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黄城根9号院，一处并不起眼的地方。院子里几十幢新旧不等的平房不那么规则地交错着，构成几处院中小区，院中最大的小区中坐落着整座院子里最高的楼房——一幢三层的小灰楼。小灰楼的二层，黑黝黝的走廊上门挨门的都是办公室，其中一间的电间，就是林毅夫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办公的地方了。
去年初访林毅夫的那天，正逢北京入冬后下了第一场大雪，路极难走，天气寒冷彻骨。我一路打听着找到了他那间办公室，进了门，正待把大衣脱下来，却听他说：“你不必脱了，这里很冷。”我抬头打量了一下，只见这位个头有一米八几的男人双手插在皮夹克的口袋里，两眼亮晶晶的，很幽默、很随和地笑，心里便有些吃惊，想：这个台湾人，真的和以前见过的那许许多多不大一样嘛。
林毅夫的名字是这年8月听说的。一年一度的国内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揭晓，评委会在北京饭店开了个小型新闻发布会。从会议主持人张卓元教授口中，知道这年的孙冶方著作奖得主有个叫林毅夫的，41岁，14年前从台湾回来，6年前又从美国拿了经济学博士回来。吴敬琏教授也是这年的孙冶方奖得主，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个简短讲话，没怎么提自己的那本《通往市场经济之路》，却很兴奋地提起了得奖的中青年，其中就很欣赏地提到了运用现代理论工具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林毅夫和他的那本《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当时，听到吴教授的赞语，再看林毅夫有点独特的经历，我便心中一动……
这次采访是有题而来的，事先说好了，是请林毅夫谈谈对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看法。为了谈得自然，也出于职业的好奇，我当然问了毅夫一些“题外”的话。我问他，台湾和美国，学术研究的条件都很好，为什么要回到大陆来？
他说，大陆这么大，在这里研究经济才有意思。又说，西方经济学是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对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很薄弱，可在中国，正有机会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谈起这些想法，他是滔滔不绝的，兴奋之色溢于言表。他说，改革与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恰恰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经济学家处于一个走上世界经济学舞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当我绕着弯子，问起他怎么从台湾回来，问起关于他个人的故事时，他的回答就变得很隐晦、很简短了。他还是两眼亮晶晶的，却显出很幽默、又有些神秘 的笑，说：让我们还是谈现在，谈理论……
这个林毅夫！
1979年，一位美国人由于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教授舒尔茨。
两年后，舒尔茨来中国讲学，到了北京大学。学校为舒尔茨教授派了一名翻译，一位既懂得经济学理论又精通英文的年轻人。舒尔茨的讲学很成功，台上台下的会心应合使人满意，舒尔茨感觉到了年轻人的功力和才气。舒尔茨回到美国，给那位年轻翻译来信，请他在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去读博士。好像是一场梦，命运就这样给林毅夫作出特别安排：美国方面在北京派了专人，单独监考，让林毅夫补试了“托福”。然后，他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
一定是在30岁时来到“芝加哥学派”的氛围之中，林毅夫才最终下决心踏上经济学理论探索之路的。理想从这时候开始聚焦了。40岁上，当他作为一名杰出经济学家面对中国记者时，他给人的印象是理性和冷静，而理想和激情——那种十多年前促使他跨海归来的动力，已经成了埋在内心深处的东西。
林毅夫用4年时间读完了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算是最快的。毕业那年，他在亚利桑那州一次发展经济学的会议上作演讲，他的关于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创见引起与会那些美国经济学家的赞赏。这以后，林毅夫接连收到5家美国大学及其他国家大学的聘用信，其中家，都表示愿为他提供终身职位；世界银行也有意聘请他去工作……
当时，国内十三大尚未召开，改革是否能够继续，海外学子既关心又焦虑。朋友们劝他等情况更为明朗后再决定去留。但林毅夫还是迅速作出了回国的决定。1987年6月19日，林毅夫全家从华盛顿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
这是林毅夫的第二次归来。第一次是1979年，就在海峡两岸视若仇雠的时候，毅夫抛下年仅3岁的儿子和怀胎六甲的妻子，千方百计回到大陆工作。他曾留言妻儿：若我未能目睹祖国的统一和复兴，愿我儿我女能克竟父志。
“回忆起我年少时，经常憧憬着回祖国工作的时光，为牢记这个心愿，我以东方的红日——旭初和曦，给我儿我女命名。然而，5年的美国生活已使旭初和曦连闽南话都已经忘记。回国既是为了参与改革，也是为了下一代挺起胸膛做一个骄傲的中国人。”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毅夫这样道出心语。
以后，我和毅夫，和他那美丽、聪慧的妻子云英都已经很熟了。在他家那间宽大、清凉的客厅里，我和他俩都有过长谈。我渐渐理解了毅夫为什么不愿意多谈早年的事情，决心尊重他的意愿对此不问也不写得太多。
不过，就是抛开那种传奇性的过去，我还是对他有许多个“为什么”。有一次，当着云英的面，我就直接了当地问毅夫：你是不是想拿诺贝尔奖呢？
其实，国内的经济学界早有传言，说林毅夫这些年的研究就是冲着诺贝尔奖去的。
回到中国8年，林毅夫孜孜不倦，勤奋创造，已经在经济研究领域大有作为。这些年他在中文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22篇，在英文论文集中发表14篇，应邀参加国际讲座并提交论文40篇，还在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8篇。须知国外的著名经济学杂志一般采取匿名评审方式，不计稿酬，而发表论文的数量通常是国际上衡量一位经济学家成就的主要指标。而林毅夫发表的论文达到了平均每年3篇，比国外一些已经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还要高产。
事实上，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的研究方面都具有突出的理论创新，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并且被广泛引用，标志着他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国际领先水平。
1992年，美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林毅夫的论文。这是多年来这家刊物首次发表大陆经济学家的文章。不久以后，美国另一家权威性刊物《政治经济学研究》又为林毅夫的一篇论文出版了讨论专集。对大陆经济学家来说，这又是个第一次。
