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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成因：一，社会自身的原因，黑暗社会的重压、封建礼教的束缚。当时社会新旧交替，社会矛盾尖锐，人们的思想观念冲突，大环境和小环境无法和谐共处。女权主义有苗头，但微弱，并且秉承的思想并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思想，思想具有一定的前进性，但行为跟不上思想，不管是个人社会还是国家，都深受其苦。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们的生活主会限制于他人。二、 涓生和子君本身的性格弱点注定了他们爱情悲剧的一个必然原因。子君虽然受了一点西方文化进步思想，但她本质上还是封建传统女人。终究做了攀援的凌霄花，嫁给涓生后，回归家庭，没有找任何工作。又是那般性子，无法像西方女性一样大胆的说出来做出来。被人抛弃后，也只是想到自杀，而没有想到好好的改变自己，坚强的活下去，是娜拉出走之后的，在中国的一种阐释—自杀，性格太软弱，而无法面对以后的人生。而涓生，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并没有改变，文人的酸臭味也没有改变，说白了，就是没有担当，没有责任，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失去后才懂得更加珍惜，可那并没有什么用。两个性格太一样的人在一起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无法很好调节生活上的各种问题，最后婚姻成了爱情的坟墓，曾经的美好一一伤逝。三、经济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爱情必须有所附丽，无所附丽的爱情终究是一盘散沙，散，只是时间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四，爱的不够才借口多多，如果克服问题能相知相守，亲情式的爱情将不成问题悲剧的主要意义是鲁迅先生中的喜剧与悲剧的定义出自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原文节选：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悲剧使人深刻，使人得以了解现实，求不得，爱别离才是人生常态
关于毕业论文之俄狄浦斯的悲剧
绪 论
纵观自古至今的文学批评，几乎所有西方著名批评家、美学家和哲学家都就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俄狄浦斯的悲剧不仅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中1个持久的话题，而且成为整个世界思想史中1个永远的神话，毕业论文-俄狄浦斯的悲剧 - 语言文学论文。对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理解也是观点众多说法不1。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索福克勒斯的这部作品被视作悲剧的.典范，并前后1共被提到7次，在他看来，俄狄浦斯是1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因为他“不10分善良，也不10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①亚里士多德把俄狄浦斯的悲剧定在俄狄浦斯本人身上，也由于此观点的提出引起了批评家长久的争论。除此之外，更多的人把俄狄浦斯的悲剧称为命运悲剧。我国的学者，如许纾在她的《悲剧命运形式新探——重读经典<俄狄浦斯王>》中就以俄狄浦斯的命运为线索，从形式的视角说明悲剧是1个具有必然性的完整的命运幻象，并剖析悲剧精神用命运形式来表达的原因及其所取得的效果。到1900年弗洛伊德又提出新的观点，那就是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发现在他的许多病人中都有杀父娶母的冲动，而他认为，这种“俄狄浦斯情结”是与生俱来的，它潜藏在无意识中不易被发现，它来自于人的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在性蕾期这1个阶段的小孩对自己的异性父母感兴趣，而排斥同性父母，形成3角关系，即男孩子喜欢母亲，而女孩子喜欢父亲，反抗母亲，呈现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在以后的“心1性”发展过程中，再遭受挫折，停滞下来，那么“俄狄浦斯”情结就将长久的固留，使之呈现许多反常的表现。
②弗洛伊德认为，弑杀的目的是为了同父亲争夺母亲，想把父亲当作竞争对手除掉，因此恋母情结就成为了悲剧的原因。弗洛伊德的这1观点在原文中也由此得到论证。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观点提出来之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探讨的观点就越来越多了。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王昌树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兼谈艺术价值生成》中把“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人类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原型，不仅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去理解悲剧原因，并能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得到艺术美的启示。孟德群则在《俄狄浦斯的错误及其人生启示意义》指出俄狄浦斯悲剧原因还是逃不出命运之神的操控，另外他更为大胆地提出是由俄狄浦斯的性格让他出现选择性错误造成的。更有甚者，如李紫红就在《俄狄浦斯王悲剧新探》中从后现代的语言学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是语言的神奇力量造成了他的悲剧等等。
麦克白悲剧的原因分析主观原因：自身因素 （1）不安分的天性决定了麦克白的堕落 通过文本中关于麦克白的描述，读者可以看出麦克白的本性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分，也正是这不安分的本性最终决定了麦克白的堕落。麦克白的夫人评价麦克白：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 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 不愿玩弄机诈，却又要作非分的攫夺。可见麦克白天性中就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分，即使没有女巫的预言，妻子的唆使也终会暴发来，“跃跃欲试的野心”总有一天会扫除一切思想道德的障碍而展露出，即使没有外力的推动，麦克白也必然会走上“弑君”之路。 （2）恶性循环的罪恶感使他成了嗜杀成性的暴君 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行为不成为悲剧，主张通过行为表现人物。麦克白悲剧过程中有三次严重的罪恶行为：弑君，暗杀班戈父子，屠杀麦克德夫一家。如果说麦克白“弑君”时还曾有一丝怜悯之心，犹豫不决，在暗杀班戈父子时只剩下残酷了，而在屠杀麦克德夫一家时更把残酷狂暴之情暴露无遗。麦克白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常使他感到恐惧和惴惴不安，但罪恶感不等同于懊悔之情，他也没有察觉他罪恶的根源。在罪恶感的痛苦折磨下，他继续他的罪恶只为掩饰以前的罪恶，这必然使麦克白越来越迷失，越来越疯狂，终成为一个嗜杀成性的疯狂的暴君。 （3）麦克白本人对宗教中神圣自由的错误理解 从宗教观点来看，人生下来就有天赋的意志自由。这种自由即可以驱使你选择善，同时也能怂恿你趋向恶。可悲的是他最终选择的是恶，误用了这种自由意志，他误把神圣自由当作了自由意志，这样自由的误用必定会使人陷入囹圄之状，最终酿成了无法挽救的命运悲剧。 客观原因：邓肯、班柯、女巫、麦克白夫人的外在影响 （1）邓肯的过度信任和依赖 麦克白是国王邓肯的表弟，根据当时苏格兰的王位继承制，他也拥有王室继承权，更重要的是在“征讨叛逆”“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邓肯感慨麦克白的功劳太超越寻常，认为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他的伟大勋绩。邓肯表现了对麦克白的巨大的信任和依赖性。这刺激了麦克白的野心，使他认为自己攫取王位也并非是完全无理由的。 （2）班柯的拒绝 在收买诱惑班柯这个绊脚石不成的情况下，麦克白只好杀害了他。从那之后，麦克白内心的冲突开始减弱，认为心里想到什么便把它实行，不再有任何的疑虑。他逐渐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疯狂暴君。人与命运的冲突也开始激化起来。 （3）女巫的预言及麦克白夫人的刺激 女巫的预言被验证后，促进了事态的发展。麦克白告诉了夫人，于是预言激起了两个野心家的欲望。麦克白夫人是事态迅速发展的刺激因素。当麦克白进退两难和犹豫不决时，麦克白夫人在旁边煽风点火。因此他才铁定了谋杀邓肯之心，他说：“请你不要用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 总之，麦克白的悲剧就在于他错误地听信了女巫的预言丢失了自己的信念，错误地遵从了妻子的指示丢失了自己真正的勇气，错误地不肯悔悟而走向了终极的毁灭。
