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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的人物多了去了，你要哪一个人物？或者是干什么的，评价什么都要说清楚，这样文章才好写出来啊。实在不会就私聊我看看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细数李鸿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什么黑锅总是让他背，就算说他卖国，也是光绪、慈禧他们逼他去卖的！如果朝廷的军费都到位，如果皇帝确实落实海防，那时日本鬼子会攻的进来吗？他们敢侵犯台湾吗？而后面签约都是别人逼他去的，清朝政府那么多文武大臣，哪位有能力去签？《马关条约》只是让他成了朝廷的替罪羊。换一句话说，如果清王朝统治者不同意割让台湾，李鸿章签不签约有用吗？看来看去，我感觉李鸿章真的很冤。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这句话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李鸿章并不算是真的卖国贼，而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很值得敬佩的伟人。我赞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说国人全体不努力，然后归咎于一人，这种劣根性至今未变。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写了这篇以我个人的看法对李鸿章的评价，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我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I stared stupidly at a heap of crumbling ruins, ivy-covered and gray, through which great trees had pushed their way. I crept forward, dragging my numbed foot, and as I moved, a falcon sailed from the tree-tops among the ruins, and soaring, mounting in narrowing circles, faded and vanished in the clouds above.
重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2007-11-25 23:03:24) 标签：人文/历史 近日要求撰写读书笔记，一直忙于工作，说心里话，也懒于在工作之外再写指令性文章，因此拖了下来一直未动笔。在大学时，倒是常常写点心得，也写了些读书观感，但十一年的工作生涯，公文和论文写了不少，提笔写自己的东西不多，偶尔写些游记、生活小景和孩子成长历程，是自我心情的反映，为自己而写，不愿示人。这下，有要求写读后感，一时不知该选什么书，手头上有尚未读完的万科老总王石所著的《道路与梦想》，挺有感触，其管理企业、为人做事、个人生活自有一番独到之处，令人佩服，但要专门写读后感，尚未有太多的想法。周五又提到此事，忽然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涌入脑海，想前两年回合肥探亲，同学陪我到淮河路李鸿章府浏览，很是仔细地看了一番，记得也在李府买了本《李鸿章传》，留做纪念。但今日再从书架上找到此书，却看到书后的印章为中山大学中区新华书店，已是十一年前在广州读研究生时买的旧书，非两年前买的版本，书已发黄，颇感慨时光的飞速。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本人也是“正宗”合肥人，自是对李鸿章这个产自家乡的历史人物颇感兴趣。本科学了世界和中国通史，正统史学略知皮毛，但不太感兴趣，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史学已吹入新风，不少新史料进入视野，记得当时近代史的老师博览群书，讲了不少新观点，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不流同于课本和一般书籍，印象颇深。前两年《走向共和》这部电视连续剧曾引起波澜，其中对李鸿章、袁世凯的不同解读在社会上热议很久，电视剧开篇就是穿长袍、用刀叉吃牛扒的李鸿章形象，颇具象征意义，一个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务的满清重臣形象呈现在荧屏上，我专门淘来此碟连续两天看完。这次重读《李鸿章传》，更是一口气读下来，由于有任务在身，自然感觉又不一样，草草写下几笔，聊以交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最早研究李鸿章的严肃著作，也正如梁公早在 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要了解晚清的历史，读一读此书必受益匪浅。梁启超的国学功底和非凡文采、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在了解李鸿章的同时，也对当时国民性的了解、对国人劣根性的了解颇有启迪。梁公开篇就是“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对李鸿章这位争议人物，评价颇高。针对时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理性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梁公十分欣赏李鸿章的才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所犯的错误和自身的不足，梁启超也尖锐地指出：“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但梁启超并没有将当时中国积弱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鸿章，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梁启超在文中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李鸿章，悲在悲在身处于中国积弱最严重的时刻，以一人之力要想改变中国贫穷挨打的局面，无异于饮鸠止渴，根本无法实现胸中大志。所以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其起于淮军，败于甲午战争，遭至骂声一片，但当时中国朝廷上下又有多少人在真正抵抗外来入侵呢？当时的西方报纸曾这样评论甲午战争：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腐败无能的官场，自私自利的官员，正如李鸿章自己常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中国又如何能走上富强呢，所以梁启超曰“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指李鸿章），虽败亦豪哉！”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沙皇俄国与大清的条约还没有谈妥（此协约为李鸿章出访俄国根承慈禧太后默许，为抗衡日本出卖东三省的权利求得沙俄的保护而与俄国的达成的秘密协议），俄国公使竟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请李鸿章签署画押《中俄秘约》。可悲可叹呀！为国家鞠躬尽瘁一生的李鸿章，把嘻笑怒骂的一切权利留给了后人，任人评说。所幸近年来，思想界、史学界空前活跃，让我们得以一窥李中堂的真实面目。其实，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来多的杰出人物之一。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李鸿章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近代的机械制造、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否认，这些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正是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李鸿章思想的开明和开放，吸引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法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李鸿章还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是在国力最弱的背景下据理力争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让一人去背负整个国家的责任岂不有失公正？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机智斡旋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断的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李鸿章个人的睿智和深刻、大气和幽默、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洋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国际舆论对李鸿章评价颇高，日本人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李鸿章个性严谨，“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示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有“东方俾斯麦”之称。对人，“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夫将将之才。”治事，“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人也。”李鸿章待人处事的态度，让人敬佩。纵观其一生，为国为民不计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一直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至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未尝口及家事。“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间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但是，在腐败无能的清廷统治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所进行的一切未触及本质的改革，只能对贫困而苦难的国家进行缝缝补补，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所以我们庆幸生活在现在的中国，国力日盛，国人地位大增，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一扫东亚病夫的形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在快速、全面地发展，正朝着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前进。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从没有过的和平盛世时代，个人发展空间也空前广阔，电子信息技术已让我们与世界“零距离”接触，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日子。我们生活在盛世时代的中国，又有何理由不好好工作，从高处讲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尽份心，出份力；往近处讲则是为自己负责，做好这份工，不求做英雄，最起码也不能做庸人。梁启超的“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值大家共勉。 << 李鸿章传 >> 梁启超著发表评论 德州市第二中学 阎武霞 2008年8月7日 13:01:49 --------------------------------------------------------------------------------浏览数：77 专家浏览：1 | 评论数：12 专家评论：0 | 推荐数：0 专家推荐：0--------------------------------------------------------------------------------李鸿章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在高中历史课本上有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涉及到李鸿章的篇幅.