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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不仅是某些人的工作，它还需要全民动员，只有大家行动起来，对大官小官挂起一面疏而不漏的网，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反腐 文章 带题目的相关资料，供您参考!
党中央明确指出：把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作为党的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是十分必要的重要工作，为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权利的归属、权力的使用、权力的服务方向。
一、为什么要强调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历史证明没有管理，不论是一个部门、一个国家都将成为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没有方向。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党艰难得多。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今天，我们党的建设和监督的客观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都不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违法犯罪。加上我们的一些党组织面对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中存在着一些“不适应”和“不符合”的问题，我们的一些部门单位仍然存在治党不严、用人不当的问题，且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凸现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是十分重要和非常迫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掌好权，使我们的党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使我们的党更加英明伟大，充满朝气，有强大的凝聚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怎样正确认识把握权力观
我们所要树立的正确权力观，应该从权力的性质来看，我们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信任，人民的重托，用之于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服务，而决不能把权力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否则人民可以收回这个权利。我们必须始终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正确原则，同时要始终自觉地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行使权力的监督。现在有少数同志之所以不能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利，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违反原则逃避监督。
本来，谁授予权利，就应当为谁服务，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但是，在极少数党员干部的心目中，“为谁服务”的问题却成了一个问题，主要存在着三种偏差：
第一种认识偏差，就是“谁能决定我的升迁。我就信赖于谁，服务于谁。”当今党内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等现象是怎么出来的呢?一是同用人选人的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有关;一是同这种对权力目的认识偏差有关，说到底，就是对“权力从何而来”的问题，没有从理论上真正搞清楚。各级干部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呢?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群众通过一定的方式把公共权力授权给政府，政府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则是公共权力的具体实现者。我们的许多党政干部，除了上级政府任免之外，有些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或以其他方式征求民意才被授予一定的权利，而绝不是个别领导随意给予的，这一点作为有权利的人必须牢牢记住。
第二种认识偏差，就是“手中的权力是我个人奋斗得来的。”这种认识，我们也要具体分析。至少有三条必须看到：一是任何个人的进步和取得的成绩确有个人勤奋学习、奋发工作的因素，但在你奋斗的过程中，你个人的努力离不开同事的帮助，离不开集体的关心，更离不开组织的培养;二是要看一个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固然有个人主观努力并创造因素，但确实有历史机遇的因素。我们现在的干部队伍，确实是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但是由于干部队伍结构是宝塔形的又要考虑到干部队伍的稳定。很多同志没有能够升迁，并不都是因为能力和水平问题，这与机遇分不开的。再有一条就是你不管在什么领导岗位，不管你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你手中的权力只能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不仅关系到你个人的进步、成长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那种认为“手中的权力是个人奋斗得来”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正确的权力观的。
第三种认识偏差，就是“在我负责的一亩三分地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种对权力使用的错误认识，是同权力监督的错误认识分不开。当前利用手中权力独断专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时有发生，有的“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办事一挥手”，有损党的威信，有损党的形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搞任人唯亲;二是在重大经济决策上搞个人说了算，也有个别人认为，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顶多算决策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认识非常错误的。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同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具有同等的危害性，同样要受到严厉惩处。如果一个领导干部把手中的权力看成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专横跋扈、为所欲为、自以为是、拒绝监督，总有一天会犯错误的，总有一天受到人民的唾弃。
总之，我们所要树立的正确的权力观，具有非常鲜明的“公共性”。为的是要有“公信力”，立足于为民办实事。这种“公共性”的主要体现一是我们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二是手中的权力切不能为个人或小团体牟利，而应该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三是手中的权力只能按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来行事，要认认真真查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把手中的权力，自觉严格地置于人民监督之下。
三、如何才能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说到底，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权力的诱惑力，金钱的刺激力等更要求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做到：
(一)要加强学习。加强学习对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自觉抵制消极腐败现象很有益处。当前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科学发展观，用党的最新理论武装头脑。现在的环境比过去复杂多了，各种诱惑和考验比以前严峻多了，特别是关键岗位、敏感岗位和行业，包括“一把手”岗位，可以说是“高风险”的岗位。事实证明，有一些过去表现很出色的同志在复杂情况下迷失方向，堕落成腐败分子，根本教训就是长期不重视学习，不自觉改造主观世界，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想得多了，结果私欲膨胀为所欲为。为此我们要牢记胡锦涛在中纪会上提出树立正确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并付之于行动之中。
(二)要加强修养。加强党性修养是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刘少奇同志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 教育 和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和干部要讲个人修养;党执政了，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党员和干部同样要讲个人修养。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使人高尚，也能使人堕落。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考验越多。我们要头脑清醒，警钟长鸣，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无论在八小时之内和八小时之外，都要坚持做到“四慎”：
首先要“慎权”。要慎重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人民掌好权。有的党员干部刚开始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比较谨慎，能客观看待自己，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注意学习别人的长处，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但是，当工作做出了成绩，周围赞扬的话多了以后，就开始飘飘然然，再下去是居功自傲起来，把成绩当成向组织、向群众讨价还价的资本，甚至凌驾于组织之上。
其次要“慎欲”。荷兰哲学家斯宾纳莎说：“欲望即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欲望可看出什么样的人。”牢记不计名利，不贪钱财，不近美色，始终保持党员干部的高尚情操，要做到三个“不”也不是那么容易。人非草木，都有“七情六欲”。但是，手中有了权，认为就可以随心所欲，放纵自己，自以为是，做出一些出格和越轨的事，那非栽跟头不可。
第三要“慎情”。要不为人情所扰，不为亲情所动，不为友情所左右，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正常的亲情、友情往来，是无可非厚的。我们许多党员干部从内心深处也对搞特殊化有反感，但是一旦遇到事情有觉得情面难却，有的随乡入俗，有的听其自然。实际上所谓的风气就是怎样形成的。所以作为党的干部，不论权力大小都要从自己做起，明白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可以讲情面，什么事不可以讲情面。做好说服工作，坚持原则，采取适当方式，终究可以得到亲属、朋友的理解。
