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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下有关重农抑商的材料。希望对你的论文有所帮助。1.“重农抑商”(l)原因：社会上出现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统治等问题。根本原因：适应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需要。(2)根本目的：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确保赋税征派和地租征收, 巩固封建统治。(3)产生：战国时期, 商鞅在秦国首倡。(4)发展：①西汉：汉武帝推行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加重征税、等,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②明清：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农抑商政策, 继续实行专卖制度, 对民营商业加征商税, 危害：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强化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2、如何理解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它作为一项完整的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的原则，这一政策长期得到继承。中国古代王朝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专制主义王朝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治国主张。3、评价认识：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商鞅变法积极推行农战方针，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西汉初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阻碍了产品的流通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打乱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平衡，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明朝中后期，生产力水平提高，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依然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抑商的结果迫使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兼并，严重影响了商业资本积累，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进步性。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之一。4、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富民”措施。(1)“民本”思想：商鞅变法提出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民本”思想的倡导者孔子主张统治者要爱惜民力，行“德政”；孟子主张“民贵君轻”，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唐太宗提出“存百姓”的思想等。(2)“富民”措施：这表现为多种形式，如政治上的开明之举与轻刑罚，或经济上的完善制度与轻徭薄赋，或民族关系上的华夷一体与重交往等。最突出的事例如隋唐实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措施(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有意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改革，放松了对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控制等。5、注意教材上提到的“抑商”措施：西汉时汉武帝开始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加重征税，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对私营工商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唐朝政府设置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管理，并对市的买卖规模和时间都有限定；明中后期，政府设立众多关卡，对商业收重税；明清政府海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详见必修二第17——18页）6、另外要注意重农的表现：农业专著①《夏小正》：夏朝历法中最早纪录农事等内容；②《范胜之书》：西汉范胜之撰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书；③《四民月令》：东汉后期关于农事活动安排的专书；④《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⑤《农桑辑要》：元朝向全国颁发指导农业的书籍；⑥《农政全书》：明末徐光启著，综合介绍了我国传统农学成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学体系，并介绍了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和工具；⑦《天工开物》：明末宋应星著，总结了明代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还收录了一些国外传来的技术，国外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7、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下，中国古代商业为什么还会取得发展。（1）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必定会促进商业的发展。（2）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3）政府的政策，统治者的需要，政策有放宽的趋势。（4）交通的便利。（5）商人的作用。
