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 原始社会服饰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 商周服饰 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 秦汉服饰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 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魏晋南北朝服饰 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隋唐服饰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辽夏金元服饰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 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 明清服饰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 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 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清朝皇室服饰解析清代皇帝的便服的衣料多选用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锦等质地。无论是织花、提花，多采用象征吉祥富贵的纹样。如团龙、团寿、团鹤，寓意“幸福”、“长寿”；蝙蝠、团寿字、盘肠、绶带纹样，寓“福寿绵长”，因蝙蝠谐音“福”、盘肠谐“长”、绶与“寿”同音。再如，用“”字或万年青花与灵芝头组成的纹样称“万事如意”；葫芦颈上系彩带，与“”字合称“子孙万代”文饰，因葫芦是爬蔓植物，连续接果有连绵繁衍子孙，永远不断的意思。
清代服饰制度还规定，穿不同的服装，头上要戴相应的冠帽。皇帝的冠帽有朝服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有冬夏之分。冬朝冠呈卷檐式，用海龙、熏貂或黑狐皮制成，外部覆盖红色的丝绒线穗，正中饰柱形三层金顶，每层中间饰一等大东珠一颗。环绕金顶周围，饰以四条金龙。金龙的头上和脊背上各镶嵌一颗一等大东珠，四条金龙的口中又各衔一颗东珠。夏朝冠呈覆钵形，用玉草、藤、竹桥编制。其顶亦为柱形，共三层，每层为四金龙合抱，口中各饰一东珠，顶上端一颗大东珠。另在冠檐上，前辍金佛，嵌十五颗东珠，后辍“舍林”，前饰七颗东珠。吉服冠，顶子为满花金座，上端一颗大珍珠。常服冠，黑绒满缀红缨，红绒结顶。
皇帝穿朝服时要戴朝珠，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的朝珠。朝珠由一百零八颗东珠串成，每二十七颗东珠又用四粒红珊瑚结珠等距间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结珠呈葫芦形称“佛头”。佩戴朝珠时，佛头垂于背后，用黄绦带连接一组玉饰，称做“背云”。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红珊瑚结珠处，分别饰一两串绿松石珠串，称为“纪念”。朝珠的构成，有着特殊的含义。一百零八颗珠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珊瑚结珠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寓意“一元复始”，三串绿松石纪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个旬期。皇帝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朝珠，皇后、皇太后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外，还在两肩斜挂两盘红珊瑚朝珠，以示身份特殊。皇帝佩戴朝珠，还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祭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戴琥珀或蜜腊朝珠，祭日戴红珊瑚朝珠，祭月戴绿松石朝珠。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朝珠寓意天、地、日、月，而东珠朝珠作为天地与人间的纽带，为皇帝专用。
皇帝在穿戴服饰中，腰间都要系相应的腰带，穿朝服系朝服带，穿吉服时系吉服带。朝带有两种，一种用于大典，为明黄丝织带，带上有龙文金圆版四块，中间嵌蜜石、东珠；一种用于祭祀，带上用四块金方版，嵌以束珠及各色玉、石。朝带并有垂带物品，即左右佩盼、囊、隧、鞘刀等。吉服带与朝带颜色相同，形制相似。带上的四块金版嵌珠宝随意，带端的一版角带扣，列左右的二块有环，以佩带玢（音ｆēｎ）。带上拴的荷包也格外讲究。满语称荷包为“法都”，是满族人喜欢的饰物。满族旧俗，无论男女，穿长袍系腰带，带上都拴“活计”，荷包是活计之一。它是由满族先世出猎或游牧时随身带的“囊”（一种皮质的饭袋）演变来的，同切割用的鞘刀、点火用的火镰、擦汗用的手帕等同为出猎的必备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游牧、狩猎变为固定的居住与耕种，这些活计就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变为装饰。清代皇帝的活计更是质地精良，制作精美。在绸缎上绣各种图案，与衣服相配。荷包上绣的纹饰有“五谷丰登”（正月）、“五毒”（端阳节）、“鹊桥仙会”（七月）、“丹桂飘香”（中秋）、“菊花”（九月初九重阳）、“葫芦阳升”（冬至节）、“甲子重新”、“万国咸宁”（大年三十）等，以应节景。
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内务府广储司拟定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奏准，对缎匹长阔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档案中的“敕谕”多次记载要求官局所织缎匹“务要经纬均匀，阔长合适，花样精巧，色泽鲜明”，如质量不合格，需补赔罚奉或受鞭责。内务府画师设计画样格外精心，发往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司分织。江宁织造负责御用彩织锦缎，苏州织造负责绫、绸、锦缎、纱、罗、缂丝、刺绣，杭州织造负责织造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刺绣由如意馆画工设计彩色小样，经审后，按成品尺寸放大着色发交内务府和江南织造衙门所属的绣作进行生产。
