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城市社区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
1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城市边缘区的概念有多种提法，如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城市蔓延区(theareaofurbansprawl)、城乡结合部(citycountryfringe)、城市阴影区(urbanshadowarea)、城乡交错带(urbanruralfringe)等。现在国外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是由普内尔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紧靠城区的一种不连续的地域实体，是处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虽然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表述和理解不是很一致，但城市边缘区确是城市地理的客观现实区域。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地带，是城市与广大乡村地区相连接的部位。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地域实体，在土地利用上则表现为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混合土地利用地带。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外延的发展用地，是城市人的服务区，既是城市外延部分二、三产业的吸纳地，又是为城市提供大量农副产品的基地，它总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将社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农村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这些社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城市边缘区农村社区是指在地理位置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村社区，它具有部分城市特征，也保持了原有的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应将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当前国内城市社区的建设往往采取政府主导，依托原有的街道委员会进行。这是在城市建成区条件下的模式，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创新模式，满足各方面要求。总之，在城市边缘区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中，利用创新社区规划模式可以对村容村貌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避免新农村社区成为城市社区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2．1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位置、建设情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而且，城市的快速扩张促使城市边缘区里城中村与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普遍出现，这部分的建成环境出现了既有完全城市环境包围乡村，也有乡村包围城市住区，还有城市与乡村杂存的复杂情况。这部分的新农村社区具有了很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开放性。随着广州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广州城市边缘区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尽管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仍然是农户，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愈益社会化，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
(2)流动性。当地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的外出务工经商。即使在本乡村务农的农民也利用农闲时间在广州市或周边的城镇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3)异质性。传统农村社区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还在于其同质性社会，即在同一社区居住的人群从事同样的职业，过着同样的生活。现在，由于村域内产业的兴起，外来人口的大量介入，农村社会正处于大分化之中，差异性愈来愈突出。产业分化造成不同产业人群、不同职业和身份群体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区；
(4)动态性。城市边缘区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地域范围也不断在变化。在这样环境中的新农村社区也不断的处于动态的变化中，有的仍是农村社区，有的虽然名义上是农村社区，实际在空间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2．2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特征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具有以下的特征：
(1)自然环境优美。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人海口，边缘区农村大多位于珠江水系纵横的河道水网之间，一年四季植被茂盛，形成丰富的绿色景观。由于地域文化特点，有历史的旧村建设都会考虑一定的风水因素，因此，大多数城市边缘区的农村仍然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基础。番禺南村镇的八个村落都有水系河流，其中陈边村内还有几个小山分布其中，形成特色生态景观。
(2)新农村传统社区环境各具特色。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传统农村社区大部分具有较长的历史，在明清时代建村的较多，例如，番禺南村镇的南草堂村建村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有的村落沿江而建，有的村落依山而起，有的村落自成体系，形态完整。例如，南村镇新基村传统社区环境形态受珠江支流小河的影响明显，呈线性发展。所有村落传统社区的街巷肌理自然有序，历史性建筑点缀其间。各个村落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既契合周边自然环境，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理念，从而各具特色，体现了岭南乡土文化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村落景观。
(3)现有村落空间架构呈现拼贴性特征。其中，历史旧村环境空间结构特征明显，广州城市边缘区的农村社区处于广府文化影响圈内，村落实体空间的生长反映了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村落布局中，祠堂、宗庙成为核心节点，空间结构肌理具有岭南特色；而上个世纪末建设的村落格局则成格网状布局，每户宅基地面积一致，未考虑公共交通，各家住宅距离很近，整体村落呈现两种肌理的拼贴。南村镇市头村旧村肌理清晰，建筑与道路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中宗祠(公祠)众多，新旧共存的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异质拼贴特性。
(4)村落环境需要改造。边缘区村落在发展中，实体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与村民生活需求脱节，表现在村内交通、聚居方式、交往空间、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村内交通无法满足村民开车出行的需要，防火通道不符合要求；聚居方式分散，土地利用存在浪费现象；交往空间较少，村落公共空间不支持村民活动；公共设施缺乏，防火、垃圾处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村落居民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与这样的生活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3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构想
基于上述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结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认识，提出新农村规划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统筹。在宏观层面需要结合广州城市总体城市规划，进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规划法已经颁布实施，在落实广州城乡规划中，需要重视将新农村规划统一进来。广州城市区域不能无限制的蔓延，基于我国可利用土地较少的现状，采取有机聚集发展是可行的方式。这样边缘区的新农村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社区，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边缘绿带界限中的聚落，自然景观得以保持而不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淹没。
(2)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产业发展。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与广州市毗邻，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产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广州正处在产业转型期，新农村社区需要结合自己特色，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在特色农业、第三产业发展中拓展空间。在社区规划建设中，预留产业发展空间，根据不同产业类型，结合居住社区建设综合性的新农村社区。例如，南村镇的新基村紧邻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华南新城，新基村发展必然要受到华南新城房地产开发的影响，变被动为主动，走一条房地产商、村民集体和政府三赢的道路。
(3)特色保留。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各具特色，构成了广州城乡景观的重要部分。过去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不少建设性破坏工作，有些农村聚落的空间组织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不仅要注意保护社区环境中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必须合理的保护具有明显空间结构肌理的农村聚落，创造有特色的新农村场所景观。
(4)规模合理。社区建设可以与村庄行政区域、基层社会组织紧密相连，为了保证社区建设与地域居住环境和基层社会组织相配合，社区应该具有合理的规模，这样有利于形成较强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现在的农村社区正在不断的异质化，原有的共同心理文化特征还没有被彻底改变，一些新的变化也在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空间环境的规划应该注意按照社区规模确定地理范围界限。并运用多种手法，在不割裂整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整合，这对于城乡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5)渐进发展。城市边缘区新农村规划建设存在各种问题，也有很多机遇，在当前条件下，更容易采取的建设方式应该是小规模改造。一方面，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量大面广，相关利益复杂。建设资金缺口也较大；另一方面，采取变革性的彻底改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关照各方利益，实行渐进式的小规模改造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每个新农村社区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由点带面，展开滚动式发展。
(6)空间有序。参照国外城乡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城乡规划方法必然是综合性规划，而不是简单的环境规划。综合性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实体规划与社会结构发展相结合，建设有序的空间环境。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其社会意义，有序的空间环境也会影响人的行为，构建和谐社会。针对规划对象的社会结构具有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对新农村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考察传统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对人们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进行探索，并落实到新农村空间实体环境的规划中，形成有序发展的新农村社区环境。
(7)可持续利用。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国家允许集体所有制农民土地进行流转的新政策，考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采用生态的规划方法与建设科技，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创新新农村社区的管理模式，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不断融合进城市社区的特点，达到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区域，而新农村社区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如何进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是城乡规划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践。在广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尝试以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进行规划设计。抛砖引玉，珠三角地区的新农村具有自身特点，考虑地域特征条件下的新农村社区规划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