1，商鞅变法①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的产生。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②内容第一次变法内容：（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 法律，轻罪用重刑；（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次变法内容：（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 “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③影响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2，孝文帝改革①背景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征服战争中也常常出现疯狂的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虽已日趋缓和，但由于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农民起义年年爆发，特别是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在陕西杏城的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起义，发动了十余万群众参加起义，北魏政府派出6万骑兵前来镇压，统治者拓跋焘亲临指挥，最终盖吴被叛徒杀害，盖吴起义失败了，却使北魏统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公元471年（皇兴五年），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此后，农民起义依旧有增无减，而朝廷残酷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人民的起义，反而激发了更多矛盾和斗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②内容政治上：整顿吏治。变革税制。颁俸禄制。改革官制。迁都洛阳。经济上：行均田制。创三长制。改革租制。文化上：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③影响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于曹魏时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晋时已经变成了从世家大族中选拔官吏的局面，并演化出了士族与庶族两大社会阶层，“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名言，便出于此。由于鲜卑族自身并未得高深的文化素养，没有独立的政治改革思想，导致一味照搬此前的汉族政权政策，也就继承了这一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门阀制度。《魏书‧官氏志》记载：“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使门阀制度由魏晋进一步延伸到了南北朝时期，直到隋朝建立科举制度时方才废止。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胡人大都已能讲汉语，且穿汉服，只是还能说胡语、还穿胡服，这一改革只是加速了习俗改易的过程。3，王安石变法①背景三冗危机：冗官，冗兵，冗费。内忧外患：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②内容富国之法：青苗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属法。强兵之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又叫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取士之法：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三舍法。惟才用人③影响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变法在当时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
（1）原因与含义：在中国古代，封建经济的特点是自然经济，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经济政策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面倾斜。重农抑商政策是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奉行的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政策。（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进而形成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观念）（2）产生和发展：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期，最早在魏国李悝改革中有所体现；之后，商鞅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付诸实施、大力推行；到西汉时期重农抑商政策最为突出；后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政策。（3）实质与评价：重农抑商政策实质上是维护封建的经济基础。评价“重农抑商”政策要注意它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不同时期其历史作用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农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商鞅变法，积极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使秦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的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西汉初期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兴盛起来。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封建统治者继续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并利用封建专制制度实行一系列的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措施。如清政府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等。这就严重障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滞后，因此，在封建社会的晚期，重农抑商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则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因为第一任皇朝的建立就是因为商人吕不韦，所以后代怕再次有人以商治国，动摇统治者的根本，所以才重农抑商，而且当时是以民为本，农民是国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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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论语》对话风采看文艺批评孔子的思想学说，重视对话与探讨，形成了精神风采，深深地泽溉了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善于对话与讨论，这种文化传统受到孔子人格与思想的影响，比如中国古代一直盛行的诗话与词话等形态便是这种传统的彰显，因此，从对话的精神风采去讨论孔子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是重要的门径之一。因此本文拟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讨论。孔子倡导“和而不同”，重视对话，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氛围中营造出来的。先秦时代（指秦统一六国前的春秋战国年代，公元前770—前221年）是中国思想文化转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她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说的“轴心时期”。