他为人民牺牲，愚昧的人民吃他的血作品通过对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愚弄人民的罪行，颂扬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惋惜地指出了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作品以华老栓夫妇给儿子治病为明线，以革命者夏瑜被反动派杀害为暗线，两线交织，结构故事.夏瑜死了，华小栓也死了，华、夏两家两个青年都死了，这是华、夏两家的悲哀。 分析：不排除鲁迅先生想作这样的拼合：这是“华夏”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
那时候中国社会的去向还在探索中，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如果知道失败的原因是脱离群众。那革命就成功了！所以这话不对！
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夏瑜最大的悲剧就是他的革命一心为群众，但群众却喝他的血。只能说夏瑜的革命脱离了群众，只是在他所在的阶级内进行，群众不理解这所谓的“革命”，依旧盲目愚昧迷信。夏瑜的革命脱离群众，没有教化群众，造成他最大的悲剧。
夏瑜是鲁迅先生著名小说《药》中的主人公。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家境贫寒，以致使贪婪的牢头从他身上“榨不出一点油水”；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明确的认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我们大家”的天下是他的斗争纲领；他意志坚定，在狱中坚持宣传革命道理，甚至劝牢头造反；在对敌斗争中“不要命”，不怕打，英勇无畏，毫不动摇。最后，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表现出革命者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夏瑜的革命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鲁迅先生热情赞扬了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但同时也描写了他的斗争的悲剧性。他的革命主张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他的革命行动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甚至连他的牺牲也没有赢得群众的同情。他讲的革命道理，人们听了“感到气愤”；他挨牢头打，人们幸灾乐祸；他说阿义“可怜”，人们说他“疯了”；他被封建王朝杀害，人们“潮加一般地去看热闹；甚至他母亲对他的英勇献身也不以为荣，反而感到“羞愧”。更可悲的是他为革命所喷洒的热血，竟成了华老栓给儿子治病的“药”。总之，夏瑜的死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只给自己的母亲带来了悲哀和羞愧，给愚昧的群众带来了一剂假药，给健壮的看客鉴赏了一次“杀人的壮举”，给无聊的茶客增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给贪婪的刽子手提供了一次的机会。所以，夏瑜的死是寂寞的、悲凉的。但是夏瑜的牺牲，也并非毫无影响，第二年清明时节坟头出现的花环，正是对这位“寂寞奔驰的猛土”的慰藉，说明革命者仍在怀念他，革命火种还没有——也不会被扑灭。它在黑暗中给人以希望。夏瑜在小说中始终没有出场，作者是用侧面描写，通过刽子手和茶客们的谈话刻画他的形象的。
我觉得苔丝的悲剧起初来自她的无知,她还不懂保护自己,所以会被诱奸。其中一部分责任来自她的家庭和社会背景。后来的悲剧缘自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她爱人的处女情结，既然他曾经做过同样的事，为何又不能原谅苔丝，而后的悲剧就是所谓的巧合了，她爱人生病而耽搁没能赶回去，然而社会原因占主导地位，同样不可忽略人们心中的贪婪虚荣（这一点体现在其家人）。然而结局确实不是那么富于悲剧性，因为她为了争取最后一点小小的幸福，勇敢的反抗了，尽管结局并不完美，但是却给主人公增添了亮点托马斯•哈代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采取了坚决批判的立场，因此获得了“悲观主义者”的绰号。作为一位人道主义作家，他认为人民的生活是悲惨的，民间人物的命运也是悲剧，而主人公的命运是人类命运的缩影。他在作品中广泛使用的表现手法是对比描写法，这种方法具有种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他的对比是多种层次和范围的：人和社会环境、人和大自然，人的粗暴的感情因素和理智因素，人的外貌和他的内心世界等。特别是突出地反映了人物性格与自然环境的冲突以及人物与命运抗争的无奈和弱小，因此，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性格与环境小说”，他认为性格和环境的冲突造成个性的毁灭。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德伯家的苔丝》（下称《苔丝》）中，它作为哈代悲剧小说中的典范，奠定了哈代悲剧作家的地位，为哈代赢得了杰出小说家的声誉。《苔丝》中的悲剧原因主要有命运悲剧、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三个方面，三者融为一体，呈现出强大的立体感和层次感。一、 命运悲剧苔丝的悲剧首先是命运的悲剧。苔丝是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出生，并且是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里，家庭拮据的经济状况和不负责任的父母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同时，作为一个美丽但是身份低下的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性别与出身给这个纯洁而勇敢地追求幸福的姑娘带来的只能是厄运。而作者似乎要为了突出这种命运的不可违抗性，在他的作品中总是穿插了大量的偶然性因素。在《苔丝》中，哈代作为一个农家孩子，她是朴质、善良、能干的小姑娘，从小就帮助家里干活并且干得比别家的孩子都不赖。同时她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打小就挑起了家中的重担，并且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承担这一切。这样的一个女孩的生活本应是幸福而美满的，但是命运却和她开了很大的玩笑。故事从她的善良、负责任的天性开始，她在深夜主动提出为酗酒的父亲赶车送蜂蜜，却在困倦中不小心与一辆邮车相撞，把家中唯一的一匹生计工具——“王子”撞死了，这让她有一种负疚感。而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回家的路上获知了：苔丝家原是名门望族德伯氏的后裔。牧师劝告他：德伯家已经没落，不要再做任何无谓的工作。但是却在犹豫中没有清楚地告诉他：亚历克•德伯家是假冒的德伯世家。于是虚荣的德伯执意要女儿去亚历克家认亲，从此攀上一户好人家，全家人也跟着享福。高洁的苔丝本不愿意却认亲，却因心有愧疚，只好硬着头皮去认亲。结果在德伯家惨遭不幸，从此开始了她悲壮的人生道路。遭遇了此厄运，她本来是要远走高飞的，却在落难后才遇见了心仪的对象安吉尔。两人一见钟情，苔丝也尝试过拒绝，但是都没有成功，两人终于到了水深火热的程度，谈婚论嫁的地步。苔丝无奈之余，婚前怀着负罪感给安吉尔写了一封忏悔信，希望能得到安吉尔的原谅，但是无独有偶，信被塞到了地毯下面，安吉尔没有看到，这又开始了她的另一个大灾难：安吉尔远走他乡。苔丝从此贫困交加，再加上父亲的死，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她这个长女身上，在混乱和无奈中，她又重回到了亚力克身边。当了她的情妇。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安吉尔又回来了，并且是带了忏悔的心情回来的，他希望能得到苔丝的谅解，却得知妻子已作了他人的情妇。而苔丝此时悔恨交加，认为一切的恶果都是亚历克所为，在愤恨中把他杀死，但是自己也没有免遭到法律的制裁，被送上了绞刑架。在苔丝的身上，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命运对人物的嘲笑，苔丝是天命或宿命的牺牲品；同时，作者也稍微夸大了偶然性在人们生活里的作用，例如老马的死；苔丝跟亚历克的相遇成为她生活中的转折点；苔丝在与安吉尔结婚前夕写给他的信产生了悲剧的误会；安吉尔最后的悔改返回等等。但是这种命运的描写却也是真实的，在当时的社会不乏这样的例子，正如劳伦斯所说：“哈代的感情、他的直觉、他对美感的掌握……是非常伟大和深刻的。”○1二、 社会悲剧照哈代所说 ，人类悲剧的基础在于个人跟相敌对的、不正当的生活环境之间的冲突，更广泛一些说，就是人类跟残酷无情的大自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令人可悲地无法解决。哈代小说中的爱情故事由于同传统的伦理观或道德观相抵触，总是以悲剧结束。虽然小说中的人物的爱情在他们自身的范围内或许是成熟的、道德的，但对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而言，却又是不成熟的、不道德的。