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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花》究竟说什么？——波德莱尔《恶之花》核心思想直指 大名鼎鼎的波德莱尔，如雷贯耳的《恶之花》，至今凡言必称现代艺术的人、凡爱好现代诗歌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今人对波德莱尔的思想之晦涩处能钩沉索隐、明白阐释的却不多，今试作简单梳理和明确揭示，不弯弯绕、不故作高深，希望能为读者了解波德莱尔以及阅读《恶之花》提供参考和帮助。 波德莱尔勘破了人生的真相----虚无。一切都归于毁灭、死亡和腐朽。但是对于习惯并生活于欺----“美好”现实----中的人们来讲，真相仿佛是一种罪恶。这种令人不堪的真相，正是波德莱尔的忧郁的原因。“生活（生命）”中到处充满了欺与自我欺，“现实”就是一个大，而波德莱尔却“众人皆醉我独醒”，以其慧眼发现了“美”的真相，原来俗世间通常认为的“美”是用来遮蔽真相的遮羞布，人生的真相恰恰是“丑陋”和“恶”。但因为这种“丑陋”和“恶”存在一种巨大的超越性----真，故而真正的诗应与其相通，这比廉价的唯美、虚伪的吟颂更体现出博大的人性关怀，这才能创造出“诗”中之“诗”。这里要分清波德莱尔的“世俗美”与“超越美”（我们姑且做如此分别）：“世俗美”即完善、高尚、优雅及永恒之美，而“超越美”即宇宙、人生的真相，其恰恰呈现一种“反动”性（老子曰：反者道之动）。真相虽然令人震惊和不堪。但若从丑陋和消逝性中提炼出“存在”，体味出腐朽中的神奇力量，这种生死纠结中生发出的超越洞见与对虚假、痛苦的正视与体认就可化为“神启”的诗歌，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平凡的超越性。在波德莱尔看来，世俗的美才是丑陋的、虚伪的、不真实的，而摊开来的丑陋、恶和撕开的伤口因其真实反倒是可以接受的。在真实中，人生的虚幻与丑陋是真正令人萦怀、纠结而不能自已的，这种基于虚无的忧郁是真正的“诗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于此唯有通过诗歌而与宇宙本源达到某种神秘统一性，才能于灵魂得到片刻安顿与慰藉。 波德莱尔在揭去了资本主义的虚幻“美好”面纱后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和幻灭，真相令人不堪，但真相就是真相，与其幼稚地歌颂虚假的美好，不如用丑恶来敲击人们早已麻木的灵魂。让人们从浪漫的迷梦中猛醒。但波德莱尔的高明并不在于此，他还有更宏大的工作要做。如果说现实的幻灭和人生的无意义让我们消极堕落地话，波德莱尔又要把我们从沉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因为单纯的揭示“恶”、表现丑陋并不能使我们的生活得到救赎，生活本身的意义并不能彰显。现实虽然令人气馁，但生活毕竟还得继续，我们还要活着。于是波德莱尔给我们指向了某种超越的美好天堂。但这种天堂并不在基督教所谓的彼岸，我们也不需要上帝来救赎，因为上帝的天堂是为良善和美好之人准备的，而波德莱尔这种不入世人法眼的浪子是没有资格的，但他也并不稀罕。波德莱尔发现了真正的天堂----超越（至少是属于他自己的天堂），但通往天堂的道路或门户却是“丑恶”、“毁灭”和“暂时”，而这些的东西全部都指向“死亡”，于是天堂离“死亡”很近，但我们不能去自杀（尽管波德莱尔确实曾经自杀过，但未成功），于是我们只能“反身”以自己的背部向世人展现一种反抗的姿态。天堂与“丑恶”为邻，“毁灭”成为某种正义。这样我们就接受了某种现实，丑恶与死亡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积极的意义。原来被视为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所曾经倍加珍爱的东西，全部被过度、易逝性所浸染----一切永恒的东西是艺术堕落的产物----这就是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贡献。“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见《波德莱尔美学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一切“存在物”都避免不了“有限性”，都逃避不了过渡、短暂、偶然。可以说都并非“存在”本身。相反，那使万物“应和”的“混沌而深邃的统一体”却永恒“存在”，但这种超越性的“存在”对于活着的平凡人来说永远接近不了----除了巫师和诗人（或者死人？）----“在字和词中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们不能率意为之。巧妙地运用一种语言，就是施行某种富有启发性的巫术”（《论泰奥菲尔·戈蒂耶》，见《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7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诗人是死亡边缘的舞者，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波德莱尔-----一个“通灵”者。 当然，我们切莫误会波德莱尔。波尔莱尔的“丑”中见美，“恶”中见美，是一种超越现实通常美丑标准的诗意发现，是以一种超脱姿态、俯视眼光发现的另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真实之美。但如果有论者不理解这一层次，不是站在波德莱尔的立场、心境中去感受那种“万物应和”的神秘博大的宇宙生命本身----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大化流行”（当然这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可能有赖于酒精和大麻的帮助），而是以世俗的眼光就丑论丑，就恶说恶，以常人的角度评论诗人的诗心的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丑恶中见出美好的。波德莱尔更不是变态地以丑为美或心灵扭曲式的反社会，恰恰相反，他充满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人类的悲悯式同情与热爱。我们最低层次也应该理解到他的这一层用意----既然世界的真相是虚幻丑恶的，一切不能固守，我们所能抓住的只有幻灭和死亡，但事物正是从幻灭和死亡中显示出新生的勃发，美好事物的生发只有在僵死事物的毁灭中才有可能，才可期待（僵死就是丑陋，当“美”永恒化后就变成了僵死之物，这正是最丑陋的）。这确实有点儿“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 （本文由卜殿东原创，欢迎关注“虚室生白吉祥”并沟通交流。）
浅析古典主义艺术与浪漫主义艺术在审美上的差距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常用概念，一般用来概括文学思潮、划分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发展阶段。 人类的认识活动必须借助概念去把握认识对象。概念是相对稳定的，而对象却复杂多变。在概念和对象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人们不断地调整概念的内涵以适应多样多变的对象。因此，给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定义，常被视为理智的冒险。这种冒险已经产生了许多牺牲者。就连极其讲求缜密运思与实证分析的韦勒克，在界定浪漫主义上的"统一性热情"，也遭到了批评。利里安o弗斯特指责他忽略了浪漫主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歪曲了欧洲浪漫主义有着不同侧面的真相。"(1)对浪漫主义等概念既有的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诸种界定，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无法使用确定的概念阐释对象，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僵硬地限定并使用这些概念。古典主义等概念框住的是多样对象的某种家族相似性，从中寻绎出一些"主导性规范"。如果人们不把概念本质主义化，而是认识到概念把握对象的限度，认识到多样对象的一些异质性是概念的同一性所无法捕捉的，那么，文学理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概念的运思又具有实践的功能。某些关键性概念的介入有可能改写过去的文学史，或者塑造文学的未来。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事实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是在文学史事变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得到确认之后又进一步介入文学史的发展，这些概念所引发的大规模论争同时也规约了新的文学史阶段，限制了文学的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概念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动力。伴随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术语也取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常用术词，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些术语的大规模引入和使用，最初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早在1908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深入阐释了摩罗派与恶魔派的涵义；1918年，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从希腊神话一直谈到18世纪的欧洲文学。在"结论"里，周作人引入了古典主义、传奇主义和写实主义术语。他把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文学合称为古典主义，而"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歇，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2)茅盾发表于1919年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更为集中地介绍欧洲18至19世纪的文学思潮，清晰地表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概念。很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用新传奇主义或新浪漫主义概念指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演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关键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现实主义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强势概念。到了50年代，茅盾的《夜读偶记》甚至把一部文学史化约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而一切反现实主义的文学都是唯心的，反动的；唯有现实主义是唯物的，进步的。80年代的现代主义论争和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引入，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状况才被彻底改变。 人们曾经用这些概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少理论家认为，《诗经》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楚辞》开创的浪漫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传统。然而，正如钱钟书所言："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3)因此，即便人们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古代文学概括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 二、广义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我们将从文学史意义和话语成规意义上论述这些概念。在文学史意义上，它们用以指称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流思潮；在话语成规意义上，它们用以概括某种美学倾向和艺术规范。 从歌德、布吕纳介、海涅、谢林、斯丹达尔、卢卡斯、圣茨伯里等的定义看，人们通常在二者相对之中论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涵义：古典主义是健康的、优美适度的、只描述有限的事物、向过去学习、过去时代的、直接陈述思想的；浪漫主义恰恰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破除规则的、暗示无限事物、轻视过去、当时的、暗示和象征地传达思想的。尽管他们对于二者的评价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但是，这些认识表明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是两个用作对比的术语。这种二分化，"同普遍存在于十八世纪其他一些对比物有着明显的类似，如：古人与今人；人工造作的诗与民间流行的诗；莎士比亚不受法制限制的自然的诗与法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等等。"(4)广义地看，文学史普遍存在这种美学争执。一方持古典主义理念，百科全书一般如此概括这种美学倾向："它以适度的观念、均衡和稳定的章法、寻求形式的谐调和叙述的含蓄为特征；它主张摹仿古代作家，弃绝对罕见事物的表现，控制情感和想象，遵守各种写作体裁所特有的规则。"(5)另一方则持浪漫主义倾向，把创造性想象放在首位，偏向情感表现、天才想象、个人的独创性以及对自然的主观感受和对奇异及其神秘事物的渴望。 这两种倾向体现出人类美学趣味的两种相反走向：一极趋向于稳定、和谐和理性，趋向于从古代经验史总结出恒久可靠的艺术法则；另一极趋向于自我的创造性、实验性，用强力突破历史成规，从自身中创立艺术规范。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古典主义的适度、均衡、含蓄的特质，而有节制地使用自己的情感和想象能量。然而，如果古典主义规范强大到有如一套权威性法典，约束并监核每个个体的文学写作，那么，从古典传统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就蜕变为不可逾越的教条。这些教条甚至享有对文学体裁、叙述方式、意指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是非裁决权。生存在古典典律巨大身影下的文学必定是平庸、僵化甚至保守的，它仅可能是某一历史阶段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构成部分。古典主义的永久性立法封闭了文学朝向未来的发展空间，它也不能表现和诠释人们当下的存在经验，因此导致求新求变的人类审美心理的厌倦与反抗。正如司汤达所说："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6)规范过度的古典主义必然遇到浪漫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因而浪漫主义运动具有美学革命的意义。反规范乃至解规范是作家个人创造力与规范约束力之间的对抗和较量。叛逆古典主义规范的角色，是由布鲁姆所说的撒旦式强力诗人扮演的。文学史热情地铭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因为成功地反叛规范而引人注目；他们从强大的古典规范中突围而出，标新立异，自创典律。这些作家创作的作品未必都是深刻伟大的，但往往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文学史需要这些有冲创力的拒绝墨守古典成规的作家，尤其是在旧成规旧秩序过于强大的阶段。 三、文学史中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然而，如此宽泛地谈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有可能遭人质疑。浪漫主义之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都是通过反前者之规范而标识了文学的新趋向吗？是否一切具有独创力量的伟大作家都是浪漫主义者？司汤达曾经如此断言："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7)；弗斯特以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为例，证实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某种相通性(8)；人们还把现代主义视为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变奏；或找到后现代与浪漫派的一致之处：两者都激越地批判现代性。同样，人们也能找到古典主义无时不在的一些事实。当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幽灵到处徘徊时，它们的实体面目可能已渐渐模糊难以分辨。