可以收。
经济研究大部分论文质量不是太差，对于没有名气的作者会找多个审稿人审，如果你陆续收到4-6个审稿意见，千万别担心，这说明编辑在担心。有名气的作者稿件审过一次就可以发。
还有一些人的稿件是不匿名审稿的特约，所以只能说是半匿名审稿。学生单独发表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很难，而且越来越难。说明编辑看名气和地位，对学生独发不放心。
经济学季刊匿名审稿，注重论文质量。是否刊登主要看编辑。当然林毅夫的论文要不要匿名审稿，直接问编辑就可以了。
如果中国有一大把林毅夫投稿，经济学水平倒是上了一个档次。季刊编辑水平比经济研究高多了。一旦有刊号，一定会把经济研究甩到二区。一区就是一个了。
关于“林毅夫在中国的地位”的解释是：林毅夫是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52年10月生，台湾省宜兰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同时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86—1987年，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博士后。1987—1993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1994—2008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5—2012年，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008—2012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2012年，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2013-2017年，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2015年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
经济学家 林毅夫
姓名：林毅夫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52年10月15日
职称：教授
职务：主任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个人简历：
林毅夫，男，生于1952年10月15日，籍贯：台湾，宜兰。曾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历：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8。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
工作简历：1987-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国内外兼职：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2001-
复旦大学兼职教授2000-
浙江大学兼职教授1999-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1995-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客座副教授,1990-93。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9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兼职教授,1990-96。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1-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2001-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规划审议会常务理事会成员,2000-
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2000；
中国科学技术部第二届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9-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200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业部第三届软科学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经学会常委理事,副秘书长, 1992-
世界银行顾问,1987-90,1993-。
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顾问组成员,1995-。
国际农业科研组织技术顾问组成员,1996-。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网络领导小组成员,1993-。
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1993-。
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1994-96。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委理事, 1994-。
东亚经济学会理事(国外), 1995-
国际经济学会第11届世界大会(突尼斯)筹备组成员,1995。
国际经济学会东亚经济发展东京圆桌会议筹备组成员,1996。
东、新、澳17国中央银行培训班课程主任,1996。
香港研究拨款委员会专家,1995-。
农业经济(英文,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刊)副主编,1995-。
以下海外英文学术杂志编委:
亚洲个案研究(新加坡)，
汉城经济学杂志(韩国)，
太平洋经济评论(美国)，
中国经济评论(美国)，
亚洲太平洋经济文献(澳大利亚),
香港企业管理杂志(香港)。
以下中文学术杂志编委:
经济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荣誉:
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北京大学第七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2000。
“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1999年度最佳论文奖。1999年6月第43卷第2期。
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9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1998-1999。
国际小麦和玉米研究所（绿色革命发源地）1998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
