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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为清初王士禛所倡导。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几达百年之久。 神韵说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神韵”一词,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已出现。谢赫评顾骏之的画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这里以“神韵”与“气力”并举，并未揭示出“神韵”的意蕴。谢赫还说过：“气韵，生动是也。”这里以“生动”状“气”，对“韵”也未涉及。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6�1论画六法》中所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也未超出谢赫的见解。唐代诗论提到的“韵”，大多是指诗韵、诗章的意思，不涉诗论。如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说：“是谓折繁音于弧韵”，指诗韵;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说“韵外之致”,即指诗章。他的《诗品�6�1精神》中所说“生气远出”,却可以看作是对“韵”的一种阐发。今人钱钟书说:“‘气’者‘生气’，‘韵’者‘远出’。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讬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管锥编》）这段话对“气”、“神”和“韵”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宋代谈“神韵”者历来以严羽为代表，他在《沧浪诗话》中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实际上,在范温的《潜溪诗眼》中就有论“韵”的内容（《永乐大典》807卷《诗》字引《潜溪诗眼》佚文,钱钟书《管锥编》予以钩沉、阐述），洋洋上千言,从各个方面对“韵”作了精辟而周到的分析，不仅表征了从齐梁开始的由画“韵”向诗“韵”的重大转变，而且“融贯综核，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士雍、王士禛辈似难继美也”。“范温释‘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及言外或象外之余意，足徵人物风貌与艺事风格之‘韵’，本取譬于声音之道”（《管锥编》）。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期，“神韵”一词在各种意义上被普遍使用。胡应麟的《诗薮》有20处左右谈到“神韵”，如评陈师道诗说:“神韵遂无毫厘。”评盛唐诗说:“盛唐气象混成。神韵轩举。”王夫之也多次谈到“神韵”，如《明诗评选》评贝琼《秋怀》说:“一泓万顷,神韵奔赴。”《古诗评选》评《大风歌》说：“神韵所不待论。”评谢朓《铜雀台》说:“凄清之在神韵者。”他们标举“神韵”都在王士禛之前。而钟嵘《诗品序》中所提出的诗应有“滋味”；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提倡的“入神”以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司空图所倡导的“味外之旨”、味在“咸酸之外”，以及明人徐祯卿《谈艺录》中所谈到的“神韵”，都是神韵说的滥觞。王士禛曾说：“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带经堂诗话》)虽然他也说过“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谬不少”（《渔洋诗话》），但他的意见主要是对钟嵘以三品评诗的做法，而不是对《诗品序》所提出的理论本身。王士禛对司空图和严羽的诗论，也曾多次表示称赞，如说“表圣（司空图）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景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带经堂诗话》);又说自己“于(司空图、严羽)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并按照二家论诗的原则，选编唐代王维以下42人诗为《唐贤三昧集》。还有明末南宗画家董其昌关于南宗山水画的论述，也影响到王士禛的诗论。如王士禛在《芝廛集序》中，就曾论述了诗与南宗画的关系,并对董其昌高度推崇,誉之为明代“二百七十年”间画家“之冠”。在《香祖笔记》中，他还认为诗的妙处要象南宗大画家荆浩所说的“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那样，“略具笔墨”即可，以为闻此可得诗家三昧。 王士禛之前，虽有许多人谈到过神韵，但还没有把它看成是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范温论韵之文不传，神韵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说法，只是大体上用来指和形似相对立的神似、气韵、风神一类内容。到王士禛，才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 他早年编选过《神韵集》,有意识地提倡神韵说,不过关于神韵说的内涵，也不曾作过专门的论述，只是在许多关于诗文的片断评语中，表述了他的见解。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到他的神韵说的根本特点,即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空寂超逸、镜花水月、不着形迹的境界。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王士禛提倡神韵，自无可厚非。但并非只有空寂超逸，才有神韵。《沧浪诗话�6�1诗辨》:“诗之法有五”;“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曰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可见神韵并非诗之逸品所独有，而为各品之好诗所共有。王士禛将神韵视为逸品所独具，恰是其偏失之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对严羽的“以禅喻诗”或借禅喻诗深表赞许，同时更进一步提倡诗要入禅，达到禅家所说的“色相俱空”的境界。他说:“严沧浪(严羽)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维)、裴（迪）《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还说:“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认为植根于现实的诗的“化境”和以空空为旨归的禅的“悟境”，是毫无区别的。而最好的诗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逸品”(《带经堂诗话》)。从诗歌反映现实不应太执著于实写这一点讲，他的诗论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以远离现实为旨归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一再强调创作过程中“兴会神到”的重要性 (即严羽所谓“兴趣”，参见“兴趣说”)。他说:“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又说：“古人诗只取兴会超妙。”认为创作是“一时伫兴之言”，“伫兴而就”的（《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诗歌创作不是理念的产物，当然应该“兴会神到”，有感而发；但一时的“兴会”只有来自于广博深厚的生活阅历，才是有意义的。离开了这些根本条件仅仅强调一时的“兴会神到”,便只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必将导致艺术远离现实的倾向。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特别强调冲淡、超逸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关于冲淡、超逸，如他曾赞扬孔文谷“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的主张，于明诗特别推崇以高启等为代表的“古澹一派”，评论诗人标举“逸气”、“逸品”（《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等。他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专门推许其中“冲淡”、“自然”、“清奇”三品，强调“是三者品之最上”，而根本不提“雄浑”、“沈著”、“劲健”、“豪放”、“悲慨”等品，这就更加发展了《二十四诗品》中注重冲淡、超逸的美学观点。关于含蓄蕴藉，如他反对诗歌“以沈著痛快为极致”，一再强调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和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并认为“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轻露”(同前)。最明显的是他对几首咏息夫人诗的评论，认为杜牧的“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是“正言以大义责之”,颇不赞成；认为只有王维的“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这就更进一步发展了严羽的“不涉理路，不落言铨”的观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士禛选《唐贤三昧集》，竟不选李白、杜甫的诗。名之曰仿王安石《百家诗选》之例，实际上是不欣赏李、杜的诗。赵执信的《谈龙录》就曾说他“酷不喜少陵”,“又薄乐天”。翁方纲的《七言诗三昧举隅�6�1丹春吟条》也说他“独在冲和淡远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如他曾反复推崇王维、韦应物诗“趣味澄夐”，并说过:“韦如菩萨语，王右丞如祖师语也。”据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的记载,他曾见到王士禛私下信手涂抹杜诗,因此曾指斥他为“矮人观场”。不仅对于李、杜，对于其他许多现实性较强的诗人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杜荀鹤、罗隐等，也都一概采取排斥、指责的态度。如他借司空图的话，指斥元、白“乃都市豪估”；认为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句“最为下劣”；认为杜牧、杜荀鹤的诗都是“恶诗”(《带经堂诗话》)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论诗旨趣。 在王士禛之前，由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运动，言必汉、魏、盛唐,造成了诗走向肤廓、貌袭的流弊,而公安派矫正前后七子之失，其弊又流于浅率。王士禛企图矫正两派之失,提倡神韵说,倡导诗应清远、冲淡、超逸,在表现上应含蓄、蕴藉,出之于“兴会神到”或“神会超妙”，片面地强调诗的空寂超逸、镜花水月的境界，反对现实性强的诗歌及沈著痛快、酣畅淋漓的风格，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司空图、严羽理论中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导致诗歌走上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道路，抹煞了诗歌的积极的社会作用。王士禛曾赞扬有些诗“皆无香火气”以为可贵。别人对他的称赞也有不少集中在这一点上，如施愚山曾对他的弟子称赞他说：“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带经堂诗话》）这些，正好说明了王士禛神韵派诗论的实质。