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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将二者结合了起来。“仙”与“道”的结缘，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庄子正是因为最早将“仙”与“道”结合在一起，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外篇”和“杂篇”是否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历来争议较大。鉴于此，本文探讨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就以《庄子》“内篇”为主要考察对象，“外篇”与“杂篇”的相关内容仅用于参照和补充。 一 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定《庄子》一书中涉及神仙思想的那些篇章，或是庄子后学的作品，或是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世渗入的部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多认为庄子本人还不可能具有神仙思想。其实，庄子时代神仙思想早已形成，庄子本人也具备接触神仙传说的客观条件。 这里所谓“神仙”，指的不是“神”和“仙”，而是专指“仙”。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神”与“仙”原本并不属于同一类别。古人在造字时，“神”字是“从示”，而“仙”字则是“从人”，二者之间的区别相当明显。《说文解字》云：“仙，长生仙去。”刘熙《释名·释长幼》亦云：“老而不死曰仙。”看来，在汉代人的眼中，“仙”就是长生不死的人。又《汉书·艺文志》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可见，“神仙”指的同样也是长生不死的人，“神仙”其实也就是“仙”。那么，“仙”为何又称“神仙”呢?闻一多先生解释说：“人能升天，则与神一样，长生，万能，享尽一切快乐，所以仙又曰‘神仙’。”的确如此，“仙”不仅能够长生不死，而且还兼具不惧水火、往来云中等神性，因此“仙”又称“神仙”。 那么，神仙思想最早产生于何时呢?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末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些有关长生不死的传说，神仙思想已经初显端倪。《左传·昭公二十年》云：“齐侯(齐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又《韩诗外传》云：“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蓁蓁。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下沾襟。”以上这两则材料都记载了齐景公对于“古而无死”的羡慕和向往，由此可知，早在齐景公所处的春秋晚期，长生不死传说就已经产生。追求长生不死乃是神仙思想的核心内容，长生不死传说的出现标志着神仙思想已经萌芽产生。而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齐、燕沿海地区已经掀起了一个人海求仙的热潮，《史记·封禅书》对此已有明确的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庄子之时，楚地的神仙思想也颇为盛行。《山海经》、《楚辞》等文献典籍中就保存有楚地流传的一些“长生不死”传说。据袁珂先生考证，《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的楚国或楚地人所作海外南经》中有“不死民”：“其为人黑色，寿，不死。”《海外西经》中亦有“轩辕国”：“其不寿者八百岁。”屈原《天问》云：“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又云：“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屈原所问的，就是楚地流传的“长生不死”传说。《山海经》中还出现了“不死药”，如《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又《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天问》也问到了“不死药”：“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问》还问到了蓬莱仙话中的“巨鳌负山”传说：“鳌戴山扦，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之迁之?”楚地还发生过向楚王献“不死药”的事，《战国策·楚策》曰：“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可见，战国时期，神仙思想已经在楚地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战国时期，百家竟起，自由争鸣；舌辩之士，朝秦暮楚，四方游说；诸侯国之间亦遣使往来，交流频繁。宋国地接齐、楚，作为宋之蒙人，庄子自然能够接触到齐、楚两地广为流传的神仙思想；而《庄子》(主要是指“内七篇”)中的“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能够彻底超越时空限制、获得生命永恒与自由的“得道者”形象，正是受到了神仙传说的影响。 庄子是道家学派继老子之后又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在继承老子道家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且创造性地将它们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庄子哲学中，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道”，第一次实现了它与“仙”的结缘。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合于“道”则生，不合则亡。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侯王无以正，将恐蹶。”对此，庄子既有明显的继承，又有长足的发展。《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猗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项得之，以处玄 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认为“道”尽管“无为无形”、“不可见”、“不可受”，但它却是“可得”的。庄子将黄帝、颛顼、禺强、西王母等能够获得某种超自然神性的原因，全都归结为“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黄帝、西王母、彭祖、傅说等都是神仙传说中有名的神仙，而彭祖和傅说又是早期仙话传说中典型的“仙人”。