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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体的先秦诸子散文有《论语》《墨子》等。先秦诸子散文发展三阶段: 春秋末期: 《论语》《墨子》语录体为主 战国中期:《孟子》《庄子》语录体向专题论文发展 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专题论文第一阶段:《论语》《墨子》 语录体为主 《论语》:主要是记孔子言行的书,有孔子弟子所记.语言接近口语(师生谈话录),没有过多修饰. 《墨子》:此书也是墨子弟子所记.文章质朴,较少文采,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说理,是说理文的一大进步. 第二阶段:《孟子》《庄子》 语录体向专题论文发展 《孟子》:实则仍为语录体,但《孟子》是当场纪录,作者就是孟子.是一本集体著作,其中大量采取对话,双方都有所辩驳,大大促进了散文向论文体发展. 《庄子》:有的仍含有辩驳的影子,但有些篇章带有驳论,论辩,对答,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开始演变为专题论文,中国的论文真正地确立了. 第三阶段:《荀子》《韩非子》专题论文 《荀子》:其文多长篇大论,大抵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韩非子》:其散文特点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 1,摆脱了语录体,成为专题论著. 2,不是一个学派的集体著注,而是一个学者的个人论文集. 3,不是以驳论文为主,而是以正面论述为主.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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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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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逍遥游》作为《庄子内篇》之首，既是庄子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总体概括，也是庄子散文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更对的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庄子的代表作《逍遥游》为例，重点分析庄子散文的主要艺术风格，阐述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 《逍遥游》；庄子散文；艺术风格；影响
《逍遥游》堪称庄子散文的扛鼎之作，也称得上是先秦散文的代表著作。可以说，庄子散文，乃至先秦道家学派散文的艺术风格在《逍遥游》之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本文结合先秦散文的艺术风格，试以《逍遥游》为例进行分析探究，力求洞悉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继而阐述庄子散文积极思想和消极思想共存、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交织的创作风格对后世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
一、庄子散文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地位
要洞悉庄子散文的艺术风格,就必须要对先秦诸子散文有一个宏观了解。可以说，先秦诸子的散文多是哲理著作，多用散文表达自己的学派思想和政治主张，其内容大多博大精深，内涵着深刻哲理，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学性和文学因素。先秦的诸位思想家大多是写文章的行家里手，除了《庄子》，还有《荀子》、《韩非子》等等，几千年过去了，这些典籍至今都还值得我们当做文学作品来品读。先秦诸子百家的散文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散文这种文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其中，又尤以庄子的散文为代表，其创作的散文大多想象丰富,多用寓言,善用比喻,辞藻雄浑壮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先秦文学散文的典范,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间接影响着后世散文及其他文体的发展。
二、以《逍遥游》为例分析庄子散文的艺术风格
(一)想象丰富，夸张奇特
庄子创作散文最显著的艺术风格就是想象丰富和夸张奇特。庄子的散文中，想象的场面、虚构的情景、夸张手法的运用随处可见，纵横捭阖，恣意发挥，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逍遥游》从文章的一开始,就酣畅淋漓地展现了这种十分独特的艺术风格：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几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在文中，庄子用其丰富、大胆的想象力和奇特、诡异的夸张手法，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动人心魄、怪异奇特的画面：在漫无边际的北海中，一条不知有几千里长的大鱼在随处游动着，突然之间，这条鱼就像变戏法一样，变成了一只背不知有几千里宽的大鹏。当这只大鹏在空中展翅高飞的时候，它的两只翅膀就像从空中垂下来的云彩一样遮天蔽日。这只鹏有着超强的能力，在南海中可以激起三千里的浪花，其宽大的两翼借着大风可以直接飞上九万里的高空。在庄子的神来之笔下,鱼能够转化成鸟，展翅高飞；鹏能够水击三千里，借助风力直插云霄。奇特诡异的想象在庄子的文中信马由缰，任意奔驰，从而绘制成了庄子心目中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二)比喻形象，以喻托志
首先，从比喻的数量来看，可以说随处可见。《逍遥游》全文800余字，小大比喻有20多个。其中大的比喻就是一个寓言或者虚构的故事，小的比喻也就是一句或几句话。全文主旨就是为表现庄子“有所待不算逍遥游，无所待才算逍遥游”的主旨思想。为了达到这个表述目的，文章一开篇，庄子先从自然界写起，而后循序渐进写到人类社会。整个过程精心虚构了“鱼化大鹏乘风迁徙南海”以及“小鸟飞行与蓬蒿”之间的故事以及“野马”、“尘埃”、“杯水芥舟”等众多比喻，这些形象的比喻将深邃的思想和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从而使读者能容易理解读懂文章。其次，从比喻的风格来分析，文中的比喻想象诡异，构思新奇，别致巧妙，扑朔迷离，使人觉得奇幻莫测，不知深浅的感觉，而后经过思考，在看似胡言乱语之中理解其深邃意义。如庄子用诡异的想象和拟人化的手法虚构了蜩和学鸠的寓言故事,一方面突出自己的思想志向。同时，读者在深思之下不难理解，庄子虚构自然界的鹏和蝉大小两方面的鸟，其实就是恰恰喻射了在人类社会中不同道德层次和人生追求的两种人。在庄子散文中，比喻本体大多是隐藏在背后的，给广大读者留下想象、体味的空间，只要读者用心地去体会、去想象,文章的深刻寓意就愈发的丰富多彩、引人入胜。通读《逍遥游》,可以发现庄子行文比较喜欢用比喻，也十分善于用比喻，这也成为庄子散文的显著特色之一，他通过这些生动形象和诡异奇特的比喻将自己的哲学思想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
(三)运用寓言，独特怪诞
寓言故事也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多指含有讽喻或明显教育意义的故事。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的文中哲理意味深厚，但他通常不坐而论道，不形而上地、抽象地阐述自己思想和观点，而是经常运用寓言来传达自己的观点。纵观《逍遥游》，可以说就是一篇由寓言组合起来的文章。但庄子运用寓言的手法，与先秦其他诸子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比如韩非较多运用一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传说与典故辅证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继而进行说理；孟子则较多采用民间故事作为自己的辩论依据。但而庄子的寓言很少引用现成的寓言故事，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力进行虚构和演绎。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也算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自觉运用虚构手法的文学创作者。例如《逍遥游》开篇写鱼化鹏，继而高飞几万里的故事就全部是虚构的。再如后面用拟人的手法虚构了蝉和学鸠的话语也是虚构的。纵观全文，庄子虚构的这些独特怪诞的寓言故事，环环相扣，引人深思，既达到了自己想要讽刺某些行为、某个人群的行文目的，又大大地提高了文章的吸引力，引人入胜，思想性和可读性面面俱到，着实值得后世文学创作者学习和借鉴。
