品质进行宣传，可以设置“助人为乐之星、拾金不昧之星、诚实守信之星、孝老爱亲之星、爱护环境之星、文明礼貌之星等等，以学生为榜样对学生的善举进行宣传，从而给学生以直观、鲜活的印象，深化了学生对道德力量的了解和认同，使学生在道德实践过程中有了标准和参照。
强化兼专职德育师资队伍
要提升青少年的“仁义礼智信”等美德，就要配备较强的德育师资队伍，除了专职的德育课教师和班主任以外，还应邀请热心德育工作的校外人士担任辅导员、开设讲座或组织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充分调动师资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要像重视业务学术骨干那样重视德育队伍的选拔培养，加大培训力度，加快德育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只有教师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了，学生才能获得较好的发展。
将“仁义礼智信”的内涵贯穿整个德育教育过程，是一个系统、长期而全面的工程，要达到最终的道德教育目标，道德缺失的原因又复杂，仅凭学校的教育可能会事倍功半，还需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紧密协作的教育网络，使德育工作由学校向家庭辐射、向社会延伸，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只有全社会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措施得力，排除管教误区，净化社会环境，才能促进学生知行合一、德才并进、全面发展。
《墨子教育思想浅析》
摘要：墨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重要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要求人们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同时极为重视科技技术教育，强调其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巨大作用。墨子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政治社会目的，构建一个无等差的和谐社会。
关键字：墨子;兼爱;科技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2
墨子生活在春秋末、战国初期，这一时期社会面临巨大变革。特殊的时代背景为墨子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经济、手工业的发展为墨子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社会动荡，墨子"暖衣饱食，便宁无忧"[1]①的思想成为劳动人民阶层的共同呼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于墨子教育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一、墨子的人性论和"兼士"的教育目标。
墨子的人性观，最为深入人心的观点就是"人性素丝说"。《所染》中写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人性就像是未经浸染的素丝，强调环境和教育对人性发展的重要作用。
墨子以"人性论"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以"贤士"、"兼士"为理想的人才培养模型。"兼士"的标准相当严格，要求"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2]②。"厚乎德行"：首先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做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3]③同时，要具有为万民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强调"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辩乎言谈"：要求在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能够积极地"上说下教"，传播其思想主张，实现其政治抱负。"博乎道术"：是在知识技能上的要求，文史知识、科学技术、军事谋略等等都是"兼人"所必须精通的。
二、墨子重"义"贵"利"价值取向和道德教育思想。
墨子思想体系中，"义"、"利"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墨子重"利"，一方面所言之"利"，内涵十分丰富，大到国家社会公利、小到个人私利;另一方面强调把"利"作为评价善恶的标准(使民得利为善，使民损利为恶)。允许人民合理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在利己的基础之上"利人"、"利天下"，进而使得整个社会最后能过"交相利"。墨子贵"义"，对于"义"的要求基本包括以下几个层次：最基本要做到"不亏人以自利";之后由己推人，爱己爱人，实现"兼相爱";必要时，勇于为天下公利而牺牲的奉献精神。
墨子贵"义"重"利"的价值取向，对于其道德教育内容有很深的影响。墨子的道德内容主要包括：
"兼爱"。墨子认为社会的最大弊端在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不相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4]④"。"兼爱"必须有"利"作为动力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兼爱交利"，才能化解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才能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护，才能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
"非攻"。墨子认为侵略战争是一种极度劳民伤财的行为，为此提出了"非攻"这个理想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将"非攻"列入道德教育内容，要求百姓能够认识到道德的罪恶本质，倡导一种爱好和平的社会风尚;希望"贤士"抱定信仰，将"非攻"主张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上合圣王之道、下顺百姓之利，不要发动对别国的侵略战争。
"节用"、"节葬"、"非乐"。"节用"就是强调勤俭节约的态度，物尽其能就好，不必苛求奢华。这一观点基本上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统治者应该做到"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5]⑤"节葬"就是反对儒家的"隆礼厚葬"，要求简化丧葬形式。在《节葬》中就列举了厚葬的弊端：隆重的丧葬仪式耗费大量财力;长时间的居丧守孝不利于人口繁衍、经济发展;统治者坚持厚葬久丧，必然造成政治秩序混乱、社会动荡。"非乐"就是反对声乐娱乐活动，这种活动不仅浪费财力、物力;而且会扰乱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
四、墨子的阶级关怀与科学教育思想。
墨子自称是"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其主张基本上都表现出对这一阶层的关怀。一方面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就是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劳动者自力更生，改善自己的生活现状。重视科学技术的思想体现在其教育上就是：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播、强调实际操作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形成。