[参考文献]
[1]杨山．城市边缘区空间动态演变及机制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8(3)，19—23．
[2]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李绍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第2篇：城市社区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乡土性；城市特色；自然特性；人文特性；可识别性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161-03
引言
走过不少城市（镇），常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城市尽管从地域上来说相距千里之遥，但缺乏各自的地域或文化特性。毫无特色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的一大问题，原因何在？归根结底，因为它们缺乏其特有的个性和意义象征，因此也就缺乏可识别性[1]。这种个性和意义应来自于城市从所处地域中所汲取的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特性，城市的建设背离了自身所在地的乡土特征，是当今中国城市缺乏特色的原因之一。建设有特色的城市，必须走一条乡土之路。
一、城市特色的乡土之根
（一）乡土释义
“乡土”所涵盖的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概念。其基本释义有二：一指本乡本土、故乡，意指一个人出生的地方，先秦《列子天瑞》中的“友人去乡土、离六亲”是我国最早提出“乡土”一词的文字记载；二是泛指地方，《晋书・乐志下》有云：“乡土不同，河朔隆寒。”[2] 从其基本含义可以看出，乡土的范围可以从部落到村、市、县、地方，甚至国家，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理解。人们认同故土、辨别他乡，是因为每个地方有着有别于他方的区域特性，即其乡土性。乡土性不仅存在于乡村，同时也存在于城市和野外自然环境。从广义上讲，它不仅仅属于物质或视觉范畴，而且涵盖了一个地区所具有的地域自然特性和由此衍生出来的人文特性，与人类文明发展关系密切。一般地说，它是当时、当地人们整个生活方式的反映，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3]。
（二）乡土性与城市特色的形成
城市依托于某一地域而存在，与区域其他组成部分密切关联，它脱离不开自然赋予的物质特性，又不仅限于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所处自然地域所孕育的人的创造使得城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出基于自然特性的人文特性。
城市的乡土性除了其自然特性外，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城市建成物质环境特性，包括城市生态系统特征、其历史及现存的形态特征、建筑特点及街区特征等；城市的文化环境特性，包括历史文化、艺术等；城市的社会环境特性，包括经济、生活方式、民俗民风、交往等；同时，还包括其动态发展。正是城市所具有的乡土特性，使城市具有了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和意义，也使它具有了可识别性及特色。从这一角度而言，乡土性的保持，是城市特色的基本策略之一。
中国城市环境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不断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全球城市网络系统中社会文化的交互影响越来越强，市场主导背景下利益的驱动使城市所在地域的自然特性、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文特性逐渐转化，一些快速而短期性的建设模式忽略了城市所处区域自然特性的因素及根植于特定环境的社会文化因素，其结果使城市与所在地域外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有机联系被割断[3]。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开发和建设往往着眼于眼前的个体物质利益，而不可能兼顾城市及其所在地域的整体利益，极易忽视该地域的自然承载能力和文化传承 [4]。城市的绿地系统、历史街区等对于城市特色建设至关重要的因素恰恰难以从经济角度激发市场，吸引投资，因此常成为经济利益的牺牲品，得不到有效保护和发展[5]。作为城市象征意义及其社会生活的载体，城市的空间特征一旦由大量的外来因素所占据，并且在众多城市中同时出现，必会同时引起历史文化的延续被割断，各城市自身的个性特征极易消失。
二、城市特色建设的乡土之路
大量中国城市中，在漫长岁月中积淀出的城市形态和传统文化等乡土特征正在逐步消失，必然城市个性消亡，城市特色的建设面临巨大挑战；同时，短期行为的快速建设极易形成城乡间的对立，割裂城乡及所处地域其他组成元素的联系，使城市的个性发展失去立足点，有违“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
城市的特色丧失因乡土性的缺失而起，脱离了原有乡土之根的城市建设，其特色无从谈起。重新认识和传承城市所在地域的自然和文化特性，挖掘其乡土根源，是一条值得思考的途径。
（一）基于乡土性广义理解的城市建设
在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背景下，应从广义角度深层理解乡土的内涵，将城市与其所处的区域视为一个有机体，遵循复合系统原则进行研究和规划，深入挖掘城市特色营造的根本依据，保证城市的自然特性和人文特性基础，立足于其乡土性进行研究、规划设计与建设。
（二）城市乡土环境的要素评价与应用
城市特色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由于对具体城市处在区域乡土特性缺乏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其物质及文化上各项组成要素的量化研究，使得乡土性的传承在规划设计与建设中无所依据，只能局限于功能性的规范指导或表面的视觉效果，城市的建设无法成为高效运作和区域自然肌理及文化传承的结合。与理论研究相对应，城市乡土性的缺失还在于规划建设过程中的技术的继承和更新问题。一方面由于观念局限可能导致规划与设计中对传统元素和技术的忽视；另一方面建筑材料、施工技术等客观因素也对此有所制约。
谈论城市特色的丧失时日并不为短，然而问题日益严重，泛泛而谈或大声疾呼并不能成为城市特色丧失问题的解决途径。对于专业规划设计人员而言，如何使专业理论与技术的应用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是在城市规划建设角色链中得以发挥真正作用的要素。因此，切实可行的研究与应用势在必行。必须针对具体城市处在区域物质及文化上各项组成要素进行量化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规划策略及设计导则。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完整的环境特征评价体系并切实贯彻运用十分重要。根据对城市乡土性的基本分析，笔者认为，对于城市环境特征要素的量化研究应包括城乡环境的生态状况、空间体系评价、城市社会生活和人文环境几个部分。
1.城乡环境的生态状况评价。如地理特征、植被及其他生物的多样性等。乡土性离不开生态基础，应建立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纽带，保持两者间的有机联系和完整性，形成渗透交融、具有地域内原有自然特性的生态网络[6]；在城市中应以原有自然环境中的物种特色和配置模式为基础，结合自然基质，组织城市与乡村的绿色廊道和物种联系，建立城市区域自然环境斑块，从而形成良性循环[7]。同时，分析研究城市及区域在发展中的可承载能力，寻求城乡之间在空间资源上的快速整合，以使城市建设可持续。
2.城乡环境的空间体系评价。包括城乡间的空间联系、城市肌理、城市公共空间特性、城市街道及建筑物形式特点、城市标志物的个性等。具体应用中，应基于原有区域景观格局使建成与自然区域成交织渐变形态，形成良好过渡；以原有城市肌理的分析研究为基础，进行城市空间体系的组织，渐进发展，形成有机的空间格局，保持原有区域空间特征；人工物的建造活动应顺应自然，符合环境特点和历史传统。一方面，研究城市的起源和历史文物及街区等物质财富的特性，继承和发扬城市在物质形态上的传统和地方特色。城市中的文物古迹、传统街区和绿化环境，以及某些传统的建筑形式，具有特定自然环境影响下长期形成的风格，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优秀物质文化遗产，并已成为城市的识别物，应加以继承和发展[5]。另一方面，在新的规划与设计中可提取相关元素进行创新，走“新乡土”之路，更为真实地表达新的建成环境与原有城市肌理之间的关联[8]。使城市在物质形态上的乡土性得以延续，加强城市的可识别性。此外，还应注意从传统的建造技术中汲取有用经验并加以发展，作为城市乡土性建设的技术支撑。
3.城市社会生活评价。包括城市所在区域的经济基础、生活方式及民俗活动等。通过这些乡土性要素指标的衡量与运用，权衡市场利益与城市总体利益，保持城市社会生活氛围的乡土性，体现不同城市的传统，形成显著差异从而构成独特的城市个性形象[9]。
4.城市人文环境评价。指长期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特性，包括其历史沿革、文化脉络与艺术类别与特征等，正是这些文化特性构成了一个地方的乡土情谊，使居留各其情依依，离去者有故土之思。
（三）基于乡土性研究的政策与建设管理
在当今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作为城市建设的的主导者，政府的政策及其管理措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政府、规划设计人员与公众组成的三角形角色链中，专业理论和技术在衡量各项因素和制定政策的过程所起的作用仍然可有很大改善空间。
在政策管理层面，应对乡土性问题密切关注，中国的城市发展应立足于自身的自然和人文特征，需要时刻关注脚下的这片土地[10]。首先，应基于城市乡土环境评价，对城乡的整体形态及文化建设进行长远战略性部署，健全各种规划建设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基础上，确保城市的建设在物质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传承地域特征；其次，对城市特色建设的研究、保护与建设资金给予全面支持和保障；第三，在各方利益和作用的权衡方面应进一步完善，重视公众对于属地感的需求以及专业知识的指导与支撑作用，以使各方力量在保持乡土性和城市特色营造的过程中起到最大效用。
结语
城市的特色及其生命力在于多样化与个性化，其根本保证在于其乡土性的保持。城市的加速发展、全球化等因素固然带来一系列冲击，然而客观因素最终因主观因素而起作用，因此，建设城市特色，必须将城市的乡土性问题置于时代背景下，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评价和研究，并付诸实践，走自己的乡土之路，使城市的发展从容应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才能营造出城市的个性特色。
参考文献：
[1]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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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ity’s Vernacular Way and Creation of Its Distinguishing Feature
GUO Cong
（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19,China）
第3篇：城市社区的特征范文
学习型社会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概念，人们已经采取了一些实际可操作的措施，建设学习型社会。其中较为突出的发展，即提出了“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以及“学习型地区”等延伸概念。学习型城市的概念主要起源于发达国家，得益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欧洲委员会相继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倡导，如今学习型城市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迅猛。事实上，越来越多会员国当地政府，或出于发展教育，促进经济繁荣，改善社会和环境状况等需要，开始倡导建立学习型城市/地区/社区，全球形成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热潮。
什么是学习型城市
放眼全球，各个城市在文化组成、民族成分、文明传承以及社会构造等方面各有千秋。
然而，所有的学习型城市具有的特质却是共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建设学习型城市倡议的框架中，对终身学习作了如下说明：
一个学习型城市能动员和运用各个环节的资源；
全面提高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入学率；
活跃家庭和社区学习氛围；
促进职业培训和工作场所的学习；
扩展现代学习技术的应用；
改善并优化学习质量；
创造充满活力的终身学习文化。
并通过这些措施，提升个体能力，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发展，繁荣城市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要监测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过程
学习型城市为所有人提供终身教育，实现人人享有教育权利的目标，建设学习型城市将带来深远影响。建设学习型城市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没有明确的界线对一个城市是否是学习型城市作出界定。认定一个城市为学习型城市，重要的是看这个城市作出了什么努力，而非这个城市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建设学习型城市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各个环节实现终身教育的目标。建设学习型城市不是抽象的理论，而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措施。要建设学习型城市，不仅需要坚定的政治意愿和承诺，还需要一套关键指标，以监测建设过程。
简而言之，对一个城市而言，监测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过程有如下原因：
将政治意愿和理论研究转化为具体的战略和措施；
对建设过程作持续评估；
对建设学习型城市已实施的战略带来的效益作出评估。
学习型城市关键指标可实现：
有效地支持会员城市内部和相互间的终身学习的发展；
对世界上大部分城市社区的人人享有终身教育的实施成果作出评估；
促进会员城市间的对比分析，促进经验交流和相互学习。
学习型城市主要特征的探索
为了探讨出一套规范的评估手段以对学习型城市作出评估，专家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和磋商。2012年7月3日至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成立了研究组，探讨并制定学习型城市关键指标的框架。部分来自学习型城市国际平台（IPLC）创始成员包括帕斯卡国际观察站、贝塔斯曼基金会、思科系统、北京市教委、中国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科威特大学、南非西开普高等教育联盟的专家代表，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的专业人士和顾问，参与了研究讨论。