长时期以来，对李鸿章，国人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必要对李鸿章进行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开放性作业给学生布置下去。那么，就有必要给学生提供一个查找资料的书目，其中，有一本是很好的参考书，就是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我们向学生推荐这本书，自己应首先阅读这本好书。下面是我去年读了这本书后的读后感，你若读了，就想读这本书，我的推荐目的就达到了。 读梁任公《李鸿章传》，不能自抑，故以成文。中国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是与李鸿章的个人际遇联系在一起的，他创建的淮军，成为太平军的劲敌.“淮军之初之上海，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耻之，鸿章徐与左右曰：军之良益，岂在制服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敢,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引自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他创建的北洋舰队，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铁甲舰队，伊藤博文上船参观，目瞪口呆，惊的说不出话来。伊藤博文，日本首相，说起老同学严复，赞其才华过于他，而命运迥异，在伊藤博文任首相时，严复仅是一名海军学校教员。中国无人乎？非也，用人却中外大异，体制也。如李鸿章提拔自己的老部下丁汝昌，任北洋舰队提督，而丁并不懂海军。中日海战中国败，用人失误是一个。李鸿章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鸿章，也确实是近代中国开明人士，力主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技，自己还化装成普通人去外国船上考查。外交上，也是据理力争，不失大国风范，只是由于中国整个官僚统治集团,整个社会衰朽不堪，战必败，败必和，和必用李鸿章。无奈也，奈何也，谁愿意去谈判？弱国无外交，谁人不知？国难当头，义无反顾，李鸿章也。他曾去过德国，见了德国首相俾斯麦，谈论干一番事业，如何才能成功。俾斯麦直言：皇上一人信任足矣。李又言："皇上为别人牵制，无权。"俾斯麦说："这就难了。” 确实如此，铁血宰相之言是从自身的经历和作为出发，至论也.李鸿章想干一番事业,牵制之人反对之人，多的不可胜数。 中国的改革，自古以来，难度大得很，失败也经常。王安石变法不是这样吗？ 李鸿章毕竟是非常人，有非常的见识。果敢行动，创建近代工业，创办近代海军，派遣留学生出国，开中国近代化之先河。 记得他出席康有为和荣禄刚毅的辩论会，康有为慷慨陈词，认为变法为当务之急。刚毅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王国，不可变法。李鸿章当时未发一言，但回到家里，说： "这人想干我一辈子也干不了的事。" 当戊戌政变，慈禧太后下令搜捕维新党人。李鸿章慨然曰： “吾绝不做刀斧手。” 其同情维新若此，我由此知梁启超为什么会在李鸿章死后，拿起太史公春秋之笔，写下《李鸿章传》。梁启超在书中表达了对李鸿章是 "悲鸿章之遇，敬鸿章之才，惜鸿章之识。" 梁启超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因此，只要给中国带来新鲜活力的人物，他就要用史家之良知，良识为其正名。在文章的第一段开头说：“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梁启超在文章中还写道：李鸿章必定是十九世纪世界一大伟人。长期以来，我也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应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事实上，《辛丑条约》的谈判乃至大吐血而死，也可以说他为主上为国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听到李鸿章去世，非常悲痛。认为国家失去了一位能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不可或缺的人。外国人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清政府，可见李在当时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了，若清政府振作一点，向上一点，洋务运动或维新变法成功了，那李虽死，仍含笑九泉。 这篇人物传记，文笔优美不用我说，只要学习过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会知道。 历史学家梁启超的这篇人物传记让你会对李鸿章和书中涉及的人物有一个更清醒公正的认识，这虽是一家之言，但开人茅塞。 因此爱读书的我向大家极力推荐。不知大家笑纳否？
神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为清初王士禛所倡导。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几达百年之久。 神韵说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神韵”一词,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已出现。谢赫评顾骏之的画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这里以“神韵”与“气力”并举，并未揭示出“神韵”的意蕴。谢赫还说过：“气韵，生动是也。”这里以“生动”状“气”，对“韵”也未涉及。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6�1论画六法》中所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也未超出谢赫的见解。唐代诗论提到的“韵”，大多是指诗韵、诗章的意思，不涉诗论。如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说：“是谓折繁音于弧韵”，指诗韵;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说“韵外之致”,即指诗章。他的《诗品�6�1精神》中所说“生气远出”,却可以看作是对“韵”的一种阐发。今人钱钟书说:“‘气’者‘生气’，‘韵’者‘远出’。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讬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管锥编》）这段话对“气”、“神”和“韵”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宋代谈“神韵”者历来以严羽为代表，他在《沧浪诗话》中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实际上,在范温的《潜溪诗眼》中就有论“韵”的内容（《永乐大典》807卷《诗》字引《潜溪诗眼》佚文,钱钟书《管锥编》予以钩沉、阐述），洋洋上千言,从各个方面对“韵”作了精辟而周到的分析，不仅表征了从齐梁开始的由画“韵”向诗“韵”的重大转变，而且“融贯综核，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士雍、王士禛辈似难继美也”。“范温释‘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及言外或象外之余意，足徵人物风貌与艺事风格之‘韵’，本取譬于声音之道”（《管锥编》）。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期，“神韵”一词在各种意义上被普遍使用。胡应麟的《诗薮》有20处左右谈到“神韵”，如评陈师道诗说:“神韵遂无毫厘。”评盛唐诗说:“盛唐气象混成。神韵轩举。”王夫之也多次谈到“神韵”，如《明诗评选》评贝琼《秋怀》说:“一泓万顷,神韵奔赴。”《古诗评选》评《大风歌》说：“神韵所不待论。”评谢朓《铜雀台》说:“凄清之在神韵者。”他们标举“神韵”都在王士禛之前。而钟嵘《诗品序》中所提出的诗应有“滋味”；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提倡的“入神”以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司空图所倡导的“味外之旨”、味在“咸酸之外”，以及明人徐祯卿《谈艺录》中所谈到的“神韵”，都是神韵说的滥觞。王士禛曾说：“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带经堂诗话》)虽然他也说过“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谬不少”（《渔洋诗话》），但他的意见主要是对钟嵘以三品评诗的做法，而不是对《诗品序》所提出的理论本身。王士禛对司空图和严羽的诗论，也曾多次表示称赞，如说“表圣（司空图）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景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带经堂诗话》);又说自己“于(司空图、严羽)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并按照二家论诗的原则，选编唐代王维以下42人诗为《唐贤三昧集》。还有明末南宗画家董其昌关于南宗山水画的论述，也影响到王士禛的诗论。如王士禛在《芝廛集序》中，就曾论述了诗与南宗画的关系,并对董其昌高度推崇,誉之为明代“二百七十年”间画家“之冠”。在《香祖笔记》中，他还认为诗的妙处要象南宗大画家荆浩所说的“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那样，“略具笔墨”即可，以为闻此可得诗家三昧。 王士禛之前，虽有许多人谈到过神韵，但还没有把它看成是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范温论韵之文不传，神韵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说法，只是大体上用来指和形似相对立的神似、气韵、风神一类内容。到王士禛，才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 他早年编选过《神韵集》,有意识地提倡神韵说,不过关于神韵说的内涵，也不曾作过专门的论述，只是在许多关于诗文的片断评语中，表述了他的见解。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到他的神韵说的根本特点,即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空寂超逸、镜花水月、不着形迹的境界。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王士禛提倡神韵，自无可厚非。但并非只有空寂超逸，才有神韵。《沧浪诗话�6�1诗辨》:“诗之法有五”;“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曰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可见神韵并非诗之逸品所独有，而为各品之好诗所共有。王士禛将神韵视为逸品所独具，恰是其偏失之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对严羽的“以禅喻诗”或借禅喻诗深表赞许，同时更进一步提倡诗要入禅，达到禅家所说的“色相俱空”的境界。他说:“严沧浪(严羽)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维)、裴（迪）《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还说:“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认为植根于现实的诗的“化境”和以空空为旨归的禅的“悟境”，是毫无区别的。而最好的诗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逸品”(《带经堂诗话》)。从诗歌反映现实不应太执著于实写这一点讲，他的诗论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以远离现实为旨归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一再强调创作过程中“兴会神到”的重要性 (即严羽所谓“兴趣”，参见“兴趣说”)。他说:“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又说：“古人诗只取兴会超妙。”认为创作是“一时伫兴之言”，“伫兴而就”的（《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诗歌创作不是理念的产物，当然应该“兴会神到”，有感而发；但一时的“兴会”只有来自于广博深厚的生活阅历，才是有意义的。离开了这些根本条件仅仅强调一时的“兴会神到”,便只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必将导致艺术远离现实的倾向。