墨子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在《墨子》一书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示。《经上、说经上》、《经下、说经下》中就用极为精炼的语言阐述了大量科学知识。例如：关于数学的相关概念----点、线、圆、直、方、柱，距离和相交、十进制等等进行论述;关于力学的相关知识----杠杆、滑轮等等进行分析;关于物理学的相关现象---时间和空间、质和量、运动和静止、光影、反射等等进行阐述。从中得出法则、规律，希望人们能遵循规律办事，期望为现实生活、劳作服务。《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等篇中记载的关于军事科技的内容极为完备。如："转射机"、"掷车"、"连弩车"等防御器械的制造;"城墙"、"壕沟"、"�望台"等城防建筑的修建。墨子巧妙地将手工技艺于军事防御结合起来，使国家的防御能力达到了极致。
墨子还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和实验论证的学习方法。关于对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墨子》中就专门对认识论进行基本论述，提出人具有认识能力，通过接触外界事物产生的获得初步知识、通过思虑活动使认识升华，通过言辞语句将其表述出来。此外，还对推理、辩论等逻辑思维方式进行阐述等等。墨子重视科学的教学方法，提出实验论证方法，在先秦诸子中可谓独树一帜。鼓励学生亲自参加社会观察和实验研究，在实践中获得技能和知识。提出"三表法"作为评判是非、取舍的标准，以先圣之事为本、以百姓见闻为原、以符合民利为用。
总之，墨子的教育哲学思想和其他先秦诸子思想相比，有很多原创性内容。其中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性"素丝说";主张构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重视科学教育的思想。虽然墨子所创立的学说体系，在很多方面并不够完善，但是其在先秦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墨子思想的许多内容被后世儒学、法家等吸收和改造，对我国教育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2页
[2]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3]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4]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2页
[5]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7页
①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2页。
②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③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④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2页。
墨国使者来战国谈判。“城下何人？”“墨者隔离。”“尔等所为何事？”“为了和平。”“那尔等为何手持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为了和平。我们要震慑尔等。”“那尔等为何来此？”“为了谈判，关于我国和平崛起的谈判。”“那尔等主使是？”“为表诚意，我国王子亲至。”“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五十人而已。”“既然这样，来人啊！把他们擒下。”“为何？”“落后就要挨打，此人间至理也.”不久墨国覆灭，墨者消逝。
墨子简介 （约前468-376年）春秋末战国初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创始人。 姓墨名翟，鲁国人（滕州），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爱类》)，人称“布衣之士”(《吕氏春秋·博志》)和“贱人”(《渚宫旧事》)，汉代王充甚至说：“孔墨祖愚，丘翟圣贤。”(《论衡·自纪》)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于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于《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于是弃周道而用夏政。宣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其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 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弟子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墨子·公孟》)。《庄子·天下篇》称赞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而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于楚、越。曾与公输班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曾制成“木鸢”，三日三夜飞翔不下。还长于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经验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于》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西汉刘向整理为七十一篇，六朝以后渐佚，今传《道藏》本五十三篇。旧题墨翟著，但包括了墨子弟子乃至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是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典籍。 按内容，《墨子》一书可分五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前三篇掺有儒家理论，当为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后四篇多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理论，前人颇以为即以后相关篇章理论之叙余，其实正有对后来各篇提纲挈领的作用。 从《尚贤上》到《非儒下》共二十四篇为一组，系统反映墨子“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各篇多分上、中、下篇(《非儒》分上、下)，前人认为是“三墨”各自所依据的经典，其实是《墨子》一书在先秦流传的不同版本，汉人整理合三为一，现今某些“阙失”的篇目，或许在内容和文字上与今存者同，故仅存其目。《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为后期墨家作品，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宝贵资料。