研究组从已有的概念框架中汲取灵感，借鉴了社会及经济发展评估领域的一些概念，比如：
《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相关指标（2007年）；
《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框架官方修订版：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等》（联合国，2008年）；
世界银行的《知识评估方法学：变量和集群》（2012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美好生活指数》（2012年）；
《“里约+20”峰会报告――我们期望的未来》（联合国，2012年）；
《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实现经济转型》 （联合国，2012年）；
《2015年后发展议程：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和韩国发展研究所，2012年）
研究组也借鉴了《全球背景下的社会包容性分析与评估》（联合国，2010年）提出的一系列指标的衡量标准，同意采用以下标准制定学习型城市主要特征。
重大性和可实现性――具体目标达成应具有重要意义，也具备实现的可能性。
关键性――每项指标都对应一个具体值，一项关键任务或者重要问题。
相关性――每项指标都须达成一定目的，具体目标达成须对实现关键目标有所促进。
表述清楚，简单易懂――每项指标必须简单易懂，不对普通人带来理解障碍。
易于操作――每项指标都可以通过已有数据或者通过有效的调查数据进行评估操作。
结果可靠有效――每项指标提供的评估结果必须有效，值得信赖。
经过激烈的辩论和小组讨论，研究组提出了学习型城市主要特征框架草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听取专家代表的建议，制定出草案，并提交中国杭州首届建设学习型城市专家组会议，以供讨论。2013年4月至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就主要特征与数据收集可行性的相关性问题，征询了专家和部分城市的意见。2013年6月4日至5日，联合国教科文终身学习研究所在韩国济州岛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与会人员对学习型城市关键指标草案进行了深入探讨。
经专家组批准认定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从UNESCO区域内选取了部分城市作为试点城市。本草案即反映了此次试验的结果。
学习型城市主要特征的框架组成
学习型城市主要特征的框架组成借鉴了UNESCO的徽标（如图1），运用山形墙、立柱以及基座阶梯的元素搭建了框架。
山形墙――三个焦点领域反映了建设现代学习型城市带来的广泛效益：
（1）提升个体能力，促进社会和谐；
（2）促进经济发展，繁荣城市文化；
（3）实现可持续发展。
立柱――六个焦点领域反映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主要建设任务：
（1）全面提高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入学率；
（2）活跃社区的学习氛围；
（3）提升职业培训和工作场所学习的效率；
（4）扩展现代学习技术的应用：
（5）改善并优化学习质量；
（6）创造充满活力的终身学习文化。
基座阶梯――三个焦点领域反映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基础条件：
（1）愿景及坚定的政治意愿和承诺；
（2）管理和各界参与；
（3）发掘利用各类资源及潜力。
当前的学习型城市主要特征草案一共包含32项指标。大部分指标是定量的，相关数据可从各个城市主管部门获取。定性指标部分可由独立的专业机构比如盖洛普调查机构进行的调查结果进行评估，部分可由各个城市主管部门提供的专家意见报告进行评估。
制定这些指标的目的并非是对城市进行区分比较。各个城市都有独特的方面，所以对每座城市建设学习型城市的过程只应从其自身的文化、经济以及社会历史和传统等方面进行评估。
如何运用学习型城市主要特征
一旦获得学习型城市市长、市教育部门以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的专家的正式认可，主要特征可作为一项综合性的行动对照表，协助政府部门以及城市各界进行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实现人人享有终身教育服务。
第4篇：城市社区的特征范文
【内容提要】乡村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发展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理论体系的欠缺最为突出。本文试图从多重角度（职业的、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对乡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认为乡村界定的困难在于乡村本身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这一背景，最后，笔者提出了以乡村性定义乡村的设想。
【英文摘要】Rural Geography is a weak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somebasic concepts.First of all,this paper analyses rural definit-ions systematically from a multi-dimention point of view (occupational、ecological、socio-cul-tural).As an occupational de-finition,"rural"means an area where farming is the main mode ofproduction.As far as ecological definitions are concerned,it means a settlement whose population scale is smaller,outside urban area,with rural landscapes showing unmistakable signs of being dominated by extensive use of land,and with discrete s-patial units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Socio-cultural definitions are in terms of clear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and attitude between peopl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uch as ways of life,spatial behavior and aspiratio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all the definitions are lack of delimitations of rural totally and essentially.Rural can not be summarized by a simple definition,because it is a complicated and indistinct conception.Difficulties of defining rural lie in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whole rural,unconformity among rural elements,relativ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and relevant rural-urban continuum,which makes the boundar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more indefinite.To a certain extent rural is regarded as areas differing from urban greatly and the difference can be compar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roduction activities,ways of life,etc.The close ext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presents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suggests rurality should take place of rural defini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today.Rurality refers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rural characters which take urban as criteria of reference within a specified area.The author draws his conclusions.First,every region can be looked on as a unity of urbanity and rurality.The more urbanity a region is,the less rurality it will have.Urban and rural are continuous and there is not any broken locality between them.Second,the size of rurality index takes urban as unit of reference.Using different urban criteria can reflect difference of rurality and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Finally,rurality is concerned with scale,index and method which are used in our research.
We can weaken some r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 regi-onal urbanity in practice such as village-town plann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 by estimating rurality index of different aresa.In order to be favourable to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e also need to put forward rural countermeasures concerned correctly.
【关 键 词】乡村/城乡连续体/乡村性rural urban-rural continuum rurality
【 正 文】
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地域的诸多特征，在当今城市化潮流下，乡村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乡村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清楚但不明晰，人们往往理解不一致，致使乡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受到影响，也困扰着乡村政策的制定，虽然在有关文献资料中已有大量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看法，但仍然缺乏一个足以说明乡村的总体性、本质性的概念。本文尝试从多重侧面剖析乡村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期对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1 乡村概念的多重侧面
1.1 职业的定义与功能属性
乡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场所就是农村聚落。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把农业产业作为农村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的存在，农村就不成其为农村，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从界定农村的角度分析，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严密性。
首先，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决定，还是以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或者是以农业生产用地在整个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重来确立呢？这个主体的含义是模糊的，没有明确说明以什么为主体。不管是以人，还是以经济、用地来确立主体都难以正确地把握当今的农村与非农村。
其次，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而言，农业人口＝农民＝农村人，也许在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个等式是存在的，但农业人口兼业化的发展，使这一性质日趋复杂，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活动，这些农户可以根据其兼业的行业分为一兼农户（主要就业于农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二兼农户（主要就业于非农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经营），还不包括农业内部的兼业活动，或者已经有固定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户。
第三，从场所和地域的角度来看，农村聚落往往是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并存，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杂。而且在某些非农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不管是从非农化水平还是从总量上看，都超过了中心城区，出现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这样就更难以对该地方或地域进行归类。
1.2 生态的定义
乡村作为生态的概念加以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视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来指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指的是单个聚落人口规模较小的地方，这些聚落之间则是较大的开敞地带。该定义抓住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人口集聚规模差异这一特征，最为接近于人们对乡村的理解，而且便于操作，许多国家都把乡村与城市的分界线以聚落人口规模加以确定。