王士禛自己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诗，多描绘自然景物，如《真州绝句》、《藤花山下》、《江上》等，刻画景物很工致，并富有诗情画意；但是，除早期作品外，反映人民疾苦或现实性较强的诗很少，而且常常有意无意讴歌升平景象。这与他的诗论是完全一致的。 翁方纲曾说：“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复初斋文集�6�1坳堂诗集序》)但是以这样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企图纠正明代七子之弊，是不可能将诗歌引向康庄大道的。因而他的诗和诗论曾遭到当时和后人众多的批评和讥议。吴乔曾说他是“清秀李于麟”（《答万季□诗问》），意谓其诗作不过比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较为清秀而已。袁枚也为说他“喜怒哀乐之不真”；并说他的诗和方苞的散文一样，“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随园诗话》）。甚至连同样标举神韵、不同意对“口熟渔洋诗，辄专目为神韵家而肆议之”的翁方纲，也不赞成王士禛关于神韵的见解，批评他“犹未免滞迹”(《复初斋文集�6�1坳堂诗集序》)，“不免堕一偏也”（《复初斋文集�6�1神韵论》）。翁方纲认为“神韵者，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王士禛仅以空寂言神韵，“徒自敝而已矣”（同前）。这个评语应该说是中肯的。各种风格的诗，都应有神韵，并非只有“逸品”才有神韵。 格调说 格调说由清康乾年间的沈德潜所倡导。“格凋”渊于严羽，主张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 因此其诗论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有一定保守性。而其创作多为歌咏升平、应制唱和之类。但另一方面他也提倡“蕴蓄”、“理趣”、诗的化工境界及重视作品主导作用等具有审美理论价值的有益观点。 格调说出现于所谓康熙盛世，比“神韵说”说更加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由于明显排斥诗歌怨刺一面，因此对诗歌创作起了束缚作用。 肌理说 中国清代翁方纲提出的诗论主张。肌理本来是指肌肉的纹理。翁方纲借用肌理论诗，理是指义理和文理，肌理是指儒家的经术和学问，有时也兼指文理。他把儒家经籍和学问看作诗歌的根本。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用肌理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目的在于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 性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袁枚所说的“性灵”，在绝大多数地方，乃是“性情”的同义语。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答施兰□论诗书》）。 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说“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亦是此意。唐代皎然、司空图一派的诗歌理论，也很重视诗歌表现感情的特点。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又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诗式》）李商隐也曾说：“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献相国京兆公启》)这些都被袁枚所汲取。他在《续诗品》中所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即由此而来。而《续诗品》的写作，也是出于他“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的缘故。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袁枚对杨万里也是相当推崇的。 性灵说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作为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主张，它主要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和历史上这些有关论述，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的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张文学要写“童心”,即“真心”,是未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体现。文学要写“童心”，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受儒家礼义束缚的“伪情”。这就为性灵说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李贽最相知的焦□，在他的童心说的影响下，曾明确指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雅娱阁集序》）主张诗歌创作应当“沛然自胸中流出”（《笔乘》），“发乎自然”，“自道所欲言”（《竹浪斋诗集序》，如果“感不至”、“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雅娱阁集序》)。对李贽十分崇敬的戏剧家汤显祖,在文学思想上和李贽也是一致的。汤显祖突出地强调“情”，反对“理”，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其矛头直指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汤显祖所说的“情”，实际上也就是“性灵”，如他在《新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就称赞文章“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作为李贽和焦□弟子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提倡的性灵说正是由此而来的。袁枚强调性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反理学传统，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反对以温柔敦厚论诗，认为“温柔敦厚,诗教也”是“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在《再答李少鹤书》一文中，他又明确地说：“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认为写诗而讲温柔敦厚，必然要妨害真实性灵的表达。从主张性灵出发，他还大胆地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诗，一反道学家的“淫奔”之说，认为“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这对封建礼教、特别是程朱理学具有明显的叛逆意义。性灵说要求诗歌能自由地表现诗人的个性，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欲望感情。这是受明代中叶以后，由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产生的初期的个性解放要求影响的结果，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②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的死胡同。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才是好作品。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拟古，从创作原则说，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变”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理论基础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评论文学作品的标准，不能以时代论优劣，而应以能否写出真性灵为依据。正如王夫之所说：“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斋诗话》）袁枚所处的时代，复古主义已不象明代那么猖獗，但其余绪为沈德潜格调说所继承。因此，袁枚从性灵说出发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明确指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因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他并且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随园诗话》）他不是一概否定格律，而是主张以性情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律，而不是束缚人性情的死格律。袁枚比公安派可贵的地方是不绝对化，他认为古人创作也要学习，但是不能泥古，要以自己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同前）他是主张“多师”的：“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随园诗话》）他还坚决反对以唐诗或是宋诗来衡量诗歌优劣的流行观点，说：“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答施兰坨论诗书》） ③性灵说从真实地直率地表达感情的要求出发，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公安派强调诗歌的“真”、“趣”、“淡”，认为这是“真性灵”的体现。他们提倡质朴，反对铅华：“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主张文学语言要接近口语：“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袁宗道《论文》）但是，公安派又有流于浮浅之病。袁枚则和公安派有所不同，他主张由藻饰而达到自然之美：“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随园诗话》）强调由功力、磨炼而达到平淡、自然：“明珠非白，精金非黄，美人当前，烂如朝阳。虽抱仙骨,亦由严妆,匪沐何洁，非熏何香。西施蓬发,终竟不臧。若非华羽,曷别凤皇。”（《续诗品·振采》）认为“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澹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澹”;并引叶书山的话说:“然人工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随园诗话》）袁枚“性灵说”与公安三袁性灵说也有差异。袁枚之“性”如果说即是“情”，那么“灵”则近于才，如“用笔构思，全凭天分”,“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同前）等，“木”即缺乏才灵的表现。 性灵说的倡导者都是反对以学问为诗的“掉书袋”风气的。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批评过这种“虽谢天才，且表学问”的倾向。袁枚在对翁方纲以“掉书袋”为特征的肌理说的批评中，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诗以抒发性灵为主，不是“为考据之学”，如果“误把抄书当作诗”，则又何必写诗？这并不是说诗中不能用典，只是不应“将诗当考据作”，如对李商隐的诗，他就认为虽“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随园诗话》）。 ④性灵说由于把能否抒发真情实感作为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因此打破了传统的轻视民间文学的封建阶级偏见，大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袁宏道就说：“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序小修诗》）袁枚亦赞扬《诗经》“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随园诗话》）。他们对戏曲、小说也都很重视。他们认为不论是官僚大夫还是士女百姓，只要能咏得真性情便是好作品。 性灵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首先，性灵说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它把心或心灵看作是文学的源泉。袁中道说，由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影响，“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这和李贽在《童心说》中把“童心”看作是文学的源泉是一致的。袁枚虽然也讲到学识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还是强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并未能突破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其次，性灵说突出文学是感情的表现，反对受儒家礼义的束缚，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凡是真实地表达了感情的便是好作品，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不对感情加以进步的政治道德规范，结果是对色情宫体之作亦加以肯定。如袁枚就说“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再与沈大宗伯书》）。明代中叶以后，文学中色情、低级内容大量出现，与性灵说这种文学思潮的流弊是有一定关系的。性灵说的上述缺点对后世曾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二、三十年代有些作家就曾推崇性灵说，而把文学变为小摆设和玩物。
文章简介：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以及诗后的问题的顺序来详细的讲解诗歌鉴赏的具体操作方法。一、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试卷中的题干表述形式往往是“阅读下面一首×（朝代）诗，然后回答问题。”朝代的不同，国力的差别，往往会影响诗人的艺术风格，乃至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表达类似的思想情怀。比如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初唐时期，由于国体初建，百废待举，浮艳淫糜的南朝齐梁诗风不能适合时代的要求，诗人肩负时代使命，积极开拓诗歌的题材领域，创建清新刚健的风格成为诗人的追求。盛唐时期，唐帝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一方面小康人家，一方开疆拓土，清秀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豪迈的边塞诗派应运而生。中唐时期，直面现实，兴利除弊，诗人仍然向往盛唐的强大。晚唐时期，兴国无望，诗人哀伤的情绪笼罩诗坛。试题中诗歌的作者，大多出自唐朝，知名度也比较高，学生一般不会陌生，所以对唐朝的历史一定要了解清楚，其他朝代的国家势力、民族矛盾等也应有所了解。了解朝代乃至某一时期的特点，就对诗歌的总体风格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解答诗人的思想感情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二、关注诗歌的题目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看到一首诗歌后，马上就其诗句进行分析，根本不去关注诗歌的题目，结果往往答非所问。如：《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后问题是：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关注了题目中的“闻笛”，再加上第三句中的“闻”字，肯定会明白“闻”的对象——“折柳”是一种曲子名。再联想到“柳”与“留”的谐音关系，“折柳”的“惜别怀远”之意就会十分明了，如此，本诗所抒发的思乡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近试上张水部》（唐·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后的问题是：本诗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如果我们不关注诗歌的题目，只是关注闺中琐事，那回答恐怕就差之千里了吧！同时本诗运用“比喻现意”的表现技巧也就无从谈起！《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后的问题是：这首诗采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表达了怎样的“理趣”？如果只看诗句，无视题目，就无法正确回答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 作者： 刘凯 凤凰出版社 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 者： 蒋念祖，陈国林 主编，孙国强 本册主编出 版 社： 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 者： 田福春，杜静卉 主编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 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 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 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 者： 赵飞 编著出 版 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晚清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璱〔sè瑟〕人，号定盦〔ān安〕，浙江杭州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就看清了官僚政治的腐朽，预感到危机的来临，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写了许多抨击现实的著作，诗歌也是他批判现实的武器。他的《咏史》一诗向来被人称道：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牢盆”是煮盐的器具。牢盆狎客指盐商即有钱人。“团扇”代指美人。团扇才人即专门吟咏淫辞艳赋的无聊文人。田横是秦末起义英雄之一，刘邦统一中国后他以自杀拒绝降汉，其500名部下也随他悲壮自杀。这首诗以悲愤的心情谴责社会的堕落。东南地方的人们整日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上层社会的人们只知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有钱人操纵社会，帮闲文人洋洋得意。人们谈起“文字狱”都吓得半死，不敢说真话；有人写书著文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最后作者愤激地指问：像田横及其部下那一类刚勇猛烈的中国人都哪里去了?难道都爬上官位享受荣华富贵去了吗?作者忧愤之情难以自抑，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晚清魏源和龚自珍齐名的魏源也是一位思想家和诗人，其忧国爱民的诗作同龚自珍近似。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许多好诗传世。鸦片战争之际，出现过许多爱国诗篇，如诗人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就写得有声有色，表现了鲜明的爱憎，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真把乡民的义勇精神和壮大的气势活画出来了。接下来写英军的狼狈状态：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chéng承〕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老天也来帮忙下起大雨，火药淋湿，枪炮失灵，英军死伤惨重，眼看就要被全歼。可是腐朽无能的清政府阻止三元里民众进击，网开一面，使残余的英军得以逃遁，这使诗人无比愤慨。优秀诗人替人民说了话。到19世纪后期，清王朝内外交困，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救亡运动的展开与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语），也即以旧形式表达新思想，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杰出诗人黄遵宪。晚清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家，在东西各国居住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他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且是清末维新运动中的一员。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就是主张写亲身经历，亲身感受，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去当古人的奴隶。他经历多，“百年过半洲游四”，到过四大洲，见识深广，思想解放，所以他的诗内容开阔，手法灵活，真正实现了他“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时移世易，人的思想也要随着世事的变化而进步，他的《感怀》诗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摹写车战图，胼胝〔piánzhī骈枝〕过百 纸。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古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贾生《治安策》，江统《徙戎议》。当世的儒生们迂腐、固执、僵化、无知，他们诵读古书仅是武装嘴巴，装点门面。他们动辄说古代如何如何，指手划脚高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开口就是夏商周三代，说百代以下只要效法三代就好了。说到今天的乱世，他们只会痛哭流涕。继而大讲古代车战的经验，累死累活写出长长论文；或者研究古代的井田制，并要拿到今天实行。诗人说，古人并不是存心我们，只是今天和古代已完全不同，古人那套东西怎能用于今天?儒生们对当今世界懵〔měng猛〕然无知，就没有资格评论当前世务。认识历史是为了认识今天，要了解今天更重要的是去观察世界。历史上的卓越人才都是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的，像汉代的贾谊写《治安策》、晋代的江统写《徙戎议》那样。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不算稀奇，但说在一百多年前，那是须有相当见识的。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诗人还介绍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知识，讲到许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物，开阔了当时人们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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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酬是50元 底酬之上有三种不同的计薪方式，一是【新闻类】按字数计薪，过一千字每五百字一段，每段20元。二是【诗歌类】诗歌类的薪酬就比较难以划分通常是由主编审定发薪的。第三类最为特殊【独家类】也就是这个稿子只有你们一家拿到了采访权，其他媒体都只能通过转发你们的消息来传播信息时，这条信息的价格就有可能出奇的高，这需要看消息的影响力和转发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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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报纸都是50千字左右，同一份报纸，我第一次投稿拿了40，第二次拿了60，都是八、九百字的文，所以感觉还是看文章质量的吧。