第四要“慎独”。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要能够自我约束，洁身自好。当前，在一些部门和单位，出现了“三股歪风”，一股是萎靡之风，一股是送礼之风，一股是“作秀”之风。这三股歪风中，最难抵制的是送礼收礼之风，因为它带有隐蔽性，带有潜在的危险性。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还在于少数党员干部认为接受这样的钱，不过是“灰色收入”，“人之常情”，拿了，玩了还心安理得。所以，关键是党员干部能够自我约束，管住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伸手，把得住嘴巴，抗得住诱惑，以高尚的人格力量，保证人民给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服务。
(三)要接受监督。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既要靠思想教育，又要靠制度保证，自觉接受监督是非常必要的。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自觉接受来自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在当前体制、机制、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自觉接受监督这一条，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自律和接受监督，重点就是要认真对待和处理好与配偶子女的关系，认真对待和处理好与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认真对待和处理好商业人员敏感岗位上工作人员的关系，真正做到不越界、不离谱、不出格、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要的东西不要，不该玩的场所不去。身先士卒，带头自律，自觉接受监督。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正确和党的政策英明，人民群众从中得到了实惠，对党有一定的感情。在信息畅通的今天，如果少数干部一时的感情用事，势必会造成决策失误引起连锁反应，使之工作难以开展，造成政府公信力失衡，干部威信下降和不和谐的因素，甚至造成严重后果。为此权利的运用和操作更要体现公平、公开、公正，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提高工作开展的通畅度，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政府权力、干部形象的可信度，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全体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为民之事，树立党员干部为民服务、清廉的良好形象，乐当人民的好公仆。周市镇党校二00七年三月
腐败可以说是权力的“影子”，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性以及变成现实性的程度。要使腐败不成为现实或使其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必须对权力施加某种限制，而能不能有效限权则取决于采取何种策略与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有效控权、限权途径的历史，走过了一条从自律到制约再到制衡的道路。
自律及其限度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里，控权的基本思路是诉诸思想道德教育和公职人员的自律。曾几何时，凡查出一个贪官，在分析他变质的原因时往往是“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放松主观世界改造”等等。既然腐败原因被归结为思想认识，所以相应的反腐手段则是教育，把腐败分子的劣迹制作成警示片让大家观看，或者到问题比较严重时开展集中的思想整治活动。
自律控权、思想反腐背后隐含的是人性善假定或官性善假定。比如，我们误将理想当作现实，以为公共机构不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公职人员是一群“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权力具有自我扩张和排斥约束的属性，要求权力自我约束，无疑是“与虎谋皮”;同理，要求权力自我监督，也不符合监督的本义，因为监督内含有他律的精神。
单向度制约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依靠自律防腐逐步转为主要依靠外部制约。从全国党代会 报告 来看，十四大报告中尚未出现“制约”一词;十五大报告则提出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明确了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的努力方向和权力监督的重点环节。
然而，在实践中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却演变为上级权力对下级权力的单向度制约，具体表现为权力的上收或纵向集权。在行政领域，是以垂直化管理为手段将地方政府的权力上收。实行中央或省级垂直管理的系统不断增加，涉及海关、金融、外汇、海事、工商、税务、质检、食药、土地、烟草、盐业、环保、统计等30多个部门。针对乡村基层腐败，许多地方则推出了“村财镇(乡)管”体制，由乡镇政府出面直接控制村委会财务，以扭转村级财务混乱局面。针对县委书记腐败，一些省份则采用省管办法，直接介入县委书记的考察和任免。针对用人上的腐败，组织部门也采用“大包大揽”做法，深度介入到各个系统、各个单位的干部提名、考察、招录、考核等各个环节。特别是对法院、检察院、纪委监察系统的主要领导实行“空降”或“异地交流”，通过控制人事权来实现对这些领域的监控。
纵向集权式反腐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抑制下级机构的自主性，强化“等靠要”思想，上级和下级两方面的积极性变为上级一方面的积极性。第二，削弱下级机构的治理能力，由于人权、财权、事权上收，基层和地方管理主体被肢解，无力对民众需求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基层和地方治理的窘境最终会影响到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第三，加重上级机构的负荷。上级对下级的不信任导致扩权和事无巨细地监管，而扩权和事无巨细的监管导致上级管理幅度剧增。以少数来制约、监督多数，结果要么是“顾此失彼”，要么是“鞭长莫及”。比如，一个省级组织部门要面对数百个厅局级单位、数千名厅局级干部、上万名厅局级后备干部，不论 其它 ，单从工作量就可以想象其管理的难度。在管不过来且不知情的情况下，“带病提拔”现象便难以根除。
通过上级集权来对下级进行制约监督同样反映的是一种性善论。与自律治腐策略不同之处在于，自律策略建立在全体公职人员可以通过教育、自我觉悟用好手中权力的假定之上，而集权治腐策略则假定下级机构和人员是恶的，是会出问题的，而上级机构和人员是善的，是不会出问题的。事实是，当权力上移、上级机构和人员拥有更多权力的时候，他们出问题的概率也会迅速增加，“分散的腐败”被“集中的腐败”所取代。近年来中央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不断被查处(如“郑筱萸案”)，县处级以上“一把手”犯案已占被查办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的近40%(如“陈良宇案”)就是明证。
呼之欲出的制衡
由于认识上的简单化，长期以来我们把制衡视为西方“三权分立”的伴随物，在批判“三权分立”的时候把制衡一起否定掉。所以，在正式文献中很难找到“制衡”这个词，即便有也是一个贬义词。但我们可以找到带有制衡意思的近似表达——“相互制约”。《宪法》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十七大报告进而用“司法职权配置”来表达司法权力之间的改革要求。这意味着，在司法系统，相互制约不再局限于办理刑事案件方面，而是扩展到各个方面。十七大报告还在更大的层面上提出了优化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即“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将权力一分为三并使之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可以说对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从制度上控权限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制衡”已正式出现在党的文件和领导讲话中。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先使用了“制衡”一词，要求形成企业内部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2008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使用了“制衡力”的概念，提出要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实效性。
制衡原则对政治组织的治理结构或权力配置提出了新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优化三种关系：首先，成员与组织的关系。成员或直接或间接(通过代表)有表达和实现共同意志的权利，相应地组织有尊重这些权利的义务;反过来，成员有遵守和执行经民主和法定程序作出的决策的义务，组织有维护这些决策权威性的权力。其次，组织内部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决策、执行、监督的关系。决策应充分发扬民主，执行应注重效率，监督应强调严肃权威。最后，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应明晰各自权限范围，既不以下犯上，也不以上侵下。
合理的治理结构不仅是对现代企业的要求，而且是对现代政府、政党、基层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要求。在成员的选举权、表达权、知情权落空的时候，组织便会游离于成员意志之外。在最高决策机关虚位、监督机关缺失或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必然导致执行机关“坐大”。在上级大包大揽的时候，下级组织则无主动担责的积极性。如果下级组织的治理结构不完善，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异化问题。