(2)乡村用来指一种地域的概念。乡村指的是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严格地讲是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地区，这样，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与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农业有本质的差异。
(3)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也就是乡村型的景观。维伯莱(G.P.Wibberley)认为：“乡村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它们显示出目前或最近的过去中为土地的粗放利用所支配的清楚迹象。”[1]
(4)从生态构成上看，乡村不但用来指居民少的地方，而且也指与人口多的地方来往较少的隔离开的定居区。在当代社会里，绝对的隔离很少见到，但只要联系上不方便、交通上成本较高这种情况还存在，那么相对隔离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乡村就是受城市影响较小的地方。从城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乡村，考察乡村的相对隔离程度，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隔离，是用物理性距离、交通费大小，还是有无交通工具、时间等来说明[2]。二是在确定是否易于接近时应该用哪一个人口中心作为参考点。如英国诺福克郡规划局(Norfolk County Planning Dept)就采用了距离2万人口城镇8.045km和距离10万人口城镇16.09km这一指标。
乡村的生态学定义建立的假设是：社会形态(Social form)可看作是人类文化适应环境特征的产物，并为人类的适应所修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景观、土地利用特征、相对隔离程度等生态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引起城乡差异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生态定义乡村，避开了经济职能上专门化的" 问题，尽管粗放的土地利用、开敞的乡村、小规模的聚落、人口密度较低等特征隐含着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特性，但更多的是从城市的影响程度来考虑的，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内涵。
以生态环境状况来定义乡村地域，虽然是当今最为广泛采用的标准，但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这一定义的最大的不足就是分级界限的相对性、可变性，不同国家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国际可比性较差；其次，从人口密度较小来理解乡村，由于人口密度只是一个静态的、容易产生误解的统计指标，它大多依赖于计算密度单元的大小；第三，社会学者对生态定义的质疑是：城乡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社会经济的特征与乡村的问题更为相关，如高女性比例，较低的收入，更多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状态，劳动力中妇女就业率低，受教育的人口少，年长者受到过多的重视等。尽管人口分布状况对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对应的。
1.3 社会－文化的定义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社会文化构成这一角度来定义乡村，着眼于城乡居民之间行为与态度上的差异性。主要特征有：
(1)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
(2)乡村社会行为的标准比较单一，风俗、道德的习惯势力较大。
(3)乡村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要比城市为重，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经济活动简单。
(4)乡村地域辽阔，人口数量少、密度低、变动慢，因而人们具有保守心理。
(5)乡村的物质文化设施较城市差，乡村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般较城市低。
(6)从政治标准上看，农民在国家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
乡村的社会化定义抓住了乡村居民、乡村社会的最本质属性，而且在它与城市的比较中理解其相对性。但问题在于：
首先，用极端化的方式来定义乡村，大量的过渡型、中间型地区就是不确定的。随着城乡关系的演变，不仅大量的乡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迁往乡村，乡村本身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劳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社会严格地划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时代最终将为城乡结合或城乡融合发展所代替。
其次，认定乡村地区是同质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从个人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不能划分为纯粹的某种文化类型（如乡村人或城市人），传统的农民逐渐从封闭、半封闭、半自给性的小生产者向开放性、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者转变，由质朴、纯厚的传统型向开拓进取的新型农民转化，农民内部发生着阶层、职业的社会分化。米勒(Miller)等人在考察美国人时，认为88%的美国人都可归入乡城混合类型[1]。弗林(Flinn)也把乡村地区的价值体系分成三种类型，即小城镇理想(Small-Town Ideology)、平均地权论(agrarianism)和乡村主义(ruralism)[3]。可见从乡村社会角度看，乡村并不是单一化的。
第三，用生活方式、空间行为、抱负等来定义乡村，在实际应用于具体的空间地域划分时非常困难。在城乡隔绝发展的态势下，也许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或相近似的，而在城乡作用日益加强的当代社会里，城市里包含着诸多的乡村特性，乡村里也纳入了诸多的城市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绝大多数的聚落都可归入乡城、城乡混合体之中。
2 乡村界定的困难
从多重角度对乡村进行剖析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见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涵盖的，它是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界定乡村的困难在于乡村整体发展的动态性演变、乡村各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对性，以及由于这三大特性形成的城乡连续体。
2.1 动态性
乡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部门转移，乡村地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历史上的乡村与当代的乡村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乡村演化过程也不一样，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乡村居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格局、乡村严重落后于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除了城乡之间地理景观的明显差异外（景观界限随着城市的蔓延而不断变化）无论是经济职能还是社会文化上，当代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正在日趋向城市靠拢。因此，乡村的概念与内涵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农民、农村来定义当代的农民、乡村。动态性特征使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二分法也日趋不适应。
2.2 不整合性
传统格局下城乡界限非常明晰，乡村的职业、生态和社会文化特征相吻合，农民未走向分化，乡村的单一性、同质性显著。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日益加强，乡村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职业、生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之间不相吻合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相等的格局愈加不相适应了。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工人、商人、教师等，从职业角度讲，他们已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或农民。有一些劳动力并未实现就业的完全转移，出现了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半工半农等形式。有的人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进了城市，一些人采取了外出打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形式，还有一些人则在本地实现了职业的转化。这样，城市里有了乡村的人、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乡村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甚至于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乡村等。这种社会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生态特征三者之间在城乡的相互重叠，带来了复杂的不整合性。
2.3 相对性
城和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乡村是与城市相比较而存在，也只有在与城市的比较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与把握，因此，所谓的乡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与城市之间差异较大的地区。这种差异可以从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要素进行比较，城市与乡村之间接近程度的高低代表了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
乡村的相对性还体现在不同的人研究尺度的差异上。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研究农民的行为和抱负、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大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等考察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可以从不同的聚落来加以研究，从小的村落到小城镇到大城市等不同的乡村特性表现程度。也可以从一个小的区域到较大的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解剖。
乡村定义的相对性是依据选择的指标而有差异的，以人口密度差异、职业的不同、距城远近等相关指标来描述定义乡村，或者以复合的综合性指标来对乡村属性加以概括，更可以反映出乡村类型的多样化。
2.4 城乡连续体
我们通常用两分法把人类聚落划分为城市与乡村，从乡村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和相对性来分析，不论是聚落还是文化、经济活动，城乡都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区分两个极端是很容易的，而众多的中间类型则是难以确定其断裂点的。
2.4.1 聚落连续体 从聚落的规模来看，从巨大的城市集聚体到小的聚落甚至分散的住宅，其间没有明显的断裂点，城市消失的地方就是乡村的开始点，聚落连续体是沿着一条线从极点的一端——农村向另一端逐渐演变，因此城乡聚落的规模划分必然是人为的。
事实上，从聚落的职能上也存在着连续性，从纯粹的单一化农业村落、农副业村落、兼业性村落一直到非农业聚落，都代表着城乡职能上的差异性。
2.4.2 乡村—城市连续体 与地理学者对聚落连续体的关注不同，社会学者从社区、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这种连续体现象。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社区类型既不是完全的乡村也非完全的城市，可以从典型乡村到典型城市排成一个连续谱，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问题，许多城市郊区和" 城乡交错区就处于这个连续体中间的位置。特定社区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社区人口多少、社区人口密度及社区内乡村与城市之间规范的强度。社会学研究还揭示出，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仍然存在着乡村的文化。
3 乡村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特征逐渐在转化，表现在经济上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社会构成上农民的分化（农民—非农民或新式农民），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的转型等，这些要素的变动带动了地域的转型，出现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城地区，这种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的演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城乡连续体的现实态势下构建乡村概念的新思维？大多数研究人员尝试着在城乡之间划分一个过渡区，如在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之间再分出一个似城聚落类型，在城市地域与周围乡村地域之间的交接地带划出一个城市边缘区，甚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着眼，划分出乡村城镇化区域。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地域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来加以研究，部分地解决了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的问题，但就象区划中划分过渡区出现的问题一样，过渡区本身，城市、乡村与过渡区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现象，因此就出现了乡村、准乡村、准城市区、城市化地区等多种多样的过渡类型。