只有回到文学史才能找到它们寄身的确切位置。 多米尼克o塞克里坦曾言："古典主义代表了某种具有周期性的企图，它旨在使人的情感生活井井有条。"(9)他细致梳理了古典主义的发展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王政复辟前的英国、文艺复兴的法国、法国古典主义、奥古斯都的古典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等阶段。为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它简化为四个时期：(一)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中庸论、净化说以及对悲剧形式的具体限定，是古典主义理论的滥觞。贺拉斯的《诗艺》确立了一套以"适当"和"寓教于乐"为核心的古典主义公式；(二)十六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藉此突破中世纪文化对人性的禁锢。应分辨的是，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化的推崇与一般古典主义不同，返古的目的是开新而非模仿。文艺创作的感性色彩、创新品格和对新事物的兴趣，与希腊前期的艺术精神相通，而与古典主义遵循规范的理念相背。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却与古典主义关系密切，大多著述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注释和发挥，而且对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产生明显的影响。明屠尔诺的《论诗人》、《诗的艺术》，把摹仿说和情节的整一性当作诗艺的恒定真理；卡斯特尔维屈罗翻译并注释了《诗学》，其注释将亚氏的时间、地点、行动的整一原则表述得更清晰完整；瓜里尼的《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则阐述了美感的适度观念，通过悲剧和喜剧两种快感的混杂糅合，达到使观众既不落入悲剧那种过分的忧伤，也不落入喜剧那种过分的放肆的效果等。这些论述构成了对古典主义原理的阐发。(三)十七至十八世纪，是古典主义的从高潮到衰退的时期。十七世纪60至80年代，法国古典主义兴盛。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为古典主义提供了一批经典文本，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第一次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古典主义的艺术规范。作品和理论的大规模发展构成一场古典主义运动，这场运动随布瓦洛的理论的传播扩展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德国。英国的德莱顿、蒲柏、约翰逊是最重要的奥古斯都古典作家，他们追寻法国古典主义的某些范例，如严谨、均衡、协调、完整与中庸。德国人则在厌倦十七世纪后半期巴罗克风的感伤主义之后，转从古代典范以及法英的古典主义实践中汲取营养。高特舍特从人性历史恒定性假设出发，认为文学应模仿古典作家所创造的范例；莱辛推广了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精神的总结：崇高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而后期的歌德则以"健康的古典主义"对抗"病态的浪漫主义"。他们的探索使古典主义更加完善。(四)现代古典主义，以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渲泄，主张古典主义的严峻、准确、凝练的美学。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现代古典主义的经典文论，处理的仍是古典主义始祖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学养与天才的关系命题。 浪漫主义是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概念，它的诞生是近代以来的事件。从语义史看，这个术语最初源于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在古典主义主导的时代，"浪漫派的"通常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批评那种无节制的、荒谬的、与古典规范相悖的另类文学。而"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语义从贬义到褒义的转换，正是在浪漫主义运动从酝酿到兴盛的过程中发生的。利里安o弗斯特说："浪漫主义运动的根基存在于18世纪一系列影响渐大、互相联系的潮流之中：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衰落引起了启蒙运动的探询，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18世纪后半叶新思潮的出现。"(10)18世纪前半叶，法国古典主义向英、德等其它国家扩散。但是，在启蒙运动的怀疑精神有力冲击下，其影响力逐渐衰退。早在1739年，休谟的《人性论》就声称理性是感性的奴隶，直接挑战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1744年T·华顿在《英国诗史》的引论中，为骑士传奇和塔索等人迥异于古典主义的"哥特式"文学辩护。1747年理查逊出版了《克拉丽莎》，这部通俗化的情感作品迅速地风靡全欧洲，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厌倦了理性中庸枯燥的古典主义。随后斯泰恩《感伤的旅行》、卢梭《新爱洛绮思》、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抒情感伤小说流行，一种新的情感模式已具雏形。 18世纪末，"浪漫主义"一词所指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不仅指中世纪文学、阿里奥斯托和塔索，而且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加尔德隆等，那些不同于古典主义所遵循的古代传统规范的文学都置身其中。 19世纪初，受席勒的素朴与感伤文学类型划分的启发，施莱格尔兄弟从理论上阐释了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的类型学概念。之后，经诺瓦利斯、蒂克、海涅、史达尔夫人、司汤达、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等一大批浪漫主义者的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浪漫主义新范式彻底取代了古典主义文学成规。R.韦勒克认为，这场席卷全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存在"一个理论、哲学和风格的统一体"或"主导性规范"，韦勒克概括成三种尺度："从诗的观点来看的想象，作为世界观沉思对象的大自然，以及构成诗的风格的象征和神话。"(11)朱光潜也认为有一种统一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他看来，作为流派运动的浪漫主义具有三种明显特征：主观性，这是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回到中世纪"即回到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传统；"回到自然"。(12)浪漫主义的统一性是在与古典主义的对抗中形成的。四、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范式转换 从文学的历史发展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个争辩不休的相对性概念。因此，在相互对照中论述二者的具体内涵应为妥当的方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换，意味着文学范式与话语成规的更替。这种更替具体体现在以下互相关联的方面：其一、从摹仿到表现。对这一根本转折，艾布拉姆斯做了深入而有趣的阐释："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到其它有关的比喻，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认识论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3)镜子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映照与模仿。自从柏拉图把文学喻为镜子或影子以及亚里士多德严谨的理性阐述之后，文学理论一直求助于这一隐喻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说明心灵对自然的模仿关系。从文艺复兴的大师到十七、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者乃至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都乐此不疲地娴熟应用。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根基之上，本琼生、约翰逊等都心仪"生活的摹本、习俗的镜子、真理的反映"这种古老的理念。而且古典主义还坚信自然事物具有普遍永恒的定则，古代作家已经成功地写出了人物的本性、自然的本性，从而产生了合乎理性原则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典范。后代的作家只有学习好模仿好这些典范，才能达到真和美。拉布吕耶尔模仿希腊人狄奥佛拉斯塔，写作《品性论》，开篇便声称："一切都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能跟在古人和现代人中最富技巧者后面拾其牙慧。"在他们看来，包括题材、风格、体裁、形式和语言等等规则和范型，都在古希腊罗马大师手中创造出来了，后世的文学所能做的所该做的就是尽善尽美地遵循并模仿这些伟大的典范。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本是创造的基础，然而，古典主义的"紧紧追随"、"爱不释手"、"日夜揣摩"，学到的又只是一些僵硬的类型。除了一些优秀的古典主义作家，如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德莱顿、蒲柏等等，总是能在古典主义疆界内求取某种自由，保持自由与规约的张力与均衡外，大多数的古典主义者都深陷于泥古保守的窠臼中，无所作为。 从镜到灯的心灵隐喻之变迁，发生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如果要追溯"灯"之喻的早期使用，还须回到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是个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发动了一场哲学与诗歌、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永久战争，并且把感性之诗人逐出了理想国；另一方面，柏拉图又坚持认为只有从感性的阶梯上升，才能最终窥见理念的光辉，从而赋予了神灵附体的迷狂诗人以直觉认识超验真理的特殊意义。他的太阳隐喻直接启发了普罗提诺的太阳放射与喷泉流溢说，在他们看来，能够分享、感受理念之光辉的决非镜子式的心灵，而是充满灵感的能从自身放射出光芒的心灵。与柏拉图主义者相同，18世纪以降的浪漫主义者也常把心灵与诗喻为光之放射泉之流溢。"灯"之比喻对"镜子"比喻的替代，表明表现论文学观的确立。即浪漫主义者不再把创作当作一种模仿行为，而是视为心灵之光对外在世界的照耀。华滋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便是这种表现说的一种经典表述。表现论即把文学看作主观心灵的表现和创造行为的产物，强有力地颠覆了古典主义僵化的模仿成规，为文学打开了情感与想象的闸门。 其二、从理性到感性。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笛卡尔认为知识的本性是绝对的统一性，一切丰富杂多的现象只有还原为可清晰精确描述的单一原则，才能达成普遍知识的理想。这些普遍知识理性原则反过来就成为指导人们心智活动的规则，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心智活动也必须服从这些法则的规约。正像存在着普遍的、稳定的、可以精确描述的自然法则一样，摹仿自然的文学艺术也必定存在相同的类型与法则。为确保知识的统一、稳定和可靠，笛卡尔拒斥了感觉和想象力。在他看来，感觉是变幻无常和混乱的，而想象力则是人类精神活动遭受欺的根源。这样如同卡西尔所言："笛卡尔一劳永逸地为17、18世纪的美学指明了道路。"(14)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知识依据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布瓦诺就从此出发走在笛卡尔的路上。他企图从各种诗体和诗剧的特质中找出普遍永恒的法则，从千差万别的人性中归纳出风流、吝啬、老实、荒唐等普遍永恒的类型。而且把这些理性法则和类型等同于自然、真实和美。在《诗的艺术》中，布瓦诺写道："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15)在理性原则的规约下，古典主义不欣赏也不能容忍一切"背理的神奇"、"无理的偏激"和破格的奇思异想。众多的古典主义作品描述的是，在贤明君子的调解下理性观念如何最终克服七情六欲，而在非理性情欲支配下世人又如何导致身败名裂的故事。这一点直接暴露了古典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文化思潮的古典主义，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政治妥协的产物。 浪漫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反动，它发起了解放感性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首次使情感、想象、天才、独创性、自由等主观性范畴全面地占领了文学理论的主体位置。浪漫主义首先确立了文学的情感本质，文学是情感的表现与倾吐成为浪漫主义运动最鲜明的口号。而且，他们所欲表现的情感与古典主义公共理性规约下的常态完全不同，有着强烈的个性自我色彩。济慈声称他生平作的诗，没有一行带有公众的思想阴影；雪莱把诗人喻为夜莺，它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华滋华斯坚持认为自己的情感才是他的靠山与支柱；拜伦反复强调"诗是激情的表现，它本身就是热情。"这种激情有时甚至是混乱的非理性冲动，如同A施莱格尔所说："浪漫诗表现对一片混乱的一种秘密渴望，它无休止地追求新颖惊异事物的诞生，它隐藏在有条不紊的创造的母胎中。"(16)从情感本质出发，古典主义建立在人类心性永恒不变的假设基础上的文学史观，即古典艺术已臻于完美极致的观念，就被彻底突破了。因为对真正的美感生命力来说，人类在感情方面的强度和敏感不是减少了，而是日渐增长，因而艺术的完美也是无限的。由此，浪漫主义建立了文学史的发展变化观念以及视艺术为人类模式再创造的艺术观。"创造"这个术语的普遍使用，最初是在中世纪。人们从上帝创世的神话中推衍出文学创造观念，这个前提注定了中世纪的创造概念只能局限于基督教神学范围内，人的创造只是对神的模仿。浪漫主义时代，人们对创造新文学的热望与自信，是对人类主体力量的肯定和张扬。济慈明确地说："诗的天才必须在一个人的身上寻求它自己的出路；它的成熟不能依靠法则和概念，只能依靠自身的感觉和警觉。凡是创造的东西必须自我创造。"(17)这种自我创造更要依靠不受时空支配的想象力，因此浪漫主义用想象的内在规则僭越了古典主义那种外部给定的法则，从而赋予想象在创造活动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雪莱甚至直接把诗歌界定为"想象的表现"，并且认为在人类心灵的两种活动中，想象高于推理。推理只审查一个思想与另一个思想的关系，而想象则以自己的光辉作用于这些思想素材，它能创造出新的思想。 其三、从机械整体论到有机整体论。艺术的整体性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共同追求的美学理想，然而两者的理解却有明显的分野。最初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把作品与生命体相类比，总结出美的事物"整一性"法则。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生命体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都是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的。然而，当他进入文学等美的事物的分析时，生命体的有机性却脱落了，只剩下体积大小、各部分组织安排的适当性。所谓适当指的是事物自身的完整性，也指它的大小长短适合于人的感知。一个非常小或非常大的东西，即使是活的生命机体，人无法感知，看不出其整一性，不能称之为美。作品也是这样，其长短大小和安排必须为整体服务。这种整体性法则是合理的，但要求悲剧作品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情节必须整一有头有尾，则未免机械且规范过度。文艺复兴的琴提奥和卡斯忒尔维屈罗又从中归纳出时间和地点的整一律，从而形成古典主义一套机械的"三一律"仪轨。浪漫主义也推崇艺术的整体性，但他们始终把这种整体性看作生命体的有机性。它是自然生长的，而非人为规定，正象雪莱所说的，伟大作品的创造过程如同婴孩在娘胎中孕育成长。这种生命的隐喻尤其是植物的隐喻在浪漫派文学理论中俯拾即是，形成以植物喻天才、以植物喻作品的有机整体性美学。康德曾有些同义反复地定义"天才"为"天赋的才能"，强调其自然禀赋性，他能凭自然的作用创造出美的艺术典范。