这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文化，有着特殊的表现形态，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热烈情状，一直为后人所瞩目。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是中国古代思想对话的滥觞，也是文艺批评的母体。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形成，直接促成了思想对话的繁盛。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从现代对话精神来说，是中国古代学术与思想得以生成的良好发端，争鸣与对话向着“和而不同”、融会百家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礼记·中庸》上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段话说出了中国古代自先秦开始的思想对话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争鸣是对话的表现形态，对话则深化了争鸣，光有争鸣而无对话，则可能走向对抗乃至于斗争与毁灭。因此，对话是争鸣的基础，对话与争鸣相比，更能彰显出其中的人文蕴涵与“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的特点。《庄子·天下篇》曾从道家的角度论述了先秦时代思想文化裂变的悲喜剧情形：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谈到道术由于当时的动乱与圣贤不明导致分崩离析，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见了道术的真谛，庄子显得过于悲观。其实，这种道术由统一走向分裂，再由分裂走向融汇乃是历史之必然，故而东汉的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班固的说法虽然有张扬儒学的意思在内，但他也看到了先秦诸子思想对话与争鸣发展的路径，是由各执一端走向百川归海。证之以先秦两汉以来的思想发展轨迹，从经典形态的演绎，比如由诸子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发展到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可知此言不虚。而这种发展与演进的基本条件是对话。百家争鸣如果没有思想对话的展开，没有人文蕴涵的加入，就会导致秦朝焚书坑儒的悲剧出现。要想避免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则自由的思想对话是前提，从先秦到两汉时代，这里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曾出现，成为令后人感思的历史现象。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与时代的剧烈变动，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便是商周以来的神学消褪，理性精神突显，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况，同时也给文化的新陈代谢提供了机遇。先秦诸子原为周室王官，其学术与思想受职官所限，未能获得独立的品格。周室崩坏，时代动荡，学术下移，教育平民化，促使他们来到民间，思想空间得到释放，自由地发表对于社会人生的意见。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与文论批评，正是依托这一平台而形成的。先秦诸子对话与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文化的看法上面。礼乐文明是整个中华民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血脉，它建构在人性与人生问题的基石之上，具体说来，先秦时的各家各派都专注于人性何为，人生何为的问题，由此而生发出礼乐文明对于人性与人生的价值与作用的讨论，这一点在儒家的孟子与道家的庄子中可谓钍锋相对，即使在儒家内部，孟子与荀子也是分岐与争议颇大。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人生问题都被汇集到这一范畴中来。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诸子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儒家的孔孟力主在传承中对于礼乐文明重新解释；而道家的老庄则主张回到人类的原初状态，废弃礼乐器具；法家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扬，提出用法术势代替传统的礼乐；墨家从节用的角度提议废除礼乐。当时的文论属于所谓杂文学的范畴。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学问题一直与社会人生与政治文化相关系，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乃是社会人生，人性学说乃是这一问题的底蕴，儒道两家的对话与争鸣，促进了两家思想的融合与互补，为秦汉时代的思想融合与发展作了铺垫，是中国文化和而不同风采的体现。对于文论批评影响至大，孔子的对话与文艺批评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孔门文艺批评主要见之于《论语》这本典籍。《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班固《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至于为什么采用《论语》这种载体，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论语集解义疏序》中解析道：“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凖，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孔颖达在这里谈到，《论语》这部书是适应着孔子生平事迹与思想特点而编就的，孔子虽为圣人，但是生平为教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其思想的特点适于采用《论语》这种体裁。所谓“论难答述“，就是指的这种思想对话的特点。孔子与学生相处，本来就很随和，他的思想理路也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实践理性特征，即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开掘其内在理性与道德思想的火花，本身就具有感兴特点，现代学者和作家林语堂说过：孔子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于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做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林语堂为此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提倡语录体，被称作《论语》派。林语堂认为孔子在漫不经心时说出来的话语所以“妙不可言”，显见得是即兴而言的，本身就是审美经验的一种。因此，从对话的角度去考察孔子的文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论语》记载的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与古希腊拍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中的对话大为不同，前者重在理性的昭章，而后者则重在知性的感发。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批评孔子至多是一些道德箴言，没有甚么体系。[2]这说明他不了解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观与理论观念。