三、庄子散文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创造性想象的感性显现。而庄子散文在“创造性想象”方面独树一帜，具有一定典型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庄子散文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有着深远的重大而又影响。从先秦文学一直延续到到近现代文学，在每个朝代、每个时期都有着都有体现和反映。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从具体实践情况看,就是积极思想和消极思想并存，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交织。庄子的散文通过隐喻、夸张和拟人的手法表达了对黑暗现实各种弊端的犀利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后世的汉朝司马迁、宋代苏轼等文人身上都有体现。同时，庄子的散文在讽刺和批判黑暗现实的背后，也更多地流露着一种消极思想和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情绪。庄子的散文在批判揭露黑暗社会和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只有采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生活态度。这种文风和生活态度对后世的文人及其创作造成了很大消极影响。历代生活境遇不好又不满黑暗现实的文人们，几乎都向庄子看齐和学习，他们思想上愤世嫉俗、放荡不羁，他们有的纵情于酒色、有的寄情于山水、有的归隐于山林、有的修道求仙。但“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的作品往往大多具有强烈的追求自由的思想，内容大多能摆脱世俗思想的羁绊和束缚，充分张开想象的翅膀在浩瀚的天地间自由飞翔，在唯我独尊的个人天地里抒发个人的最真实的情感。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唐代的李白、现代的鲁迅，他们的作品大都随兴所至，肆意抒发，其作品往往具有十分强力的思想感情，往往更容易引起广大读者的思想共鸣，从而造就了许多非常高的艺术作品，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总之，庄子的散文想象丰富、奇特夸张，比喻形象、以喻托志，善用寓言、独特怪诞，在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开创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先河，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任意驰骋的丰富想象力、向往飞翔的自由精神和颇具浪漫主义的文风为中国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对后世历代文学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
作者:杨彦科 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2]阮忠．庄子创造论[M]．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
[3]郭绍虞.古代文论选[M].上海:卜海占籍出版社，2001.
《墨子教育思想浅析》
摘要：墨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重要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要求人们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同时极为重视科技技术教育，强调其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巨大作用。墨子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政治社会目的，构建一个无等差的和谐社会。
关键字：墨子;兼爱;科技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2
墨子生活在春秋末、战国初期，这一时期社会面临巨大变革。特殊的时代背景为墨子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经济、手工业的发展为墨子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社会动荡，墨子"暖衣饱食，便宁无忧"[1]①的思想成为劳动人民阶层的共同呼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于墨子教育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一、墨子的人性论和"兼士"的教育目标。
墨子的人性观，最为深入人心的观点就是"人性素丝说"。《所染》中写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人性就像是未经浸染的素丝，强调环境和教育对人性发展的重要作用。
墨子以"人性论"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以"贤士"、"兼士"为理想的人才培养模型。"兼士"的标准相当严格，要求"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2]②。"厚乎德行"：首先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做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3]③同时，要具有为万民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强调"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辩乎言谈"：要求在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能够积极地"上说下教"，传播其思想主张，实现其政治抱负。"博乎道术"：是在知识技能上的要求，文史知识、科学技术、军事谋略等等都是"兼人"所必须精通的。
二、墨子重"义"贵"利"价值取向和道德教育思想。
墨子思想体系中，"义"、"利"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墨子重"利"，一方面所言之"利"，内涵十分丰富，大到国家社会公利、小到个人私利;另一方面强调把"利"作为评价善恶的标准(使民得利为善，使民损利为恶)。允许人民合理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在利己的基础之上"利人"、"利天下"，进而使得整个社会最后能过"交相利"。墨子贵"义"，对于"义"的要求基本包括以下几个层次：最基本要做到"不亏人以自利";之后由己推人，爱己爱人，实现"兼相爱";必要时，勇于为天下公利而牺牲的奉献精神。
墨子贵"义"重"利"的价值取向，对于其道德教育内容有很深的影响。墨子的道德内容主要包括：
"兼爱"。墨子认为社会的最大弊端在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不相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4]④"。"兼爱"必须有"利"作为动力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兼爱交利"，才能化解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才能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护，才能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
"非攻"。墨子认为侵略战争是一种极度劳民伤财的行为，为此提出了"非攻"这个理想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将"非攻"列入道德教育内容，要求百姓能够认识到道德的罪恶本质，倡导一种爱好和平的社会风尚;希望"贤士"抱定信仰，将"非攻"主张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上合圣王之道、下顺百姓之利，不要发动对别国的侵略战争。
"节用"、"节葬"、"非乐"。"节用"就是强调勤俭节约的态度，物尽其能就好，不必苛求奢华。这一观点基本上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统治者应该做到"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5]⑤"节葬"就是反对儒家的"隆礼厚葬"，要求简化丧葬形式。在《节葬》中就列举了厚葬的弊端：隆重的丧葬仪式耗费大量财力;长时间的居丧守孝不利于人口繁衍、经济发展;统治者坚持厚葬久丧，必然造成政治秩序混乱、社会动荡。"非乐"就是反对声乐娱乐活动，这种活动不仅浪费财力、物力;而且会扰乱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
四、墨子的阶级关怀与科学教育思想。
