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基本上是南越的藩属时代和独立时代相互轮替的时代
秦朝统一了中国(公元前221年)之后，就派遣五十万大军侵略南方。秦朝第一次大规模的侵略和紧接着赵佗（注：赵佗为秦朝派遣官吏，后面还要出场，大家注意看好了 ）的入侵曾激起了越族人民的英勇反抗，说明北方的侵略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有系统的新阶段。
秦朝军队侵占了长江以南各族人民的一些领土，设立了闽中(福建)、南海(广东)、桂林(广西北部)和象(广西西部和贵州南部)等郡(公元前214年)。但是，当秦朝军队越深入到越族地区，它就越遭到瓯越和雒越人民的英勇抵抗。瓯雒人和其他各族人民暂时撤退到深山密林中去。他们组织抗战力量，推选杰出的人材做将领，趁夜晚伏击秦军。越族人坚持长期抗战达十年之久。消灭秦军十余万。秦军的主将屠睢也被击毙。
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写道：“当是时，秦案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路，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公元前209年)，天下大叛。”(《史记》卷112)
公元前207年，秦朝的一位官吏赵佗，占领了南海、桂林和象三个郡，建立了南越(粤)国（——这就是从古代历史开始我就称之为“南越”，越南文明历史基本上从此开始），自称王。赵佗称王，对于北朝来说，只是中国封建集团内部的一支割据势力。称王不久，赵佗又重新归服北朝（那时在中国，汉朝已经代替了秦朝，那个说服赵佗从新归顺的那个汉朝官吏也是鼎鼎大名呢，留给各位看官自己去查来看看，更有意思点吧）。
建立了南越国后，赵佗曾多次发兵，妄图吞并瓯雒国。赵佗的军队攻打到仙游山(河北省仙山)和武宁(河北省桂武)地区（均为越国地名，现在还有什么河南、河北、河西的地名），但全部被击溃。
秦朝侵略军的失败和赵佗头几次侵略的失败，说明当时我国人民有能力抵抗外来敌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入侵。这种力量的源泉是越族人民上千年来为自己建立起丁一个早在瓯雒国时期就已经得到高度表现的社会秩序、生活习惯和独特的文化。第二个源泉是，在建国和卫国事业中，民族团结的精神日益得到加强，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表现是文郎和蜀两个兄弟小王国统一成为一个大的瓯雒国。在瓯雒国范围内，分散的部落一天天削弱，民族因素一天天增加。因此，民族精神——自主意识的表现——进一步地得到了提高。
赵佗知道不能用军事战胜既能国，便把军队撤回武宁山，与安阳王讲和。他派遣自己的儿子仲姑到瓯雒国向安阳王投降称臣。安阳王把女儿媚珠嫁给仲始为妻。仲始在瓯雒国做赘婿。
这正是赵佗侵吞瓯雒国的阴谋。仲始在做赘婿的几年时间里，刺探了瓯雒国的情况，又学会了制造弩和破坏弩的方法，于是潜逃回国向赵佗报告。这次赵佗利用军事和间谍相结合的方法，吞并了瓯雒国。安阳王吃了败仗，跳海自尽。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79年。
赵佗占领了瓯雒国之后，把瓯雒国并入南越，划分为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两个郡。并派遣官吏和军队建筑营寨，进行统治。
公元前111年，汉朝调动了数十万军队南下攻打南越。南越抗抵了一阵之后，赵佗王朝的君臣有的被杀，有的被俘。在瓯雒西于地区的首领(西于王)趁机起义，打算恢复国家的独立。但是西于王被左将军黄同杀死。赵朝的使者急急忙忙带着上百头牛和上千坛酒以及交趾、九真二郡的户口册到合浦(广东省)，交给汉朝官吏，表示投降。
南越国被消灭。瓯雒地区转到汉朝手中。汉朝在这里设立了交趾部，委派了一位刺史驻守在麋冷(永富省，安郎)，统管九个郡。
九个郡包括：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日两(中部中区)和六个在我国范围以外的儋耳、珠崖(海南岛)、南海、合浦(广东)、郁林、苍梧(广西)。 在每一个郡里为首的是一位统管政治的太守和一位指挥军队的都尉。
郡以下是县。在交趾郡大部分县仍然由雒将管辖，虽然他们披上了县官的外衣，手中有了青铜印。起初，汉朝也和赵朝一样，仍然采用“诸雒将主民如故”和“从其俗而治之” 的政策。基本的剥削方式是强迫进贡珍贵产品。此外还进行土特产和奴婢的买卖。
汉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也和赵陀时期一样只局限在一部分中心区域里(州治、郡治所在地)。但其同化阴谋比过去却更加露骨。汉朝流放了很多罪人，迁移了大量穷苦人到交趾来。
根据汉朝的统计材料，瓯雒三个郡共有十四万三千64十三户、九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五人。
公元初年，北方朝廷内部发生了变乱，王莽篡夺了西汉的王位，自立新朝(公元8—23年)。东汉又代替了王莽。在那段时期里，汉朝在交趾地区的官吏阴谋进行割据，但很快又归服了东汉。从此，以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的外国统治就变得更加残酷。这表现在剥削方式和同化程度两个方面。
关于剥削方式除了强迫我国人民缴纳南方的珍贵物品(犀角、象牙、玳瑁、珍珠、裴翠、金银等)外，汉朝还占领土地建立庄园，进行沉重的地祖剥削，垄断盐和铁的生产和买卖等。在同化政策方面，他们强迫我国人民从吃、穿到嫁娶都得遵循汉朝的封建“礼教”。他们设立了几所学校，目的在于为统治当局培养一些得力的官员以及宣传封建思想和道德(三纲五常等)。
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目的，东汉巩固了和完善了在交趾的统治机构，打算废除“从其俗而治之”的方法，采用了汉朝的法律，以便束缚人民和限制雒将的权力。苏定接替锡光担任交趾太守，他非常贪婪、残暴，是一个“张眼视钱”(《东观汉记》)的财迷。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带有新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这就是遍及全国的人民起义运动，它的顶峰是千秋万代永远闪烁着光芒的二征夫人起义。
公元40年3月，征侧和妹妹征贰在喝门举兵起义。各地爱国者纷纷云集于麋冷。起义军从麋冷向平原进军，攻打东汉在交趾的首府赢偻(河北省顺城)。二征夫人起义前后，在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 日南(中部中区)和合浦(中国广东省内)四个郡，相继爆发了多次起义。
根据《后汉书》(卷五十四和卷八十六)记载：在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四个郡的许多蛮人、俚人(泛指南方各少数民族)都一齐奋起响应二征夫人起义。
在二征夫人的领导下，各地方的起义——从山区到平原，包括过去瓯雒国范围内的越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很快就统一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的起义运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起义军的将领中有许多妇女。
