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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体 大 中 小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一、前言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销等问题。其中，欺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的行为。（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1．王海打假案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1．性质和目的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2．适用范围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3．对行为的定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1）行为的检验方法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2）行为的结果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或者发生误解”。[28](3)主观要素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5．因果关系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四、结语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1] 参见《法制日报》1997年3月15日第3版“国际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销等问题。其中，欺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好像还挺厉害的，练力华，男， 1953年生，大学毕业。 现任国际易学联合会（国家民政部注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副会长兼易学应用研究会会长，《国际易学年鉴》杂志社社长，《国际易学年鉴》主编，中国专业人才库全国易学专业人才考评专家委员，北京大学相关研修班风水课程主讲教授，北京建设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国学院讲座教授，国际易学风水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现任首席总顾问，《国际易经》杂志原主编、现任名誉总编，中国风水学研究会会长，杨公风水元极门第三代传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研易，对易学文化作全面研究，有较扎实的易学理论功底。在易学应用的研究方向主要在风水学（含择日学）专业，旁及命理、六爻、梅花易数、奇门、六壬、姓名、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专业。在风水学研究与实践上，对风水学的经、史、理、术作全面研究，颇有心得。尤其对阴宅的寻龙、点穴、定向、择日、作法，城市规划、开发区规划，以及阳宅的居屋、楼盘、工厂、写字楼、商场等风水选址、规划、设计；在阴阳宅风水调整改造中的催财、催丁、催文昌、催贵以及化煞等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综合操作的娴熟技术，并有大量成功案例，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长期以来遵循理术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博专兼具的修业原则，既重视理论研究，又反对空头理论；既重视技术和实践，又反对重术轻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最终技术也难上乘的一般术士行为；既重视风水与择日上的“专”，又提倡兼修易学应用各专业的“博”的治学风格。练力华老师对传统风水学的完善和发展，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一）提出《青囊经》是风水学“根本大法”的理念。（二）提出了风水学“五位一体”的重要理论。（三）提出了“讲风水、写风水、断风水、做风水”要互相结合的重要理念。（四）传统风水学要走向现代化。（五）风水学要以人为本，扬弃结合，风水操作要全程全方位策划。（六）风水理气要兼收并蓄，主次结合的全新方法。2007年11月，练力华老师在深圳成功举办了全国性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论坛》，海内外420多位专家代表参加了大会，是多年来参会专家、易界名人到会最多的一次易学盛会。其会议质量、办会宗旨及会务管理，获得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普遍认为，这次大会是难得一见的非常成功的易学大会。2014年11月，练老师又在深圳举办了“《中国环境地理学》首发式暨传统地理学术研讨会”，亦取得圆满成功。多年来，练力华老师经常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人民大会堂、各类风水与择日培训班讲学。其对风水文化的精辟见解，得到众多与会者、学生、弟子的普遍好评，其学生遍布西藏外的各省市及港澳台、美国、东南亚等，可谓桃李满天下。正式出版如下风水专著，广受读者好评：《玄空住宅环境学》，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2006年出版《居住时空选择学》，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2006年出版《和谐家居1——玄空住宅环境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和谐家居2——居住时空选择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国环境地理学》（上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在杂志和大型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易学论文几十篇，获一等奖论文有：《生态健康地产与风水策划探讨》《健康地产的风水布局与策划方法》《中国风水的地理结构》《要重视峦头》《风水理气之辨》《风水择日之辨》《造葬择日漫谈》《易经的实用价值浅谈》《浅析风水文化与周易的亲缘关系》《我读青囊序》收起大家还在搜中华传奇期刊中华武术杂志官网《中华武术》杂志中华武术期刊官网中华武术期刊中华武术杂志在线阅读中华武术 研究版中医传奇中华武术杂志社电话中华名医名单中华武术研究杂志当代易经大师排名中华武术简介杨天才周易怎么样周仕强易经中华武术图片中华武术知网中华武术老版杂志中华武术杂志1982年全套中华武术杂志是学术期刊吗中华周易人物风云榜裘红祥中华周易人物风云榜杜新会八五年中华武术杂志杂志《武林》中华手搏术中医传奇人物建禄格的风云人物功勋人物手抄报国家功勋人物手抄报共和国功勋人物名单中华武术知网中华武术老版杂志中华武术杂志1982年全套中华武术杂志是学术期刊吗中华周易人物风云榜裘红祥中华周易人物风云榜杜新会八五年中华武术杂志杂志《武林》中华手搏术中医传奇人物建禄格的风云人物功勋人物手抄报 相关推荐中华周易人物风云榜——张涛|张艺怀_风水张涛自幼爱好中国传统文化,16岁开始跟随舅父学习风水及针灸,是其舅父的唯一弟子.曾师从白云寺主持德昌法师、盲派苏国胜大师、著名风水名师练力华、人生基因体系创始人刘...中华周易人物风云榜——梁真_中国中华周易人物风云榜——梁真 梁真,著名的命理及易学专家.出生于1949年5月,祖籍湖南常德,现定居珠海.中国易经文化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十大风水名师,中国十大姓名学专家,中国河洛易学院特...中华周易人物风云榜——金雍闳_中国金雍闳:大学中文系毕业,国际易经科学研究院教授,现任中国易经协会副会长兼中国易经协会浙江办事处主任.2006年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易学名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全...中华周易人物风云榜——凌志轩_中国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擅长易经.其易学著作融象、数、理为一体,理术并重,以理论结合实践应用,把周易应用引入 经济领域,采用八卦的时空方位,选择最佳方案确定企业...中华周易人物风云榜——张一指_预测《周易》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被称为儒家六经之首,是对后世影响最深、最广、最长的思想、智慧宝典 . 1、《周易》溯源--周易与中华文化 自伏羲一画开天,取象八卦,周文王演卦,作卦辞、爻辞...相关搜索周仕强易经中华武术图片中华武术知网中华武术老版杂志中华武术杂志1982年全套中华武术杂志是学术期刊吗中华周易人物风云榜裘红祥中华周易人物风云榜杜新会八五年中华武术杂志杂志《武林》中华手搏术中医传奇人物建禄格的风云人物功勋人物手抄报
一、 消费者汽车维保 4S店使用拼装机油案
【案例简介】
温岭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对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发现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部分保养、维修车辆的实际更换机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况下，未告知客户机油使用量的真实情况，而以整瓶结算费用，多余的机油则被回收、拼装成整瓶后重新入库按新品予以再次销售。
【案例点评】
本案中，当事人在实际更换机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况下，本应按实际机油使用量与消费者结算费用，却未告知消费者真实信息，并以整瓶的机油使用量为单位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实属谎报用工用料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 “千足金”金不足 消费投诉“一赔三”
【案例简介】
2014年4月份，消费者陈女士在台州临海某珠宝店花了4908元，购买了一副千足金手链，事后却发现其购买的是足金首饰，而不是千足金首饰。与店家协商不成后，陈女士向临海市12315中心投诉。经法定机构检测，鉴定结果成色是足金、黄金含量为，而不是含量为的千足金。
【案例点评】
该案中珠宝店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的销售行为属于典型的消费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误导了消费者的购买意向，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对该消费欺诈行为，按照“新消法”退一赔三规定，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启动“诉转案”，以行政刚性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 全省首例违反新消法 侵害个人信息案
【案例简介】
2014年3月17日，杭州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在对杭州某家装公司经营场地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现场有部分楼盘业主名单。
进一步调查发现：当事人为了推广公司的家装业务，提高公司业绩，该公司业务员从市场圈内朋友处收集了已销售某楼盘部分业主名单，名单内容包括业主姓名、所买楼层号码、联系电话等，且当事人所得业主名单信息均未经业主同意或授权。
【案例点评】
当前消费者个人信息被滥用现象日益严重，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行为时有发生。案件中当事人在未经消费者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收集业主名单信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属经营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
四、 串通设计师给回扣 橱柜企业受处罚案
【案例简介】
2014年4月，金华市工商局在开展家装服务和家居建材商品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市区某从事橱柜销售的家具用品店通过串通设计公司的设计师诱导消费，以达到拓展市场份额目的。
【案例点评】
案例中部分家装企业在经营中通过串通设计公司的设计师，采用财物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商品，以达到拓展市场份额目的，通过设计师开展诱导消费，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和购物成本。此类现象一度成为了家装服务行业的潜规则。
五、 微信虚假促销 水果店受处罚案
【案例简介】
2014年12月绍兴某水果连锁零售企业为吸引人气，通过微信平台等宣传方式，发布“疯狂车厘子”广告，其内容称只要任何人完成“下载活动APP客户端、点击我要分享、积满29个赞”，就可以优惠价格购买该种黑色樱桃。
广告吸引参与者上万人，然而完成“集赞换礼”三个步骤的消费者到该公司总店，欲以承诺优惠价格购买樱桃时，被告知必须购买充值一定金额的预付卡作为购买前提。
【案例点评】
微信广告、微信朋友圈销售商品是一个新兴事物。“集赞换礼”则是一种向不特定人群发布的悬赏广告。
依据《合同法》第十五条规定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经营者在履行过程通过隐瞒事实和隐藏设置条件诱使消费者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合同违法行为，理应依法处罚。
参考资料来源：法制中国-浙江工商发布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论述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论述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履行自身职责时法律赋予或实际拥有的权力、决策与行动的自主程度，反映在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以下就是我为大家分享一篇论述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的文章。
权力方面
中央银行本身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主要成员一般由政府任命，有王室任命的仅有英国和瑞典。一般来说，独立性较大的总银行理事会，政府不另派政府代表参加，如英国、美国、德国、格兰和瑞典等，在这里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代理人，直接对国会负责。独立性不大的总银行理事会，如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政府还要派代表参加。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多半是听命财政部，尤其是意大利，近似于隶属财政部。理事会的任期不等，美国最长，为14年，瑞典最短，为3年，一般为5至6年。理事会主席一般是中央银行总裁。