任何生命体的存在，皆有一个无法超越的时间极限，人类自然也不会例外。然而，神仙家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世人通过服药、修炼等途径，是可以成仙的；而人一旦成了仙，就打破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极限，生存时间无限延长，甚至长生不死。仙话传说里的人物，常常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前后相距竟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彭祖就是早期仙话传说中著名的长寿仙人。 庄子认为，彭祖、傅说等人之所以能够成仙，就是因为他们得了“道”。庄子创造性地把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结合了起来，借助超现实的神仙思想更进一步地去充实、美化、鼓吹和宣扬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使“道”具有了更大的诱惑性和吸引力。 庄子出于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目的，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种种神仙传说，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提炼和升华，创造出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的“得道者”形象。庄子笔下的这些“神人”、“至人”、“真人”等，名异而实同，他们都是“道”的化身：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平四海之外。(《齐物论》) (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人火不热。……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大宗师》) 这些“神人”、“至人”、“真人”身上，都有着浓厚的神仙气息。他们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形象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神人”、“至人”、“真人”所具有的超自然神性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物不能伤其身。《齐物论》中的“至人”是“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是“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二是可以乘龙、驾云，自由往来于空中。《逍遥游》中的“神人”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中的“至人”也可以“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三是独特的饮食生活方式。《逍遥游》中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显得与众不同：“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庄子笔下的这一系列“神人”、“至人”、“真人”等，都是作为“得道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在庄子哲学中都是“道”的象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三个方面的超自然神性，也正是神仙传说中神仙超越凡人的地方。除了具备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之外，庄子笔下的“得道者”还兼具“长生不死”的特点，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彭祖和西王母。此外，还有《大宗师》中“年长”而“色若孺子”的女偊，《在宥》中“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常衰”的广成子等，也都是“长生不死”的奇异之人。“长生不死”正是神仙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神仙最令世人向往的地方。由此看来，庄子塑造“神人”、“至人”、“真人”这一系列“得道者”形象的原始素材，应该是来自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 庄子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引入道家学说，塑造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得道者”形象。这一系列来源于神仙传说、具有超自然神力、带有浓重神仙色彩的“得道者”形象，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加诱人的宗教般的新境界。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神仙思想尽管已经孕育成型，但毕竟还只是处于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神仙传说都还是比较零散的，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神仙学说，更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神仙修炼方术。而当时在齐、燕沿海地区新兴的所谓“方仙道”，其所鼓吹的神仙修炼方术也不过是“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早期的神仙方士们还不可能给梦想成仙的世人提供一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神仙修炼方术。庄子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与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结合在一起，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条“修道成仙”的途径。 对此，庄子不仅在理论上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个“得道升仙”的美好前景，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一套诸如“心斋”、“坐忘”、“悬解”等具体的“修道”方法：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仲尼)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大宗师》) “心斋”就是要心志专一，排除各种杂念，始终保持虚空的心境。