在查良镛先祖中，最有名望的当算是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原名嗣琏，字夏重，后受《长生殿》案牵连改名慎行。康熙间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他曾追随邑人远征云贵，讨伐吴三桂残部，故有不少诗作反映战争残酷和民间疾苦。入京为官后，深悉官场内幕，看破世情，厌倦仕途，于是归田家居。赋闲作诗，著有《敬业堂诗集》等著作，是清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查嗣庭乃查慎行的弟弟，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他主持江西省试，出了一道考题：“维民所止”。这本来是《诗经》里的一句话，但有人却向皇帝报告：“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掉上半截，岂不是暗示要砍掉皇帝的头吗？另外，他们还向皇帝告查嗣庭所出的其他试题亦“皆远其辞文”，别有用意，如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显然与当今国家取士之道相违背；《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前用“正”，后用“止”字，明显是与去年正法之年江景棋文稿《历代年号论》中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等语相同。雍正听完，勃然大怒，大发龙威，立即下令逮捕查嗣庭入狱，又下令查抄他的诗文笔记，认为其中语多悖逆，心怀怨望，谤讪朝廷，因而钦定“大逆不道”之罪。查嗣庭在狱中病死后，还被戮尸枭首。其亲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如其兄长查慎行，就被定为“家长失教罪”，被逮入京，一年后放归，不久就逝世。及至现代，除查良镛外，他的同族远房如在台湾的、曾做过师范大学校长的查良钊和做过“司法行政部长”的查良鉴，在香港的商界人士、社会活动家查济民，以及在大陆的、以诗闻名的查良铮（穆旦），说来都是知名人士。在查良镛来说，家人中对他后来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父。查良镛的祖父名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曾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因政绩良好，加了同知衔，后因“丹阳教案”而辞官回乡。当年，不少外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尤以沿海省份为甚。这些传教士并非只事传教，常常藉西方势力欺压中国百姓。而官府方面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往往视而不见，等同于姑息养奸。终于，忍无可忍的百姓便愤起反抗外国传教士的欺压。各地与传教士的摩擦时有发生。在丹阳，数百愤怒的群众围攻了建于当地的教堂，并一把火将其焚烧，成为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熊熊大火解了百姓们的心头之恨，却也不可避免地惹下了事端。事发后，查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外国传教士交代，准备将丹阳烧教堂的为首两人捉拿处斩。此事让身为丹阳知县的查文清颇感为难。一方面，作为下级他不好违抗上司的命令；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他与百姓们一样痛恨外国传教士的劣行，因而十分不愿看到那两人被捉拿处斩。思来想去，查文清终于寻得一个两全之策。他先差人秘密通知为首那两人迅速逃走，得知确已逃脱后，他才一身轻松地前去上司那里汇报。面对恼羞成怒、坐立不安的上司，查文清语气平和：事件乃因外国人欺压良民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烧教堂，当中并无为首之人。不待上司细究，查文清又道：“丹阳教案”，本官难辞其责，故请求辞去官职。说罢，扬长而去。辞官回乡后的查文清，心境清朗，读书赋诗之外，又着手编纂《海宁查氏诗钞》，达数百卷之多；可惜，未等到《诗钞》雕版付印，查文清便去世了。查文清的丧礼极尽哀荣。出丧之日，丹阳有十多位绅士前来吊祭，而当时带头火烧教堂的两个人，也一路哭拜而来，每走一里路，就磕一个头，从丹阳一直磕到袁花。
原籍安徽婺源，系出春秋查子，以地为氏。元至正十七年(1357)查瑜因避兵乱迁居海宁袁花。自第三世，分南、北、小等三支，明清以来是“文宦之家”。明代查约、查秉彝、查继佐，清代查慎行、查嗣僳、查升、查揆等著名文人学者，及近现代著名人士查人伟、查猛济、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鉴、查良铮、查良镛(金庸)等均为其族人。自第七世起的排字辈分为：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今存《海宁查氏族谱》20册）人所共知，在封建王朝中，能获皇帝御题对联者，必是于朝廷有功，在乡党有名的家族。
北京宛平查氏支谱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查禄百纂修，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铅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江苏常州毘陵查氏宗谱二十卷，（清）查氏族人续修，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清容堂木刻活字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江苏常州毘陵查氏续修宗谱二十四卷，（民国）查师春等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清容堂木刻活字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江苏常州毘陵查氏宗谱二十二卷，（民国）查邦定、查邦正董修，查廷扬主修，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报本堂木刻活字本，今仅存十二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浙江海宁查氏族谱十九卷，（清）查克敏重编，查元俏增修，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木刻活字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海宁查氏族谱十六卷，（清)查克敏重编，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木刻活字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河南郏县查氏家乘，著者待考，木刻活字本。现被收藏在河南省郏县查庄。婺源查氏族谱八卷，首两卷、末十二卷，（清）查庆曾纂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本四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泾上查氏宗谱五卷，（清）查铎等编，明万历年间木刻活字本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江苏常州毗陵查氏宗谱，（民国）查世元纂，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清容堂修木刻活字本二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黄山祁门查氏族谱：
查良铮与查良镛之关系海宁查氏 原籍安徽婺源，系出春秋查子，以地为氏。元至正十七年(1357)查瑜因避兵乱迁居海宁袁花。自第三世，分南、北、小等三支，明清以来是“文宦之家”。明代查约、查秉彝、查继佐，清代查慎行、查嗣僳、查升、查揆等著名文入学者，及近现代著名人士查人伟、查猛济、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鉴、查良铮、查良镛(金庸)等均为其族人。自第七世起的排字辈份为：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今存《海宁查氏族谱》20册。[来源] 氏族。浙江海宁查氏是当地望族，代代书香，乃楚人之后。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曾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到金庸本人这一代，查氏又添辉煌，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这对兄弟，文名可说是超过了祖辈。金庸（1924— ）原名查良镛，笔名林欢。浙江海宁人。当代香港武侠小说家，北京大学特聘教授。曾任《大公报》记者，1950年代开始创作新派武侠小说，主要作品有《书剑恩仇录》、《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其作品情节曲折生动，富有浪漫色彩和象征意味，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查良铮简明档案查良铮（1918—1977），笔名穆旦，浙江海宁人，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中学时即开始写诗著文。1948年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主要译著有《普希金叙事诗选集》、《欧根·奥涅金》、《雪莱抒情诗选》、《拜伦诗选》等。他的译诗韵律和谐，忠实传达了原著风格。诗歌《赞美》入选教材。[2] 查良铮生平简介穆旦，原名：查良铮，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生于天津。中学时即开始诗歌创作，17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大学南迁长沙，后又徒步远行至昆明。1939年开始系统接触现代主义英诗、文论，创作发生转变，并走向成熟。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担任助教。1942年从军，参加入缅抗日，历经艰险。1943年回国后经历了几年不安定的生活。1945年创办沈阳《新报》，任主编。1947年参加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创作活动。1949年8月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初回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1958年被指为历史反革命，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停止诗歌创作，坚持翻译。1975年恢复诗歌创作。1977年春节因病去世。1979年平反。主要著作有：诗集《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39-1945)》(1947)、《旗》(1948)、《穆旦诗选》(1986)等，及《欧根•奥涅金》(1957)、《唐璜》(1980)、《英国现代诗选》(1985)等大量译诗。