赵佗吞并了瓯越国之后，我国国土被并入了南越。到汉朝统一了中国时，所有的诸侯、藩臣都归服汉朝。
匈奴被打败，赶到了西边。赤土(月氏)从前原是汉族的邻居，而这时却住在印度大门口。汉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曾经到达了帕米尔高原西边的康居，之后经过西藏返回京都长安。中亚变成了受汉朝影响的地区。汉朝曾直接与波斯相接触，听说还到达过罗马帝国。朝鲜半岛北部变成了汉朝的乐浪郡。滇国(云南)被消灭。东越和闽越(浙江和福建)的各个越王都臣服汉朝，不久也都被消灭了。南越国(广东、广西)吕嘉抵抗失败以后，也被消灭了。瓯越也道到了同样的命运被分割成为郡县，并入了中国的版图。 汉帝国正进入其全盛时期。
从此，各个“蛮夷”民族和各个“番邦”臣服于汉朝“天子”，被看成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汉族统治者大力传播“尊君、大一统”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边疆各民族臣服“天子”、“天朝”。这好象是谁也不敢争辩的事！
二征夫人的起义震撼了全国。从这次英勇崛起的烈火中放射出历史的真理：一个民族虽小，但它曾建立起国家，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和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样的民族是不会屈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它。二征夫人的起义是越南人民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整个斗争过程的结晶。这是一次全民崛起的运动，它既把起义力量聚集到二征夫人在喝门高举起的义旗下，又在过去的瓯雒国全境各地点燃了起义的烈火。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它是一次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运动，而不是个别部落、个别酋长的自发行动。它体现了各民族、各阶层男女老幼在二征夫人的旗帜下团结一致、驱逐外寇和建立国家的崇高精神。
二征夫人起义的爆发是一次民族精神的觉醒。一个小民族取得了胜利，征侧称王，并建立起独立的政权，这是对汉帝国“平天下”权威的直接否定。二征夫人同全民一起起义，又同全民一道维护自主权达三年之久。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反抗正处在兴盛时期的亚洲最大的一个帝国领导起义的是妇女，这是越南妇女的最大光荣。她们不愧为传说中所歌颂的、具有高贵品质的“仙龙”的后代；不愧为现代进步人类所赞誉的翱翔在高山之额上的雄鹰。
国家获得了独立。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
听到征侧起义、称王的消息之后，汉朝光武帝下沼，令华南各郡制造车船，修筑道路、桥梁，储备军粮，准备重新侵占我国领土。公元42年4月，汉朝封马援——一位曾经多次镇压了羌人的起义、双手沾满了中国皖城(安徽)农民的鲜血的老将——为“伏波将军”，命他带领二万军队和二千艘车船南下侵略我国。马援的大军水陆配合，首先集中在合浦(广东)，然后进入浪泊(河北省仙山)地区。
征王和诸位将领从麋冷发兵到浪泊打击敌人。在那里，我军和侵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征王的军队战斗得非常勇敢，但因力量比较薄弱，所以遭到失败，被迫退回锦溪(永富省安乐县)。马援率兵尾追。经过将近一年的英勇抵抗，因我军力量弱小，终于失败。二征夫人回到喝门投喝江自尽。(公元43年5月，根据民间传说，二征夫人于阴历二月六日殉难。自古以来，每年二月六日，我国人民都组织集会祭祀二位伟大的民族女英维，以示纪念。)至此，由二征夫人领导的抗战基本上己失败。但是在很多地方，人民和起义军仍继续抗击敌人。都羊将军仍活动在九真地区。
根据传说：圣天夫人在上游一带(越北地区)抵抗敌军。八难夫人率军凭险扼守山隘。黎真夫人堵塞河道，打击敌人的水军。我军力量虽然弱小，但战斗却非常勇敢。之后不久，黎真、圣天、八难夫人答都跟随二征夫人自尽。
公元43年11月，马援通过凿口(宁平省安模)向九真进军以镇压义军。当地的首领和九真人民继续英勇战斗。马援残杀了成百名首领和上千名义军。三百多名首领被俘，流放到了零陵，(湖南省)。我国又丧失了独立。 ——因为伏波将军马援留下不少中国发配的犯人和士卒驻守越国，所以有将中国人称为“马留人”的说法。
越南一方面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基本上维持稳定的上供，虽然中央帝权的兴衰更替使得两方关系偶有变化。汉朝衰败之后，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对南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有效管理。——大家玩三国的游戏可以接触到彼时的越南，无论是三国志系列还是三国群英转系列。越南另一方面也受到先进、强大、丰富的汉文化的哺乳，使得越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工商业等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提高。
直到唐朝末年，一场白滕河之役，越南吴权打败中国，总算使越南达成独立愿望。
然而，越南的政治并未随着独立而稳定，尤其是在吴权死后，国家立即陷入混乱局面，直到1009年开始，越南先后出现三个大王朝——李朝、陈朝与后黎朝。在此三大王朝经营下的越南，总算维持了700余年的长治久安局面，期间虽曾遭蒙古大军和明朝入侵，但皆被击退，也因此造就不少名垂青史的越南民族英雄。继三大王朝之后的阮朝，曾借助外力泰国和法国完成再统一大业，却也因此引起外人的觊觎。
三、近现代史
插一句：越南无论如何自吹牛X，但是一个令他们尴尬的现实是他们的历史总是离不开“中国”这个字眼，如果在他们的历史书中将这个字眼删除的话，越南历史就成了一盘沙子，看不出任何有机的联系。
越南人与西方的接触，最早始于1516年的葡萄牙探险家，随后又有荷兰与英国企图打开通商之路，但均未成功。而曾出兵支援阮朝的法国，因要求传教与通商被拒，乃决意以武力侵越。积弱成疾沉疴已深的老大帝国自顾不暇，无力响应越南的求救来帮助应对新权贵的入侵，纵使有爱国老将冯子材将军率领黑旗军在镇南关（——现称睦南关，在广西省凭祥市）打败法国侵略者，满清政府仍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此次大败促使法国内阁总理引咎辞职，法国报纸称“不胜而胜”，自然对应的中国“不败而败”了）1885年，越南终于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人民反抗殖民地运动也从此展开。1930年，胡志明在共产国际组织协助下，于香港创立越南共产党，1941年又在中国南部创建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展开游击战。