《耕柱》至《公输》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体例与《论语》近，乃墨子弟子所辑录，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备城门》以下到末二十篇(含已佚九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颇近于秦，是战国时期“秦之墨者”所作，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史料。《墨子》内容博大，包含政治、哲学、伦理、逻辑、科技、军事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集中资料。西晋鲁胜、乐壹皆曾为《墨子》一书作注，已佚。通行本有孙治让《墨子闲诂》，主要版本有《诸子集成》本。 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及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其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文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 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却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哇 你太幸运了 我们作业要求刚写了一篇 是原创啊。。。字数有2700多，不知道你能用不？要给我加分哦。。。呵呵：特立独行的侠客们——墨者墨翟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先秦时候曾经是个非常显耀的学派，影响非常大。墨家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异别”，反对儒家所提倡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这样，墨学很快成了儒学强有力的对手。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当时墨家的思想是可以和儒家分庭抗礼的。可是汉代以后墨家几乎有失传的味道，直至清代以后，墨学才又渐渐重回学术界的视线内。在现今处处高呼“复兴国学”的潮流下，墨家和其他学派一样俨然成了众人追捧的香饽饽。对于墨家学派我没有做过很深入的研究，只能浅谈我印象中的墨子和墨者。我觉得在诸子思想中，墨家是一支很独特的哲学派别。虽然和儒家并称显学，但他们的风格差距很大。儒家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儒雅的谦谦君子的形象，而墨子和他学生却是一群义勇兼备、特立独行的侠客。这种勇敢、侠义的风格和气质使得墨家成为一枝独秀。说墨家独特，首先创始人墨子的身世就是个谜。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也只有寥寥数笔的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他的生卒年无据可考，甚至姓名都有不同的说法，因为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姓墨的人，有人说他叫翟乌，有人说因受墨刑而得姓墨，还有人说是因为墨子脸黑而姓墨。关于他的籍贯更是莫衷一是甚至荒诞不经，司马迁说他是宋人，有人说是鲁人，有人说是楚人，还有人甚至说他是印度人，阿拉伯人。这侠客来路不明，就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其次，墨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挑战孔子的第一人。《淮南子》里说，墨子最初是儒家的门徒，后来他认识到儒者的礼繁琐而不切用，反对儒家提倡的厚葬，于是毅然决然地背弃儒家，自立门派，自树旗帜，而且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的学派及思想，到了战国中期孟子之时已经弥满天下，甚至有压倒儒学之势。我们知道，儒家是靠很多人、群体的力量弘扬开来的，前有孔子，后有曾子、子思，然后是孟子，孟子下面还有荀子，而墨家就只有一个墨子。墨子几乎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在和儒家一个强大的团队在作对抗，他提出“背周道而用夏政”，由孔儒的思路来个反向思考，别立一派成一家之言，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也正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侠客作派。再次，墨家学派是非常讲究刻苦自励的，能够跟着墨子当学生的人，都是非常有吃苦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墨子自己就身体力行的奔走四方，亲自劳作，生活条件尽量减低。荀子评墨子为“瘠墨”，孟子曾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些评语生动描写出墨子苦行者的形象。墨子的这种人格特质和他出身下层社会是有密切关系的。孔子虽然出身没落的贵族，但好歹还是统治阶级。而墨子已经彻彻底底是个手工业者（姑且当他的职业是木匠），是被统治阶级了。他的平民出身，不仅决定了他的文化取向，也影响了他的人格特质。墨子的非礼、非乐、非儒，主张节用、节葬，都是平民阶层孕育出来的思想。墨子的坚忍不拔、清苦自守使墨家学说经由他的生命践履成为一种人生的教化，这种教化引导人们在有生之年勤勉节俭、摈绝歌舞和音乐，死后只需粗衣薄棺、不求厚葬久丧。这样的教化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但墨子还是凭借自身力行精神感召了数百徒众，墨者的团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团体，是一个有作为的实干团体。墨子对勇敢也是大加赞赏的，所以墨家满门勇士。《淮南子》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这记载的是楚国吴起之难中，为阳城君守城殉难的墨者达180多人，而他们本来是可以弃城自全的，这足以说明墨家勇敢惨烈的侠义作风。写到这，我不由的想起了电影《墨攻》中墨者革离的形象，带领梁城百姓，抵抗赵国庞大军队的攻击。电影中人物的造型就是具有墨家的外貌标志和人格特质：草鞋、麻布粗衣，辛苦奔波，勇敢侠义，以救世为职志。最后，墨家这个学派从体制上和儒家、道家、法家都不一样，其它学派都只是学问上的传承，老师带学生，他们之间只有学问上的联系，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墨家学派有严密的组织架构和严格的制度。组织里最高的首领叫“巨子”，墨子生前有没有叫“巨子”我们无从得知，但他死后，他的弟子—禽滑离算是墨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他就是“巨子”，以后一代代往下传，有点像后来禅宗传衣钵一样。“巨子”对手下的学生和组织里的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双重身份，第一是老师，教学生学问；第二，他是首领，安排你做事，指派你任务。墨者团体组织的严密性和对巨子的绝对服从性让我很惊异。学生不仅仅要“自苦为极”，手足胼胝，吃的是最粗糙的食物，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服，拼命的帮老师干活，干活挣来的钱都交给老师，最恐怖的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服从到跳进火海在刀刃上走路，你杀死他，他脚后跟都不转一下，是迎着死亡上去的。这固然有点夸张，但给人一点黑社会、恐怖组织的味道。而墨子学派最终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黑社会，因为他们有一个东西在支持着他，这就是“侠”，是“义”。墨者团体之所以有一致的行动，对首领可以说惟命是从，这是建立在有共同的目标和思想基础上的。前面为阳城君守城集体战死的例子说明他们的行动是以非攻为手段，以达成兼爱的共同理想。