政策方面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制定政策的方面。除了美国、德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大、有权制定货币政策外，其他中央银行处于政策参谋咨询地位，帮助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供情报与建议，参与讨论并予以贯彻执行。在政府与中央银行意见不一致时，政府对中央银行有权干预。如法国和意大利，若中央银行与政府意见不一致；还需要重新进行讨论，另行提出意见。不过各国中央银行应力求与政府（特别是财政部）保持密切合作，因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可分割的。过分的强调独立性，容易与政府关系不协调。但丧失独立性，又会使政府过多的依赖银行，造成过度财政发行。因此，如何保持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中央银行独立性
中央银行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不论是某家大商业银行逐步发展演变成为中央银行，比如英国，还是政府出面直接组建成立中央银行，比如美联储，都具有“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三个特性。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商业银行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央银行独立性，一般就是指中央银行在履行制定与实施货币职能时的自主性。费雪（Fischer）把中央银行独立性划分为目标的独立性与手段的独立性两个方面。
四种央行独立性模式
美国模式，直接对国会负责，较强的独立性。美国1913年《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行使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双重职能。美联储（FED）实际拥有不受国会约束的自由裁量权，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部门”；
英国模式，名义上隶属财政部，相对独立性。尽管法律上英格兰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但实践中财政部一般尊重英格兰银行的决定，英格兰银行也主动寻求财政部支持而相互配合。1997年格兰银行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向第一种模式转化；
日本模式，隶属财政部，独立性较小。大藏大臣对日本银行享有业务指令权、监督命令权、官员任命权以及具体业务操作监督权，但是1998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修正《日本银行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现向第一种模式转化；
中国模式，隶属于政府，与财政部并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
中国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即“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这些规定确立了其具有相对独立性。
1、目标独立性不强。《银行法》第十二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2、决策独立性不强。中国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与财政部、建设部等部委的经济产业政策密切相关。中国人民银行只享有一般货币政策事项的决定权，对于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及汇率等重大政策事项只有制定权和执行权，但是最终决策权属于国务院。
3、法律独立性不强。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把稳定币值作为中央银行首要的或唯一的目标并取得较佳效果的国家，其央行的法律地位却比较高。中央银行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管理金融业的行政职权；另一方面它拥有资本，可以依法经营某种业务。
各国比较
中央银行独立性大的国家多设单一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就是金融业的主管部门。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或在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小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日本、加拿大和瑞士等，对金融业的监管机构是多头的。
从立法方面看
很多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法都明确赋予中央银行以法定职责。或赋予中央银行在制定或执行货币政策方面享有相当的独立性。如西德联邦银行法中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为了完成本身使命。必须支持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在执行本法授予的权势，不受政府指示的干涉。”①联邦银行法所赋予的中央银行的权力是非常广泛的。再贴现，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政策等方面，联邦银行都可以独立的做出决定。日本银行法中，曾多次提到日本银行要受主管大臣（只大藏大臣）的监督。并规定，“主管大臣认为日本银行在完成任务上有特殊必要时，可以命令日本银行办理必要业务或变更条款或其他必要事项。”②这些规定与前述日本银行的隶属关系是一致的。在独立性方面，日本银行小于德意志联邦银行。
从中央银行的资本所有权来看
它的发展趋势是趋于归政府所有。目前很多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资本归国家所有，其中主要是英国，法国（以上两国的中央银行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收归国有的）、联邦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挪威、印度等国。有些国家中央银行的`股本是公私合有的，如日本、比利时、奥地利、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另外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归政府管辖，但资本仍归个人所有，如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凡允许私人持有中央银行股份的，一般都对私人股权规定一些限制。例如日本银行的私人持股者只领取一定的红利，不享有其他的权利。意大利只允许某些银行和机关持有意大利银行的股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股票只能有会员银行持有。中央银行资本逐渐趋于国有化或对私人股份加以严格的限制主要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即中央银行主要是为国家政策服务的，不能允许私人利益在中央银行中占有任何特殊的地位。
从任命中央银行的历史和总裁来看
政府作为中央银行的唯一的或主要的股东，或甚至在私人全部持有中央银行股票的情况下，政府一般都拥有任命理事或总裁的权力。 至于在中央银行理事会中政府是否派有代表参加或政府代表的权限有多大，各国则有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1 在中央银行中设有政府代表，对中央银行政策的制定不过问，如英国、美国、荷兰、奥地利等国；2 在中央银行中政府派有代表，大这些代表的发言权，投票权、否决权以及暂缓执行权，则各有不同。在意大利银行中，政府代表的权力较大。在德国联邦银行和日本银行中，政府代表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从中央银行与财政部资金关系上看
很多国家严格限制中央银行直接向政府提供长期贷款，但又要通过某些方式对政府融资予以支持。如美国财政部筹款只能通过公开市场进行，也就是用发行公债的办法。如果财政部筹款遇到困难，也只是向联邦储备银行短期借款，有的期限只有几天，而且是以财政部发出的特别库券作为担保。意大利银行可以向财政部提供短期贷款，但贷款金额不得超过年度预算支出的14%。法兰西银行可以向政府提供无息透支，但有上限而且实际透支很少。中央银行与财政的资金往来关系，是衡量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
从中央银行的利润分配与税收管理上看
中央银行有着保持相对独立性的财务基础。中央银行不是企业，但它有盈利，不但能够维持自己的营业支出和股票分红，还有一部分剩余上交财政。中央银行不需要财政拨款，因此减少了政府的制约，这是中央银行不同于其它政府部门的地方。但是中央银行不以盈利为目标，它的收入扣除必要分配外，全部要上交。这又是它作为政府部门性质的体现。各国中央银行盈利上交的比例都是相当高的，如美国高达80%左右，日本也超过了80%。
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是有效执行货币政策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有了相对独立性，货币政策也不一定能够成功。日本银行隶属财政部，但它的货币政策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的货币政策既促进了经济增长，其通货膨胀率也是较低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取决于许多因素，仅有中央银行的愿望和努力是不够的。
中央银行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不论是某家大商业银行逐步发展演变成为中央银行，比如英国，还是政府出面直接组建成立中央银行，比如美联储，都具有“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三个特性。
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商业银行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央银行独立性，一般就是指中央银行在履行制定与实施货币职能时的自主性。费雪（Fischer）把中央银行独立性划分为目标的独立性与手段的独立性两个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即“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这些规定确立了其具有相对独立性。
四种央行独立性模式：
1、美国模式，直接对国会负责，较强的独立性。美国1913年《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行使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双重职能。美联储（FED）实际拥有不受国会约束的自由裁量权，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部门”；
2、英国模式，名义上隶属财政部，相对独立性。尽管法律上英格兰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但实践中财政部一般尊重英格兰银行的决定，英格兰银行也主动寻求财政部支持而相互配合。1997年格兰银行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向第一种模式转化；
3、日本模式，隶属财政部，独立性较小。大藏大臣对日本银行享有业务指令权、监督命令权、官员任命权以及具体业务操作监督权，但是1998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修正《日本银行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现向第一种模式转化；
4、中国模式，隶属于政府，与财政部并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是指法律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调控中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金融监管与调控的自主权，以及为确保自主权的有效行使而采取的相关法律措施。其内容主要由两部分完成，一是中央银行自主权（法定职权）的立法界定；二是中央银行在行使自主权时受制于其他法律主体的程度，亦即要处理中央银行和其他法律主体（尤其是政府）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就是中央银行法律地位的确定问题。【拓展资料】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在独立性方面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的金融管理当局，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要接受国务院的管理和领导，在国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政策指导下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是相对的。 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问题的提出，是由其性质决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金融监管的银行，体现了其国家机关的性质，因此，它必须接受政府的一定程度的管制。但它作为特殊的金融机构，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其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进行服务和调控时又不能不考虑货币经济本身自有的运行规律，因而它不能完全听命于政府，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其次，中国人民银行和政府的任务是有所侧重的，这样就使中国人民银行和政府在宏观经济目标的选择上并不一定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时期都保持一致。基于政府的职责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政府行为的出发基点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而这极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现象发生。而央行的首要目标则是遵循货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的稳定。国家倾向于把稳定币值作为其中国人民银行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亦正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稳定币值的功能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制约政府过热的经济决策行为，起到经济稳定器、制动器的作用。 而这一切的实现，都以中国人民银行有较高的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作为前提。换言之，中国人民银行的性质、稳定币值与制衡政府过热经济的政策的职能，是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具备独立性的根本原因。总之，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的成熟将使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更加健康而难以侵蚀。