墨子自称是"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其主张基本上都表现出对这一阶层的关怀。一方面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就是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劳动者自力更生，改善自己的生活现状。重视科学技术的思想体现在其教育上就是：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播、强调实际操作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形成。
墨子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在《墨子》一书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示。《经上、说经上》、《经下、说经下》中就用极为精炼的语言阐述了大量科学知识。例如：关于数学的相关概念----点、线、圆、直、方、柱，距离和相交、十进制等等进行论述;关于力学的相关知识----杠杆、滑轮等等进行分析;关于物理学的相关现象---时间和空间、质和量、运动和静止、光影、反射等等进行阐述。从中得出法则、规律，希望人们能遵循规律办事，期望为现实生活、劳作服务。《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等篇中记载的关于军事科技的内容极为完备。如："转射机"、"掷车"、"连弩车"等防御器械的制造;"城墙"、"壕沟"、"�望台"等城防建筑的修建。墨子巧妙地将手工技艺于军事防御结合起来，使国家的防御能力达到了极致。
墨子还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和实验论证的学习方法。关于对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墨子》中就专门对认识论进行基本论述，提出人具有认识能力，通过接触外界事物产生的获得初步知识、通过思虑活动使认识升华，通过言辞语句将其表述出来。此外，还对推理、辩论等逻辑思维方式进行阐述等等。墨子重视科学的教学方法，提出实验论证方法，在先秦诸子中可谓独树一帜。鼓励学生亲自参加社会观察和实验研究，在实践中获得技能和知识。提出"三表法"作为评判是非、取舍的标准，以先圣之事为本、以百姓见闻为原、以符合民利为用。
总之，墨子的教育哲学思想和其他先秦诸子思想相比，有很多原创性内容。其中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性"素丝说";主张构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重视科学教育的思想。虽然墨子所创立的学说体系，在很多方面并不够完善，但是其在先秦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墨子思想的许多内容被后世儒学、法家等吸收和改造，对我国教育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2页
[2]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3]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4]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2页
[5]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7页
①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2页。
②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③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④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2页。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与儒家对抗的墨家学派，成为中国古代与孔子齐名的学者。他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教育理论，构建了相当完备的思想体系。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在政治上要求不分贵贱地任用贤能；在教育内容上，墨子突破了儒家的六艺教育范畴，表现出非凡的创造性；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力行，独树一帜地提出“强说人”、“不叩亦鸣”的教师主动精神。与同时期的诸子百家相比，墨家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其范围涉及生产知识、科学技术、战术训练、形式逻辑、教学实践等多方面。然而，令人深思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汉代儒学独尊后，墨学逐渐衰微，整个学派几乎被埋没两千年。只是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墨家的学说才又重新被人们拾起，重新肯定了墨子及其建构的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价值。一)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高度统一墨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墨子注重实践，他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他严格要求言行的一致，不论在生产或战斗中，都是坚决执行任务，不屈不挠。与儒家的重行和泛道德主义的倾向相比，墨子更注重实践的效果。判断一件事和评价一个人，他不是单纯地从结果来看，而是重视“志”(动机)和“功”(效果)的统一。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就是主张以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去评价人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去做事，其效果是好的，但如果这个人的动机不纯，那么这个人是好是坏便很难判定了。因此，墨子要求弟子“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并注重培养与锻炼弟子的意志，要求弟子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墨子门下多勇士，“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家在教育精神上实行高度的统一性，特别注重“道义”。墨子是春秋后期社会大变革中从小生产者阶层中涌现出来的，代表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利益，所以门下弟子多是“匹夫徒步之士”、“农与工肆之人”，所收弟子不分贫富贵贱，只要能从事艰苦的劳动，具有吃苦耐劳的实践精神，并忠心耿耿履行墨家“道义”，即可成为墨门弟子。(二)道德教育与知识学习高度统一墨子将“兼爱”和“义”视为最高的道德理念。他将“兼爱”视为仁德、认为倡导“兼爱”可以消灭战乱与社会的混乱，可以为天下百姓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墨子的“兼爱”观，有三个特点：其一是“爱无差等”，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即使在爱他人和自己的父母上，也不应有先后、亲疏的差别。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截然对立，是对孔子倡导的宗法道德教育的一大突破。其二是“兼以易别”。墨家认为彼此相“别”和对立，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原因，只有“兼以易别”，才能消除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戏。这种以“别”为非的思想，含有反对等级歧视的意义，与墨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尚贤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墨家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其三，反对“杀彼以利我”。“杀彼以利我”是巫马子根据儒家“亲亲有术(衰)，尊贤有等”提出的个人利己主义道德观。《墨子-耕柱》以兼爱观为依据，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必须爱别人，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护，“杀彼”者，是不能“利我”的。墨家对个人利已主义的批驳，在道德教育史上是颇有价值的建树。墨翟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节俭为美德的教育家。《墨子》中《节用》、《节葬》和《非乐》等篇，集中阐述了这一理论。儒家也主张节用，但是“节用以礼”，这就为维持奢华的贵族生活方式提供了依据。墨子倡导节俭则是从珍惜劳动成果，减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出发的。