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避讳是我国特有的风俗，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礼制。在西方，基督教徒的小孩受洗取名，不但不回避、而且有意识地与敬爱的尊亲、长辈同名。斯拉夫人的名（教名）和姓（家族名）之间，还得加上父名。以帝王、英雄、闻人、学者、发明家、创始者的姓名来命名事物，作为纪念，加以褒扬，千人写，万人叫，更是视为尊荣。而在我国，则君主、圣贤、尊长、父祖的名讳，口头上不能叫，文字上不准写，必须用各种方法来回避，这就叫做避讳。避讳原先出于子孙对父祖的尊敬，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等级从属关系的制度。避讳制度始于周、秦，盛于唐、宋，下迄清末。它维护宗法制度和三纲五常，禁止犯上作乱，是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种工具。民国以来，实行共和，避讳作为一种制度是被废除了。然其遗风，恐怕还不能说是完全泯灭了吧。
避讳淆乱文书而产生讹异，更改史实而造成误解，流弊甚多。但在另一方面，则又可以利用避讳来校勘古籍，鉴定文物，考订史实，解释疑滞。清代学者如顾炎武《日知录》、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与《二十二史考异》、赵翼《陔余丛考》、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对历代避讳有所著录，并借以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研究避讳并应用到校勘学和考据学的，叫做避讳学。避讳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近代历史学家陈垣撰著的《史讳举例》，凡八卷八十二例，集避讳学之大成。正如陈氏在自序中所说，“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陈垣：《史讳举例》，1933年刊。本文引：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励耘书屋丛刻》本，不再一一注明出处。WWw.133229.CoM）。惟该书于太平天国讳例独付阙如。《史讳举例》是避讳学的总结，但不是避讳学的终结，后学者可以而且应该在前辈学者已经达到的科学高峰上继续攀登。用太平天国讳例来补其未备，并在避讳学的研究方面有所前进，也是符合陈氏自序期待“纠谬拾遗”的初意的。
避讳在太平天国，既是重要的礼制，又是盛行的习俗。探讨这种礼俗，是太平天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太平天国实行避讳制度，原本出于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初期规定比较粗疏。但是这种礼俗，植根于宗法式农民经济的土壤，浸透了封建宗法与三纲五常的毒素，表现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思想意识的落后面，很快就成为建立新王朝的一种手段。1853年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杨秀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等级森严不可逾越，避讳制度渐趋严密。1856年天京事变导致人心涣散，洪秀全为了维系人心，借助神灵加强皇权，强化了避讳这种手段，至1862年颁布了《钦定敬避字样》，作为全国遵行的法规。太平天国避讳方法之多样，种类之繁夥，字数之众多，范围之广泛，规定之烦琐，执行之严格，较之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是太平天国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产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日益封建化的趋向（参祁龙威、吴良祚：《太平天国避讳制度考释》，见南京大学《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辑（1980年）。）。因此，探讨太平天国避讳制度，有助于深入太平天国史研究，总结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肃清封建主义残余，也不是没有借鉴意义的。