墨子为什么反对进攻别人的国家？因为墨子认为进攻别人的国家，就好似强占别人的东西，是不道德的。既然是不道德的，我就要反对你，哪怕这件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你是不义的，我就要反对你，这就是“侠”的作风。《墨经》上讲“任侠”有这样两句话：“士损己而益所为，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要做自己厌恶的事情，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这就叫做“侠”。墨家学派确实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后来梁启超曾有一段话：“古今中外，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基督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佛教讲“普度众生”也是这样的精神。由上述可以看出，墨家学派除了是一个学术流派，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同时也有非常强的宗教性，有宗教的特征。开头我们说过墨家在汉代已经衰微，而秦汉后两千多年也没有再出现过一个真正的墨者，因为不论是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或是墨者团体的性质，与专制帝王的利益都是相冲突的，必遭灭绝的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墨者所表现的宅心公正，以显正直，欲伸张民间的委屈，欲伸张社会的正义的侠义精神，却潜伏在下层社会，继续滋长着，遗爱人间。墨子和他的墨者们是在乱世中奔波的侠客，他们是孤独的，终其一生反对侵略战争和不义之战。战乱时代，他们发出和平的号召，这些侠客值得我们崇敬。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四书》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对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而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4）。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但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5）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其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同上《颜渊》）与“礼”不同，“仁”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以对人性、人的价值之体认为前提的“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述而》），另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雍也》）；二者之结合，即为以“爱人”为根本原则的“忠恕之道”。“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并非高不可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学而》）在具体行为实践上，“仁”又体现并统摄着恭、宽、信、敬、惠、敏、勇诸德，而“孝悌”则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联系着”的“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而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原则”，至于“仁”则只是“‘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6）因此，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儒门八派皆对孔子思想有传扬之功，而从对后世影响角度来考察，值得注意的则是颜氏之儒、思孟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颜氏之儒”指的是颜回。颜回是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儒者。他先孔子而亡，将他列入孔子殁后的儒门八派之中似乎不妥，但他不仅在先秦，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颜回虽无事功见称于世，学理上亦无甚创获，但他好学慕道，一心向上，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他对孔子的人格精神和学问、思想充满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尝“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他更好学、自省、力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从而逐渐达到孔子所提倡的“仁”德之境。在孔门群弟子中，孔子独对颜回赞誉有加，如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上《雍也》）屡赞其“好学”上进，“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故不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上《雍也》）而且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同上《述而》）正因如此，后人遂十分看重颜回。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将此举定为制度，这使颜回由穷居陋巷的一介布衣寒儒跃入庙堂。唐开元二十七年，诏湓孔子为文宣王，而以颜回为亚圣、赠兖国公。金章帝明昌年间，在曲埠诏建兖国公颜子庙。直至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以孟子为“亚圣”而改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颜回的地位才屈居孟子之下。但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及历代从祀贤儒的配享座次时有升黜，甚至连孟子也曾一度险些失去配享从祀资格，吃不成孔庙的冷猪肉，而唯有颜回“复圣”地位从未有稍许变易，爵秩特优而不废。其“圣誉”之隆，于此可见一班。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那么，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主体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就给不同的价值主体在施行“仁”的过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间，任何一种学说都可以从孔子的论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论根据。