它对儒家厚葬久丧等礼乐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厚葬”是浪费财富，“久丧”是破坏生产和生育，其结果是“国家必贫，人民必穷”，忠孝皆无以奉行，天下不得安宁。因此，厚葬久丧乃是非仁、非义的非礼行为。《墨子·非乐上》揭露贵族阶级的弦歌鼓舞，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耗费了“民衣食之财”。墨翟非乐，是为反对挥霍无度的贵族生活，并非像道家那样否定人类的艺术生活．即“子墨子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而是因为贵族所行之乐，“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在墨翟看来，“美”应从属于“善”，凡是损害百姓利益的文娱活动，都应禁止。这种非乐观有其合理性，也有片面偏激之处。墨子还倡导节用，反对浪费，主张节省财政。以为人的衣食住行，都应有度．例如穿衣之道，在于御寒，其它诸项也是如此。至于财政开支，“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同样反对统治者只顾个人享受、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墨子·辞过》郑重指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将节俭的美德，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开“俭以养廉”的政风，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
诸子百家简介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 ”，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创始人：鬼谷子。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十、小说家：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诸子百家简述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十一、兵家。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十二、医家：代表人物：扁鹊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有相关图书《图说天下国学书院系列之诸子百家》诸子百家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流派，后来对先秦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诸子百家谱系：【先秦】文武道｛顺天应人｝微 周公王道｛礼法｝小、姜子牙｛霸道｝兵法｝大【春秋】管子老子、孔子、晏子、孙子、范蠡【战国】扁鹊尹文、列子、庄子、田骈黄老、杨子邓析、公孙龙子、惠子、鬼谷子、张仪、苏秦、孙膑、庞涓孟子、墨子、告子｛商鞅、申不害、慎子｝许行、邹衍荀子、韩非子、吕不韦、【汉】司马迁、淮南子、董仲舒。王充“百家”按照“百家姓”的“姓”以“子”为称呼为代表的思想家。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鬼谷子等。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诸子百家大辞典“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 道家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医家：代表人物：扁鹊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 扁鹊[2]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论文如何定题目首先看是什么专业的题目其次根据专业和教授的口味来定题目尽可能不要大众化（一）选题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应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具有综合性和创新性。本科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长，选择适当的论文题目，但所写论文要与本专业所学课程有关。（二）查阅资料、列出论文提纲题目选定后，要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开展调研和进行实验，搜集、查阅有关资料，进行加工、提炼，然后列出详细的写作提纲。（三）完成初稿根据所列提纲，按指导教师的意见认真完成初稿。（四）定稿初稿须经指导教师审阅，并按其意见和要求进行修改，然后定稿。您的古代文学专业的论文具体题目是什么？准备往哪个方向写呢？有什么要求呢论文是需要多少字呢开题报告 任务书 都搞定了不你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排版格式要求，论文想写好，先要找好相关资料，列好大纲，确定好题目，老师同意后在下笔，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直接问我，希望可以帮到你。以下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供你参考 1 《诗经》分类研究（情诗、思妇诗、离别诗等）2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庄子》、《孟子》、先秦寓言等）3 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专著专论研究5 亡国之音哀以思——论李煜词6 柳永词的雅和俗7 论柳永对苏轼词的影响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14 《水浒传》主题辨析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42 论二晏词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50 贾谊论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53 汉乐府诗分析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62 《西厢记》的传播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68 牡丹亭》的传播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89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90 论杜牧的七言绝句91 论归有光的散文92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93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94 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95 论《西游记》的诙谐风格96 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97 《金瓶梅》人物论98 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99 “三言”“二拍”中经商题材的时代特色100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101 论纳兰性德词102 苏轼词的主导风格103 《桃花扇》人物论104 秦观词的婉约风格105 《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106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107 论易安体108 论陆游诗歌的爱国主题109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110 论晴雯形象的人性内涵111 论林黛玉的人生悲剧112 关汉卿性格浅析113 王维诗中的禅趣114 浅析王熙凤的理家才能115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116 试析《红楼梦》人物——惜春117 浅谈《莺莺传》的写情艺术118 论《窦娥冤》的艺术特色119 论苏轼元佑时期的创作特点120 浅论范进中举121 浅论林黛玉的性格122 苏轼词浅析123 浅析古人交友之道及现实意义124 浅析陶渊明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125 论陶渊明的矛盾思想126 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127 浅议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128 浅谈王维诗中的禅趣129 杜甫诗浅论130 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131 论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的艺术特色132 论苏轼的“以诗为词”133 论晴雯134 