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每一个侧面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诸多的因素。因此从单个方面来定义乡村不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寻求综合方面的界定更为人们响应。而且，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我们不应受某种概念的束缚。用极端化的传统乡村作为参照来套用当今的实际，这种理念支配下的归一法陷入困境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定义应让位于乡村性这一概念，在一定地域内考察乡村性质的强弱（从对立面来看，就是城市性的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的做法更可操作，更具有可比性。确定一个地区的乡村性：
首先，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乡村性与城市性合计为1），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弱的地区，城市性弱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强的地区，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地域，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地域，两者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之间是连续的。
其次，乡村性指标的高低应以城市为参照单元，用城市的标准（如市区、市域、不同规模的城市）来衡量乡村性的高低，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反映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也许会出现有的我们认为是乡村的地域（行政上的），其乡村性指数低于有些城市地域，这样我们对城乡的认识会有新的本质性理解。采用不同的城市实体为标准，可以反映城市性、乡村性的质量差异。
第三，乡村性除了与选择的参照标准有关，还与研究的尺度大小（如个人、单个聚落到不同大小的地域单元）、选择的指标与采用的方法有关，社会学家可以从社会发展指标来定义乡村性，经济学者可以从经济结构状况来分析，地理学者可以综合社会、经济、地理特征加以选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四，由于乡村性概念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定义，依据的是更为广泛的地理类型，而不是专门化的单一聚落特征，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因此，某些与土地面积广大相关的密度指标很难与城市同步发展，但某些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则有可能超过城市，如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等等，对此应区别对待，合理安排。不能一刀切，各项指标均要求与城市同样考虑。
据此，乡村性指数可以用下式粗略计算：
式中：R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乡村性指数；U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城市性指数；R[st,i]表示t年份s区域城市性的第i个特征比值，可以用下式计算：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乡村性这一概念，作为推论，笔者认为可以在实践中（如村镇规划、区域规划等）通过削弱某些乡村特征，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在城乡规划和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贯彻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在当今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贯彻这一理念，提高城市性与削弱乡村性并举，进一步推动空间地域城市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Guy M.Robinson.Conflict and Change in the Countryside.USA:Belhavan press,1990.
2 Edited by Rodefield R D et al.Translated by An Ziping,Chen Shuhua et al.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Consequences,and alternatives.Beijing:Agricultural Press,1978.(In Chinese)［罗德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第5篇：城市社区的特征范文
目前，对城中村的概念，还存在种种不一致的认识。有的认为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中原农村区域形成的杂乱无序的建筑群落；有的认为城中村是指在城市总体规划区内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有的认为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被纳入城市建设用地的村庄，等等。这些概念都只是从一个角度揭示城中村的特征，没有全面地揭示城中村作为一种居住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
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全部被征用，农村集体成员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后，仍居住在由原村改造而演变成的居民区，或是指在农村村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大部分被征用，滞后于时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的农民仍在原村居住而形成的村落，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
二、“城中村”的成因分析
“城中村”作为城市的一个独特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1、特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尽管许多村庄早已进入城区范畴，农用地被征用殆尽，村民收入也主要转向
二、三产业，但这部分“农村”仍然保留着“村建制”，实行着村的行政管理，整个村庄以村籍为边界形成了管理上的“独立王国”和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并与其强烈而盲目的牟利动机相结合，不断背离着城市化的目标和要求。其中，尤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宅基地政策为核心，是城中村土地利用出现无序化的最大源头，形成城中村的重要制度条件。
2、“不彻底”的城市化政策。在城市化初期，为尽力降低城市发展成本，政府在对农村征地过程中采取了“半城市化”策略：其一，“征地不管人”的城市化政策。在以国家征用方式逐步将农村集体大部分土地转为国有并纳入城市用地的同时，多数村民并无同步转为市民而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村民的教育、社保、医疗、就业等主要交由村集体统一负担，村民的生计仍主要固化在剩余集体土地上。其二，“分次征用”和“征八留二”的征地政策。一方面，政府对农村土地一般采取“分次征用”方式，同时，为解决征地后农民的经济出路，又采取“征十留一”的政策，希求安抚农民，使之能够分享土地增殖的收益又无需增加政府短期的财政压力，正是这种看似“合理”的政策加上巨大的市场利益的驱使，激发了农民在剩余土地上进行无序开发的热情。由于征地时序不
一、自留用地分布零乱以及政府规划滞后及监管措施不到位，大片稠密、杂乱、低矮的“城中村”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3、不断膨胀的“地下经济”。所谓地下经济，即指国家工商税务许可之外的灰色经济或黑色经济。由于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和邻近大市场的特殊优势，城中村成为各类地下经济繁衍的“沃土”。加之基于土地集体所有制而导致的管理“失灵”，许多在城市管理中被排斥和打击的经济活动纷纷汇聚到城中村当中，以出租屋为“据点”，不断扩大其规模，也成为村民经济收益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在巨大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地下经济”为城中村带来了丰厚租金，城中村则为“地下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保护。
4、规划滞后及对农村违法批地批建的纵容与默许。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部门没有预测到城市扩张的速度和郊区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因而在城市规划中未能充分考虑城市的长远发展和土地的统一控制；而当混乱情况出现后，又没有及时加以解决和预防新的类似情况的发生。纵容了城中村的违法批建行为，导致村落建设严重背离城市规划标准及大量违章建筑出现。
可见，城中村问题是我国传统体制性因素和各地政策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集中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旧体制交替和磨合中的各种矛盾，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彻底性。因此，城中村的演变与改造，是城市化向纵深发展或向高级阶段推进的结果，是城市由初期的外延式扩张向中后期内涵式发展转变的必然趋势，其实质属于“内涵式城市化”或“城市的城市化”。
三、“城中村”存在的问题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中一种独特的现象，在管理体制上，一方面它作为城市社区的组成部分，必须接受城市政府的领导，应当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下运行；另一方面它属于农村社区，在土地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必须执行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从而构成了管理体制的交叉性。城市与农村“二元管理体制”并行存在、共同发挥作用，构成了其“边缘社区”的特征。在人口构成上，由于村民、市民和流动人口（暂住人口）的混合构成，形成了界限分明的社会群体，不仅不同的社会地位使其出现了社会分层现象，而且高度集中的流动人口因为地缘、血缘、职业不同等原因，又造成了社会群体细分现象，出现了不同的“亚群体”。如以职业划分的垃圾村、网吧村、民工村、村等等。
“城中村”这种独特的地位和现象，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1、城市规划滞后，建筑密度太大。有的“城中村”建筑密度达到70%，甚至达到90%，形成“一线天”、“握手楼”、“贴面楼”等独特风景。
2、村民居住环境差。由于房屋密度高、采光通风条件差、违法违章搭建与乱倒垃圾等脏乱现象突出，村容村貌普遍较差。
3、用地管理混乱。“城中村”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相互交织，宅基地、集体用地管理与建设混乱，违法违章建筑相当集中，住宅多以独家独户的传统家庭模式建筑而成，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4、基础设施不完善。“城中村”的道路、供水、供电、电讯、排水、垃圾处理一般都不配套，各种管道、电线杂乱无章，排水排污不畅、内涝时有发生、垃圾成灾，卫生死角多，并且缺乏公共绿地与体育等设施。
5、消防隐患严重。“城中村”内街巷狭窄弯曲。消防通道严重不足或堵塞，道路又往往被店铺挤占，造成消防车难以进入。
6、不正之风盛行。制假售假、偷漏税、无证经营人员在“城中村”聚集现象较为突出，对正常的市场生产经营秩序冲击严重。
7、治安形势严峻。“城中村”出租屋聚居了大量缺乏有效管理的外来人口，成为滋生“黄赌毒”的温床，恶性事件屡屡发生。由于外来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成分复杂，甚至其中夹杂了一些负案在逃犯罪分子，流动人口成为主要犯罪群体，造成犯罪率迅速上升。同时各种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三倍女”、“买”充斥其间，严重污染了社会环境。
四、“城中村”改造的对策措施
“城中村”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单纯地把“城中村”村民的户籍从农业户口转为城市居民户口，而是事关城市化进程、“城中村”农民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局。按照城市功能统一规划，对“城中村”进行彻底改造，使之尽快融入城市成为许多地方城市建设的重点工作。笔者认为，“城中村”改造应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以规划为龙头，加强土地规划、利用管理。规划是改造建设的龙头，要以城市总体规划，总体设计为基础，把“城中村”纳入城市规划管理之中，加大城市规划宣传力度。要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张贴城中村规划图，召开村小组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城中村改造的重大意义及城中村改造的方案、政策、规划等内容，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强化村民自觉改造意识，为城中村改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市民(包括“城中村”农民)支持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城中村是城市的一部分，其规划设计理应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的要求进行，科学地编制城中村改造总体规划，同时要保障规划的效果和质量。
2、“城中村”居民住房改造的统一化和产权的明确化。“城中村”的住房必须按城市规划统一改造，但“城中村”村民的安置不能等同于一般城市建设中的拆迁户，随意安置到城效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应尽可能就近建造农民公寓进行安置。否则，由于安置地点过远，新区设施不配套，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矛盾，造成村民与政府的对立。“农民公寓”建造中的资金短缺问题，除村民拆旧房所获补偿外，其余的可采取多元化的形式解决。
