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康 21民本 2021410067
“萨玛节”是南部侗族现存最古老而盛大的传统节日，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萨玛系侗语，“萨 ”即祖母，“玛” 即大,萨玛汉译过来就是大祖母的意思。萨玛是侗族人民信奉、崇拜的至高无上的女神,她代表了整个侗族共同的祖先神灵的化身,是侗族唯一共同祭祀的、 本民族自己的神。同时萨玛又是古代侗族女英雄，在侗族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侗家人认为萨玛能赋予他们力量去战胜敌人、战胜自然、战胜灾难，赢得村寨安乐、人畜兴旺。-般是农历十月、二月，但有时也根据生产、生活或其他重大活动情况改为其它月份举行。平时每月初一、十五由管理萨堂的人打扫萨堂，敬供香茶。而一年一度的重大萨玛节祭萨活动，各村都请专门的祭师来主持祭祀仪式。我收集了从2002年至今为止有关侗族萨玛文化的论文（文章）四篇，下面以这些论文（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来进行综述。
2010年杨先民、杨宗有、张实裕等人的《镇远侗族“萨玛之歌”》，主要是关于萨玛文化由来和作用，讲述了一位名叫贝芬的侗族少女带领侗族人民反抗封建地主统治的故事，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少女便把她的故事口口相传下来，以激励侗族人民们吃苦耐劳、勇斗邪恶,敢于自我牺牲,奋发向上。“萨玛之歌”中的十一个小标题展示了贝芬带领侗族人民为追求美好生活所付出的艰苦代价。以我找到的资料来看对于萨玛文化由来的准确消息并没有过多的准确消息，更多的是在人们口口相传中流传下来。张泽忠《萨玛神的“元信息”解读——侗族大神母研究系列之一“》表明了张泽忠先生的观点：以文化自觉的责任意识重新审视萨玛神的意义信息，有助于认知和理解这一具有人类文明标识意义的”大神母“神话遗存的实际意义。张泽忠先生认为侗语词语中称女性长者为”玛“，与希腊神话中称”大地女神“为”玛“皆源于对”大神母“的尊称。但我找寻资料后发现萨玛神对于侗族人民来说她的原型却是一位女首领，并没有被神化。萨玛神对于侗族人民来说是有血有肉的一位带领者。
2016年刘畅在《论侗族”萨玛节“的功能》中指出萨玛节的功能主要有几点：1：文化传承功能；2：社会教化功能：3：民族认同功能；4：群体凝聚功能；通过举行“萨玛节”，祭祀了逝去的先人们的灵魂，向族魂进行了祷告，表达了心愿，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财两发、富贵双全的期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这一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也成为侗家人共同的选择和合理的诉求。刘畅先生表明如今的“萨玛节”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对侗族“萨玛节”功能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侗族社会历史发展，了解侗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了解侗族同胞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对侗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我查阅资料后中所发现举办萨玛节对于侗族人民的意义有些夸大了，萨玛节的举办参与者只有寨老和已婚的妇女，他所覆盖的人员并没有很大，受到影响的人并没有很多，刘畅先生对于萨玛文化的作用我认为是有一些的夸大了
2017年粟文清、吴文君的《论古州侗族萨玛文化的地域特色与时代变迁》指出人们对萨玛节存在着两个重要误区:1、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先验地认定萨玛节为侗族“原生态文化”，并以榕江县萨玛节最为典型。2、普遍认为萨玛节是侗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风俗的遗存。吴文君、粟文清在对三宝地区实地调研所获得的资料，和黎平侗族进行比较，重新审视了三宝地区的萨玛文化，提出了下面的观点：1、在湘黔桂交界的广大侗族地区，三宝侗族的萨玛文化与众不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2、地处迅速城镇化榕江县城，当下三宝侗族的文化正在急剧.变迁，但变迁并不是刚刚开始，而是自古就有,变迁也不仅仅源于现代化对古老侗族文化的冲击的单一向度，而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最后粟文清和吴文君根据在三宝侗寨的考察期间获得的有关村寨的民俗生活的材料，特别是口头传说中有萨玛的故事和传说等，质疑了三宝萨玛节的”母系氏族遗存“和”原生态“等普遍说法，并且提出了在侗汉民族居住交界处文化”多维度变迁“的新的分析思路。萨玛文化在经过长时间的演变甚至是发展下来，已经极具现代化因素，但对于萨玛文化的由来到底是如何来的我觉得这并没有很重要了，但不可否认是萨玛文化对于侗族文化来说还是极具特色的，这不是意味着萨玛文化可以作为侗族地区的一个特色旅游节目而得到更多的人认识呢？还可以带动侗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不是萨玛文化所能带来的效应呢？值得思考。
综上所述，侗族萨玛文化的由来是一位侗族女首领带领侗族人民跟地主的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侗族首领而举办的节日，萨玛节寄托着侗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但萨玛文化也跟希腊的神的文化有着相同之处，但在人们口口相传的信息中却能深究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于萨玛文化的由来又有着另一种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萨玛文化已经是侗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跟侗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已经成为了侗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对于萨玛文化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并传承起来，赋予它经济的理念在现代社会是不是更能有助于萨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杨先民、杨宗有、张实裕等《镇远侗族“萨玛之歌”》2010年衫乡文学第六期