保证中国人民银行拥有唯一能够对政府其他经济政策有制约和补充作用的货币政策的独立决策权，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具有不依附于政府的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法定权力和职责。从中央银行产生至今，关于其独立性法定地位必要性的争论从未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根源，这对于正确处理我国人民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持续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经济根源 市场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需要独立的、权威的货币供给的调节者。这是赋于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和经济根源。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出发，认为法的理不在自身，而在法外，法的根和因潜藏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一方面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得以发挥功能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必须有制度支持；另一方面，制度如何才能起到抑制作用，怎样的法律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的答案，又只能到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这些为我们分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现代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经济运行实践上表现为以货币收支为核心的运作过程，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的平衡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正如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兼金融撰稿人沃尔特。白芝浩所言：“货币是不会自行调节的。”[2]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原因就在于：个人的理性行为并不能导致社会的理性结果。例如，当经济前景出现不妙征兆时，投资者抛售证券，减少投资是个人的合理行为；消费者减少消费、节约开支也是合理反应。但人人这样做的结果则会真的导致一场使人人遭殃的经济衰退。同样，当发生通货膨胀时，理性的个人不会缩减开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他们常常以投资品价格上涨、本币贬值、成本上升为理由要求更多的贷款，同时反对上调利率，以补偿通货膨胀损失和风险，这种“理性的无知”只能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针对这种“合成谬误”，曼瑟。奥尔森的经济学第二定律正确地指出，只有借助于“引导之手”或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有效的集体结果。那么，独立的中央银行便是实现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动态平衡这一理性结果的一种制度安排。只有这种制度安排，才能有效排除企业、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某些部门常常出现的“理性无知”的干扰，按照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调节货币供应量以适应货币必要量，校正社会总需求与总供应的失衡，实现稳定货币，保证货币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社会理性结果。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政治根源 政府经济行为目标由于种种原因发生货币政策目标的错位，以及由此引起的约束政府不当经济决策的需要，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的政治根源。 货币政策目标即中央银行采取调节和控制措施所应达到的目的，它有终极目标与中介目标之别。从各国立法规定及其实践来看，货币政策终级目标的法定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法定目标模式，如《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任务是稳定货币。二是多重法定目标模式，例如1946年和1979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将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实际收入的合理增长率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四项货币政策目标。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条的规定，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币值和经济增长。但不管哪种模式，各国都将“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唯一目标或首要目标。 政府经济行为目标与货币政策一致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即由公众选举产生的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与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货币政策目标也自然是吻合的。从理论上讲，这一假设并不违背逻辑，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政府不是一个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万能神灵之手，它是由各个机构组成，而各个机构又是由各层官员组成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政府官员都具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而这些目标并非自然而然地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划等号，当然也就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划等号了。20世纪60年代由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等人发展起来的政府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把政府也视为“经济人”，认为政府只不过是一种人类组织，在政府机构里供职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直接动机都是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要说有差别的话，只是政府公职人员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如更少的参与费用、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物质利益、更高的威信和职业成就感等）是在“政治市场”上实现的，而经济当事人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则是在交易市场上实现的。[3]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其行为目标之一是实现预算最大化：因为预算的增加就可以有更多的支配权力，就可以控制更多的领域，并由此带来政府地位的巩固和加强，政府官员收入、地位的提高。这一行为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显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另一个行为目标是争取选票，获取连任，即保持执政地位不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往往会采取满足选民短期利益的策略，从而牺牲货币政策。正如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谬勒所指出的：政府“有一个目标函数，包括竞选连任获胜概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执政党利用了其作为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家、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这种短视症加上政府为赢得下一次选举的竞选目标会导致一种最优的政府策略，即在取得选举胜利后的一段政治上安全时期内提高失业水平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然后再降低失业以迎接新的选举，而后者又隐伏着新的通货膨胀。”[4]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不具有独立性，必须服从政府的指令，那么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目标就会落空。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概述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中央银行与政策关系的具体形态。我们经常所说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所谓相对独立性，就是指中央银行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不受政府的约束。也不能凌驾于政府机构之上，而应该接受政府的一定监督和指导，并在国家总体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独立的制定和执行货币金融政策，并与其他政府机构相互配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两层含义：（一）中央银行作为一国调解宏观经济的重要机构，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能够独立的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而不受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二）中央银行作为一国的金融管理当局，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中央银行的货币目标不能背离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目标。因此，中央银行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二、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重要性（一）因为中央银行的业务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他的最高管理人员必须具有熟练的业务，技术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货币流通的经验。政府对央行在制定货币金融政策过程中的不正确干预会导致整个经济陷入困境。（二）政府往往从短期利益出发，扩大财政支出，自觉或不自觉的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中央银行独立性强弱与通货膨胀率高低密切相关。实际数字显示，中央银行受到政府操纵的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中央银行具有高度独立性国家的倍。如表1表1 几个经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代表国家通货膨胀率非常高德国、瑞士比较高美国、日本、荷兰、加拿大比较低法国、英国、丹麦、比利时、瑞典非常低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三）中央银行与政府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的工作侧重点及考虑经济的侧重点不同。政府可能侧重解决就业问题，可能采取赤字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增加，使就业增加。而中央银行为稳定货币，则需要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中央银行稳定币值的任务，中央银行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为了对政府的短期经济行为或超经济行为发挥有效的制约作用，防止政府为了政治的需要而牺牲货币政策，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与发展，中央银行必须保持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三、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待提高（一）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第五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由此可见，中国人民银行只是提出建议，而国务院才是货币政策的决定者。这些法规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较弱，尤其表现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上。我国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力的较高集中，因此，在央行的独立性问题上只能通过政府的“自我约束”来提高央行的独立性，而不能靠外力的约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2007年1月26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回答现场关于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时候说：“目前中国市场经济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和完善，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利用行政手段。比如说，现在的经济宏观调控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大的独立性。但反过来说，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协调起来也比市场经济国家容易一些”。若以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为参照物，选择loungani and sheets的测定方法①来测定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其指数仅为。