在《苔丝》出版后，曾被攻击为“不忠，不贞，诲淫”，因为在维多利亚的时代，男人与女人在婚姻爱情上的地位是永远无法平等的；而三角恋爱关系以及离婚、外遇、婚外关系之类，也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苔丝正是这种不公平的伦理观和道德观下的牺牲品，她的整个一生都是在强迫和暴力下生存，社会和法律都认为那些侮辱和迫害苔丝的是正当的，因为她不能自卫。在作品中，哈代试图把苔丝和安吉尔平等：他们同样在青年时代都“陷入了罪恶”。但是，这个有着光明理想、先进的文明思想的人，口口声声说深爱着苔丝的人，到了紧要关头，却也暴露出自私自利的、目光狭小的小市民特征。因为资产阶级道德的不成文法，男人干了这种事并不认为有罪，只有女人——小市民宗法社会制度下的奴隶吃亏。而最后，当苔丝有生以来第一次进行自卫时，从那个同样的“刑律”观点看来，“一个纯洁的女人”就变成罪犯了。因为苔丝不属于有产阶级，从她出生之日起，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就剥夺了她过象人的生活的权利，现在又剥夺了她所残余的唯一的东西——她的生命，命运对她的“戏弄”算完结了。三、 性格悲剧哈代曾说：“悲剧。简单地讲，可以这样说：悲剧表现个人生活中的一种事物的状态，他的本能或欲望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悲惨的结局。○2苔丝是哈代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高峰。她集人类美貌、善良、聪慧、勤劳、坦诚、坚贞于一身，是个纯情高洁的乡村田园姑娘。哈代正是怀着这样的激烈的感情来描绘苔丝的，她被奉为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并在序言中说：“这是一个心地坦白的人对于主人公的品格的评价。”可见苔丝在哈代心中的高洁形象。但是，这样一个优秀、突显的女性，她的不幸正是那种表现了她的性格力量的事件造成她的不可避免的堕落——她的纯洁致使了她的轻信与单纯：她因为责任心而挑起了夜里送蜜的重任，却不小心撞死了“王子”从而迫于无奈而去相亲，虽然她一开始就意识到亚历克的不轨图谋，但是她却过于天真大意。对于亚历克对她的帮助：教她吹口哨等都还心存感激。在事发那晚，只因想避开别人的“语战”，竟大意地跳上亚历克的马车，还挨着他睡着了；当她发现亚历克使诈却没有决意离开；同时对亚历克送给父亲和弟妹礼物而产生负债感，这一切都是她的纯洁所致，给了亚历克以可乘之机，让自己步入厄运之中。一位这样轻信的姑娘，她势必会既丧失名誉，又失去自己的爱人，这也是她不理解的，她的爱人安吉尔怎么能够不象她爱他那样，同样无私地爱着她。但是，倘若她不是这样纯朴，这样无用心地天真，她不会这样爱着安吉尔，她能够猜到她的爱情是怎样的结局，她也不会深有负罪感受，更不会说出自己的秘密，悲剧也决然不会发生。但是，她也不为之苔丝了，也决然不会引发我们的恐怖和怜悯之情。苔丝还有一个突出的性格特点她的反抗性，这是她身上的另一个杰出的闪光点，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三个叛逆女性之一，但是她这种反抗性却不够彻底，一直囿于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她一生追求幸福，对亚历克敢恨，对安吉尔敢爱，在一定程度上敢于反抗旧礼教。她蔑视和否定宗教，但当宗教约束与自然天性发生矛盾时，她毫不犹豫地对它发出了质问，她凭借着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以卵击石”。但是尽管她做出最大的努力去抗争命运，仍然逃脱不了当时普遍女性的下场。她不自觉地从宗教观出发考虑问题，她无法摆脱世俗观念的阴影，封建礼教压迫着她。她恪守那个时代的准则，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感。当她的孩子死时，虽然她不屑于宗教，但是她又担心她的孩子会因为没有洗礼而被打下地狱最低层，自己偷偷地给他洗礼；当她获知安吉尔也曾犯过错误时，她仿佛看到了希望，但是安吉尔的反应又让她跌回了不变的道德轨道中，她那原始的感情被安吉尔的文明轧得粉碎；她勇于追求爱情，对亚历克的不合理要求敢于反抗、拒绝，而没有从此甘于认命，但是考虑到孝道和迫于生活，她又重回到他身边；她认为自己对于安吉尔的爱是有欠缺的，她没有为安吉尔守身如玉，在临死前，她请求安吉尔娶她的妹妹为妻，因为“凡是我的长处，她一样地不短，可是我的坏处，她却一点没有……”她一直在旧有的道德圈边缘徘徊，在她这种不断地抗争、妥协、堕落到最终的坚决反抗中，我们看到了美好的东西被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撕裂的凄美。四、总结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哈代的悲剧性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之所以显得十分出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塑造了一个动人的悲剧性人物——苔丝，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她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造成了悲剧性的结果。她是好人但不是完人；她的有着令人同情甚至钦佩的品质和性格，同时也有着凡人不可避免的弱点和缺陷；她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悲惨结局更能反映时代的现实，获得了我们的共鸣。哈代为我们展示了一位维多利亚时期少女的真实感情和多舛的命运，她是在同命运、环境、社会的斗争中失败后倒下来的。这样的悲剧不是偶然的，也不只发生在一个苔丝身上，从这个悲剧本身，我们对那个时代都应有更深的思索。参考文献：[1] 托马斯•哈代. 苔丝. . .[2] 张中载. 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3]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 英国文学史1870-1955.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4]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5] 秦玲. 苔丝悲剧的形成原因. 南阳师范学院. 2005[6] 王梅兰[7] 姚佩芝，董俊峰.《德伯家的苔丝》——哈代综合悲剧观的完美体现.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8] (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注释：○1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 英国文学史1870-1955.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2《早年的哈代》第230页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浅析《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悲剧命运的根源论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浅析《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悲剧命运的根源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引言
19世纪末出现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高潮。而“哈代的作品中反映了与时代相吻合的女性解放的思想，而且在作品中，女性对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的反抗是非常激烈的”。托马斯·哈代大胆地将创作的目光投向农村，深入的关注普通农家的悲剧命运。他十分擅长刻画女性人物悲剧命运，旨在揭露男权社会给女性造成的伤害，批判男性中心主义。
二、托马斯哈代及苔丝简介
托马斯哈代是横跨19世纪和20世纪的著名小说家和诗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被沃尔夫誉为“英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悲剧大师”。其作品即承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精髓又体现二十世纪的文学创新，气势磅礴。以辽阔深远的背景与渺小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巨大反差和动人的对比描写，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和心灵的震撼。
《德伯家的苔丝》刻画了一个善良、坚强、自尊、宽容而美丽的女性形象——苔丝。由于天真无知而受到富家浪子的侮辱，身心饱受摧残。但“她并没有自暴自弃，怨天尤人，而是勇敢地面对挫折;为减轻家里的负担，应付虚荣的父母，她勇于承受重担，奔走于不同农场，养家糊口;对待爱情，她自尊又执着”。她被“认为是唯一的一位逃脱了决定主义的人”，颠覆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哈代极力要摧毁的正是这种道德观念，让女性摆脱僵化的传统习俗的控制。他对“堕落女性”的处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苔丝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宽容，带给读者对妇女生存状态的反思。