而早在1759年，杨格的《论独创性作品》就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樊篱，提出天才存在于法则之外是浑然天成的观点，推崇独创性，并把独创性作品喻为从根茎上自然生长出的植物。卡莱尔则干脆说：它完全是一棵树，树液和流体循环往复，每一片最小的树叶都与最底下的根须，与树的整体中每一个最大的和最小的部分相互交流。(18)所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整体性与古典主义完全不同，它不是机械的、人工的、可法则化的，而是有机的、自然的、生命律动的整体性。 由于浪漫主义理论在现代思潮中的持久影响，人们开始质疑那种将它封闭在已成历史的特定位置的做法。从卢卡奇的早期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感性美学，从尼采的价值重估到海德格尔的诗化哲学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乃至从惠特曼歌唱带电的肉体到金斯堡的嚎叫……人们都听到了浪漫主义的回声，这种四处扩展的回响表明浪漫主义并未终结。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文学范式转换，事实上是人类生活结构和内心结构的现代性转折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复杂的文学话语形态，浪漫主义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法国伟大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一部表现西方精神病态和社会病态的诗歌艺术作品。然而病态未必不是一种美。波德莱尔的天才，恰恰表现在他能在恶的世界中发现美，也能在美的体验中感受到恶的存在，并通过诗歌化腐朽为神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恶之花》是“恶”的艺术，而不是恶的颂歌。以诗歌表现现代都市的丑恶、现代文明的虚伪以及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贫乏空虚，是《恶之花》对诗坛的独特贡献，也是波德莱尔给日后的现代主义提供的有益启示。诗人以罕见的胆识，陈列出种种丑行与败德，也倾诉了深藏于心中的郁闷与苦恼。书的主题是恶及围绕着恶所展开的善恶关系。恶指的不但是邪恶，而且还有忧郁、痛苦和病态之意，花则可以理解为善与美。波德莱尔破除了千百年来的善恶观，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恶，认为恶具有双重性，它既有邪恶的一面，又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美。它一方面腐蚀和侵害人类，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挑战和反抗精神，激励人们与自身的懒惰和社会的不公作斗争，所以波德莱尔对恶既痛恨又赞美，既恐惧又向往。他生活在恶中，但又力图不让恶所吞噬，而是用批评的眼光正视恶、剖析恶。如果说它是病态之花，邪恶的花，那是说它所生长的环境是病态的、邪恶的。波德莱尔从基督教的“原罪”说出发，认为“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都是人谋的结果”，“善始终是人为的产物”，所以要得到真正的善，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从恶中去挖掘。采撷恶之花就是在恶中挖掘希望,从恶中引出道德的教训来。《恶之花》是在一个“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里开放出来的一丛奇异的花，同时具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成分。波德莱尔仅以《恶之花》这一部诗集而成为法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位诗人、现代诗歌的最初一位诗人。由于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成了后来许多不同流派相互争夺的一位精神领袖。《恶之花》是一部诗集，但不是一般的、若干首诗的集合，而是一本有逻辑、有结构、有头有尾、浑然一体的书。《恶之花》中的诗不是按照写作年代先后来排列，而是根据内容和主题分属六个诗组，各有标题，其中《忧郁和理想》分量最重。六个部分的排列顺序，实际上画出了忧郁和理想冲突交战的轨迹。诗人用一个英文单词SPLEEN来表达自己精神上的这种痛苦，并希望通过出走、远游来结束心灵的磨难和精神上的搏斗。于是，他把目光从内心世界转向了外部的物质世界，转向了他所居住和生活的巴黎。他在巴黎街头的所见所闻构成了第二部分巴黎即景的内容。巴黎即景是一幅赤裸裸的工业社会大都市的写真画，在这一部分里，忧郁和理想的斗争让位于邪恶与善良的斗争。诗人眼里的巴黎是一个充满敌意和丑恶的人间地狱；受人欺凌的乞丐、孤独无援的老人、麻木沉默的盲人、丑陋老迈的娼妓、苟延残喘的病人以及赌徒、小偷和僵尸等，强大的恶势力压得仅有的一点善良抬不起头来。诗人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里都找不到安慰，只好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刺激自己的幻觉，建造一个人造天堂。他在飘飘欲仙的幻觉中仿佛看到捡破烂的人陶醉在自己的光辉之中，魔鬼化装成美女前来诱惑，风尘女子暗送秋波，情侣们手端着酒杯......他尽情地驰骋在对失落园的梦想。然而，醉意中的幻境毕竟是靠不住的，酒醒之后，他便从人造的天堂回到现实的地狱。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却又盛开着鲜花。 《恶之花》分为“忧郁与理想”、“巴黎即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部分，其中“忧郁与理想”分量最重，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在这一部分里，诗人耐心而无情地描写和剖析自己的双重灵魂，表现出自己为摆脱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所作的努力。它追求美和纯洁，试图在美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美就象一个冰冷的雕像，可望而不可及；他寻求爱，但一再受到爱情的欺；他向天使祈求欢乐、青春和幸福，企图从烟草和音乐中得到安慰，但阴森丑恶的幻象和纠缠人心的愁苦始终笼罩着他，使他的痛苦有增无减。波德莱尔有一套诗歌理论，运用到《恶之花》中。首先是通感，同名十四行诗指出了不同感觉之间有通感：“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随后诗歌作了具体的阐发，表明一切感觉是相通的。在其他诗歌中，波德莱尔提出诗歌应该同别的艺术相通（《灯塔》、《面具》）。波德莱尔认为通感是一种“联想的魔法”，属于“创作的隐蔽法则”，艺术家由此能够深入到艺术的更高级的殿堂。雨果称赞波德莱尔“创造了新的颤栗”。他主张运用“艺术包含的一切手段”，他主要运用的是象征手法：以具体意象去表现抽象观念，其含义是丰富的、复杂的、深邃的，具有哲理性。在他笔下，时间、美、死亡、偶然、羞耻、愤怒、仇恨……都拟人化了，也就是运用了象征手法。为了捕捉大量的意象，诗人需要发挥想象：“想象是真实的母后。”波德莱尔将想象看作各种才能的母后，认为是天才的主要品质，能把抽象的精神现象和各种概念以具体的意象传达出来。 《恶之花》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创新之一在于他描写了大城市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吸引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波德莱尔描写丑和丑恶事物，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他认为丑中有美。与浪漫派认为大自然和人性中充满和谐、优美的观点相反，他主张“自然是丑恶的”，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美德是人为的，善也是人为的；恶存在于人的心中，就像丑存在于世界的中心一样。他认为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的精神骚动”。波德莱尔在描绘人的精神状态时往往运用丑恶的意象。以《忧郁之四》为例，诗中出现的意象全部是丑的：锅盖、黑光、潮湿的牢狱、胆怯的蝙蝠、腐烂的天花板、铁窗护条、卑污的蜘蛛、蛛网、游荡的鬼怪、长列柩车、黑旗。这些令人恶心的、丑陋的，具有不祥意味的意象纷至沓来，充塞全诗，它们显示了“精神的骚动”。总之，波德莱尔以丑为美，化丑为美，在美学上具有创新意义。这种美学观点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创新之二在于展示了个人的苦闷心理，写出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悲惨命运。在诗歌中表现青年的这种心态，是别开生面的。浪漫派诗歌表现爱情的失意、精神的孤独、政治上的失落感，在挖掘人的深层意识方面仅仅是开始。波德莱尔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忧郁，他认为美的典型中存在不幸。忧郁是《恶之花》要表达的最强音。从整部诗集来看，诗人写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压抑处境。忧郁像魔鬼一样纠缠着诗人。忱郁是对现实生活不满而产生的病态情感，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命运不济，寻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悲观绝望的心境，正如诗集初版时广告的说明和评论所说的：《恶之花》“在于勾画现代青年的精神骚动史”，“表现现代青年的激动和忧愁”。 高尔基所言：“波德莱尔，‘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最后，他给法国留下了一些流露出冷酷的绝望气息的阴暗狠毒的诗而死去了。为了这些诗，人们在他生前称他作疯子，在他死后称他为诗人。”法国文学家魏尔伦认为，波德莱尔“深刻的独创性”在于对现代人的表现，并指出：“依我之见，未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为了不挂一漏万，必须认真而虔诚地阅读这本书，因为这是本世纪的精华，本世纪一切的集中反映。” 诗人雨果在他流亡的盖纳西岛收到波德莱尔奇给他的《恶之花》后，抑制不依激动的心情，马上回信说： “你的尊贵的来传和美妙的书我全收到了。艺术无派、如同苍空，你对这点作了证明。我对你的宏伟的才华为之唱采。”
选题为：浅析波德莱尔对现代艺术的影响如果说狄德罗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浪漫派确立了现代艺术批评的美学基础（主体性），1那么波德莱尔则为现代艺术批评奠定了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对自足的艺术原则的充分意识，要等到现代主义艺术批评与现代主义美学诞生之后。正如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与美学家莫拉夫斯基（Morawski）所说：“艺术与美学的概念恰恰是在现代性的成长时期诞生并得到巩固的。学院与画廓的诞生、批评的专业化、艺术生产不断从既定的宫廷或教会赞助中独立出来——所有这一切及其它相似的现象是相互交织的，并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审美文化的出现辅平了道路。但是对自足的艺术与美学的充分意识，却只有随着与众不同的现代主义感性的出现而出现。”2可以明确地说，由于波德莱尔在现代艺术批评与美学中的至高地位，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的基本原则是由他奠定的。这一原则就是将艺术真正置于与真理与道德的关系之中。这可以一劳永逸地反驳那些认为现代主义就是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等于没有内容（真理内容与道德倾向性）的指控。当然，人们可以援引许多段落来证明波德莱尔宣称艺术自主，谴责道德说教、哲理诗、艺术与文学中的政治倾向性等等。例如，韦勒克就认为，波德莱尔只是在早期表示轻蔑地提到“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流派的幼稚的乌托邦，排除道德、往往甚至还有激情，它必然是没有孕育力的”。但是后来波德莱尔一贯申明反对“说教的异端”，拾起爱伦?坡的术语并且发挥了“诗歌除了自身之外别无目的”和“艺术愈是从说教中摆脱出来就愈能上升到纯洁而无关利欲的美”的论旨。3波德莱尔如韦勒克所说是自相矛盾的吗？不是。波德莱尔所信奉的艺术自主并不是无所指的艺术自主。强调艺术自主或“为艺术而艺术”的背后，波德莱尔并没有忘记现代艺术的关怀：即它对作为不断敞开的地平线的现代性的诉求。他切实地领悟了创造性想象力、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运用艺术去变形的艺术语言，后者植根于关于普遍相似物、应和、象征的一套理论。4这样一来，韦勒克就无法解释似乎内含于波德莱尔文本中的矛盾。一方面，韦勒克指出，对超自然主义和创造性想象抱着这种总的看法，波德莱尔谅必会强调艺术家驾驭题材的能力、形式和风格乃至常规的作用、主题化为神话的转换功能。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由于把自然视为五彩缤纷的象征画面，他至少在绘画方面无法完全摆脱现实主义的预想，即题材内容的重要性。举例来说，他说，“知道一幅画是否有旋律的正确方式就是保持较远的距离去看它，这样就无法理解它的主题或辨别它的线条。如果它有旋律，它就已经具有一种意义。”因为此处的“旋律”是指“色彩的统一”，看来值得推荐的便是某种类似抽象的设色构思的东西——一幅无主题、或至少是没有辨认得出的抑或有形的主题的画作。在别处波德莱尔曾直截了当地谈到线条和色彩“绝对不依托画的主题”。但是，波德莱尔又说：“主题之于艺术家来说构成了他天才的一部分”，而且批评某个具体的艺术家的主题并不“值得”。5可以想见，波德莱尔并没有放弃主题批评，不然他就不会说某个艺术家的主题值不值得这样的话。在韦勒克看来，这是波德莱尔思想中的矛盾。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波德莱尔思想中最令人激动的地方。因为，它再次证实了我们的看法：波德莱尔绝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他之所以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乃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最终才能最有效地做到“为人生而艺术”。换言之，“为艺术而艺术”只是手段，而“为人生而艺术”才是目的。形式与主题之间的辩证法正可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关怀，没有主题内容（真理断言与道德诉求），就不可能产生激情，从而产生形式。形式是艺术家面临各种压力下的产物。形式不是单纯的艺术史的既定语言逻辑发展的结果，形式来自艺术家所遭遇到的、来自社会－历史的主题内容的压力与艺术史既定语言之间的矛盾冲突。为此，形式（艺术的构形）必须被理解为主题内容与艺术史既定语言之辩证运动。6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观既建立在浪漫派美学的遗产上面，也批判了这一遗产，并开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批评。波德莱尔首先强调了审美的时间性与历史性——显而易见，这得自浪漫派。他反对美的绝对的、非时间的概念，认可浪漫派的美学观念，认为美的标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美的本质也随历史的变迁而变迁。他断言“浪漫主义就是美的最晚近和最当下的表现”。7也就是说，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表现，而浪漫主义则是美的最新近和最现时的表现。随着浪漫主义的诞生，美走到了当下的形态。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提出了古代论者与现代论者之间那个著名的论战。这一论战在席勒的名作《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得到过新的概念化表述，其后在施莱格尔以及浪漫派对古典派的论战中又作为一个恒常的主题出现。不过波德莱尔以一种独到的方式在古典主义所崇尚的绝对美与浪漫派宣扬的相对美之间转移了重心。他说：“构成美的一种成份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份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它像是神糕有趣的、引人开胃的表皮，没有它，第一种成份将是不能消化和不能品评的，将不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8因此，艺术创作的关键就是抓住相对的、暂时的瞬间，并从中挖掘出它的永恒的和不变的一面，否则艺术美将因为无所依傍而两头落空，其结果只能是跌入抽象的、不可确定的虚无之中。“一句话，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为此，波德莱尔号召画家们勇于观察和描绘现代生活，而不要躺在古人的现成模式上睡大觉。他说：“谁要是在古代作品中研究纯艺术、逻辑和一般方法以外的东西，谁就要倒霉！因为陷入太深，他就忘了现时，放弃了时势所提供的价值和特权，因为几乎我们全部的独创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9“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可以说是波德莱尔对美的历史性本质的最好的概括。