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籍辨伪工作是伴随着文献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产生的。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在使用文献之前，对其立论、事实的真伪进行考辨。西汉末年,官府组织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校理典籍工作,第一次全面地对当时所存文献中的依托和真伪掺杂现象进行了辨析在基本根据《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中，有许多“依托”、“非古语”、“后世所加”之类的断语。此后历代学者对此都很关注，如东汉经学家马融在注《尚书》时曾遍考各篇的真伪；王充在《论衡》中系统地对当时一些经史要籍中记载的史实提出了质疑；隋代僧法经编纂的《众经目录》专立“辨伪”一门，著录在著者、内容和年代上有问题的经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读书治学过程中，注意辨别古书之真伪，并根据伪书的不同性质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更写有《辨〈冠子〉》、《辨〈列子〉》等辨伪专篇。宋代疑伪考辨之风更为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吴、程大昌、王应麟、程颐、朱熹、晁公武等都进行过文献考辨，取得了较多成就。明代胡应麟在总结前人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古籍作伪的十几种情况，系统提出了辨析伪书的 8条基本方法；藏书家祁承在《澹生堂藏书约·鉴书》中也曾归纳了伪书的种种情况。清代是继宋以后辨伪工作的又一兴盛时期，学者们在提出问题的态度上更为慎重。在辨伪方法上更加细密，考辨深度也大大超过前代，确认了一批长期争论不休的典籍真伪。如确证古文《尚书》《孔子家语》今本《竹书纪年》系伪书等，即是这一时期辨伪工作的重要成果，阎若璩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一书是著名的辨伪著作。著名学者崔述在《考信录》一书中，对先秦典籍中史事立说的真伪进行了系统的考辨，基本总结了前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直接启迪了中华民国时期“古史辨”学派疑古辨伪学术活动的开展。清末民初的辨伪工作，不仅在具体文献的辨伪上有所收获，而且还在西方学术思想输入的背景下，依据前代学者的经验和成果，对辨伪方法进行了全面总结，基本确立了辨伪作为文献研究的分支学科的地位与方法。其中较著名的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的审定史料真伪的 5条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归纳的辨伪公例等。近人张心辑《伪书通考》，基本上涵括了前人的辨伪成果和方法，是一部著名的辨伪工具书。
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末，是中国辨伪学的构建时期。首先应该明确，辨伪与辨伪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辨伪是指对有真伪问题的事和物（在此主要是指有真伪问题的典籍）进行考察鉴别。而辨伪学则是对辨伪的研究，包括对辨伪理论、辨伪方法、辨伪历史、辨伪成果等的研究，使其成为一门科学的、系统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辨伪学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初步形成时期。 辨伪理论的奠基人是梁启超。他于20年代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年）等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建了新史学理论，也以求实求真的理性眼光，运用近代科学演绎、归纳等方法，构建了辨伪学理论。在这三部书中，他对伪书的种类、作伪的原因、辨伪的意义、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等等做了系统的阐述，进行了具有规律性的理论总结。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提出了辨伪书的12条标准，证真书的6条标准及辨伪事的7条标准。这些标准既有对前人如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关于辨伪方法的总结，也有他自己的创新。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中》一书中，他专设“辨伪书”一节，对“中国伪书何以如此其多”，“伪书种类和作伪动机到底有多少种”等问题逐一作了详细阐述。他把古今伪书依其性质分为10类，每类都附例证说明。对辨伪方法，他在总结清儒辨伪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从著录传授上”，“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从文体及文句上”，“从思想渊源上”，“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等6种方法来检查古书真伪。 他对比了“清儒”和“宋儒”的辨伪，认为“清儒不如宋儒之多而勇，然而解决问题，宋儒不如清儒之慎而密。宋儒多轻蔑古书，其辨伪动机，往往由主观的一时冲动。清儒多尊重古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辨伪，他有自己独到之见：“《四库提要》为官书，间不免敷衍门面，且成书在乾隆中叶，许多问题或未发生或未解决。总之，《提要》所认为真的，未必便真，所指为伪的，不一定是伪，我敢断言。”其论精辟而有创见。《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则是梁启超的辨伪专著。全书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为总论，下分5章，是从理论上对辨伪的意义，伪书的来历，辨伪的历史，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做了系统总结；第2 部分为分论，分别考辨了两汉以前的14部经书如《易》、《尚书》等的真伪问题。