三、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苔丝悲剧命运的根源
苔丝从一位天使般的少女到绞刑架上的杀人犯，是何种邪恶力量在逼迫、摧残、毁灭着这“有自我意志，完整个性的女性?”，把这一优雅迷人的高尚女性一步步推向死亡深渊?苔丝悲剧的根源何在?以下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审视《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被压迫的血泪史，剥下男权中心主义这张丑陋的外皮。
(一)教育
英国女权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指出“歧视存在的基础是教育，而不是经济。在英国要求同工，首先要求接受同等教育，因为这一原因致使妇女从事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从这一理论出发，剖析苔丝走向悲剧的一个主要因素：教育的贫乏。
“她最早的职业梦想是成为一名教师，但天不遂人愿”。由于家庭贫穷，苔丝很早就步入社会，她做过很多体力活，而且是同工不同酬。因所受教育贫乏，她无法获取较高社会地位与收入的工作，个人与娘家均陷入极度贫困，最终不得不接受亚雷克庇护。“接受庇护”是当克莱尔归来，苔丝杀死亚雷克，走向毁灭的直接导火线。另一方面教育对于女性的重要影响，表现在提高女性心智与觉悟上。苔丝失身带着委屈，饱含心酸地控诉“名门小姐们都了解该防备什么，怎样去防备，因为她们都读小说，小说中会谈到这些男人们的诡计，可我从没机会读小说，哪能知道呢”。中国有句古话“女子无才便是德”，同样说明男权控制下的整个社会对女性受教育的排斥。压迫女性的邪恶力量让女性心智处于不开化状态，使女性沦为其奴隶。在这传统观念笼罩下，苔丝的梦想只能是幻想。教育问题不解决，苔丝式的妇女悲剧将不可逆转，女性终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在父兄所支配的家庭中，处于奴隶或仆人的地位，她始终是由男性做主而嫁给另外的男性。”
(二)苔丝自身的因素
1.性格的妥协性
苔丝敢于大胆地反抗传统道德，追求幸福，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反抗者。然而苔丝不能彻底摆脱传统道德对自身的羁绊，在她的性格中也包含着保守落后的伦理观念。苔丝是暴力的受害者，是无辜的。她明白这一点，但在受到乡里人非议时，她也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必然造成她内心的自我折磨和谴责。
苔丝性格的妥协性还表现在她和克莱尔的关系上。恋人之间本是平等的，而苔丝却一味贬低自己，抬高克莱尔。这是多么浓烈﹑炽热却又卑躬屈膝的爱。她悲惨的过去，得不到克莱尔的宽容。面对克莱尔无情的抛弃，苔丝没有做丝毫反抗。克莱尔离去了，苔丝对他的爱却从未削减。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却唤不回克莱尔冰冷的心。在爱情面前，苔丝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尊严。正是这种盲目的﹑不平等的爱，使苔丝放弃了一个妻子争取幸福的`权利，深化了苔丝的悲剧。
2.自卑心理
苔丝失身后的痛苦是巨大的，压力是多方面的，但必须指出，苔丝的自卑心理加剧了她的痛苦。
对于苔丝来说，她的许多痛苦都是心理上的。她往往从传统习俗﹑社会舆论上对自己的所谓“过去”作出道德上的判断，从而扭曲了自己的正常心理状态，并对自己的行为予以错误评价。苔丝无法卸掉身上背负的沉重十字架，她在忍受世俗舆论的同时，又受制于它的道德准则，毫不留情地审视自己、谴责自己，她在大胆反抗传统的同时，又囿于它的观念，而成为其维护者。“苔丝这种心理上的自卑，是世俗谬见在她身上发挥作用的体现，说明了苔丝自身在当时社会道德理境中培养起来的非正常心态。”苔丝正是这样给自己结成一张无形的道德罗网，把自己束缚起来。她的自我束缚的意识有其深刻的历史基础，是整个社会意识的具体表现。因此，苔丝的结局只能是悲惨的。
3.自我意识缺乏
自我意识缺乏突出表现在苔丝对爱情的态度上。
苔丝第一次遇见克莱尔，就被他与众不同的神情所吸引。在哈代笔下，苔丝被描绘为一个完美的个体，代表了作者理想中的完整女性。但苔丝的性格中也包含了一些弱点，她总是处于爱情的纠葛之中，徘徊于两个男人之间。她经常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却忽略自己的需求。在男权的社会里，始终把自己置于依附和没有主体性的地位，处于社会的边缘。“哈代塑造的苔丝形象饱含着自己对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的深深同情，对世俗所谓文明的愤怒鞭挞，对传统男权社会的控诉。”同时也显示出19世纪时，以男性意愿为主导的社会所肯定的女性形象，即：“富有牺牲精神、宽容顺从、坚韧质朴”。就是说女性要永远把自己放在“后面”。男权社会予以褒奖的正是这样缺乏自我的女性。整个社会引导着妇女去牺牲小我，顾全家庭顾全丈夫。苔丝只是万千受到伤害、没有自我意志、被当作玩物的女人中的一个。也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社会洗礼中先是失去了贞节，进而走向痛苦的深渊，最终酿成了一生的悲剧。
四、结语
苔丝坎坷的一生最终以悲剧收场，她的悲剧不止是命运的悲剧，更是女性的悲剧。她“既是命运的牺牲品，也是对男人和性无知的牺牲品”。苔丝在那个男权的社会里，始终把自己置于依附和没有主体性的地位。女性只有摆脱僵化的传统习俗的控制，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要拥有自我的价值，才能获得女性真正的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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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悲剧命运浅析一、祥子的悲剧命运祥子来自农村，是个破产的青年农民。他保留着农村哺育他、教养他的一切，勤劳、纯朴、善良的他，却再也不愿意回农村去了，渴望在城里创立新的生活。进了城的祥子，选中拉车这一行，把买上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凭着勤劳和坚忍，他用三年的时间省吃俭用，终于实现了这个理想，成为自食其力的上等车夫。但刚拉半年，就在兵荒马乱中被逃兵掳走，失去了洋车，只牵回三匹骆驼。祥子没有灰心，他依然倔强地从头开始，更加克己地拉车攒钱。可是，还没有等他再买上车，所有的积蓄又被侦探敲诈、洗劫一空，买车的梦想再次成泡影。当他又一次拉上自己的车，是以与虎妞成就畸形的婚姻为代价的。但好景不长，因虎妞死于难产，他不得不卖掉人力车去料理丧事。至此，他的人生理想彻底破灭了。再加上他心爱的女人小福子的自杀，吹熄了心中最后的一朵希望的火花。连遭生活的打击，祥子开始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任何企求和信心，再也无法鼓起生活的勇气，不再像从前一样以拉车为自豪，他厌恶拉车，厌恶劳作。生活捉弄了他，他也开始游戏生活，吃喝缥赌。“平日最怕最可耻的一件事，现在他打着哈哈似的泄露给大家。”为了喝酒，到处钱，连他一直都尊称好人的曹先生家，他也行。更有甚者，为了多弄几个钱享受生活，他竟出卖阮明。最后，他靠给人干红白喜事做杂工来维持生计。祥子彻底堕落为城市垃圾，由一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底层劳动者沦为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二、骆驼祥子悲剧命运的根源祥子是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他没有父母，乡村生活的破产使他来到了城市，他希望凭借拉车在城市谋生。祥子之所以选择拉车作为自己的职业，是因为拉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力气活而不是技巧活。祥子有强健的体魄:“到城市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他相信凭借自己强健的体魄，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高等的车夫，过上独立有尊严的生活。当他想到有一天他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时，傻子似地自己笑了。由此可见，祥子的自信是建立在对自己身体自信的基础上的。他对自己能成为一名高等车夫的想法深信不疑:“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认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这表明，祥子已经做好了出卖体力的准备，他要用自己的劳动实现买车的理想。祥子的劳动一开始就带有“异化”色彩。在这种带有“异化”色彩的劳动中，祥子想象中的带有表演色彩的拉车过程中身体展示时的快感荡然无存，祥子成了自己劳动“对象”的奴隶而不是主人。这就意味着祥子从一开始便无法保持身体的自足与完整，他的身体开始与他本人分离，自足的身体开始异化。他对自己身体的过分自恋与身体被迫“异化”之间的冲突，则使祥子的理想在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而这仅仅是他悲剧性命运的开始。开始的时候，祥子还是一个天真浪漫的乡间小伙子，带有乡间小伙子的纯朴与善良。祥子知道自己的全部财产只有自己的身体，知道怎样照看自己的身体，也晓得如何把自己的身体投资到梦想中去。与其他车夫不同，祥子拒绝沉迷酒色，以免葬送自己的身体。与洋车不同，祥子认为这个身体生下来就属于他自己，他深信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但事实证明他错了，他与虎妞的性关系首先动摇了这一信念。尽管祥子对刘四爷的女儿虎妞看不上，但他还是被她引诱了。虽然祥子在这件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一步步走进这个陷阱。这件事使祥子开始直面自己身体里有着他自己以前所不知道而且无法控制的东西。尽管祥子对自己的行为颇感后悔“:不但身上好像粘上了点什么，心中也仿佛多了一个黑点儿，永远不能再洗去”，但“不管怎样的愤恨，怎样讨厌她，她似乎抓住了他的心。”这种矛盾的心态显示出祥子对自己性行为的暧昧态度。他始终无法确认自己的行为究竟是受虎妞赤裸身体的吸引还是排斥。他无法弄清自己身体的真实情况，更无法提出明确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面对自己内在的性驱力，祥子无能为力“:渺茫的他感受到一种比他自己还要更有力气的劲头儿，把他要揉成一个圆球，抛到一团烈火里去，他无法阻止自己的前进。”