[3] 查良铮翻译研究在穆旦翻译艺术研究方面，纪念文集中香港学者马文通、大陆学者孙剑平分别有专文论述，王佐良、周珏良、杜运燮等人的文章中也有专门的文字予以介绍和评价。马文通称查良铮（穆旦）是“一个杰出的诗歌翻译家，迄今为止中国诗歌翻译史成就最大的一人”。他在文中将查良铮诗歌翻译质的发展概况作了鸟瞰式的考察，并对其翻译艺术作了总体的评述。孙剑平的《查良铮译〈欧根·奥涅金〉的艺术成就》则从一部作品入手，分析和总结查良铮的翻译艺术。他认为，在《欧根·奥涅金》的五个译本中，“若以诗味浓郁、才气横溢而论，当首推查译本”。王佐良则认为在《唐璜》这部巨著中，“译者的一支能适应各种变化的诗笔，译者的白话体诗歌语言，译者对诗歌女神的脾气的熟悉，译者要在文学上继续有所建树的决心——这一切都体现在这个译本之中”，他认为穆旦翻译《唐璜》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杜运燮则在他的文章中辟专节谈到了穆旦的译诗原则。另外早在1981年，周珏良和杜运燮先后在《读书》上撰文，谈到了穆旦的翻译艺术。——————————————————————————坎坷诗人路，传奇文曲星六十六年前，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在师生参加的“湘黔滇旅行团”的队伍中，有一个男生的举动引起周围同学们的特别注意：他每天从一本小《英汉词典》上撕下一页或者几页，一边行军，一边背上面的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也就把那词典的一部分丢掉。据说，到达目的地昆明时，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他，就是已经在新诗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穆旦，在学校里大多数同学只知道他叫查良铮。早在1930年代，在南开中学就读的查良铮，就积极为校刊《南开高中学生》撰稿，仅1933—1934年间，他就发表论文4篇，新诗8首，大部分署名“良铮”或“查良铮”，并首次用了笔名“穆旦”。穆旦——意味追求光明，而在以后的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这个名字本身就将闪现出灿烂的光辉——他将成为中国现代诗派的杰出先驱和著名诗歌翻译家。查良铮出身于浙江海宁查氏名门，其先辈查慎行，中过进士并担任过康熙皇帝的文学侍从。查良铮的祖父虽为清末官僚，家道却已没落，其父始终做小职员，家中清贫以至常典卖旧物。母亲虽是一位家庭妇女，却常常教育子女要好好读书，奋发向上。查良铮五岁入天津北马路城隍庙小学，很早便显出过人聪慧，二年级时的作文就被发表在邓颖超等人主办的《天津妇女日报·儿童花园》上。十一岁时查良铮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中学，六年后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那时候人们常常在《清华周刊》、北平《文学》上看到他才华横溢的诗篇。抗日战争爆发后，查良铮作为护校队队员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1938年春又和三校师生两千余人一起步行西迁昆明，1940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42年，查良铮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之志，参加中国远征军，任司令部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在激烈战斗后的大撤退中，他与战友失散，自己的战马又负伤而死，在日军追击下他不得不孤身一人逃亡在胡康河谷的热带雨林中。他被蚂蟥和麻雀似的大毒蚊子叮咬着，患上了疟疾。他忽而大汗淋漓，忽而浑身抖得如“筛糠”一般，眼前、耳中不断出现幻视幻听：遍地是战友的尸体，四周传来与敌人的厮杀声……他饿了就吃些热带浆果，渴了就喝点树叶上聚集的雨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拖着濒临死亡的身体到达了印度，并凭着难以想象的生命意志顽强地活了下来。后来他专门写诗回忆这段战争经历，他的诗作直面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永恒矛盾，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史上的‘海明威’”。1949年8月，查良铮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等课程。留学期间，祖国解放后激动人心的变化时刻牵动着他，一种渴望回国参加建设的热切心情在他的心中涌动。当时的留学生活非常艰苦，他必须靠半工半读来维持生活和学业，为了少占用学习时间、多挣钱，他选择了深夜为邮电局送邮包的重体力活，每天当他浑身酸痛、精疲力竭地回到宿舍，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写诗成了他唯一的休息和精神享受，他笔耕不辍，常有诗作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渐渐地他在美国也小有名气了。当时，著名诗人赫伯特编选的《世界名诗库》中就收录了他的诗《饥饿的中国》和《诗八首》（节选），集中仅有两个中国诗人入选，另一个是何其芳。他完全可以靠写诗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但他却坚持认为：“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出好诗的。”是啊，祖国——祖国的大好河山和诗人的赤子之心，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歌源泉啊！1952年夏，查良铮和妻子周与良拒绝了去台湾或者印度德里大学任教的聘请，决定返回祖国。当时留学生拿的还是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护照，又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不批准他们回大陆。他们四处奔波，托人疏通，才得到批准返到香港。查良铮很有感慨地对朋友说：“美国的物质文明虽然发达，但那是属于蓝眼睛、黄头发的美国人的，而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中国再穷，也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啊！”朋友看到他回大陆的执著劲头，以为他是***员，周与良笑着解释道：“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1953年初，他们夫妇终于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回国后查良铮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面对求知似渴的学生和翻译方面的学术空白，他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立刻全力投入到教学和翻译工作中，他用惊人的速度翻译出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等国外著名抒情诗人的作品，还翻译了不少文学理论著作。他一工作起来就废寝忘食，顾不上吃饭就以花生米代之，顾不上睡觉就凑乎打个盹儿……尽管回国后的物质生活是简朴的，查良铮还是感受到了在国外时所没有的那种快乐——南开需要他，学生需要他，中国的文学事业需要他！但是这种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反右运动开始了，他因参加过中国远征军而被打成右派，到南开大学图书馆进行管制劳动。每天在整理图书、抄录索引甚至打扫厕所之类的繁重劳动之余，他依然坚持着翻译工作，在恶劣的环境和抑郁的心境下，他热爱的文学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接着“文革”爆发，他又被抄家，批斗，关入“牛棚”劳改。第一次批斗抄家那天，他午夜才被放回家，一进门，他就看到散乱满地被撕毁的书和文稿，他顿时面色铁青，瞪大了双目，怔了一怔，突然奔到一个被砸烂的书箱前，从木头板子底下抽出了一叠厚厚的稿纸，拍拍上面的木屑和尘土，看清了第一页稿纸上的字——拜伦《唐璜》译稿，他赶紧把稿纸搂在怀里，哆嗦着，长出了一口气：这是他几年来的心血，是他的生命啊！但是后来一次次的“扫荡”，这部译稿还是被抄得七零八落。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受到多年的不公正待遇，查良铮从来没有流露过丝毫对从美国回来的后悔情绪，也没有动摇过对新中国和***的信念。当他的妻子也受到株连时，他总是劝她，要相信我们的国家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以后会好起来的。他总是抱着“人活着总是要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的人生态度，在残酷的现实中顽强地生活着，默默地工作着，“虽九死其犹未悔”。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在防震棚中他仍坚持伏案写作，家人劝他休息，他说：“不让我工作，就等于让我死。”他似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像百米冲刺一样地译着、写着。1977年2月，查良铮因心脏病突发，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着的祖国和文学事业。1981年，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昭雪，南开大学在天津烈士陵园举行了“查良铮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近年来，查良铮和他的诗日益受到文学界和诗歌爱好者的关注，各种版本的穆旦诗集和译著也相继出版，他和历代生前失落的文人雅士一样，赢得了煌煌身后名，这颗被历史的浓云所遮蔽、过早陨落的诗界巨星，终于重新绽放出璀璨耀眼的光芒。
近代史的人物多了去了，你要哪一个人物？或者是干什么的，评价什么都要说清楚，这样文章才好写出来啊。实在不会就私聊我看看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细数李鸿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什么黑锅总是让他背，就算说他卖国，也是光绪、慈禧他们逼他去卖的！如果朝廷的军费都到位，如果皇帝确实落实海防，那时日本鬼子会攻的进来吗？他们敢侵犯台湾吗？而后面签约都是别人逼他去的，清朝政府那么多文武大臣，哪位有能力去签？《马关条约》只是让他成了朝廷的替罪羊。换一句话说，如果清王朝统治者不同意割让台湾，李鸿章签不签约有用吗？看来看去，我感觉李鸿章真的很冤。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这句话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李鸿章并不算是真的卖国贼，而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很值得敬佩的伟人。我赞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说国人全体不努力，然后归咎于一人，这种劣根性至今未变。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写了这篇以我个人的看法对李鸿章的评价，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我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I stared stupidly at a heap of crumbling ruins, ivy-covered and gray, through which great trees had pushed their way. I crept forward, dragging my numbed foot, and as I moved, a falcon sailed from the tree-tops among the ruins, and soaring, mounting in narrowing circles, faded and vanished in the clouds above.