之所以说这三部书构建了辨伪学的理论体系，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系统性。三书不仅系统概述了自古至今的辨伪历史，系统评述了自司马迁至刘知几、柳宗元、欧阳修、吴棫、朱熹、宋濂、胡应麟、姚际恒、阎若璩、胡渭、崔述、康有为等人的辨伪功绩，而且系统阐明和归纳了辨伪的意义、作伪的原因、辨伪的方法、伪书的种类和价值等等。其论述贯穿古今，阶段分明，脉络清晰。二是科学性。三书所论述都贯穿着时代特点，即在乾嘉考据的基础上注入了近代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辨伪理论和方法具有新的时代风貌和较严密的科学性。三是开创性。三书不仅在辨伪思想理论上有开创性，在辨伪方法上也有创新。梁启超的这些辨伪理论，至今还闪烁着光芒。如1996年在西安冒出的所谓“家传”简牍《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一些学者就是“按照梁启超‘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思想”来考辨其真伪的（吴九龙：《〈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考伪》，《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7日）。 20世纪初辨伪方法的最大突破，就是王国维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是把近代的实证主义方法同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强调运用传世的“纸上材料”与出土的文物相互印证来考辨古书古史的真伪。这种方法突破了以往学者辨伪时或“以经证经”，或在注疏传笺上兜圈子的传统方法，第一次提出以地下出土的文物与传世典籍相印证来辨伪，从而推进了重视实物证据的科学历史观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二重证据法”出自王国维并非偶然。首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出土如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的发现，震动了中外学术界，极大开阔了学者的眼界，为王国维创造新的治学方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思维模式，诚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二是他深受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自己扎实的国学功底，自然不甘拘泥以往传统的考据方法。因此，可以说“二重证据法”也是时代的产物，正如他本人所说：“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金文考辨《尚书》、《诗经》、《左传》、《史记》和殷商历史，运用简牍考辨汉代历史和西北地理，利用敦煌遗书考辨唐史，利用金文、铭刻研究民族历史，均取得了很大成绩，也为以后的辨伪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二重证据法”的创立，是辨伪方法由传统走向科学的标志。“二重证据法”至今仍被学者奉为圭臬，70年代大量出土，掀起了80年代辨伪热潮，更加显示了“二重证据法”的强大生命力。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辨伪浪潮，不仅出现“古史辨”派，而且产生了大量辨伪成果，从而推动了辨伪学的发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批精于国学，又受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影响的学者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他们以“疑古”、“求真”相标榜，主张“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根据的东西”（《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存》第2集）， 冲破了“经书即信史”的传统观念，对儒家经典，对古书古史都持有怀疑态度和重新认识考辨的决心。在他们的倡导下，历史上的疑辨运动又在近代复兴起来。其中最突出的，则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崛起。胡适精通国学，深受清代辨伪大学崔述、姚际恒疑古辨伪精神影响。留美期间，又受赫胥黎“拿证据来”和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存疑主义作为自己的一种哲学信仰，强调疑古和考信，并提出了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而早在1918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导言》中，就提出了应从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即从别书中取证辨伪）等5种取证方法辨伪。对每种辨伪方法， 他都予以充分说理。如从思想上取证辨伪，胡适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每个著书立说的人总有一个思想体系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的冲突。“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连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是真的”。钱玄同更把矛头直指儒家经典和偶像人物，宣称“根本不相信孔子定‘六经’，”认为“经”不过是古代留下的“断烂朝报”而已（《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第242页）。他主张不仅要辨伪书，还要辨伪事，提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要以辨伪为第一步”（《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古史辨》第1册）。