3、妥善解决“城中村”居民的就业和出路。“城中村”居民的就业，必须突破货币安置和招工安置的旧框框，实施开发性安置。开发性安置，是通过开放性项目的建设，来解决“城中村”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出路。这种安置方式，将农民置换“城中村”土地使用权获得的安置费，通过开发性项目的投资转化为生产性的物质资本，使“城中村”村民通过与生产性物资资本结合实现再就业，它兼顾了村民就业和长远的生活保障，能够弥补货币安置的某些缺陷，可以打消“城中村”村民转籍即失业的忧虑，使其避开只身进入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时在文化素质和技能方面的劣势。
4、妥善解决“城中村”村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可以参照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的经验，建立面向“城中村”转籍农民的养老保障体系，彻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其具体做法是，通过村级集体经济提取部分土地补偿金和村办企业收入，用作养老保险基金，将该养老保险基金交给实力和信誉具佳的商业保险公司托管。商业保险公司为每个村民建立个人账户，该账户所有权归村民自己所有。村民达到规定年龄后，由保险公司负责养老金的给付，提倡以年金方式领取。
结语
总之，对“城中村”改造，是城市建设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总结目前城中村改造的做法，要特别注意防止将城中村改造仅仅局限于房屋形态的改造，忽视城中村社会形态的改造。有的地方城中村改造仅仅实现了统建，改变了一户一栋的建筑模式，但社区的封闭性仍然没有改变，依然是过去那个村，依然是过去那些村民，依然是一户村民拥有多套出租屋，租住房屋的依然是原来那些人。其结果是，房屋变漂亮了，基础设施也完善了，但居住结构和社会结构依然未变，社会面貌和社会问题可能依然如故。
第6篇：城市社区的特征范文
(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指导意见》(赣府厅发〔2021〕2号)、《樟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樟树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编制《樟树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1-2022年）》。
二、基本情况
成片开发方案内建设项目用途为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居住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特殊用地。
本方案共涉及9个片区，其中城区涉及5个片区，乡镇涉及4个片区。城区片区分别为滨江新区片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片区、张家山片区、老城片区、盐化工基地片区，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836.91公顷，含部分已建成地块，拟征收面积477.22公顷；乡镇片区分别为阁山镇片区、永泰镇片区、观上镇片区、洲上乡片区，拟征收面积19.61公顷(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
城区片区一位于樟树市滨江新区，东临葛玄路、西北侧为滨江大道、南临盐城南大道。该片区涉及福城街道办事处龙溪村、吴家巷村和洋湖乡敖洲村、武林村、晏梁村，共2个乡镇5个行政村。成片开发范围面积233.71公顷，拟征收面积145.12公顷。
城区片区二位于樟树市经楼镇电子信息产业园，北靠樟树汽车站、西临樟树互通线、东面为经楼镇政府。该片区涉及经楼镇经楼村、老店村、两江村，共1个镇3个行政村。成片开发范围面积24.06公顷，拟征收土地面积13.58公顷。
城区片区三位于张家山街道办的药都产业园和港城开发片区，北临村庄，南面为赣江。该片区涉及张家山街道办事处金岸村、薛溪村、贮木场，槎市村、枨湖村、处马村、桑林村共1个街道7个行政村。成片开发范围面积258.31 公顷，拟征收土地面积146.55公顷。
城区片区四位于樟树市老城区，本片区通过盐城大道、四特大道、药都北大道等主干路连接各个拟建项目地块。该片区涉及大桥街道办事处东村社区、枧头村、南上社区、湾里村，福城街道办事处吴家巷村，淦阳街道办事处郭里村、曲水村和洋湖乡晏梁村，共4个乡镇8 个行政村。成片开发范围面积86.26 公顷，拟征收土地面积18.40公顷。
城区片区五位于樟树盐化工基地范围内，盐化大道两侧。该片区涉及大桥街道办事处彭泽村、土塘村，阁山镇关坊村、上阳村和观上镇横里村，共3个乡镇5个行政村。成片开发范围面积234.57公顷，拟征收土地面积153.57公顷。
乡镇片区六位于阁山镇片区，该片区涉及店下镇枫林村、淦上村和阁山镇东站社区、孙家村，共2个乡镇4个行政村，拟征收面积5.15公顷。
乡镇片区七位于永泰镇片区，该片区涉及永泰镇大观村、洋塘村，共1个乡镇2个行政村，拟征收面积1.39公顷。
乡镇片区八位于观上镇片区，该片区涉及观上镇观上社区、下聂村，共1个乡镇2个行政村，拟征收面积8.12公顷。
乡镇片区九位于洲上乡片区，该片区涉及洲上乡大洲社区、双塘村，共1个乡镇2个行政村，拟征收面积4.95公顷。
三、项目位置
项目涉及到敖洲村、槎市村店下组、槎市村墙房组、槎市村铁门口组、槎市村西房组、槎市村熊家组、槎市村杨家组、槎市村中山组、枨湖村陈家组、大观村第2组、大观村第3组、第4组、大洲村大基山组、大洲村古株树组、东村社区下房组、东站社区罗家组、东站社区洗沙埠组、枫林村高兴组、淦上村岭西组、淦上组、城上组、阁山镇、关坊村梅湖组、观上社区观上组、观上社区刘家组、观上社区上胡组、观上社区袁家组、郭里村聂家组、横里村龚家组、横里村罗家组、横里村徐家组、枧头村黄家脑组、金岸村观下组、金岸村金岸组、金岸村金洲组、金岸村老岸组、经楼村方家组、经楼村郭村组、经楼村黄村组、经楼村老严组、经楼村危村组、经楼村危村组、黄村组、经楼村新严组、老店村店东店西组、两江村小南组、龙溪村、马棱村湖尾组、马棱村马棱组、马棱村西棱组、南上社区王家边组、南上社区下水田组、彭泽村、彭泽村洪光塘组、曲水村丁家园组、上阳村刘家组、双林村卢家组、双林村罗家组、双林村庙下组、双林村闵家组、双林村杨家组、双林村周家组、土塘村、土塘村叶家组、湾里村谢家组、吴家巷村古圳组、武林村、下聂村中彭组、薛溪村薛溪组、晏梁村、杨林村杨园组、洋塘村第4组、第5组、第14组、张家山街道办事处、洲上村黄家组、洲上村饶家组、洲上乡。
四、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方案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保护耕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着重体现规划引领城市集中连片发展、公益性设施优先、生态优先的理念，符合樟树“十四五”发展的实际需求，为樟树市十四五规划发展提供了土地要素保障，为樟树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
方案的实施有利于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便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功能齐全的土地区块，从而可促进樟树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五、公益性用地情况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特殊用地以及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储备库用地等其他公益性用地属于公益性用地。城区片区一公益性用地比例为58.39 %;片区二公益性用地比例46.86 %;片区三公益性用地比例53.14 %;片区四公益性用地比例79.51 %；片区五公益性用地比例40.81 %。均符合《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指导意见》(赣府厅发〔2021〕2号)文内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般不低于40%的规定。
六、规划符合情况
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成片开发范围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符合报批的城镇开发边界。成片开发区域范围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各类保护区，符合成片开发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
七、实施计划
综合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市场需求情况、资金筹措等因素，本方案实施周期为两年：2021年—2022年。
八、征地补偿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按《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赣府字〔2020〕9号）文和《樟树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的通知》（樟府字〔2020〕17号）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7篇：城市社区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文化设施结构社会空间分异
〔中图分类号〕C9162；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118-05
一、引言
近20年来，经济全球化下的“时空压缩”促成了全球生产活动的分散化重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产业转型和升级，使得不断增加的社会空间极化成为西方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主要趋向。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引起了从业人员职业结构的变化，造成新的社会极化，构成所谓“沙漏型”的社会结构，①社会结构的重组则进一步引起居住空间、消费空间、就业空间等产生明显的空间差异，从而带来城市物理空间更趋“破碎化”，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促使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公平以及对应的空间公正问题成为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大量研究表明城市社区资源的社会空间配置与城市社区居民生活空间质量的提高密切相关，文化娱乐场所是城市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活动的主要空间场所，文化娱乐服务设施是影响居民健康生活的物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城市居民健康和健全生活空间的六大社区资源之一。②不同社会阶层居住区的社区资源在数量分布、质量水平及构成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机会结构水平和社区资源可接近性水平不同，决定着社区生活空间质量的本质差异，③城市社区生活空间质量的高低可以用社区资源的可获性进行评价。社区资源的可获性不仅可以进行客观调查、测量与空间量化，还可以依托居民行为心理进行空间感知。④
我国学者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学者借鉴西方传统的经典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具体城市或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以实证研究总结出北京、广州、西安等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模式，分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及运行机制。许学强、胡华颖、叶嘉安：《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地理学报》1989年第4期；顾朝林、C・克斯特洛德：《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地理学报》1997年第5期；王兴中：《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不断深入，公平公正理念逐渐引入国内理论研究，日益成为城市社区研究和实践的核心问题，越来越多的学科和学者开始关注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以及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质量问题。王兴中等：《国外对空间剥夺及其城市社区资源剥夺水平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人文地理》2008年第6期；邓万春：《时间、空间与社会理论重构的谱系》，《人文杂志》2013年第7期。对于作为社区资源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文化设施，国内学者将其建设看作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方面，关注文化设施的物质空间均衡配置问题。谭平：《文化设施配置优化问题研究》，《科学学研究》2010年第2期；杨泽霖：《浙江省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与优化策略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较多研究侧重于对地域性或具体类型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特征及原因探讨，并提出规划建议。张景秋：《北京市文化设施空间分布与文化功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魏宗财等：《深圳市文化设施时空分布格局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7年第2期；丁绍璐、张景秋：《北京城区文化设施利用的空间分异研究―――以博物馆、体育馆、展览馆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总体来说，国内对文化设施的研究还主要偏重于对设施在物质空间上的均衡布局，对文化设施使用者的社会属性关注较少，即对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对不同类型、质量、功能的设施的需求研究较为缺乏。
本文在分析广州番禺区文化设施物质空间供给结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分析，探讨城市社区文化设施配置的社会空间差异和类型划分，从人本主义出发，提出调整和优化城市郊区文化设施社会空间配置的政策建议和具体措施，不仅有助于认识国内转型期城郊地区城市社会空间的碎化特征以及文化设施的社会空间不均衡性，丰富我国大都市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框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社会融合作用，促进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空间公正，维护社会公平，对于建设和谐社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研究区域及方法
本研究选取的案例地广州市番禺区是广州市城市空间“南拓”发展的重点区域，是广州旧城居住功能疏解的主要地区，是广州城市居住郊区化的显著表征。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城区，番禺区与广州中心城区相比，在公共服务设施，尤其在文化设施配置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社会空间分异的特征明显，具有典型代表意义。