从用耳去听，到用心去体会，再到用气去感应，逐渐提高，直至达到与“道”相合的境界。“坐忘”就是要静坐、静修，忘却形体，闭塞视听。通过彻底忘记自己与周围世间万物的区别，从而实现整个身心与“道”的完全融通。“悬解”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顺其自然，这样就解除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烦扰，真正进入清静、虚空的修道境界。庄子不仅给神仙方士们提供了“心斋”、“坐忘”、“悬解”这些具体的“修道”方法，而且对于“修道”的过程也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丽后能人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庄子认为“修道”需要经过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放弃追逐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接着是抛开个人身体所需的各种物质享受，再就是完全忘却自己的肉体生命。完成这一阶段后，内心自然就会变得清净、明朗，然后就能用心观“道”，渐渐地与“道”相合，渐渐地超越古今，最后完全进入“不死不生”的“得道”境界。庄子所描述的这些“修道”方法和过程，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可实践性，为后世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修道成仙”的重要模式。 总的来说，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进一步美化了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神奇、美妙的宗教般的新境界；同时在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一套“修道成仙”的理论和方法，使神仙思想彻底超越了原始的巫术、方术，沿着宗教神学的方向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后世神仙道教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营养平衡～不过饥不过饱～每天要有营养套餐
现在是21世纪 科技到微生物层次你吃植物也可以算是杀生了 看过一篇论文 研究表明植物也有痛觉 肉还是可以吃的 不过能量利用率低而已 那位讲师肯定是六十几岁了吧 当然肉会积累一定毒素 不过也要看什么部位 肝脏毒性较大 我不相信有人能活过200岁 如果张三丰真活到200岁 那么我就信神了 养生要注重锻炼和营养获取这是科学之道 营养么 现代人最不缺了 你只吃肉都不会缺维生素c的
太极拳一般分为三家，陈氏，杨氏，吴氏。陈氏太极拳创于明末清初创作人陈王庭，河南温县陈家沟人，你在百度能搜这应该，我打字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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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时间一般是5-15分钟，在查重报告界面，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已经检测完成的论文报告，点击访问，仔细查看检测报告，首先看检测相似度是否达到学校要求，如果高出学校要求，再看标红文字修改建议，根据修改建议将标红字体内容用关键词替换、改变句式等方法修改调整。
5、修改论文再次检测
当修改调整完论文后，重新提交论文，再次检测一遍，直到论文检测相似度达到学校要求。最终定稿查重再使用学校规定的检测系统。
1、在电脑浏览器中搜索自己需要使用的论文查重软件，注册账号后进行查重页面。
2、在提交检测页面上填上论文的题目及作者姓名。
3、选择需要查重的文件，上传点击开始检测。
网页链接
一、论文怎么查重：
1、论文写完后查重前先向学校或机构了解清楚指定的是哪个论文查重系统、次数以及要求的查重率标准是多少？
2、由于学校或机构提供的查重系统次数非常有限，所以一般在论文初稿、二稿和修改时查重，建议大家选择蝌蚪论文查重系统自查，目前每天都可以免费查重一次！
3、论文定稿查重时使用学校指定的查重系统检测，达标后提交学校定稿！目前高校使用做多的查重系统有：知网、维普、万方！
二、论文查重方法：
1、打开官网，登录账号；
2、选择查重版本，提交文章；
3、等待检测完成后，在“下载报告”页面查看下载报告！
完毕！
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着述。——题记他，一个平凡至极的人。他没有秦皇汉武的创举，他没有商鞅范彝的谋略，他更没有富可敌国的财富，没有位高权重一手遮天的能力，更没有指点江山的霸气。与他们相比他只是繁星中的点点火星，如此的微不足道。但他演绎出了他的史诗，平凡中的不平凡，他便是孟子。他，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体，他认为哲学的思想中最高的范畴是天。他，在那个战火的年代了，在那民贱君贵的不平扥的时代中。他傲然站出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藐视王权的思想。他将所有人无论贫贱，无论高低平等看待，在他的眼中人人平等，“圣人与我同类者”他的傲然如此。他，一个身如草芥之人却心系天下。走访四海，关心民生，面对王权，他无所畏惧，直谏而言道：“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王权至上的年代中依旧无法动摇他的思想。面对高位的诱惑，生死的威迫他依旧保持着本心。与人乐乐而非独乐乐，这便是他的乐。他，如大海包纳以为。他始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面对不善，他用善去感化，面对不仁，他直言请柬“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他提倡仁政，而仁者无敌正是他的民本思想。他，一介平凡书生，却成为了使人眼中的胜任圣人：他，一位平凡的老百姓，却无视金钱名利的威诱：他，一个平凡的子民，却舍生于直言进谏的艰苦道路上。他，一个平凡的人，却在我们每个人之上，他拥有着天一般的胸怀，一样的淡然。他，瞰破了天道，看透了红尘，他所为的，只是保持本心。