太平天国避讳的研究，有较大的实用价值。避讳学在太平天国文物鉴定、史料辨伪、史事考证、词语诠释、版本校勘与文献整理等方面的实际应用十分广泛。太平天国避讳学，是太平天国文献学的一个重要的 内容。半个世纪来，罗尔纲老前辈为太平天国避讳的研究与利用开辟了途径，做出了典范，启迪了后学，继而有所发明。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拙撰《略论太平天国避讳的研究与利用》，收入《太平天国学刊》第五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无非想说明一个问题：掌握避讳这一项工具，对读懂读通太平天国文献是必不可少的。
王庆成同志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天情道理书》早于“戊午遵改”本的修改本：将“北王”改为“背土”，不提行；把顶撞杨秀清而被处死的“参护李风先”，改为“背土参护李凤先”。他并提出解释：“‘土’或意味‘王’字斩首，‘背’或意味着反叛。但被处死之参护也加上‘背土’，则以‘土’释为‘王’斩首，似不可通。太平天国有‘脚底生泥’之语，意为‘入地狱’，‘背土’或者也是此意。”（王庆成：《太平天国修改印书的事实和意义》，《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王文称，柯文南发现《天情道理书》戊午遵改本，内容与己未遵改本相同。）这个发现对版本校勘和史事考证均有重要意义，但这两种解释似乎都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如果我们利用避讳学这把钥匙来启其奥秘，就可以豁然开朗了。
太平天国文书、印书中，往往因嫌恶某些罪犯或有严重过错的人而避改其姓名，这在避讳学上叫做恶意避讳，而加笔、减笔则是常用的方法。1856年天京事变中北王韦昌辉被诛削爵，1857年刊印的《天父诗》，把“不信山中清贵正”改为“不信山中清贵止”，就是恶意避讳减笔之例。大约就在这一年，《天情道理书》的修改本，避“北王”恶讳，“北”字加笔作“背”，“王”字减笔作“土”。这是否纯属猜测呢？否。《旧遗诏圣书·创世传》第四十九章第二十节：“亚沙将出产膏粮，又产王之甘物。”钦定本避“王”字讳减笔作“土”，可为旁证。《说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北”即“背”的古字，《国语》韦昭注已有明言。这里的“背”字既是“北”字避讳加笔，又取其“背反”的贬义，与“脚底生泥”未必有关。
至于把“参护李凤先”改“背土参护李凤先”，王庆成同志没有说明其行款格式如何。我们校以影印伦敦藏《天情道理书》“已未遵改”本，发现“参护李凤先”不应抬行而抬行，其抬头反比不抬头的低一格，而较“东殿”低两格。据“北王”讳改“背土”之例可以推知，“背土参护李凤先”，初刻本当作“北殿参护李凤先”，“北殿”抬头与“东殿”同。1858年间遵照洪秀全旨意修改印书，既要继续贬斥韦昌辉，又要改得通顺合理。前引《天父诗》1857年本“不信山中清贵止”，1858年天王《赐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诏》所引又改“止”为“出”。《天情道理书》原当与东、西、南、翼诸王抬头相同的“北王”，1857年本铲改为“背土”，不抬头；1858年（王庆成：《太平天国修改印书的事实和意义》，《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王文称，柯文南发现《天情道理书》戊午遵改本，内容与己未遵改本相同。）和1859年修订本又将“背土”改为“昌辉”，不称王号，不避讳，但恢复抬头与东王等并列。原当与“东殿兵部尚书侯谦芳”并列的“北殿参护李凤先”，1857年本铲改为“背土参护李凤先”，“背土”二字不抬头，“参护”之上空两格；1858年和1859年的修改本，则又去“背土”二字，“参护”之上仍有两个空格，这是避“北殿”恶讳空字之例。《太平天国》丛刊本照原格式排印，可资校勘；而《太平天国印书》横排本，则连排去空格，就无从寻觅“北殿”二字的踪迹了。