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特别强调冲淡、超逸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关于冲淡、超逸，如他曾赞扬孔文谷“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的主张，于明诗特别推崇以高启等为代表的“古澹一派”，评论诗人标举“逸气”、“逸品”（《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等。他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专门推许其中“冲淡”、“自然”、“清奇”三品，强调“是三者品之最上”，而根本不提“雄浑”、“沈著”、“劲健”、“豪放”、“悲慨”等品，这就更加发展了《二十四诗品》中注重冲淡、超逸的美学观点。关于含蓄蕴藉，如他反对诗歌“以沈著痛快为极致”，一再强调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和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并认为“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轻露”(同前)。最明显的是他对几首咏息夫人诗的评论，认为杜牧的“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是“正言以大义责之”,颇不赞成；认为只有王维的“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这就更进一步发展了严羽的“不涉理路，不落言铨”的观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士禛选《唐贤三昧集》，竟不选李白、杜甫的诗。名之曰仿王安石《百家诗选》之例，实际上是不欣赏李、杜的诗。赵执信的《谈龙录》就曾说他“酷不喜少陵”,“又薄乐天”。翁方纲的《七言诗三昧举隅�6�1丹春吟条》也说他“独在冲和淡远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如他曾反复推崇王维、韦应物诗“趣味澄夐”，并说过:“韦如菩萨语，王右丞如祖师语也。”据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的记载,他曾见到王士禛私下信手涂抹杜诗,因此曾指斥他为“矮人观场”。不仅对于李、杜，对于其他许多现实性较强的诗人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杜荀鹤、罗隐等，也都一概采取排斥、指责的态度。如他借司空图的话，指斥元、白“乃都市豪估”；认为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句“最为下劣”；认为杜牧、杜荀鹤的诗都是“恶诗”(《带经堂诗话》)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论诗旨趣。 在王士禛之前，由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运动，言必汉、魏、盛唐,造成了诗走向肤廓、貌袭的流弊,而公安派矫正前后七子之失，其弊又流于浅率。王士禛企图矫正两派之失,提倡神韵说,倡导诗应清远、冲淡、超逸,在表现上应含蓄、蕴藉,出之于“兴会神到”或“神会超妙”，片面地强调诗的空寂超逸、镜花水月的境界，反对现实性强的诗歌及沈著痛快、酣畅淋漓的风格，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司空图、严羽理论中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导致诗歌走上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道路，抹煞了诗歌的积极的社会作用。王士禛曾赞扬有些诗“皆无香火气”以为可贵。别人对他的称赞也有不少集中在这一点上，如施愚山曾对他的弟子称赞他说：“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带经堂诗话》）这些，正好说明了王士禛神韵派诗论的实质。王士禛自己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诗，多描绘自然景物，如《真州绝句》、《藤花山下》、《江上》等，刻画景物很工致，并富有诗情画意；但是，除早期作品外，反映人民疾苦或现实性较强的诗很少，而且常常有意无意讴歌升平景象。这与他的诗论是完全一致的。 翁方纲曾说：“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复初斋文集�6�1坳堂诗集序》)但是以这样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企图纠正明代七子之弊，是不可能将诗歌引向康庄大道的。因而他的诗和诗论曾遭到当时和后人众多的批评和讥议。吴乔曾说他是“清秀李于麟”（《答万季□诗问》），意谓其诗作不过比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较为清秀而已。袁枚也为说他“喜怒哀乐之不真”；并说他的诗和方苞的散文一样，“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随园诗话》）。甚至连同样标举神韵、不同意对“口熟渔洋诗，辄专目为神韵家而肆议之”的翁方纲，也不赞成王士禛关于神韵的见解，批评他“犹未免滞迹”(《复初斋文集�6�1坳堂诗集序》)，“不免堕一偏也”（《复初斋文集�6�1神韵论》）。翁方纲认为“神韵者，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王士禛仅以空寂言神韵，“徒自敝而已矣”（同前）。这个评语应该说是中肯的。各种风格的诗，都应有神韵，并非只有“逸品”才有神韵。 格调说 格调说由清康乾年间的沈德潜所倡导。“格凋”渊于严羽，主张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 因此其诗论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有一定保守性。而其创作多为歌咏升平、应制唱和之类。但另一方面他也提倡“蕴蓄”、“理趣”、诗的化工境界及重视作品主导作用等具有审美理论价值的有益观点。 格调说出现于所谓康熙盛世，比“神韵说”说更加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由于明显排斥诗歌怨刺一面，因此对诗歌创作起了束缚作用。 肌理说 中国清代翁方纲提出的诗论主张。肌理本来是指肌肉的纹理。翁方纲借用肌理论诗，理是指义理和文理，肌理是指儒家的经术和学问，有时也兼指文理。他把儒家经籍和学问看作诗歌的根本。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用肌理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目的在于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 性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袁枚所说的“性灵”，在绝大多数地方，乃是“性情”的同义语。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答施兰□论诗书》）。 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说“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亦是此意。唐代皎然、司空图一派的诗歌理论，也很重视诗歌表现感情的特点。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又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诗式》）李商隐也曾说：“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献相国京兆公启》)这些都被袁枚所汲取。他在《续诗品》中所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即由此而来。而《续诗品》的写作，也是出于他“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的缘故。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袁枚对杨万里也是相当推崇的。 性灵说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作为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主张，它主要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和历史上这些有关论述，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的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张文学要写“童心”,即“真心”,是未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体现。文学要写“童心”，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受儒家礼义束缚的“伪情”。这就为性灵说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李贽最相知的焦□，在他的童心说的影响下，曾明确指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雅娱阁集序》）主张诗歌创作应当“沛然自胸中流出”（《笔乘》），“发乎自然”，“自道所欲言”（《竹浪斋诗集序》，如果“感不至”、“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雅娱阁集序》)。对李贽十分崇敬的戏剧家汤显祖,在文学思想上和李贽也是一致的。汤显祖突出地强调“情”，反对“理”，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其矛头直指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汤显祖所说的“情”，实际上也就是“性灵”，如他在《新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就称赞文章“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作为李贽和焦□弟子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提倡的性灵说正是由此而来的。袁枚强调性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反理学传统，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反对以温柔敦厚论诗，认为“温柔敦厚,诗教也”是“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在《再答李少鹤书》一文中，他又明确地说：“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认为写诗而讲温柔敦厚，必然要妨害真实性灵的表达。从主张性灵出发，他还大胆地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诗，一反道学家的“淫奔”之说，认为“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这对封建礼教、特别是程朱理学具有明显的叛逆意义。性灵说要求诗歌能自由地表现诗人的个性，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欲望感情。这是受明代中叶以后，由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产生的初期的个性解放要求影响的结果，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②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的死胡同。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才是好作品。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拟古，从创作原则说，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变”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理论基础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评论文学作品的标准，不能以时代论优劣，而应以能否写出真性灵为依据。正如王夫之所说：“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斋诗话》）袁枚所处的时代，复古主义已不象明代那么猖獗，但其余绪为沈德潜格调说所继承。因此，袁枚从性灵说出发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明确指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因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他并且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随园诗话》）他不是一概否定格律，而是主张以性情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律，而不是束缚人性情的死格律。