从分解权力和权力制衡入手来控权防腐，在实践中已初露端倪。比如，近些年来“村官”成为腐败的重要群体。“村官”犯罪的制度原因是在基层群众自治结构中有决策机关(村民代表大会)和执行机关(村委会)，但缺乏专门的监督机关;由于村民代表大会非常任，因而也无法对村委会进行有效监督。为从制度上防范“村官”腐败，一些地方出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村务监事会”、“村民代表会议”等机构，专司对村委会的日常监督。这些制度创新已经写入正在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类似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制度性缺失在其它领域也可以看到，所以这些领域的改革也必然要遵循基层制度变革的逻辑。这或许是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不同的是，前一次发生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联产承包”)，这一次发生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责任编辑：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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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分析：党的纪检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确保纪委监委高效履职、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衔接顺畅，重塑工作流程、厘清职责关系、建立协调机制首当其冲，建章立制至关重要。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有机融合、一体推进，有力解决反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监督对象覆盖不全等制约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的问题，全面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切实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质效。实践充分证明，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先导和动力。
法律依据：《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 第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认真处理检举控告，回应群众关切，发挥党和国家监督专责机关作用，保障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为党风廉政建设、社会和谐稳定服务。
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完善派驻监督制度机制方面的建议应该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改革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体制机制,是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法律分析：党的纪检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察机构改革。
法律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一）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二）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废释并举，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以良法保障善治。
（三）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律师制度，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坚决排除对执法司法活动的干预。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严格刑事责任追究。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夯实依法治国群众基础。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
随着检察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审查起诉工作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案件现状，在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公诉改革方面 随着检察改革的深入开展，为了有效地贯彻法律监督职责，做好公诉工作，在审查起诉工作中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但也不乏出现几点新问题： (1)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目前有待完善。经过近五年来的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试点，以及检察机关一贯贯彻执行“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着大多数主诉检察官有责、无权、利不明，办案仍然实行着“三级审批”的“双轨制”运行模式。另外，与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配套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绩效考评机制、经费保障机制等方面处于摸索、试点阶段。因此，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难以进一步开展及深化。 (2)“侦诉一体化”工作机制缺乏配套的规章制度。目前个别检察机关为了加大反腐败力度，整合检察资源，为实现办案质量与效果的有机统一，有效地将反贪、渎检、公诉等部门的办案力量有机地整合起来，推行“侦诉一体化”工作机制。这一机制的试行，虽然自侦案件的办案期限缩短、办案质量提高，退补次数减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负责人为了提高案件质量，达到“立得准、诉的出”，往往指示公诉人员直接参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甚至记笔录，这样会倒致“本末倒置”，自侦人员成为“配角”，公诉人员成为“主角”，造成侦查、审查起诉由公诉人员一人承包，也会造成公诉人员对案件有“先入为主”的错觉，这一现状违背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诉分离原则”。此外，如果把握不准“诉的参与量”，也会造成自侦人员办案不认真，存在“案件办的怎样与己无关，反正有公诉人员在把关、在办案”的思想。案件如果查不下去或者作不起诉、撤案处理，自侦人员会认为公诉人员水平不高，能力不强，还有可能造成单位内部矛盾，自侦部门抵触公诉部门的现状。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大大折扣“侦诉一体化”工作机制的生命力，会加重公诉部门的负担，影响其它公诉业务的正常开展。 (3)庭前证据展示模式缺乏具体操作性。依据高检院要求，个别基层公诉部门已经将“完善向律师展示证据和听取其意见的工作制度”列入工作计划内，这虽然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a、因庭前将有关重要证据展示给辩护律师，有些律师可能会泄露案情及重要证据，致使串供、翻供现象的发生;b、庭前控辩双方就案件情况交换了意见，个别公诉人就疏于庭前准备，不制作庭审预案及公诉意见书，在庭审中草率地发表公诉意见，简略地进行答辩，这不利于公诉能力的提高;c、庭前控辩双方协商取证，个别办案人员经不住诱惑，可能存在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2、法律规定方面 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工作虽然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仍然存在规定不明确，缺乏具体操作欠妥之处： (1)审查起诉工作的自行侦查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自行侦查”，刑事诉讼规则第269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决定自行侦查的，应当在审查期限内侦查完毕”。自行侦查是由审查起诉案件的办案人员进行侦查，还是由别的人员进行侦查，规定不明确，而在实际工作中，自行侦查往往由公诉部门承办案件人员自行侦查，这样侦查调取的证据由谁来审查，由谁来监督制约。在讲究办案效率、“重自侦、轻刑事”的现实中，公诉部门因办案经费紧张、条件差，他们往往不会自行侦查，使这一规定无法正确有效地实施。 (2)追诉漏罪、漏犯措施不力。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件中的漏罪、漏犯追诉不力，很容易发生以罚代刑、放纵罪犯、司法腐败等违法违纪现象，有的侦查机关以另案处理、在逃等书证逃避掩盖公诉部门的监督，虽然刑事诉讼规则第246条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审查起诉”，但是这种“必要措施”很难具体操作，怎样的措施属于已经采取了必要措施。刑事诉讼规则还明确规定“……发现遗漏依法应当移送审查起诉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补充移送审查起诉。”这里对追诉只是建议，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措施，侦查机关可以听取对其漏犯的监督，也可以不听取，检察机关也对其无可奈何，这不利于追诉工作的有效开展。 (3)告知难。刑事诉讼法第2款及第40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起诉案件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和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有权委托辩护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由于检察机受到办案经费制约加上流动人口多，一些案件涉及人员多，流动性大，无稳定居住地点，使告知困难。 3、公、检配合方面 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互相配合时不免出现一些新问题： (1)提前审查案卷存在许多新问题。当前，公安机关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办案质量，将补充侦查次数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项目，为此，办案单位经常要求公诉部门提前审查案卷材料，这样会出现一些新问题：a、不利于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办案情况的监督，往往形成以配合代替了监督;b、容易使公诉人员形成以“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审查案件，丧失了审查监督的重要环节。c、长期如此配合办案，存在着侦查人员办案有依赖于检察机关的公诉人员的态势，侦查取证的能力有弱化的趋势。d、由于侦查办案人员提前将案卷材料交公诉人员审查，有时不履行案卷交接手续，公诉人员认为此案没有正式收案，案件还在侦查阶段，但侦查人员认为案卷已由公诉人员审查，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存在案件被搁置起来，犯罪嫌疑人被超期羁押的现象。e、容易造成检察公诉部门工作量加大的现象。 (2)补充侦查缺乏具体操作性。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补充侦查的事项作了明确规定，但在现实办案中存在：a、退而不查。比如，某基层公诉人员在审查起诉吴某等四人妨碍执行公务案、杜某等三人聚众哄抢案时，发现该两案证据不足，后退补二次，但是侦查机关不予以补充侦查。b、补充侦查不到位。比如，某侦查机关在补充侦查王某故意伤害一案时，他们敷衍了事，“走过程”，使该案难以起诉。
社会秩序稳定，经济高速增长，这两条已经证明社会管理效果是非常好的，当然需要继续坚持。