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在央行的目标独立性、经济独立性和政治独立性中，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央行的经济独立性。但我们必须从政治独立性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去解决。解决央行独立性的问题其实就是政府给自己戴“紧箍咒”的问题。（二）关于“中国央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在较长时间里成正相关”的解释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共识是“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上文表1中我们也可以得出此结论。但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成了这个经济共识的“反例”。从时间上看，中国人民银行是在不断的改革和独立性不断加强的过程中，但通货膨胀却没有表现规律性演进，反而在逐步增大。这一现象出现在中国经济中，应该说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对此，我的解释是：1、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因为在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采取的是适度从松原则。利用“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利经济发展”的原则，以求保持资产充足的流动性。2、近几年的大量国际贸易顺差加大了我国的通货膨胀。外汇以前在我国被看作是稀缺资源，但近年来持续大量的贸易顺差使我国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也是为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所做的准备之一。以上两条也显示出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虽然有所增强，但还是要以国家的经济战略目标为重。3、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和局部性的，并非物价水平的“全面上涨”。中国的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和工业生产资料两大领域，从2007年5月的数据看，食品价格的上涨显然是导致CPI 的重要构成。4、近年来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外力所致。这类通货膨胀具有较大的不可控性，中国既无力改变外力的大小，又不能使经济免予全球化的冲击。（三）提高我国央行独立性的对策其实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关系就像是“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不能不管，不能全管。要想加强我国央行的独立性，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权力制衡机制”，给政府自己给自己打造一个“硬性的紧箍咒”。1、 应增强中央银行的政治地位，提高其政治独立性。想要有效的提高央行的独立性，就要建立起一个既能代表央行说话而又能和政府最高机关对话的组织。否则，提高央行的政治独立性就只能是空谈。只有通过法律建立起权力制衡机制，才能使央行真正的处于相对独立。2、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授权央行独立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把行长以及央行高层的任免权交给人大，以达到分权的目的。3、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要加强内部组织的完善，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还要增强政府的财政实力，强化中央银行的经济基础。注释:①loungani and sheets测定法是将银行的独立性划分为三个方面，即目标独立性、经济独立性、政治独立性，他们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评估是通过针对这三个方面的一组问题来实现的。参考文献：《在通胀与央行独立性的“跷跷板”上》来源于《上海证券报》作者：程实《央行独立性仍待强化》 来自 全景网络《中央银行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主编：张贵乐 吴军《特别国债挑战中国央行独立性》 作者：陈旭敏今年，人民币国际化明显进入“提速期”，也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6月份，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其后紧接着出台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扩大试点方案，试点地区由5个城市扩大到北京等20个省市。7月份，央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签署了1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国达到8个。8月份，央行宣布允许境外银行参与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交易，打开了人民币投资回流的渠道。9月底，央行修订了《国家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开发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所筹集资金可以直接购汇汇出境外使用。至此，人民币流出、境外离岸流通、使用、回流的循环路径建成。一系列举措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正紧锣密鼓进入“大步跨越期”，正从加快贸易进程开放逐渐向资本项目和金融进程开放迈进。但是，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三足”,需要多个条件。作为一个国际货币，一个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可自由流动和自由兑换。此前，央行已经发布多项政策打通人民币走出去并流回来的通道。但是，犹如修建高速公路，当最后一段没有修好之前，前一段并不会车水马龙。就目前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至少还有几个难以绕开的障碍。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四大障碍相关新闻：外资行角力人民币业务 人民币市场成战略重地目前，就一些微观条件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仍然十分明显。其一，外汇市场发展水平较低。从当前我国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分布来看，美元、欧元和英镑等主要货币均以掉期交易为主，即期交易所占份额仅为三成。而在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则主要以即期交易为主，掉期交易仅占7%，体现出中国外汇交易市场仍不成熟、交易品种单一的特点，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其二，金融体制改革与国内金融市场有待发展完善。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尚无自由的利率形成机制，显然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伴随着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不仅需要建立输出与回流渠道，而且也需要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人民币证券。按照货币国际化的经验，高度发达的本国国债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也是突破资本项目管制的关键点。在此基础上汇率逐步实现浮动、资本管制有序放开，才能促使有广度和深度的外汇交易市场的形成，使投资者能够对冲或匹配不同的信用风险、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这样才能促进本币作为计价货币、媒介货币和储备货币功能的充分发挥。在这方面，我国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三，央行的独立性待提高。不得不说，当央行还在把经济增长、就业、社会稳定排在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位置，并不得不为了救助某些行业实施金融政策时，很难有长期的货币政策稳定性，也很难取信于国际货币的投票人。其四，经济结构存在缺陷。货币输出国应为贸易逆差国。我国由于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内需不足，出口占GDP的比重接近40%，并常年保持贸易顺差。而且，我国的出口企业多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很难有选择计价和结算货币的谈判能力。因此，对人民币而言，国际化前景光明，但路途漫漫。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接受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采访时说：“千万不要人家一给戴高帽，就觉得人民币真的离储备货币很近，其实差得很远”。六大措施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们应该方向明确、积极主动、循序渐进。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从几个层面加以推进：第一，进一步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范围与规模。双边本币互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对资本项目下货币兑换的某些限制，在目前条件下应进一步积极推进。应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购售、资金拆借、境外留存与回流的便利性，提高结算用人民币的可获得性，降低人民币结算的交易成本，从政策上奠定人民币结算的基础，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提高人民币的接受度。选择实力较强，资信较好的银行加强业务合作，建立代理行关系，促进边境贸易本币结算的发展。二、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兼论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独立性1.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关联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联系，使大部分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将二者统一于中央银行。在有的学者（David Liewellyn，1997）研究的123个国家里，由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监管的国家有89个，占72%.90年代后期以前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一些不发达的地区，其金融监管依靠的主要是结构性的制度安排，日常监管指标在其对银行监督中处于从属地位。如年代后金融创新的活跃和信息技术导致交易费用和契约转换成本的大大降低，使得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间的界限、存款业务与投资业务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与此相对应，大部分国家成立了单独的监管机构，一些发达国家还成立了统一的监管机构。当然，设立单独的监管机构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一是国家有着良好的金融信誉基础和完善的金融指标统计体系，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较好，金融当局拥有较为廉价和完备的信息；二是政府财力雄厚，或者存款保险制度较为完善，基本上能够独立或联合实施对银行体系的最后救助，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主要服务于货币政策‘，而不对银行体系损失的弥补承担主要责任；三是法制完备，政府对金融当局活动的干预有限，而且存在着良好的协商和沟通渠道。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具备这些分离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条件：一是银行体系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中介，而且一般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协调金融市场扩张等职责，同时其本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也处于不断变革之中；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信息结构的失真与扭曲，金融当局既是信息的使用者，又在信息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三是政府财力相对有限，一般也不具备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中央银行贷款是使银行体系最终摆脱困境的重要力量。同时，金融法规体系、协调沟通机制尚有很多完善之处。这些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手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现实中很难将同一执行手段的不同政策功能分离出来。如果一定要从一个执行手段中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职能，则需要建立完善的外部措施予以保证，否则就会造成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两方面的损失，并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2.银监会目标与中央银行目标的一致性与冲突作为金融监管机构，银监会的目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保证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与稳定。在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从长期来看还有助于避免因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同步震荡而导致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现象发生。②保证金融业竞争的平等性。