孔子思想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承载者，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符合中国人的人生观与理性观念，中国人不喜欢将理论变成灰色的思辨的对象，而喜欢知行合一，履践为上的知性与悟性。而黑格尔自己大约也没有想到，在他死后的二百多年后，他的故乡德国也兴起了一股反对惟理论，倡导现象学与当下性的思潮，影响到文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东方孔子似的语录体语境中。先秦诸子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的看法上面。而礼乐涵括了道德与文艺的内容，先秦儒家思想是从礼乐角度去体认道德与文艺问题的，这一点在孔子思想中表现得很明显。孔子本人十分重视文艺的对话与沟通作用，这是因为农业文明与继之而起宗法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以血缘宗法作为纽带的社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时候主要通过对话与讨论来进行。学问离不开日常生活的切磋，所谓“百姓日用即为道”的观念很早就在中国古代社会萌发了。而诗歌与音乐在当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承担了人际关系的交流。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艺术源自个体与社会的沟通，是祛除个体孤独的重要渠道。[3]这一思想与孔老夫子的诗学倒是颇为相合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所谓“群”，据后人解释，也就是“群居而切磋”，即互相交流思想感情的意思。可见在对话中能够拓展人的思想境界。古代中国人对于诗乐舞的功能与作用，是从农业文明中的人际关系中去体认的，强调诗乐之中通过思想交流，促进对话，和合人际关系。不同于西方的人际关系中的理性思维，人际对话，往往在不经意间产生诗兴和随意性，后世诗话与词话中的随笔大体同于此也。“诗可以兴”与“诗可以群”的关系如何处理呢，这一问题值得探讨。实际上，诗的“兴”、“观”、“怨”，都是在“群”的基础之上得到认同的，而不是游离于此而展开的。此一点要特别强调。明末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一中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而怨，怨亦不亡；以其怨而群，群乃愈挚。这里强调了群与怨之关系。“群”的对话与交流是建构解读诗作的平台与基础。从现存的《论语》文本来看，孔子自觉地强调《诗经》中的这种对话与沟通功能。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孔子认为君子应当知命知人，而知人在于知言，即能够与人沟通与交流，而这种知人也是智者的本领之一，与仁者爱人是互相配合的。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知是仁的运用，仁是知的基础，二者是互动的关系，不能够知人又怎么能爱人呢？这是孔子仁学的重要观念。孔子在教育儿子时说过：“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意谓不学习《诗经》，就像人走路面对着墙壁不能前进一样，无法与别人进行对话与交流。《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反映了受周文王德化熏陶的周地的良好古风，也是孔子推举的仁义之风的来源。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诗经》中《周南》、《召南》中弘扬的这种道德观念与思想感情，就会以仁者之心去待人接物，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升华。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很早就将艺术纳入社会宗族群体之中，这便是所谓“礼乐相须为用”的文明教化体系。礼之中既有内在的属于同一性的原始血缘伦理基础，又有显在的差异性，因此，这种特殊的政治伦理、宗教体制便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审美文化与操作体系来缘饰。《礼记·乐记》指出：“乐合同，礼别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在儒家看来，宗法社会中的礼是用来区别不同等级之人的，乐是调合不同等级与身份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由于处于同一个血缘体系之中，于是在情感上也就有了互相认同与交往的基础了，而包括《诗经》在内的文艺可以承担调谐人际关系的职能。孔子还教训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还有意识地强调，《诗经》学得再好，如果不能应对出处，虽多也无益。“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从这些方面来看，对话意识的自觉与运用，是基于孔子的仁学思想品格的。孔子的各种思想，其中包括文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与弟子的对话中。孔子十分注重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启发学生举一反三，并且认为这是学生可教与不可教的标志。《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也引用了这段话说明孔子教育学生的特点。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曰：“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端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重教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深契于教育之道，他教育学生时往往等到对方有所明白时再加以启发，这样对方容易接受，印象深刻，如果对方不能举一反三则不再重复，因为这样的学生没有天资，教了后也未见得有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贡虽然利口巧辩，但是在孔子看来，没有颜回能够举一反三，悟性差，所以不如颜回深得孔子喜欢，子贡也有自知之明。由此可见，孔子注重在对话的语境中启发学生，重视双向的互动。在孔子看来，思想智慧并不仅仅表现在巧言善辩方面，而是在于举一反三的悟性智慧方面，能力与知识更为重要与根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与有价值的观点。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对象来加以启发，既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体现，同时也证明对话的随机性，这正符合文艺批评的个体性与随机性原则，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基本特点。《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在回答几位学生关于“闻斯行诸”，即一旦了解了道之后如何做的问题，孔子依据不同的对象之人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体现了对于弟子因人而异加以教化的原则。子路勇敢，所以让他不要轻进；冉有廉让，所以要鼓励他进取。孔子在对话中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可贵的是，孔子有时也会打破师生之间的等级，坦诚地与学生进行对话与交锋。