纪律检查监督工作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行’胜于‘言’。纪检体制改革不是说着玩的，是要解决问题的。如今已经到了反腐败的紧要关头，改革就是要‘行’。不要小看纪检体制改革给予纪检监察机关的战斗力，也不要低估务实改革对党内痼疾的强势清淤效果，更不要怀疑党中央通过反腐败打破利益藩篱的巨大决心。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的六个专项小组之一，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一成立就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现在是腐败多发高发的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任务尤其紧迫，相关体制改革也就更有必要。”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表示，单独设立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彰显出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出高层希望通过改革促使纪委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从高层进行的‘顶层设计’来看，中央把纪检体制改革看作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点。”高波说。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纪委的领导和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的推进下，纪检体制改革的相关工作稳步展开，得到多方认可，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日前，通过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点出了影响反腐成效的问题所在，也提到了解决之道，“必须依靠改革和制度创新。”如今，中央纪委监察部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已由125个减至14个，对确实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参加的才予以保留，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的不再参与，避免出现职能“越位”、“错位”等问题。全国范围内，省级纪委参加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也由4600多个精简至500多个。纪检体制改革跟纪检工作本身紧密联系。改革得好，纪检工作就做得好;如果改革做得不够，纪检的作用恐怕难以充分有效地发挥。“对于束缚和妨碍纪检工作体制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和弊端，有关方面都在破冰破题。”高波说，从这个角度上讲，此次纪检体制改革也是为纪检监察机关增添“装备”、增强底气的过程。监督力度大大提高实际上，经过近一段时间的改革探索，不仅纪检监察机关的内部改革初见成效，纪检体制改革其他任务的进程也在加快。今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出深刻阐述，不断推动各级党委和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充分发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并强调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必要时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这两种责任的提出，是党的纪律检查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现在纪检体制改革一再强调“问责”，很快可以形成强烈的“倒逼”效果，这也促使所有人担负起各自责任。党章规定，地方纪委、基层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而在专家看来，以往在实际工作中，同级党委的领导作用更为明显。现在的双重领导体制下，案件查办线索既要向同级党委汇报，也得向上级纪委汇报，而且案件查办以上级纪委为主。另外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更多是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来确定。同级党委书记发言权减少了。“上提”查办案件的事权和干部提名的人权，就是要让纪委减少被同级党委干扰的可能，更好地发挥纪委的监督作用。“现在还有哪个党委书记敢压案件?”加快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是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主要任务之一。截至去年10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外派驻的纪检组为51个。但在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如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还没有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派驻机构。中央纪委正着手起草制定有关党内法规，实现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将弥补对中央一级党政机关监督、执纪、问责的“缺位”。这也是纪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的重要信号之一。相比于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另一项纪检体制改革中的“全覆盖”举措更令人印象深刻。十八大以来，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照中央要求，围绕“四个着力”，加大巡视力度，扩大巡视范围，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部署开展了巡视工作，共派出208个巡视组对1214个地区和单位进行了巡视。除实现中央及省区市巡视工作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还探索开展了“专项巡视”，强调“针对一个地方、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某个方面、某个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体现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短平快的特点”。中央巡视组真是‘战功卓著’。其主要的职责就是“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如今更是对有关趋势“形成遏制”，巡视制度改革的变化已经见到成效。改革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一定要唯实，不能做表面文章!《实施方案》诠释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谁负责”等诸多实际问题，也让今后一个时期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实施方案》中的七大项主要任务，归纳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卓有成效的理念、措施，同时把中央纪委“三转”过程中的实践成果进行“后评估”。《实施方案》指出，要建立健全下级纪委向上级纪委报告工作制度，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进一步明确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工作的知情权、话语权和指导权，将使得各级纪委视线“上移”、责任“上挂”。为更好落实查办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的要求，支持和促进下级纪委依纪依法查办案件，《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三项实体性任务：一是研究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的具体办法，明确报告范围、报告形式和处置机制;二是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有案不查、瞒案不报、徇私包庇的，严肃问责;三是建立案例指导制度，防止执纪不统一和处理畸轻畸重。“这将促使同级党委的话事权收窄，上级纪委的管控面加宽，既可以视为对下级纪委不作为的监督机制，也是对下级党委乱作为的有效制约机制。”在干部任用管理等方面，《实施方案》细化提出建立健全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明确上级纪委、组织部门等在提名考察工作中的职责权限;建立健全纪委书记、副书记备用人选库及其管理制度，健全交流推荐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规范程序中做实纪委的监督权力，推动纪委负责同志提名和考察工作‘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通过这些实在的改革“落点”，能看出高层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将看得准的、做得到的、用得上的这些“改革红利”做出系统集纳后进行再梳理，同时沿着既定的路线、有效的路径，坚定地往下走。治标为治本先声现在纪委的工作既有治标内容，也有治本内容。从长远看，随着反腐败进程的推进，下一步或将凸显治本的任务。反腐治标其实是为最终治本创造条件，两者紧密关联，最后看的还是反腐成效。他举例说，清除改革的“拦路虎”，既可说治标，也能说治本。甚至很多时候，治标就是治本。“有效治标可称为治本有效的必然的外化表现。”2020年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任务，逐步形成切合实际、有效管用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一方面，它本身有紧迫性。这个时间不算长，能完成并不太容易;另一方面，我认为又是可以实现的。”随着反腐败过程的推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会有具体的创新。在这一背景下，解决具体问题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如果《实施方案》中的目标和措施都能逐一落实，将可能带来以下五点“预期收益”：第一，施政观感会提高，百姓看得见的不正之风会大大减少;第二，党内监督难的瓶颈将会突破，战略格局会初显成效;第三，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执纪能力和稳定性会有更大提升;第四，被监督者的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在“倒逼”的压力下，产生决定性的改变;第五，党外监督会在一个有序的健康的轨道上运行。
1、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越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
2、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
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3、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