顾颉刚则在姚际恒、崔述、康有为的影响下，在胡适、钱玄同等人疑辨精神激励下，于1923年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著名论断：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时代越后，传说中的古史中心人物材料越多，形象越大。这样作成的古史，自然包含了大量虚假的成分，必须考辨其真伪。此说一出，惊世骇俗，反响极大。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著名学者都支持顾颉刚的这一论点，而反对者也不少，从而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并形成了一个“古史辨”派。“古史辨”派把过去儒家的辨伪变成历史学家的辨伪，把只考辨伪书发展到还要考辨伪史，使中国辨伪学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但不能不说，“‘古史辨’派所辨者，基本上仍是史料问题；一接触到更加本质的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问题，他们就往往显出无能为力，甚至有意规避不谈。”（徐公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 期）顾颉刚等人也认为：“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应当看一切东西都成史料。”（《古史辨》第3 册“自序”）所以，《古史辨》与其说是辨伪史，不如说是辨伪书。顾颉刚也说过，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书是“古书辨”而不是“古史辨”（同前）。“古史辨”派的崛起，致使怀疑、考辨古书古史真伪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并产生了大量辨伪成果，在相当程度上廓清了有关中国古书古史的荒谬传说，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预先在史料方面做了清扫尘障的工作。胡绳说：“中国远古历史的史料笼罩在重重烟雾里，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确是提供了考辨古史传说的一把有用的钥匙，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由不正视它、重视它。”（《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 这一时期，疑古辨伪已成为时尚。至30年代末，用新观点、新方法投入到古书古史论辨中的学者之众，疑古辨伪的名文卓论之多，都是空前绝后的。仅7册《古史辨》，就收入了从1926年至1941 年国内考辨古书古史的论文多达350篇，共325万字，令人叹为观止。可见当时学者参与古书古史考辨是多么积极踊跃。在此期间，辨伪专著也不断问世，较著名的有黄云眉于30年代初撰写的《古今伪书考补证》（1932年版，1959年、1964年均再版，齐鲁书社1980年重排），对清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以及顾实、姚名达等人对该书的考辨给予补正。30年代末，张心澄《伪书通考》一书问世。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辨伪论著。它以书名为纲，将诸儒辨伪该书之说列其下，引文均注明出处，编者案语则列于各说之末，考证内容相当丰富，也颇便查阅。初版时，全书收录考辨之书1059种，50年代修订再版，又增加45种，共1104种，是目前所见包罗最丰富，也是最完备的一部综合性辨伪工具书。在辨伪论文方面，《古史辨》中收录的350 篇文章不少是有创见的高论，如第1册中收录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论伪史例书》、 《论〈通考〉对于辨伪之功绩书》、《论伪史及〈辨伪丛刊〉》等；还有胡适《嘱点读〈伪书考〉书》，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等。其他有杨鸿烈《中国伪书的研究》（《史地新论》第25—42页，又见《晨报》1924年7月16、17、18日）， 高本汉（瑞典）《中国古书的真伪》（《左传真伪考及其他》）、《论考证中国古书真伪之方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卷3期，1931年4月）， 普暄《古书多伪之原因》（《女师学院期刊》4卷1—2期合刊，1937年6月），卫聚贤《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跋〉》（北大《国学月刊》1卷7期，1927年10月）、《金縢辨伪》（北大《国学月报》2卷2期，1929年12月）；献玖《〈竹书纪年〉真伪辨》（《史地丛刊》2卷2期，1923年4月）， 孙海波《〈国语〉真伪考》（《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蒋善国《〈尚书〉的真伪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3卷3期，1936年7月），孙海波《〈国语〉真伪续考》（《文哲月刊》1卷10期，1937年1月）等等。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对古书古史进行考辨，对近代一些史料也注意考辨其真伪。如罗尔纲于1934年秋在《大公报》上发表《读太平天国诗文钞》，对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诗文钞》一书中伪诗文进行了考辨，提出了对太平天国史料的辨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后柳亚子承认“世所传石达开诗什九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时假造以供激发民气之用的”。胡怀琛也在上海《时事新报》承认自己为了反对清朝，鼓吹革命而捏造一个太平天国叫黄公俊的人写的诗文，证实了“太平天国赝品之多，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清末一些宣传革命的人伪托太平天国来鼓吹革命之用”（罗尔纲：《〈太平天国诗文钞〉订伪》，《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6 页）。这种作伪动机虽不坏，但如不弄清，则会造成史料史实的更大混乱。