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 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 “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 、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 ，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 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孔子的仁与礼论文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整理的孔子的仁与礼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众所注目的重要问题。或云仁重于礼，或云礼重于仁，众说纷纷，莫衷一是。事实上，仁固然是孔子的发现，但仁的发现原本是对礼的意蕴深入开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恰成一辩证的统一关系，而其前提则是：仁作为一个德性范畴乃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即仁由根之于心的潜在的德性，到经过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其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仁不发于心，则礼便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文；而失去礼的规范，则仁流为自然性情，虽不失为直，但却难免于野，甚至难免为乱。由仁之作为动态的范畴这一特点，我们又不妨推断：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或即是孔子未曾明言的独特的人性观。
关键词： 孔子 仁礼相成 动态 人性观
孔子的学说，当时深得其心的弟子颜渊已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叹（《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出篇名），不同的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已有差异。孔子卒后，关于孔子学说的真谛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千多年来，解释孔子的着述汗牛充栋，但孔子的思想却不仅没有因此而变得清晰明朗起来，相反，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难以把握了。不过，在众多不同的解释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为大家所一致认同的东西，这就是仁和礼。尽管人们对仁和礼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仍有不同意见，但几乎无人否认，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两个概念。
一、仁的发现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产生。据学者们研究，仁字和仁的观念皆渊源于古东夷文化，后来进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但是，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1）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乱了套。但是，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中，礼乐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方面，有识之士鉴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
另一方面，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为了巩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满足其高高在上的虚荣心，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他们除了自己亲自学习礼乐知识外，还重用一些懂得礼乐知识的人。掌握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一条捷径。如此一来，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热门（关于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礼之风的盛行，吴龙辉博士有较详细的论述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但孔子对于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节奏，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那么，这个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呢？《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很珍贵的启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丧这一礼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它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恰当的方式。一个真正热爱和怀念父母的人，会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否则便于心难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孔子称之为仁。仁既是礼所由生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们自觉守礼的内在动力。只有仁发于心，则行才能合于礼，仁心不动，礼就失去了根据，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虚文。既然是虚文，当然就可以随意改动，也可以随意废弃了。宰我欲改三年丧制，孔子便斥之为“不仁”，原因即在于此。由此可见，所谓礼的本质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仁。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的确，为人而不仁，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
毫无疑问，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冯友兰解释此段说：“子夏以‘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犹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可施脂粉也。否则礼为虚伪形式，非惟不足贵，且亦可贱矣。”又说：“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
（3）冯友兰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来释“礼后”，可以说十分恰当独到。所谓“真性情”，即是根之于心、流露于外的仁心、仁性。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的确是无可怀疑的。