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这些基本原则同样表现在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困于陈蔡时，弟子们对孔子的不同态度，以及产生的思想对话甚至思想交锋，更是彰显出孔门对话的坦诚性：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段对话将孔子与几个弟子的性格与思想境界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孔子推行仁义，恢复周礼，在当时得不到世人的认同，受到围攻。于是弟子中难免产生怨气，子路有怨言，认为孔子不周世用；子贡则劝孔子稍降其志，孔子坚持用求仁得仁的思想来教育学生，表示自己的悲剧乃属必然，志向终不可屈；弟子中唯有颜回恭维老师，认为是世人莫能容老师，是老师的光荣。孔子在烦恼中听到后大为高兴，甚至说出如果颜回发财后自己要替他管帐的调侃笑话。可见孔子有时候也难以免俗，喜欢听恭维话，而颜回也有奉迎之嫌。比如《论语·先进》中还记载：“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在这段对话中，孔子的思想性格，甚至包括他的庸俗一面也得到了鲜活的呈现，同时也表现出师生之间对于仁者的理解并不一致，正是“君子和而不同”风度的展示，孔子以其思想人格，最终提升了子路等人的人格境界，这是有史可稽的。（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认为仁者应当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孔子则认为相反，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就是典型。仁者恰恰体现出“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的精神。孔子的精神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仁者精神。这种仁者精神，是后来中国文艺批评的核心精神。比如“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颜回所以得到孔子的赞赏，是因为他能够安贫乐道，初步不改，达到了仁者不忧的地步，上升为今人所说的孔颜人格，孔子曾赞扬：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孔子阐发了颜回人格体现出来的儒家心目中的坚定的仁者之心与意志实践，已经上升到超越功利的自觉与自由的境地，而此种境地，与文艺审美的自由境地相通。它需要磨炼。孟子说：“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 ”（《孟子·离娄下》）也是赞美颜回的这种人格精神。《论语·颜渊》中还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教育学生，克己复礼为仁的功夫要从自我努力做起，不要依赖外力。这样，就将人格的升华从外转向了内在的道德修养境界。这种人生境界，正与人格的高尚与精神的脱俗相呼应。孔子认为只有人类才有这种超越生物本能的人性内涵与光辉，后来的孟子则张大了其中人性自觉的意义，形成了关于审美人格的学说。若从当代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的话，是极有价值的。从中可以看出，《论语》的开放性与语录体是直接关连的。程颐提出读者不妨设位为孔门弟子，与圣人对话与交流，从中汲取营养，他并且强调读者读了后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响，有的读了后全然不知晓者，有读了后得一二语者，有读了后手舞足蹈者。他自称读《论语》后意味悠长，历久弥深：“程子曰：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朱熹《孟子序说》引）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阅读效果，显然这是与《论语》的内容及体式有关的。谭家健先生认为《论语》是后世语录体的鼻祖：“《论语》除了在语言艺术、个性描写，故事记叙等方面给予中国文学史以广泛影响之外，它所首创的语录体，也常为后人所效法。”[4]孔子及其思想通过这种语体与后人对话与沟通，其思想风采和音容笑貌栩栩如生，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使后人睹其风采而不能忘怀。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最后感叹：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从更深层的文化背景去分析的话，孔子《论语》中出现的对话体思想学说，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世俗性，排除了宗教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任何宗教，不管它是何种形态的，都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依据信仰来建构，而精神信仰则由一些绝对性的律令与教条构成，它是神圣不可逾越的，由此而造成它的原教旨，往往杜绝对话与沟通，崇拜绝对真理而忽略当下性。[5]而孔子的思想虽然也带有精神信仰的色彩，如他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是更注重其现实品格与实用性的一面，孔子所倡导的“己所勿欲，勿施于人 ”的恕道与中庸之道，更是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重视对话的人性基础与现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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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发展史世界数学发展史 数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为中国古代六艺之一，亦被古希腊学者视为哲学之起点。数学的希腊语Μαθηματικ? mathematikós）意思是“学问的基础”，源于ματθημα（máthema）（“科学，知识，学问”）。 数学的演进大约可以看成是抽象化的持续发展，或是题材的延展。第一个被抽象化的概念大概是数字，其对两个苹果及两个橘子之间有某样相同事物的认知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突破。 除了认知到如何去数实际物质的数量，史前的人类亦了解如何去数抽象物质的数量，如时间－日、季节和年。算术(加减乘除)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古代的石碑亦证实了当时已有几何的知识。 更进一步则需要写作或其他可记录数字的系统，如符木或于印加帝国内用来储存数据的奇普。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且分歧的记数系统。 从历史时代的一开始，数学内的主要原理是为了做税务和贸易等相关多计算，为了了解数字间的关系，为了测量土地，以及为了预测天文事件而形成的。这些需要可以简单地被概括为数学对数量、结构、空间及时间方面的研究。 到了16世纪，算术、初等代数、以及三角学等初等数学已大体完备。17世纪变量概念的产生使人们开始研究变化中的量与量的互相关系和图形间的互相变换。在研究经典力学的过程中，微积分的方法被发明。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研究数学基础而产生的集合论和数理逻辑等也开始慢慢发展。 数学从古至今便一直不断地延展，且与科学有丰富的相互作用，并使两者都得到好处。数学在历史上有着许多的发现，并且直至今日都还不断地发现中。依据Mikhail B. Sevryuk于美国数学会通报2006年1月的期刊中所说，“存在于数学评论数据库中论文和书籍的数量自1940年(数学评论的创刊年份)现已超过了一百九十万份，而且每年还增加超过七万五千份的细目。此一学海的绝大部分为新的数学定理及其证明。”就这些了！