即通过对银行金融活动的监督管理，创造一个合法的、平等的竞争条件，防止垄断，使金融业在合法的竞争中为社会提供高效率的融资机制，为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③保证金融活动各方的正当权益。在金融活动中，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其客户，都有其各自的经济权益和经济责任，银监会要能够保证各方的权益、责任的合理化和合法化，对争议进行仲裁、协调滥督和检查，保证金融业的稳定发展。④建立及时、准确反映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金融信息系统，为金融机构适度竞争、提高金融质量，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作为货币政策决策机构，理论上说，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目标时有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但在不同国家各个时期各有不同侧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有所调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集中体现在“计划”二字上，因此该时期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随着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中市场调节的成分越来越大，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再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稳定货币渐渐挤入货币政策目标的行列，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货币政策目标被概括为“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进入90年代后，以稳定货币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思想开始在我国获得了生命力。1990年10月，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公开宣称：“银行，特别是中央银行必须保卫货币、保卫币值，这是第一位的职能。”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货币政策重大转变的决定，强调货币政策应以保持币值稳定为主要目标。1995年3月颁布的《人行法》则明确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把稳定币值作为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以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现阶段则应把稳定币值作为我国货币政策唯一目标，这一方面符合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也迎合西方各国的具体实践经验。虽然银监会目标与中央银行目标各有侧重，二者目标仍有一致性：货币政策目标和金融监管目标都是宏观经济目标，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货币政策是当今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而中央银行是利用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以银行金融业为作用点和传导中介，依靠金融市场上的成员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活动，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推行自己的政策意向、实现货币政策目标；金融监管则要为货币政策服务。既然货币政策目标是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金融监管当然要为货币政策服务。银监会通过监管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使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保持一致性，以使银行业对中央银行调节手段的及时准确传导和执行。中央银行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也必须通过银监会严格的监督管理活动，限制商业银行那些与中央银行政策意向不一致的经营活动，促使它们配合中央银行贯彻实施货币政策，这样在经济发展之下的金融监管才有实际意义。当然二者目标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货币政策的实质是处理经济发展与稳定货币的关系，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政策的总和，它是站在最宏观的角度，不仅要考虑商业银行的安全与利益，还要考虑其他金融机构的安全与利益，更要考虑到产业界、实体经济的需求，把协调总需求和总供给作为基本出发点，从国民经济全局和经济运行的整体态势出发来通盘考虑货币政策的取向；金融监管是处理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关系，其从规范性和安全性的角度监管商业银行，防范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使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和健康发展，并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稳定货币以促进经济增长是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而稳定金融体系、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则是金融监管要实现的。就此而言，金融监管的目标比货币政策目标更具体一些，即货币政策是要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充分就业，而金融监管只要达到金融的稳定。这样在政策工具的运用及实际操作过程中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三、目前的政策取向与未来的着眼点：从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角度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银行监管的有效执行，其根本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范围内金融管制的放松，并没有弱化各国政府对加强货币控制的努力。目前，无论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强化中央银行独立性，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措施，并以此来指导实践。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必将逐步增强。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那些经历了重大金融事件和金融危机的国家都纷纷采取央行分拆的模式，并且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与中央银行的独立往往同步进行，比如英国、日本和韩国就是如此，它们将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放在改革的首位。因此，此次中央银行职能分拆、成立独立监管部门对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央银行不具有独立性，意味着稳定货币不可能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经济运行面临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即使再审慎的金融监管也难以避免金融机构受到系统性风险的冲击。毋庸置疑，银监会的成立对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客观而言，这一改革不是很成功的，还有许多遗漏。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银行独立性低下的状况，解决银监会成立后留下的政策空间，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渐进与稳妥的方针，建议从目前与长远的角度分两步采取措施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从目前来看，应采取如下政策措施：首先，要特别注意加强货币政策当局和银行监管当局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工作协调，实现信息共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和部门利益。因此，加强部门间协调和信息共享，并使之机制化、规范化，是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重要任务。其次，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一是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专一的制定货币政策的职能，以专注于稳定币值；二是改革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方式，要考虑到社会阶层、行业和地方的代表性，吸收相关代表加入，使之成为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再次，应当注意沿着近年来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方向，解决人民银行大区分行改革所遗留的一些问题，进一步理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再则，中央银行为了更好地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仍然必须拥有对商业银行及其他所有在中央银行开户的金融机构必要的“检查权”，以把握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以及金融市场的实际风险。第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实施对银行体系的救助任务，减少中央银行对银行体系损失的弥补承担主要责任。最后，引导公众形成合理的预期。一方面是由政府公布长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定期发布货币政策目标和实施计划；另一方面是增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公开性和可信度，以获得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支持。从长远来说，为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其着眼点应为：首先是增强中央银行的政治地位，提高政治独立性。一方面是在组织上最终目标使其独立于政府，隶属于全国人大，使其免受政府短期政策的左右；另一方面是在人事上使人民银行领导任期与政府首脑任期错开，摆脱政府短期政治压力影响，保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其次是成立统一的监管机构。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的金融发展模式，现今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业监管是适合这一模式的管理体制。混业经营是金融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为了迎合这一趋势，适应加入WTO后银行业开放及竞争的需要，未来应将金融业的监管权力集中统一起来，成立统一的监管机构，以为金融业向混业经营转变提供有力的保障，并解决跨行业金融产品监管权限模糊不清的难题。再次是增强政府的财政实力，强化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是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的。由于当前的财政规模小，在财政政策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如果政府财力雄厚，那么就不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则中央银行就可依据经济的现实状况独立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即如宁咏（宁咏，2000）在谈及增强中国中央银行独立性时所言，“依赖于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的退出和中央财政能力的逐步加强。”它也印证了美国著名金融学家麦金农博士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没有一个健全而强大的财政基础，经济改革、金融改革，乃至经济发展都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总之，如果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上不具有独立性，就没有必要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中央银行不具有独立性，意味着稳定货币就不可能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经济运行面临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即使再独立、再审慎的金融监管，也难以避免金融机构受到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决策的信息极易出现失真现象，使得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容易发生扭曲，从而造成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效率下降和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增加。因此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是分离银行监管职能的必要条件，也是银监会成立后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①中央银行是特殊的金融机构，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②中央银行与政府两者之间所处地位、行为目标、利益需求及制约因素有所不同。如果中央银行完全按政府指令行事而缺乏独立性，一是可能出现用货币发行弥补政府赤字，从而导致通胀，二是可能降低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波动；③中央银行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可能使中央银行与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政策形成一个互补和制约关系，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力和稳定性，避免因某项决策或政策失误而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性的损失；④中央银行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还可以使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全面、准确、及时地贯彻总行的方针政策，而少受地方政府的干预，保证货币政策决策与实施的统一，增加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时效性和提高中央银行运行的效率。