老舍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塑造的人力车夫骆驼祥子的形象,是对车夫性格的深刻的描绘。它以人物自身的性格矛盾,揭示了来自乡村的破产农民面对腐朽社会的压迫盘剥,在日益贫困的同时也扭曲了质朴的人生,激化了小生产者对“私有”的追逐,从而加速了他们悲剧的结局。小说在效果上,明确地使读者意识到在生产关系大变革中,徘徊在原有的衢巷内,而不肯置身新的生产关系中的人,虽说他不是剥削者，不是众矢之的,但也走的是一条历史的悲剧之路。从这个角度来看,祥子的悲剧也是他的性格造成的。笔者无意在分析《骆驼祥子》中,以标新立异来哗众取宠,但不认识祥子性格上的复杂性,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优秀文学作品的巨大艺术魅力应集中在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上。故高尔基说:“典型是时代的现象”1。认识某一文学典型,既要探求其所蕴涵着的丰富社会内容,又应明了其深刻的时代烙印。同时，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其命运必然受所处时代的影响和制约，就骆驼祥子的悲剧命运来说，既有性格上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影响，以及婚姻上的悲剧，笔者试就这三方面，浅论骆驼祥子的悲剧。一、祥子的性格（一）、纯朴，善良，为人正直的祥子。起初，祥子纯朴，善良，为人正直，具有奋斗的性格及美好的精神世界。祥子是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在他身上具有劳动人民许多优良的品质。他善良、纯朴、热爱劳动，是农村破产后跑到城里来谋生的农民，为此，“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做过了。”但他终于选中了拉车这一行。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年轻力壮，吃苦耐劳，不惜用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在他看来，拉自己的车就可以“不再受拉车人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他认为：有他的身体和力气，多拉快跑，省吃俭用，过不了几年一定能达到目的。强烈的求生欲望，顽强的奋斗精神，构成了祥子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在小说中刻画祥子勤劳刻苦，刚强性格的同时，还从更广阔的生活内容上，着力揭示了他美好的精神世界。他做事认真负责，讲究信用和义气。他拉车出了事，自己被摔得很重，但他首先想到的是车上的曹先生。曹先生被摔伤了，他感到很内疚，并提出了以自己的工钱赔偿损失，他认为曹先生是好人，所以，当曹先生因特务追捕避居在外时，他承受着自己被劫夺的痛苦，而一心想着怎样不辜负人家的嘱托看好曹宅；作品还展示了祥子极富同情心的一面，当他看到比自己更加困难的老马、小马两人在寒夜
老舍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塑造的人力车夫骆驼祥子的形象,是对车夫性格的深刻的描绘。它以人物自身的性格矛盾,揭示了来自乡村的破产农民面对腐朽社会的压迫盘剥,在日益贫困的同时也扭曲了质朴的人生,激化了小生产者对“私有”的追逐,从而加速了他们悲剧的结局。小说在效果上,明确地使读者意识到在生产关系大变革中,徘徊在原有的衢巷内,而不肯置身新的生产关系中的人,虽说他不是剥削者，不是众矢之的,但也走的是一条历史的悲剧之路。从这个角度来看,祥子的悲剧也是他的性格造成的。笔者无意在分析《骆驼祥子》中,以标新立异来哗众取宠,但不认识祥子性格上的复杂性,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优秀文学作品的巨大艺术魅力应集中在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上。故高尔基说:“典型是时代的现象”1。认识某一文学典型,既要探求其所蕴涵着的丰富社会内容,又应明了其深刻的时代烙印。同时，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其命运必然受所处时代的影响和制约，就骆驼祥子的悲剧命运来说，既有性格上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影响，以及婚姻上的悲剧，笔者试就这三方面，浅论骆驼祥子的悲剧。一、祥子的性格（一）、纯朴，善良，为人正直的祥子。起初，祥子纯朴，善良，为人正直，具有奋斗的性格及美好的精神世界。祥子是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在他身上具有劳动人民许多优良的品质。他善良、纯朴、热爱劳动，是农村破产后跑到城里来谋生的农民，为此，“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做过了。”但他终于选中了拉车这一行。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年轻力壮，吃苦耐劳，不惜用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在他看来，拉自己的车就可以“不再受拉车人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他认为：有他的身体和力气，多拉快跑，省吃俭用，过不了几年一定能达到目的。强烈的求生欲望，顽强的奋斗精神，构成了祥子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在小说中刻画祥子勤劳刻苦，刚强性格的同时，还从更广阔的生活内容上，着力揭示了他美好的精神世界。他做事认真负责，讲究信用和义气。他拉车出了事，自己被摔得很重，但他首先想到的是车上的曹先生。曹先生被摔伤了，他感到很内疚，并提出了以自己的工钱赔偿损失，他认为曹先生是好人，所以，当曹先生因特务追捕避居在外时，他承受着自己被劫夺的痛苦，而一心想着怎样不辜负人家的嘱托看好曹宅；作品还展示了祥子极富同情心的一面，当他看到比自己更加困难的老马、小马两人在寒夜饿得发昏时，便毫不犹豫地给他们买来羊肉包子；对备受生活折磨的不幸的小福子，他也尽量地给予同情和帮助。这些，都显示了祥子作为一个劳动者的美好心灵。 其次，祥子性格中蕴含着反抗及独立自主的要求。祥子平常好像能忍受一切委屈，但他的性格中的反抗要求也有所体现。比如他在杨宅的发怒辞职；对车厂主人刘四的报复心理，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一贯要强和自立，也正是他不安于卑贱的社会地位的表现，他不愿听高妈的话放高利贷，不想贪图刘四的60辆车，不听虎妞的话去做小买卖，都说明他具有一种要求独立自主的思想。（二）、祥子的自私、堕落及其毁灭祥子作为一般的城市个体劳动者，农村生活在他的性格以至于他的形象各个方面留下了众多鲜明的印记，无论他的健壮，勤快，朴实，还是他的狭窄，保守，或者谨小慎微，即从外形，生活习惯，心理状态，精神气质无不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显示出来自乡间的特点，有典型的农村习惯和农民意识。他不同于一般车夫，没有入车行的辙，还是因为他保持着在乡间形成的拘谨，忠厚的心态和气质。他和有心计八面玲珑的高妈不同，虽然同在曹府帮佣，同属城市个体劳动者，但两人的言谈举止，和内心活动处处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骆驼祥子》实际上写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正直的青年堕落为城市无赖的悲剧。在他的身上，当个个体劳动者的追求和纯洁美好的农民品格是同时丧失的，这是祥子这个艺术典型的重要特征，也构成了这场悲剧的重要线索。从外表到内心都曾经是骆驼般坚韧的祥子，心灵深处却又始终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和软弱感，几乎遇到什么都束手无策，当他因为走投无路而感到苦恼和恐惧时，更让他难过的是，没地方诉说委屈。