张泽忠《萨玛神的“元信息”解读——侗族大神母研究系列之一》2010年百色学院学报第五期
刘畅《论侗族“萨玛节”的功能》2016年凯里学院学报第五期
粟文清、吴文君《论古州侗族萨玛文化的地域特色与时代变迁》2017年贵州民族研究第三期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
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
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
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
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
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
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
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
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
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
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
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
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
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
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
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
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
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2.4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
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
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
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
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
补充：
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
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
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
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
补充：
感觉。
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
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
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
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
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
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
补充：
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
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
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
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
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
侗族（侗语作 Gaeml）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区主要在贵州、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湖北恩施也有部分侗族。侗族人口总数为296万人（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
侗族在老挝也有一个分支，叫“康族”。
侗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百越、干越。有研究指出江西的简称“赣”即来自古代侗族自称。隋唐五代宋朝时期的“僚”、元明清时期的“峒人”，后来又有许多汉族人来到他们的居住地，与当地人混合而成。
侗族的名称来自“溪洞”，这是当地人传统的行政单位，今天当地还有许多地名叫“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这些地方居民统称为侗族。
中文名：侗族
外文名：Gaeml
总人口数：296万
分布地区：中国 老挝 越南
语言：侗语
宗教信仰：多神教
兄弟：壮、水、布依、仫佬、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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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概况
侗族（dòng zú）（The Kam People）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湖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交汇处，以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此外，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三省侗族人口各有几万。根侗族文化形象大使－双子组合（三湘四湘）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侗族人口数为2960293。侗族中有一些是北侗族，有100万多名说北侗族话的人生活在中国南部贵州省和湖南省交界处的地方，大部分北侗族人生活在湖南省的新晃县和贵州省的天柱县。