论李清照南渡前后词风变化135 薛宝钗形象塑造浅析136 论李白的山水诗137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研究138 陶渊明与鸟（酒、自然等）139 王熙凤形象浅论140 浅析辛弃疾词中的豪壮之气141 论稼轩词的爱国主义精神142 浅析唐代诗人笔下的闺怨诗143 浅谈《金瓶梅》的讽刺艺术144 浅论李贺的诗风及成因145 浅谈陶渊明的人生价值观念146 浅析薛宝钗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147 浅论王维诗中的禅趣148 浅析鲁智深形象149 论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150 浅论苏轼诗中的自然美151 浅论杜甫的诗歌艺术成就152 平儿形象分析153 浅析大历诗风154 浅论魏延的性格悲剧155 浅论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思想156 论范成大的田园诗157 论陆游作品中爱国思想的一贯性158 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159 《诗经》燕飨诗的场面描写160 《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161 《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162 《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163 论《诗经》中的婚恋诗164 《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165 《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166 《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167 宋玉赋试论168 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169 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170 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171 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172 论蔡邕的碑体文173 曹植诗风的衍变174 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175 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176 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177 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178 《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179 《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180 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181 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182 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183 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184 宫体诗的女性描写185 论《文选》对诗的分类186 论南宋雅词187 《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188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189 王维诗中的禅趣190 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191 论盛唐时期绝句的特色192 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193 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194 岑参边塞诗初探195 论李白的梦诗196 论白居易的感伤诗197 韩孟诗派的艺术追求198 晚唐苦吟派诗人的创作心态199 论中唐传奇的创作特色200 试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201 论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特色202 论苏轼诗203 论陆游的爱国诗204 论辛弃疾词对清词的影响205 李清照词的艺术个性206 柳永词的语言特点207 苏轼对词境的开拓208 贺铸词的艺术个性209 论诚斋体210 宋末逸民诗初探211 王安石散文的写作风格212 论关汉卿的喜剧创作213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214 论《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215 《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216 《水浒传》的忠义观217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218 猪八戒形象分析219 论唐僧与孙悟空的矛盾冲突220 公安派的小品文创作221 《金瓶梅》的家庭生活描写222 《西厢记》的继承与创新223 《琵琶记》悲剧意蕴分析224 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225 论词在元明时期的衰落226 宋江形象分析227 《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228 论西门庆形象的文化警示意义229 “三言”“二拍”中的风尘女性230 李贽“童心说”的文学价值231 论《西游记》的成书232 清初历史剧兴盛原因初探233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234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235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236 大观园的文化意义237 《红楼梦》的梦幻描写及其意义238 《长生殿》的爱情观239 《桃花扇》的结构艺术240 《儒林外史》的批判意识241 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242 论清诗的宗唐宗宋之争243 论桐城义法244 张飞、李逵形象塑造比较245 花间词的艺术成就246 《红楼梦》中的丫环群象247 论魏晋散文的骈俪化倾向248 论归有光的散文创作249 论清词中兴250 论晚唐的怀古咏史诗251 论常州词派的词学思想252 论《史记》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253 宋代豪放词的艺术风格254 论明清小说题材的嬗变255 《文心雕龙》对创作构思的分析256 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分析257 道家虚静说对古代诗歌创作论的影响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1 《诗经》分类研究（情诗、思妇诗、离别诗等）2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庄子》、《孟子》、先秦寓言等）3 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专著专论研究5 亡国之音哀以思——论李煜词6 柳永词的雅和俗7 论柳永对苏轼词的影响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14 《水浒传》主题辨析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42 论二晏词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50 贾谊论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53 汉乐府诗分析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62 《西厢记》的传播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68 牡丹亭》的传播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89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90 论杜牧的七言绝句91 论归有光的散文92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93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94 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95 论《西游记》的诙谐风格96 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97 《金瓶梅》人物论 98论纳兰性德词99 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100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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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副词研究 郭振 摘要：副词是一种半虚半实的词。