必须注意，孔子并没有因为仁的发现而贬低或轻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规范价值，相反，恰恰是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礼既然是仁心外化的必然表现，那么只要是人，如果他内心还有一点真性情，如果他不想泯灭这点真性情而沦为禽兽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范，否则，他就是“不仁”。
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心性范畴的仁还为礼的永恒性奠定了基础。世道会变，但人之为人本诸自然的一些基本性情不会变（如亲情、友情、恻隐之情等等），与这些性情相适应的一些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也不会变。荀子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董仲舒也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话人们往往只道其荒谬的一面，而未见其合理的一面。如果能从儒家心性论的角度去审视，则这些话未尝没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换言之，礼的合理性、权威性、永恒性在儒家那里不是凭空确立的，而是有其心性的基础。事实上，从本诸自然的人之常情出发来论证传统礼义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是自孔子以至当代新儒家一脉相传的家法。可以说，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自始至终都担负着为传统礼义辩护的理论使命。
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3）这话非常正确。而孔子所给与原有制度的“理论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仁。如果说，礼是孔子归本三代、述古得来的话，那么作为礼之根本的仁，则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仁基一立，本诸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三代礼乐秩序这一现实的根基崩解之后，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1）。在这个“生长点”上，三代礼乐这颗数千年历史孕育而成的文化的种子，经孔子亲手采撷、点播，又重新生根发芽。孔子之后，在历代儒家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这棵新芽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大哉仁！大哉孔子！
二、仁、礼相成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面，仁和礼实在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混然一体，而非毫不相干、各自独存。它们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便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唯一恰当的方式和途径。孔孟都曾把礼比喻为出入房屋所必经的门户。孔子说：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孟子说：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孟子·万章下》）
以礼为门，这个比喻形象而又恰切，准确地反映出礼在孔子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做那见不得人的“穿窬”者（《阳货》），否则，便不能出不由户，也不能行不由礼。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人才能实现其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说，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而只有当仁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时，它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完美的人格。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将其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规范和约束，在实践中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可以说，离开礼，别无其他“成仁”、“成人”的门路。《论语·宪问》篇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说：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卡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看来，一旦失去礼的规范和约束，不仅“成人”无望，而且还会使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走向它们的反面，带来种种弊端，甚至酿成大乱。特别是“勇”，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而“勇者不惧”居其一（《宪问》）。他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可见，他主张有勇。但“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盗”（《阳货》）所以，他又明确表示自己“恶勇而无礼者”。其弟子子路以勇武闻名，孔子也很看重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了很高兴，而孔子却接着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认为子路虽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之才，但还不是一个仁者：“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孔子为什么不以仁许由，原因或不止一条，但子路的“勇而无礼”，恐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孔子认为应“为国以礼”，而子路却总是“其言不让”（《先进》），“野哉由也”是孔子经常训斥子路的话。孔子曾说“事君尽礼”（《八佾》），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但他认为子路及其另一位弟子冉求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具臣”，而不能说是“以道”、“尽礼”的“大臣”。
尽管他也肯定子路、冉求都不至于跟随着乱臣贼子去做那“弑父与君”的悖逆之事，但从君子人格的完美性上看，由于不能“以道”、“尽礼”，所以总不免有所缺欠。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唯一许为“三月不违仁”、并且曾想以衣钵相传的人是颜回。为什么呢？原因也可能不止一条，但颜回对礼的地位和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深得孔子仁学和礼学的关系之奥秘，或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克己复礼为仁”即是孔子传给颜回的仁学大法。颜回请问其目，孔子又教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十六字诀。颜回听了恍然有悟，恭恭敬敬地谢道：“回虽不敏，请事斯语。”（《颜渊》）后来颜回赞美孔子对他教育的恩德时，用的也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样的话。看来，颜回对礼的体会和践履与孔子许其为仁之间，恐怕有着不小的关联。而礼对孔子“成仁”或“成人”之教的价值及其在孔门儒学中的地位，也由此可以想见了。