1945年法军被日本解除武装，越南保大皇帝宣布独立，但实权则握在日本占领军手中，同年8月日本投降，越盟发动总起义，保大皇逊位，胡志明再度宣布越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负责解除越南南方日军武装的英国，竟支持法国卷土重来，于是爆发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最后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败北，法军自越南全面撤退。
重点讲讲奠边府战役，奠边府战役是越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抗法战争中取得的一次决定性胜利的战役。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向奠边府发动猛烈攻击。5月7日，解放奠边府地区，全歼守敌16000多人，活捉法军司令官戴卡斯特利。此役是越军在中国顾问团的谋划下，首次进行的阵地攻坚战。奠边府的胜利加快了战争进程，对于签订《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具有重要意义。顾问团的四位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罗贵波、韦国清。由于韦国清的一系列电报和中央军委的复电，中国军事顾问们后来回顾历史的时候，倾向于认为韦国清在改变奠边府作战方案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越军干部们则认为，武元甲在这件事上肯定有首倡之功，居功至伟。但他们对中国军事顾问团方面的电报是不知情的。事过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历史档案逐一解密，当事人回忆录纷纷问世，对此综合研究，可以看出，1954年1月20前后，在奠边府前线越方一侧，武元甲和韦国清的决心都在变化，几乎同时作出了判断：应该改变最初动议，改“速战速决”为“稳扎稳打”。 在中越双方的齐心协力下，越南人民军创造性地将大炮拆散运上法军认为不可能的高山进行炮击，，彻底瓦解法军士气。在这次决定性的战役中，中方顾问团的谋略和指挥作战水平给越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内瓦协议将越南临时分为南北，以北纬17度为分界线，北方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共控制，南方则是以吴庭艳为总统的越南共和国。
越南分为南北之后，北越的共产党潜入南方进行宣传及游击战，导致美国派兵干涉，引起第二次越南战争(1965-1975)，也就是历史上闻名的越战，此次战争中方派遣战略家、军事家、革命家陈赓大将为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并派遣大量“工兵”援助。整师建制的越军换装崭新的中方装备，最新的军用雷达、枪械等军用物质无偿援助。中国扣下自己的口粮，大量供给越南，中越后来交恶的时候，越军工事上的沙袋上都印着“中国大米”的红字！据事后统计，中方援越物质折合400亿美元！在中国、苏联的大力支持下，美国投鼠忌器，自缚手脚，最终无法将空中的巨大优势转化为地面优势和全面优势。在国内强大的压力下，双方大量伤亡的事实面前，从1968年开始，美国国内反战口号四起，迫使美国和北越进行初步和平谈判，后认定这南北战争乃越南本国的家务事，于是双方在1973年签订停战协定，美军自越南撤军。1975年南越政府垮台，北越共产党全面解放越南。1976年7月2日南北越正式统一，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定都河内。统一后的越南，一方面调养生息，另一方面却遭受美国禁运的经济制裁，越南几乎封锁在自己的理想国里，结果导致经济破败，人民一贫如洗。
中苏交恶后，适逢越南新一代领导人黎笋上台，在强大的苏联和彼时仍显弱小的中国之间，越南领导人选择了全面倒向苏联老大哥的怀抱。并在苏联支持下，不断挑起边境冲突，终于在1978年爆发了中越边境战争，在长达10年的战争中，虽然有苏联的支持，但是随着老大哥的日益衰落最终土崩瓦解，而中国将朝战后囤积了20年将近报废而未处理的炮弹全部倾泻在了领土面积比中国云南省还小的弹丸小国上。基本上到后来中方是各大军区各师轮流上阵将越南当作练兵场的情况下，越南的人民和国内经济陷入了可怕的战争泥沼之中，最后无奈言和。——据传黎笋同志（当然还叫同志，党内都叫同志，同志加兄弟！）战后视察谅山，看满山遍地弹坑，满面铁青，一言未发。
1987年，为顺应世界潮流，越南门户大开，改善与自由世界的关系，而中国台湾与越南则在1992年正式通航。如今，台商已跃居越南外商投资首位，观光客亦络绎于途。1993年2月美国正式对越南解除禁运，1994年美越宣布恢复邦交，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解脱美国对越南经济制裁的枷锁，越南，已成为各国互相较劲的经济舞台。
中越顺利恢复关系之后，中国逐步加大在越投资，随着边境谈判的结束，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已经成为越南重要的外资来向——具体的谈判和仍存纠纷参照前面愚作已有，略过。据传台湾同胞最牛：在越招聘时，直接问到“会不会国语，不会国语的不招”。
参考文献： 越南1977年出版的《越南历史》
2018年6月28日下午，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西东南亚研究会会长古小松教授应邀在东校区国际教育综合大楼401室作关于“中越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的主题讲座，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梁远教授主持讲座，学院部分师生及校外其他学者到场聆听。
古小松教授从一个新闻事件引出中越关系问题。古小松教授回顾了从古代、近代到当代中越关系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
古小松教授从政治、经济、文化、民间交流等方面重点介绍了“中越关系现状”。他强调在看待中越关系时，不应仅从中越双方切入，还应考虑世界格局、国际环境等因素。在谈到“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时，古小松教授说，中越关系近期将稳定发展，总体还是以合作为主。