前人考辨古籍真伪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项：①利用各种书目和提要，从文献的流传线索上去发现问题和寻找区别真伪的佐证。对文献的真伪产生疑问，是辨伪工作的起点，而这些疑问有很大部分是从流传上发现和提出的。至于区别真伪的佐证，更离不开查考作者生平和从目录学、版本学角度对文献形成、流传过程的考察。②根据其他文献对一书的引证来核实该书真伪。任何一部真实存在的文献都会或多或少地在流传过程中留下其形式和内容的踪迹，特别是当时能见到这部书的人对它的引证，这些资料可以作为鉴别真伪的有力佐证。例如当发现“后人谓某书出现某时，而彼时人未见此书”，或“甲书未佚之前，乙书有引用，而甲书今本无乙书所引之文”(以上梁启超语)，则可基本断定此书系出于伪造。③从文献的内容和文体上鉴别其是否与著作年代相符。例如可从作品所表现的史实、学术思想、文体、文法、语言文字(包括特定时代的方言)以及称谓、提法等方面去寻找佐证。如书中引及了后代的史事和学说，出现了与特定时代环境不符的语言现象，则至少可确定其书在著作年代上存在问题。前人对《列子》真伪的考定，即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这一方法。为了更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还要求人们对古书的著作体例有所了解。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文献，有其独特体例，一些著名典籍往往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流传增补才定型的。这和严格意义上的伪书有所区别，张心说：“大抵战国及战国以后之伪书，由于后人之伪造者居多,其过多在作伪者;战国及战国以前之伪书，有由于读者之误会，其过或在于读者，此又辨伪者所宜知也”(《伪书通考·总论》)
“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古史辨》第1册于1926年出版以后，胡适评论说：“这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注：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第334页。）以后，郭沫若于1929年评价顾氏的“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禹的问题》。）至1957年，徐旭生评价说，“古史辨派”的治学方法虽存在有问题，但是取得的成绩很大。“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的时候。……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注：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2页。）自从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以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出真实的历史讲起，启发人们审慎地将传说材料进行抉择，结合考古发现，仔细地考辨其中的“史影”，从而逐步地“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这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由于臆造的旧史体系，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意义，与“五四”运动反封建的伟大潮流相一致。尹达先生对此有中肯的评论，他说，顾先生“继承了今文学派的传统，吸收了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怀疑古文经书，从而发展为怀疑传统的古史，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注：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后记”， 《中华学术论文集》 。）“古史辨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于古史辨伪和古书辨伪，作了范围广阔的考辨工作，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和各种重要典籍，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多年来，许多研究《诗经》、《尚书》，研究古代礼制、民族、历史地理和古代神话、传说等问题的论文，都每每引用顾氏等人的论著，即因为这些论著具有学术价值。顾氏在学术上“求真”的精神；对于学术问题确实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如，当南京东南大学的刘掞藜及胡适的族叔胡堇人二先生依据经典作文批驳，顾氏对此很高兴，在致胡适信中诚恳地表示这是给予他修正自己思想和增进自己学问的好机会，只当作好意的商榷而不当以盛气相胜的，又如，钱穆先生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与顾之观点实际上针锋相对，顾却不以为忤，不惟迅将文章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又立即推荐到燕京大学任讲师，继而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钱之成名实与顾之诚心推荐直接相关，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说明顾氏有磊落的襟怀；顾氏对晚辈大力奖掖，培养了学术界许多人材；他又关心国家民族前途，抗日期间，先在北平，后辗转至绥远、西北及西南地区，宣传抗战，建国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工作重点转到古史建设上来，尤其在《尚书》整理和研究上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这些方面也都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