袁枚比公安派可贵的地方是不绝对化，他认为古人创作也要学习，但是不能泥古，要以自己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同前）他是主张“多师”的：“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随园诗话》）他还坚决反对以唐诗或是宋诗来衡量诗歌优劣的流行观点，说：“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答施兰坨论诗书》） ③性灵说从真实地直率地表达感情的要求出发，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公安派强调诗歌的“真”、“趣”、“淡”，认为这是“真性灵”的体现。他们提倡质朴，反对铅华：“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主张文学语言要接近口语：“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袁宗道《论文》）但是，公安派又有流于浮浅之病。袁枚则和公安派有所不同，他主张由藻饰而达到自然之美：“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随园诗话》）强调由功力、磨炼而达到平淡、自然：“明珠非白，精金非黄，美人当前，烂如朝阳。虽抱仙骨,亦由严妆,匪沐何洁，非熏何香。西施蓬发,终竟不臧。若非华羽,曷别凤皇。”（《续诗品·振采》）认为“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澹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澹”;并引叶书山的话说:“然人工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随园诗话》）袁枚“性灵说”与公安三袁性灵说也有差异。袁枚之“性”如果说即是“情”，那么“灵”则近于才，如“用笔构思，全凭天分”,“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同前）等，“木”即缺乏才灵的表现。 性灵说的倡导者都是反对以学问为诗的“掉书袋”风气的。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批评过这种“虽谢天才，且表学问”的倾向。袁枚在对翁方纲以“掉书袋”为特征的肌理说的批评中，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诗以抒发性灵为主，不是“为考据之学”，如果“误把抄书当作诗”，则又何必写诗？这并不是说诗中不能用典，只是不应“将诗当考据作”，如对李商隐的诗，他就认为虽“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随园诗话》）。 ④性灵说由于把能否抒发真情实感作为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因此打破了传统的轻视民间文学的封建阶级偏见，大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袁宏道就说：“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序小修诗》）袁枚亦赞扬《诗经》“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随园诗话》）。他们对戏曲、小说也都很重视。他们认为不论是官僚大夫还是士女百姓，只要能咏得真性情便是好作品。 性灵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首先，性灵说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它把心或心灵看作是文学的源泉。袁中道说，由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影响，“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这和李贽在《童心说》中把“童心”看作是文学的源泉是一致的。袁枚虽然也讲到学识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还是强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并未能突破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其次，性灵说突出文学是感情的表现，反对受儒家礼义的束缚，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凡是真实地表达了感情的便是好作品，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不对感情加以进步的政治道德规范，结果是对色情宫体之作亦加以肯定。如袁枚就说“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再与沈大宗伯书》）。明代中叶以后，文学中色情、低级内容大量出现，与性灵说这种文学思潮的流弊是有一定关系的。性灵说的上述缺点对后世曾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二、三十年代有些作家就曾推崇性灵说，而把文学变为小摆设和玩物。
文章简介：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以及诗后的问题的顺序来详细的讲解诗歌鉴赏的具体操作方法。一、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试卷中的题干表述形式往往是“阅读下面一首×（朝代）诗，然后回答问题。”朝代的不同，国力的差别，往往会影响诗人的艺术风格，乃至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表达类似的思想情怀。比如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初唐时期，由于国体初建，百废待举，浮艳淫糜的南朝齐梁诗风不能适合时代的要求，诗人肩负时代使命，积极开拓诗歌的题材领域，创建清新刚健的风格成为诗人的追求。盛唐时期，唐帝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一方面小康人家，一方开疆拓土，清秀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豪迈的边塞诗派应运而生。中唐时期，直面现实，兴利除弊，诗人仍然向往盛唐的强大。晚唐时期，兴国无望，诗人哀伤的情绪笼罩诗坛。试题中诗歌的作者，大多出自唐朝，知名度也比较高，学生一般不会陌生，所以对唐朝的历史一定要了解清楚，其他朝代的国家势力、民族矛盾等也应有所了解。了解朝代乃至某一时期的特点，就对诗歌的总体风格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解答诗人的思想感情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二、关注诗歌的题目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看到一首诗歌后，马上就其诗句进行分析，根本不去关注诗歌的题目，结果往往答非所问。如：《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后问题是：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关注了题目中的“闻笛”，再加上第三句中的“闻”字，肯定会明白“闻”的对象——“折柳”是一种曲子名。再联想到“柳”与“留”的谐音关系，“折柳”的“惜别怀远”之意就会十分明了，如此，本诗所抒发的思乡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近试上张水部》（唐·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后的问题是：本诗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如果我们不关注诗歌的题目，只是关注闺中琐事，那回答恐怕就差之千里了吧！同时本诗运用“比喻现意”的表现技巧也就无从谈起！《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后的问题是：这首诗采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表达了怎样的“理趣”？如果只看诗句，无视题目，就无法正确回答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 作者： 刘凯 凤凰出版社 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 者： 蒋念祖，陈国林 主编，孙国强 本册主编出 版 社： 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 者： 田福春，杜静卉 主编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 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 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 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 者： 赵飞 编著出 版 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晚清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璱〔sè瑟〕人，号定盦〔ān安〕，浙江杭州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就看清了官僚政治的腐朽，预感到危机的来临，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写了许多抨击现实的著作，诗歌也是他批判现实的武器。他的《咏史》一诗向来被人称道：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牢盆”是煮盐的器具。牢盆狎客指盐商即有钱人。“团扇”代指美人。团扇才人即专门吟咏淫辞艳赋的无聊文人。田横是秦末起义英雄之一，刘邦统一中国后他以自杀拒绝降汉，其500名部下也随他悲壮自杀。这首诗以悲愤的心情谴责社会的堕落。东南地方的人们整日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上层社会的人们只知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有钱人操纵社会，帮闲文人洋洋得意。人们谈起“文字狱”都吓得半死，不敢说真话；有人写书著文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最后作者愤激地指问：像田横及其部下那一类刚勇猛烈的中国人都哪里去了?难道都爬上官位享受荣华富贵去了吗?作者忧愤之情难以自抑，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晚清魏源和龚自珍齐名的魏源也是一位思想家和诗人，其忧国爱民的诗作同龚自珍近似。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许多好诗传世。鸦片战争之际，出现过许多爱国诗篇，如诗人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就写得有声有色，表现了鲜明的爱憎，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真把乡民的义勇精神和壮大的气势活画出来了。接下来写英军的狼狈状态：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chéng承〕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老天也来帮忙下起大雨，火药淋湿，枪炮失灵，英军死伤惨重，眼看就要被全歼。可是腐朽无能的清政府阻止三元里民众进击，网开一面，使残余的英军得以逃遁，这使诗人无比愤慨。优秀诗人替人民说了话。到19世纪后期，清王朝内外交困，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救亡运动的展开与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语），也即以旧形式表达新思想，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杰出诗人黄遵宪。晚清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家，在东西各国居住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他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且是清末维新运动中的一员。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就是主张写亲身经历，亲身感受，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去当古人的奴隶。