在提问环节，古小松教授对大家提出的越南对中国贸易逆差等问题一一进行答复。在场聆听讲座的师生及学者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古小松，1958年10月生，汉族，广东高州市人。暨南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为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东南亚纵横》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厦门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广西东南亚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国际经济与政治、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区域经济等研究。完成了“越南经济改革研究”、“越南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个人专著有《越南的社会主义》、《中越关系研究》等3部，编著、译著、合著11部，发表论文30多篇。曾多次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越南、泰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进行项目合作研究。成果中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1999年入选广西“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印刷史研究著述专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1978年再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8。1960年日文版，广山秀则译，神田喜一郎博士序。《活字印刷史话》，中华书局，1963年初版，1979年2版3次印刷。收入《古代文化史专题史话》，中华书局，1987。《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中国活字印刷史》（与韩琦合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二、论文1930年宋活字板考，厦门大学毕业论文（未刊）。1931年宋椠本与摇床本（Chinese Incunabula and Incunabula），天津《国闻周报》，8（10）。1935年金源监本考，《图书季刊》，1935，2（1）:19-25。1936年宋孝宗时代刻书述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1936年9月，155期；同年《图书馆学季刊》，10（3）：385-396。1937年宋光宗时代之刻书，《大公报》，1937年5月27日。1952年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光明日报》1952年9月30日；同年《文物参考资料》（后改为《文物》）第4期（总28期）转载。又收入程焕文《中国图书论集》，商务印书馆，1994，164-186。1953年中朝两国对于活字印刷术的贡献，天津《大公报》“史学周刊”1953年2月20日。22日1954年铜活字的发明与发展，《光明日报》，1954年3月6日。1957年朝鲜的古印刷，《历史研究》，1957，（3）：61-78。1959年历代精美的印刷品，《印刷》（月刊），1959，5-11期。辽、金、西夏刻书简史，《文物》，1959，（3）：11-16。毕升，《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1959，107-110。王祯，《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1959，151-155。王祯的木活字和转轮排字盘，《新闻战线》，1959年17期。毕升，《科学报》45期，1959年9月。1961年太平天国的刻书，《文物》，1961，（1）：14-15。清代泾县翟氏的泥活字印本，《文物》，1961，（3）：30-32。南宋（1127-1279）刻书地域考，《图书馆》，1961，（3）：52-56。载《中国书史参考资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92-124。又载程焕文《中国图书论集》，商务印书馆，1994，224-236。明代的铜活字，《图书馆》，1961，（4）：55-61。中国最早的金属活字，《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4日。1962年清代的铜活字，《文物》，1962，（1）：49-53。元明两代的木活字，《图书馆》，1962，（1）：56-60。载程焕文《中国图书论集》，商务印书馆，1994，237-246。清代的木活字（1644-1911），《图书馆》，1962，（2、3）：60-62，60-64。1963年《活字印刷史话》，中华书局，1963年初版，1979年2版3次印刷。1964年明代徽派板画黄姓刻工考略，《图书馆》，1964，（1）。1978年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12）：74-76。1979年雕版印刷开始于唐初贞观说，《社会科学战线》，1979，（3）：345-46。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文物》，1979，（6）：76-80。明代北京的刻书，《文献》，1979.12，（1）：298-309。1980年明代的活字印刷，《史学史资料》，1980.1，30-37。明代南京的印书，《文物》，1980，（11）：78-83。1981年南朝鲜发见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浙江《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4）：1-4；又转载于198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年鉴》（1982-1983年）。宋元的印工和装背工，《文献》，1981.12，（10）：195-199。1982年再论雕版印刷开始于七世纪唐初贞观说，上海《图书馆杂志》，1982，（4）。1983年关于毕升与明代刻印工事迹考略，《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52-1982》，上海，1983。石印术道光时即已传入中国说，《文献》，1983，（18）：237-38。1985年中国印刷史大事年表，《中国印刷》，10期（1985年11月）、11期。1986年喜读钱存训博士英文本《纸与印刷》，《中国印刷》，1986.5，（12）。又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5月28日。1987年三论雕板印书始于七世纪唐初贞观说，《中国印刷》，1987.2，（15）。“三论雕板印书始于七世纪唐初贞观说”补记美国新发见的金刻本佛经，《文献》，32期，1987，（2）：109。1989年中国活字印刷简史，《中国印刷》，23-27期，1989年2月-1990年2月。199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中国古代印刷史，494-497；锡活字，381；铜活字，318；泥活字，223-224；木活字，220。1991年论印刷史与印书史，《中国印刷》，1991.11，（34）：85-86。《中国印刷年鉴》，印刷工业出版社，1992。1992年活字印刷史话二则（“新发现的北宋活字本不可信”、“清新昌吕抚的泥活字印书”），《印刷杂志》，1992，（6）。明华氏会通馆活字铜板是锡活字本吗？，《中国印刷》，1992.8，（37）：88-89。1993年对‘读《中国印刷史》札记’的商榷，《中国印刷》，40期，1993.5，（4）：115-117。英山发现的是活字发明家毕升的墓碑吗？，《中国印刷》，42期，1993.11：83-85。又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3、4期（总5-6期），63-65。