4、要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要积极推进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涉外法治等重要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以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5、要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要继续推进法治领域改革，解决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要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制约监督，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加快构建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要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
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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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是法制史的题目其实不是好不好写的问题，是有没有兴趣的问题选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写起来自然也就轻松很多一般的本科论文不难 ，多找点资料，截取精华，自己编个提纲，写起来就得心应手了还有，选题目不如选老师，因为论文的负责老师不同，选一个好的老师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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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转型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影响初探摘要：增值税转型是指增值税由现行的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两类增值税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允许销项税额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增值税转型将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方法、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在测算方法上，项目建成后，无论管理模式如何设置，增值税转型带来的经济效益应在项目测算中得到完全体现；抵扣项目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起始时间为项目投产年。在测算结果上，增值税转型后，无论是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石化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都将有所提高。关键词：增值税 转型 石化 建设项目 经济效益 1994年税制改革时，我国废止产品税，改征增值税。基于当时的经济环境，我国选择了生产型增值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弊端日益显现，增值税转型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由此我国增值税转型正式由探讨阶段步入实施前的准备阶段。增值税转型是我国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的实施必将对我国石化工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必将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产生重要影响，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方法和结果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1 增值税及其转型 增值税是以商品（包括劳务）为征税对象，以其销售额为计税依据并实行扣除已征税款制度的一种流转税。按扣税范围划分，增值税有消费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三种类型。 消费型增值税，允许将固定资产全部进项税额在固定资产购入时就一次全部扣除。消费型增值税具有明显提前补偿的性质，可以彻底消除重复征税。大部分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均采用消费型增值税。 收入型增值税，对于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在固定资产购入时不允许一次全部扣除，而是根据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每期扣除提取固定资产折旧部分的进项税额。 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只能扣除属于非固定资产的那部分生产资料的税额。由于生产型增值税的税基中包含了外购固定资产的价值，对这部分价值还存在重复征税，所以生产型增值税属于一种不彻底的增值税。我国目前实行的增值税属生产型增值税。 增值税按下式计算：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1） 因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消费型增值税与生产型增值税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允许销项税额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因此，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就是增值税转型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从目前看，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产生影响： ① 项目建成后的管理模式； ② 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起始时间； ③ 计入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范围。2 分析的前提假设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主要通过三项因素影响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在分析各因素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影响时，必然会涉及到其他两个方面。为便于分析，特作如下假设： （1）关于对项目建成后的管理模式假设。 对项目建成后的管理模式做两种假设： ① 项目建成后设置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以下简称新建企业模式）。 ② 项目建成后设置成企业下属的一个车间（以下简称企业车间模式）。 对其他两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时，均假设项目建成后的管理模式为企业车间模式。 （2）对一次不能抵扣余额的假设。 项目当期销项税额首先抵扣项目当期除固定资产外的进项税额，然后一次性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如果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有余额，那么将该余额称做一次不能抵扣余额。除探讨管理模式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影响外，对其他两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时，均假设一次不能抵扣余额可从企业同期销项税额中一次性抵扣。因此而给项目所属企业带来的盈利计入项目本身。 （3）对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起始时间的假设。 对其他两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时，均假设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起始时间为项目投产年。 （4）关于计入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范围假设。 对其他两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时，均假设计入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范围为项目的设备、主要材料、建安工程及相应预备费。 （5）增值税转型后，假设增值税基本税率仍为现行的17%。 （6）假设主要材料由建设单位购买。 （7）安装费、建筑工程费为有关建筑安装企业的收入。 （8）增值税转型后，假设固定资产折旧不再包含增值税。 目前，在进行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时，固定资产折旧均包含增值税。增值税转型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由项目销项税额抵扣。如果固定资产折旧依然包含增值税，那么在测算项目利润指标时，对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就进行了两次扣除。项目经济效益出现了重复计算。因此假设固定资产折旧不再包含增值税。3 实例分析 某企业拟于某市化工园区建设200 kt/a苯酚/丙酮项目（以下简称苯酚/丙酮项目）。该项目是大型乙烯合资项目的配套项目，系中方独资。该项目所需原料外购，其中：苯拟于国内外市场采购、丙烯由乙烯项目提供。该项目所需燃料动力由化工园区有偿提供。该项目70%的产品目标市场基本落实。项目建设期3年，生产期15年，生产负荷按第一年80%、自第二年起100%安排。 根据原国家计委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总投资为69 180万元，生产期内年均销售收入为119 026万元，生产期内年均税后利润为16 231万元，全部投资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在进行项目经济效益测算时，该项目以含税价格测算项目经济效益（下同）。这是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通常做法。 本文结合案例分析，就项目建成后的管理模式、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起始时间、计入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范围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分别进行分析探讨。 项目建成后的管理模式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 增值税转型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可一次性扣除。以这种抵扣方式，在不同管理模式下，并完全按实际情况测算，对于增值税转型带来的经济效益，有时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可以完全反映，有时则不能完全反映。 （1）不同管理模式下，完全按实际情况测算，同一项目经济效益有差异 苯酚/丙酮项目相对独立，它既可设置成新建企业模式，也可设置成企业车间模式。增值税转型后，苯酚/丙酮项目在不同管理模式下，项目的经济效益有所不同。为此对苯酚/丙酮项目在不同管理模式下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对比。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见表1。