二
太平天国避讳字，应该如何分类？总数有多少？各家记载颇有出入。
1856年前成书的清人著作，如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分为五类：1．天父名、各“伪”王及“伪”王子孙名讳改诸字，2．皇上帝、天王、圣神讳改诸字，3．年月日、地支所改诸字，4．“贼”中忌讳及毫无情理所改诸字，5．妄造诸字；剔去非避讳字，计有避讳字三十八个。汪士铎《乙丙日记》据他在天京的见闻所记太平天国避讳字，附有代用字者四十四个，但言“不准用”者十四个，合为五十八个。
太平天国于1862年颁行的《钦定敬避字样》，明确规定的避讳字五十七个，禁用的字十二个，共计六十九个。
前辈学者和时贤的太史专著，则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把太平天国避讳字分为代用字和改字，共五十四个。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把太平天国“代改字”分做“改写字”和“改称字”，略去非避讳字，计有六十个。史式《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分为造字与改字。太平天国造字、改字不全是由于避讳，而以避讳为主。其区别，“汉字本无，太平天国新造，谓之造字，汉字本有，太平天国改用之字，谓之改字。”所谓有无，以是否见于《康熙字典》为准。除去非避讳字，剔去重复，著录太平天国避讳字实有六十四个。
笔者综合上举各家及其他零星记载，考诸现存可以看到的太平天国文献资料，则查有实据的太平天国避讳字就上百个；见于时人记载，尚待查找例证的还有几十个，也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为什么诸家所记太平天国避讳字的数目各不相同，以至相差如此悬殊？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太平天国避讳制度是发展变化的，前后期避讳字数不同。尽管有的改字如“岁（年）”、“期（月）”、“旦（日）”不久就改还本字，但总的来说是愈演愈烈，越来越多。商衍鎏氏以为“前期所改的字数较多”，这种说法是没有实际根据的。其次，视野有广狭，所据材料有多寡。《天父圣旨》、《天父圣旨》的发现与公布，《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武略书》等的校勘与整理，都是近年的事情，而若干太平天国后期刊行的印书中，避讳的实例特多。后学者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理应有所前进。第三，对于太平天国避讳的范围和特色，区别是否避讳字的标准，太平天国避讳字的分类，等等，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认识。太平天国避讳字，有避尊讳的，也有避恶讳的；有《钦定敬避字样》规定了的，也有《钦定敬避字样》所不载的；有全国通行的，也有局限一地的；有始终敬避的，也有行于一时的；人们有恪遵的，也有不遵的；文书、印书有遵改的，也有改而不尽的。情况参差，不可一概而论。即就《钦定敬避字样》而言，也不能说都研究透彻、理解准确了。有的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造字与改字，统计为四十五字，除去重复，不过四十一个避讳字（史式：《太平天国造字与改字表》，《太平天国词语汇释》附录。），就是把一些“不得僭”、“不得渎”、“不准称”、“不准用”的避讳字忽略过去了。