侗族自称Gaeml（发音近似于汉语的“干”、“佄”或“更”字），依据联合国倡导的“名从主人”原则，国际标准译名为“Kam”、“Kam People”。侗族的名称，最早以“仡伶”，见于宋代文献。明、清 两代曾出现“峒蛮”、“峒苗”、“峒人”、“洞家”等他称。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侗族。民间多称“侗家”。
侗族使用侗语，属壮侗语系，分南、北部两种方言。原无文字，沿用汉文，1958年设立了拉丁字母形式的侗文方案。大部分通用汉文。
主要从事农业，兼营林木。林业以产杉木著称。以生产鱼粳稻为主，选育栽培有本民族独特优质的水稻品系——“香禾糯”（Kam Sweet Rice) ；善用稻田养鱼，贵州从江县龙图侗族春节创造和传承了以“稻鱼鸭共生”为特点的侗乡有机农业文化遗产。有自己的民间戏曲——侗戏。鼓楼、风雨桥、风雨亭是侗族的主要标志。风雨桥因桥上建有长廊式，可遮蔽风雨的桥屋而得名。三江著名的程阳风雨桥，被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桥上建有五座多脚宝塔，通道两侧有栏杆，形如游廊。桥梁结构不用一根铁钉，只在柱子上凿穿洞眼衔接，斜穿直套，结构精巧，十分坚固，令人叹为观止。
侗族的箫、笛、芦笙是中国传统的乐器之一。侗族还以建筑艺术见长。每个寨子都有造型别致的木楼。这种不用一钉一铆的木结构建筑吸收了中国古代亭台、楼阁建筑的部分精髓，建筑中的代表有：风雨桥、吊脚楼。
民族历史
虽然历史学家们都普遍认为侗族源于古代百越，但具体源于百越中的哪一支，尚无定论。秦、汉时期，在今广东、广西一带聚居着许多部族，统称之为“骆越”（“百越”的一支)。多数学者认为侗族是起源于侗族母女油画“骆越”，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起源于“干越”。魏晋以后，这些部族又被泛称为“僚”。明代邝露所著的《赤雅》中说，侗族也是属于“僚”的一部分。侗族的分布和属于“百越”系统的壮、水、毛南等民族的住地相邻，语言同属壮侗语族，风俗习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侗族可能是由“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侗族经过原始社会发展阶段，于唐代由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有的人认为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从唐至清，中央王朝在侗族地区建立羁縻州、土司制度，社会处在早期封建社会。清初实施“改土归流”，清朝对侗族人民进行直接统治，土地日益集中，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但是，侗族社会内部某些氏族组织残余，例如以地域为纽带具有部落联盟性质的“合款”，仍普遍存在。每个氏族或村寨，皆由“长老”或“乡老”主持事务，用习惯法维护社会秩序。“合款”分大小。“小款”由若干毗邻村寨组成；“大款”由若干“小款”联合。“小款首”由寨内公推，“大款首”由“小款首”商定。共同议定的“款约”必须遵守，款民大会是最高权力组织，凡成年男子均须参加，共议款内事宜。这种组织一直保存到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初期。
宗教信仰
信仰多神，崇拜自然物，古树、巨石、水井、桥梁均属崇拜对象。以女姓神“萨岁”（意为创立村寨的始祖母）为至高无上之神，每个村寨都建立“萨岁庙”。以鸡卜、草卜、卵卜、螺卜、米卜、卦卜测定吉凶。有的地方受汉族影响，还信汉族的一些神。相信灵魂不死。佛教也有流传，有庵堂寺庙，但信奉的人不多。基督教、天主教也曾传入，但信奉者也不多。
文化艺术
侗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有“诗的家乡，歌的海洋”之美誉。侗族诗歌的韵律严谨，题材广泛，情调健康明朗，比喻生动活泼。其中抒情诗歌优美细腻，真挚热情。；叙事诗歌委婉曲折，含意深长，是侗族民
潘年英，男，侗族，1963年生于天柱县石洞镇盘杠村。1980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1984年毕业分配到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先后加入贵州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作家协会等学术团体。1994年荣获庄重文学奖，1997年3月调厦门大学任教，1997年获贵州省民间文学奖、广西民间文学奖，2000年获首届侗族文学“风雨桥奖”。2001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2003年被泉州市委、市政府作为泉州市第三批优秀拔尖人才予以表彰。
有哲者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灵魂，是人类前进的战斗号角。在人文生态普遍受到关注而文坛低迷文学在低谷徘徊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潘年英先生用人类学和文学完美合璧筑起的精神家园。是的，潘年英以其独特的天赋、超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华，创作并出版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人类学著作和文学著作，据统计他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共有13部之多，而且他本人就是一本丰厚的读不透的奇书。