表1 不同管理模式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万元序号 项目名称 新建企业模式 企业车间模式 差额1 总投资 70 466 70 466 02 生产期年均销售收入 119 026 119 026 03 增值税 生产期第一年增值税 0 0 生产期第一年销项税 14 023 14 023 生产期第一年除固定资产外的进项税 8 954 8 954 生产期第二年增值税 5 584 6 335 生产期第二年销项税 17 528 17 528 生产期第二年除固定资产外的进项税 11 193 11 193 自生产期第三年起增值税 6 335 6 335 固定资产进项税合计 5 820 5 820 一次不能抵扣余额 751 0 -7514 生产期年均税后利润 16 680 16 642 -385 全部投资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 由表1可知，在生产期第一年，项目销项税额14 023万元抵扣除固定资产外的进项税额8 954万元后，尚有余额5 069万元。以该余额一次性抵扣项目固定资产进项税合计5 820万元，项目生产期第一年应纳增值税为0，同时形成751万元的一次不能抵扣余额。 当管理模式为新建企业模式时，一次不能抵扣余额可结转下一年度，由项目销项税额继续抵扣；当管理模式为企业车间模式时，如果完全按实际发生的情况测算，那么一次不能抵扣余额不再结转到下一年度，由项目销项税额抵扣，而是由企业同期销项税额抵扣。这样，当管理模式为企业车间模式时，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不能全部由项目本身的销项税额抵扣，项目经济效益在企业内部发生了转移。因此，完全按实际情况测算，两种管理模式经济效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项目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是否完全由项目本身的销项税额抵扣，即一次不能抵扣余额是否完全由项目本身的销项税额抵扣。 石化行业属资本密集型行业，项目投资较高。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实行一次性抵扣，靠石化建设项目自身，有时难以一次性完成。目前，国内大部分石化建设项目系企业车间模式。在企业车间模式下，一次不能抵扣余额，经常由企业同期销项税额抵扣。对企业来讲，这相当于一种提前补偿。这种提前补偿有利于加速企业资金周转，有利于加速企业设备更新。因此从企业整体角度讲，这种提前补偿是有益的。但是，从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角度看，这样测算的经济效益不能反映项目全貌。 （2）对一次不能抵扣余额技术处理的探讨 增值税转型后，完全根据企业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的实际情况，按企业车间模式测算项目经济效益，就不能反映项目的真实效益。其焦点是对一次不能抵扣余额的处理方式。没有项目建设，企业就没有这笔盈利，一次不能抵扣余额带来的盈利理应作为项目同期盈利的一部分。因此，在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中，对一次不能抵扣余额进行技术处理是十分必要的。下面，就一次不能抵扣余额的处理方法进行探讨，具体处理步骤如下： ① 测算固定资产进项税合计、一次不能抵扣余额。 ② 预测企业各年度增值税额。 ③ 在损益表增设未抵扣进项税及附加，作为项目利润增加项。 目前，石化建设项目利润总额按下式测算： 利润总额=销售收入-总成本费用-流转税及附加-营业外净支出……（2） 一般石化建设项目不计算营业外净支出。 损益表增设未抵扣进项税及附加后，石化建设项目利润总额计算公式可由公式（2）调整为下式： 利润总额=销售收入-总成本费用-流转税及附加+未抵扣进项税及附加-营业外净支出………………………………………………………………………（3） ④ 将项目投产后项目和企业各年可以扣减的项目一次不能抵扣余额计入损益表未抵扣进项税及附加，直至抵扣完毕。同时，将相应附加一并计入损益表未抵扣进项税及附加。 ⑤ 在损益表中，未抵扣进项税及附加各年份合计，必须等于一次不能抵扣余额及附加。 按上述步骤处理一次不能抵扣余额后，一次不能抵扣余额带来的盈利，虽然实际上在企业内部发生了转移，但由公式（3），却能虚拟体现在项目同期利润中，使项目为企业带来的同期利润不被低估，保证了项目盈利指标的准确性。 总之，增值税转型后，应根据拟议中的管理模式测算项目的经济效益。以一次不能抵扣余额带来的盈利计入项目本身为原则，测算项目经济效益。 以苯酚/丙酮项目为例，在生产期第一年，项目销项税额14 023万元抵扣除固定资产外的进项税额8 954万元后，尚有余额5 069万元。以该余额一次性抵扣项目固定资产进项税合计5 820万元，项目生产期第一年应纳增值税为0，同时形成751万元的一次不能抵扣余额。一次不能抵扣余额可由企业同期销项税额一次性抵扣。因此，在损益表的投产年，可将一次不能抵扣余额751万元一次性计入未抵扣进项税及附加，其附加也一并计入未抵扣进项税及附加。这样，一次不能抵扣余额既是项目利润总额的一部分，也是冲抵企业同期销项税额的一部分。项目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得到了充分体现。 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起始时间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 资金具有时间价值。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实行一次性抵扣，抵扣的起始时间自然对项目经济效益测算产生影响。对此税务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 即购即抵。 企业购入固定资产，在取得增值税发票后，企业当期销项税额即可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以下简称即购即抵方案）。这对企业比较有利。但税务界持此观点者较少。对此持反对意见者主要依据以下两点：国家财政有压力、税务征管有难度。 （2） 设置“固定资产须验收交付使用后予以抵扣”条款。 目前，税务界持此观点者较多。按此观点，投产后，项目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方可由项目销项税额、企业销项税额抵扣（以下简称投产后抵扣方案）。 两种不同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起始时间对比见表2。表2 不同抵扣起始时间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万元项目名称 即购即抵 投产后抵扣 差额总投资 70 466 70 466 0生产期年均销售收入 119 026 119 026 0计算期累计税后利润 250 283 250 215 68全部投资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 由表2可知，即购即抵方案优于投产后抵扣方案。在项目计算期（生产期+建设期）内，两方案静态指标基本相同。但是，由于资金的时间价值，即购即抵方案全部投资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高于投产后抵扣方案个百分点。 从目前税务界主流观点看，实施即购即抵方案有一定难度，增值税转型时，可能设置“固定资产须验收交付使用后予以抵扣”条款。因此，在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中，建议采用投产后抵扣方案。 计入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范围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 增值税转型时是否扩大征税范围，是税务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为此，本文根据石化行业投资费用项目划分，结合税务界对增值税转型时纳税范围的探讨，以苯酚/丙酮项目为例，分析探讨计入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范围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 石化建设项目总投资组成及各组成部分能否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分析 （1）石化建设项目总投资组成 石化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总投资由建设投资、建设期利息、流动资金组成。建设投资由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预备费用组成。固定资产由工程费用、固定资产其他费用组成。工程费用由设备购置费、主要材料费、安装费、建筑工程费组成。 设备购置费由设备的出厂价、设备运杂费组成。 主要材料费由主要材料的出厂价、材料运杂费及税金（指营业税及附加）组成。 安装费由除主要材料费外的直接费、间接费、计划利润、税金（指营业税及附加）及特定条件下费用组成。 建筑工程费由直接费、间接费、计划利润、税金（指营业税及附加）组成。 设备、主要材料的出厂价均为含税价。 （2）对石化建设项目总投资各组成部分能否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固定资产定义如下：固定资产是指：①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② 单位价值在2 000元以上，并且使用年限超过两年的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 根据税法对固定资产的定义，在石化建设项目中，设备和主要材料应属固定资产，其所含增值税，应计入项目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对此，各界均无异议。 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将来可能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根据税务界的探讨，目前与石化建设项目密切相关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和安装业。这样，增值税转型后，建筑工程费、安装费将来就可能属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计算范畴。 预备费用包括不可预见费和价差预备费两部分。目前，石化建设项目暂不计取价差预备费。不可预见费系指在可行性研究及其投资估算中难以预料的工程和费用。不可预见费计算公式如下式： 不可预见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不可预见费费率……（4） 由公式（4），无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是否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均计取不可预见费。因此，在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中，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其相应的不可预见费也就属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计算范畴。 建设期利息、流动资金、无形资产不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在递延资产和固定资产其他费用中，绝大部分目前不属增值税征收范围。为此，在案例分析时，暂不将上述两项投资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 设备、主要材料、建安工程及相应预备费，其中一部分目前已属增值税征收范围，另一部分目前正在探讨中，将来可能属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计算范畴。结合苯酚/丙酮项目就这两部分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分别进行分析探讨。 已属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固定资产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 目前，已属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是设备和主要材料。