古人对哲学的探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术题。第一，孟子和荀子属于不同时期的人。孟子比荀子早几十年，几十年定然有所变化损益。特别那个时期是个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激化。第二，他们的经历大有不同，用现在的话说叫荀子看到的大部分是人性恶的一面。第三，最主要的就是这点了。他们二人都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但孔子主要的思想分两方面，一个是“仁”，一个是“礼”，“仁”主张以博大的心怀关爱世界芸芸众生，所以世人皆有恶性。“礼”主张理性节制自我，孟子的很多书中都谈到这个礼，著名的五伦十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就是他首先提出后经朱熹发展而来的。所以二者的看法才迥然不同，虽都是儒学，但若相同，岂非后人有盖棺定论之谬？无论有多少分歧，对于儒家学派的人物，崇古是目的，也是手段，目的都是维护传统礼教。“忠”，尽力为人谋;“恕”，推己及人。“忠恕”, 简而言之就是“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 ; 从深层次看, 就是“已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决定对人建立仁爱之心，别人才会对你仁爱，自己决定对人豁达、宽容，别人才会对你豁达、宽容。最早将忠恕联系起来的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曾子。他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孔门的弟子以忠恕作为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仁”的具体运用。忠恕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论从单纯还是深层的方面看, 都是从己出发, 以己之所好, 推及人之所好,以己之所恶, 推及人之所恶。这种推己及人的办法就是“恕”道。所谓“仁者爱人” , 也就是对他人有同情心, 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 要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处境和利益。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新鲜, 但确是人类长期社会生活关系中道德经验的总结。克己就是克制、约束自己, 复礼是符合于礼。孔子所谓的“礼”是周礼, 是维护社会伦理道德之礼，其中心内容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 分封制, 世袭制。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复兴这个周礼。礼与仁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子是用仁来充实礼的, 因此“克已复礼”虽然复的是周礼，但孔子引用这句话, 则赋以新的含义。孔子要求复兴周礼, 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因为完全因袭周礼已不在能充分地发挥周礼的作用, 所以, 他对周礼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 这就是他所说的对周礼的损益。孟子对孔子的“仁”有这样的描述：“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仁，首先是“不忍之心”。“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孟子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每个人的“内在理性”，这种理性不仅是先天的，而且是具体的，即“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说仁，与孔子虽有层次上的不同，大体上还是继承孔子的意义。孟子对义，则比孔子有较多的发挥。孟子常把仁与义连在一起说，如“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又说“仁，人心;义，人路。”又“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在孟子的眼中，仁与义根源是一致的，但义毕竟不同于仁，仁是道德本身、是一切道德的主体观念，义是具体行为的准则与规范，“正路”与“敬长”正是有准则与规范的意义。孟子解释孔子的仁为“恻隐之心”，义为“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仁爱的自然表现，虽然具体，但没有规范意义。羞恶之心，是自我抑制的心理表现，有规范的作用。讲“义”，显然更符合孟子就具体行为探讨内在道德理性的主题。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同样的问题，孟子由“义”来处理。“不为苟得”是指义，“患者有所不避”也是说人有义无反顾的道德之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是说羞恶之心丧失后的情形。反之，人若能遵义而行，则绝不苟活，纵然刀斧加身，又有何惧呢?”
孔子是儒学的鼻祖，生活於春秋末期。他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是战国儒学的代表，被尊称为“亚圣”，地位仅次於孔子。孔孟”的思想足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荀子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儒家的另一位代表。 “而荀子亦是先秦孟子之后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创立了博大的儒学思想体系，也为儒学在中国几千年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同是儒家大师，同出儒门，为中国儒家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三人在教育思想方面的观点却有所不同，我们不能武断地对他们观点的妄然作出对或错的判断，但是通过对三者进行一个比较、探讨，却有可能得出一些于我们有益的结果。一、“德”、“仁”与“礼”——教育价值取向之比较孔子的一生希望透过其学说，改变当时王道衰微，礼乐崩坏的现象，以求恢复周礼，重整受破坏的社会秩序。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中心思想，“仁”就是指个人内在修养及感情的蕴蓄。“仁者，人也。”所谓“克己复礼谓仁”（《论语�6�1颜渊》）。“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6�1为政》）还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6�1八佾》）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6�1颜渊》）。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因此，孔子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要按其本身身行事，不能有所僭越。他主张复礼，即恢复周礼。他认为“名不正，言不顺”，只有达到“复礼”和“正名”，便能达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6�1颜渊》）的和谐社会。他主张实行利民的德政，反对害民的苛政。孔子主张在位者须以身作则，躬行礼仪，故曰:“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在上位者若能以身作则， 以德化民， 则不必靠刑罚杀人之方法来求治。