翻开潘年英的履历细细品读，我们惊奇地发现：。他原来也是普普通通的农家之子。1963年出生在天柱县石洞镇盘杠村，盘杠是一个至今不通公路的极贫侗寨，他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学会了一口的侗语，是地地道道的侗家人。1980年天柱民族中学毕业后带着缤纷绚丽的作家梦，他叩开了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的大门，从此在茫茫的学海中，埋头苦修，1984年8月毕业分配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从事社会学研究是他步人社会的第一个起点，也是他风雨人生的第一个跳板，因为在大学时代他就曾经跃跃欲试，并在省刊《青年时代》发表小说处女作《城市与乡村》，以后陆续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多篇，其中有散文《遥远的月亮》、《向山外》、《老屋》等。他早期的作品比较芜杂，除了小说、散文等文学板块之外，还有长篇纪实文学、民俗论文、民间文学论文和文艺评论，影响较大的有长篇纪实文学《女性大雪崩》、文学论著《文化扩张与文学影响研究》、《试论(风满木楼>》、民间文学论文《侗族鱼图腾考》、《中国南方神话的结构原则及其文化精神》等等，其间，他先后加入了贵州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民俗学会等学术团体。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选准目标，朝着“民族”、“民间”、“边缘’’的方向猛攻，承担或参与《镇远县情》、《侗族文化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与社会变迁》、《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等国家级重点课题的研究。天道酬勤，1993年潘年英推出了他的散文集《我的雪天》，在读者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引起了文艺界的共鸣，就在这一年他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侗族文坛最年轻的实力派作家。次年他又推出25万余字的学术专著《民族·民俗·民间》一书，鉴于他对民族文学的突出贡献，1994年他荣获庄重文学奖，是获此殊荣的贵州两名青年作家之一。荣誉、掌声和鲜花不期而至，在荣誉面前，潘年英并没有因此洋洋得意、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相反，他更加执着地坚持创作。
1996年初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省直机关组织扶贫与农村党建工作队下基层挂职，单位领导找他谈话，当时他正处在父老家贫子幼困难的时期，推辞的理由很充分，但是作为一名党员。他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毅然决定来到位于黔南的独山县麻尾镇挂职扶贫，担任镇长助理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贫困’’现象，对扶贫工作提出了一种非常新颖独到的新观点和新思维，他认为，对贫困地区搞“一刀切”的“现代化”或“工业化”模式，盲目无序地开发，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富裕”的资源和环境，而且最终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绝对贫困。5月8日，他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回天柱老家，父亲已经弥留不能言语，他抱住父亲，泣不成声……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他又一声不响地返回独山，因为父亲是一位善良的农民，他心里装着父亲，更装着千千万万的贫困农民。
1997年3月，正是江南燕飞草长的时节，潘年英只身来到了厦门经济特区，在鲁迅曾经任教的厦门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他一边给研究生上文学理论课，一边写作《扶贫手记》。，厦门气候酷热，白天夜晚叫人坐卧不安。他把困难踩在脚底，每天写作5000字，读半本书，睡前还要“三省吾身”。《扶贫手记》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在独山一年的扶贫调查资料，当他写到父亲在贫病交加和极度思念儿子的痛苦之中遗恨西去时，忍不住失声恸哭。
《扶贫手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寓理论于形象之中，语言生动活泼，文笔流畅，既有文学意义上的通俗性和可读性，又有学科意义上的深刻和新颖，我以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学术佳作”(李立鹤先生语)。此前，潘年英的人类学专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九十年代末的几年里，潘年英一步步走向辉煌，作品迭出。1998年推出小说集《寂寞银河》，当中的《不虚此行》、《寂寞银河》、《生命的粪坑》使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潘年英的足迹遍及侗乡苗寨，1999年他把无限的乡恋凝成散文集《边地行迹》。
世纪之交，潘年英满怀跨越新世纪、迈向新时代的信心，又隆重推出了“人类学笔行系列”丛书《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故乡信札》以清新的笔触描绘侗乡盘村的婚丧嫁娶；《木楼人家》把侗乡传统的民俗、节日文化娓娓道来；《伤心篱笆》则以凝重的笔调描写盘村侗人的生命意念和生活情趣，揭示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对幸福和未来的憧憬和企盼。作家韩少功如是说：“潘年英的小说是哀伤的流水、温暖的夕阳、思念的野草和山间的小路，当一幕幕时尚流逝之后，当一局局争夺了结之后，这样的小说还将默默地与人们一道远行”。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亦云：“潘年英以自己故乡为背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侗乡农民生活的图画……这位作家更多地是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具有独创性的创作手法来展示侗乡农民的文化，来观察最基本的农村社会，来思考传统习俗的保护和继承。
潘年英身居闽海，心系贵州，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西南及其西南的民族文化，2001年他出版摄影集《文化与图像》，目前又有《西南笔记》、《西南闻见录》、《田野文丛》即将出版。
潘年英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默默实践侗族、侗乡、侗人“三个代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文汇报》、《新华文摘》、贵州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泉州电视台等媒体争相报道他的事迹，《福建民族》发表了《从大山到大海——记青年学者潘年英》的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