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现上分析，主要由于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时代，它所要对付的敌人，不但有掌握全国政权、作为封建势力中心的清朝统治者，而且还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因此所遇到的敌人相对来说汐比较强大。
（2）从主观上分析，由于太平天国还只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中，在民阶级受着严重的剥削，要求解放，而且敢于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解放。但是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纪律，借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太平天国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但或者由于其绝对平均主义方案注定了不可能实现，或者由于其他主客现条件决定了无法实行，太平天国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而又能动员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纲领，这就不能长期保持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因而他就不能把战争引向胜利。太平天国在初期从上到下都保持严格的纪律和艰苦朴素的精神，但建都天京后，却首先从领导人开始，滋生享乐、保守思想，逐渐破坏了团结统一的局面，导致发生内乱、分裂和一系列不正常事件。到后来，朝纲败坏，许多将领拥兵自重，敛财自肥，腐化堕落，甚至发生一连串叛变投敌的行为，从而瓦解了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的失败。太平夭国用以指导革命的理论是拜上帝教，它在开始时起过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重大作用，但它终究不可能解决在革命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大量新问题、新矛盾，不能及时地、适当地总结经验，避免重犯错误，提高革命水平。因此，在太平天国史上同样性质的错误往往一再重复，得不到及时纠正。尤其是到了晚期，
深深沉溺在"天父天兄"的速网里，失去了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以至使这个理论反而日益成了太平天国前进的障碍。可以这么说，在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是大年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另外，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历史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灭亡的几点原因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因为农民阶级思想存在的较大局限性，才使得有腐败、有权利争斗。因为宗教在太平天国史中的特殊性，才使得有天京变乱、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产生。因为治国无方，才使得有怨声载道、有物质极度匮乏和粮荒日益严重。因为腐败严重，才使得有天京变乱、有大失人心。因为军事上存在较大失误，才使得有疲于防备、有被敌人各个击破。因为有了领导人的不和与权利相争，才使得有由盛转衰、有实力锐减。因为领导人的个人政策的失误，才使得有治国无人、有实力得不到有效地补充。总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原因，才使得有太平天国的最终灭亡、有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
太平天国作为一次农民战争，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在于打击腐朽的封建势力，扶正历史前进的轨道。至于自身的历史归宿，或则被地主阶级镇压下去，或则如同
、
一样，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他们所犯的错误导致失败的事实，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必要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全盘否定
，或者任意贬低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它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它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反封建的同时，又担负起反侵略的双重任务，对外国侵略者展开了大规摸的武装斗争，打破西方侵略者把中国迅速殖民地化的企图；太平天国的领袖先是主张与各国通商交易，后期又提出第一个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与以往农民战争相比，在思想上，组织上、革命纲领上都高出一筹，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作为自己的纲领。另外，它还与同时期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相互推动，相互影响。
的最终失败使无数英烈们抱恨终天。但其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势力席卷十八个省市，沉重打击了晚清王朝。只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不免最终失败。但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对太平天国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作一探讨。只是囿于资料的限制和学识的浅薄，文中定有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恳请方家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一是导致中央集权的衰落和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
主威素重，权集中央，地方几无独立之权，这是咸丰以前清朝政治的显著特色。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派出了大量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但都无济于事。为此清政府先后委派官员数十人到各省举办团练。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镇压农民革命的主力。清政府不得不逐渐赋予湘淮将帅以越来越大的权力。比如，曾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一来，自咸丰以后，“主威素重”，权集中央的状况被打破了，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具体表现为：
1、军权下移，督抚掌握了半地方化和半私人化的军队。咸丰以前，清朝军权由皇帝独揽。中央征调军队，督抚不敢怠慢。自咸丰时起，湘淮军及其以后张之洞的“自强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等，都成了半地方化、半私人化的军队，并不绝对听命于中央。“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且不能知，若一旦出警，各省皆自顾疆圉，不能恤人”。（康有为：《官制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
2、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盐运道、粮储道系户部的派出机构，分掌一省财政。但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中央财政收入锐减，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以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于是财政大权逐渐下移。1853 年，清廷谕令：“按年定数指拨解部”。（《洋务运动》第三册542页）。这一谕令赋予了地方督抚控制财权的合法权力。这样，中央集中财政的体制遂限于瓦解。中央财权旁落，地方督抚遂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3、人事任免权下移，督抚扩大了对官吏的支配权。
清代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督抚军权与财权的扩大，他们（指督抚）往往以军务紧张为由，不拘常例，奏调保举人员。《清史稿》称曾、胡“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由于曾国藩权势日大，清廷甚至屡次下谕令其保荐督抚大员。这样，“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总之，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为湘淮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清政府依赖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赋予他们以极大的权力，从而为督抚专政制造了历史前提。这样，清王朝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而地方督抚权力得以膨胀。
二是导致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
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压迫各族的政权。但是，满人的特权，满洲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也是清朝始终存在的严酷现实，满汉矛盾始终是清朝的一对重要矛盾。满洲贵族享有世袭特权，以征服者自居，满人在数量上仅占汉人的八十分之一，但却占据行政官额的一半。这样一种情况在太平天国期间产生了变化，使满汉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汉族方向发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造成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衰落，造成了统治阶级中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汉人巡抚占到70%以上，也可证明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获得权力提供了机会。满人政治地位日渐衰败，汉人政治权力日渐增长。在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汉人的地位得到明显增强，导致离心力的扩大，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为以后辛亥革命的振臂一呼，各省纷纷响应独立，使清朝顷刻土崩瓦解，不能不说是准备了条件。
三是促使清王朝实行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但清政府长期的闭关政策，使清朝昧于世界局势，一味的“夜郎自大”，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主要障碍。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一个与之对峙的政权，成为清王朝的一大“心腹之患”。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逐步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成为清王朝的“外患”。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筹应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解除内忧外患。这样，开明，务实的洋务派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陆续创办一批军事企业、民用企业、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使之迈出了艰难而凝重的一步。尽管并非情愿，但是它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至少，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为洋务派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总之，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曾、左、胡、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既是地方势力，又是汉族官僚，同时又是洋务派人士。他们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变革，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表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农民与太平天国的兴亡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运动。而从整个运动过程看，太平天国政权的兴亡与农民的支持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太平天国的兴起离不开农民的支持，而要获得农民支持，就必须重视和照顾农民利益，