研究区域包括2012年调整后的番禺区10个街道、6个镇共16个镇街。主要选取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文化站（文化中心）、文化室、文化广场等公共文化设施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居住区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的社会差异探讨城郊城市社区文化设施配置的社会分异特征。基于实地考察及统计年鉴，首先分析了文化设施供给的空间特征，然后结合2012年番禺区文化设施问卷调查，用番禺区16个镇街空间单元的七种文化设施数量规模、人均规模等变量与24种人口社会经济变量构成基本数据矩阵，采用主成分方法及系统聚类法对各空间单元进行聚类，并结合实地考察对聚类结果进行分析，得到番禺区文化设施社会空间分异的基本特征。
三、番禺区文化设施空间供给结构特征
1高等级文化设施分布高度集中
番禺区镇街级及以上文化设施共42处，其中位于中心城区的市桥街就有11处，占全区高等级文化设施总量的28.6%，且区级图书馆、文化馆和文化中心都集中在市桥街，镇街级文化设施数量也是全区最多，成为全区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的核心区。沙头街和桥南镇则以占全区11.9%和9.5%的规模处于核心区的，成为第二圈层，其余街镇构成第三圈层，从而形成番禺区核心-边缘式文化设施供给空间格局。
（4）文化设施条件一般的人口混合区
主要分布在番禺区的西南和北部地区，包括桥南街、沙头街、沙湾街和小谷围街。以非农业人口为主，户籍人口比重略高于非户籍人口；人口文化程度大多在大专以下。职业构成多样，既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有工业、商贸服务业从业人员；既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司职员，也有个体商户、私营业主，人口混合特征明显。该区域公共文化设施条件一般，文化馆人均建筑面积、图书馆千人藏书量等均居五类区域的中游，镇街级文化广场人均拥有面积则居第二位，社区文化广场、文化室的人均占有面积则处于下游水平。主要由于各个空间单元差异较大，桥南街是番禺区目前主要的高尚住宅区之一，文化设施条件较好；小谷围街是广州大学城的所在地，公共配套先天不足，又是该区域经济条件最差的地区，受财力所限，属于街道管理建设的文化公共设施供给较差，尤其是文化室建筑面积不达标；而桥南街和沙头街作为原市桥街分设出来的地区，属于老城区，文化设施陈旧，人均拥有面积较小。
（5）文化设施较差的白领聚居区
主要分布在番禺区的中心城区、东北部和西北部，包括东环街、大龙街、大石街、洛浦街和化龙镇。该区域非户籍人口占到一半以上，非农业人口占到2/3。文化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大专以上人口居多，专业技术人员、公司职员的比例较高，东环街作为老中心城区，商贸服务业人口比例也较高。大部分人口家庭收入在5000～10000元/月，为一般白领阶层的集聚区。虽然在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上处于五类社会区域的中游，但在人均规模上，除了图书馆的千人藏书量居于第二位之外，其他文化设施的人均拥有量都排在五类区域的下游，尤其是文化中心和镇街级文化广场的人均规模都仅略高于市桥街。这一方面归咎于地处中心旧城区，人口密集，商贸业发达，地价及租金较高，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难以达标；另一方面由于大石街、洛浦街区位上临近广州中心城区，是市域人口向南疏解的最早和较集中地区，房地产开发较早，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相对滞后。
五、结论与建议
第8篇：城市社区的特征范文
1引言 道路生态学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范畴［1，2］，国外道路生态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3～5］，此后随着GIS技术和遥感手段的大量应用，区域及景观层面的道路生态学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6～10］，研究内容涉及道路系统建设和运营对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影响［11～13］、景观格局及土地利用效应［14］、污染控制及灾害防治［15，16］和区域交通体系建设与管理［17，18］等多个重要理论和应用领域。比较而言我国的道路景观生态学研究起步较晚，典型意义的研究报道大多出现在最近10年中［19，20］。由于道路系统通常构成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骨架，并且表现出明显的网络结构特征，因而运用网络分析手段研究道路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成因，进而在区域层面深入剖析其社会经济及景观生态学效应，成为道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领域。网络的拓扑结构主要包括规则网络、随机网络和复杂网络三种［21］，研究表明现实中的大多数网络均非规则网络，特别是道路网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网络结构特征。 总结国内外现有道路网络生态学研究成果报道发现，大多数研究工作比较关注自然及半自然景观研究，城市化地区相关研究比较薄弱。本文拟以深圳市为例，在合理确定不同地域研究单元的基础上，利用2007年的土地变更调查数据，结合GIS技术、网络分析方法和景观格局分析方法，研究道路网络的结构特征、影响因素及其景观生态效应，成果可以为道路生态学理论和实践总结提供案例研究积累。 2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2．1研究区概况 深圳市地处我国珠江三角洲东南部地区，为典型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市陆域总面积1950km2，地貌特征包括低山、丘陵、台地、河谷阶地和滨海平原等多种类型组合，其中低山占9．2％，丘陵39．8％，台地22．6％，阶地和平原26．2％。深圳市是我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经过三十余年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从以往的一个边陲小县，迅速成长为总人口超过1200万，社会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的特大型城市。在深圳市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要想富，先修路”和“路大财大，路通财通”等理念一致贯穿各类城市建设用地开发与拓展的始终。到2007年底，全市道路总里程达到1938km，其中高速公路269．4km，其他等级道路1668．6km，居全国领先水平。从中不难发现，对道路系统建设的重视，无疑是深圳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维持三十余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条件。 2．2研究方法 2．2．1研究单元的确定 深圳市以往总体发展格局包括深圳特区（含罗湖、福田、南山和盐田四个区）以及特区以外的宝安和龙岗两个区（各含10个镇级行政单元），全市对外开放以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一直以上述24个行政单元为全区发展的基本构架（图1）。2005年前后深圳市为适应全境城市化的发展要求，特别是为协调城市发展与各类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将全市管理架构调整为市—区—街道办三级架构。事实上2005年全区行政架构调整之前，深圳市大规模建设用地扩张，特别是交通体系建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以往24个行政单元为主的区域管理架构基本奠定了现有的城市景观和交通体系骨架。这些行政管理单元的面积大致在100km2左右，城市化过程的基本特点是先形成一个地域发展中心，并形成相对完善的交通网络；随后再逐步向扩张，伴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交通体系发展特征（图2）。考虑到后续研究工作将通过统计分析手段解析深圳市道路网络特征、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异对道路网络发育的影响以及道路网络特征的景观生态学效应，本文将使用2005年之前深圳市的24个区（镇）行政单元作为本文统计分析的基本研究单元。 2．2．2道路网络结构特征描述及相关性分析 考虑到铁路交通通常为大尺度跨区域性影响因素，地铁网络则主要表现为节点性影响，本项研究的道路网络研究仅针对深圳市公路交通网络进行。道路网络结构特征分析通常包括网络数量特征和格局特征分析两个部分，其中数量结构特征分析常用指标包括交通用地密度（％）、单位面积的道路里程（km／km2）、节点数量和廊道数量等；格局特征分析最常用的是各类网络格局特征指数。本项研究中，考虑到利用GIS系统从高精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上直接提取各类道路总长度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因而选择道路交通用地密度、节点数量、廊道数量三种数量结构指标和网络闭合度（α指数，是用来描述网络中回路出现的程度）、线点率（β指数，指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平均连线数）、网络连接度（γ指数，是用来描述网络中所有节点被连接的程度）三种格局指数进行道路网络结构特征描述［22，23］。其中，交通用地指标、节点数量和廊道数量将依据全市及各研究单元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通过GIS统计或目视判断计数直接得出。道路网络格局指数的数值大小，可以表征不同的网络发育状况。α值的变化范围在0～1之间，当α＝0时，表示网络无回路；当α＝1时，表示网络具有最大可能的回路数［23］。β值为大于0的值，当β＜1时，表示网络将形成树状格局；β＝1时，表示会形成单一回路；β＞1时，表示有更复杂的连接度水平［24］。γ指数的变化范围为0～1，γ＝0时，表示没有节点相连；γ＝1时表示每个节点都彼此相连［23］。道路网络格局特征和数量结构特征往往受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约束会产生较大的差异性，并且这两种结构特征之间可能会因为不同地域单元外部约束条件差异表现出不同的相互关系特征。本研究将以深圳市24个空间研究单元为样本，再将上述描述指标进行标准化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不同描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特征，剖析工作区道路网络数量结构特征变化对网络格局特征的影响，解析深圳市道路网络发育的基本特征和成因。#p#分页标题#e# 2．2．3城市化水平差异对道路网络结构的影响 工作区内24个空间分析单元由于资源、区位、自然环境等条件的影响，城市化水平差异极大，突出表现为建设用地总体规模分异明显。本研究将使用单位面积平均城市建设用地密度来表征各单元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并将24个分析单元实际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与同样标准化处理后的各研究单元道路网络结构特征描述指标进行回归分析，以解析城市化水平差异对道路网络结构的影响。 2．2．4道路网络格局特征的景观格局效应分析 快速城市化地区，道路网络建设一般通过推进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景观结构和格局产生显著影响。在区域层面上道路网络通过推进建设用地扩张以及空间的相对聚集分布，导致景观整体结构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景观组分层面上，道路吸引或排斥某些组分的邻接分布而使其数量和格局特征发生变化。因而本项研究在关于道路网络结构特征与景观格局特征的相关性分析中，将进行景观整体和主要景观组分两个层面的研究，着重分析道路网络格局特征的景观生态效应。 景观整体格局分析将包涵所有景观组分类型，在组分层面上，考虑到建设用地、林地和园地为全市最主要的三种组分类型（在所有空间分析单元中，三个组分合计面积比重均在85％以上），其他组分类型（包括水域、农田和未利用地）面积比重比较小，且与道路网络格局特征之间没有具有区域意义的机制性联系，因此组分层面的格局分析主要围绕建设用地、林地和园地三种类型进行。参照国内外案例研究中的景观格局指数选择惯例，景观整体格局分析选择斑块密度（PD）、散布与并列指数（IJI）、景观碎裂化指数（SPLIT）、香侬多样性指数（SHDI）和景观聚集度（AI）5个格局指数进行相关分析；组分格局分析选择组分面积比（PLAND）、最大斑块指数（LPI）、斑块凝聚度指数（CO－HENSION）、破碎度指数（DIVISION）和组分碎裂化指数（SPLIT）5个格局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各研究单元上述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同样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用于同标准化后的三种道路网络格局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上述所有研究内容的空间分析过程均在ArcGIS平台下进行，统计分析使用SPSS软件完成，景观格局指数计算使用Fragstats软件完成。 3结果分析 3．1道路网络结构特征相关关系在完成各研究单元建设、交通用地密度计算和节点及廊道数目辨识和统计后，深圳市道路网络水平与格局特征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所有网络描述因子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数量特征的三个描述指标相互之间和格局特征的三个表征指数之间均为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不同分析单元中，随着交通用地比重上升，廊道和节点数目将随之增加；三个网络格局指数的差异均可用来表征不同研究单元内道路网络发育水平的差异。而三个数量结构特征指标与三个格局特征指标之间均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意味着在各个不同研究单元中随着交通用地面积比重的提高和节点廊道数目的增加，网络发育水平呈下降趋势，表现为网络中回路出现的程度、每个节点的平均连线数和所有节点被连接的程度均随之降低。此外，全市整体道路网络格局分析结果显示，2007年深圳市路网的α、β和γ指数分别为0．378、1．754、0．585。相关研究证实，α＜1时，网络的度分布为幂律分布［25］，结合相关研究［26］可以判断，2007年深圳市道路网络为无标度网络，路网复杂性较高且闭合度较低。 3．2城市化水平差异对道路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 以各研究单元的城市建设用地密度为横轴、道路网络结构特征指标为纵轴的城市化空间分异对道路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图中各数据对相关性检验结果参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建设用地密度与六个道路网络结构与格局指数均存在相关性，且最佳拟合曲线均为直线，因此可以判断建设用地密度的差异与所有道路网络结构特征之间可以表征为一元线性相关关系。其中，城市化水平与道路网络数量特征之间为正相关，即各研究单元内随着建设用地密度的提高，交通网络的数量特征水平随之上升；与道路网络格局指数之间则为负相关关系，即各空间分析单元内随着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增加，会导致道路网络空间结构的不断简化。