给太平天国避讳字以科学分类，是必要的。张德坚的分类，把避讳的性质、方法和种类混在一起，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当然是不科学的。“代用字”和“改字”，不能概括避讳方法的全部。“改称”和“改写”，往往兼而有之不可截然分开。“造字”之说，既嫌笼统，《康熙字典》也难以作准。如果以《康熙字典》作准，那么太平天国六爵排衔中的一些冷僻字，如“□”字，按天地会以“□”为“会”来作偏旁，那就是一个新造字；而据太平天国晚期嫌恶“会”字来推断，也可能是一个由此派生的避讳字。由于把“造字”和“代字”截然分为两类，“国”“国”、“□”“□”、“福”“福”、“正”“□”、“火”“□”、“明”“□”等分别列入两类之中，避讳字和它的改字重复计算，因而总字数多出了几个。再者，《康熙字典》所没有的，也不一定是新造字。“□”字中竖出头，“福”字从衣，“顺”字缺川旁中竖，都只是异体，而不是另造新字。汉魏六朝碑刻中，“□”字加笔，“顺”字缺竖，以及示旁字如“把”、“礼”书作衣旁之类的别字是不少的（秦公辑《碑别字新编》第71、221－222、232、412等页）。太平天国印书中，也有示旁字“祝”、“视”、“□”作衣旁的例子（《路加传福音书》）。“□”之从王作“国”、见之于齐宋敬业造象碑，宋元明清刊本常用（《碑别字新编》第151页；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第14页。），亦见于天地会诗句原抄本：“复国团员处处齐”（原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院（1881年收存），影印件见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五诗句上，第4页。），并非太平天国的新造字。“□”之作为太平天国避讳字，不是因为“朝”字不可用于藏有偶像之“□”而改为“□”，而是由于禁用“社稷宗□等妖魔字样”而避恶讳。故《武略书·孙子》“庙算”改“谋算”（《始计第一》），“厉于廊庙之上”十八字删去（《九地第十一》）；《吴子》告庙卜龟一段全删（《图郭第一》），“庙廷”、“庙门”改“衙中”、“衙门”（《励士第六》）。至于“□”字，也不是新造字，而不过是自魏以来“□”的俗字“□”、“庙”的又一别体罢了（《碑别字》第317页；《宋元以来俗字谱》第23页。）。
笔者认为，给太平天国避讳字按性质分类排队，可以知道哪些是避讳字，这些字为什么要避讳；再就避讳方法进行划分，那么就可以知道哪些字句是避讳而改，以及是怎样改的。
我们曾经把太平天国避讳字，按其性质大致分为三类，即宗教避讳字、封建避讳字和迷信避讳字（参祁龙威、吴良祚：《太平天国避讳制度考释》，见南京大学《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辑（1980年）。）。根据近年接触到的一些文献资料，进一步加以分析归纳之后，认为还应该增加一类，即恶意避讳字；有些避讳字的归类，也应该加以调整。太平天国各类避讳字，都有其不同于前代的一些特点，由于缺乏系统研究，还没有完全被我们所了解。因而，有些避讳字很容易被忽略过去。这里我想联系古代讳例和近人见解，略做一点比较和讨论。
一、封建避讳字 历代避讳字之载入文书、著于法令者，大抵以帝王庙讳御名为主；避皇亲国戚讳者为数寥寥。文人避家讳，下属避尊长讳之类，只不过是极个别的、局限于小范围的现象。太平天国的情况则不同。太平天国不但避天王、幼主、君王父名讳，如前代之例；而且避天王诸子和首义诸王名讳，为前代所无。但这两部分避讳人名的字合起来，不过占封建避讳字的五分之二，还不到避讳字总数的五分之一。
洪秀全自命天父次子，君权神授，对外邦以天朝上国自居，妄自尊大；对前代则贬低一切帝王，蔑视圣贤。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封建避讳字，前代外国均不得妄称僭用。由于这些避讳字属于常语范围，往往为人们所不察。举几个例子来说。