设备购置费和主要材料费已包含增值税。在石化建设项目投资中，设备和主要材料费一般比重较大。增值税转型后，设备和主要材料费及相应预备费的进项税额必然对石化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测算产生重要影响。 按现行增值税征收范围，不同类型增值税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见表3。表3 不同型增值税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万元项目名称 按生产型增值税测算 按消费型增值税测算 差额总投资 69 180 69 180 0生产期年均销售收入 119 026 119 026 0生产期累计利润总额 363 390 371 925 8 535其中：增值税转型后生产期累计折旧下降额 3 870 增值税转型后生产期累计增值税下降额 4 395全部投资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 由表3不难看出，增值税转型后，按现行增值税征收范围，苯酚/丙酮项目的经济效益有所增加。项目生产期内累计增加利润总额8535万元，全部投资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提高个百分点。利润增加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1）增值税转型后，项目折旧额不含增值税，项目折旧额下降。 （2）增值税转型后，项目应纳流转税及附加下降。 因此，按现行增值税征收范围，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提高石化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 将来可能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固定资产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 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是税务界讨论的热点之一。目前与石化建设项目密切相关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和安装业。下面通过案例分析，就建筑业和安装业分别和同时缴纳增值税三种情况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1）建筑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 建筑业目前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后，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见表4。表4 建筑业缴纳增值税前后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万元项目名称 缴纳营业税 缴纳增值税 差额总投资 69 180 69 965 785其中：建筑工程费 4 723 5 349 626生产期年均销售收入 119 026 11 026 0生产期年均税后利润 16 613 16 634 21全部投资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 由表4，建筑业缴纳增值税后，从静态盈利指标看，项目经济效益略有上升；从动态盈利指标看，项目经济效益略有下降。营业税税率为3%，增值税税率为17%，按此税率调整建筑工程费，并相应调整固定资产其他费用、无形资产、递延资产、预备费用、建设期利息、流动资金，项目含税总投资有所上升。项目总投资上升部分主要是建筑工程费中的固定资产进项税，在生产期虽可扣除，但因资金的时间价值，导致项目动态盈利指标略有下降。 总之，建筑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后，将导致项目含税总投资略有上升、项目动态盈利指标可能略有下降，但对项目影响比较有限。 （2）安装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 安装业目前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后，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见表5。表5 安装业缴纳增值税前后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万元项目名称 缴纳营业税 缴纳增值税 差额总投资 69 180 69 683 503其中：安装费 5 102 5 779 677 主要材料费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275 0 -275生产期年均销售收入 119 026 119 026 0生产期年均税后利润 16 613 16 659 46全部投资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 从表5中可以看出，安装业缴纳增值税后，按相应税率调整安装费，取消主要材料费中的营业税及附加，并相应调整项目总投资，项目含税总投资有所上升。项目总投资上升部分主要是安装费中的固定资产进项税，在生产期虽可扣除，但因资金的时间价值，导致项目动态盈利指标略有下降。 总之，安装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后，将导致项目含税总投资略有上升、项目动态盈利指标可能略有下降，但对项目影响比较有限。 （3）建筑安装业同时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 建筑业、安装业目前均缴纳营业税，同时改为缴纳增值税后，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见表6。表6 建筑安装业同时缴纳增值税前后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万元序号 项目名称 缴纳营业税 缴纳增值税 差额1 总投资 69 180 70 466 1 286 其中：建筑工程费 4 723 5 349 626 安装费 5 102 5 779 677 主要材料费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275 0 -2752 生产期年均销售收入 119 026 119 026 03 生产期年均税后利润 16 613 16 681 684 全部投资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 建筑业、安装业同时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后，同两行业分别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情况相似，将导致项目含税总投资有所上升、动态盈利指标可能略有下降，但对项目影响比较有限。 综上所述，增值税转型后，按目前增值税征收范围，有利于提高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如果同时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样有利于提高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但与不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比，项目经济效益略有下降。4 结论 经分析发现，增值税转型后，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无论是测算方法，还是测算结果都将发生变化。 从测算方法看，主要体现在对一次不能抵扣余额的处理和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起始时间两个方面。以一次不能抵扣余额带来的盈利计入项目本身为原则，测算项目经济效益，并在损益表增设未抵扣进项税及附加。项目投产后，项目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方可由项目销项税额、企业销项税额抵扣。 从测算结果看，主要体现在征税范围上。增值税转型后，如果不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有利于提高石化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如果同时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样有利于提高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但与不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比，项目经济效益略有下降。 总之，增值税转型是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探讨其对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影响，有利于将来正确衡量石化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有利于将来正确衡量石化产品的市场定位，有利于石化行业向政府提出趋利避害的建议。参 考 文 献1 陆炜、扬震.中国增值税转型可行性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2 张维华.增值税实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Effect of VAT Transition on Measure of Economic Benefit of Petrochemical Construction ProjectShi Gang(SINOPEC Inquiring Company, Beijing ，100029)AbstractVAT Transition refers to transiting VAT from the current producing type into consuming typ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ypes lies in whether permitting the sales tax to offset capital asserts income tax. VAT transition is due to exert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easuring methods and results of economic benefits of petrochemic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measuring method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a project, the economic benefit brought by VAT transition should be fully reflected in the measure of items no matter how the management mode is set. The starting time of offsetting capital asserts income tax is the year when the project is put into production. In the measuring result, after VAT transition,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petrochemical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due to increase no matter whether enlarging the VAT collecting : VAT, transitio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construction project, economic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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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死刑复核权的收回（龙宗智有一篇类似的文章）