当然，结合表1的结果不难看出，各不同研究单元内部均发育有相对独立的道路网络拓扑结构。 3．3道路网络格局特征的景观格局效应 道路网络格局指数景观整体格局及林地、建设用地和园地三种主要景观类型的格局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参见表3和表4。表3结果显示，从24个空间分析单元整体情况看，道路网络格局指数与所选择的景观整体格局指标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意味着道路网络发育的程度差异对于景观整体斑块密度和碎裂化程度、景观成分构成的复杂性乃至斑块间分布特征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效应。组分个体层面上道路网络特征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景观格局效应，从表4可以看出，三个道路网络格局指数与园地的所有格局指数之间均无显著相关关系，意味着园地类型数量结构和空间配置均未表现出与道路网络格局之间的显著相关性特征。建设用地格局特征中，只有组分面积比重与道路网络格局特征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他格局指数均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来，及道路网络发育程度如何，对于建设用地空间构型和配置没有显著影响。林地的面积比重与道路网络格局特征之间为显著负相关关系，此外最大斑块指数与γ指数呈显著负相关，D指数与α指数和γ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4成因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4．1深圳市道路网络结构特征的成因分析 以往研究表明，道路网络的拓展不仅存在时间上的动态性，也具有空间上的关联性和差异性［27］。在自然、半自然地域系统中，环境条件以及区域生态保护方面的约束性影响往往成为道路网络结构特征的主导约束因素［28］。然而，道路毕竟是人们进行区域沟通和经营管理的重要基础设施，政策及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始终是道路网络发育的重要驱动力因素，从而使道路网络结构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共轭协调关系［29，30］。深圳市道路网络特征的形成同时体现了自然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约束影响特征。各空间单元中，区（镇）中心区为各单元城市化过程的起点，由于需要满足城市化过程的综合需求，加之各中心区资源条件相对较好（如地形平坦）通常发育较好的道路网络结构。此后随着建设用地规模的不断扩大，受地形条件和生态保护（如基本生态控制线）方面的约束，后续道路网络往往依托中心区向进行指状突出式的扩张（图2）。相应的道路节点和廊道数量虽然继续保持增长，但由于大量树状路网难以形成良好的回路结构，导致深圳市道路网络结构复杂性逐步增加，网络发育水平下降，这正是深圳市道路网络格局指数与城市交通用地和建设用地密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的真正成因（表1、表2）。#p#分页标题#e# 4．2道路网络格局特征的生态环境效应 道路网络格局的生态环境效应是近年来道路生态学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31］。目前，关于道路网络景观生态效应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较大的时空尺度上，道路网络主要通过推进两侧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导致景观格局和功能发生变化［32］，同时通过将人为影响，特别是负面人为生态干扰扩散到更大的空间尺度上，进而带来一系列衍生性负面生态效应［33］。在景观格局效应方面，普遍认为道路网络发育导致景观碎裂化效应显著，特别是在自然区域内，道路建设带来了土地开发活动将导致各生态用地类型区域破碎化［26］。快速城市化地区道路网络发育对两侧土地利用的影响表现为明显的空间吸引和空间排斥效应［34，35］。与城市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步向道路两侧集中，而自然和农业用地类型则表现出远离道路的趋势［36］，从而导致道路网络特征与区域社会经济密度之间表现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区域生态安全水平则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7］。 景观整体格局与道路网络格局指数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其原因可以解释为：深圳市的道路网络核心部分主要分布在城市密集区内，境内残存的自然和农业用地类型大部分被纳入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从而使全区景观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二元性”特征。景观整体格局指数计算需包括所有景观组分，而建设用地和各类生态用地的“二元性”分异结构无疑会显著影响各类指数计算结果。由于这种特定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异特征主要受区域生态管控政策影响，因此深圳市道路网络特征与整体景观格局指数之间没有表现出以往研究中所揭示出来的显著相关性。不过，在景观组分层面，道路网络格局的生态效应仍有较明显的体现。例如，网络格局指数与林地和建设用地密度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4），表明随着建设用地密度的增加，网络复杂性增加，这显然是建设用地扩张的环境条件约束和道路网络空间吸引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随着林地密度增加，道路网络复杂性增加则是区域生态保护需求和道路网络空间排斥效应的综合反映。此外，道路网络发育水平对于林地分布格局的影响最为显著。具体表现为道路网络回路结构越发育，林地组分的破碎度越大；随着各道路网络节点的连接水平提高，林地组分的最大斑块指数显著下降，同时组分破碎度指数随之上升（表4），这些结果均反映了道路网络发育水平对于林地组分的显著分割影响。不过，深圳市园地为残存的主要农业用地类型，一般分布在宝安、龙岗两区残存的村落周边。由于这类地区一般为低海拔地区从建设用地扩张过程中逃逸出来的地块，且其主导分布因素残遗村落本身的分布与后期快速城市化（建设用地扩张）过程中的路网发育之间关联性较小，导致这种类型与道路网络格局特征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5结论与讨论 本项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深圳市不同的空间单元中，城市建设用地密度的增加导致交通用地密度、节点和廊道储量增加，道路网络结构区域复杂，格局指数降低。（2）资源条件、环境和生态保护约束导致建设用地扩张后期多采用依托中心区的指状突出式增长，大量树状道路体系发育，是道路网络复杂性增加，结构发育水平下降，网络格局指数不断降低的主要原因。（3）深圳市的道路网络格局特征对全市景观整体格局没有表现显著的约束性影响，但在组分层面上，对建设用地显示出环境保护约束和空间吸引两个方面的综合效应；对于林地则表现出生态保护约束、空间排斥和物理分割三个方面的综合效应。 本研究综合使用GIS技术、道路网络结构特征分析、景观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深圳市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道路网络结构特征的成因及其景观生态效应。结果显示，这套技术途径能够很好地解析工作区道路网络结构特征，并为这些特征的约束影响因素判断奠定基础。此外，本项研究同时揭示了深圳地区道路网络结构特征及其生态效应的共性和个性化特征，可以为快速城市化地区道路网络发生和发展的深层次驱动机制研究，提供重要的分析线索，也可以为道路网络建设的综合性生态环境效应分析创造有利的条件。 城市化地区道路网络既是城市的发育骨架，也是各种人为活动空间扩散和配置的网络。不同的道路等级、节点类型和网络格局，都将可能对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和结构产生巨大影响，进而给城市生态系统的管理和运营带来复杂的效应。现阶段“低碳交通理念”和“公交主导（TOD）发展模式”的提出，都意味着今后城市化地区各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解决，相当程度上可能有赖于城市道路网络结构和格局的合理搭建和运营。由此看来，城市化地区道路网络特征及其动态演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土地利用结构和格局变化、人为活动的时空分异、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等方面的响应关系和驱动机制研究，都将是今后道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第9篇：城市社区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 城中村 出租屋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随之扩大。1989年贵阳市区人口85万。随着经济发展及开放的深入，贵阳市人口出现了较快的增长，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末贵阳市常住人口总量为337.45万人，且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快速上升，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纵观贵阳市近三十多年来的城市发展，除了人口的急速膨胀以外，一方面表现为城市用地规模急速扩展，另一方面是大面积农田急剧消失。
贵阳市的城乡建设用地始终处于增长阶段。贵州省国土资源部在2010年又批准了云岩区、南明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小河区城市建设用地1207.6503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893.6599公顷、农用地转用778.348公顷、占用耕地554.8381公顷；随着贵阳市城建面间的不断扩大，农用地被征用了但村还在，当地农民仍然是生活在那里，并保留有部分供其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和集体自留建设用地，且随着周围农用地的逐步被征用而渐渐被城市包围，形成了“城中有村、村中有城、城市包围农村”的新格局。
根据2006年7月25日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的《贵阳市“城中村”改造暂行规定》中标明，“城中村是指贵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在地域上已经进入城区，但户籍、土地权属、行政管理体制、生产经营方式等方面仍然保留农村体制的聚居村落。”
1 贵阳市城中村的经济特征
贵阳市城中村最突出的经济特征是：第三产业发达以房屋租赁为主要经济模式。出租宅基地房屋是住宅出租、临街居民的商铺、住宅混合出租三种形式。其中住宅出租，即出租屋是大多数村民采取的最为普遍的方式。
贵阳市经济发展吸引了附近的外来务工人口涌入贵阳市寻求就业，由于城市住房租金较高且管理较规范，大部分外来人口多选择租金较低、管理松弛而且交通较为方便、接近就业地的地点居住。这些外来人口对价格低廉的出租屋的需求相当旺盛，城中村成为了出租屋的主要供应者，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出租屋经济”。
出租屋经济的繁荣是贵阳市城中村的普遍现象，出租屋的租金收入成为城中村村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成为村民所依赖的生存途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出租宅基地经济的存在，导致了城中村经济结构的畸形化，以小饭馆、小商店为主，其中也有一些中介、培训等，非正式部门多，引发了“驻村经济”的繁荣。
2 贵阳市城中村的社会特征
从目前还未改制的城中村的实际状况来看，贵阳市大部分城中村仍然保留原有的农村管理模式：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保留下来的土地仍然归村集体所有。贵阳市城中村本地村民数量不大，大量居住于此的人口是外来暂住人口，外来暂住人口的比例常常高于本地人口，人口职业构成情况较为复杂，人口密度高，人口聚居规模大，具有来源广泛、成分复杂、流动性强的特点。以云岩区东山村为例，截止到2010年底，东山村的外来人口将近2万人，而本地居民只有2800人左右。贵阳市城中村村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周围社区的城市居民低，使其很难融入所在的城市社区。
同时，城中村特殊的人口构成也引发了贵阳市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由农村型管理向城市型管理转轨过程中，城中村地区的综合管理相对薄弱。低质量的住宅所带来的低租金和低售价导致区内居住人员的构成日趋复杂。由于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在城中村，人口密度很大，成分复杂，给贵阳市政府计生、治安管理造成很大的压力。
人口问题是城中村的重要问题，社会保障也是城中村村民与市民的距离所在。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他们的土地，从某种程度上讲，土地更像是对农民的一种社会保障。从对贵阳市城中村的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到大多数村民只有农户医疗保险和教育福利，但是没有养老保险。
3 贵阳市城中村的环境特征
依附城中村产生的不仅仅有社会问题还有环境问题，建筑密度高、采光以及通风等条件极差、人均绿化面积更是少之又少、整洁度不高，都影响着村内居民的生活。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不健全更是制约着的那个地居民的素质提高。
规划滞后导致城中村内部布局凌乱不堪。“一线天”、“贴面楼”等城中村景观的存在不仅破坏了城市风貌，更为多种事故埋下隐患。在所调查的几个城中村中贴面楼随处可见，由于城中村依旧沿袭传统的家庭经济模式，所以这些楼房都以单家独户为特色，各户之间互不相联，同时楼与楼间距极小，以至村内建筑密度往往高达60%以上，形成“一线天”“贴面楼”等城中村独特的景观。
城中村是贵阳市容卫生问题集中的主要地域。同时，城中村的基础设施虽然有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但是还很不完善，除水、电外其他的基础设施，如在道路、电信、排水、煤气管道等方面距离真正的城市标准还相差甚远。
4 结论
城中村问题的根源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城中村也是城乡差距的凸显地、问题较多的区域。通过调查分析，贵阳市城中村可以概括为一下三点：第三产业发达以房屋租赁为主要经济模式；外来暂住人口的比例常常高于本地人口，人口职业构成情况较为复杂，人口密度高，具有来源广泛、成分复杂、流动性强的特点。教育程度较低，社会保障不健全；“脏乱差”建筑密度高、层数低，基础设施不完善。村屋密布犹如蜂窝，道路狭隘曲折、不成系统。依据贵阳市城中村的特征积极推进城中村改造，对贵阳市城市化跨越式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 刘中一．城中村改造的经济学思考．经济论坛[J]，2004(2)
[2] 周其华．“城中村”问题浅析[J]．理论与当代[J]，20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