他经历多，“百年过半洲游四”，到过四大洲，见识深广，思想解放，所以他的诗内容开阔，手法灵活，真正实现了他“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时移世易，人的思想也要随着世事的变化而进步，他的《感怀》诗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摹写车战图，胼胝〔piánzhī骈枝〕过百 纸。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古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贾生《治安策》，江统《徙戎议》。当世的儒生们迂腐、固执、僵化、无知，他们诵读古书仅是武装嘴巴，装点门面。他们动辄说古代如何如何，指手划脚高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开口就是夏商周三代，说百代以下只要效法三代就好了。说到今天的乱世，他们只会痛哭流涕。继而大讲古代车战的经验，累死累活写出长长论文；或者研究古代的井田制，并要拿到今天实行。诗人说，古人并不是存心我们，只是今天和古代已完全不同，古人那套东西怎能用于今天?儒生们对当今世界懵〔měng猛〕然无知，就没有资格评论当前世务。认识历史是为了认识今天，要了解今天更重要的是去观察世界。历史上的卓越人才都是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的，像汉代的贾谊写《治安策》、晋代的江统写《徙戎议》那样。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不算稀奇，但说在一百多年前，那是须有相当见识的。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诗人还介绍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知识，讲到许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物，开阔了当时人们的眼界。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因为离我们最近，因为随意安排拍摄
因为清朝里面的故事不准确性；清朝作为中华最后的一个封建朝代，可谓是跌宕起伏之余，还有众多的野史传说。
那么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纵观史书，对于大多数朝代（除却清朝）来说，都是较为正经的记载，野史记载寥寥无几，民间传说流传至今也很少，这就给导演没有发挥的机会。
出于历史的记载，对老祖宗的敬畏感，导致导演并不能对正史有记载的大加修改，使得导演就没有了趣味，毕竟收视率跟群众挂钩，群众眼睛是雪亮的。
清朝有着太多的野史记载，在康熙乾隆往后，历史的记载基本就模糊不清了，很多看似有迹可循，往往可以被说出很多个版本。
可曾记得小春哥的这个是什么电视剧？
清朝野史材料的泛滥，导演的可操作率就大了许多，许多野史并没有办法下定论，所以随便怎么演，拍起来方便，收视率高。
现在电视剧以“小鲜肉、颜值高”为主流，颜值高的演员作为皇子之类的，配上老戏骨作为皇帝，自然就是观众喜闻乐见的。
纵观清朝拍摄的电视剧，很多其实并没有根据史实，但是却深得观众人心，所以只要不太过，依旧能够收到一片好评。
清朝是1912年结束的，距今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就算是没有专门学过历史的，都能道出几个名字，比如最热的康熙、乾隆、雍正等等一系列，反而对于清朝第一任皇帝努尔哈赤不熟悉。
试问，连努尔哈赤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会对清朝之前的有所熟知？
现代人，基本上往上几代人，都可能从清朝走过来的，口口相传之下，不知道的能有多少，特别是现在80岁往上的老人家，更加可能是从小听清朝故事长大的。
以上一系列导致清朝的收视率基本是立于不败之地，只要不是胡来，往往都能够得到不错的收视率。
早年，较为流行说书人，讲述的都是清朝的野史，基本不讲正史，毕竟野史才吸引人，就导致民间对于清朝皇帝以及宫廷生活的野史如雪花纷飞一般，铺洒民间。
野史的传播对于导演来说是最佳的拍摄题材；对于人民观众来说是最好的饭后谈资。
因此，清朝的电视剧等能够受到人民的喜爱。
都知道清朝是由满人建立的，满清入关之后，汉人被完全的压制，在压制汉人的时候，盛行的
文字狱
，导致民不聊生，就有了汉人诸多学者联合起来，书写清朝黑暗以及各类不好的传说。
最熟知的不解之谜：一、顺治出家
二、康熙九子夺嫡秘闻
三、雍正残杀兄弟弑母
四、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等等一系列，甚至“乾隆是汉人”的说法都曝光出来。
故事是五花八门，完全很多闻所未闻之流，都能够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观看乐趣，跌宕起伏的剧情，完全就是怎么好看怎么来，又如何不会得到导演的青睐以及人民的喜爱。
始皇论 秦始皇，那是一个传奇的人物。秦始皇即嬴政，出生于赵国，秦庄襄王之子，他从13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王位，但是政权却一直在吕不韦手中，但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自己掌握了大权，之后便开始了统一六国的宏图霸业。 对于秦始皇，人们对他的看法、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他暴虐无道，残忍至极，是个暴君，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他焚书坑儒，只因自己的心情不愉快，便将460名儒士及众多大量的十分珍贵的历史书籍烧毁，给后人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过错。 但对于秦始皇，人们说的更多的是他的丰功伟业，他是第一个将国家统一的人，在春秋战国时，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同行，秦始皇认为以前的“三皇五帝”都不及他，于是便创造出一个新的头衔给自己——“皇帝”从那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秦始皇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它设置了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 他北击匈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为解除匈奴对秦的威胁，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最后赢得了胜利。他开发了北疆，秦始皇让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开发了边疆，他修筑了长城，保护了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他统一了货币，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他统一了文字，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虽然霸道一生，但死后却十分悲惨，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二人经过一番密谋，假造秦始皇发布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将秦始皇的尸体与咸鱼摆在一起然后运回咸阳。 秦始皇虽然有过，但是他为人们留下了长城，灵渠，统一了思想与文化，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世界的角度看，秦始皇都是以为伟大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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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农业生态经济观点看我国农村人口问题 《社会学通讯》1983年第3期2 粮食生产专业户和多种经营专业户要并行发展 《农业经济问题》1983年第4期3 农业生态经济与农村人口战略 《人口研究》1983年第6期4 农业规模经济初探 《经济研究》1984年第8期5 控制人口与生态平衡 《农村辩证法》1984年第1期6 社会主义农产品价值决定和价格形成 《农业经济论丛》1985年第6期7 农村工业化必须与农业集约化同步发展 《农业经济问题》1985年第8期8 对我国粮食问题的重新思考 《农村经济丛刊》1986年第4期9 一条通向共同富裕的捷径――兼论“温州模式”的分配方式 《经济研究》1986年第8期10 变革中的温州农业 《农村信息报》1986年8月2日11 对温州模式的重新思考 《浙江经济》1986年第8期12 对我国粮食问题的重新认识 《农业经济问题》1986年第10期13 浙江创汇农业问题及对策 《浙江经济》1986年第13期14 对农村合作制的重新认识 《浙江农业经济》1987年第1期15 发展创汇农业的几点对策 《福建论坛》1987年第2期16 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浙江经济》1987年第2期17 八年农村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浙江经济》1987年第10期18 推进农村合作制的对策思路 《合作经济研究》1988年第1期19 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 《浙江经济》1988年第4期20 浙江省沿海地区发展创汇农业的调查与思考 《合作经济研究》1988年第4期21 我省外向型农业工程建设的基本思路 《浙江经济》1988年第4期22 推进农村合作制的对策思路 《浙江经济研究》1988年第5期23 建设高产高效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 《探索杂志》1988年第6期24 浅论现阶段我国食品供给与农业投入的双重短缺 《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第8期25 浙江省建立农业发展基金的调查与思考 《求是》1988年第12期26 温州农村改革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乡镇经济研究》1989年第1期27 农村民营商品经济新体制的成长――对10年农村改革的系统思考 《合作经济研究》1989年第2期28 如何认识农村形势 《学习与思考》1989年第2期29 对乡镇企业――小城镇道路的历史评判 《农业经济问题》1989年第3期30 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 《经济研究》1989年第3期31 振兴农业的一条新路子――我省民营农业企业崛起的调查与思考 《学习与思考》1989年第5期32 老区经济开发的主攻方向 《浙江经济研究》1989年第8期33 浙江省民营农业企业崛起的原因与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经济》1989年第7期34 稳定、完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 《学习与思考》1990年第2期35 海洋渔业经营体制调查与思考 《浙江经济》1990年第5期36 我省科技兴农战略目标选择探讨 《浙江经济》1990年第6期37 依靠科技进步建设高产出农业――兼论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 《中国农村经济》1990年第7期38 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农产品流通体制途径和对策 《农村经济文稿》1991年第5期39 浙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的对策研究 《农业现代化研究》1991年第12期40 浙江农业工程发展现状和规划设想 《农业工程学报》1991年第6期4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民股份合作企业初探 《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9期42 农民跨国大行动 《农村经济导刊》1993年第1期43 “户口大拍卖”狂潮之迷 《农村经济导刊》1993年第2期44 “下海”交响曲 《农村经济导刊》1993年第3期45 农业，你又怎么啦？