与此相应，波德莱尔大力倡导发掘现代社会的新的美质，从易逝的、过渡性的和琐碎的普通现象中提炼出美来。他赞美画家居伊就是这样一位从现代生活中挖掘美点的艺术家。“他到处寻找现时生活的短暂的、瞬间的美，寻找读者允许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特点。”10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波德莱尔率先在艺术批评中，而且可能也是在所有哲学与美学探讨中使用了“现代性”一词。波德莱尔所关注的、确立绘画的现代模式的特征的术语，经常被简化为对浪荡子的现代性城市空间的体验。11但是，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也可以得到更宽广的读解，因为它通过“现代性”这一术语暗示了，现代性的图像（the image of modernity）可以在绘画中，并通过绘画得到建构。这篇论文还确立了一个概念前提，即在现代性与再现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必然联系，以至于现代生活成了视觉建构的结果，正如现代性也是这些绘画的来源。再现不是照相式的描摹，波德莱尔之所以选择雕刻家与插图画家居伊（Constatin Guys）作为现代艺术家的典范，并且通过描述居伊的作品，乃是因为他要提出一种现代生活的模式，这一模式既从空间上也从主题上与作为一种再现角色的艺术手腕（artifice）与改造、变形（transformation）有关。12波德莱尔围绕时尚与易逝性的主题建构起他的现代性的模式。他的讨论集中在某些人物身上，但是，他并不是从街头直接观察这些人物，而是从时装画与印刷插图当中推断这些人物及其描写的。而且，波德莱尔所选的人物——浪荡子、纨绔子弟、*女、军人等等——都是以精心建构的术语（将他们建构为“图像”）加以描绘的，因此他是通过对他们的自我再现的策略的阐述，来分析他们的身份的。13换言之，现代绘画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现代绘画是“现代性的图像”，而现代性则通过这些图像被把握。从一开始，波德莱尔还阐述了他的断言，即时尚需要特殊与一般、过去与现在、过渡性与永恒之间的区分。通过使用这些结构性对立的术语，波德莱尔坚持这些两两对立中的每一方都依赖于对方以获得其身份。因此，任何试图陈述一种有特征的品质都内在地位于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特征中（例如永恒的或易逝的），都与波德莱尔的意图相反。波德莱尔强调易逝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永恒条件。那些凝固了这种易逝性的图像的特点因此不得不在对变化的持久过程的认知中发挥功能，而波德莱尔将这种变化置于现代生活的中心。要点不单单是视觉图像所传达的信息，而是那种传达注意到并参与在现代性的过渡性与漂浮性特征中的方式。14在一个今天的观众眼里，居伊的作品是乏味的，也缺少特点。他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其爽快、缺乏细节，特别是缺乏那种特殊的信息。现代生活不能被直接加以描绘，而是要从被当作艺术家头脑中的印象、记忆加以制作的图像中加以描绘。这些图像的主题、人物、场景，以及时尚的空间，都要在一种速记中得到传达，而这恰好与信息密集的描摹手法相反。在这儿，波德莱尔再次强调了现代艺术家对现代性的建构，而不是被动地反映。收集的机制（暗示着生活早已成了一种图像，现代性则是一种景观）与一种传达的概念性策略的结合，依赖于对那些正在被记录下来的漂浮的图像的熟悉。这些图像是草草勾勒的，以至只有在其他漂浮的、同样易逝的图像的持续之流中才会有意义。在《现代公众与摄影》（1859）一文中，波德莱尔蔑视并谴责了摄影那种不加区分的现实主义。15 他嘲笑了他的同代人当中那些认为“如果一种工业性的处理〔指摄影〕可以给我们一种等同于自然的结果，那就是一种绝对的艺术了”的人。他们对他们自己说， “由于摄影为我们提供了精确性的每一种我们想要的保证（他们相信这一点，可怜的疯子！），那么，艺术就是摄影了。”16这些立场 ——强调视觉的特殊性与反对摄影——尽管看上去矛盾，事实上却是互补的。对摄影的谴责呼吁一种记忆的肖像，一种来自经验的收集而不是直接的观察的图像制作。波德莱尔的再现模式强调了沉思与主体性，而不是机械的客观性。照相机，带着它对世界的自动记录，机械、中立并被认为带有文献性，对波德莱尔来说却并不能再现现代性的图像。相反，他的现代景观的观念是非常直接地与重要地通过社会领域，以及主观的过滤（作为一种记忆中的体验的建构性图像）相中和的。居伊在工作室里回忆起来的东西，他从在大街上体验的大量信息中回忆起来的有意义的东西，是对一种被分享的体验的可交流与可辨认的符号的速写。这是把握居伊作品表面上空洞的特征的关键。因此，对波德莱尔来说，精确的图像恰恰不是那种机械的、巨细无遗的视觉信息的文献。相反，他强调了简化了的、示意性的和索引性的符号，其充分性存在于被分享的知识的领域，它自身却是转瞬即逝的，短暂的与变化无穷的。到该文最后，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即波德莱尔观念中的现代性的唯一普遍性特征，乃是成像（imaging）活动，是再现的技巧，和人为的建构。17至此，我们来到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美学观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从审美角度探讨现代性的自我奠基、自我确证，以及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主题。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问题已在笛卡尔哲学中萌芽，在康德哲学中得到明确的主题，而在黑格尔那里得到进一步提炼和深化。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意味着某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但这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中包含着永恒性和不变性。一直到今天，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这个定义仍然有着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它把发端于浪漫主义的对当下的关注概念化为一种原理，即只有现代的，才有可能成为经典的（或古典的）。在《现代生活的画家》著名的“现代性”一节中，波德莱尔说：“他（按指画家居伊）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接着，他给出了“现代性”的一个著名的，也许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8这一点极其重要：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成为几乎所有现代性定义的基础。当然，关于现代这个“新的时代”本身是一个向未来开放的、正在形成的、有待于被未来否定的过程的观念，从而认为现代只是一个过渡，在这种过渡中，唯有瞬间的在场（当下）才是确实的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已经得到了孕育。在黑格尔的现代性概念中，现代作为流动、作为过渡的敞开性，是以划时代的新开端被设想为永远在每一个诞生新事物的时刻重新开始，即新时代不断地在每一个当下环节中获得再生的意义上加以定义的。哈贝马斯曾将这个出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关键术语译解为关于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原理：现代性能够而且不必再从过去时代中借用标准；它得自行创立自己的规范。19然而，使现代性概念自始就沾上审美蕴含，并且是如此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主义以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一般态度的，仍得归功于（或归罪于）波德莱尔。由于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刻画带有太强烈的审美内涵，迄今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审美批判的特征。所以，如何评价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审美意识及其现代性的一般观念，成了现代性的捍卫者如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否定者如福柯的争论的核心。20此处不是处理这一争论的适当地方。不过，最简明地作一个勾勒将有助于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福柯认为现代性没有什么规范内容（即可以成为一般准则的内容），现代性纯粹是一种批判意识与批判态度，因为现代性无本质可言，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显然，福柯的这一识读继承了波德莱尔现代性概念中的否定性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福柯在此的策略是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揉合到康德的启蒙定义的读解中。21而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性有其规范内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自始就处于既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又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双重性之中。如果说笛卡尔与康德开创了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的一面，那么，卢梭与休谟则开创了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一面。现代性的这种双重性在黑格尔的辩证体系中得到最高程度的表达。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那种认为现代性除了不断的自我否证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是秉承了波德莱尔的过分强烈的审美批判的倾向，不仅与现代性历史的事实不符（比如，哈贝马斯指出了现代性的某些正面价值：个人自由与个人政治参与空间的扩大，法律平等与司法制度的人道化，物质生活、教育与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等），而且也与欧洲现代性的现实，即欧洲的统一的事实或前景不符（哈贝马斯将欧洲的统一视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的实现）。因此，如果说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奠基与解基、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那么后现代论者的现代性终结论就显得颇为可疑了。后现代论者认为现代性由以确证自己的基础与合法性已彻底丧失，于是，他们不得不或是诉诸狄奥尼索斯的迷狂的力量（尼采），或是诉诸前苏格拉底的诗－思（海德格尔），或是坚持一种不带任何元立场的解构的游戏（德里达），或是求助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反抗（福柯）。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自我批评机制的正确认识之上，因而都无助于现代性问题的真正解决。22姚斯在《文学传统与现代性的当代意识》这一长文中也探讨了波德莱尔所“现代性”意识，以及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误读。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姚斯的论文旨在通过术语史与概念史的探讨，来捕捉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姚斯追溯了“现代”一词的不断变化的意义，描绘了与之对立的概念，诸如“古代”与“古典”，以便弄清楚“一个时代的新意识是如何离开其先前的传统的。”姚斯在这个结论中指出了本雅明在处理一对对立概念古典性／现代性（或古代／现代）时所存在的一种深刻的含混。一方面，本雅明在对梅龙（Meryon）的评论中追随波德莱尔，认为古代是现代性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与波德莱尔的本意相反，本雅明“把现代性与古典性之间的功能的关系倒退到一种内容的对立。姚斯认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理论居然被这位本雅明误解，这真是一个悖论；因为正是这位批评家的著作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这位诗人的新理解。由于本雅明，人们才不再把《恶之花》视为诗歌退进它自身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门槛；通过他我们才得以意识到它是一种历史经验的产物，一种将19世纪的社会进程转换为艺术的历史经验的产物。23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解释是单向的：他把《恶之花》仅仅解释为城市大众的远离自然的经验的证据。接下来，他忽视了异化的辩证的“另一面”，即通过对自然的征服而释放出来的新的生产能量；对此，波德莱尔的大都会抒情诗和现代性理论的意义也非同小可。本雅明似乎忽略了波德莱尔现代艺术理论的奠基石：1859年论居伊这位“现代生活的画家”。姚斯指出，波德莱尔对“美的双重性”的洞见不仅质疑了作为古典艺术的本质以及作为学院艺术的准则的“美的普遍性”观念，而且恢复了古典艺术一直加以压制的“历史的”，亦即暂时的美的观念的正确地位。在波德莱尔的理论中，现代艺术可以将古典艺术作为一种有权威性的过去加以打发，因为隐含在现代性概念中的暂时的或过渡的美带来了它自身的古典性。在波德莱尔看来，从现代生活中提炼出来自暂时性的神秘的美乃是艺术家的任务，因为只有这样，现代性才有可能成为“古典性”。如果人们不再将波德莱尔作品中的“自然与素朴的丧失”视为来自第二帝国时代的商品生产社会的异化的结果，那么本雅明在解释波德莱尔时面临的矛盾就会得到另一种观照。为了欣赏波德莱尔对自然的批判的辩证意义，人们就不应否定那种生产能量的标志——在他的美学理论与诗歌实践中——人类的新的生产热情——既是经济上的还是艺术上的生产——*了这种热情，他想要克服他的自然状态，以便开创通往他自己创造的世界的道路。本雅明极力加以描述的大都市危险，荒凉，孤独的一面，在波德莱尔的诗歌发现中却有其相互关联、相互建构的一面。24而本雅明的误读，常常是后人的普遍误读的先兆：这种误读，就是将波德莱尔刻画为一位对现代性的纯粹否定的诗人，而不是一位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的诗人。波德莱尔始终是一个关键。弄清楚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性质——是对现代性的纯粹否定，还是对现代性的辩证否定——决定了人们对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的性质及其原则的理解。我们通过对波德莱尔的不厌其烦的讨论，已经来到了基本结论的时刻：即波德莱尔不是一个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而是一个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下拥有深沉的“为人生而艺术”关怀的人；波德莱尔不是一个对现代性持纯粹的审美否定的人，而是一个对现代性持辩证的审美否定的人；波德莱尔不是一个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即其过渡性、易逝性与偶然性）的人，而是一个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有其正面性和相关性（即其永恒性、不变性与必然性）的人。相应地，我们可以从中得出波德莱尔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若干原则：现代主义艺术的真理内容和道德倾向性与其形式的辩证关系原则；现代主义艺术的否定性（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与其建构性（现代主义又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图像建构”）的双重性原则；以及，现代主义艺术对传统的否定冲动（“新”、“现代性”）与其本身追求不朽渴望（“在场”、“经典”）的张力原则。这样，我们也就来到了波德莱尔为现代主义艺术批评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党派原则与形式限定原则。自从浪漫派以来，艺术批评在摆脱了新古典主义的客观法则以后，事实上已经成为意见市场上的讨价还价。那么，艺术批评还有原则可言吗？它不是已经沦落为任意的党派性了吗？波德莱尔的批评理论，部分地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一困境所作的回应。对此，波德莱尔提出了批评的党派性原则（却不是任意的党派性）。他说： “最佳批评就是妙趣横生诗意盎然的那一类：而非冷漠的、数学一般的批评，假借一切有所交代，既无爱又无憎，甘于把性情一扫而空。〔为了〕讲求公正，换言之，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批评就应该有所侧重、充满激情、表明政治态度，即从某个单一的视角落墨，而不是从一个展示无比开阔的地平线的视角。”