从成就完美人格的角度来说，仁可以说是德之质 ，而礼则是德之文，文质须相辅而行，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所以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卫灵公》）
又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三、由仁礼相成看孔子的人性观
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来比喻：根之于心的性情之仁犹如一块璞玉，虽然蕴含着上好的玉质，但未经雕琢之前，它还不能说是纯美纯善的艺术品。它不仅质朴无文，混沌未开，而且还混合着其它杂质，甚至藏污纳垢。这时，充其量它只是一块上好的玉材而已，既非艺术成品，也就没有多少观赏价值。一块玉材只有经过一番精雕细刻之后，才能剔去杂质，尽现文理，成为美仑美奂、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同样，根之于心的仁要从潜在的德性之真发展为现实的人格之美，也必须经过一番刻磨雕琢的功夫，只不过刻磨雕琢的工具不是刻刀，而是礼。因此，学礼、知礼、视听言动皆不违礼是人们修养成人必不可少的功夫。仁不存于心，礼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仁虽存于心，没有礼的约束和规范，也未必能实现为完美的人格。《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几句话，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而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也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也才感到妥帖。
通过上述喻论，我们似可对孔子的人性观有所解悟。有的学者说，孔子对人性未曾有明确的主张，此说似可商榷。仁作为潜在的德性根之于心，其质地美善，但未经礼的雕琢之前，它又非纯美纯善，这就是我们从上述喻论中得出的结论。如此，则似乎可以肯定：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即是孔子的人性观。以此为基础，孔子既确立了仁的自主性地位，又确立了礼的规范性权威。因为人性有善，所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因为人性非纯美纯善，所以需要“学礼”、“知礼”，“克己复礼为仁”，“不学礼，无以立”。毫无疑问，如果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果为孔子的人性观，则人在修养成人的过程中，其来自内部的自由、自律和来自外部的他由、他律，应当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其间并无逻辑上的矛盾和不彻底。有的学者之所以有此看法，主要原因可能即是未能认清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这一独特的人性观。
关于孔子人性观的上述认定，还可以使我们对于从孔子到孟荀之间儒学发展的逻辑线索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恰是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两个方面合乎逻辑的分化和发展。孟子就其性美善的一面而言性善，以此为基础，强调“存心养性”，强调道德自觉；荀子则就其人性非纯美纯善的一面而言性恶，强调克己修身，强调礼法规范。看起来矛盾对立、不可调和，事实上却本出一源，都是上承孔子而来。
从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推论孔子的人性观乃是一个尝试，结论未必恰当，但研究孔子的人性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以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及其与孔子关系的密切，他所“不可得而闻”的，别人恐怕也难得而闻。因此，《论语》所载孔子明确论及人性的话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相信子贡的话。从《论语》所载内容来看，孔子的确不象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那样，直接而明确地谈论人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可能与他对人性动态而复杂的特点的深刻体认有关。
比如，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而孔子批评他“不仁”时，这正如我们平常指责某某人“没人性”一样，其中正暗含着一个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再如，孔子论“直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这个“直”实际上就是父子天性的自然流露。天性由中而出，不加伪饰，是为直。孔子很珍视直性，反对不直，认为“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直所透露出来的真性情乃是“礼之本”，如父子天性即是孝敬之本。失去了这点天性，什么孝敬什么礼义，统统失去了意义。这点天性乃是善的种子，或者用w阳明的话说，是照亮人生的“一点灵明”，可贵无比。
但是，孔子又说，“直而无礼则绞”。这又说明，直之为性虽然可贵，但若无礼乐文饰节制，也未必即是美德，纵使父子天性也不例外。如果对父母不能“生事之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则单凭一点父子天性，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孝敬。如此一来，则孔子关于天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必经礼乐规范而后至美至善的思想，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细审上引孔子话语，其间虽无一个性字，但其所论却都是人性在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孔子正是从这些各不相同的人性表现方式中，展露出人性动态而又复杂的特点。只要我们转换角度，改变方法，放宽视野，则就不难发现，孔子的人性观绝非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可范围，而是有着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永远的丰碑——孔子在遥远的东方，屹立着一位贤者，他就是孔子。他是一位历史的巨人，一位文化的巨人，一位思想的巨人。他的一言一行影响了世界2500年。 他是一位好学的学者。“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的这一句古训感染了其后所有的学者。 自幼他便不耻下问，每事必问。为了丰富知识，他拜了各行各业的人为师，因此而精通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计算。他推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态度，主张“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感受“学而时习之”的快乐。