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在政治上颇不得志，曾饱经忧患，倍尝颠沛流离贬黜放逐之苦。他的思想成分相当复杂，早年是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中年以后历经坎坷，释道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所到之处，多与高僧大德密切往来。晚年，佛学思想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其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也越来越明显，佛学思想使苏轼在痛苦的人生忧患之中得到精神慰藉和解脱。在参透荣辱得失苦乐进退利害安危等世俗烦恼之后，他的思想有了超凡脱俗的升华，其乐观旷达的博大胸怀，其空灵澄彻的精神境界，使其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苏轼信仰佛学是有一定家庭渊源的。在元丰八年50岁时所写《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中，他曾追忆：
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
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苏轼曾“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并为此写了《阿弥陀佛颂》，颂中说：
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生灭灭尽处，则与我佛同。深得净土宗真趣。苏轼盟岁时为亡褰王闰之作锕弥陀佛赞》其中说到：丈六长身不为大，方寸千佛夫岂小，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使到无魔娆。这说明苏轼对《阿弥陀佛绎》确有比较深刻的研究，也表明他对西方净土的真心向往。
苏轼认真重视和研究佛学，始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后，这在写于元丰七年的《黄州安国寺记》中有明确的记载。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昊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
焉。
他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觉得自己，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
僧，求一洗之。于是他找到了安国寺，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查，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妬所从生而不可
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修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苏轼同时期写的《答毕仲举书》也写到此事。毕仲举远在罗山，写信给苏轼，建议他读佛书及合药救人。苏轼说：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灌，若农夫之去草，旋
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除了“暗塞”云云是自谦之语外，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佛经义理是真诚信仰实地奉行的。这和那些附庸风雅、高谈阔论佛理禅机而并不真正奉行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苏轼把这一类自命“超然玄悟”的“世之君子”讽刺为谈食龙肉者。他说：“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真是一语破的，揭穿了那些高雅之士专事空谈的假面。
(毕仲举)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苏轼“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他不完全同意毕仲举的粗浅认识，而是深入一步地阐释说：
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佛教业报理论的领会要比毕仲举深刻透彻得多。
苏轼重视《楞伽经》，他认为这部经是微妙第一的“佛语心品”，是“句句皆理，字字皆法”的神圣经典，但由于它义趣幽眇，文字简古，非反复诵读认真领会不能得其真意。元丰八年二月，50岁的苏轼过南都时，拜访年已79岁的张安道先生，张安道先生比起苏氏兄弟来要年长近三十岁，却是他们兄弟二人难得的知已。苏轼、苏辙二人年轻时首次离川赴京应试，就受到当时任成都尹的张安道的赏识，从此结为忘年交。苏辙曾写诗说：“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年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楞伽经》授于当时“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的苏轼，苏轼应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的请求，亲手书写此经一遍，用张安道施舍印经的30万钱，求善工刻之板，在元丰八年九月所写《书楞伽经后》，苏轼严厉批评了当时游谈无根的不正的学风风。他说：“若有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他强调必须坚持认真学习佛教经论，这是基础，是根本。他打比方说：“譬如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断生死，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而语矣。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这个比喻是非常贴切而击中要害的，道出了某些标榜禅宗实则不学无术的人的浮夸与浅薄。苏轼批评说：
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
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
这是禅宗的危机，也是佛教的危机。不坚决纠正这种“遣文以得义、忘义以下心者”的偏失，佛教的传统就有中断的危险。在苏轼为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撰写的《大悲阁记》中，他讲得很明确：
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
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