25可见，波德莱尔正是从新古典主义的客观性法则或全知全能式的上帝视角来看待艺术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出来论证他的关于艺术批评的党派性原则或有限视角原则的。波德莱尔清楚地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趣味这一事实，而批评本质上也只能是视角性的。但是，令波德莱尔感到不安的并不是这一事实本身或存在着不同的批评观这一事实，而是：在批评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党派性的事业之后，批评是否还能保证它的合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批评是否还有合理性基础？显然，波德莱尔并没有给出一种批评的合理性基础的一般理论，或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元叙事”。但是，波德莱尔确实相信批评有其“合理的存在”（“为了讲求公正……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没有一种关于批评的合理性基础的一般性理论或元叙事，与相信批评有一种“合理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似乎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解释来加以调和：在波德莱尔看来，批评虽然不再拥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客观法则，也不可能从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视角落墨，换句话说，批评已经不再有一种永远的合理性基础，却可以有一种临时的合理基础。也就是说，在某个时刻，人们仍然可以就各种流派的艺术现象中哪一个流派要好过另一个流派，或同一流派当中的哪一位艺术家要好过另一位艺术家，以及同一个艺术家中的哪一件作品要好过另一些作品，达成共识。这可以从波德莱尔的批评实践中得到佐证。他之所以赞扬德拉克罗瓦、莫奈与居伊，乃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最能代表某个既定时刻的艺术创作中那些最优秀的品质（比方说：浪漫精神、对当下的关注、现代性，等等）。这样，波德莱尔就论证了，即使在没有一种客观的艺术法则的情况下，艺术批评仍然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建立在批评的临时合理性之上。为了这种合理性，批评就要有所侧重，有所限定。没有侧重、没有限定的批评恰恰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侧重、没有限定，正如后现代论者所说的那样，“一切皆可”、“人人都是艺术家”、“没有艺术品会掉出艺术史范围之外”、亦此亦彼、无可无不可……恰恰毁灭了一切艺术赖以生存的前提：艺术是对真理的揭示与对道德倾向性的提示，最终陷于无所适从、无所事事的苍白琐碎与萎靡不振之中。换言之，如果一切皆可，人人都是艺术家，批评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这也就是波德莱尔既要坚持批评的限定性与党派性，还要主张艺术创作中的形式限定性与既定时刻艺术游戏的高度严肃性的原因。波德莱尔特别强调了游戏规则的重要性。这种游戏规则尤其体现在艺术形式的限定方面。他说：“因为形式起着束缚作用，思想才益发强有力地喷涌而出。……你注意到吗：透过天窗，或从两管烟囱、两块岩石之间，或透过老虎窗所看到的一线天要比山顶望去一览无遗的全景能产生更深刻的深邃无垠的想法？”26后现代主义者经常指责现代主义是形式主义，好像现代主义为了形式而形式，殊不知，从波德莱尔开始，现代主义早已明确地意识到了，形式的限定对于艺术游戏活动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形式的束缚，“思想才益发强有力地喷涌而出”！对形式本身的重要性的认识，事实上并不始于现代主义，但是确实只有到现代主义那里，“形式的限定”才成为最突出的标识。形式作为一种限定，构成了一切艺术的先决条件；取消形式就是取消艺术本身。人们不止一次地谈论杜桑（贝格尔所说的“历史前卫艺术的代表）27，并大谈特谈那只臭名昭著的小便池，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丑行之所以成了一种荣耀，乃是因为没有一个成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皇帝的所谓新装其实不过是赤身露体而已。
恶之花 波德莱尔 为了取悦于野蛮的人， 为了向魔鬼们神气十足的奴仆—— 献媚，我们竟侮辱 我们所热爱的人们，奉承我们所厌恶的人们； 我们竟使被人无故鄙视的弱者伤心， 我们竟沦为奴颜婢膝的刽子手； 我们竟向极度的愚昧—— 向公牛脑袋般的愚蠢致敬； 我们竟亲吻呆若木鸡的蠢物 并表示无限崇拜， 我们竟为腐败 所发出的微光祝福。 最后，为了把眩晕 淹没在狂热中，我们竟至于 仿佛因诗才而骄傲、以表现日趋 没落的事物所引起的兴奋 为荣的神父 未渴而饮，未饥而食！ ——快把灯吹灭吧，别再迟疑， 让我们躲入黑暗深处……”《恶之花》（1857）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创新之一在于他描写了大城市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吸引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波德莱尔描写丑和丑恶事物，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他认为丑中有美。与浪漫派认为大自然和人性中充满和谐、优美的观点相反，他主张“自然是丑恶的”，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美德是人为的，善也是人为的；恶存在于人的心中，就像丑存在于世界的中心一样。他认为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的精神骚动”。波德莱尔在描绘人的精神状态时往往运用丑恶的意象。以《忧郁之四》为例，诗中出现的意象全部是丑的：锅盖、黑光、潮湿的牢狱、胆怯的蝙蝠、腐烂的天花板、铁窗护条、卑污的蜘蛛、蛛网、游荡的鬼怪、长列柩车、黑旗。这些令人恶心的、丑陋的，具有不祥意味的意象纷至沓来，充塞全诗，它们显示了“精神的骚动”。总之，波德莱尔以丑为美，化丑为美，在美学上具有创新意义。这种美学观点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 创新之二在于展示了个人的苦闷心理，写出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悲惨命运。在诗歌中表现青年的这种心态，是别开生面的。浪漫派诗歌表现爱情的失意、精神的孤独、政治上的失落感，在挖掘人的深层意识方面仅仅是开始。波德莱尔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忧郁，他认为美的典型中存在不幸。忧郁是《恶之花》要表达的最强音。从整部诗集来看，诗人写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压抑处境。忧郁像魔鬼一样纠缠着诗人。忱郁是对现实生活不满而产生的病态情感，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命运不济，寻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悲观绝望的心境，正如诗集初版时广告的说明和评论所说的：《恶之花》“在于勾画现代青年的精神骚动史”，“表现现代青年的激动和忧愁”。
随着人们自身素质提升，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内容的完整。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美术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论文题目
论线条在油画语言中的表现力—马蒂斯作品中线的表现与研究
二、研究意义
线是视觉艺术的初始形式，是人们观察和描绘自然的一种基本方式。绘画艺术中的线条起到了描摹物象的外围轮廓，为之勾勒骨架的重要作用。线条在东西方绘画历程中演变出了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绘画的表现语言由此变得生动和充实，不同的画家以风格各异的线条丰富着绘画的语言。研究线条为深入研究画家的创作个性，艺术样式的演变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道路。
20世纪初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具有突出的意义，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团体，但马蒂斯在这一个解放色彩、探索形式创新的时代却独具代表性，他的素描和绘画都不是简单描摹自然，而是以线条来抽象地展现精神世界。他以他的线条创造了一种新的空间感知方式，对油画技法的创新影响深远。
今天，研究法国现代派画家亨利?马蒂斯的人是越来越多，要出新意并非易事。就个案研究，限于篇幅、个人能力及资料限制，笔者只能抓住马蒂斯绘画作品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线条语言来分析研究，并把他“自由的精神家园”作为突破点。如今，在我们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就如何使线条形式与情感精神同在；如何提高线条语言的表现力；如何体现时代精神。马蒂斯的绘画艺术作品都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对课题《解读马蒂斯绘画作品中的形式语言》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里，更清楚地认识到艺术创作的多元性，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可见，中国油画艺术应从本民族自身特点出发，在不忘“本”的前提下，以“拿来”的精神和勇气有选择地吸取国外文化艺术精髓，是大有益处的。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马蒂斯和野兽派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美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个“形式革命”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强调形式，把形式提高到独立的地位。这些重视形式的流派通常被称作“形式主义流派”。这里所谓的“形式主义”，并非不要内容，不同的仅仅是侧重点，犹如十九世纪中期文艺中的自然主义并非完全排斥艺术概括一样。形式主义的侧重点在于形式，忽视题材、情节、所述故事等属于内容范畴的因素在绘画中的作用。形式主义流派理解的“内容”是由形式传达出来的一种较为抽象的感情和情绪，是体现在形式要素中的细致、微妙的感觉。因此，这些作品往往一时不被大众所理解，因为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远远比不上在形式上有特别研究的艺术家来得细腻和敏锐。但是，也正是这种思潮和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不断地拓展着人欣赏能力的“接受度”，不断地提高和革新着人们的审美趣味。
马蒂斯和野兽派画家们的创作成果，实际上是印象派之后法国艺术探索的一个总结，标志着法国以至欧洲艺术中以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指导的派别让位于以强调作者主体的观念和意识的主体论为指导的新思潮。当然，在此以后法国和欧洲艺术的发展并非完全按马蒂斯开辟的方向前进。除了马蒂斯这一类随意、自由的写意风格外，还出现了一种理性的、严格的几何形画风。它们相互排斥，又相互推进，使艺术愈来愈抽象化。在这个转折中，唯心主义的哲学和美学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柏格森和克罗齐的美学观念，曾经直接影响了马蒂斯和野兽派。
柏格森在1900年发表的《笑》的文章中说：“有人热爱色彩和形，同时由于他为色彩而爱色彩，为形而爱形，也由于他爱色彩和形而不是为他自己才看到色彩和形，所以他通过事物的色彩和形所看到的乃是事物的内在生命。他然后逐渐使事物的内在生命进入我们原来是混乱的视觉之中。至少在片刻之间，他把我们从横隔在我们的眼睛与现实之间的关于色彩和形式的偏见中解除出来。这样，他就实现了艺术的最高目的，那就是把自然显示给我们。”柏格森同时指出，另外一些人并不注意于物象的色彩与形，而反求之于他们自身，“喜欢到自己的内心中去探索。在那些把某一情感形之于外的万千萌芽的行动底下，在那表达个人精神状态并给这种精神状态以外的平凡的社会性的言语背后，他们探索的是那个纯粹朴素的情感，是那个纯粹朴素的精神、状态”。
从气质上说，马蒂斯即用色彩和形去把握事物的“内在生命”，又是漠视形和色而去追求那内心纯粹朴素的精神状态的艺术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善于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提倡的“均衡性、纯粹性以及清澈性”是最高的目的和境界，当形和色的表现妨碍这个目的和影响这一境界时，他可以舍弃形和色，如他在以勾线为主的素描与版画中所做的那样。马蒂斯主张艺术的“均衡性、纯粹性以及清澈性”，和柏格森的要求相吻合。这位哲学家认为，绘画、雕刻、诗歌和音乐“应该除去那些实际也是功利性的象征符号，除去那些为社会约定俗成的一般概念，总之是除去掩盖现实的一切东西，使我们面对现实本身”。（这里的所谓“面对现实”，是指现实的原始、内在的生命。）克罗齐在1901年写的《美学》中认为，形象认识是独立的，不需理智、概念和逻辑的帮助。他说：“形象观感就是对真实存在事物的感觉和对可能存在事物的想象二者无区别的混合。”
在克罗齐看来，纯粹的形象包含着从真实中得到的感觉和虚幻两个方面，而且这两者彼此难解难分。这种形象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克罗齐强调儿童心理，强调非理性的“原始的心理状态”。这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回避。这和马蒂斯回避社会的矛盾和动乱，排斥“麻烦和令人沮丧的题材”，是同出于一个思想体系。这也就是沃林格在其美学著作中所阐述的那种“抽离”的倾向，是文艺家们对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映。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重重危机，给知识分子的心灵投下了阴影，重物质、重机械，轻视精神、压抑人性，使人们对社会丧失崇高的信念。文艺家们不能从现实中获得鼓舞和刺激去歌颂和赞美人生，便把精力用在探索形式如何表达感觉上。唯美的、象征的、抽象的艺术便应运而生。这些含有消极思想倾向的艺术现象又包含着积极的方面：使艺术家更深入地探讨艺术特点和规律，摆脱社会和心理的种种压力，自由地抒发感情，把握和发挥创作个性。这些艺术以其精美的形式“拨动我们胸中早就在等待弹拨的心弦”（柏格森语）。王尔德在《意向》一书中曾经说：“审美是一种比理性更高深、且更富于灵性的世界。唯有从美的鉴赏中，才能到达如色彩感觉之类的精微的境域，它在个性发展上所具的意义，远比?正邪之念?更重大。”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马蒂斯艺术的特色也是有帮助的。不过，在含有唯美倾向的艺术家中，马蒂斯的艺术是健康和明朗的，它不颓废和神秘莫测，它精妙而不晦涩。因此，我们在指出马蒂斯艺术所具有那个时代的一般特征的同时，要充分肯定这位大师在世界艺术上的不朽地位。我们不必去责怪这位艺术家没有去表现重大题材，因为艺术创造中最重要的不是题材，而是艺术家的热情和真诚，以及在这种热情和真诚中所体现出来的崇高和纯洁的人类感情。恰恰在这一点上，马蒂斯的艺术是经得起检验的，我们不应要求也不可能要求所有艺术品都产生同样的社会作用和效果。各门艺术有各门艺术的特性，每个艺术家有相异于他人的气质和风度。马蒂斯在重视人类的自然生活和本能生活，重视个人的创造价值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二十世纪西方艺术是有力的推动，对我们今天也不无借鉴作用。
四、研究方法及内容
研究方法：（1）观察法；（2）文献法；（3）经验总结法。
研究内容：马蒂斯认为观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要求得到一种效果。现代艺术中线条是至关重要的。线条可以突出、可以表意、也可以控制与整合整个画面。马蒂斯强调的是表达事物本质的线条—“如果我要画一个女人体，我首先就要赋予她优雅妩媚的情韵，不过我明白必须给她更多的东西。我将通过追求本质的线条来浓缩它的意义。一瞥之下，妩媚会显得不怎么突出了，可它最终会从有着更宽广意义的、更富于人性的新形象中显露出来。由于妩媚将不是绘画的惟一特点，它会不那么显眼了，但是，由于它的生命包含在形象的总构想中，它将如往昔一样存在下去。”54妩媚是女人体的一个瞬间特征，而这个瞬间包含在更本质的生命中，“通过追求本质的线条”来保存它，最后妩媚就包含在了作品整体形象之中获得了它的永恒性。所以，要让线条这个绘画语言元素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五、论文写作计划：
xx年12月～10年01月搜集资料和消化资料。
xx年01月～10年04月完成论文初稿。
xx年04月～10年05月论文修改定稿。
六、论文写作提纲
（一）线条产生及其情感表达
（二）油画发展历程中的线条
1、线条的定义
2、线条的音阶
3、线条的节奏
4、情感的传达
（三）马蒂斯“本质的线条”
1、曲线
2、直线和曲线
3、线的抽象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七、主要参考文献：
1、呼喜江著，论线语言在油画造型中的作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期。