O(∩_∩)O~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也集中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已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荆轲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隋、唐时期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秦汉时期：【政治】秦朝时创建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上实行“郡县制”；西汉时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实行了“内朝制”,以皇帝的亲信为侍中、尚书令,参与军国大事以削弱相权.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就是郡县制与分封并存；武帝时颁布“推恩令”,之后正式实行“州-郡-县”的地方行政体系.选举制度上,西汉实行的是“察举制”.【经济】（1）农业：“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继续发展,西汉时发明了播种工具耧车.（2）手工业：在冶铸业方面,两汉时发明了高炉炼铁和炒钢技术；在制瓷业方面,东汉时已经能烧制出成熟的青瓷；纺织业方面,西汉的丝织业发达,此外还有麻织技术.（3）商业：秦汉时期的商业大都集中在城市,交易的物品大多是为贵族、官僚享用,由于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业发展比较艰难.【文化】（1）文学：汉朝时,楚辞盛行,文学家以除此为基础创造了汉赋这一半诗半文的综合文体.（2）科学：西汉前期,纸出现；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用树皮等便宜的原料造出了便于书写的纸；东汉时,数学上出现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医学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学的理论基础.（3）绘画：秦汉时期的绘画门类很丰富,有壁画、帛画、木刻画、木版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等.（4）书法：秦朝时通行文字为“小篆”；后来“隶书”出现,至西汉初年时成为通用字体.
首师大英国史国家重点学科。其它几个都是中国古代史，难度一样。 我去年报了这个学校的国际关系史。没上，只招了三个。
中国宋代、明代中期后都不重农抑商，所以这两个时期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改朝换代后，资本主义萌芽消失了，重新开始重农抑商。《马克思批判满寇侵华的罪恶》 文字狱、闭关锁国满清王朝的这两大恶政彻底终止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进程。而这两大恶政推出的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王朝防汉、制汉的心理。 大家都知道海外贸易对于中国走向商品社会，融入世界先进文化和主流是多么重要。但是满清在台湾收复后仍然推行海禁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南洋禁海令其真实目的是为了禁止中国商民前往西洋占据的吕宋，严防汉人聚集，与西洋人结合颠覆满清统治。“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道光《重篹福建通志》）康熙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他已经意识到西方强大的对手就要来临，为了防汉却消极封闭。 马克思指出：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闭关锁国）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恩全集第九卷115页） 满清文字狱是出于防汉心理对一个民族进行疯狂的文化清洗，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活人、死人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遭殃。是威慑恐怖。震慑效果空前绝后。 满清文字狱的密度吓人，据统计，在清王朝268年的统治时间里，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几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制造的文字狱有130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其定罪范围大大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而且将打击对象从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民间百姓，几乎成了一场全民的劫难；许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难，其中吕留良、屈大钧、王锡侯、金堡、戴名士等都是文字狱的受害者，有的不仅被斩首，而且子孙株连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毁灭；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尸，惩办后人。文字狱株连甚广，令人心惊胆战，此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 乾隆朝还有独特的疯汉获罪现象，占文字狱的25％，疯汉常常是被陵迟，疯汉临死前痛苦的号叫在宣告：文艺复兴从此在中国成为不可能。 满清统治下的文字狱，如同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思想领域实行强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书籍要禁，就连科学技术也不放过，《几何原本》、《天工开物》大批明代的科技成果或毁或弃，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学不统一的，都要禁止。明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完全中断。 康熙皇帝学习科技是为了炫耀。出于对于汉人的威慑和警惕，满清王朝限制火器引入和发展，漠视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大好时机 有人夸赞康熙皇帝学习西方科技，但是别忘了康熙学习西学的局限性，这种学习局限在宫中，引进西学也有限。他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康熙自己说：“眹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眹思，己不思，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而愤而学焉”。他是为了强化皇权。学习西方科技不是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所以皇帝态度一变，风气就转。其次是为了炫耀自己。南怀仁说“他通过这件事，……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他还以天文知识拷问作弄汉臣为乐。据李光地记录：康熙说“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他俱梦梦。”这实质反映了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独特心理。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他要求满洲贵族不忘祖宗遗训，勤习骑射，以武艺威慑汉人，又研习西学，用新的科技知识对付汉人的文化优越感。 