《中国印刷年鉴》，1993。1994年略论宋代的刻工，《中国印刷》，1994.4，（44）：30-33。载《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49-56。《中国印刷年鉴》，1995。湖北英山发见活字发明家毕升墓不可信，《印刷科技》，51期，1994年3月。对英山毕升墓碑的再商榷，《中国印刷》，44期，1994.4，75-76。“英山毕升墓碑再质疑”， 载《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267-273。宋代刻工刊书考，《印刷科技》，1994.6，10（4）：76-111。1998年中国发明印刷权不容否定，《印刷科技》，1998.9，15（1）：20-25。1999年再论中国印刷术发明权不容否定，《第5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印刷博物馆，1999。2000年再论中国印刷术发明权不容否定：对1998年南韩发现写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管见，《印刷科技》，2000.9，16（5）：86-89。中国发明印刷术不容否定——再论韩国发现的佛经为唐印本说，《中国印刷》，2000，8期。收入《中国印刷年鉴》（2001），中国印刷年鉴社，2001，408-410。2001年对雕板印刷源于山东的管见，《印刷科技》，2001.3，17（1）：89-92。《中国印刷》，2001，（3）：41-43。中越关系史研究著述一、著作：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张秀民：《立功安南伟人传》，台北：王朝书局，1990。原稿本题名《安南内属时期名宦传》。张秀民：《安南内属时期职官表》（稿本）。张秀民：《林邑考》（稿本）。张秀民：《占城考》（稿本）。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稿本）。张秀民：《明交阯阮勤、何广遗文》（誊清稿本一册）。二、论文：张秀民：“明太监安南人阮安——十五世纪营建北京宫殿城楼之总工程师，”天津《益世报》史地周刊，67期，1947年11月11日。张秀民：“唐安南姜公辅考，”《经世日报》（北平）读书周刊，30期，1947年12月12日。张秀民：“清人著述中有关安南史事各书解题”（包括大汕《海外纪事》、蔡廷兰《海南杂著》）（署名张景辅），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73期，1948年11月15日。张秀民：“《安南志略》解题”（署名张景辅），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74期，1948年11月22日。张秀民：“占城人Chams移入中国考，”《学原》，1948.11，2（7）：41-59。张秀民：“明代交阯人在中国之贡献，”《学原》，1949，3（1）；收入《明史论丛》之七（明代国际关系），台北：学生书局，1968，61-87。张秀民：“明代建设大北京：越南人参加了这工作，一位天才建筑家阮安”（署名越人），《进步日报》（天津），1950年2月2日。张秀民：“所谓《永乐大典本交州记》，”《图书馆》，1962，（4）：52。张秀民：“越南的医学名著——《懒翁心领》，”《图书馆》，1963，（1）：50。张秀民：“蒲寿庚为占城人非阿拉伯人说，”《兰州大学学报》，1979，（1）。张秀民：“从历史上看中越关系，”《印支研究》，1980.6，（5）：9-17。张秀民：“永乐《交阯总志》的发见，”《兰州大学学报》，1981，（1）。张秀民：“越南古币述略，”《学术论坛》，1981，（3）：75-78。张秀民：“张辅传，”《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2，（2-3）：8-16。张秀民：“唐代安南文学史资料辑佚，”《印支研究》，1983，（1）：36-39。张秀民：“马援传，”《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7，（1-4）：10-13。张秀民：“明太监交趾人阮安营造北京考，”《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8，（1-2）：1-4。张秀民：“高骈传，”《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8，（3-4）：11-14。张秀民：“交阯阮勤、何广传，”《印度支那》，1988，（4）：33-34。张秀民：“安南王朝多为华裔创建考，”《印度支那》，1989，（3）：9-13。又收入《钱存训先生八十生日祝寿论文集》，台湾：正中书局，281-288。张秀民：“明代交阯人移入内地考（未完），”《东南亚纵横》（季刊），原为《印度支那》，1990，（1）（总45期）：17-21。张秀民：“明代交阯人移入内地职官表，”《东南亚纵横》，1990，（4）（总48期）：20-27。张秀民：“中越关系书目（国人著述），”《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1，（2-3）：36-48。张秀民：“17、18世纪华侨创建的海外乐园——港口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4，（2-3）：1-6。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三种（《南翁梦录》等），”《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5，（1）：43-47。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九种，”（包括元徐明善《安南行记》、元陈孚《交州藁》、明丘濬《平定交南录》、明郑若曾《安南图说》、明慎懋赏《海国广记安南》、清李仙根《安南使事纪要》、清周灿《使交纪事附使交吟》、清陈元燮《安南军营记略》、清宝清《越南纪略》）《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5，（2、3）：38-48。张秀民：“安南内属时期职官表自序，”《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6，（1、2）：8-9。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十一种，”（包括宋郑竦《安南纪略》、《永乐交阯总志》、明李文凤《越峤书》、明王世贞《安南传》、明苏濬《安南志》）《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6，（1、2）：41-47。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安南纪略》、《越峤书》、《永乐交阯总志》），《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1）：58-62。张秀民：“《中越关系史书目》续编，”《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1，（1）：34-47。张秀民：“《中越关系史书目》续编（乙），”《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1，（2）：37-45。