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1997年约翰.克劳夫爵士奖(每两年从各国农业经济学家中选出一位给奖)。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获1998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
《中国的奇迹》获1996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获1996年北京大学第五届科研著作一等奖。
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
《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获1993年孙冶方奖（国内经济学最高奖）。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成就的专家津贴。
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科学和工程名人录》、《国际名人辞典》、《国际年度名人》等。
主要作品：
《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1993年。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6；韩文版，汉城白山书社，1996年；法文版，巴黎Economica出版社，1998；越文版，胡志明市，西贡时报出版社，1998。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8；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印2000年。
8月25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吉林报告》）引起的学界争论再度发酵。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撰文反对林毅夫所提出的吉林应率先弥补轻工业短板的政策建议，而强调“轻工业行业基本上是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应该是让市场发挥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也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新结构经济学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吗？兼就<吉林报告>与林毅夫教授商榷》聚焦争议的学理层面。他认为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田国强与林毅夫二人间就不断发生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争论，这次田国强在《对林毅夫教授用新结构经济学给吉林省开出产业政策药方的看法》一文中仍然将重点放在了产业政策问题上。
他表示，“其争论的焦点和实质其实就是一句话：对具体行业（特别不是新兴行业）的发展、走向的决策和具体实施，到底是由学者或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决定，还是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到底是少数个人（学者、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聪明，还是市场和大众聪明？”
田国强称，“林毅夫对吉林的发展提出打造五大具体产业集群的建议，其中最引起争议的一个产业政策具体药方就是，遵循比较优势，轻工业短板要补上。既然是产业政策方面的建议，那应该是在说要由政府来主导。”
田国强从信息、外部性、激励、效率、公平、风险等6个方面分别阐述了自己反对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理由。提出了诸如“到底是学者更了解发展哪个具体产业更可发展，还是市场、大众及其企业家更了解？企业基本都是逐利的，有利才去发展，东北在轻工业行业方面有竞争优势？民企不愿意去做，国企去做会有效率？给予政策的优惠，扶持一个企业，而不扶持另外一个企业，怎么决定？”等问题。
田国强强调，作为学者，更应该是进行理论和原则性方面的指导，并且这种指导要充分考虑国情，而不是具体的建议，“因为我们没有市场、大众、具体政策部门，实际工作者更了解具体情况。”
他最后指出，在林毅夫领衔的《吉林报告》中，基本没有强调改革、体制机制的问题，并认为“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他表示：“而我对投资回报率低原因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只谈发展，只谈政策，不谈改革和治理，是很难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
张可云则首先在学理层面分析了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
他认为，根据区域病理分析，区域可分为四类，即发达区域、落后区域、膨胀区域（即患城市病的区域）与萧条区域（即老工业基地）。而比较优势理论只适用于分析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分工与发展问题。
其原因在于，老工业基地与落后区域虽然都是问题区域，但有本质区别：老工业基地曾经高度辉煌过，只不过是由于“路径依赖”等原因衰落了，而落后区域从来就没有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因此二者的发展条件、起点与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认为，破解老工业基地振兴难题，关键不在于寻找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和识别区域内的要素禀赋优势，而在于从大范围区域乃至于全国或全球的环境变迁中发现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机会并重新规划自身的发展定位。
他还认为，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只是老化病的表现之一，而不是东北衰退的症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是负增长、失业问题严重、人口大量外流等都是老的表现。
他提出，就吉林所在的东北地区而言，其关键症结在于技术人员的大量外流。“防止人口特别是技术人员流失比经济结构‘扬长补短’更为关键。保留住技术人才，是扬长避短的前提。”
林毅夫在《吉林报告》中为吉林开出了一副“五大万亿量级产业集群”的药方，其中的现代轻纺产业集群是此前遭到质疑最多的。对于这剂药方，张可云认为，附加值不高、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不高的产业是否有利于优化吉林省的经济结构是令人怀疑的。人口密度低的吉林省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并没有优势。
报告应该是秘书写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