为了达到德政的目的，他强调以教育作为施政的手段，要宣传忠君孝亲、奉公守礼，这是教育最为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表现。孔子主张在位者须以身作则，躬行礼仪，故曰:“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在上位者若能以身作则，以德化民， 则不必靠刑罚杀人之方法来求治。特别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不宜只用强制性的刑罚， 而应加强感化性的礼教。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6�1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6�1为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道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6�1颜渊》)用严刑峻法治国，是孔子坚决反对的。他主张以德、以礼去教化民众，这样，“则民耻于不善而又以至于善也”。这是孔子所崇尚的治国必治本的至善之道。孟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和“德治”的思想，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仁”是其整个思想的最核心的范畴，它既体现了人道的原则，同时又为理想人格规定了多重内涵。在“仁”这一总范畴之下，孟子将其展开为仁、义、礼、智等具体的范畴。就其内涵而言，仁、义、礼、智既是主体内在的品格，又表现为行为的规范，它们从不同侧面展开了同一道德理想：仁的基本要求是爱人，引伸为一种普遍的仁爱精神；义表现为一种道德责任感和道德上的自我意识；礼体现的是一种尊重伦理，注重规矩的价值取向；智反映的是理性的判断能力，它赋予主体一种自觉的品格。在这四重品格中，仁是最根本的，而义、礼、智是作为体现仁的精神所必不可少的要素而提出的。孟子将仁爱的精神推广开来，即所谓“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孟子�6�1尽心下》)，体现于社会政治生活，仁道便成了仁政。作为德治的具体形式，孟子将道德的力量(即仁的力量)张扬到极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6�1离娄上》)而且“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6�1尽心下》)。在这里，是否实行仁政是国家兴亡，天下得失的关键所在，在仁道的无敌神威面前，一切非道德的物质因素都显得微不足道。而要推行仁政，就一定要重视用仁爱精神来教化百姓，因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6�1尽心上》)。他最欣赏的以德服人的典型是“七十子之服孔子”(《孟子�6�1公孙丑上》)，其境界真正达到“中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由此观之，“仁”是孟子整个思想，更是贯穿于其教育始终的价值标准。
孔丘、孟轲、荀况是先秦儒家的三个主要代表，孟子、荀子都极力推崇孔子，俨然以孔子的直接继承者自居。孟轲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乃所愿，愿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讦，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儒效》)。但由于历史上孔、孟并称，后世遂认为孔孟思想完全一致，浑然一体。建国以来，由于受某些政治风潮影响，一个时期在孔、荀之间似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认为孔学与荀学势如水火。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有辩明之必要。 孟学偏离孔学的四个方面就孔学与孟学而言，论者尽管可从许多方面论证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然而却不能泯灭这样一个事实，即孔学与孟学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何以见得呢?让我们先从孔孟“仁”的思想谈起。“仁”在《论语》中主要有四层含义：一、仁是一种涉及个人的道德修养。如：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而已。” (《雍也》)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二、仁是一种行事准则。如： 子贡问为仁。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 三、仁是一种向往追求的美德。如：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四、仁是一种理想的统治秩序。如：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但无论《论语》中仁的含义有几种，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仁是一种外在于人、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方能达到的，它并非人天性所然。如第一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思想；第二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标准；第三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境界；第四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政绩。 我们再看《孟子》中的“仁”。 “仁”在《孟子》一书中也有如下四层含义：一、从“仁”的缘起来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 就是说，仁是与身俱有，是内在于人的，无须经过人的主观努力，在人的自身中即可找到。 二、仁乃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说穿了，仁即孝：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尽心下》) 三、仁是-种恻隐之心、或曰不忍人之心：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 四、仁是一种理想的政治： 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离娄上》) 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尽心上》)。 以上几层含义，关键是第一层，即仁乃人之天性，与生俱有，由此一层推而广之，人自然要亲亲、行孝。由此推而广之，施及自身亲人以外，自然会产生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由此恻隐不忍人之心，施及政事，是为不忍人之政；为不忍人之政而思贤若渴，天下即可大治。