（上篇） 《农村经济导刊》1993年第5期46 农村经济学科的新任务新课题 《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47 农业实现产量、品种、质量、效益同上新台阶的探讨 《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6期48 私营经济隐形现象透视 《农村经济导刊》1993年第8期49 农民胜利大迁移 《农村经济导刊》1993年第11期50 积极推行股份合作制培育农村经济新机制 《理论学习》1993年第11期51 欲说粮价好困惑 《农村经济导刊》1994年第3期52 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兼论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转变 《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53 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景预测和战略选择 《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3期54 传统农业向现代市场农业的移位 《农村经济导刊》1994年第5期55 今日谁当领头雁――对当今乡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思考 《农村经济导刊》1994年第7期56 以温饱向小康社会的跃迁 《农村经济导刊》1994年增刊57 突破农村第三产业瓶颈制制约的对策 《农村经济导刊》1995年第1期58 稳粮：热点重点难点 《农村经济导刊》1995年第2期59 突破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瓶颈”的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1995年第3期60 股份合作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浙江学刊》1995年第5期61 农村集体经济再创辉煌的必由之路――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综合改革的思考 《农村经济导刊》1995年第6期62 农业，你又怎么啦？（上篇） 《农村经济导刊》1995年第5期63 农业，你又怎么啦？（下篇） 《农村经济导刊》1995年第7期64 再创农村集体经济新辉煌的战略举措 《农民日报》1995年9月13日65 日本农业考察报告 《农村经济导刊》1995年第12期66 民间借贷利弊谈 《学习与思考》1996年第3期67 建立发达农业的必由之路――兼论农业集约化、产业化战略 《农村经济导刊》1996年第4期68 探索跨世纪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农村经济导刊》1996年第5期69 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与慈溪农业发展战略 《农村经济导刊》1996年第10期70 乡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研究 《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71 建立发达农业的必由之路 《农村经济导刊》1997年第3期72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浙江经济报》1997年4月7日73 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名牌战略 《农村经济导刊》1997年第5期74 造就跨世纪的人才 《中国农村》1997年第5期75 农产品也要创名牌 《浙江日报》1997年6月17日76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子 《农村经济导刊》1997年第6期77 农产品名牌战略 《中国农村小康科技》1998年第3期78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若干问题 《浙江经济》1998年第8期79 从乡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跨越 《浙江经济》1998年第10期80 积极探索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子 《浙江经济》1998年11月81 农业跨世纪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创新 《农业合作经济经营管理》1998年第12期82 沿海地区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农村改革与发展》1999年4月83 以改革促发展的成功探索——浙江乡镇企业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求是》1999年第5期84 率先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农村工作通讯》1999年第10期85 城市化在要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推进 《浙江日报》1999年10月26日86 “新农村运动”应扩充内涵，择优启动 《中国农村》2000年第2期87 西部大开发接轨东部大市场——对新世纪中国东西部合作开发的战略思考 《求是》2000年第5期88 选准对策 未雨绸缪 《改革日报》2000年第5期89 以“三个代表”为指针，努力实现农村现代化 《上海农村经济》2000年第10期90 关于农村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 《浙江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91 用“三个代表”思想解决“三农”问题 《中国城郊经济》2001年第5期9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合作制 《论苑集萃》杭州大学出版社93 弘扬浙江精神，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94 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践的理论思考 中国农业出版社《迈向21世纪的中国农业》95 浙江从乡土经济向市场经济历史跨越 河北科技出版社《中国农村改革20年》96 浙江农村城市化道路研究报告 河北人民出版社《失衡的中国》97 建立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农产品流通体制的现实途径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中国九十年代农村问题》98 从浙江看农业现代化 中国农业出版社《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99 浙江农村向市场经济跨越 浙江人民出版社《历史的转折伟大的实践》100 以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为基础推进全省现代化 浙江人民出版社《纪念新中国五十周年文集》
文化 存在着多层次性，有全人类的文化，也有各个民族的文化、各个社会的文化，在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社会中也会因为地域的不同、信仰的不同，产生出天线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不同地域的文化。那么关于欧洲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呢?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欧洲文化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欧洲文化论文篇1 古希腊神话——欧洲文化的摇篮 古希腊神话大约诞生于公元前8世纪，传承至今，在历史的长河中魅力无穷。古希腊神话详细描绘了希腊人民自古心中的诸神、自然和宇宙的神话。它的流传主要是靠古希腊人民长期口头相传下来的。后来主要通过Homa's epic《荷马史诗》及古希腊的诗集、戏剧、哲学著作记载，传承下来。古希腊神话包括了希腊神话中最重要的诸神开天辟地、神普关系等方面的 故事 ，是有关希腊神话的早期资料。古希腊神话不仅滋养了希腊本国的文化发展，而且在后世给予西方文化发展以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奠基作用。 一、古代欧洲文艺发展的源泉 古希腊神话是古代欧洲文学艺术兴起的源泉和土壤。世界著名的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里斯和欧利皮德思流传下来的三十四部悲剧中有三十三部是以神话为题材的。现在人们可以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中收索到大量的原始的古希腊神话。同时，古希腊神话为后期的罗马文学带来了无穷的素材资源和创作 想象力 。比如说，在古罗马神话中，诸神的形象与古希腊神话相同，取名不同。如爱神的希腊名字是Venus，罗马名字是Aphrodite;希腊神话中战神叫Ares，罗马名字则是Mars。在古希腊奴隶制社会时期，古代欧洲的戏剧和文艺理论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的古希腊文学家、哲学家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众所周知，柏拉图被誉为欧洲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和文艺领域的心灵感应的命题，对后世文艺理论的形成影响深远。亚里士多德 总结 了希腊文艺创作的 经验 ，开创了古代文艺研究学独立而精辟的新领域。如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悲剧的本质，他都发展了自己的独立、完善的思想。他的著作The Poetics《诗学》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二、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的起源 希腊、罗马神话是世界文化瑰宝，通过后世手稿、传教士、学者和图书馆的保存及流传，最终传入欧洲。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一般认为西方文化起源于两希文化，两希指的是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古希腊神话及思想从中世纪到现代成为欧洲重要的思想源泉。欧洲文艺复兴的指导性思潮理论“人文主义”的来源其实就是古希腊神话中体现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文艺复兴就是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 口号 兴起的。古希腊神话以其“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主张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在古希腊神话中，神并非完美，诸神具有与人同样的情感、思想以及内心弱点。此外，神话中歌颂的“英雄”在其有限的生命旅程中不懈的追求自由、胜利和理想。这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世界观，也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强调“人”才是万物理论的中心;宣扬个性解放，人类具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反对蒙昧。比如说，薄伽丘(Boccaccio)在他的The Decameron《十日谈》中肯定了人的尊严和现实生活状态，提倡人的个性解放，表现出人本主义的觉醒。彼特拉克在作品中提出“人”与“神”的区别概念，并且深信“人”应该主宰现实生活和时代的发展。 其次，古希腊神话滋养、丰富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发展。古希腊神话在后期的欧洲引起广泛的兴趣，为大量的诗人文艺家们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Hymn of Apollo 《阿波罗颂》至今在诗歌界璀璨夺目。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的代表性 雕刻 作品David《大卫》和巨幅天顶画Genesis《创世纪》都传承了古希腊神话的英雄形象具有浓重的希腊神话色彩。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则运用神话主题创作了举世瞩目的Mona Lisa《蒙娜丽莎》，它成为人类文化不朽的瑰宝。 三、欧洲文学发展的宝库 古希腊神话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一种传播土壤。”古希腊神话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装满了闪闪发光的思想和生动如画的 神话故事 。这为后世的西方文学家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灵感和素材。莎士比亚在Hamlet《哈姆雷特》中写道，“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为，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丁在《神曲》中描述尤里西斯如何开始。完成自己十年旅途探险的故事。拜伦曾做诗讴歌为人类偷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在拜伦笔下，普罗米修斯凛凛有生气，成为反抗压迫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力量的化身。