这可难倒我了，我不会，不过可以参考皇帝集权的好处！
[摘 要]法律应不应该以及能不能够授予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从中央银行产生至今，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该文对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持赞同观点，并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诸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根源分析，不仅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货币政策目标、货币经济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具有不依附于政府的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法定权力和职责。从中央银行产生至今，关于其独立性法定地位必要性的争论从未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根源，这对于正确处理我国人民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持续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经济根源 市场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需要独立的、权威的货币供给的调节者。这是赋于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和经济根源。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出发，认为法的理不在自身，而在法外，法的根和因潜藏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一方面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得以发挥功能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必须有制度支持；另一方面，制度如何才能起到抑制作用，怎样的法律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的答案，又只能到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这些为我们分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现代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经济运行实践上表现为以货币收支为核心的运作过程，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的平衡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正如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兼金融撰稿人沃尔特。白芝浩所言：“货币是不会自行调节的。”[2]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原因就在于：个人的理性行为并不能导致社会的理性结果。例如，当经济前景出现不妙征兆时，投资者抛售证券，减少投资是个人的合理行为；消费者减少消费、节约开支也是合理反应。但人人这样做的结果则会真的导致一场使人人遭殃的经济衰退。同样，当发生通货膨胀时，理性的个人不会缩减开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他们常常以投资品价格上涨、本币贬值、成本上升为理由要求更多的贷款，同时反对上调利率，以补偿通货膨胀损失和风险，这种“理性的无知”只能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针对这种“合成谬误”，曼瑟。奥尔森的经济学第二定律正确地指出，只有借助于“引导之手”或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有效的集体结果。那么，独立的中央银行便是实现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动态平衡这一理性结果的一种制度安排。只有这种制度安排，才能有效排除企业、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某些部门常常出现的“理性无知”的干扰，按照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调节货币供应量以适应货币必要量，校正社会总需求与总供应的失衡，实现稳定货币，保证货币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社会理性结果。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政治根源 政府经济行为目标由于种种原因发生货币政策目标的错位，以及由此引起的约束政府不当经济决策的需要，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的政治根源。 货币政策目标即中央银行采取调节和控制措施所应达到的目的，它有终极目标与中介目标之别。从各国立法规定及其实践来看，货币政策终级目标的法定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法定目标模式，如《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任务是稳定货币。二是多重法定目标模式，例如1946年和1979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将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实际收入的合理增长率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四项货币政策目标。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条的规定，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币值和经济增长。但不管哪种模式，各国都将“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唯一目标或首要目标。 政府经济行为目标与货币政策一致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即由公众选举产生的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与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货币政策目标也自然是吻合的。从理论上讲，这一假设并不违背逻辑，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政府不是一个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万能神灵之手，它是由各个机构组成，而各个机构又是由各层官员组成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政府官员都具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而这些目标并非自然而然地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划等号，当然也就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划等号了。20世纪60年代由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等人发展起来的政府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把政府也视为“经济人”，认为政府只不过是一种人类组织，在政府机构里供职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直接动机都是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要说有差别的话，只是政府公职人员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如更少的参与费用、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物质利益、更高的威信和职业成就感等）是在“政治市场”上实现的，而经济当事人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则是在交易市场上实现的。[3]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其行为目标之一是实现预算最大化：因为预算的增加就可以有更多的支配权力，就可以控制更多的领域，并由此带来政府地位的巩固和加强，政府官员收入、地位的提高。这一行为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显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另一个行为目标是争取选票，获取连任，即保持执政地位不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往往会采取满足选民短期利益的策略，从而牺牲货币政策。正如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谬勒所指出的：政府“有一个目标函数，包括竞选连任获胜概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执政党利用了其作为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家、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这种短视症加上政府为赢得下一次选举的竞选目标会导致一种最优的政府策略，即在取得选举胜利后的一段政治上安全时期内提高失业水平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然后再降低失业以迎接新的选举，而后者又隐伏着新的通货膨胀。”[4]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不具有独立性，必须服从政府的指令，那么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目标就会落空。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根源解析 来自: 免费论文网 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固然不能适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行为的利他性仍与利己性并存，部分政府机构和人员可能会脱离公共利益而行事，再加上政府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及行为的急功近利性等原因，政府在某一时期所追求的主要行为目标与稳定货币的目标不一致是经常发生的。比如，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和快速发展往往成为政府经济决策的中心议题和全社会的兴奋点，而人民银行又缺乏在经济政策上加以制衡的法定权力，结果经济失控和经济过热现象屡见不鲜，这一教训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三、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社会根源 随着现代社会公共需要范围、规模、质量的不断攀升，政府有主动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倾向，对此加以防范的需要，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的社会根源。 中央银行能否抵制政府财政不合理的融资要求，是一国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政府财政支出的责任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限，然而，社会公共需要的外延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是一层不变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从生产可能性边缘角度出发研究社会公共需要，得出了社会公共需要的范围、规模、质量有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不断扩大的结论。[5]现实的社会生活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由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和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集中，不仅需要扩大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规模，而且还使得象防止水、空气、环境污染，垃圾处理等方面也成为公共需要。又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社会公平、公正观念被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接受。为了矫正财富分配不公和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需要，而且社会保障项目和规模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论文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根源解析来自 由于现代社会中公共需要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及质量的提高具有客观必然性，与此相适应，政府便有主动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倾向，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和维持庞大的政府开支，很有可能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当赤字是以中央银行借款的方式弥补时，便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和货币供应量增加。赤字财政的货币化使货币政策目标偏离轨道，但从短期来看政府可以从中直接受益。具体表现在：一是向中央银行借款直接增加了政府持有的通货量，政府可以此弥补其支出；二是通货膨胀引起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并由此减少尚未偿还的国债的实际价值，变相取消或减轻了国家所欠公众的债务；三是企业和个人通货膨胀而增加了名义收入，纳税等级自动上开，政府因此而增加了税收收入。