因此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告子上》)。所以，从仁的存在，求仁的方式，达到仁的手段，孔孟两人恰好走了一条相反的路线。孔学与孟学的第一个差异就在于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孔孟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有所不同，前者重客观，后者则是主观的、唯心的。 虽然孔子对人的本性问题缺少系统论述(即《公冶长》中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等天道，不可得两闻也”)，但一些只言片语仍值得注意，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论语•阳货》中“性相近，习相远也”的论述。这句话正确解释是：“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人之所以有高低贵贱之分，君子小人之别，乃是由于“习”，即后天习俗所染的结果。有鉴于此，孔子十分注意后天学习环境对人思想的影响。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均见《为政》)，“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而孟子则与此相反，他的主要观点是人性本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与孔子相比，孟子对后天学习的论述就贫乏得多了，虽然其《尽心上》中有“君子所教者五”，对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有所发挥，然其根本目的是恢复发展人固有的善性，“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以上是孔学与孟学的第二个差异。 论到孔、孟对人之本性的认识，自然也应分析一下他们对修身之道的看法。实际这一方面孔孟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孔子修身，首重客观外界对人的影响，如： 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其次，注重礼的约束作用，如：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论语•雍也》)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秦伯》) 再次，注重身体力行： ‘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孔子虽亦不废自省，但极少见，可举者仅下面两条： 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论语•里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然第一条是与“见贤思齐”相提并论，第二条亦仅从“远怨”角度而提，表现了一种消极避祸的思想。 孟子修身之道所走的路线恰与孔子相反。孟子首重内心自省：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冶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又认为，修身之关键乃禁其“放心”：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他虽然注意到了客观外界对人的影响，但却是从存心养性，使人之善良不致丧失出发的：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孟子•公孙丑上》) 所以他现身说法，以自己不动心、持其志，善养其浩然之气以激励后学： 我四十不动心……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之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可知从修身的途径、方法，修身所达到的目的，孔孟两人都有重大区别。这是孔孟之学的第三个区别。 孔孟还有一个重要区别，这就是为政之道。孔子为政，首推礼德：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其次，特重建立在人伦基础上的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巩固：齐景公闻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子路》)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为政》) 再次，强调修身正己以达政化之道：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而孟子为政之道的基础同样是人性本善、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仁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智皆扩而充之……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以此推己及人，行之以不忍人之政，即仁政： 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矣，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 孟子有时亦提先王之政，如：“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然先王之政，实即仁政，两者实为一回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孟子•离娄上》) 从上所引可知，孟子的为政思想，实际不过将人本身固有的善性充分发挥出来，由己及人，推而广之，达到尽孝、仁亲、爱民，进而仁覆天下。虽然他在施政上还提出了不少具体措施，如尊贤使能，注意善教，不得罪于巨室等，然其根本是由此而出发，这与孔子为政首重礼德，注重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秩序显然不同。这是孔孟之间的第四个区别。 孔、孟之不同，实际还可再举出一些，但以上四点也足能说明孔学、孟学并非浑然一体，而是存在相当差异的。 也正因此，荀子在其《非十二子》对子思、孟轲之学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认为他们“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因而使“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世。”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孟子是在先圣先王的旗帜下贩卖自己的舶来品，他们是一伙挂羊头卖狗肉的而已。 