“巨人呵!你被注定了要辗转在痛苦和你的意志之间，……尽管上天和你蓄意为敌，但你那抗拒强暴的毅力，你那百折不挠的灵魂—— 天上和人间的暴风雨怎能摧毁你的果敢和坚忍……”雪莱的歌剧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歌颂了不屈不挠为自由而抗争的人类英雄的形象，并且以鲜明的描述色彩和博大的情怀，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向往，富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和文学责任感。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曾直接抒发其对古希腊神话的赞叹：“神话真是伟大!”事实上，古希腊神话故事情节曲折而生动、人物个性丰满突出鲜活。人类发展的历程中遇到的许多重大话题，像和平与战争、自由与束缚、爱情与理想、道德与腐朽，在古希腊神话中都有实际的体现。 综上所述，古希腊神话对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想要真正了解西方文化，首先对古希腊神话的认知是必需的。在西方社会，人们一般有这样的认识：对希腊神话了解的多少，一直是衡量一个人受 教育 程度的标志。希腊神话是整个西方文化 起源和发展 的一个极其重要部分，要想真正读懂西方文化，古希腊神话是必修的入门课。古希腊神话是整个西方文化的精神动力和历史发源摇篮。 参考文献： [1] 邢驰鸿.谈古希腊神话的“人神同性”， 英语学习 ，1999 [2] 犹家仲.外国文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关于欧洲文化论文篇2 欧洲地区鹤的文化意蕴 摘要：本文旨在搜集欧洲地区鹤的文化，归纳总结出在欧洲，鹤主要承载的文化意蕴，分析得出鹤在欧洲的文化意蕴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褒义文化意蕴、贬义文化意蕴和中性文化意蕴，并对其中有更多文化内容的中性文化意蕴的产生原因作出分析，主要有两大成因：一是欧洲的审美标准，二是欧洲的宗教信仰。 关键词：欧洲;鹤;文化意蕴 文化存在着多层次性，有全人类的文化，也有各个民族的文化、各个社会的文化，在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社会中也会因为地域的不同、信仰的不同，产生出天线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不同地域的文化。鹤在中国主要是有着长寿、吉祥的美好文化意蕴，但是在欧洲，鹤所承载的文化意蕴有别于中国。 一、文化意蕴 在欧洲，从感情色彩来分析，鹤的文化意蕴主要存在着三大类，一是褒义文化意蕴如美好愿望，二是贬义文化意蕴如厄运，三是中性文化意蕴如生殖、家族谱系、皈依者。 首先是鹤的褒义文化意蕴，即美好的愿望。不论是哪个民族，春天都是人们美好的愿望、期盼、希望的开始，尤其是在农耕时代，春暖花开时节，人们开始播种，第一只飞回来的鸟就会成为春天的象征，但是由于纬度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春天里出现的第一只鸟各有不同。 为中国报春的鸟是燕子，尤其是在中国南方， 种植 水稻的时间完全按照燕子回巢的时间制定，民间歌谣《小燕子》传遍大街小巷。还有鸭子，如诗词“春江水暖鸭先知”。 欧洲的保加利亚地区的春天也是鸟类迁徙后回巢的时间，其中鹤扮演着核心角色：当第一只鹤出现，意味着春天真得到来了!因此在保加利亚的 传说 中，鹤是春天的象征。鹤带来的春天，让人们意识到已经到了播种的季节，也是对新的一年的希望，因此鹤就责无旁贷的承载起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愿望。 其次是鹤的贬义文化意蕴，即厄运。死亡是最令人畏惧的厄运，尤其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如果一个家庭不幸损失一个劳动力，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可能会陷入困境。在中国，乌鸦由于其食用死人肉，被认为是带有死亡气息的不祥之鸟。而在日本，由于其庄重的黑色外衣，被日本人视为值得崇敬的神鸟，不准猎杀。 欧洲的丹麦农村，鹤就意味着厄运，如果鹤在谁家的屋顶筑巢，那么这家将会有人在年底前死去，其他农户都会避而远之。人员的伤亡会使本不富裕的家庭面对生活上的困窘，甚至陷入泥沼。 最后除了鹤的褒义文化意蕴和贬义文化意蕴，欧洲的鹤含有更多的中性文化意蕴，比较少的含有人们的主观偏爱，比如生育、家族谱系、皈依者。 一是生育。生育问题一直是困扰众多父母，面对孩子的追问，人们想方设法简介明了但不涉及生殖内容来解释。在西方文化中，白鹤是生育的象征。 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很难讨论人类的生殖细节，尤其是面对孩子们的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而为了避免讨论这类问题的尴尬，不同于中国人“你是从河里捞出来的”、“你是在路边捡来的”等的策略，西方人的策略则是“鹤把你带给我们的。”这种习惯来自于一种想象――新生婴儿可以从烟囱进入房子。因此嘴里衔着一个包裹着婴儿的鹤的形象成为当时非常普遍的流行文化。由于新生婴儿的眼皮、双眼之间、上嘴唇及脖颈后部有粉红色的斑，有时仍被称作“鹤咬”(stork bites)，但在事实上，这是发展静脉，并且很快会消失。 二是家族谱系。对于一个家族来说，繁衍子嗣是最重要的事情，同时家族系统的建立有利于同族间的相互帮衬。家族谱系代表着身份和等级的姓氏，有着庞大的家族，尤其是皇族和贵族血统。从共同抵御外敌的角度来说，同一家族的成员更容易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说，同一家族的成员更容易相互扶持，并控制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从对外发展来看，处于同一等级上的家族，容易达到平衡和联合。从语言发展角度来看，由于英语是从古老法语中分化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古老法语pie de grue的意思是鹤脚，而英语pedigree的意思是血统，可以得出，在古代欧洲，鹤脚象征着家族谱系。 三是皈依者。宗教是欧洲的精神信仰，而某一特定的人或物会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成为宗教的形象或引领者。希伯来人认为鹤是“皈依者”，即一个虔诚的，敬神的、观察力敏锐的、公正的、善良的女人，实际上，鹤变成了犹太教哈希德(Hasid)运动的女性形象。因为虔诚的宗教教徒注意到鹤在自然界中的两个生存现象，一是，照顾幼小的鹤;一是在大火中，鹤会选择与巢一起被毁灭，而不是选择放弃它的巢。这两个生存现象符合宗教中对善良和虔诚的理解。 二、鹤的中性文化意蕴产生原因 从对欧洲地区鹤的文化意蕴的归类分析可以看出，在欧洲，鹤的文化意蕴侧重于中性文化意蕴，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欧洲人的审美标准，二是欧洲的宗教信仰。 首先，欧洲对色彩过于鲜明的鸟类并没有多少好感。比如孔雀，中国人认为孑L雀开屏是喜庆吉祥的象征，所以人们常用来比喻美好的人或事物。但欧洲人认为孔雀行走时昂首阔步、目中无人，头冠频频摆动，还不时开屏炫耀自己的美丽，这是骄傲、虚荣的表现，The AmericanHeritage Dictionary对peacock的第二个解释为：A vain person given to self-display;dandy(一个虚荣的，自我表现的人;爱穿着打扮的男人)。在欧洲文化中，孔雀被视为祸鸟。在中国象征着厄运的猫头鹰，在欧洲却是智慧的象征，勇敢和坚毅的化身，如Aswise as an owl(象猫头鹰一样聪明)。因此白躯黑颈红头冠的鹤，色彩并没有孔雀那般华丽，不会被加诸过多的贬义含义，也没有猫头鹰那般单调，不会被加诸过多的褒义含义，所有欧洲鹤的文化意象就主要是中性的文化意蕴。 其次，欧洲信仰脱胎于希伯来教的基督教，即犹太教，宣扬自我牺牲和信仰先知。迈蒙尼德在其所列犹太教信仰13信条中提出：“先知一切话语皆真实无误。摩西是最大的先知，其寓言是真实的。”明确地表达了犹太人的先知观。先知要求皈依者无条件追随。所以鹤的两种生存现象――照顾小鹤和与巢共存亡引起了教徒的注意，教徒们认为鹤的这两种行为符合宗教中对善良、自我牺牲和虔诚的理解，同时也符合皈依者的形象。 三、总结 通过对欧洲地区鹤的文化意蕴作出归类分析，主要是从感情色彩角度切入，一是褒义文化意蕴如美好愿望，贬义文化意蕴如厄运，中性文化意蕴如生殖、家族谱系、皈依者。其中，中性文化意蕴中含有更多的文化内容。因此对承载文化内容较多的中性文化意蕴做出了产生原因的分析，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原因，一是欧洲人对色彩的审美标准，二是欧洲人的宗教信仰。对比中国传统上的鹤文化，比如健康长寿、高尚品德、吉祥美好等侧重于褒义的文化意蕴，欧洲的鹤文化，更加客观，更侧重于中性的文化意蕴，更好的体现了文化的多层次性，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面对来自不同背景的外国学生，尤其在涉及到中国 传统文化 与西方文化相冲突时，有助于教师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来教授文化词语，同时可以给外国学生扩充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促进文化上的传播和交流。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聪明 狡猾 善于分析 赤壁之战反映了他的能言,冷静,祁山之战表明了他的机智,执着,忠心. 一、不贪权势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以他的才能智慧和崇高威望，拿掉昏聩无能缺德无才的阿斗，自己称王称帝，可以说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但是，他对后主坚持执君臣之礼，决不摆相父架子。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以礼规劝、得后主同意才进行的。 二、不谋私利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自己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他择妇摆脱了郎才女貌的陋习，选择了黄承彦的丑女。黄承彦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关于这桩婚事和黄氏的才美，《三国演义》在描述诸葛瞻战死绵竹时曾有简要的介绍，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位丑女给予了热情的赞美。 三、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来敏、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 四、知人善任他从蜀汉大业出发，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对那引起忠于蜀汉政权，又有真正才学的人，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却无任何山头圈子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他心胸开阔，容人容物的雅量，摆脱个人好恶从事业出发选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受过诸葛亮严厉处罚被削职为民的廖立、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故的消息，竟痛哭失声，他们被罢黜官职，不但不怨恨反而寄予希望，对他的死十分悲伤。这说明诸葛亮用人多么公正。 五、谦恭待人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与他同齐名的庞统相比，更能看出二人高下。虽然，水镜先生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但他说的重点仍在诸葛亮。诸葛亮高于庞统之处，不单在智谋才华，更重要的还在于品德胸怀。庞统心怀私念，妒忌孔明，骄兵轻放，急于求成，铸成大错，终身抱憾。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他多次表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与杜微书》中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在《又教与军师名史与参军掾属》中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功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以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子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不仅自谦，而且以深受教益的事例说明愿得别人诲教之诚心。