“君”、“王”作为太平天国避讳字，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是，一般只知“君”而不知“臣”，只知“王”而不知“后”。《钦定敬避字样》：“臣，天父、天兄、天王、幼主统下之人方是臣，前代列候属下之人不得称臣，概以下字称之。”考诸太平天国印书，“君臣”对举者或改“上下”（《武略书·吴子·料敌第二》），或作“长下”（《钦定英杰归真》）；“王臣”改“侯卑”、“侯属”（《创世传》）；“臣仆”改“卑仆”（《颁行诏书》）；“百臣”、“臣工”改“百工”（《出麦西郭传》）；“臣民”作“属民”（《圣差言行传》），自称“臣”者或改“从”（《户口册纪》）。可见，“臣”字确实是一个避讳字，其代用字不但有“下”，还有“卑”、“仆”，“从”、“属”、“工”等字。“后”之作为避讳字，未见于《钦定敬避字样》，但是有文献根据。“王后”改“贵娉”或“侯娉”（《创世传》、《马太传福音书》）；“后稷”改“後稷”（《钦定英杰归真》）；“天后”改“添後”、“天厚”（《圣差言行传》），都是实例。
众所周知，“国”是避讳字；但是“京”、“都”、“宫”、“阙”、“殿”、“府”则不为人们所注意。《钦定敬避字样》：“天京天都，京都天城也，余不准称京称都。”查一查太平文献，则天王诏旨称“北京”为“北燕”（《贬妖穴为罪隶论》），《钦定旧、前遗诏圣书》“京”或改“郡”（《创世传》、《户口册纪》），“圣京”改“圣城”，“耶路撒冷京”改“也路撒冷城”，“大王之京师”改“前侯之城池”（《马太传福音书》）；“都城”作“侯城”（《约书亚书记》），译名“都”字改“□”，如《保罗达提□书》，书题和正文均改“提□”，而各叶板心仍作“提都”。其余就不举例证了。
此外，对某些爵称衔号也得敬避。“豫，王衔；预，官爵。虽不避，亦宜分写。”其实，“豫”应该统计在避讳字之内，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太平天国晚期那么多的官员，无论是官照、印衔、文书、公据，均作“天预”而不作“天豫”。依此类推，则《约书亚书记》“干犯”、“亚干”的“干”作“千”，“隐干宁”、“无干”、“无干涉”的“干”作“于”这些现象，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不是诏书衙的刻字匠粗心大意，接二连三出了这么多的差错，而是有意识地避干王尊讳。
二、宗教避讳字 宋代偶有禁人名寓意僭窃之例，无非是“天君玉帝上圣皇龙”等字，不得取为人名，寓王霸之意。又有回避孔子、老子圣讳之例，但前者只是避讳“丘”字，后者不过具文而已。太平天国则以上帝教立国，实行政教合一，所以规定了一系列宗教避讳字，连洪秀全本人都得恪遵。为了敬避“皇上帝爷火华”讳，他自己为“王”为“主”而止，避不称“皇”称“帝”；幼主叫他“爹”，而不称“爷”；臣下也不能呼他为“上”。原先他不敢僭“圣”，后来才称“真圣主”。他的小名“火秀”也避改为“秀全”了。
太平天国后期，宗教避讳字有所增多。主要是洪仁□到达天京以后，《新约》全部出齐，“耶稣基督”在上帝教义中的比重上升了。在《钦定前遗诏圣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圣讳“耶稣”改为尊号“基督”或“救世主”；凡用“耶”、“稣”、“基”、“督”等字都挖补避改。在以幼主名义颁发的一些诏旨中，还把“哥”字避改为“萼”（拙作《释萼》，《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尊基督为”先师”，而避讳“师”字，以“司”字代。
约书中称耶稣为“人子”。太平天国认为，“惟上帝可呼其民为子”，故《钦定敬避字样》规定：“良民，不得称子民。”“子”是一个宗教避讳字。“子民”，太平天国前期不避；现存太平天国后期的文书、公据，有的作“良民”，有的不改。但上帝教约书是严格遵改的。《马太传福音书》以上帝口吻，“视我特选之臣”改为“视朕特宠之子”，“吾臣”改“朕子”。而诸书信篇中，凡圣差（即使徒）呼称信徒为“吾子”、“小子”、“亲子”、“爱子”的，钦定本都改为“吾弟”、“小弟”、“亲弟”、“爱弟”；连作为尊称的“二三子”，都改为“二三弟”了。但一般言太平天国避讳字者，都没有把“子”计算进去。