这些短期收效“就象‘酒瘾’一样很容易使人上瘾，特别是使政府上瘾”。主动争取通货膨胀政策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忽视一旦变成高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才能抵制政府财政透支和其他不合理的融资要求，并以稳定的货币政策时刻进行防范。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独立的货币当局唯一的目标就是防止政府求助于通货膨胀政策的必然倾向。”[6] 四、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历史根源 认真总结历史经济教训的必然结论，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的历史根源。 伟大哲人亚里士多德曾深刻指出，一个人时一切事物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别的什么，思考到它们最初成长和起源，就能对它们获得明确的概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遵循的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即历史的研究方法，因为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必然。就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定地位来说，其确立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中央银行诞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央银行一般不受政府的控制，拥有高度的独立性。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业务关系上，而不是隶属关系和被控制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金融领域实行金本位制度，货币流通比较稳定，国内物价和外汇行市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且只在微小的幅度内波动。其二，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人们普遍认为货币只是经济的面纱，“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地调节经济，对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以及中央银行的作用还缺乏认识。其二，中央银行的实际职能还局限于维持银行券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其他职能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尚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虽然中央银行在当时已开始代理国库，充当政府的银行，但资本所有权大多不属于政府，而是私人银行。这样，由于中央银行还没有成为干预和调节经济的工具，所以也就不存在不独立的问题。 中央银行为政府所控制的状况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财政的需要，各交战国除英国以发行国库券筹措军费外，无不利用中央银行增发纸币以供军费开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实际上荡然无存。大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困难，一些国家继续利用战时获得的权利，以增发货币作为发展经济的捷径，结果却饱受通货膨胀的困扰。以最为严重的德国为例，1923年与战前的1913年相比，纸币发行量增加了2450亿倍，物价上涨了13800亿倍。[7]1923年至1924年上半年，钞票面值不断增大，最大的面额竟高达100万亿马克。整个经济陷入瘫痪状态。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根源解析 来自: 免费论文网 事实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十分必要。于是一战后，开始提倡中央银行应对政府保持独立。这集中体现在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的决议中。该决议指出：“中央银行必须不受政府的压力，而应依循审慎的金融路线而行动。”1922年的热那亚国际金融会议，对上述宗旨予以同样的强调。这些本应成为战后中央银行制度建立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受30年代大危机的冲击和凯恩斯主义重财政政策经货币政策的影响，中央银行不仅无法独立于政府，还在长期内依附于财政。 1929—1933年资本主义金融大危机严重地破坏了西方经济，冲击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凯恩斯主义的勃兴为国家干预经济披上了合乎理性的外衣。凯恩斯指出，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社会的有效需求就必然不足，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就不能实现，因此必须扩大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具体政策的适用上，他提出了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和廉价的货币政策。即用赤字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开支，举债消费，以刺激需求；同时通过中央银行执行廉价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上述理论经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财税和金融调节的理论支柱，受其影响，西方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长期依附于财政政策，中央银行因此渐失独立性，成为政府和财政的附庸。在这一时期，有不少国家通过立法，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把中央银行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按政府的意图制定或执行货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大潮中，联邦德国独树一帜，在深刻反省历史上灾难性通货膨胀的基础上，于1957年颁布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创立了独立性程度极高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代表了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呼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开始重新引起人们重视。这是因为，一来资本主义经济在经历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速发展之后，进入滞涨阶段，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局面并存，这一经济现实迫使人们必须对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进行反思；二来在经济思想上，凯恩斯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不能同时存在的观点，在滞涨的现实中已没有市场，其解救经济危机的药方随之失灵。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思想重新抬头，主张重视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对付通货膨胀。而要使货币供应量适度，就必须减少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干预，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于是，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呼声再起。70年代之后，美国先后颁布施行了《1977年联邦储备系统改革法》，《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等法律，通过了《联邦储备系统-财政部协议》这一具有法律意义的重要文献，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德国国会于1994年通过《德意志联邦银行法修正案》，对1957年《德意志联邦银行法》中“联邦银行在规定限额内对政府机构、专门公共财产机构提供短期保证贷款”的条文予以废除，切断了央行与政府的直接信贷关系，从而在资金运用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央行的独立性。而欧盟成员国就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已达成了共识，并以德意志联邦银行为样板，成立了独立性很大的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日本和英国也重塑中央银行的独立性。1997年《日本银行法修正案》对日本银行的职能、最高决策机构的组织以及人事权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从而确立了日本银行的独立法律地位。而1997年5月新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作出了改革英格兰银行的重大决定，授予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并成立没有政府代表参与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从而使英格兰银行摆脱了政府的控制，走上了独立化的道路。 综上所述，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度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法定地位，不仅是人类理性的选择，而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应当树立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具有必须性的理念，在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法律规定的落实这两方面进一步强化我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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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房贷新政对住房市场的影响效果评价
73、探析当前紧缩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74、论以风险控制为主的银行信贷组织机构的建立
75、论以客户为核心的银行服务流程的建立
76、论以客户为核心的银行服务机构的建立
77、论环保与金融联动机制的建立
78、论环保与金融联控机制的建立
79、高校大学生医疗保险现状研究及对策分析
80、大学生失业保险专案开发的可行性研究
81、浅谈保险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82、人寿保险保费分析方法研究
83、保险产品创新研究
84、保险组合产品及其规制问题探讨
85、保险资产管理的监管模式探讨
86、保险营销创新与监管研究
87、保险业集团化经营模式探讨
88、保险公司经营绩效指标体系研究
89、影响保险市场执行效率的主要因素及政策建议
90、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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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我国保险公司经营安全的外部保障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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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我国个人理财市场拓展的难点及对策研究
98、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效应的实证分析
99、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负效应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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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业的，这个我知道的
金融本科我能肯定好