重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2007-11-25 23:03:24) 标签：人文/历史 近日要求撰写读书笔记，一直忙于工作，说心里话，也懒于在工作之外再写指令性文章，因此拖了下来一直未动笔。在大学时，倒是常常写点心得，也写了些读书观感，但十一年的工作生涯，公文和论文写了不少，提笔写自己的东西不多，偶尔写些游记、生活小景和孩子成长历程，是自我心情的反映，为自己而写，不愿示人。这下，有要求写读后感，一时不知该选什么书，手头上有尚未读完的万科老总王石所著的《道路与梦想》，挺有感触，其管理企业、为人做事、个人生活自有一番独到之处，令人佩服，但要专门写读后感，尚未有太多的想法。周五又提到此事，忽然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涌入脑海，想前两年回合肥探亲，同学陪我到淮河路李鸿章府浏览，很是仔细地看了一番，记得也在李府买了本《李鸿章传》，留做纪念。但今日再从书架上找到此书，却看到书后的印章为中山大学中区新华书店，已是十一年前在广州读研究生时买的旧书，非两年前买的版本，书已发黄，颇感慨时光的飞速。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本人也是“正宗”合肥人，自是对李鸿章这个产自家乡的历史人物颇感兴趣。本科学了世界和中国通史，正统史学略知皮毛，但不太感兴趣，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史学已吹入新风，不少新史料进入视野，记得当时近代史的老师博览群书，讲了不少新观点，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不流同于课本和一般书籍，印象颇深。前两年《走向共和》这部电视连续剧曾引起波澜，其中对李鸿章、袁世凯的不同解读在社会上热议很久，电视剧开篇就是穿长袍、用刀叉吃牛扒的李鸿章形象，颇具象征意义，一个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务的满清重臣形象呈现在荧屏上，我专门淘来此碟连续两天看完。这次重读《李鸿章传》，更是一口气读下来，由于有任务在身，自然感觉又不一样，草草写下几笔，聊以交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最早研究李鸿章的严肃著作，也正如梁公早在 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要了解晚清的历史，读一读此书必受益匪浅。梁启超的国学功底和非凡文采、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在了解李鸿章的同时，也对当时国民性的了解、对国人劣根性的了解颇有启迪。梁公开篇就是“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对李鸿章这位争议人物，评价颇高。针对时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理性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梁公十分欣赏李鸿章的才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所犯的错误和自身的不足，梁启超也尖锐地指出：“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但梁启超并没有将当时中国积弱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鸿章，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梁启超在文中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李鸿章，悲在悲在身处于中国积弱最严重的时刻，以一人之力要想改变中国贫穷挨打的局面，无异于饮鸠止渴，根本无法实现胸中大志。所以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其起于淮军，败于甲午战争，遭至骂声一片，但当时中国朝廷上下又有多少人在真正抵抗外来入侵呢？当时的西方报纸曾这样评论甲午战争：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腐败无能的官场，自私自利的官员，正如李鸿章自己常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中国又如何能走上富强呢，所以梁启超曰“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指李鸿章），虽败亦豪哉！”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沙皇俄国与大清的条约还没有谈妥（此协约为李鸿章出访俄国根承慈禧太后默许，为抗衡日本出卖东三省的权利求得沙俄的保护而与俄国的达成的秘密协议），俄国公使竟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请李鸿章签署画押《中俄秘约》。可悲可叹呀！为国家鞠躬尽瘁一生的李鸿章，把嘻笑怒骂的一切权利留给了后人，任人评说。所幸近年来，思想界、史学界空前活跃，让我们得以一窥李中堂的真实面目。其实，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来多的杰出人物之一。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李鸿章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近代的机械制造、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否认，这些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正是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李鸿章思想的开明和开放，吸引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法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李鸿章还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是在国力最弱的背景下据理力争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让一人去背负整个国家的责任岂不有失公正？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机智斡旋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断的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李鸿章个人的睿智和深刻、大气和幽默、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洋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国际舆论对李鸿章评价颇高，日本人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李鸿章个性严谨，“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示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有“东方俾斯麦”之称。对人，“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夫将将之才。”治事，“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人也。”李鸿章待人处事的态度，让人敬佩。纵观其一生，为国为民不计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一直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至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未尝口及家事。“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间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但是，在腐败无能的清廷统治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所进行的一切未触及本质的改革，只能对贫困而苦难的国家进行缝缝补补，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所以我们庆幸生活在现在的中国，国力日盛，国人地位大增，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一扫东亚病夫的形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在快速、全面地发展，正朝着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前进。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从没有过的和平盛世时代，个人发展空间也空前广阔，电子信息技术已让我们与世界“零距离”接触，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日子。我们生活在盛世时代的中国，又有何理由不好好工作，从高处讲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尽份心，出份力；往近处讲则是为自己负责，做好这份工，不求做英雄，最起码也不能做庸人。梁启超的“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值大家共勉。 << 李鸿章传 >> 梁启超著发表评论 德州市第二中学 阎武霞 2008年8月7日 13:01:49 --------------------------------------------------------------------------------浏览数：77 专家浏览：1 | 评论数：12 专家评论：0 | 推荐数：0 专家推荐：0--------------------------------------------------------------------------------李鸿章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在高中历史课本上有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涉及到李鸿章的篇幅.长时期以来，对李鸿章，国人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必要对李鸿章进行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开放性作业给学生布置下去。那么，就有必要给学生提供一个查找资料的书目，其中，有一本是很好的参考书，就是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我们向学生推荐这本书，自己应首先阅读这本好书。下面是我去年读了这本书后的读后感，你若读了，就想读这本书，我的推荐目的就达到了。 读梁任公《李鸿章传》，不能自抑，故以成文。中国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是与李鸿章的个人际遇联系在一起的，他创建的淮军，成为太平军的劲敌.“淮军之初之上海，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耻之，鸿章徐与左右曰：军之良益，岂在制服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敢,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引自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他创建的北洋舰队，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铁甲舰队，伊藤博文上船参观，目瞪口呆，惊的说不出话来。伊藤博文，日本首相，说起老同学严复，赞其才华过于他，而命运迥异，在伊藤博文任首相时，严复仅是一名海军学校教员。中国无人乎？非也，用人却中外大异，体制也。如李鸿章提拔自己的老部下丁汝昌，任北洋舰队提督，而丁并不懂海军。中日海战中国败，用人失误是一个。李鸿章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鸿章，也确实是近代中国开明人士，力主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技，自己还化装成普通人去外国船上考查。外交上，也是据理力争，不失大国风范，只是由于中国整个官僚统治集团,整个社会衰朽不堪，战必败，败必和，和必用李鸿章。无奈也，奈何也，谁愿意去谈判？弱国无外交，谁人不知？国难当头，义无反顾，李鸿章也。他曾去过德国，见了德国首相俾斯麦，谈论干一番事业，如何才能成功。俾斯麦直言：皇上一人信任足矣。李又言："皇上为别人牵制，无权。"俾斯麦说："这就难了。” 确实如此，铁血宰相之言是从自身的经历和作为出发，至论也.李鸿章想干一番事业,牵制之人反对之人，多的不可胜数。 中国的改革，自古以来，难度大得很，失败也经常。王安石变法不是这样吗？ 李鸿章毕竟是非常人，有非常的见识。果敢行动，创建近代工业，创办近代海军，派遣留学生出国，开中国近代化之先河。 记得他出席康有为和荣禄刚毅的辩论会，康有为慷慨陈词，认为变法为当务之急。刚毅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王国，不可变法。