三、迷信避讳字 迷信避讳字因迷忌而避。《史讳举例》未曾提及，蔡尚思先生有所补充（蔡尚思：《论陈垣老师的历史避讳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五集。）。“罪”的本字从自从辛，秦始皇以其字形似皇，改为从网从非。隋国原作“随”，杨坚因其近于遁走，去“走之”而为“隋”朝。前秦苻生瞎了一只眼，讳言“残”、“缺”、“伤”、“毁”之类；南朝宋明帝好鬼神，避忌“祸”、“败”、“凶”、“丧”等字，误犯者处以死刑。民间迷忌更是常见。客家话以“韭”“久”、“舌”“蚀”、“书”“输”同音，韭菜叫“快菜”，猪舌叫“猪□”，通书叫“通赢”，等等，均属此类。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迷信意识浓厚，此类忌讳很多，不但用之于口语，而且见之于文字，这就是迷信避讳字。“丑（好）”、“卯（荣）”、“亥（开）”、“温（吉）”，就是尽人皆知的例子。
丁葆和《归里杂诗》注称，太平天国文书“衰作师（帅？），败作勋，离作利，去作到，雪作赤，伤作□”。所举都是迷信避讳字，虽有讹脱，但还是值得注意。我们已经举出“胜兵“、“胜守”、“胜扎”、“胜出”等实例，证明太平天国讳“败”为“胜”（拙撰《太平天国词语训诂脞谈》，《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太平军伤员叫“能人”（《行军总要·体惜号令》。），犹今之称受伤为“挂花”，伤兵为“荣军”，则太平天国避讳“伤”字，信而有征。其余虽未见实例，但不能说它是无稽之谈。
太平天国在常熟白茆口设白宝关（曾含章：《避难纪略》。），盖以“茆”、“有”同音，改白茆为“白宝”，如改卯为“荣”之例。既然芜湖之改“宁江”，有文书和铁炮为凭；那么“无锡书抚锡”的记载（龚又村：《自怡日记》卷二十一），也不会是太离谱的吧。
上述恶意避讳字，似非统一规定，有的出于书士或地方官之手，行之于一时一地的。下面一些例子，则是见于太平天国印书的。
太平天国以死为“升天”，既是宗教信念，又有避讳之义。《天条书》改“丧事”为“升天”；《天朝田亩制度》称丧事为“喜事”。《钦定旧遗诏圣书》凡“死”、“亡”、“卒”、“崩”均改“升”，或作“升天”，还把“死日”改“忌日”，“死前”为“生前”。《武略书》把“月有死生”改为“月有圆缺。”“丧”、“死”、“亡”、“卒”、“崩”都是迷信避讳字。
《天兄圣旨》：“秀全，尔在杨堂、萧堂避吉，宽心。”粤俗呼“空（与“凶”同音）屋”为“吉屋”，参以同书多处“避吉”的语境，可知是“避凶”，亦即“避难”之义。“凶”也是一个迷信避讳字。
四、恶意避讳字 恶意避讳因嫌恶而避。唐肃宗嫌恶安禄山，凡地名有“安”字的都予更名，如改安定为保定，安海为宁海；宋室南渡后书“金”作“今”，明初贸易文契洪武元年写做“原年”，都是恶意避讳之例。
太平天国把“鞑”和“咸丰”等字，加反犬旁作“□”和“□□”，就是人们熟知的恶意避讳字。这类避讳字为数既多，又大都不为人们所察觉。
不同的阶级、集团和个人，有不同的好恶。太平天国所嫌恶的，在清方可能是视若神明的，太平天国避之唯恐不及的，在清方可能是习以为常的。太平天国毁偶象，废祠祭，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封建文人来说，简直是如丧考妣；而汪士铎则十分赞赏。他说：“圣人亦有过欤？曰有。以鬼神愚民，以卜筮诬民也。……贼匪去之，此功德不在禹下。”再说：“贼之胜人处，去鬼神祷祀，无卜筮术数，……此皆胜我万万也。”又说：“贼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后世必有知言者。”（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二。）正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颇有见地，所以他的一段有关记载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又庙社、寺院、庵观、社稷字皆不准用，仙、龙、酒、烛、卜、筮、神（辰）、魂（□）……亦不准用。”（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三。）再看《钦定军次实录》：“且具本章不得用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社稷、宗庙等妖魔字样。”《钦定敬避字样》：“至仙佛、妖魔、鬼诞、僧尼、宗庙、社稷、祠寺等字，总以灭迹销声置而不提为妙。”三者大意相同，而所记恶意避讳字互有出入。我们再以太平天国印书的实例来印证一下。