2、高彦飞著，绘画线条的审美意蕴，艺术理论，2008年12期。
3、董晓丽著，颜色与线条的游戏家—亨利·马蒂斯的绘画世界，中国艺术，2004年4月。
4、滑侨新著，论马蒂斯艺术作品的表现技法，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6期。
5、孙霞著，论西画中的“线”，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04年5月。
6、李冬冬、杨林著，论马蒂斯绘画作品中的革命性，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4期。
7、邓太平著，浅谈马蒂斯的绘画艺术，美术大观，2008年9月。
8、闵燕著，试论马蒂斯油画艺术创作经验，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99年12月。
9、巴美芳、巴鹏飞著，线条—视觉形式的基本语言，安徽文学，2009年2期。
10、雅克·德比奇、让·弗兰索瓦·法弗尔、特利奇?格鲁纳瓦尔德、安东尼奥·菲利浦·皮芒代尔著：《西方艺术史》徐庆平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
11、[英]赫伯特?里德著:《现代绘画简史》，刘萍君泽，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
12、[法]安格尔著：《安格尔论艺术》，朱伯雄译，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德]康德著：《判断力批判》，邓晓芒泽，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
14、[法]波德莱尔著：《我看德拉克洛瓦》，毛燕燕、谢强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15、[英]弗雷德·奥顿、查尔斯·哈里森编：《现代主义，评论，现实主义》，崔诚、米永亮、姚炳昌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因为内容的低俗化和肆意炒作，近年来娱乐新闻一直是颇受诟病的新闻品类之一。2004年两会期间，人大政协曾提议建立专门的行业规范以规避娱乐新闻的不正之风。时至今日，娱乐新闻的宿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从“王小丫结婚”到“黄健翔婚变”，从“范冰冰包养案”到“王菲生孩子”，明星隐私、绯闻铺天盖地，假信息、低俗化炒作充耳塞目。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如此批判过娱乐小报的恶俗：“我简直无法相信一个有尊严的男人在碰到一张报纸的时候，难道不会产生丝毫的厌恶？”娱乐新闻不是新闻？传播学者刘宏曾撰文说娱乐新闻是“是根据现代人的某种需要而生产出来供一部分人消费的信息产品”，假如用经典的新闻定义来看，娱乐新闻不只是要素不全，它甚至更像是制作出来的新闻，可以纳入“无变动新闻”，还可以说它是“无意义新闻”。总之，他认为娱乐新闻不能被看作新闻，至多称为“娱乐信息或者消息”①。这一观点得到很多人认可，并被广泛转引。从观点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娱乐新闻现状的担忧和批评。但如果把娱乐新闻看作是纯信息产品，新闻原则和法理被淡化不说，人们对媒体和新闻的固有认识也将被改写。因为这样一来媒体和受众岂不成了卖方和买方，即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近一段时间有专家提出媒体的多元定位问题，似乎要把一条难以拿上台面的潜规则推上大雅之堂：媒体两分其责，有的抓宣传导向，有的搞娱乐挣钱。可事实上在我们国家媒体是国有资产，属于监督和舆论公器，如果要分化出商业和非商业类别，不仅有悖媒体服务社会、益智大众的社会功能也损害了社会的公平竞争。再就是娱乐新闻通过专业采编人员采写把关，既已在专业媒体新闻版面发布，我们却硬说它不是新闻，那什么才叫新闻？如果把新闻品类之一的娱乐新闻当成散乱的无经处理的“信息”，那么作为“把关人”的新闻媒体不就成了子虚乌有？娱乐可以边缘责任？前两天看王定天教授的博客——因为是博客，言辞和观点难免自由无羁些，我这里引用只是出于学习和交流目的，绝无忤逆之意。王教授甚至建议别把娱乐新闻当新闻看，“它只具有新闻的皮囊而已”。娱乐新闻就是“逗人玩的”，无须关照社会责任，如果非要以专业化眼光与之较真，“那就显得过于无趣了”②。我相信这不只是王教授个人见解，也代表了圈里很多人的观点。诚然，经济时代媒体生存离不开市场，而市场化的主要手段就是招揽受众，吸引眼球。但是，娱乐和社会责任不应是一对矛盾体，美国传播学家赖特总结了传播的四大功能，其中第一条就是监视环境、守望社会。当然娱乐功能也位列其中，但在第四位。我们国家有很多大报不光导向作的好，娱乐也搞得不错，比如《新民晚报》、《广州日报》等，不仅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口碑，也赢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相反，如果一味娱乐至上，边缘社会责任，甚至为“逗人玩”而瞎搞恶搞，不仅会驱走主流受众，也会让目标受众失去信任。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两岸三地娱记们对“王菲生孩子”的追踪报道。笔者曾对5月18日（娱记给王菲测算的预产日）——20日网易新闻上相关报道的网上跟贴作过统计，发现7成以上的网民对炒作该信息的记者和媒体表示反感，有的甚至怒不可遏、破口大骂。娱乐就是受众至上？娱乐新闻因为其娱乐性、趣味性、通俗性特征，得到部分受众特别是年轻人垂青。于是娱乐媒体在形式和内容的策划上就瞄准以上受众的诉求心理和行为特点，大做特做文章，有的媒体甚至打出以受众需求为工作目标口号，把娱乐当成商品做。但是，受众不同，需求也会因人而异，其中有高尚的也会有消极庸俗的。受众中心论可能导致不分思想倾向、需求合理与否一概满足。现在娱乐媒体的一个危险倾向就是在不断挑战职业、伦理甚至法律底线，以激发和迎合大众心理中潜藏的窥私、寻刺激等非正常心理。于是乎隐私揭秘泛滥，“绯闻”“轶事”乱飞，假信息炒作盛行。助长了低俗，淆乱了是非，也误导了人们的审美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如此迎合的结果尽管能让媒体金银满钵，但后果却很让人担忧。学者李书磊说过，“比起那些满纸空言的报纸，读者自然会选择那些满纸荒唐言的报纸，后者至少有趣一些，尽管是恶趣”。但是长此以往的后果却是，恶趣报纸“会培养、调动大众的恶趣并将其凝固化，加重大众心灵空虚与人生轻浮的程度… …那将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真正悲哀。”③娱乐可放大知情权？从内容构成上来看，文化新闻（文娱新闻）是娱乐新闻的母体，但随着新闻娱乐化风潮日盛，逐渐窄化演进为娱乐新闻。近年来娱乐新闻因为过分追求显著性和迎合性，对明星名人关爱有加，大有窄化为“明星新闻”趋势。但这种趋势的隐忧颇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对于知情权的过分放大。虽然按照国际惯例明星因为其公众人物的特殊身份理应接受媒体监督，隐私权在诸多方面受到限制，但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却是不可突破的底线。春节前后媒体热炒的“苏瑾新西兰案”，后来被证实是网上信息加娱记猜测。刚刚平息的“范冰冰包养案”的信源也是一条没有根基的网上帖子。这些本不该成为新闻的小道消息通过传统媒体传播，表面上好像扩大了受众知情权，事实上却是媒体导演的一场丑剧，“愚乐”了受众，也伤害了当事人。再有，近日媒体对王菲生孩子的“贴身关注”，客观上让一个六甲在身的孕妇寝食不宁、分娩地难定，这样的知情权消蚀了媒体应该有的道义和人文关怀，也误解和辱没了受众的合理兴趣。结论娱乐新闻作为新闻的一种样式，消解了老调的说教，迎合了受众在不断满足物资需要之后的娱乐消遣需求，也符合我国文化娱乐事业的发展走向。但是，娱乐不是去新闻化，娱乐媒体应该秉承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追求新闻效益的时候，还要兼顾社会效益，做有操守、负责任的媒体。娱乐新闻业者也要加强自身素质建设，恪守传播原则和规律，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职业声誉。同时，我们也呼唤业界加强对娱乐新闻的规范和监督，制定相应的行业条例，做好对从业人员的自律和他律工作。总之，兴利除弊，端正娱乐思想和作风，呈献给大众健康有益的娱乐资讯，是我们对当前娱乐媒体和从业者的期望。注释：1、刘洪 娱乐新闻是不是新闻？傲视传媒网 2005年12月30日2、、陈绚 新闻道德与法规教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3月 P146--------------------------------------------------------------------------------时间：2006-6-27 12:37:00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刘道彩 阅读14次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作者：刘道彩单位：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部04新闻地址：武汉体育学院邮编：430079因为内容的低俗化和肆意炒作，近年来娱乐新闻一直是颇受诟病的新闻品类之一。2004年两会期间，人大政协曾提议建立专门的行业规范以规避娱乐新闻的不正之风。时至今日，娱乐新闻的宿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从“王小丫结婚”到“黄健翔婚变”，从“范冰冰包养案”到“王菲生孩子”，明星隐私、绯闻铺天盖地，假信息、低俗化炒作充耳塞目。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如此批判过娱乐小报的恶俗：“我简直无法相信一个有尊严的男人在碰到一张报纸的时候，难道不会产生丝毫的厌恶？”娱乐新闻不是新闻？传播学者刘宏曾撰文说娱乐新闻是“是根据现代人的某种需要而生产出来供一部分人消费的信息产品”，假如用经典的新闻定义来看，娱乐新闻不只是要素不全，它甚至更像是制作出来的新闻，可以纳入“无变动新闻”，还可以说它是“无意义新闻”。总之，他认为娱乐新闻不能被看作新闻，至多称为“娱乐信息或者消息”①。这一观点得到很多人认可，并被广泛转引。从观点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娱乐新闻现状的担忧和批评。但如果把娱乐新闻看作是纯信息产品，新闻原则和法理被淡化不说，人们对媒体和新闻的固有认识也将被改写。因为这样一来媒体和受众岂不成了卖方和买方，即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近一段时间有专家提出媒体的多元定位问题，似乎要把一条难以拿上台面的潜规则推上大雅之堂：媒体两分其责，有的抓宣传导向，有的搞娱乐挣钱。可事实上在我们国家媒体是国有资产，属于监督和舆论公器，如果要分化出商业和非商业类别，不仅有悖媒体服务社会、益智大众的社会功能也损害了社会的公平竞争。再就是娱乐新闻通过专业采编人员采写把关，既已在专业媒体新闻版面发布，我们却硬说它不是新闻，那什么才叫新闻？如果把新闻品类之一的娱乐新闻当成散乱的无经处理的“信息”，那么作为“把关人”的新闻媒体不就成了子虚乌有？娱乐可以边缘责任？前两天看王定天教授的博客——因为是博客，言辞和观点难免自由无羁些，我这里引用只是出于学习和交流目的，绝无忤逆之意。王教授甚至建议别把娱乐新闻当新闻看，“它只具有新闻的皮囊而已”。娱乐新闻就是“逗人玩的”，无须关照社会责任，如果非要以专业化眼光与之较真，“那就显得过于无趣了”②。我相信这不只是王教授个人见解，也代表了圈里很多人的观点。诚然，经济时代媒体生存离不开市场，而市场化的主要手段就是招揽受众，吸引眼球。但是，娱乐和社会责任不应是一对矛盾体，美国传播学家赖特总结了传播的四大功能，其中第一条就是监视环境、守望社会。当然娱乐功能也位列其中，但在第四位。我们国家有很多大报不光导向作的好，娱乐也搞得不错，比如《新民晚报》、《广州日报》等，不仅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口碑，也赢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相反，如果一味娱乐至上，边缘社会责任，甚至为“逗人玩”而瞎搞恶搞，不仅会驱走主流受众，也会让目标受众失去信任。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两岸三地娱记们对“王菲生孩子”的追踪报道。笔者曾对5月18日（娱记给王菲测算的预产日）——20日网易新闻上相关报道的网上跟贴作过统计，发现7成以上的网民对炒作该信息的记者和媒体表示反感，有的甚至怒不可遏、破口大骂。娱乐就是受众至上？娱乐新闻因为其娱乐性、趣味性、通俗性特征，得到部分受众特别是年轻人垂青。于是娱乐媒体在形式和内容的策划上就瞄准以上受众的诉求心理和行为特点，大做特做文章，有的媒体甚至打出以受众需求为工作目标口号，把娱乐当成商品做。但是，受众不同，需求也会因人而异，其中有高尚的也会有消极庸俗的。受众中心论可能导致不分思想倾向、需求合理与否一概满足。现在娱乐媒体的一个危险倾向就是在不断挑战职业、伦理甚至法律底线，以激发和迎合大众心理中潜藏的窥私、寻刺激等非正常心理。于是乎隐私揭秘泛滥，“绯闻”“轶事”乱飞，假信息炒作盛行。助长了低俗，淆乱了是非，也误导了人们的审美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如此迎合的结果尽管能让媒体金银满钵，但后果却很让人担忧。学者李书磊说过，“比起那些满纸空言的报纸，读者自然会选择那些满纸荒唐言的报纸，后者至少有趣一些，尽管是恶趣”。但是长此以往的后果却是，恶趣报纸“会培养、调动大众的恶趣并将其凝固化，加重大众心灵空虚与人生轻浮的程度… …那将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真正悲哀。”③娱乐可放大知情权？从内容构成上来看，文化新闻（文娱新闻）是娱乐新闻的母体，但随着新闻娱乐化风潮日盛，逐渐窄化演进为娱乐新闻。近年来娱乐新闻因为过分追求显著性和迎合性，对明星名人关爱有加，大有窄化为“明星新闻”趋势。但这种趋势的隐忧颇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对于知情权的过分放大。虽然按照国际惯例明星因为其公众人物的特殊身份理应接受媒体监督，隐私权在诸多方面受到限制，但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却是不可突破的底线。春节前后媒体热炒的“苏瑾新西兰案”，后来被证实是网上信息加娱记猜测。刚刚平息的“范冰冰包养案”的信源也是一条没有根基的网上帖子。这些本不该成为新闻的小道消息通过传统媒体传播，表面上好像扩大了受众知情权，事实上却是媒体导演的一场丑剧，“愚乐”了受众，也伤害了当事人。再有，近日媒体对王菲生孩子的“贴身关注”，客观上让一个六甲在身的孕妇寝食不宁、分娩地难定，这样的知情权消蚀了媒体应该有的道义和人文关怀，也误解和辱没了受众的合理兴趣。结论娱乐新闻作为新闻的一种样式，消解了老调的说教，迎合了受众在不断满足物资需要之后的娱乐消遣需求，也符合我国文化娱乐事业的发展走向。但是，娱乐不是去新闻化，娱乐媒体应该秉承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追求新闻效益的时候，还要兼顾社会效益，做有操守、负责任的媒体。娱乐新闻业者也要加强自身素质建设，恪守传播原则和规律，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职业声誉。同时，我们也呼唤业界加强对娱乐新闻的规范和监督，制定相应的行业条例，做好对从业人员的自律和他律工作。总之，兴利除弊，端正娱乐思想和作风，呈献给大众健康有益的娱乐资讯，是我们对当前娱乐媒体和从业者的期望。
学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范例
一、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1 期刊作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2 专著作者.书名[M].版本(第一版不著录).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3 论文集作者.题名[C].//编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止页码
4 学位论文作者.题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5 专利文献题名[P].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
6 标准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7 报纸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8 报告作者.题名[R].保存地点：年份
9 电子文献作者.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文献出处，日期
二、文献类型及其标识
1.根据GB3469 规定 ①期刊[J] ②专著[M] ③论文集[C] ④学位论文[D] ⑤专利[P] ⑥标准[S] ⑦报纸[N] ⑧技术报告[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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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1]朱文一.空间·符号·城市[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2]Jardin des Tuileries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23、424、416
[3]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清华大学出版社.