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
他对这种故作高深玄妙实则空洞无物的欺世盗名者作了无情的揭露，称这种人是“大以欺佛者”，把他们思想行为的实质概括为“饱食而嬉而已”。这种批评是十分深刻有力的，令人有痛快淋漓之感。
苏轼晚年还希望能有条件对佛教经典做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绍圣二年(苏轼那年60岁)五月所作《虞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他抒发了自己有志无书的感叹，他说：
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
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谪居惠州，终岁无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
独榜其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
他没有找到经藏，无法遍读佛教经论，做不到“博学”佛典，但他对到手的佛经却做到了“深思”，做到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从他给某些重要佛教经论所做的题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前举《书楞伽经后》。另外写于绍圣二年八月的《书金光明经后》，对佛经奥义的阐释也是非常深刻的。苏轼以一代大儒，历经人世坎坷而归诚佛教，常好以佛论儒，以儒论佛，触类旁通而深入求之。在前面提到的《大悲阁记》中，苏轼就是先引证了孔子的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证得出结论：“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然后引申批判到那些标榜禅悦糟践佛法的人。在元佑八年所写《书孙元忠所书华严经后》中，苏轼说：
公之爱龙，如爱其身，只令作祸，不令造业。若椎此心，以及世间，待物如我，待我如
物，予知此人与佛无二。这是以儒家的恕道阐释佛家的仁慈，是苏轼贯通儒释的一个明证。苏轼临终那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所写《南华长老题名记》在论述佛教修行成就的高低大小在于一念之差时，他引证了孟子、子思论圣人之道的有关言论，从“不欲为之心”与“不能免之过”两方面论述了一念之差的巨大影响，认为“是二法者，相反而要为用，儒与释皆然。”在文章末尾，苏轼特意声明“乃为论儒释不谋而同者以为记”。可以说兼通儒释表里为用是苏轼佛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苏轼佛学思想对其文艺创作的深刻影响，以及苏轼杰出的文艺成就与其佛学思想的相互关系，来不及详加论述，只能留待他日另文予以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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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几乎是全面仿制唐文化，日本在“飞鸟时期”（6世纪至710年）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开了全面向中国学习的大门，在之后约300年间，大量的“谴唐使”和东渡的僧侣、学者、工匠、技术人员，把中国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产技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大量传入日本。
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进、吸取唐代汉式服装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称为“唐服”，虽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传统汉式服装的基本特点：上衣下裳相连、没有衣领、右衽、衣袖宽大、用衣带、不用衣扣。不过和服和标准的唐代汉服还是有些区别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历史上的唐代汉服比较起来，稍显拘束、小气，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种宽容、大气、自信、傲岸的气派，这也是环境使之然，岛国之人毕竟没有唐代中国人那种宽阔的胸襟与博大的胸怀。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终生拖着辫子，以满清忠臣自居的辜弘铭，到东瀛见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后，竟然流着眼泪感叹：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国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除日本的和服，朝鲜、越南的民族服饰也受到汉服的影响，朝鲜、越南立国上千年来，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国当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饰、发式都和中国相似。在服饰上，尤其是宫廷礼服，国王、大臣的朝服，几乎就是中国汉族王朝宫廷礼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不过造型显得小气而已，因为朝鲜、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礼数，不能超过宗主国。
韩服最初主要是受中国唐代服饰的影响。对此，史书中就有记载：“服制礼仪，生活起居，奚同中国”。唐代时，新罗与唐朝交往非常密切，服饰特点几乎与唐朝无异。韩服的个性发展开始于李氏朝鲜中期。从那以后，韩服特别是女装，逐渐向高腰、襦裙发展，同中国服饰的区别逐渐增大。但官服、朝服等重要礼服，仍一直延续着较多的中国特色。
一、关于佛教的论文，这个题目太大了！佛教的经典如大海这么多，五部大论，大藏经，那不是三五年，十年八年能看完的。佛陀宣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世间人能有智慧参透！你能看到的佛教论文，你能写的佛教论文，只能是一个大概，或者一个细节！
二、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教育。作为修行佛道的人，把佛教当做一种知识，当做一种文化，又是佛教的一种悲哀！因为佛教是教你了生脱死的，让你断除一切烦恼和痛苦的！如果你大家佛教当做一种文化知识，而没有实修，而没有去证悟，佛教很快就会毁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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