他对于采矿、冶金、机械是很少涉猎的。在战争结束后，出于防备汉人心理，限制武器的发展。 康熙下旨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此事不准行。”明知西方船坚炮利他就是不准备改进。在科学制度上康熙是最大的法官。要根据康熙的观点来行事。比如有人给康熙看《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康熙不喜欢于是不准颁行。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说：“康熙对于数学仅略窥门径，音乐则更茫然无知”。 白晋评价在《康熙皇帝》中说：“把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专心致志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来说，与其受到赞扬，不如说应该受到责备。”“复兴灿烂的文化……除垂范于民，除宣传这种精神别无良策。”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没法比的，他没有建立科研机构，没有派人出国考察，不鼓励臣民科学探索。 所以到了雍正、乾隆他们对西方科技根本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做钟处成了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享乐奢侈风。成了儒家批判的“奇技淫巧”，对中国社会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部族的统治压抑民智 就以最为关心科技的康熙来说：他明明知道西方在大力发展科技，日后必然发达对中国构成威胁，但他仍然主张闭关锁国，愚民政策。 他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学者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不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洋人教师张诚在日记里写道“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当时宣传科学的朱方旦因为罪名是将九五之尊和下贱臣民混淆贵贱，传播科学而被杀。 到了乾隆，他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关心的是西洋玩艺，这时西学东渐就衰落了。日心说的传播详细介绍是蒋友仁开始，《增补坤舆全图》有日心说天文学部分，但是被乾隆锁进深宫。《四库全书》虽有西洋部分，但是一般来说清朝纂修《四库全书》的馆臣对于“西学”目录著作大都采取贬低和排除的态度。 《四库全书》馆臣还对利玛窦进行了批判，说天主教违背儒家学说，危及封建统治“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持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必须严令禁止。天主教书籍必须“概从屏斥，以示放绝”。编辑出版者必须受到批判“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 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西学东渐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利玛窦的《交友论》不同境遇看明清两朝的知识界风气，理教盛行的原因还是防汉心理在作怪。 利玛窦进入中国后的第一篇印刷品不是宗教和科技而是《交友论》，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不大，但是足可引起人们的思考。 利玛窦 的《交友论》说：“人与人之间皆兄弟也，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也。友之于我，虽有二身，其心一而已。交友独知利己，是商贾之人，不可谓友也。” 利玛窦主张的朋友之道是相互依靠，贫富通财，共享共有的关系，引用西塞禄言：“友之所以贵于亲者，亲可以失爱，而友则否。无爱，即不成其为友，而亲仍不失为亲？” 这正是西方交友之道平等，西方价值观博爱精神的体现。 众所周知，儒家传统观念，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存在着亲疏远近、轻重厚薄的差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关系显然重要得多。《交友论》显然是反传统的。《交友论》在明末引起极大反响，冯西京说：“人有友生”，“友之所系大矣哉， 君臣不得不义，父子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别，长幼不得不序，是无可无交”，冯试图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看作是朋友间的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关系。《刻交友论序》。 在《交友论》中利玛窦试图贯穿儒家的“五常”，友之职，至于义而止，智者欲离浮友，信于仇者尚不可施，况于友者？德志相似，其友固始。 冯西京说“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交友论》是欧洲基督教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产物。正符合明末结社，交友的社会思潮和风尚。 该书出版后，一再翻印流行。利玛窦说：“它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流传于各省，并往往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著作中引用。在一个短短的惊人的时期，这部书被当成做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利玛窦中国札记》） 而满清理教盛行，此类交友论是不合时宜的。《四库全书》馆臣批判《交友论》说：“ 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是导天下以滥交矣。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他们反对交友之道的普遍意义以及爱无差等的思想，这也正符合满清政府对天下人分而制之，让中国成为一盘散沙的国策。康熙说：“汉人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每以汉人为难治，其不能一心之故。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可见满清为什么会理教盛行，这和满清特有的民族压迫有不解之缘。 作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清统治者心中始终横着对汉人的猜疑和防范。随着西方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他们心中的畏忌也不断加深。把中国和世界隔绝开来。防止汉人和海外勾结危及统治。以禁教令和禁海令为标志。满清的海外政策发生逆转。步步后退，日益封闭。更不用派出去看看世界了。 本论文大部分资料摘录自 《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我支持这个观点，从客观上游牧民族就比农业区的人落后，在加上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当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镇压手段，对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恶劣的阻埃，在六君子变法的时候其实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上满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毁了他们自己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积极推行农战方针，采用各种手段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西汉初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在这时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并在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进步性