[4]童 寯 .江南园林志[M].中国建工出版社.
[5]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 百花文艺出版社.
[6]梁思成 .中国雕塑史[M]. 百花文艺出版社.
[7] 针之谷钟吉.西方造园变迁史[M].
[8]童 寯 .造园史纲[M].中国建工出版社.
[9]郦芷若，朱建宁.西方园林[M].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10]王向荣，林菁.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M]. 中国建工出版社.
[11]吴家骅 .环境设计史纲 [M] .重庆大学出版社.
[12]陈志华 .外国造园艺术[M] .河南科技出版社.
[13]维特鲁威 .建筑十书[M]. 知识产权出版社.
[14]凯文·林奇.城市意向.方益萍译[M].华夏出版社.
[15]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译[M].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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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阿Q正传》，以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作者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目的，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通过艺术描绘，深刻地指出：即便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启发农民觉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小说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对决定本民族生死存亡的环境和内弱的无情批判精神。对于明灯，正常人要看的是它的光线，用它来照明；只有疯子才用放大镜去找到它上面的灰尘，并因此打烂它。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不要以找到旗帜上的灰尘就沾沾自喜，正常的是要抹去它的灰尘，使它更鲜明，更光辉。鲁迅精神的认识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那种精神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呼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但的确深入到我们的血液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精神领域的后来者”。鲁迅所刻画的阿Q及其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鲁迅那疾恶如仇的精神、战斗不息的风格、甘当孺子牛的品德，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些也就丢掉了鲁迅，也就是丢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2007年04月19日 星期四 08:51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Q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Q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Q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Q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Q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Q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Q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Q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Q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Q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Q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Q正传》中，对阿Q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Q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Q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Q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D和阿Q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Q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作品简述《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后收进小说集《呐喊》。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
《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参考文献郑久元再论“民族劣根性”- <阿Q正传》之我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3):15-181张建东郭云飞，冯莉群从《阿Q正传》等作品看文学阅读的隐性引导[D]《语文建设》.2013,(1):15-204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南昌:二十- -世纪出版社,2010:193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1):216-23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36,7:146鲁迅，张烨.鲁迅全集[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2:302-303鲁迅，智龚.鲁迅全集[M.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1532王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7王朝柱辛亥革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214鲁迅摩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3:78
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魔术的诀窍正是所谓的看似简单。而且关键的一点是,即使是抽烟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经过仔细检查,也可以分解成真抽烟和幻象。“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那是真的,”对于泰勒来说,魔术不仅仅是娱乐。他希望用自己的魔术,揭开人们日常感觉的假象,使人们意识到真实和“准真实”之间的不同——世界太大了,刺激无处不在,人的大脑并不能观察到一切。因此,大脑会采取快捷的方式,用相对简单的算法按照事物被推测的样子构建出一幅逼真的图像。魔法师正是巧妙利用这些规则的人。“你每表演一个魔术,实际上都是在运用实验心理学。”现在,这一工作性的实验发生了学术转型。几年前,泰勒参加了一个由美国巴罗神经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斯蒂芬•麦克尼克与苏珊娜•马丁内斯-康德招募的魔术师和幻象师同行团队,共同研究魔术的神经科学。去年夏天,他们终于在《自然评论•神经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做“舞台魔术的注意力和意识”的文章,介绍他们的研究。泰勒是该文的合作作者之一。此文的发表在某些研究人员称之为魔术学的领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把对舞台魔术的认识挖掘到了大脑的功能层面。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麦克尼克说:“戏法成功是因为只有魔术师知道,我们是如何在直觉水平上观察世界的。就算知道会上当,我们还是看不出所以然,这就说明魔术师是在一个很深的层面上蒙我们的心智。”通过对这些术的逆向重建,麦克尼克希望能够照亮人们的精神漏洞,正是这些漏洞使得我们会看到一个女人被锯成两截,或一只兔子出现在稀薄的空气中。马丁内斯•康德说:“早在科学家确定这种认知幻象之前,魔术师就已经在利用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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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食品GV 惠宜，服装SB 这两个品牌，还有一些五金服装清洁用品等近10个品牌。自有品牌主要是价格低，毛利高，在同类商品中有明显的价格优势，缺点是顾客不认这个品牌，如果价格差的不是太明显，顾客当然选名牌，现在沃尔玛正在加大自有品牌在销售中的地位，越来越多的品种进入超市，以后一定会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创建一个新品牌往往耗资巨大,同时又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为此由我为大家分享沃尔玛的品牌策略，欢迎参阅。
沃尔玛未来的渠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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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在高科技和电子技术的运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因此始终在这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全球4000多家店，通过全球网络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对每种商品的库存、上架、销售量全部盘点一遍，所以在沃尔玛的店，不会发生缺货情况。沃尔玛是当今公认最先进的配送中心，实现了高效率、低成本的目标，为沃尔玛实行“天天平价”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证。
沃尔玛进军中国，首先看中深圳经济特区，是有其长远战略考虑的，与其他欧美大型零售商一样，沃尔玛在进入中国前，对中国市场进行了数年研究，对人口、收入、地域环境、文化、政府宏观政策等因素都进行了细致分析。沃尔玛在中国的投资着眼于未来，他们提出，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可以三年之内不要利润，这实际上是一种“先生存、后发展、再赢利”的思想。
在经营策略上，选择了多种零售形式以针对不同档次的目标消费者。正是由于沃尔玛全方位出击、抢占了高、低档市场，所以成为零售业第一品牌。沃尔玛首创“价销售”法，在零售店里打出“天天平价”的广告，同一种商品在沃尔玛要比其他商店便宜得多。比“大众阶层”的市场定位、“薄利多销”的一站式服务、“直接采购、统一配送”、“仓储式会员制”、“日落原则”、“3米微笑原则”等等，这些都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其中有3条经验尤为值得借鉴，这也是沃尔玛独特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即“尊重每个员工”、“顾客是上帝”、“每天追求卓越”。
沃尔玛未来的渠道策略对我国商业连锁的启示
1.经营理念与管理。经营观念、顾客服务、工作价值观、公司的精神文化等，都应通过严密的筛选和教育，使全体的经营观念一致。同时，连锁企业的总店和分店的扩张渗透战略必须一致，也就是说它们扩张和渗透的方向、深度、广度、速度都必须统一。
2.科学管理和先进技术。沃尔玛的科学管理技术代表了现代零售业发展的方向。我国零售企业的发展也应遵循这一规律，科学管理将成为零售企业发展的主要手段。
3.扩张策略。选址是零售连锁店的关键所在。我国零售业如何走好连锁经营的道路，关键是确定目标市场。
4.采购配送。大力发展物流配送，降低经营成本。随着零售业向连锁方向发展，物流配送中心显得越来越重要，配送中心是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源泉之一。沃尔玛采用各种新技术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使物流、商流、信息流通过配送中心实现统一，大幅度提高效率，降低企业成本。
5.自有品牌的开发。我国零售商应积极的开发自有品牌，实行“错位竞争”，以特色经营回避同档次“正面竞争”的残酷;采用零售商品牌，零售商可以凭借接近市场的优势采取合适的营销策略，控制市场以提升利润空间。连锁经营在中国还刚刚起步，但已显示出它热烈而持久的魅力，连锁经营作为一种现代化的零售业经营模式和组织形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将成为中国零售业的一个里程碑。
沃尔玛的成功是多方面的，作为中国连锁企业值得学习的还有很多，它不仅有先进的供应链系统，还在细节管理方面的全面性与科学性、耐心与细心。它的信息化策略在业界内一直得到好评，随着我国零售业市场竞争的加剧，国内培养的一些大型零售企业有可能出现被外资企业收购的情况。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和学习国外先进零售企业的经营之道，还要加强对自身整体水平的研究与分析，加强细节管理，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不断开拓创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零售企业。
文献综述范文
文献是指有历史意义或研究价值的图书、期刊、典章。下面是我整理的文献综述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一、序言
伴随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更加开放，竞争日益激烈。相关领域(产业)不同程度、有条件、分步骤地放宽市场准入，大批外资企业涌入我国市场，参与市场竞争。
竞争力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我国走市场竞争的道路不过20来年，企业竞争力的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伴随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深入，有关企业竞争力方面的研究愈发重要。企业竞争力研究对企业良性成长壮大至关重要，也是培育与提升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迄今为止，国内外众多学者和相关组织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颇多，从不同的角度和假设前提出发，在研究对象、评价方法等方面重塑竞争力内涵，构建竞争力评价指标及体系，分析企业的优劣势，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本文浏览、搜集有限的文献资料，通过综合、归纳、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求达到引导论文写作的目的。
二、关于竞争力的不同定义
从目前看，企业竞争力的概念(定义)各式各样，众说纷纭。研究方法、内容及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刘晓斌在《零售企业竞争力定量评价分析》一文里通过综合能力论、生命论、功能论、状态论、机制论、素质论这不同研究角度和假设前提下的六方面得出零售企业竞争力的初步概念可以简单明了地归纳为：零售企业竞争力是零售企业在竞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包括在服务、品牌和市场营销体现出来的外显竞争力，在经营能力、信息技术体现出来的内在竞争力，以及在企业文化、企业制度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核心竞争力。
贾玉花在《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一文中通过美国《产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报告》，世界经济论坛(WEF)1985、1994年《关于竞争力的报告》和日欧学者的比较研究等对企业竞争力归纳为：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通过配置或创造企业资源，在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方面所形成的比较能力。
这一概念体现了以下特征：
①企业竞争力最终体现在持续生存和发展能力上，即体现在企业的目标上。
②企业竞争力是个多层次含义的综合性范畴，不仅涉及到了企业内部要素结构和经营管理过程，而且涉及到企业的外部环境;不仅关系到了企业自身的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还关系到国家福利的多寡;不仅仅是静态的比较能力，更是动态的进化的发展能力。
③企业竞争力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即它是动态的产物，不是静态的结果。企业只有通过各种资源的配置，在战略规划，产品设计，市场营销，采购，生产，销售及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企业的竞争力。
④企业竞争力是一种比较能力。这种比较能力是以厂商的竞争为前提的。它存在三种类型：强势竞争力，均衡竞争力和弱势竞争力，是被评价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竞争力的对比关系。
⑤企业竞争力是一个系统性概念。它是由市场指标来表征，由企业内部素质(信息、知识、创新能力、人力资本、企业文化等)来决定的。竞争力的强弱用单一指标是无法衡量的，需设计一套综合性指标体系，对其进行科学评价。
同时该文还比较得出：“企业竞争力”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的，特指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通过配置或创造企业资源，在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方面所形成的比较能力;“企业核心能力”更多地是从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强调企业组织内部的学习、协调、凝聚功能。
从字面上来看，“企业竞争力”应当是较“企业核心能力”或“企业核心竞争力”含义更宽的概念，因为它不仅包括内部能力，还包括企业外部的'产品性能、价格或成本等方面的比较及由此形成的市场份额的重新划定能力。基于以上理由，可以用“企业竞争力”的概念统一“企业核心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或者把“企业核心能力”作为“企业竞争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在消除概念之争和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化。
刘忠敏《企业竞争力评价及其应用研究》一文中对比狄昂照、吴明录、波特、钱德勒、普拉哈拉德等国内外学者和相关组织的研究成果认为，企业具备强势竞争力或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企业的核心能力，同时认为企业竞争力是竞争力的形态之一，是指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通过配置或创造企业资源，能够持续地、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能力，主要体现占有市场、创造价值、持续发展等方面与其他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比较能力。
这一定义包括以下几层涵义：
①企业竞争力是以企业之间的竞争为前提的。
②企业竞争力概念本身并不能表明竞争力的强弱，因为竞争力是一种比较中的能力。