一、商业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系列1、浅析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启示2、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研究3、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及对策研究4、关于汽车金融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5、我国中小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方法探讨6、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分析及实证研究7、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8、试论述中小企业融资的困境解决9、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特点及影响分析10、从次贷危机谈银行的资产证券化发展11、关于小额贷款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12、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形成的原因分析13、关于财务公司的金融职能探析14、第三方支付体系研究15、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风险控制16、我国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问题17、我国银行信用卡系统风险防范18、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研究19、论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20、我国家庭理财方案的设计21、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状况研究22、浅析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评级的作用23、我国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发展研究24、我国典当业的融资功能研究25、商业银行综合柜员制操作风险与防范26、浅析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的潜在风险27、租赁业在我国的现状分析28、我国商业银行房贷风险与防范29、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作用分析30、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研究31、浅谈商业银行会计风险防范32、商业银行财务分析对银行发展的作用33、我国商业银行高端客户理财业务发展状况研究34、商业银行流动性分析35、商业银行资产种类创新发展36、商业银行业务合同研究37、商业银行绩效考核作用38、商业银行国外投资研究39、商业银行的QDII发展40、浅析巴塞尔信用评级方法对风险管理的作用41、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贷款存在问题及对策二、金融市场系列1、股票定价与价值投资研究2、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理论研究3、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4、我国股份制企业董事会成员结构与决议研究5、浅析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6、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原则依据研究7、认股权证定价的实证研究8、股指期货交易开市场站的必要条件研究9、浅析IPO定价的合理性10、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比较分析11、上市公司市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12、试论述我国债券市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13、试论我国票据市场的现状及发展14、试探机构投资者对股市价格的影响问题15、我国投资银行的业务存在的问题研究16、我国创业板推出的意义和面临的问题研究17、论开通国际板对A股市场的影响18、未来美国股市趋势分析及对中国市场的影响19、经济长期发展背景下的中国资本市场投资机会分析20、对中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研究21、市场繁荣与理性投资—全球主要股票市场投资经验借鉴22、华尔街百年兴衰历程对中国发展金融市场的启迪23、中国从成熟资本市场的经验借鉴24、试论中国股市的“股权溢价”现象w25、对股市同步现象的实证研究26、试论股市中的羊群行为27、股市日期效应的实证研究28、对中国封闭基金之谜的研究29、股权溢价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实证分析30、对中国公司购并行为及其效果的研究31、对中国股市的“势头效应”和“反转效应”的实证研究32、中国股票市场的“IPO异常”现象探析33、对中国股市中的信息与波动率的实证研究34、中国金融市场监管现状与问题分析35、股票价格波动问题研究36、债券信用评级问题研究37、金融衍生品定价问题研究38、外汇交易策略探讨39、外汇交易技术分析40、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研究41、债券投资策略研究42、股指期货套利交易问题研究43、黄金交易市场xian长分析与展望44、金融期货在我国开展的功能性研究45、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比较分析三、货币理论、政策、与监管系列1、中国货币政策取向与宏观经济态势分析2、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3、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研究4、浅析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启示5、金融危机管理中的财政政策研究6、金融危机发生金融监管的责任分析7、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调控作用及影响8、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效应与创新9、我国监管部门的监管方式改革研究10、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调控的效应分析11、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研究12、新自由主义的货币理论褒贬分析13、金融创新理论在我国的应用研究14、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研究及实证分析15、金融资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16、在新形势下，货币理论与政策创新研究17、货币政策对经济调控的效应分析18、金融深化论在当代的适应性研究四、国际金融系列1、浅谈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政策建议2、人民币持续升值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3、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研究4、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根源探析5、我国汇率衍生品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6、人民币升值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其对策7、国际结算在国内银行国际化服务中的作用8、国际结算中的风险研究与防范9、国际结算中的收汇考核案例分析10、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分析11、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及监管问题的探讨12、试论述我国如何应对国际热钱的流动13、关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相关问题探讨14、我国扩大对外投资的现状及趋势研究15、我国国际储备的现状及成因分析16、关于我国国际储备管理的探讨分析17、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与治理18、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特点分析19、个人海外投资研究20、企业海外投资技术研究21、公司海外投资的风险研究22、企业海外间接投资与股票、债券、基金研究23、美元、欧元、邓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其实分析24、人民币国际化利弊分析25、外汇洗钱的方式与渠道研究26、国际收支分析效应研究27、错误与遗漏数据及不明资金逾出研究28、新形势下我国外汇管理改革研究29、外汇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30、外汇交易防险工具研究五、其它1、影响我国金融创新的因素分析2、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3、网络金融的发展研究4、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5、高新技术企业融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6、物流金融发展研究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央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斗争形势的需要，创办机关报，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团结群众和教育党员，指导工作。1922年7月，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机关报。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创刊，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1925年6月4日，我党在上海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同志主编。该报具有比较完备的报纸形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该报出版未及一月即被迫停刊。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创办的第一个日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于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办《红旗》报。原为周刊，1929年6月改为三日刊，与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通俗报纸《上海报》合并，于1930年8月20日出版《红旗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报纸无法按期出版，出至1931年3月停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193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在江西瑞金创刊。1935年该报随红军长征，在长征途中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油印出版，鼓舞了红军战士的斗志。到陕北后于1937年1月29日改名《新中华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党中央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并于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这是第一个在根据地出版的大型日报。从1942年9月起，该报又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1947年3月随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停刊。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重新合作。《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惟一公开出版的机关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10月25日迁往重庆。周恩来兼任《新华日报》董事长，潘汉年任社长，总编辑为华岗，总经理熊瑾玎。由于国民党连续不断地破坏，1947年2月28日该报被迫停刊。1949年8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局机关报改为党中央机关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平山县创刊，报头由毛泽东同志题写，1949年3月随华北局搬到北平。1949年8月，改为党中央机关报，仍叫《人民日报》，社长是胡乔木，总编辑为邓拓。该报继续沿用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报头，直到现在。1985年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创刊号上有邓小平同志的亲笔题词“向海外朋友问好”和“万里长城”图片。《人民日报。海外版》以翔实的内容，及时向海外读者报道我国发生的变化，传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最新信息，成为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共产党不同时期的中央机关报有《新青年》、《布尔塞维克》、《实话》、《解放》、《求是》。
1、《新青年》
原名《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从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号起改称《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该刊从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起改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公开的机关刊物，并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连续发表30多篇文章，介绍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革命运动情况和建党经验，帮助广大民众和革命青年深入系统地了解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提高对党的认识，为建党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2、《布尔塞维克》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在上海创刊，先为周刊，从第20期起改为半月刊或十日刊，从第29期起改为月刊，后来逐渐演变为党中央的理论性刊物。1932年7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被迫停刊，历时近五年，出版52期。
3、《实话》
1930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实话》在上海创刊，主编王稼祥。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的决议、宣言、通告，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探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文章。1931年3月5日停刊。
4、《解放》
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创办了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张闻天任社长兼主编。该刊一度在国统区发行，在全国各大城市设发行点，发行量最高时达5万多份。1941年8月31日为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而停刊，共出版134期。
5、《求是》
《求是》是继《红旗》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创刊于1988年7月1日，为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在北京出版。
《求是》通过发表社论、评论和重点理论文章，召开座谈会、讨论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了对基本理论问题及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宣传，指导性和权威性明显增强，影响面迅速扩大，在党的宣传思想战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