关于荀子攻击思孟诸人“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内容，后人有多种猜测，但不管荀子所指称的是什么，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是，在孟子稍后，已有人认为孟子学说有背孔子思想。以上分析，亦可为荀子立论做一佐证。 荀学复归孔学的四个方面那么荀学与孔学关系又如何呢?从上引荀子言论中亦可以看出，荀子是以孔子嫡派传人自诩，以恢复孔学精神相标榜的。如细读《荀子》一书，可知荀子确也在许多方面反孟子之道而行之，部分地恢复了作为儒学奠基人孔子思想的主要倾向。荀子对孔学的复归主要可归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根据孔子“性相近，习相远”观点，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人性本恶思想。其《性恶》一文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据此他认为：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于贪利争夺……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 (同上) 他认为人之本性与外界关系，就如良马有衔辔鞭策及如造父一样的好驭手，互柙配合，才能一日千里，所以“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才能“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如“与不善人处”，只能得到“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的结果。这一点完全与孔子重视后天学习的思想相吻合。从《荀子》首列《劝学》与《论语》首列《学而》也可说明这一点。 荀子复归孔学的另一个表现是关于礼的论述。 如前所述，孔子是十分重礼的，他认为礼是人的完美道德形成的关键，是国治政化的首要途径。然到孟子手里，礼的重要被大大忽视。《孟子》中的礼在多数场合就仅局限于～种朝聘辞受婚丧嫁娶的礼仪，如“其接也以礼”，“其馈也以礼”(《万章下》)，“事君无义，进退无礼”(《离娄上》)，“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滕文公上》)。孟子实际上已抛弃了孔子关于礼在修身治国方面具有巨大作用的思想。而到荀子手里，则公开，亮出了孔子重礼的旗帜，并把礼提到一个十分隆崇的地步。 荀子关于礼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礼的最主要特色是养人之欲，是有别：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香调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芯，所以养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 二、礼为“人道之极”，是推原先王之道，寻求仁义之本的主要途径：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 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者，斯圣人矣。 (《礼论》)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劝学》) 三、礼是国家治乱之根本。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上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劝学》)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大略》) 这些实际都是孔子重礼思想的具体化。 荀子复归孔学的第三个表现是对孔子中庸之道的具体阐述。中庸是孔子的一个基本思想，就孔子观点而言，中庸主要有二层意义：其一，从修身而言，它指一种无过无不及的美德，如：“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其二，在为政治国上，表现为持中执正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舜其大知也欲！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同上)而孟子治身论政，强调收其放心，推其仁心，很少论及中庸。不仅如此，从他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激切言论来看，可知其存在不少极端思想，与中庸之道相去更远。程颐评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四书章句•孟子序说》)，也是就这一点而言的。荀子高扬中庸思想，表现了维护孔子学说的坚定立场。 荀子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认为中庸乃修身养心之关键：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辖之以道顺；齐节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修身》) 二、认为中庸乃处事以枢机：主尊贵则恭敬而傅，主信爱则谨慎而赚，主专任则拘守而详……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贪则用节……(《仲尼》) 三、认为中庸乃治政理国之原则：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 (《儒效》)贤能不待次而举，中庸不待政而化。(《王制》) 四、认为中庸与人之日常起居饮食等都有密切关系：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孙诒让：“佣与庸通，犹言常”)，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系川之履而可以养体……(《正名》) 这些方面，都表现了荀子对孔学的有意继承。 荀子恢复孔学传统方面所作的又一努力是对孔子正名思想的发挥。 正名思想亦是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一思想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而礼乐征伐之所以自诸侯出，甚至“陪臣执国命”，臣弑君、子弑父不断发生，主要是因当时的“实”与“名”不相符，即实际上的君做不到周礼规定的君之名应尽的职分，实际上的臣也不安于周礼所规定的臣之名所应尽的职分。是现实世界之“实”违反了先王所制的“名”，才引起许多无道反常现象。为了避免社会动乱，首先须正名，让各人重新按照“名”所规定的去做。 孟子明确提到正名问题的言论很少，因孟子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是仁。以这个标准，如果君不象君，臣也不必全尽臣道，因此当齐宣王提到“汤放桀，武王伐纣”，问他“臣弑其君可乎？”他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矣。”(《孟子•梁惠王下》) 荀子的正名愿望，似乎比孔子还要强烈。