皇帝穿衣也有不顾典制而随心所欲的时候。按规定，皇帝吉服为最高的等级明黄色，皇子嫔等人的龙袍是香色（秋叶色）。典制中虽然服饰的颜色有等级、身份的差别，但乾隆却明确表示喜欢香色。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除夕，乾隆皇帝要在宫中神祖供像前行辞旧岁礼。是日晚，他照例沐浴更衣。当四执库太监捧出明黄色龙袍时，他却下旨要穿“香色刻丝黑狐面龙袍”。并且说，这件龙袍“着寻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十二月三十日沐浴后再伺候，以后每年是为例”。如果换了别人，穿着不符合身份的服装，肯定有违制之嫌。皇帝金口玉言，为所欲为，不受制度限制。另外，乾隆皇帝口口声声衣冠服制遵循古礼，可他在许多宫廷绘画中都以汉装出现。他曾说过，他的汉装像不过是“丹青游戏”。宫廷绘画多是写实的作品，水平再高的画家也不敢为皇帝画像张冠李戴。由此可知，宫廷生活往往被政治化，更显皇权的至高无上。
清宫内设有尚衣监，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饰，又有专门的衣服库，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还有一大群随时侍侯皇帝更换衣服的太监们。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换服饰，有时一天内更换二至三次。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大致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1、第一个发展阶段(1950—1979)，是少数民族服饰研究拓荒时期。
这一阶段，以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65)[3] 为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起始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64年的时候，周恩来曾经交给他一个任务，即研究中国人的服装历史，追溯中国人的服饰辉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涉及的时期起自殷商迄于清朝，对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其学术价值极高，填补了我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一项空白，在中国服装史研究上具开山地位。成书之后，作为中国的国礼，此书被送给日本天皇和美国总统，受到赞赏。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研究也起始于该书。因为沈老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仅研究了汉族的服饰史，也包含了历史上各朝代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在此之前，有关少数民族服饰的内容大都是零散叙述，成为其他主体研究内容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此外，上世纪50、60年代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都涉及到服饰这一物质文化；介绍各民族的民族志也包含服饰的内容。文化大革命十年，各项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服饰研究更是如此。
2、第二个发展阶段(1980—1989)，少数民族服饰研究有了较大发展。
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高潮是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两期大型的民族服饰展览，第一次于1985年举办《中国苗族服饰展览》，第二次是1987年的《中国彝族服饰展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最大两次少数民族服饰展览，其影响可想而知。事后在此基础上分别出版了《中国苗族服饰》(1985)和《中国彝族服饰》(1990)。在展览的影响下，一些民族相继出版了专题服饰图集，如《凉山彝族文物服饰图谱》(1985)、《水族服装与银饰》(1986)、《中国四川羌族装饰图集》(1992)，主要是展示服饰图案。
此外，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是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香港和平图书公司联合出版的大型画册《中国民族服饰》，以画为主，兼有介绍性文字，后被译成英、德、日等文字。在香港和国外产生了很大反响。在香港举行首发式时，附带展出了56个民族的服饰，引来人们的惊叹之声。展览大厅内，不仅港人踊跃争购此书，而且小学生们还由老师带领前来参观，领略中国服饰文化之宏博，中国民族服饰展成为了解各民族的爱国主义教材[4]。1990年以前的画册或图集，虽然图文兼备，但大多主要是展示各民族的服饰美的画册，以图照为主，文字仅限于简单的描述民族志，没有形成专题研究。
除画册外，对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也有较大发展。如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有阳泉等:《丰富多彩的我国少数民族服饰》(1981)、罗庶长:《手印与方印— 白裤瑶服饰的来历》(1981)、王云英:《从〈红楼梦〉谈满族服饰》(1982)、文海:《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妇女服饰》(1982)、黄美椿:《略论云南少数民族的服饰与头饰》(1982)、陶朝阳:《理县地区羌族的服饰》(1983)、王元辅:《滇人和白族的发式服饰比较研究》(1985)、龚友德: 《云南古代民族的衣著文化》(1987)等一批著述，对少数民族服饰有了初步研究成果。
3、第三个发展阶段(1990—1999)，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取得长足发展。