张秀民：“中越关系史书目续编，”《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2，（1）：40-44。瞻山文录一、自传、回忆张秀民：“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1986，61-75。张秀民：“袁同礼先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3）：53-59,92。张秀民：“袁同礼与北平图书馆，”《历史月刊》，1996.9，（104）：88-90。张秀民：“林君成章（1908-1934）事略，”《国学季刊》，1935，4（4）：275-276。张秀民：“忆与向觉明先生交往的琐事，”《书品》，2004，（3）。张秀民：“谊在良师益友间——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出版中。张秀民：“我与宁波天一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4）：119-123。《嵊讯》23期。见骆兆平编：《天一阁藏书史志》（出版中）。二、读史札记张秀民：“庄子养生论，”1928（戊辰十二月廿九日）。张秀民：“读《史记》淮阴侯传，”《厦大周刊》，7-8页。张秀民：“释友，”戊辰冬（1928）。三、版本、目录张秀民：“选印古书私议，”《北平晨报》北晨学园，1933年8月28日、9月1日；9月4日“选印古书私议附录一”、5日“选印古书私议附录二”。又载《剡声日报》，1933年11月9、10、12日。张秀民：“评四库总目史部目录类及子部杂家类，”《文华图书科季刊》1930，2（1）：17-23。张秀民：“《中国历代目录家传略凡例初稿》，”《厦大周刊》，210期，1929.6，7-9。张秀民：“介绍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年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张秀民：“古代写本书籍”（原为《古代书籍和印刷》删去后半印刷部分）（稿本）。张秀民：“德国莱比锡国际书籍中国古书展览说明书”（稿本）。四、序跋、书评张秀民：“章氏重订《三字经》跋”。张秀民：“《谭子雕虫》跋，”1936。（为谭新嘉代笔）载木刻《嘉兴谭氏遗书》。1张秀民：“中国古代妇女之地位（列女传英译本），”（瞻）《图书季刊》，新8卷，1、2期，59-61。张秀民：“《剡录》跋，”《文献》，1986，（3）：105-106。张秀民：施廷镛《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序，”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张秀民：“（朱家濂）《古籍题跋索引》序，”《图书馆学通讯》，1987，（3）：78-79。张秀民：“喜读钱存训博士英文本《纸与印刷》，” 《中国印刷》，1986.5，（12）。《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5月28日。张秀民：“评介钱存训博士名著《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9，（2、3）：66-67，78。张秀民：“《中国印刷之最》序，”百家出版社，1992。五、历史考证张秀民：“文房四宝，”《人民中国》，1957，（8）。日译文（50-51页）、俄文（33-35页）。张秀民：“蔡伦”，《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1959，15-17。Chang Siu-ming，“A Note on the Date of the Invention of Paper in China，” Papier Geschichte，1959,（9）: 51-52.张秀民：“中国历代农具图一览表，”《图书馆》，1963，（3）：21-24。张秀民：“中国与尼泊尔友谊的回顾，”《光明日报》，1961年10月3日。张秀民：“关于‘回回民族底形成’一文的讨论”（致白寿彝的信），《光明日报》历史教学4号，1951年4月7日。张秀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0（4）：3-5。张秀民：“北平牡丹小记，”《进德月刊》（济南），1937，2（10）：131-135。六、乡邦文献张秀民：“宋张文节公（知白）年谱，”《文献》，2001，（1）：119-128。张秀民：“明剡西张邦信著《白山诗稿》序，”《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8，（3）：53。张秀民：“辛亥革命光复杭州立首功之张伯岐，”《嵊讯》9期，1992，109-115。张秀民：“辛亥革命英雄张伯岐与其故居，”1997年12月11日。张秀民：“新修《嵊县志》赘言，”《嵊讯》6期，1990.7，150-153。《嵊县志编纂通讯》7期，1989年12月。张秀民：“袁涤庵传，”《嵊讯》10期，1992.7，172-175。张秀民：“先祖妣袁太夫人行述”（原稿）。张秀民：“外王母裘母应太夫人八十寿序”（精抄本，1936）。张秀民：“瞻山亭记，”《嵊讯》5期，1990.1,38-39。《剡溪》总5期。张秀民：“嵊州市瞻山庙简介，”1995。张秀民：“嵊中在学的片段回忆，”《嵊讯》16期，1995.8，207-211。张秀民：“《裘怿松先生九十诞辰纪念集》序，”1997年7月，1-2。张秀民：“嵊县重要的三块碑刻的照片，”《嵊讯》18期，1996.8，51-53。张秀民：“嵊州市崇仁镇长善桥记，”《嵊讯》21期，1998,3-4。七、稿本：宋姚宽著、张秀民辑佚：《宋剡川姚氏西溪集辑本》（稿本），嵊县文管会油印本，1981。张秀民：《宋张文节公（知白）年谱》（稿本）。张秀民：《历代目录学家传记索引》（厦门大学时稿本一册，未完）。张秀民：《嵊县古今著述目》（稿本）。张秀民：《北京图书馆藏明清稿本书目》二册。
摘要汉语言文字是人们的交际工具,是最富于艺术魅力和审美情趣的载体。从公元前三世纪,汉语言文字传入越南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汉字是作为越南的主要交际工具。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过程中,越南吸收借鉴汉字的特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同时,汉语言文字传递了两国的文化资讯,为中越在物质、制度和文化上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字 中越 文化 交流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汉文化输出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居,两国的语言,同属于单音语系。根据语言家所说,在越南词汇中半数以上是中国语或源于中国语言的词。其中政治术语基本都来源于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大量的传入越南,对其文化、文字、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影响。长期以来,越南文化吸收和储存汉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自身文化特点。