它们能表示行为、动作或性质、状态的程度、范围、时间、可能性、否定作用等，有一定的词汇意义，能独立用作句中的次要成分，这是它近似实词的一方面；但是它不能单独地表示一种实物、一种实情或一种实事；同时有不能用作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语、谓语；也不能用作宾语、定语，这是她同其他各类虚词性质相近的一方面。 关 键 词： 来源 ；发展变化 ；语法特征 Abstract: The adverb is one kind of half empty half solid word. They can express the behavior, the movement or the nature, the condition degree, the scope, the time, the possibility, the denial function and so on, have certain glossary significance, can serve as in the sentence independently the accessory constituent, on the one hand this is it is approximate the full word; But it cannot alone express one material object, one kind of truth or one kind of real situation; Simultaneously has cannot serve as the sentence the principal constituent: Subject, predicate; Also cannot serve as the object, the attribute, on the one hand this is she with other each kind of function word nature close. Key words : Origin ; Development change ; Grammar characteristic 副词是一种半虚半实的词。它们能表示行为、动作或性质、状态的程度、范围、时间、可能性、否定作用等，有一定的词汇意义，能独立用作句中的次要成分，这是它近似实词的一方面；但是它不能单独地表示一种实物、一种实情或一种实事；同时又不能用作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语、谓语；也不能用作宾语、定语，这是它同其他各类虚词性质相近的一方面[1]。在这里我们把能修饰动词、形容词、名词性谓语，在句中作状语或补语的单音虚词或复合虚词的词叫做副词。副词一般只能用在动词、形容词或其它副词前作状语，一般不能和名词组合[2]。本文根据上述标准，从汉语中副词的来源、发展变化以及在现代汉语中的语法特征和一些特殊用法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地对汉语副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一 副词的来源 关于副词的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的部分： 一 实词虚化是单音副词的主要来源 1. 由实词本义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主要指由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直接虚化为副词。 a. 名词→副词（箭头前面的是本义，后面的是引申义。 下同） 早：早晨→很早、尽早、早点儿 A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古文观止-瘗旅文-王守仁） B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书-召诰第十四） C 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庄公元年～三十二年） D 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哀公元年～二十七年） E 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先秦诸子-道-庄子-外物第二十六） “早”的本义只指“早晨”这一时段，如A，而例BCDE中的“早”并非指“早晨”这一时段， 而是“很早”或“较早”的意思。 首：头→首先、开始、第一 A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 B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 （汉书-荆燕吴传） C 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清·袁枚-续诗品） D 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文心雕龙卷十三·哀吊） E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 “首”由“头”义引申虚化为副词，如A。人初生头先出，故可引申为“首先”、“开始”之义，如BCD。《方言》：“人之初生谓之首。”而E则是“第一”的意思。 b. 动词→副词 滋：增益→越发、更加 A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B是以窦太后滋不说。（左传·隐公元年） C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孟子-告子章句下） D若能为旱，焚之滋甚。（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滋”由“增益”的“加多”义如A引申虚化为“越发”、“更加”如BCD。 c . 形容词→副词 劣：弱、少→仅仅、刚刚 A薄劣东风，夭斜落絮，明朝重觅吹笙路。（元-张翥-踏莎行） B释鞍就穴直上，可百余仞，石路逶迤，劣通单步。（水经注-渭水） “劣”有“弱、少”义，如A，当它转化为副词以后，仍存有这一语义；但已经不是对事物的形容，而是对动作行为的限定，如B。 d. 数词→副词 A天子大说，赐南越大臣印绶，一用汉法。（汉书·终军传） B鲁哀公问舜于孔子，孔子不对。三问，不对。（荀子·哀公） C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中庸-第十三章） “一”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向来指事物的本源，事物的统一体，在A中虚化为“完全、全都”。 “三”在古汉语中表示“多次”，是约定俗成的用法。而C中的“四”也是多次的意思。 2. 由实词间接引申虚化而来 a. 实词由其本义先引申出新义，这个新义并不改变原词性，然后再引申虚化为副词。 本：草木的根→根基、根源→本来、原来 A是以广以平，则不丧本茎。（吕氏春秋·辩土） B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C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南北朝-鲍照-代东武吟） “本”是其本义，指草木的根。“本”并不是由“草木的根”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的，而是 先引申为“根基、根源”义，由此再引申虚化为“本来、原来”义。 日：太阳→白天、一天→日益、日渐 A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明-张煜言-八月辞故里） B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王国维-人间词话） C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商君书·君臣） 因为有“太阳”才能称得上“白天”，这是“日”由“太阳”义引申出“白天”义的重要因素；因为自然界的规律是日复一日，所以才有可能虚化为“日益、日渐”。例中的“日寡”和“愈众”对举为文，尤可看出“日”的“愈益”义。 总：捆束→聚合→全都 A婉兮娈兮，总角兮。（诗·齐风·甫田） B其水三泉奇发，西北流，总成一川。（水经注·汾水） C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全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总角”，指把头发结扎成角状的髻；“总”是“捆束”的意思。“捆束”是把分散的东西聚拢在一起，故可以引申为“聚合”义，如例，分散的东西聚合在一起，自然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一整体又蕴含着原来分散的个体。这就给“总”引申虚化为副词的“全都”义提供了嬗变的条件。