李鸿章当时未发一言，但回到家里，说： "这人想干我一辈子也干不了的事。" 当戊戌政变，慈禧太后下令搜捕维新党人。李鸿章慨然曰： “吾绝不做刀斧手。” 其同情维新若此，我由此知梁启超为什么会在李鸿章死后，拿起太史公春秋之笔，写下《李鸿章传》。梁启超在书中表达了对李鸿章是 "悲鸿章之遇，敬鸿章之才，惜鸿章之识。" 梁启超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因此，只要给中国带来新鲜活力的人物，他就要用史家之良知，良识为其正名。在文章的第一段开头说：“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梁启超在文章中还写道：李鸿章必定是十九世纪世界一大伟人。长期以来，我也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应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事实上，《辛丑条约》的谈判乃至大吐血而死，也可以说他为主上为国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听到李鸿章去世，非常悲痛。认为国家失去了一位能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不可或缺的人。外国人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清政府，可见李在当时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了，若清政府振作一点，向上一点，洋务运动或维新变法成功了，那李虽死，仍含笑九泉。 这篇人物传记，文笔优美不用我说，只要学习过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会知道。 历史学家梁启超的这篇人物传记让你会对李鸿章和书中涉及的人物有一个更清醒公正的认识，这虽是一家之言，但开人茅塞。 因此爱读书的我向大家极力推荐。不知大家笑纳否？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被后人誉为“诗仙”.汉族，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秦安县），出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唐朝领土，今属吉尔吉斯斯坦），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今安徽境内，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生活，南到洞庭湘江，东至越州（会稽郡），寓居在安陆、应山.直到天宝元年（742），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两年半，就赐金放还而去，然后由高天师如贵道士授录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的道观紫极宫.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士，过着飘荡四方的漫游生活.后世将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他的诗歌总体风格清新俊逸，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间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轶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他是屈原之后我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他与杜莆齐名，也称“李杜”. 杜甫（712-770），字子美，汉族，唐朝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间许多作品 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杜甫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个饱经沧桑，关怀国计民生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河南新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1]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东郭宅（今新郑市东郭寺村），白氏祖籍山西太原，白居易的曾祖父移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遂移家于河南新郑.[2]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公元846年白居易于洛阳去世，葬于香山.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被后人誉为“诗仙”.汉族，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秦安县），出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唐朝领土，今属吉尔吉斯斯坦），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今安徽境内，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生活，南到洞庭湘江，东至越州（会稽郡），寓居在安陆、应山.直到天宝元年（742），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两年半，就赐金放还而去，然后由高天师如贵道士授录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的道观紫极宫.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士，过着飘荡四方的漫游生活.后世将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他的诗歌总体风格清新俊逸，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间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轶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他是屈原之后我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他与杜莆。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语言平易通俗；刘白".后世将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葬于香山. 杜甫在我们的心中，被后人称为“诗圣”，被后人誉为“诗仙”，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公元846年白居易于洛阳去世，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但仍然心系苍生、杜工部.屈原而后，是一个饱经沧桑.后世称其杜拾遗，反抗传统束缚.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与刘禹锡并称"，期间许多作品 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他的诗被称为“诗史”，遂移家于河南新郑，东至越州（会稽郡），见新郑山清水秀，虽然躲避了战乱，在京仅两年半，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形式多样，唐朝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白居易的曾祖父移居下邽（今陕西渭南）.[2]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有“诗仙”之称. 杜甫（712-770）.直到天宝元年（742），过着飘荡四方的漫游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士，有《李太白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其墓在今安徽当涂，也称“李杜”、《三吏》.汉族.他的诗歌总体风格清新俊逸，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字乐天，四川江油，南到洞庭湘江，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东郭宅（今新郑市东郭寺村），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形式多样，号青莲居士、《三别》等名作，然后由高天师如贵道士授录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的道观紫极宫.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就赐金放还而去，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生活相对安定；，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自号少陵野老，开始了广泛漫游生活，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胸怀国事、《卖炭翁》、《琵琶行》等，白氏祖籍山西太原，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官至翰林学士、魏以来的乐府民间吸取其丰富营养.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寓居在安陆，出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唐朝领土，但后来声名远播，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大多集于《杜工部集》，号香山居士，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李白被召至长安，表现出蔑视权贵，供奉翰林.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与李白合称“李杜”，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他具有超轶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又号醉吟先生.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应山，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北征》.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汉，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世称“元白”，他有“致君尧舜上，河南新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湖北安陆有纪念馆，他与杜莆齐名.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759年杜甫弃官入川、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字子美，汉族，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县令，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左赞善大夫，也称他杜少陵.762年病逝于今安徽境内，家学渊博，杜甫创作了《春望》.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1]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关 怀国计民生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 白居易（772~846），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秦安县），有“诗魔”和“诗王”之称李白（701-762），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字太白，语言平易通俗，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
这是一首著名的杭州西湖春景诗。作者于唐穆宗李恒长庆二年（822）七月，除杭州刺史，十月到任，至长庆四年五月底离杭赴洛阳任所。此诗即作于作者卸杭州刺史任之前夕。
诗的前三联绘景，尾联抒情，全诗则情景交融，物我划一。首句鸟瞰西湖春日景色，谓其“似画图”。作者以具有如此浓重感 *** 彩的字眼儿入诗，并非偶然。在孩童时代，白居易曾立志要到杭州做官，心愿得酬，自然为之欣喜，其对杭州的深情于此可见一斑。此诗不仅是白居易山水诗中的佳构，亦是历代描写西湖诗中的名篇之一。