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根据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苦难的愿望，表示了对土地问题的极大关注和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强烈不满。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对私有制作了深刻批判，认为“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改革方案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产品也平均分配，余物归公，以便“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疑，这种土地改革方案，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太平军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平均主义的土地方案去实行，但许多实际行动还是打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部分解决。在有些地区，太平军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田尽入公。有时，太平军还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剥夺地主的钱粮，勒令富户进贡。在太平军的支持下，许多地区的农民展开抗租、减租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太平军所到之处，地主因争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这些土地经当地太平军的许可而由农民占有耕种。在太平军的打击之下，不少地区原有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改变，“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民国《汤溪县志》，卷三）。这样，不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太平军的支持下，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从而也就极大调动了农民支持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性。
除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外，太平天国还从政治上广泛动员和依靠农民。1851年起义之前，洪秀全就明确表示要打破封建礼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试图把农民从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广泛动员农民和依靠农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首先是重视对农民的思想动员。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对农民广泛宣传太平军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败与罪恶。为此，太平军曾大量印行许多宣传革命的通俗小册子，诸如《太平诏书》、《天条书》、《待百姓条例》等等；同时还注意随时随地对当地农民进行口头宣传，当时人称之为“讲道理”。其次，太平天国还依靠农民，建立地方政权。《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还规定了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形式与职能。为了便于动员农民和保证正常的军需供应，太平天国推行乡官制，设总制与监军两级，多由太平军文官担任，监军以下乡官分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全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乡官带领乡兵，或维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军参加战斗。乡官制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承认：“到处遍立乡官，是我民尽为贼助。”这表明乡官制在初期不仅保证了太平天国军需粮饷的正常供应，而且对保护农民利益、动员农民参加地方政权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使太平天国政权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二
如果说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
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的改革方案，虽然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因为从分配形式看，以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来分配土地，完全是不现实的空想，无法具体实行。从所有制结构看，太平天国虽然主张有田同耕，但农民仅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太平天国强调所有土地归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实际上，这不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此外，太平天国还推行“圣库”制度，将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所有权统统废除。这样做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违背了他们的愿望。据载，当时反映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诚然，大平天国在政权建立初期为了动员需要而宣传平均主义和实行“圣库”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仍然将这些主张作为新政权的经济纲领，就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更有甚者，后来迫于形势，太平天国要求农民“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措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太平军的供给困难，但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无助，反而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承认。在一些地区，太平军规定“富户贫民宜一体完纳”，“示谕佃农照常输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8页、第134页）。太平军还在江浙等地发给地主田凭，设立收租局，公然保护地主利益，强迫农民交租，规定“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沈梓《避寇日记》）。不仅如此，在太平天国统治的许多地区，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不断加重。有些附加税，如田捐由太平军直接向佃农征收，就更加引起广大佃农的不满。
对于近代中国的农民来说，没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热情。太平天国既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农民对它继续支持。事实上，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迅速异化，其领导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从反皇权到迷恋皇权。天王洪秀全成了“独一真神”，为了神化自己，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个领导层为“繁华迷惑”，穷奢极欲，愈来愈腐化，完全脱离了广大农民。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乡官制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的基层组织，可是后来逐渐为地主和地痞无赖所把持，“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太平天国》，第五册，第370页）。这些人利用职权，在乡间横行霸道，对农民“敲诈逼勒，无所不至”（《太平天国》，第六册，第649页）。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最后，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三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王朝的更替，但透过历史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王朝的兴与衰都和农民有关，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定律”，从本质上看就是由农民问题而引发的，太平天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运动初期，其领导人以拜上帝教为中心，把耶稣上帝的启示和中国农民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以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平均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指腐败的清王朝。这不仅激发了太平军将士的斗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从而使太平天国的队伍日益壮大，农民运动势如破竹。然而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没有根据巩固和扩大政权的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太平天国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施，而且也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事实上，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天朝田亩制度》，相反，出于一时需要下令农民要“照旧缴粮纳税”，承认乡村旧秩序，甚至纵容无赖乡官姿意勒索，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使许许多多农民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太平天国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政权在下层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不仅如此，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开始全面腐化，甚至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严重内讧。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公有等主张，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起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农民、谋取私利、享受特权的幌子。这样，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