例中的“总相宜”，意为淡妆亦相宜，浓抹亦相宜，“总”统摄“淡妆、浓抹”。 b. 实词在由其本义引出新义时改变了词性， 然后再引申虚化为副词。 遽：驿车→疾速→立即、赶快 A吴、晋争长未成，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国语·吴语） B夫子何为遽？国家得无有故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C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吕氏春秋·去宥） “遽”是古代传递紧急信息的快车。由“遽”的功能特性引发出形容词“疾速”义，再由“疾速”义引申虚化为副词“立即、赶快”义。 背：脊背→背对→暗中、背地里 A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周易·艮） B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国语·吴语） C当交颜而面从，至析离而背毁者，伪人也。（抱朴子·外篇·行品） “背”由“脊背”引申为“背对”，再引申虚化为“暗中、背地里”义，容易理解，不赘述。 c. 由实词假借而来 由实词假借为副词是副词的又一来源。“还”本义是“返回”，假借为“旋”，义为“迅疾、很快”；“阳”本义为“明亮”，假借为“佯”，义为“假装”等等。 二 从结构上看复合副词的构成[3] 除了单音副词外，在古汉语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复合副词。复合副词早在先秦就已产生，汉代以后则大量出现。考察复合副词的结构，大抵有如下三种类型。 1 联合式 由两个同义或近义的副词连用构成。 A 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史记-张仪列传） 这类复合副词在组合时，其前后位置有的可以互换，“犹尚”也可作“尚犹”。《陈书·裴蕴传》：“我去尚犹未克，鼠窃安能济乎？” 2 后置式 由副词与助词相结合而构成。 A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文心雕龙卷二·征圣） B幽寺寻僧，逸兴岂知俄尔尽。（古代蒙学-声韵启蒙-卷下-二萧） C别卿已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魏书·崔挺传） D比来朝廷或有事赐与，皆缘征发，须是优恩，若寻常则无此例。（旧唐书·裴度传） E正参参欲住，轻衫掠处，又特地，因风起。（王国维-水龙吟） 后置式复合副词的产生跟助词出现的早晚有关。助词“然”、“焉”、“尔”等出现较早，所以副词跟这些助词结合后形成的复合副词也出现得较早。助词“来”、“地”等较晚见，与其相关的复合副词也出现得较晚。 3 重叠式 由单音副词的重叠连用而构成。 A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古文观止-卷08：唐文） B珑珑金锁甲，稍稍城乌绝。（曹邺-成名后献恩门） C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贼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文选·司马迁：报任安书） D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E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庄子-胠箧第十） 由重叠方式构成的复合副词，大多表示对所述事实周遍性的强调，或者表示对动作行为频度的强调。副词能够重叠连用而构成复合副词的为数不多，大抵只是在表示时间、状态、范围、程度中的少数副词。 二 副词在近代汉语中的变化 近代汉语副词的发展变化是多方面的， 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分析这种发展变化。把近代汉语副词作为一个断代平面的系统来看，其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与上古、中古汉语相比，近代汉语中产生了大量的新的副词，而有些上古、中古汉语中的常用副词则已消失或走向衰落；与现代汉语比较，则又有不少副词已经衰亡或只保留在书面语中或某些方言中。有些副词，既不见于上古、中古汉语，现代汉语中也不再使用，而是只见于近代汉语，甚至近代汉语中的某一个时期。如“不方、重重、次第、大须、的毕、都来、端的、非分、干当、故故、恒常、火急、即渐、看、苦死、蓦、偶自、权时、塞、煞、甚生、相将、旋旋、一纳、只首、白干、大段、大故、大小、都自、多少、不成”等等。例如： 1‧慈母意，总恩怜，护惜都来一例看。 2‧只是如今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 3‧圣人虽说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责他。 4‧老婆道：“嗔道恁恁久惯老成！原来也是个意中人儿，露水夫妻。” 5‧脚踏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捱去，捱得多后，却见头头道理都到。 6‧兵行雾中，直到夹寨下营，梁军兀自睡卧未起。 正是这些副词的广泛使用，使得近代汉语副词从整体上显示出一种明显的时代特色。 就近代汉语本身这一历史阶段来看，副词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比较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四个不同时期的副词，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化，总是有些副词消亡或走向衰落，同时又不断地有新的副词产生。如《敦煌变文集》中的副词“都来（表强调语气）、不方、非分、非甚、火急、急手、镇、镇长”等，宋代以后就不大使用了。《朱子语类》中的“大段、大故、终始、将间、逐旋”等，元代以后又不大使用了。《金瓶梅词话》中的“要便、生死、只顾、只个、嗔道、干净、稳定”等，明代以后也不大使用了。不同时代新产生的副词如《敦煌变文集》中的“好生、甚生、当即、眼看、苦死、偏偏”等；《朱子语类》中的“大段、大故、怪、顶、重行、白、白地、平白”等；《新编五代史平话》中的“兀自、大举、正在”等；《金瓶梅词话》中的“老、绝、越发、只当、要便、趁早、苦死、左右、死活、管定、恒是、想必、好歹”等[4]。正是因为不同时代都有一些原有副词消亡和一些新的副词产生，所以在近代汉语的不同时期里，整个副词系统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当然，仅就四种文献中的副词所显示出来的差别看，不排除方言的影响，还有因文献的文体和内容的不同带来的副词使用方面的差异，但参考不同时期的其它有关文献，这种差别主要还是副词系统的历时发展演变的反映。 三 现代汉语中副词语法特征以及一些特殊的用法 关于现代汉语中副词的语法特征我把它分成以下三点： 1、副词都能做状语，大多数副词还可以充当句首修饰语。（这一点古今相同）比如： 也许她已经走到半路上。 难道这种产品还受欢迎吗？ “已经”、“还”修饰句中位于，“也许”、“难道”是句首状语，修饰全句。少数副词可以充当补语。比如：坏透了 糊涂透顶 感慨万千 好得很 好极了。 2、副词是附着性的，大多数不能单用[5]。 比如问“味道怎么样？”只能回答说“好”或“很好”，不能说“很”。只有一部分副词，比如“不”、“别”、“没有”、“马上”、“也许”、“大概”、“一点儿”等可以单用，比如： 什么时候出发？ 马上。 你去吗？ 不，我不去。 3、有一部分副词能起关联作用。既可以独用，也可以合用。 a、独用：说了又说 打不赢就走 说清楚再走 不去也可以 这样更没有道理 b、合用：又白又胖 不偏不倚 越忙越乱 既聋又哑 也好也不好 非去不可 c、和连词配合使用：不但……还 只有……才 既然……就 除非……才 如果……就 即使……也 虽然……却 不论……都 同时在现代汉语中副词一般来说是不能修饰名词，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用法，不过被修饰的名词却有特殊之处，或者具有特定的语义基础，或者是功能发生了转化[6]，例如： 真快，又星期天了。 我们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小张长得很帅，就是太奶油了一些。 他真男人！ 他真女人！ 例中的名词义本身具有顺序义，是循环时间名词：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天——星期一，例中的名词“前沿”具有“量度”义，例中的名词都可以认为是性状化，因为它的性质可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奶油——缺乏阳刚气 男人——充满男子汉气概（例注意是“他”而非“她”）女人——做事办事很女性化。 参考文献 ： [1]. 赖先钢《语言研究论稿》学林出版社 2005年2月 [2]. 郭锡良 《古代汉语讲义》 《电大教育》编辑部 [3]. 黄珊《古汉语副词的来源》1996 [4]. 杨荣祥《近代汉语副词简论》1994 [5]. 张斌 《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7月 [6]. 黄伯荣 廖序东《现代汉语》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年9月 致谢： 这篇论文历时半年终于定稿，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文会堂老师的精心指导。文老师从去年11月份选题开始，首先在我构思之初加以诱导、启发，帮助我确定写作方向；然后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参考书目，并对论文的初稿、二稿进行不厌其烦的修改，事无巨细，认真负责。