荀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战国名辩思想蜂起之时。当时的情况是：“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荀子•正名》)。荀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非常重视正名的重要性，他认为：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正名》) 荀子主张，通过正名，达到“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以正道而辨奸”，“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说行则天下正”的目的。即：使人民认识一致，思想统一，遵守秩序，服从法令，天下归于正道。这一点完全与孔子正名思想一致。以上几点足能说明我们前面所提问题，即孔学和荀学之间，绝非势若水火，判如冰炭，而是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的。当然由于时代不同，荀子对孔子思想发展得更为系统完整，许多亦超出了孔子思想。然就孔、孟、荀三人关系而言，孔与孟的相异程度要远远超过孔与荀的相同处，孔子与荀子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孔孟荀生活的时代很值得研究。孔子生活的时代，虽然礼崩乐坏，但毕竟周天子还维持着一个天下共主的名义，因此孔子不惜四处游说，希望各诸侯国能克己复礼，恢复周的统治威权。而荀子生活时代已到战国末期，这个时期趋于统一倾向已很明显。两个时代相比，虽然统一向分裂、分裂向统一，起跑点截然相反，然为统一而努力，却是生活于两个时代人们的共同愿望，所以孔子思想虽然是倒退复辟的，但稍加改造，就会成为新兴阶级建立自己政权的理论依据和主要手段，于是形成了孔、荀之间的共同点。而孟子生活的时代，正当战国中期，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连名义也不存在了。这个时期，战国列强都在纷纷寻求领导群雄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孟子的仁义学说，即迎合这种需要而产生。当时分裂局面已成普遍现象，“攻地以战杀人盈野，攻城以战，杀人盈城”，这一状况有别于孔子时代。统一形势未萌，每一国家都暂时不能把其他国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一状况又有别于荀子时代，于是形成了孔、荀学说的接近和孔、孟学说的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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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老板:没有邮政，也就没有顺丰用飞机运快件的老鼠会 快递黑马背后的隐身富豪据说，早在2004年，这家不广为人知的企业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3亿元。 这是一家神秘的公司。行内人很难看清它的面目。"他们是老鼠会。"一家同行的快递公司总裁不屑地说。另外一位拥有政府背景的资深人士意见则完全相反，早在2004年，他就建议记者关注这家不广为人知的企业，那一年，据说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3亿元。"别看从来不打牌子，申通、宅急送都不是它的对手。"人们对这些信息难以分辨，因为他们最多只是在电话里听到过顺丰接线员的声音。这家公司很少有自己统一标识的车辆，递送人员开自己的摩托车送货。他们很少与同行打交道，也从来不打广告。公司老板从来没有接受过一次采访，面对中央电视台也一口回绝，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样子。无论对于DHL这样的国际快递公司，还是宅急送、申通这样的民营企业，这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更有趣的是，这家公司像民营快递公司一样做国内快递，但老板却是一名香港人。但站在物流圈之外，这家企业则呈现出另外一幅轮廓。这是一位投资银行的资深人士的描述：近三年来平均50％的增长，16亿元的年营业额，30％的利润率。"中国第一家用飞机做快递的公司？你说的是30年前的联邦快递吧？对于华尔街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好故事。"他甚至为这家公司计划好了前景，"按照15倍市盈率计算，上市能融资70个亿。可以买飞机了。"这位投资人士开玩笑说。他没想到，这家公司的确正在认真考虑购买自己的飞机。事实上，他们此前已经包下了一家航空公司的全部5架货机，用来承运自己在几条线路上爆满的快件。而上市，也已经在最近被列入议事日程。"联邦快递？我们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强。"说这句话时，这家名叫顺丰速运的公司，已经不再是13年前广东番禺码头的"挟带人"，而是一家用飞机铺开全国网络的快递巨头。顺丰速度王卫，香港人，现年36岁，作为顺丰的总掌舵人，和他所带领的企业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在百度上搜索这位身家被估计超过10亿的人物，结果为零。记者几经周折，从一些接近王卫的人士那里拼凑出了他的历程碎片。出生于香港的王卫，父亲曾是一名空军的俄语翻译，母亲则是江西一所大学的教师。从小就受到良好环境熏陶的王卫，头脑过人。十几岁的时候，王卫在香港叔叔的手下做小工。后来，他尝试了开工厂等很多种生意，但没有取得成功。不过，在寸土寸金、压力巨大的香港生活，被周边的商业环境、经营之道熏陶，一个精明商人的眼界与才干逐渐形成。1990年代初，经常往返于香港与大陆的王卫有时会受人之托，捎带货物出入境。眼光敏锐的王卫从中发现了深港快件的商机。从父亲那里借到10万元资金后，24岁的王卫与几个伙伴合作成立了专送快件的公司，并于1993年3月26日，在广东顺德注册成立了顺丰公司。创业初期，公司只有5个人。那时，包括王卫在内，没有人知道这家小公司会走向何方。深港线上的挟带人1992年后，"前店后厂"模式在深港之间形成。深港线上的货运商机，是那个黄金时代的缩影。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跨国企业在两地之间的贸易增多，但政策环境有限，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物流成了瓶颈。"比如工厂里缺一个什么急件，今天说，明天要，要去报关，得一个星期，谁能等得起？"一位与王卫同期创业，但后来专攻保税物流业务的深圳公司老板说。这期间，很多通港货件被私人以挟带的方式运送到内地，一些专业的"挟带人"出现，每天往返于深港之间。公司成立之初，王卫不仅是老板，也是"挟带人"，亲自上阵送货。这段经历也让王卫切身体验到一线取派件工作的艰辛。在公司做大之后，王卫也经常在公司的大小会议上强调，一线的业务员才是顺丰"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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