“乱峰”以下三句，具体描绘如画之景∶群山环绕，参差不一，湖上水面平展；排排青松装点着山峦，如重重叠叠的翡翠，皎洁的月亮映入湖心，象一颗闪光的珍珠，这是多么诱人的美景呵！然而诗的旨趣并没有凝滞在范山模水的层面上，“碧毯”二句出人意表地把笔舌转到对农作物的体察上。在山水诗中嵌入农事，弄不好会雅俗相悖，很不协调，而白居易却别出心裁地把农事诗化了━━早稻犹碧毯上抽出的线头、新蒲象青罗裙上的飘带。如此精妙新奇的比喻本身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湖区人民的关怀，使读者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这位自幼向往杭州的白刺史，一到任便体恤民瘼，浚井供饮，把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从而铭戢其德惠。同时，在诗的写作上也是一种变格、一种可贵的出新，它比作者描绘西湖的另一名篇《钱塘湖春行》，立意更加新颖，语言益见精妙。
这首诗的结构曲折委婉，别有情致，特别是最后两句“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唐宋诗醇》）那么其“言外余情”是什么呢？这得联系作者的有关行迹和创作来探寻。除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原在长安任中书舍人。面对国是日荒，民生益困的现实，屡屡上书言事而不被采纳，眼见时局日危，朋党倾轧加剧，便自求外任，来到杭州。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做隐士不好，做京官也不好，只有做杭州刺史闲忙得当，正合其意，即所谓“□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这话是出自《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一诗，在其他篇目中尚有不少类似的说法，这既是作者的心里话，也是此诗的“言外余情”。
因为“皇恩只许住三年”，白居易抱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西湖，这种情绪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西湖早已是驰名中外的湖山形胜之地，此诗亦不胫而走，值得玩味的是如今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翠堤春晓”、“三潭印月”等景观的命名，有的很可能是从这首《春题湖上》中的相应诗句衍化而来的。
在“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面上，一位身着官服的人站在画舫上，看着“日出江花红胜火”的美景，完全陶醉在春日江南的婀娜当中……我眼中的白居易，这么多情，这般陶醉。
我眼中的白居易，是人间美景的化身。我喜欢他那“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细心发现和对美好春天的悉心欣赏，喜欢他那“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的深情感叹和对人生的黯然神伤。我更喜欢他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离离原上草，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大火无法烧尽那小草的生命，春风吹来，那生命的绿色又重新铺满大地，无论是古老的荒路，还是荒废的古城，在荒路瓦砾间都有它亮丽的身影。读了白居易的诗，我看见了青春的美好和大自然的美丽。
我眼中的白居易，是一朵同情百姓疾苦、忧国忧民的伤感之花。她可怜琵琶女的悲惨身世，同情琵琶女的凄婉人生，于是，用那“枫叶荻花秋瑟瑟”的笔触写出了“别时茫茫江浸月”的伤感之情，情感的芦花在秋叶的凉风中瑟瑟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啊，此时的白居易也是身处被遗忘的角落里的人，处境悲哀，所以“江州司马青衫湿”，在官场的伸张正义抵不住小人的谗言献媚，数年的心血免不了被贬斥的厄运。读了白居易的诗，使我多了一份对世事的哀叹，多了一份同情心。
我眼中的白居易，是一枝熬寒凌雪、不屈于官场腐败的红梅。他虽然是朝廷命官，但爱憎分明，敢于直抒己见，利用诗歌直抒胸臆，讽刺和鞭挞贪官污吏，揭露朝廷的黑暗统治。他痛恨“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腐败官吏欺压百姓的强买强卖，他同情“田家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悲惨、自叹“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的愧疚，他嘲讽“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糜烂昏庸。读了白居易的诗，我看到了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格，使我学会了明辨是非，与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
如今，物是人非，千年又一季，而白居易的诗歌及其精神仍然鼓舞着我们。野火春风中的小草，秋江夜中的那轮明月，风雪寒天中的腊梅，这就是我眼中的白居易。
在中国诗坛上，人们常把李白称作“诗仙”，而事实上白居易才是真正的诗仙！请看唐宣宗的这首赞扬白居易的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从宣宗皇帝的这首诗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在唐时即被称作“诗仙”.而李白被称作诗仙始于清代，因此，李白的“诗仙”荣誉应该还给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一生著诗词文章七十五卷，计三千八百四十余篇，数量位居唐代诗人之首位.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他的诗歌能充分反映民间疾苦，妇孺能诵，被誉为“人民诗人”.古人有“诗到香山老，方无斧凿痕”、“歌咏佳句尽为白公所占”等赞语.伟人 *** 曾当众默写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两篇名著，传为佳话，陈毅元帅也对白居易的诗给予高度评价：“吾读乐天诗，晓畅有深意.一生事白描，古今谁能继？” 白居易不仅对中国文学有突出贡献，在世界文坛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欧洲，白居易与大艺术家贝多芬齐名；在韩国，古代鸡林宰相以百金换一首白居易的诗，而且能辨明真伪；在日本，醍醐天皇言：“毕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嵯峨天皇把《白氏文集》置于宫殿之上，做为范本来考试其臣民；据《中国广播报》报道，宇宙行星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命名者有23位，白居易为其中之一，名列第四.因此，人们称白居易为世界级文化名人！白居易不仅诗文盖世，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官至二品，以刑部尚书致仕，御封“太子少傅”，谥号“文”，人称“白文公”.他曾做过忠州、杭州、苏州的太守，也做过河南府最高行政长官——“河南尹”，留下不少政迹，尤其他晚年达则兼济，在洛阳龙门修缮香山寺、开凿八节滩之善举，广为后世所称颂。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
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
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
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
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
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
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
“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
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
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
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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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太原人。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郑州新郑东郭宅（今新郑市东郭寺村）。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袷遗及左赞善大夫。
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扩展资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
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白居易
白居易“闲适诗”的内涵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为闲适诗作的界定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1〕因而白居易所谓的闲适诗应该是一个人没有公事的烦扰，独处闲居时体会到的知足与保和的审美体验，并将这种情感体验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文学作品。“闲”是“适”的前提和基础，“适”是“闲”的目的和旨归，闲适是融合在一起不可截然分开的。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闲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一）闲境。闲境是产生闲适思想的前提，外在环境的清幽闲静能够引发内心的安宁，让人忘却或暂时逃离世俗的喧嚣烦扰。白居易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想方设法为自己营造一个清幽的生活居住环境，在京城，曾与元稹到永崇里华阳观闭门读书；后在新昌坊租房居住，室名“松斋”；后搬家宣平坊，精心布置；贬官江州时，在庐山筑遗爱草堂，环境雅致；回京后，在新昌坊购宅居住，居室考究；在洛阳任职时，又在履道里筑白氏宅园，晚年长期居住于此，后来此地成为一个著名的园林建筑。他在居室前植树养花、修台筑亭，为自己打造一方宁静的天地；无论在京任职，还是贬官外地，但凡有名胜古迹、山林泉石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大自然的秀美中，寻求着内心的宁静与豁达。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对闲境的描述：
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永崇里观居》）
风竹散清韵，烟槐凝绿姿。日高人吏去，闲坐在茅茨。（《官舍小亭闲望》）
（二）身闲适。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次。身闲适属于物质满足层次，即衣食无忧而又有闲暇的时间。在白居易前期的闲适诗中，经常不厌其烦地表现出追求感官享乐和感性适意的生活态度，描写物质生活的琐碎与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和俸禄多少也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渲染着日常生活的慵懒和肢体的快适中，寄托着他心灵的愉快和满足”，〔2〕他还常常通过写别人的忙衬托出自己的闲，从而寻求内心的平衡，自我宽慰对现实的不满。
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常乐里闲居》）
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铩＃ā冻醭户曹喜而言志》）
（三）心闲适。心闲适是超越了身闲适的精神境界，是超脱了尘世欲望的烦扰体验到的保和的心态。“‘和’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而白居易所谓‘保和’主要是指审美主体保持‘和’的审美心境。不但强调审美心理的节情以中，而且从根本上注重情性的柔顺温良，将它作为一种人格修养来强调，白居易在知足中得到感情的净化和升华，并逐渐达到道家超功利性的淡泊和佛家的无欲无求”。〔3〕由身闲适到心闲适，是从物质到精神的提升。
尽日松下坐，有时池畔行。行立与坐卧，中怀澹无营。（《怀》）
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意》）
四是忘适。是一种至高的道的境界。白居易在《隐几》诗中表现了对“忘适”境界的向往和追求:“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虽然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并不能处处看到“忘适”之作，但是当他不再关注于个人的穷达荣辱，而是以保和之心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感受着人生的真谛，不再故意追寻适的境界时，反而不时在作品中展现出“忘适”的境界。
查百度百科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