而中国在输出的同时,也领略了许多越南文化独特的魅力。作为中越文化交流的桥梁,汉语言文字的影响渊源流长。 1 汉语言文字传入越南的情况 在越南立国之前,越南和中国就已经开始交往。汉语言传入越南,依据文献记载,古代西蜀的语言是最早的和影响比较大的。其次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伴随着秦汉时期的人民迁居越南时,将汉语言带到越南,至今越南还储存著古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在差不多同时代,汉文字也传入越南。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的文字也统一了。中国北方人赵佗,依靠秦人和九真的力量击败安阳王,派了两名使者管辖当时被称为交趾的越南。并且“以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随着人民的迁移和政治上的需要,越南人也逐渐习得汉文字。 2 各个时期汉语言文传播的情况 2.1北属时期 公元前207,秦亡。南海蔚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都番禺”。从此时到939年正式建国之时,越南史称“北属时期”。秦汉之际,是汉语言文字传入的初期。赵佗在位期间积极鼓励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使其在越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交州外域记》曰:“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月南旧风,变易俱尽”,正是最好的解释。公元1年,汉朝在南越设立交趾部,下辖九郡,汉中人锡光任交趾太守,公元29年,南阳人又任任延九真太守。他们积极传播汉语言文字,建立学校,以礼仪教育人民。南越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属西汉纪》亦云:“岭南文风始二守焉”。“二守”上承赵佗,下启土燮,土燮是苍梧广信人,三国年间任交趾太守,当时许多名士如程秉、刘熙、薛综等人来到交趾避难,他们和土燮在汉语言文字传播上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土燮,被越南史学家称为“土王”和“南交学祖”。 汉语言文字随着战争、名士交流和居民迁移等多种方式不断传入越南,从而形成了一个 *** ,另一个 *** 则是隋唐时期。此时,越南被称为“安南”。隋唐在安南推行文教制度,如公元845年明确规定,安南每年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入仕中央,并在安南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这些都对汉语言文字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越语系统地、全面地吸收了汉语词汇,直到现在,越南语中存在许多唐代进入的汉语借词。 2.2 自由时期 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公元968年,丁部领锄平十二使君,统一安南。越南封建国家正式建立,称为“自主时期”。建国以后,越音汉字或汉字越音开始出现,越南人将汉语言文字本土化,淡化其外来性,促进了汉语言文字的普及。同时,越南统治者为巩固封建政权,主动学习汉语言文字,从而学习汉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越南儒士更是将学习四书五经作为修身之徳,汉字至今被越南人称为“儒字”。明朝驻交趾总兵张辅曾先后三次遣送交趾的优秀人才一万六千多人到南京,明成祖派官员教他们读书和研究中国经史。 公元1070年,文庙的建立标志著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在越南的一个顶峰。文庙以儒家思想为主,尊孔子,推崇汉学。公元十三世纪,一种借助汉字创造的越南语读音的“喃字”产生。由于统治者推崇汉语言文字,“喃字”并未得到普及。当时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都以习得汉语言文字为荣。有几个朝代更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官方语言,用其编撰史书,创作文学作品。1839年***道光十九年***,越南国王阮福皎奏请清道光帝赐予《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民学习汉语言文字。越南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一直持续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 2.3 殖民时期至今 公元17世纪,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西方传教士制定出根据越南话的发音按拉丁字母设计的“国语字”。越南人开始普及这种语言文字。法国殖民者为巩固其统治,禁止越南人学习汉语,自此汉语言文字在越南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千年以来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越南语中有许多汉语词语,这些并未换掉,而是换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即以国语字书写汉语借词,从而继续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同时,随着越南社会的发展,在引进新的词汇时,仍以汉语言文字为主。同时,许多汉文著作传入越南,特别是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爆发之后,不仅有维新思想著作,还有中国古典诗文、散文、戏剧作品和武侠小说等被译为国语字文字。借助于上述中国著作,汉语言文字继续传播到越南。到了20世纪,越南人开始认识到汉语言文字是研究越南史学的关键,它在越南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越南开始着手恢复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 3 汉语言文字是汉文化的最基本的细胞,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至今越语中保留大量的汉语词汇,这是中越两国人民合作的产物。同时它也承载了中越两国文化资讯,它就像是一座桥梁,联结著两国的文化,对中越两国在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3.1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物质文化交流 中越自古为邻邦,两国在物质文化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古文观止》中记载到“交趾之南有越裳过。