教导弟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后人所传颂。 他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一改过去的教育方式，先后培养出3000多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他提倡因材施教，主张教学相长，为后之教育界流传。 他是一位提倡“仁”的政治家。仁者爱人。“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他一方面要求统治者相互团结，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爱惜百姓。当他听说百姓宁愿被虎吃也不愿意被统治者剥削时，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感慨。 他是一位“贤”的思想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一句句富有哲理的话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的另一项贡献就是整理编订了《尚书》《诗经》《礼仪》《乐经》《周易》，后称五经。他还根据鲁国历史编成《春秋》一书，成为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他的言论被弟子编进《论语》，千古传诵。他开创了儒家文化，影响了其后封建社会的发展。学与思 两千多年前的教育家孔子曾这样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学习中，倘若只知道死记硬背，而不加以思考、消化，那他就将毫无收获。孔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人从接受知识到运用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记与识、学与思的过程。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补充，这两者是紧扣的两环，缺一不可。正如人体对食物的消化过程那样，只学不思，那是不加咀嚼，囫囵吞枣；举一而不能反三，那是未经消化、吸收，所学知识无法化为“己为”。只有学而思之，才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学与思想结合，是掌握知识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古今中外成功者的事例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在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时候，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在汲取马列精髓的同时，结合中国实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缔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试想，革命先辈们如果不是学与思、思而再实践，而是一味生搬硬套，教条主义，那么中国革命怎能成功？文艺复兴的大科学家伽利略，倘若不是在学习中独立思考，“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实验能在当时产生？人类能够及早挣脱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的束缚？学而思，思而学，正是这些伟人成功的经验，同样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源。 今天正是“知识激增”的时代，知识的领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不知扩大了多少倍“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光靠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到达光明的彼岸的。因此，美国教育界正在努力改革原有教学体制，力求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以适应明天的科学；欧洲、日本纷纷不其后尘，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明天的创造型人才，正是要从今天学生中培养起来。所以，我们更应该做到：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提出独立的见解，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来等候明天的选择。 在学习中独立思考，是学者、大师们成功的经验，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而培养学生这一能力，是今天的中国在明天得以崛起的希望。 （二）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片面性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警世格言。其实，这句话是具有极大的片面性的。 不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例子举不胜举。譬如：越王勾践若不是在吴国受尽屈辱，他回国怎能卧薪尝胆呢？不卧薪尝胆，又怎会强盛起来而一举灭吴呢？中国女排如果不是在同世界强手对垒中受尽窝囊气，又怎会一跃而起创造出“五连冠”的奇迹呢？这些事实说明，人确实能在忧患中生存发展。 然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看你有无理想，有无毅力，有无奋斗的精神。只要有理想，有毅力，有一股拼命奋斗的精神。那么处在忧患之中，自会求得生存和发展；同样，有理想，有毅力，有了不断进取的精神，即使处在安逸的环境中，也决不会走向死亡的坟墓。 一个人，为忧患所困扰，不能挣脱忧患的泥潭，索性破罐子破摔，消极沉沦，不与劣境抗争，那么就不能在“忧患”之中求生。是“生”还是“亡”，关键在于人“为”还是“不为”。“为”，无论是处在忧患之中，还是处在安乐之中，都可以“求生”。“不为”，无论是处在逆境中还是顺境中，都难免一“死”。 时代前进了，人民正在向小康迈进，处在忧患之中的人越来越少了，多数的人处在顺境之中。在强调“忧患之中”求生的同时，也应当讲讲“在安乐之中求发展”。只要我们正确对待“安乐”，把顺境当作起飞的宽广跑道，那么，我们就能主宰“生”和“死”，就能把握成功的钥匙。 有甲、乙、丙三个工厂，甲、乙两个厂都濒于倒闭，主管部门向甲、乙厂出示了黄牌。甲厂接到黄牌，干群一心，进行企业改革，大胆任用人才，加强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加强企业管理，结果，第一年扭亏为盈，第二年就获纯利10万元。而乙厂接到黄牌后，领导辞职，职工各自寻门路去了，终于闭门关厂了。乙厂并没有在忧患中求生。丙厂是个乡镇企业，原先固定资产只有3000元，工人8个。干了两年，其产品冲向了全省，年产值达21万，工人50人。第四年，全厂职工已有100多人了，年产值达百万元。现在，丙厂的产品已畅销亚洲了。丙厂越办越红火，并没有在顺境中却步。可见，“为”字是多么重要啊！历史表明，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人，只要“为”，只要奋斗不息，就可以“弱变强”“强更强”；如果“不为”，坐等幸福或享清福，那么，“强”必转“弱”， “弱”则趋于“亡”。 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还不能算作完美的警世之言 他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中华大地、世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