从90年代末至2000年，是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服饰文化成为各民族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形成第三次少数民族服饰研究高潮。一批论文和专著踊跃问世。一批学者分别在《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和各地方研究刊物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论文。同期，相继出版了为数较多的服饰研究专著。如:天津南开大学安旭先生从美术研究的角度出版了《藏族服饰艺术》(1988)一书；冯敏的《凉山彝族服饰艺术》(1990)；邓启耀的《民族服饰:一种文化符号》(1991)；向翔、龚友德:《从遮羞板到漆齿文身》(1991)；韦荣慧主编:《中华民族服饰文化》(1992)；王君平等:《四川少数民族服饰艺术》(1992)、埃利亚德:《萨满服饰的象征意义》(1983)、郭殿忱:《女真服饰史论》、罗荣:《藏族服饰刍议》(1993)、玉时阶:《瑶族服饰图案纹样的文化内涵》(1994)、宋军:《试论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主要思路》(1994)、陈晓红:《云贵高原民族服饰习俗文化类征》(1995)、傅安辉:《侗族的织绣艺术》(1995)、华梅:《人类服饰文化学》(1995)、祁春英:《中国少数民族头饰文化》(1996)、管彦波:《西南民族服饰文化的社会功能》(1997)、韦荣慧:《浅谈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陈列艺术》(1997)、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1998)、刘军:《中国少数民族服饰》(1999)、邓启耀:《中国西部民族服饰文化史论》(1999)等等。当然，上述仅为例举，是论著中极少的一部分。综而观之，这一时期的论著分别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和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进行了论文与专著的专题研究。杨源编著的《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图典》(1989)，收集了全国数十个民族的精彩、珍贵图片，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悠久与风采。这一时期，形成了少数民族服饰从民族志描述到服饰文化研究的第三个热潮。具体表现在:
其一，从研究的数量看，呈直线上升。据苑利、吴英对物质民俗研究论文索引统计[5]，1980—1989年，共发表23篇少数民族服饰论文， 研究对象主要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苗、彝、瑶、水、纳西、白等民族。其中有少量(2篇)的服饰史研究。到1990年—1999年，发表的有关论文及专著达 184篇、部，研究对象涵盖西南、 西北、东北、台湾等省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
其二，从研究内容看，研究领域大大拓展。不仅有服饰史、服饰文化、服饰工艺、服饰美学、服饰礼仪，还有跨地区的比较研究，如杨国的《苗族服饰与楚国服饰的比较研究》、戴平:《论中国古代民族服饰的跨文化传统》等。
其三，从论文到专著，研究层次不断深入。显示出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地研究中国服饰、民族服饰和服饰工艺。
但是，这一阶段也表现出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总的说来是西南强于其他地区，而西南又以苗、彝、藏服饰研究为多。
4、第四个发展阶段(2000—2004)， 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由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发展。
20世纪末，以2000年7月在云南昆明召开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服饰博览会为标志，博展会通过服饰展示，展演，时装大赛，学术研讨等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了中国各民族的服饰文化艺术，表现出服饰展的全面性、系统性、珍贵性、学术性。
作为学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次召开的民族服饰文化研讨会。研讨会组织了国内外服饰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50多位海内外学者云集一堂，其论文内容覆盖了祖国西南、西北、东北、中南和台湾地区的汉、藏、回、瑶、苗、彝、羌、佤、满、畲、壮、黎、水、侗、白、傣、蒙古、布依、纳西、哈尼、裕固、东乡、保安、撒拉、朝鲜、僳僳、泰雅、阿美等20多个民族，专家学者的讨论广度与深度都有所进展。从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等视角的研究，拓展到服装设计与工艺特色、发展前景及中国民族服饰的产业化、现代化、国际化、市场化，以及民族服饰与旅游，民族服饰与生态环境等问题，对服饰文化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民族服饰，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而且有可供开发利用的经济价值。系统地挖掘、研究、整理、开发传统民族服饰文化，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这次服饰研讨会，对服饰文化形成一个较高水平的研究，会后形成学术会成果——论文集:《新世纪的彩霞》，其内容不仅反映了服饰文化形成、特点、内涵、传承的各个方面，还就民族服饰如何适应社会发展，民族服饰与现实需要相结合进行了探讨，对民族服饰的继承、与时俱进有着重要意义。