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言，并作为命令颁布全军，强调南征，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要靠智胜和从思想上瓦解叛军，从而制定了对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和抚政策。 六、治蜀有方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中西方文化差异，自古到今，一直都是众多学者争相研究讨论的话题，而实际上，这种差异，却是早在数千年前已经决定了的，并且对各自的历史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思想说到底，关键在于一句孔子的“谦、恭、信、敏、慧”。而西方的文化，正好相反，在于一个“争”字，在处理人事方面以己为先。 中西文化上的差异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期： 公元前221年，通过“商鞅变法”而强大的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大地。至此，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拉开了序幕。这次统一，不仅为统一的华夏文化的形成墓定了基础，也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开始行成。而此时的西方各国（这里主要指的是欧洲各国）还仅仅是奴隶制的邦城国家。此后的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安宁的生产环境以维持农耕经济的发展。因此，主张“非攻、尚贤”的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的统治思想，因此，中国的文化里多了些“和谐”，少了些“争斗”。而西方各国，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游牧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游牧经济的扩张性也越来越突显出来。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争”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其文化中的关键。至此，中西文化开始“分道扬镳”了。 中西文化差异继续扩大是在16、17世纪，此时的西方各国，特别是西欧各国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思想上的变革。 思想方面，“文艺复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对西方后来的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一方面将人的思想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也使得自我私欲过度的膨胀，更加深了西方文化的“争”。在政治方面，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使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形成。资本主义的侵略性以及血腥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使得其文化中“争”的日益突出。 回过头来看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日益完善和加强，统治阶级满足于现状，仍然做着“天朝”的美梦。不屑也不想去了解世界，更不用说去“争”了。再者，由于封建思想、自然经济的自闭性，人们也安于现状，并不，也不敢去“思变”。 中西文化的差异还集中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在中国，不论是外来的佛教还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讲究的是逆来顺受、讲究的是来生。而西方的教义，虽然也强调来生，讲究受难，但不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也都很讲究个反抗异族压迫，反抗异教徒等，如《圣经》中的很多故事都是描绘尤太人的反抗和战争。 这种在宗教上的差异的形成也与其形成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佛教、道教的传入和产生是在东汉时期，当时的中国，封建专制已经形成，统治者急需一种能够安抚人心，利于安定的宗教以束缚人们思想，进而维护其统治。 而西方各国，大多是松散的邦城，各国的统治者都希望通过战争获得土地和人口。因此，建立统一的国家成为他们迫切的希望，而宗教的信徒，为了发展本教，打击异教，于是与统治阶级相“勾结”，根据统治者的侵略欲望，对教义进行适当改动后成为了其统治工具，同时也使其教得到了发展。例如欧洲“宗教改革”。 再者，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体现在对“爱”的诠释上，在中国文化里，对“爱”，强调的是“大爱”，是对芸芸众生的大爱。而在西方社会里，人们更加突出自我，更加注重自我的感受，因此，在西方文化里的“爱”主要是对自己，对家人或是某个个体的“小爱”形成这样的差异其实与文化形成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因此，华夏文化必然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而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更好的统治人民，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向人们灌输诸如“谱度众生”、“因果循环”之类的思想。因此，人们为了能够来世“成仙”就今世行善，于是就有了对芸芸众生的“大爱”。 而纵观西方文化历史，其开始形成如今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人们宣扬“人文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重视人的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的文化必然会带有其“人文主义”的特征。因此，也就形成了西方社会的“小爱”。 而文化的不同，所造就的差异程度，其实远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多得多。无论是宗教、饮食、教育、节庆、语言等方面，都应该归类为完全迥异的两个极端。但简单加以概括其实并不复杂：反映到思维方式上是抽象和具象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则似乎可以理解为西方人更加实用，而中国人则多少更偏重一些精神感受。 但是，如果需要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其实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流通，将各个民族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正面对待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逐步妥善处理其影响，渐渐让其产生融合，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西文化有所不同：中国人信奉儒教，讲顺从孝顺。而西方人就有所不同了！他们讲民族自由、个人权力。中国人民与外国人的吃饭习惯也有所不同：中国人常常围着一大桌，同吃一盘菜，虽然热闹，但一点儿也不卫生。西方人自己吃自己的，这就是自助餐，既卫生又方便；中西方教育也大不相同，中国人教育学生，大多是一种封闭教育，得遵守校规，西方教育完全是一种开拓自由思维的空间，他们是在玩中学习，在学习中思考。 中西方文化在请客吃饭方面的差异，如：中餐通常先上菜，后上汤，西餐相反；中餐主人一般多次向客人敬酒、敬莱，而西餐主人通常只敬一次；西餐主人通常不会坚持要客人非吃非喝不可，而是希望客人自己动手（Helpyourself），不要拘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教育方面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培养的是考生注重解决“已知”的问题，而国外发达国家，以美国和德国为例，主要培养的是学生如何去“探索未知问题”。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而有希望的民族一定是不断创新的民族，已知答案的问题不需要重复解决，而这恰恰是我们教育的失败之处。迄今为止，中国始终没有培养出本土的世界一流的学者，这就是一个例证！ 将中西方节日进行一个比较，首先是对中西最隆重的节庆作一比较，中国的除夕夜，只是家人团聚，绝不会邀请外人，即使最知己的朋友也很知趣，不会在这一晚闯入别人的家宴，要拜年也得挨到正月初一，这几乎成为约定俗成的风俗。西方的圣诞节可不一样，它的前一晚是平安夜，圣诞老人要在这一夜降临，给每个人带来礼物和美好的祝愿。这一夜也和中国人一样是家庭团聚的时刻，不同的是，经常会邀请友人甚至外国朋友参加。如果是除夕夜，一到新年的钟声响起，人们欢呼雀跃，情不自禁地跑到大街上，见到人就拥抱，也不管认识不认识。 感恩节就等同于我国的春节，是全家团聚一起迎接新的一年的节日。但两者都是合家团聚，充分体现亲情恩情的节日;它们都是人们怀念祖先，感谢大地养育之恩的重大传统节日，但两者的不同点在于欢庆的形式。美国人在庆祝感恩节时，吃火鸡、观看电视里职业足球赛是感恩节中的代表性活动文化意识。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当面不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表现在诸多方面，但简单加以概括其实并不复杂：反映到思维方式上是抽象和具象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则似乎可以理解为西方人更加实用，而中国人则多少更偏重一些精神感受。比如把法语单词和中文文字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很明显。中国文字造词多注重形象，而法文里更多地注重考虑的是实用价值。像中文里的名片，法文里直译就是访问用的卡片，而航空母舰在法文里叫载飞机的军舰等等，都是从实际用途出发来造词的。而像压照片用的玻璃板，我们也是从其使用价值角度来造的词，但法国人就更加直观了，直译就是“放在照片上面的”。 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但是，差异带来的并不总是分歧，它恰恰给文化艺术大师们留下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如能从中找到一个准确的结合点，那不仅会给两个民族，而且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种更具包涵意义的和谐与美丽，比如赵无极的画作就体现出了文化交融的无尽魅力。 英语是一门语言，而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影响着语言的变动发展，也渗透到语言习惯中。我们在英语学习和英语教学中都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学习，而学习英语国家的文化时我们同样不能脱离自己本身的文化。因为我们学习一门语言是为了能够处理英文信息，来转换两种语言。假如不能实现这种转换，外语是无用的。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语言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必然造成词义、句义、联想意义、比喻意义等语言现象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学习这门语言的效果。作为刚刚认识世界的中学生来说。接触英语的时间还不长，对于英语国家的文化了解不多，这妨碍了学生的英语的语言表达以及文化习俗的理解。从而使学生达不到地道的英语表达水平。因而我认为在英语教学中引入文化背景，在课外的活动中，比较中西两种背景，掌握不同习俗等对教学的顺利进行有着巨大作用。应该说文化教学就是语言教学的重要一部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语言是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是社会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民族所处的生态、物质、社会及宗教等环境不同，不同的语言环境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诸多语境因素，而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人们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 不能否认，正因为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产生，才造就了今日的完全不同的多姿多彩的世界，我们要掌握其真谛，方能更深入地体会造物主的恩赐和神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