重农抑商的原因:
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再加上当时的生产力低下。
秦，商鞅变法时首倡“重农抑商”政策，把人分为四个等级也就是所谓的士、农、工、商“四民”中,士最贵,农次之,工商又次之,这种思想被历朝历代所沿用，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新建立的王朝都十分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强调“农为本”，在人民思想中根深蒂固。
此后所有的统治者都继承了重农抑商的政策，目的是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以确保服役征派和地租征收，巩固封建统治。
历朝历代采取这种措施，归根到底是因为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扩展资料：
在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中，“农本商末”观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调，由此形成“重农抑商”政治方针是古代统治者惯行的基本治国之策。自战国时形成“奖耕战”、“抑商贾”政策始，秦汉后“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渐成国策，到宋元“专卖”法乃至明清“海禁”，均是重农抑商政策之表现。“重农抑商”、“农本商末”政策深深制约和影响中国历史。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 法律的内容必然为经济形态所决定，当“农本商末”观念被统治者信奉以后，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体现的抑商之法应运而生。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
参考资料：重农抑商-百度百科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商业和商人的命运，与王朝政策相关，而政策的变化，也与不同时代的政治形势相关联。商鞅变法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规定:土地可以买卖;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粟帛生产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仅不如经营土地那样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李悝，约生于公元前450年，卒于公元前390年。曾相魏文侯、武侯、使魏国富强。他是法家的始祖，曾著法经6篇，对后世的刑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悝还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李悝重农是毫无问题的。李悝在魏国治国有两项重农的措施:第一项是"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设法增加农业产量。其办法是"地方百里，……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①。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就是要让农民"勤谨"耕作，争取好的收成。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李悝主张播种时"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之至"②。这就是说种植要多种经营，有的作物受灾害，其他作物还可以收获;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锄几次;收获时要像防备盗寇那样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损失。第二项是，创"平籴"法。为防止"籴甚贵伤民(非农业居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李悝创"平籴"法。"平籴"采取的办法是把年景分为: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饥、中饥、大饥7种;计算出7种年景下，一户耕田百亩的个体农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种年景下向每户农民收购粮食的数量，而后在大饥、中饥、小饥年景时把这些粮食平价粜出。这样便收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成效。李悝由于把以上两项政策"行之魏国"所以魏国"国以富强"③。值得注意的是李悝不仅重农，而且还是轻商、抑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在李悝看来，农业几乎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说:"农伤则国贫"。接着他又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会使民人饥寒，国家贫困。所以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①。十分明显，李悝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危害农业会导致"国贫民侈(奢侈)"。虽然李悝这里要求"禁技巧"，似乎只是针对手工业而言的，并未提到商业，然而由于手工业一般都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为了卖。所以，李悝的"禁技巧"，势必包含着"禁技巧"产品的销售，包含着对商业的歧视和限制了。所以，李悝是重农、轻工商、贱工商的最早提出者，也可以说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不过，在历史记载中李悝重农实行"尽地力之教"、"平籴"两项政策是有卓著成效的，至于"禁技巧"具体采取了什么措施却无记载，也许这方面还停留在思想上，并未落实到实际的政策和措施上。从春秋时期管仲等人的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我们可以看到重农抑商思想产生的轨迹。①《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②《太平御览》卷八二一，转引《史记》。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与此同时，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此外，最新研究认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除了其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一、战国时期，秦国奖励耕织;二、明清时期，统治者极力强化本末意识，实行专卖制度，等等。影响:一积极: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消极:"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