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而献白雉。”可见很早之前,越南的物产已经进入中国,其后两国物质文化交流更是丰富多彩,汉语言文字的文字材料,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言文字在越南具有崇高的地位,为了学习它,统治者数次向中国求书,如李朝皇帝李仁宗曾遣使,向北宋“乞市书籍”,宋朝统治者决定除了卜噬、禁书、兵书、阴阳、历算、敕令等书外,“余书许买”。同时,越南则以其特产换取书籍,如1457年,越南国王黎浚的陪臣黎文老曾泰表:“诗书所以淑人心……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今乞循习,以带来土特产味香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除此之外,中国也赐书给越南。赐书始于景德二年,据考证之后宋朝向越南赐书络绎不绝。明清时期,种类开始增多。明代以儒书为主,清则均为御定小学类书籍。求书或赐书前,越南人民已经了解了汉语言文字,而之后更是深入地学习了汉语言文字。在这个过程中也为中越双方留下了许多物质文化遗产。 3.2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制度文化交流 越南作为汉文化圈的一个部分,在制度文化上难免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汉语言文字传播的作用以及其在越南独特的地位,越南在学习它的同时也充分地运用它。越南仿效中国建立典章制度,考试内容同中国一样用八股以及诗、赋和财务策。同时开办学校,教学内容,即以儒家经典著作和中国王朝历史。除此之外,483年定制《洪德法典》,它是参照《大明律》,按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主制定的法律条文,从而确定家庭、村舍和整个社会的等级尊卑关系。越南接受了许多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又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同时反馈到中国,即深受中国典章制度影响的本土汉喃典籍。他们代表着越南文化流回到中国。这些汉喃典籍使我们了解到越南的制度文化特色,如《越南史要》卷三中记载了黎中兴而至西山,涉及历代管制、兵制、课税,对李太祖至莫朝的功臣、名儒、史家、名医等做的简述。 3.3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精神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的最高层次是精神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到,在汉语言文字传播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带给两国在精神文化方面交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直到现在,在越南人的婚礼上都有大大的双“喜”字;过春节时,在门上要倒贴“福”字;祝寿时,也要用“寿”字。在越南还有一些年岁很高且具有汉字书法基本功的老人,逢年过节,他们都忙于写春联、喜丧事、建房、求子题名等,他们被称为“儒学老人”。同时,由于历朝越南皇帝在遣使向越南朝贡时,也会要求赐予佛经。已经习得汉语言文字的越南人对佛经的理解也就和中国人相去不远,佛教经典的传入深刻影响了越南的宗教信仰,至今许多越南家庭的神桌上或寺庙里都有写着汉文字的佛经。 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人已经熟练的掌握它们,因此,从李朝到陈朝末期,就有人用汉字写书、写诗。如陈朝末期进士陈睿宗的《奉赓冰壶相公寄赠杜中高韵》: 城中几度斗炎凉,漫送悠悠岁月长。散质岂堪便世用,娇心羞把妒时妆。 寒松晚菊渊明径,独树孤村子美堂。贤相倘怜门下士,肯容群作白头郎。 这首诗描写了陈朝末期的官场及其政治的腐朽,以及作者的郁郁不得志。又如元言禅派的第九代祖的杨空路的《言怀》: 择得龙蛇地可居,野情终日乐无余 。 有时直上孤峰顶,长啸一声寒太虚 。 禅诗中,我们看到中国六朝、隋唐的禅学对越佛教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了李朝禅学自己开朗的独特性质。 这些作品都是用汉语言文字写的,在写的过程中难免不受中国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例如:李朝太祖李公蕅写的《迁都沼》,“表现了越南汉语言文学作品如同中国古典文学的“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又因这些汉语诗是越南人所写,因此在传入中国时,其内容和风格也带着越南人的思想和特色。总之,汉语言文字是中国精神文化资讯的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所承载的文化资讯就有可能被运用或启用,为中越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4 结语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21世纪初近两千年间,汉语言文字在不断传入越南的过程,同时也承担了中越文化交流的使者。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学习汉语言文字。它不仅是中越文化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越南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汉语言文字不但已经成为越南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文化也成为越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它也为中国了解越南文化打开了一扇大门。 参考文献 [1] 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 张秀民.中越关系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2. [3]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4] 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黄国安,杨万秀等.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7] 刘玉珺.越南汉喃字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 [8] 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 [9]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71. [10] 范巨集贵,刘志强.越南语言文化探究.民族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