这不能只从他是个体劳动者的一般原则加以说明，被束缚在分散狭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他们，诚然有狭窄短视，个人自扫门前雪和因为自顾不暇而形成的自私和冷漠等弱点，但作为劳动者，毕竟还是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尤其是对于自己相似的，劳动者，不幸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祥子一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农村的联系而且早也不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了，一方面又没扎根于城市生活，甚至还不知道与新的生活环境建立应有的联系，求得别人的关心和帮助。这样他才会感到如此孤独，无能为力，不知所措，才特别脆弱，经不起打击和挫折。祥子性格的最大特点，又是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观原因，是他想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命运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既然他所受的是来自整个社会的沉重压迫，孤立的零散的个人奋斗自然难以取得成功，即便有了自己的车子并且始终保持者，又何尝能够摆脱那些压制而真正成为独立自主，幸福生活的劳动者？这种不切实际的打算，使他从一开始就陷入盲目性，一切真诚的努力都是毫无疑义的，等待着他的只能是失败和悲剧。作家对祥子性格的描绘并未到此为止，还向深层做了细致的挖掘。他写到祥子对于自己的这种努力也不断有过反思和疑问，因此第一次丢车后，尽管他仍然努力拉车攒钱，可是干着干着，他便想起那回事，一想起来，他心里就觉得发堵，不由得想到，要强又怎样哪？即使马上再弄来一辆，焉知不再遇上那样的事呢？可见他已经预感到前途的黯淡，并向自己提出了反问，但他随即做出的回答仍然是“即使今天买上，明天就丢了，他也得去买。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不拉自己的车，他简直象是白活。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非买上车不能对得起自己，设若一旦忘了这事，他便忘了自己，他觉得自己只是个会跑路的牲畜，没一点起色与人味”。结论是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有了车便可顶一切”，作为个体劳动者，他们只有在这种追求中才多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和生活意义。在祥子这里，车子已经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虽然他早把自己的这种努力比作“误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又回到原处。”但他还是这样奔跑着，先是充满了希望的奔跑着，在这里，清醒和糊涂，自觉和盲目，几乎成了同一回事，如果把他们区别开来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从一开始祥子就安于命运的安排而无所祈求，不就没有这一切，至少不会令人如此同情和叹息了吗？祥子的性格和悲剧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些描写中表现的十分清楚。经过3年努力买上的那辆车，不久就又被乱兵抢去了，他重新积攒的钱，还没等买上车，又被特务勒索去了。在失去车和钱的情况下，他仍未失去再买一辆车的希望，可是虎妞的难产身亡，又使他失去了最后一辆车，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把车当成生命的祥子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社会的压迫，世事的昏暗，使祥子感到了做人的艰难和前途的渺茫。他最后把希望寄托在同小福子的结合上，不幸的是他同情和喜爱的小福子又在黑暗势力摧残下自杀了，这使他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一个想凭借自己力气吃饭的个体劳动者，就这样被旧社会一口一口地吃掉了。祥子在不可抗拒的黑暗势力的打击下，终于走上了堕落的道路。祥子的失败，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物质上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毁灭。作家在塑造祥子形象的过程中，突出展示了他内心世界的惊人变化。旧社会摧毁了他的人生理想，使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过去，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生活目标，并满怀希望地去奋斗，但当这些都成了泡影的时候，他对生活就不再有什么渴求了，祥子终于成了一个吃喝嫖赌，甚至打架斗殴无所不为的人，原先“那个无牵无挂、纯洁、要强，处处努力的祥子”，后来几乎变成了一个只为捡一些白薯皮和须子吃的“狗”，正如老舍在小说初版的结尾中所写的：“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殡，不知何时何地会埋起来，埋起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是对祥子沉痛的批判，更是对罪恶旧社会的悲愤控诉。可见，祥子这一形象的性格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它有力地概括了城市个体劳动者的生活道路。他们为了生存，不顾一切地拼命挣扎，但终于失败。这样的性格悲剧，不仅在当时能引起读者的反省，到了今天，诸如此类的小生产意识依旧残存于人民群众的头脑中，妨碍他们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关描写也就依然能够使人激动，发人深思，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二、黑暗的社会人在社会中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他的道路，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画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显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产物。对于祥子的打击，首先来自反动派。第一辆车被北洋军阀的逃兵夺走，准备买第二辆车的积蓄又被国民党的特务孙侦探敲诈去。这些描写都很简短，事情也发生的突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和一切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通过这些表现出来的，却是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外打仗的消息已经流传了十来天，为了贪图几个钱，祥子大着胆子拉车去西郊，刚出城门，就被逃兵连人带车都抢走了。作品写出了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打仗不断的骚扰着人们的生活，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作品又提到逃兵如果被村中的人们捉住，至少是活埋，从人们对逃兵的深恶痛绝，透露出这些军队曾经如何残酷的蹂躏过人民，在这样动荡不安，反动军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年代里，祥子的这场厄运，不过是连年战乱给人造成的浩劫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本来，孙侦探跟踪的是祥子的主人曹先生，与祥子毫无关系，敲诈祥子更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可是既然碰到了，“就是祥子遇到了点上，活该！”祥子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任何打击都可能而且可以任意地落到他的头上，他们来的越是偶然，越能反映这样打击的必然。作品深刻地说明：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作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想以个人的力量，通过个人奋斗的道路来实现生活地位的改变是不可能的，无论他们个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无济于事。三、不幸的婚姻祥子悲剧的成因，还通过祥子自己的婚姻问题体现出来。把车场主刘四的女儿，老姑娘虎妞引到祥子的生活圈子，描写他们感情上生活上的纠葛，这成为祥子悲剧性结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祥子在不理想的婚姻中与虎妞结合了。他们的结合始终都是很不自然的，虎妞是车场老板刘四的女儿，刘四是个流氓，无赖，既凶残又伪善。在他的教育下，虎妞成了一个粗野，泼辣的女人，也打下剥削阶级的烙印，刘四为了让虎妞帮他经营车场，已经是三十七八的大姑娘了，仍然不让她结婚，要虎妞为他断送青春。但是她也与其他青年妇女一样，追求着自己的婚姻自由，他爱年轻，老实，勤俭的祥子，对他表达的感情也是真切的，他时时疼着祥子，并不是玩着祥子。因此，她的处境令人同情，她执意要与祥子结合，这对于她所处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种叛逆行为。