《天理要论》：“皇及后指男女双辰”，《资政新编》：“心领灵会”等等，改“神”为“辰”、“灵”之类，是避尊讳；《武略书·司马法·仁本第一》“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祗”，改为“无留该杀”，“该杀”即“菩萨”之恶讳，这里“神祗”也避恶讳，修改后与原意截然相反。“龙”指“东海龙妖”要避恶讳作“隆”，如黑龙江改“乌隆江”（《钦定英杰归真》）；而天朝“金龙殿”的是“宝贝龙”，不避。比较《太平天日》所记：“皇上帝……身穿黑龙袍”，而“甘妖”则“腥身岂得挂隆袍”，二者区别自明。“仙”字避恶讳，“仙回”作“萱回”（《御制千字诏》）、“新回”（《蒙时雍家书》、《洪仁□自述》），“九仙庙”谓之“九妖庙”。
卜者列为“生妖十九项”之一（天王禁诏，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132页。），须避恶讳。《建天京于金陵论》朱子明文：“可以卜邦基之永固”，“戊午遵改”本把“卜”字改成“定”字。《创世传》第四十四章：“吾主所饮之器并所占卜者，岂非是耶？”“人如我，果能占卜之，岂不知乎？”钦定本两个“占卜”依文义分别改为“玩弄”和“测料”。酒在太平天国悬为厉禁。《天条书》1853年重刻本，已把祭告皇上帝用的“牲醴茶饭”改为“牲馔茶饭”。《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把“酒”改为“油”，“茶”、“汤”、“汁”等流质，或“豆”、“麦”、“面”、“饼”等食物；“酒杯”改为“饮杯”，“酒目”、“酒史”等“酒职”改为“厨目”、“厨吏”等“厨职”。由此可知，汪士铎的记载并非杜撰，洪仁□的告诫是遵行了的。再如“菩萨”之改为“该杀”，连歇后语都作“泥该杀过河，自身难保”（《钦定军次实录》）；“会”之改为“觐”，派生了“公觐”、“圣觐”、“教觐”、“大觐”、“肃觐”、“集觐”、“招觐”、“觐堂”、“觐吏”、“觐帐殿”等一系列词语（拙作《太太平天国词语小札》，收入《太平天国学刊》3辑。），都是《钦定敬避字样》所不载的。
至于避讳字的代用字，实际使用的也比《钦定敬避字样》规定与时人所记要多得多。上文提到的“臣”字就是如此。下面再举“主”、“督”二字为例。
《钦定敬避字样》规定，除了“五主”和主将、主宰之外，“余俱以司字、专字、柱字代”。而见诸太平天国印书、文书的，则有司、掌、长、士、道、贵、女、柱、狂等代字。如《钦定前遗诏圣书》“祭主”改“祭司”，“主治”改“掌治”，“主仆”、“园主”改“长仆”、“园长”，“公主”改“公女”，“诸神、诸主”改“邪神、妖狂”；《武略书》“兵之情主速”、“军旅以舒为主”的“主”字均改“贵”，“胜之主也”的“主”字改“道”，“智者为谋主”的“主”字改“士”；《钦定军次实录》“财主”改“财柱”，“主持”改“柱持”，等等。
《钦定敬避字样》：“督，凡用以总、统字代。”《盾鼻随闻录》：“以督为率。”而揆诸实际，“提督军务”改“提掌军务”、“提统军务”、“提理军务”（拙撰《太平天国词语训诂脞谈》，《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钦定旧、前遗诏圣书》“监督”改“监率”、“监长”，“千家之督”改“千家之率”，“督主”改“迫长”，“撒督”改“撒笃”，“总督”改“总制”，《洪仁□颁新政□谕》“清督”改“妖总”，“典红粉”、“典铅码”亦由“督红粉”、“督铅码”（《金陵杂记》）讳改，则除总、统、率三字之外，还有掌、典、理、制、迫、长、笃等字。
可见，过去我们对太平天国避讳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全面、系统、过细、深入的研究，就成为必要的了。限于篇幅，关于太平天国避讳的方法，容再另文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