③企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占有市场的能力、创造价值和利润的能力，以及创新发展的能力。
④企业竞争力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
⑤企业竞争力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张晓文等在《企业竞争力的定量评价方法》中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竞争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通过能力资源、制度与机制及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使其内外资源有效整合与优化配置，呈现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的良性循环态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张东风、杜纲的《现代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中认为：现代零售企业竞争力是指零售企业在不断整合供应链资源，提高效率，使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达到市场份额的扩展和成本被有效降低的能力。其主要体现在零售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顾客服务、关系营销、供应链管理、零售物流等方面。
三、关于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及其体系构建
刘晓斌在《零售企业竞争力定量评价分析》一文中运用层次分析法，把零售企业竞争力的评价因素和分析因素分成三部分，也即：
①基本要素(由外显竞争力、内在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组成)，
②评价要素，即在基本要素的基础上，依据零售企业的特点，选取表示三个层次企业竞争力的要素，
③指标层，把各种评价要素的状态进一步细化，用评价指标来表现。
由此建立的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由10个评价要素，31项评价指标构成。最后从整体、全局出发，对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其中，对竞争力指标体系中的定性与定量采用不同的赋值方法，建立模型，归属数据权重，比较分析所研究零售企业的竞争力状况。
张晓文等的《企业竞争力的定量评价方法》从系统理论的观点出发，构建了企业竞争力的函数关系式以及企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从能力资源、能力制度与机制和能力状态三大方面外加环境因素构建竞争力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建立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11个评价要素，21项评价指标。
邵一明、钱敏《零售企业竞争力指标与评价模型》一文中以市场占有能力、营运能力、获利能力、信息技术水平、人力资本这五大方面内容来设计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以上及细分评价指标的权重，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根据零售企业竞争力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系统的递阶层次结构图。通过比较判别法确定及计算各项评价指标的相对权重。并且运用综合模糊评价的思想将各指标转换成相应的分值，然后加权平均，得出总分，以此确定零售企业竞争力高低。从而转换成具体的公式，进而建立模型，结合数据，最终计算得到零售企业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即得出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为零售企业改善经营，抵制外资零售企业的强烈冲击，确立竞争的优势，缩短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黄河在《企业竞争力的评价及提升研究》一文中建立了以财务报表数据为主要依据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的显在争竞力进行评价，同时力图反映企业未来竞争能力的真实状况。该评价指标体系分12大类，包括企业规模、营运能力、经营安全能力、盈利能力、市场控制力、技术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人力资本、企业文化、资本运营能力、跨国经营能力、环境协调能力。各大类下又有若干小指标，共58项。
黄河在设计的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设置、评价准则，尤其是度量方法上遵循指数化原则。根据资产类和过程类的分类处理原则将58项指标分为六类，且按上述六类指标将各企业的每类指标内所含的具体指标的数值进行加总并求出平均值，从而便利相互间比较。再通过将每类指标各个被评企业的平均值加总然后再求出行业的平均值，以行业平均值作为标准参数同各企业的数值进行比较。最后分别用各个标准参数与各企业相对应的综合指标平均值相除，得出各企业六类指标相应的竞争力指数。评价体系建立及方法的运用关键在于权数的合理分配及方程的准确建立。
李飞、刘明葳的《中外大型零售企业竞争能力比较研究》将零售企业竞争力的内容分为作为竞争资源的核心层、作为核心能力的中间层以及作为竞争优势的表现层，而文中着重强调中间层竞争能力的比较，也是该文的一大核心支出，文中提及的中间层比较包括业态创新能力、店铺扩张能力、营销管理能力、成本控制能力、财务运作能力。
祝波、吕文俊的《商业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体系及模糊综合判断》把对商业零售企业的评价指标重点放在财务指标的数据上，通过企业的财务数据,计算企业的财务状况,从表面反映企业的竞争力状况。
祝波、吕文俊从企业的基本资源状况、经营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文化亲和力等主因素方面入手，衍生出包含人力资源状况、经营管理能力、营销服务能力、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多项评价的零售企业竞争力的子因素，从而构建了零售企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体系，最后运用AHP方法，确定各层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对零售企业竞争力进行模糊判断，建立零售企业竞争力模糊综合判断模型，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求解模型。
王桂根在《我国零售企业竞争力研究》一文中认为国内外的竞争力研究文献中，对零售企业竞争力测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企业总体层面上，大多偏重于定性分析,没有做出定量分析，缺乏直观性和实际应用意义，也很难为企业提升竞争力提供依据。
因而作者采用量化的财务指标体系(选取了4个财务指标体系，即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增长能力)，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企业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张东风、杜纲的《现代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中独辟溪径地吸收“供应链”理论和“平衡计分卡”原理来设计现代零售企业的竞争力评价体系，作者认为完整的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体系由2部分构成，即服务绩效(顾客服务绩效+供应链服务绩效)和内部绩效，同时从从财务、客户、流程、学习、成长4个角度形成了同样是4个角度的现代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的“四流评价体系，依据四流评价体系,构建了现代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对定性和定量评价指标分别采用多指标的综合评价(数据标准化)和语义差别隶属度赋值方法进行竞争力评价。
四、内外资企业的选取及相关竞争力指标比较
刘晓斌在《零售企业竞争力定量评价分析》认为，销售额排名第一的零售巨头沃尔玛，它的发展运营策略、顾客策略、人力资源策略创造其骄人的业绩。天天平价，始终如一、自有品牌全新感受、物流配送世界第一、营销互补共生共容等是沃尔玛成功的关键。沃尔玛的竞争优势在于后勤物流配送(存货补充)能力和吸引客户忠诚的经营能力，由沃尔玛的例子得出竞争力具有时间性，难于评价，受影响的因素很多。进一步讲，对竞争力指标体系设计，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李飞、刘明葳的《中外大型零售企业竞争能力比较研究》选取了10家进入中国的世界零售50强公司和10家中国本土最具竞争力的零售公司，着重在中间层的竞争力的五方面(创新能力、店铺扩张能力、营销管理能力、成本控制能力、财务运作能力)进行差别比较研究。最终得出中外零售企业的均值和最优值。
刘星原的《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_兼析中外零售企业的竞争力》从中外零售企业出发，对这两大团体在拥有良好的商业门店地理位置、拥有经营管理人才以及员工学习与培训体系、掌握能满足顾客需求的、具有异质性特点、其他企业难以模仿的经营内容或经营模式、具备对企业运行环节全过程的管理、成本控制、销售能力、资金筹集能力与利润率水平、企业的利润率、销售额、资本积累与资金筹集能力这些方面进行了定性的陈述。
王桂根在《我国零售企业竞争力研究》选取30个零售业上市公司作为评价对象，结合统计因子分析法的原理和挑选出的30个零售业上市公司2005年的数据资料，进行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分析。选取分析变量，计算相关系数矩阵以及各特征向量，确定主成分，然后分析出各个因子及其贡献率后，构造出F函数。计算各个样本在每个因子上的得分并得出其F值，以F值为标准进行判别。
五、企业竞争力研究的普遍意义
刘忠敏的《企业竞争力评价及其应用研究》认为对企业竞争力进行评价，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①进行企业竞争力的定量评价，可以从定量角度科学、准确地描述和把握企业竞争力的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②企业可以根据综合评价的结果，进行竞争力的综合排序(特别是行业内部排序)及分布状况研究，从而激励企业发挥优势，弥补不足，全面提高竞争力。
③开展企业竞争力综合评价，便于企业对影响竞争能力的内部因素进行分析，为企业提供自我诊断的有效方法。
④企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方法研究可以为形成长期评价制度奠定基础。
⑤企业竞争力评价有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高一国的综合国力，并为政府政策及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六、小结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方兴未艾，企业竞争力也愈发受到有关人士特别是企业管理者的注意。虽然研究成果较多，成果也较丰富，但是作为核心力本身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不同的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诠释有关竞争力的不同方面;另一方面，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向来纷繁复杂，也由于竞争力评价的定性与定量比例不当(后者较难，前者较空洞)，此外，对于内外资企业的数据对比分析实例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涉及较少。正因为如此，也为论文的写作选取了不错的突破口。
相信通过本文的概述能够为论文写作指路。
1、前言
我通过登陆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和查找有关文献，共搜集有关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文献资料二十几篇，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04、05年。现将有关的资料归纳如下：
2、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
不同类型社会体育指导的培养
刘平江、赵立《浅谈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2002年)一文中提出：“要培养一专多能的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在邓星华《论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2001年)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体育的特点和锻炼群众的需要，可以将社会指导员分为健身健美类、医疗保健类、竞技运动类、休息娱乐类等四类。”从上述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培养各个层次类别的体育指导员，可以全方位地为社会体育指导服务。
加大高校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力度
廖军在《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2003年)一文中表明：“高校体育专业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体育专业人才的任务，根据社会对个类体育人员的客观要求，其培养目标应主要是适应面广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因此高校应该把培养和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列入其职责范围。
3、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
管理社会体育指导员应更加细化
倪同云、白云、陈琳等在《完善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体制的研究》(2002年)一文中明确指出：“对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具有国情特色的较细分类，如在大类上可分为管理型、经济型、技术型等，再在每个大类上分细，如技术型可分为：青少年指导员、老年指导员、妇女指导员等。”
建立健全的我国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体制
早在1987年，日本由文部省公布了《关于社会体育指导员知识，技能审核事业来认定规程》。在《邓星华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2001年)一文中指出：“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法规，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申报、培训、考核、授予称号、上岗经营、年审注册、晋级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从上可以看出，建立完善的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体制的重要性。
4、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
社会体育指导员总体数量情况及分布
如付明、李飞杰在《武汉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调查与研究》(2005年)一文中归纳出：“武汉三镇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表现出第一总体数量偏少，第二等级结构失调，国家级一级所占比例太少，而三级比例过大。”何敏学、都晓鹃在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特点研究》(2005年)一文中指出：“我国人均社会体育指导员约为1：3994，京津沪辽江浙等市处于领先地位。”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性别构成
李小燕在《宜昌市城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调查与分析》(2002年)一文中指出：“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大多为职业女性和离退休人员，这一分布是与女性工作生活生理结构以及对体育的价值观念相应的。”在武笑玲、马美荣等《城市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2004年)一文中指出：“目前洛阳市城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性别结构与国家1998年的统计基本吻合，性别结构基本合理，男性高于女性，调查还发现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多为职业女性如文艺工作和离退休人员。”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年龄结构
孙培初年《龄结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现象调查》(2005年)一文中明确指出：“以上海为例：70%以上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由街道社区聘请专业教师授课培训各区省自己发证，除少量街道社区文教干部外，绝大部分是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其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34岁，平均57岁。”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文化素质状况
庄永达在《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问题研究》(2004年)一文中提到：“我国已经拥有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约20万人，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规律应该来说是来之不易的，说明我国的各级体育部门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如此高速度大规律地发展背后的质量保证问题。”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分布状况
付明李、飞杰在《武汉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调查和研究》(2005年)一文中表明：“武汉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分布中专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占，兼职的人员最多达到，其次是离退休人员占26%，体育教师所占的比例最少为，其他的为。我们可以看出体育教师所占的比例过少，说明体育教师的积极性还没充分的调动起来。专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所占的比例不大，说明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先阶段还不能作为一种主要的谋生手段。”
5、总结
通过以上的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到，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以及它的一些现状。荆州地处我国中南部，社会环境经济实力体育发展水平和体育人口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处于落后状态。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虽然要顺应我国这个大环境，但也必须体现指导员鲜明的地方特色，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合本地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