在此，我深表感谢一 副词的来源 关于副词的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的部分： 一 实词虚化是单音副词的主要来源 1. 由实词本义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主要指由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直接虚化为副词。 a. 名词→副词（箭头前面的是本义，后面的是引申义。 下同） 早：早晨→很早、尽早、早点儿 A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古文观止-瘗旅文-王守仁） B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书-召诰第十四） C 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庄公元年～三十二年） D 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哀公元年～二十七年） E 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先秦诸子-道-庄子-外物第二十六） “早”的本义只指“早晨”这一时段，如A，而例BCDE中的“早”并非指“早晨”这一时段， 而是“很早”或“较早”的意思。 首：头→首先、开始、第一 A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 B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 （汉书-荆燕吴传） C 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清·袁枚-续诗品） D 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文心雕龙卷十三·哀吊） E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 “首”由“头”义引申虚化为副词，如A。人初生头先出，故可引申为“首先”、“开始”之义，如BCD。《方言》：“人之初生谓之首。”而E则是“第一”的意思。 b. 动词→副词 滋：增益→越发、更加 A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B是以窦太后滋不说。（左传·隐公元年） C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孟子-告子章句下） D若能为旱，焚之滋甚。（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滋”由“增益”的“加多”义如A引申虚化为“越发”、“更加”如BCD。 c . 形容词→副词 劣：弱、少→仅仅、刚刚 A薄劣东风，夭斜落絮，明朝重觅吹笙路。（元-张翥-踏莎行） B释鞍就穴直上，可百余仞，石路逶迤，劣通单步。（水经注-渭水） “劣”有“弱、少”义，如A，当它转化为副词以后，仍存有这一语义；但已经不是对事物的形容，而是对动作行为的限定，如B。 d. 数词→副词 A天子大说，赐南越大臣印绶，一用汉法。（汉书·终军传） B鲁哀公问舜于孔子，孔子不对。三问，不对。（荀子·哀公） C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中庸-第十三章） “一”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向来指事物的本源，事物的统一体，在A中虚化为“完全、全都”。 “三”在古汉语中表示“多次”，是约定俗成的用法。而C中的“四”也是多次的意思。 2. 由实词间接引申虚化而来 a. 实词由其本义先引申出新义，这个新义并不改变原词性，然后再引申虚化为副词。 本：草木的根→根基、根源→本来、原来 A是以广以平，则不丧本茎。（吕氏春秋·辩土） B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C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南北朝-鲍照-代东武吟） “本”是其本义，指草木的根。“本”并不是由“草木的根”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的，而是 先引申为“根基、根源”义，由此再引申虚化为“本来、原来”义。 日：太阳→白天、一天→日益、日渐 A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明-张煜言-八月辞故里） B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王国维-人间词话） C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商君书·君臣） 因为有“太阳”才能称得上“白天”，这是“日”由“太阳”义引申出“白天”义的重要因素；因为自然界的规律是日复一日，所以才有可能虚化为“日益、日渐”。例中的“日寡”和“愈众”对举为文，尤可看出“日”的“愈益”义。 总：捆束→聚合→全都 A婉兮娈兮，总角兮。（诗·齐风·甫田） B其水三泉奇发，西北流，总成一川。（水经注·汾水） C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全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总角”，指把头发结扎成角状的髻；“总”是“捆束”的意思。“捆束”是把分散的东西聚拢在一起，故可以引申为“聚合”义，如例，分散的东西聚合在一起，自然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一整体又蕴含着原来分散的个体。这就给“总”引申虚化为副词的“全都”义提供了嬗变的条件。例中的“总相宜”，意为淡妆亦相宜，浓抹亦相宜，“总”统摄“淡妆、浓抹”。 b. 实词在由其本义引出新义时改变了词性， 然后再引申虚化为副词。 遽：驿车→疾速→立即、赶快 A吴、晋争长未成，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国语·吴语） B夫子何为遽？国家得无有故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C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吕氏春秋·去宥） “遽”是古代传递紧急信息的快车。由“遽”的功能特性引发出形容词“疾速”义，再由“疾速”义引申虚化为副词“立即、赶快”义。 背：脊背→背对→暗中、背地里 A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周易·艮） B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国语·吴语） C当交颜而面从，至析离而背毁者，伪人也。（抱朴子·外篇·行品） “背”由“脊背”引申为“背对”，再引申虚化为“暗中、背地里”义，容易理解，不赘述。 c. 由实词假借而来 由实词假借为副词是副词的又一来源。“还”本义是“返回”，假借为“旋”，义为“迅疾、很快”；“阳”本义为“明亮”，假借为“佯”，义为“假装”等等。 二 从结构上看复合副词的构成[3] 除了单音副词外，在古汉语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复合副词。复合副词早在先秦就已产生，汉代以后则大量出现。考察复合副词的结构，大抵有如下三种类型。 1 联合式 由两个同义或近义的副词连用构成。 A 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史记-张仪列传） 这类复合副词在组合时，其前后位置有的可以互换，“犹尚”也可作“尚犹”。《陈书·裴蕴传》：“我去尚犹未克，鼠窃安能济乎？” 2 后置式 由副词与助词相结合而构成。 A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文心雕龙卷二·征圣） B幽寺寻僧，逸兴岂知俄尔尽。（古代蒙学-声韵启蒙-卷下-二萧） C别卿已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魏书·崔挺传） D比来朝廷或有事赐与，皆缘征发，须是优恩，若寻常则无此例。（旧唐书·裴度传） E正参参欲住，轻衫掠处，又特地，因风起。（王国维-水龙吟） 后置式复合副词的产生跟助词出现的早晚有关。助词“然”、“焉”、“尔”等出现较早，所以副词跟这些助词结合后形成的复合副词也出现得较早。助词“来”、“地”等较晚见，与其相关的复合副词也出现得较晚。 3 重叠式 由单音副词的重叠连用而构成。 A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古文观止-卷08：唐文） B珑珑金锁甲，稍稍城乌绝。（曹邺-成名后献恩门） C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贼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文选·司马迁：报任安书） D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E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庄子-胠箧第十） 由重叠方式构成的复合副词，大多表示对所述事实周遍性的强调，或者表示对动作行为频度的强调。副词能够重叠连用而构成复合副词的为数不多，大抵只是在表示时间、状态、范围、程度中的少数副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