但是，由于他们两个各自的经济地位不同，使他们的婚姻生活产生了种种矛盾，特别是各自的生活道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成为祥子终生的痛苦。虎妞对他有真情的一面，但很大程度上有她的利己主义的因素，她希望得到父亲的同意，由她和祥子来经营车场，至少想靠她自己的一些体己钱“弄上两三辆车”,当上一个小车主，而祥子与虎妞不同，他是从他的阶级立场出发，打算自己有车，“生活的舒服一些”，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到乡下娶一个年轻力壮，吃的苦，能洗能做的姑娘”。显然，他们两个人在生活的态度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及他们不同的性格，预示着他们婚后必然有矛盾，有冲突，决不是相安无事。他们两人各自按照自己的生活理想而活着，虎妞一心想买上几辆车，当上车主，祥子可以不再出车，可以整天陪着她。而祥子却时时避开他所厌恶的虎妞，如果要整天呆在家里陪着虎妞，那是件十分痛苦的事，再则对于勤劳成习的祥子来说，本来也不惯于这种清闲享乐的生活，他只想拉车，他爱拉车。而虎妞仗着她经济上的实力，总想让祥子听她的摆布。这使祥子感到痛苦和委屈，虽然祥子也有理直气壮的地方，但他清楚地感到“要了她，便没了他”，自己不过是在老婆手里讨饭吃，尽管如此，祥子的生活还是有着落的。不幸的是在他们生活一年多后，虎妞因难产而死，祥子从此失去了经济上的依靠而无路可走，堕落下去。祥子的婚姻悲剧，使他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和打击并不轻于前两次。逃兵和特务没有可以置他于死地的权利，但虎妞设下的圈套让他有苦难说。他作为男子汉的责任感使他不能在她困难时弃之而去。处处碰壁的他不得不回到她的身边，他别无选择。在这件事上，他无能为力，他清楚地意识到“命是自己的，可是却叫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两次打击更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表现为直入人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归根到底，祥子个人生活上的不幸遭遇来自这个万恶的旧社会，作者就是通过人物精神生活上所产生的悲剧，进一步控诉和揭露了罪恶的社会制度。
《活着》讲述的是“败家子”福贵艰难困苦的一生，他用年少轻狂换来了大半辈子的穷困潦倒，改邪归正后又目送自己的亲人一个一个死去，然后再亲手一个一个将其掩埋。作者将人世间的苦难高度集中地砸在福贵头上，可当福贵晚年回忆往事时，我们却只看到一个安详的老者闲适、释然地活着。从他的影子里我们不难看到那个“类似的自己”，现实的痛苦慢慢变成审美的“快感”。 分析悲剧美，自然应先界定什么是悲剧，私以为，悲剧的释义应包括三个要点，其一，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悲剧主角？彻底的坏人？无辜的好人？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对悲剧中的人物形象做过总结：悲剧人物不应当太好，否则他的不幸就会使我们起反感；他也不应当太坏，否则就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理想的悲剧人物是有一点白璧微瑕的好人。福贵绝对是个彻底的败家子，可他却又坏得不那么彻底，至少在他被命运抛弃后仍能努力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其二，悲剧情节该如何发展？亚里士多德认为，好的文艺作品既要符合逻辑标准，又要符合道德标准，因此，不应使好人由福转祸，也不应使坏人由祸转福，悲剧作品既要满足读者的道德感，又要能引起哀怜和恐惧的心理。《活着》的情节不啻是曲折的，从“地主家的傻儿子”一夜之间成了负债累累的“乡巴佬”，这还不够，母亲、有庆、凤霞、家珍、二喜、苦根，命运抢走了福贵所有的财产后，又杀害了他所有的亲人，当他真的一无所有了，我们非但不会嘲笑他活该，反而生出了一种哀怜的情绪。他真的下定决心要做个“好人”了，命运又跟他开起了好人没好报的玩笑。不过，这里的命运绝不同于希腊戏剧的“机械降神”，命运不由自己支配，却是因自己造成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对“好人由福转祸”的解释是：祸不完全由自取，又有几分由自取。这句话看似自相矛盾，但我认为正是这样的情节设置，才成功引起了读者的恐惧心理，慢慢地，我发现福贵身上有了“我”的影子，不知道哪天，我这个“自私的好人”也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其三，悲剧到底何以能给人美感？《诗说》对悲剧的定义中有一句话——“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首先，朱光潜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理解为“无痛的快感”，通过肉体的毁灭，我们反而看到了自我意志的不可毁灭，于是生出愉悦与快感。这种毁灭与不可毁灭之间的矛盾，不正是尼采所谓“形而上的慰藉”吗？福贵在某个瞬间真的成了原始的生命个体，回到了世界生命的本体，这样，我似乎理解了余华所说的“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其次，这种快感是否还包括“幸灾乐祸”呢？看到别人的不幸，于是我便幸福了，特别是在自己处于生活低谷时，读完福贵的故事反而会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这么说似乎显得我是多么的不高尚，但实际上，所有的悲观都源于比较，你会为别人比你过得好而难过，自然也会因为别人比你不幸而感到幸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叶朗的《美学原理》还把“净化”一词理解为“悲剧英雄”的精神品质对观众精神境界的升华。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看，我觉得福贵身上确有所谓“悲剧英雄”的种种特质——直面命运的挑战，乐观面对生活。小说中一段关于福贵的描写我至今记忆深刻，“福贵微笑地看着我，西落的阳光照在他脸上，显得格外精神。他说：‘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在一双儿女都先他而去后，面对妻子的死亡，他还是能坦然接受，这是怎样的“伟大”。因此我认为，福贵纵然注定平凡，但他不是被命运抛弃的幸存者，他是享受痛苦的生活家。 活着到底比不活好，试想一下，福贵在送走自己的外孙苦根后，觉得生命无望，自杀死了，《活着》还会不会是《活着》？“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亲爱的福贵，我们同情你，但倘若你认输了，这种同情也会随着你的尸体腐烂变质，所以你只能活着，继续忍受这不公的命运。 人类忍受不了太多真实，可幸福总是和苦难相伴而生，既然死不了，那就活着吧！“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李光头父亲淹死在厕所里的热闹、李兰再嫁的热闹、文革的热闹、宋凡平死的热闹、李光头偷看女人屁股被抓后游街的热闹、李光头向林红求爱的热闹、李光头出门闯荡失败归来被债主殴打的热闹、李光头在县政府门口示威的热闹、他发财后的热闹……所有的一起都发生在刘镇群众的眼皮底下，都是在群众的围观中上演的一幕幕闹剧或悲剧。这么多的热闹，折射出来的是中国社会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众生万象，我们可以嗅到文革那种狂热、血腥的气息，也可以感受改革开放后浮躁喧嚣的味道。 但是，我想，余华不是一个热衷于在作品中展示宏伟历史画面的作家，他惯于的是在残忍现实的冰面上涌现人性温热的温泉。小说中大部分人总是以鄙视的心态去看嘲笑别人的幸福，以虚假的同情是围观别人的苦难，他们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些愚昧的看客，而点心店的苏妈那句“你会有善报的”终于让我们在世人的冷漠中沐浴到一点人性之光。也许是太过于“热闹”，也许是李光头太过于“搞笑”，也许是我习惯了余华惯有的冷峻笔锋，书中主要人物的悲剧没有引起我内心多大的波澜，而宋钢和李光头在县政府门口分着吃一碗饭的短短场景却让我落泪了，我重新想起这本书的名字叫《兄弟》。 我总觉得，余华笔下的主角都是有那么点没心没肺，李光头算是这类型人物的极品。他可以不理别人的指指点点，被游街示众也一副威风模样；他十岁不到就在总目睽睽之下与电线杆搞男女关系，并宣布自己“性欲来了”、“阳痿了”；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刘镇最漂亮的女人林红对他有意思，死缠烂打地追求她，李光头指挥福利厂的十四个傻子瘸子瞎子聋子浩浩荡荡向林红求爱的场面甚为滑稽，我不得不佩服余华的想象力，暗自封他为文学界的周星驰。然而，李光头没心没肺却有情，对宋钢的兄弟之情自不必言，对林红的爱也超出我的想象，他竟然以结扎的方式表现他对失去最爱的痛苦，后来发了财还是想念纯真年代的林红。我想，没心没肺的人也许才是最真的，他们的爱恨是毫不遮掩的。 我曾经很不喜欢小说的结尾，宋钢为了生活把自己搞得不男不女，林红禁不住诱惑和李光头在一起，宋钢自杀后两人又双双愧疚。故事在最后草草以这样的结局收尾，与前面对李光头事迹的铺张叙述反差太大，一时让我“难以下咽”。我觉得宋钢不至于为了钱把自己变成那样，李光头不至于不顾兄弟情谊又与林红偷欢。后来转念一想，我因为反差所表现出来的错愕也许正是余华所要的一种效果。这样的世事无常，这样的悲欢离合，不就是人生吗？