我也是会计专业的，你可以写纳税方面的，这是老师比较重视的话题题目：依法纳税的认识目录：1、企业所得税概述 2、计税依据概述 3、计算应纳税额根据的标准 4、税率概述 5、记税方法 （1）查账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2）核定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6、税收筹划概述 7、合理避税的方法 8、税收筹划最经典的表述内容摘要：1994年，我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新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33%。这个税率对我国大中型企业和效益好的企业是比较合适的，但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税收负担水平与原实际税负相比有所上升。为了照顾小型企业的实际困难，也参照世界上一些国家对小企业采用较低税率征税的优惠照顾办法，税法规定，对年应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下（含3万元）的企业，按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税所得额超过3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企业，按27%的税率征税， 另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做到合理避税。内容：企业所得税是对各类内资企业和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是1993年12月13日由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的。 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从事物质生产、交通运输、商品流通、劳务服务和其他营利事业取得的所得，以及取得的股息、利息、租金、转让资产收益、特许权使用费和营业外收益等所得。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中国境内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各类内资企业或组织。具体包括国有、集体、私营、股份制、联营企业和其他组织。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额，即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内的收入总额减除准予扣除的成本、费用、税金和损失等项目后的余额。 计算应纳税额根据的标准，即根据什么来计算纳税人应缴纳的税额。计税依据与征税对象虽然同样是反映征税的客体，但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不相同。征税对象解决对什么征税的问题，计税依据则是确定了征税对象之后，解决如何计量的向题。有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是一致的，如各种所得税，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都是应税所得额。但是有些税种则不一致，如消费税，征税对象是应税消费品，计税依据则是消费品的销售收入。再如，农业税的征税对象是农业总收入，计税依据是税务机关核定的常年应税产量。计税依据分为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两种类型，从价计征的税收，以征税对象的自然数量与单位价格的乘积作为计税依据；从量计征的税收，以征税对象的自然实物量作为计税依据，该项实物量以税法规定的计量标准(重量、体积、面积等)计算。下列项目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1.资本性支出。 2.无形资产受让、开发支出。 3.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4.各项税收滞纳金、罚款和罚金。 5.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有赔偿的部分。 6.各类捐赠超过扣除标准的部分。 7.各种非广告性质的赞助支出。 8.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各项支出。税率: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同时，对小型企业实行二档优惠税率。即：全年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以下的，税率18%; 3万元至10万元的，税率为27%; 10万元以上的，税率为33%.计税方法:企业所得税有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两种征收方式。 1、查账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1）季度预缴税额的计算 依照税法规定，企业分月（季）预缴所得税时，应当按季度的实际利润计算应纳税额预缴； 按季度实际利润额计算应纳税额预缴有困难的，可以按上一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1/4 计算应纳税额预缴或者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的其他方法（如按年度计划利润额）计算应纳税额预缴。计算公式为： 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月（季）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或者 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上一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12（或1/4）× 适用税率 （2）年度所得税额的计算 年度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都应当在分月（季）度预缴的基础上，于年度终了后进行清算，多退少补。其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全年应纳企业所得税额＝全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汇算清缴应补（退）企业所得税税额＝全年应纳企业所得税额－月（季）已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 （3）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税法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准予扣除项目金额 在所得税的实际征管工作及企业的纳税申报中，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一般是以企业的会计利润总额为基础，通过纳税调整来确定的，即： 应纳税所得额=利润总额+纳税调整增加额-纳税调整减少额-以前年度亏损-免税所得 2、核定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1）定额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税务机关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直接核定纳税人年度应纳企业所得税额，由纳税人按规定进行申报缴纳。 （2）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应税所得率 或……=成本费用支出额÷(1-应税所得率)×应税所得率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充分利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和制度等政策的不完善、不健全，通过对投资决策、经营管理和会计核算方法的合理安排，达到合法享受税收优惠，避免因对税收政策的不解或误解而产生的税收陷阱，降低公司税负，减少税收支出，增加自身利益，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税收筹划行为。即税收筹划是指在税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当纳税人存在着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时，选择最低的税收负担来处理财务、经营和交易事项。税收筹划是一种有别于偷税、漏税、逃税等非法手段的一种合法的理财行为。 所谓的税收筹划也就是合理避税，既然是合理避税，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违反税法，这里的不违反不单指国家颁布的税法，还包括各项税法解释，税务总局的问题答复等等； 避税一定要建立在对税法熟知的基础上，合理避税是要把会计准则和税法相结合,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达到不多交纳税款. 怎么把企业所交税合理的降下来，有如下方法可供参考：1—合理加大成本，降低所得税，可以预提的费用应该进行预提。 2—对设备采取快速折旧法来降低当期所得。 3—采用“分灶吃饭”的方法，把业务分散，原来一个公司名下做的业务分成2-3个公司做，这样既可以增加成本摊消，又可以降低企业所得：比如你现在公司做一年30万利，需要交9万9的所得税，如果分成3个公司做，一年利每个公司就是10万的利，那么所得税3个公司一共是8万1，而其实因为成本渠道的增加，3个公司年利也不会做到30万了，很多成本已经重复摊消和预提了，其节约下来的税就不仅仅是近2万的税了。 4—采用“高税区往低税区”走的方式：各个特区和开发区在税率方面国家都有优惠政策，把公司总部就转设到这些地方，比如深圳的企业所得税才15%。公司的工厂和分公司的一切业务总核算就算到公司总部去，也就享受到了国家的优惠政策了。把企业结算做到：高所得税向低所得税地方走；搞了税赋率的地区向没有搞税赋率的地区走。 5—采用“把工厂和公司注册到香港”的办法，香港是个自由港，是个低税区，一般企业的所得税不超过8%，其他税也特别低和少。 6—借用“高新技术”的名义，享受国家的税务优惠政策：有2免3减，还有3免8减的。把其他业务和产品套进这个里面来做—搭“顺风车”。 7—借用“外资”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改制，各个地区对外资企业都有税务优惠政策。 8—使用下岗工人和残疾人，也可以享受到国家的税务优惠政策。 9—和学校的校办工厂联合，校办工厂在税务方面国家是有特别优惠政策的。 这些做法是在企业具体运转中可以采用的安全的、合理的、可靠的企业避税方法。 税收筹划最经典的表述，来自于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在1935年针对“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所作的声明：“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依据法律这样做可以少缴税。为了保证从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强迫他多缴税。”之后，这一观点得到了法律界的认同。 综观国外诸多对税收筹划的观点，都指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所进行的减轻税收负担的节税行为。尽管表述众多形式各异，但基本意义却是一致的，即税收筹划是企业经营者通过合法的的策划和安排，以达到少缴税或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