此后，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形成又一个高潮。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深入进行，又相继出版了一批相关论文和专著。例如，为配合服博会的召开，云南出版了《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学术论文集》(2000年)；其后，戴平的《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2000)；杨国的《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2000)。此外，各民族的服饰的专题研究有了显著进步，如杨国的《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和《苗绣》；陶红等著的《回族服饰文化》(2003) 等。此外，综合性研究的专著还有中国民族博物馆编的《中国民族服饰研究》论文集(2003)，反映了近期以来对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后，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文字研究上，而且表现在对珍贵服饰的抢救、收藏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北京服装学院博物馆和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为代表的一批国家博物馆，抢救收藏了全国各民族的一批珍贵服饰文物。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新飞跃，是近期以来，专家学者们把服饰文化中的传统手工艺技能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并给予了高度重视。有的学者进行了抢救性的田野考察和影视图像资料拍摄，不失时机地为中国民族服饰领域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6]。 这是对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一个质的飞跃，它将有利于有效地保护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中这一极易被忽略和遗弃的弥足珍贵部分。
在首届少数民族服饰博展会的影响下，不少地区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专题表演，一批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专集相继问世。比如，2004年，为了进一步弘扬彝族服饰文化，打造凉山彝族的服饰文化品牌，带动彝族服饰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举办了《中国·昭觉首届彝族服饰文化节》，会后出版了《彝族服饰文化研究论文专集》，且拟建立彝族服饰博物馆，把地方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和保护与服饰文化产业开发相结合，推动了服饰文化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发展。
5、第五个发展阶段(2005年10月)，少数民族服饰研究会成立， 是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发展的里程碑。
2005年10月，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学会在北京服装学院挂牌正式成立。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学会的成立，是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发展的又一个勃起点。正如北京服装学院党委副书记杨绍文在该会闭幕式上所作指出的:“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的成立，其本身就站在民族服饰研究的高端，立足于民族服饰发展的潮头，着眼于来自各方面有关专家们的智慧互补，着力于振兴民族服饰文化和服饰的一个重要阵地”，它必将推动少数民族服饰研究与开发的发展。同时，民族服饰研究学会的成立，将在以往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学科建设，建构民族服饰研究的理论体系，使民族服饰研究步入专业学科门类的领域，并在各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基础研究与应用发展，为民族服饰文化迎来一个更加光辉的前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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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制度，法律建设的完善
（2）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衣食住行等
(3)建立全面物质生产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经由初级工业经济转变为高级工业经济，包括钢铁、家用电器在内的许多工业产品生产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也不断扩大。
(4)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5)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完成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
(6)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
(7)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有16.5万，占当时中国人口总量96259万的0.0171%。2006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达到377.5万，占当年中国人口总量131448万的0.2871%，30年间增长了16.7倍。
(8)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电脑，电视等的普及
追问没有像“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前面那几课的么？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d.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
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