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浅析《活着》中的人生意识徐慧媛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 610064)摘要:《活着》是余华为了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看法嘻嘻哈哈地看着别人的样子笑。我和家珍、凤霞排着队走去还算的而写得书，或者说是余华为了找寻人生意义而专门写的书。书整齐，有些人家老的老小的小，中间有个老太太还扭着小脚，排出中集中体现出来的思想便是人生的宿命意识和苦难意识，如果说来的队伍难看死了，连队长看了都说: ‘你们这一家啊，横看竖看宿命是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那么苦难则是人生悲剧的直接体还是不好看。’”那些在历史长河里面浓墨重彩的事件，对于最底现。通过对二者在小说中具体表现的深入分析，窥探中国人在特层的农民阶层们，意义却微乎其微。历史没有给予这些社会底层殊的历史巨浪中的被动与无常，不难看出，《活着》是生命的寓言的劳动者真正接触的机会，它似乎只需要人民了解它的存在，接故事，福贵的生存困境是人之为人的必然经验。受因为它而带来的变化，对于事件的前因后果，百姓们不需要知道，也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只不过是命运作弄的对象而已。当然，老百姓们是配合的，他们也不想去探究个中的原委，他们只希望在所有的变革中能够有一条活路，因为他们的内心，只能承载得起这么多的重量，其余的是非纠结，是平凡百姓生命中不能承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密不可分。人的存在方式之一，就是对人受之重。 生作语言意义上的虚构。作家需要借助语言来发泄对于现实的不满，需要借助文字来抵达更为宽广的世界。对于一向提倡“文2苦难意识学创作要追求个人精神世界的真实”的余华来说，其作品无疑投如果说宿命是人生悲剧的根源，那么苦难，则是悲剧的直接射了更多作者对于人生的心理意识和精神意蕴。本文着重想要体现，因为命运直接操纵着苦难。《活着》对于苦难的叙述，首先探究的，便是余华投射在《活着》一书中的人生意识。 表现为对生命存在的追问，是人类生存的荒诞性赋予生活的苦难。生活之于福贵，意义微乎其微。西方哲学家叔本华有一个极1宿命意识端的说法，人生等于痛苦加无聊!人是有欲望的，当欲望没有得所谓宿命，是宏观时空或大尺度时空对微观时空的观照进到满足的时候，就会痛苦。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又会感到无聊。而凸显出其短暂、轮回、虚无与无常，人类对于命运的无力感和被所以，人生就永远只能像“钟摆”一样，“一头是痛苦，一头是无动感，其根源就在于，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死亡，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而当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加上动荡不堪的背景时，人生在宿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是人的两种最后的成分”。而更加悲惨的命之上更增加了一份荒谬感。是，福贵的生活只有痛苦和无聊这两个极端的维度，他甚至没有文章通过一个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回忆展开叙述，作者选取了追求欲望的中间过程。年轻时，他是大少爷，衣来伸手，饭来张中国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农民作为主人公，这就加剧了文章的口，对于生活，他没有企图心。福贵说: “我爹常常唉声叹气，训宿命意味。福贵之于历史，与其说是在经历，不如说是遇到。上斥我没有光耀祖宗。我心想光耀祖宗也不是非我莫属，我对自己街给重病的母亲抓药，碰巧就被国民军抓了壮丁;好不容易回到说，凭什么让我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去想光耀祖宗这些累人家，本来生活可以稳稳当当的过下去，却遇上了像闹剧一样的人的事。”对于这样一个不求上进的人来说，生活想当然地无聊。民公社;然后是稀里糊涂地加入大炼钢;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在极度的空虚之中，他过着荒诞的生活。除了吃喝嫖赌之外，还刚刚从自然灾害中缓过气来，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措想出了一些荒诞的招数，折磨别人以慰藉自己空虚的心灵。比如手不及中，人们根本来不及思考这样的事件究竟带给自己什么样让妓女做人肉轿子，故意骑着妓女戏弄自己的老丈人。这些荒唐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的意义，而更加让人觉得毫无意义的是，在的行为背后，恰恰折射出福贵空虚之下异化的内心。正当福贵沉这么多关乎历史变革的事件中，在这么多左右着这个家庭成员生溺在巨大的空虚和无聊之中时，生活却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命死的事件中，家庭里的所有人，却几乎都没有实实在在的“参与”运甚至没有给福贵喘息的机会，在他自己都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其中。福贵没有真正打过一次战，参军的过程就是夜以继日的行就输光了全部家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打击对福贵是有好走和被包围之后闹剧一样的抢夺食物以求生存;轰轰烈烈的人民处的，他至少回到了“人”的状态，然，也开始了痛苦的生活。公社，在福贵的叙述中，不过是从好饭好肉到缺吃饥荒的过程;而就当福贵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时候，生活却不再给他翻身的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福贵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旁观会。打击纷至沓来，父亲的逝世，妻子被老丈人带走，上街抓药被者。为了进一步削弱百姓的“参与性”，在描写这些悲剧性事件抓壮丁……生活忙碌而充满恐惧，除了要维持生计而辛勤劳作，的时候，余华特意采用了戏谑的描写方式。且看人民公社的这一还要忙着应付一个又一个的变化和灾难，当脆弱的内心对于上一段描写: “村长也不叫村长了，改叫成队长。队长每天早晨站在次的打击都还没有完全适应时，下一个更加具有毁灭性的事件又村口的榆树下吹口哨……村里人都觉得新鲜，排着队下地干活，不期而至。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刻起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复仇者”，而他的身体便成了他为了复仇而可以任意处置的工具。“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就可以称为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的需要。”所以当赵襄子第一次认出豫让并放了他时，豫让知道赵襄子也是“知”他的，但是对“复仇者”这个身份的认同让豫让不可能放弃复仇或者归附赵襄子。所以他“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试图摧毁一切可以被人认出的外在身体特征。他的自残，不仅显示出他复仇的决心，更显示了他对“知”的追求。当可被人辨识出身份的外在身体特征去掉以后，唯一可被人辨识出来的，只剩下身体里面的那个自我了。这个自我，也是豫让一直所追求的自我身份。自残报仇未免太过残忍，所以豫让的朋友便劝他以更容易的方式来复仇————事襄子并杀之———时，豫让断然拒绝了。因为豫让选择的不是简单的复仇，也不是采取一切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而是选择了一种身份———一个“复仇者”，在他的认知里，身份比行为更重要。如果他利用赵襄子的敬仰与信任而实现复仇的目的的话，他就会背离他决定成为的那种人，他选择的身份就会变成达成目的的手段与工具，这在豫让一直追求的自我身份意识里是不被允许的。豫让对“复仇者”这个身份的认同，使得他选择难而不选择容易的方式，最终，即使不能刺杀赵襄子的身体，也要象征性地“请君之衣而击之”，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复仇者”的身份，完成“复仇者”的使命。而他对这个身份的坚持，也使得他的“名”随之而来，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豫让对“复仇者”这个内在身份的认同，使得他采用一系列自残身体的做法，以期完成他的复仇。最后虽然失败了，但他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却得到了完善。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豫让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战国刺客形成的心理动机，对忠诚的信仰、对报恩的渴望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使得他成为一个刺客，成为一个为“知”己者报仇的复仇者，抛弃了外在的容易辨识的肉体，成为一个以内在自我为支撑的刺客。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却完善了自我的身份，也同时得到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