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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分析内容摘要摘要：《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写于1921年的作品，他就当时的旧中国大多数农民的现状深刻地去揭示了当时农民的精神面貌，意在唤醒麻木中的中国人民，希望他们觉醒起来救中国，使中国人不再受欺辱，不再受奴役。他的作品具有很鲜明的时代性。我主要是从阿Q这个人物入手，抓住他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以及他的种种行为去写，具体分析了他的精神胜利法和革命历程，揭示出人物的弱点，点明了人物性格的可悲性，以及由此去阐发了阿Q革命的失败和下场的悲惨的必然性。同时，也警醒国人，不要再让阿Q的悲剧在中国上演！关键词：畏强凌弱精神胜利法狂妄自大革命阿Q，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典型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旧中国下层农民的真实再现！他的出现，不但震惊了旧中国，敲打着每一个中国的心坎，同时，也震憾了世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阿Q正传》①创作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②最著名一篇小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鲁迅先生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世界文学画廊中的著名形象，让阿Q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甚至家喻户晓的名字。阿Q形象不但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在今天在世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憾，催人警醒，促人奋进。《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③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
阿Q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他愚昧，贫穷。精神胜利法是他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也是阿Q落后不觉悟的重要原因。阿Q不满别人的压迫，想反抗又不得力，便用精神上的胜利掩盖实质上的失败。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时虽一时反对，但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本能地倾向革命。他对革命的理解是错误而可笑的，行动是迟钝而软弱的，最后在假洋鬼子的棒喝下革命美梦彻底破灭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阿Q也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典型形象”。 阿Q头上的“光”，照出了中国人心灵上的黑洞。
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中间，意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就是通过阿Q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国民的愚昧，深刻揭露了封建势力凶残狡猾的反动本质，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现实，阅读文学作品就应该鉴赏其人物形象，探讨其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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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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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主人公，是“精神胜利者”的典型，受了屈辱，不敢正视，反而用自我安慰的方法，说自己是“胜利者”。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6卷第3期发表刘九生的《雄踞的斯芬克斯:论“我的阿Q”》。此文对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语义学分析认为：《阿Q正传》是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一个斯芬克斯式的谜，是鲁迅“反省”文学的巅峰之作。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既非人类普遍弱点之一种，更非剥削阶级统治者腐朽没落的精神状态，而系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整个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根源就存在于我们历史悠久、传统强大的小生产汪洋大海之中。鲁迅冲破古往今来一切传统思想传统手法传统审美观念，创造出“我的阿Q”，“本意”在教人“反省”，催人自新，让精神获得解放，思想冲破牢笼，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革除贫穷、愚昧、落后、野蛮、禁锢，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附文见全文）
仰望人类语言艺术史的闪闪星空，古往今来，有那一位语言艺术家，能像鲁迅，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人，怀有如此非凡的“诚和爱”?那些不朽的“经典作品”，有“歌颂”的，有“暴露”的；那些不朽的“典型人物”，有“正面”的，有“反面”的，不知激动了多少人的心灵。然而，“我的方法”谁用过?像“我的阿Q”这样所谓“熟悉的陌生人”可有第二个?教人反省，催人自新，让精神获得解放，思想冲破牢笼，启蒙先启自己的蒙，超越“歌颂”“暴露”，超越“正面”“反面”，《阿Q正传》甚至成为连作家自己也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古国要革新，人要现代化，“我的阿Q”确乎有可能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是，多少年了，围绕“我的阿Q”，大家互相“推诿”，生出了多少“无聊”的大“枝节”，争了多少通不可开交的“闲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阿Q”甚至成了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结果岂至“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而已。
鲁迅正是在对我们活的历史传统与生活之流整体的非凡理解及把握中，才创造出了“我的阿Q”或通常所谓“阿Q精神”。阿Q是一个农民小生产者，未庄的男男女女或形形色色的阿Q，只管眼前，怎样方便怎样行事，其余一切，什么事实，什么是非，什么平等，什么长远，宁肯不管，得过且过，昏天黑地硬胡混，混一天是一天。愚而诈、呆而坏、刚而奴是他们共有的心理习惯。阿Q精神实际上就是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个体小生产者整个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极其深广的社会的、民族的、历史的、阶级的根源就存在于我们源远流长的小生产汪洋大海之中。传统小生产远不止是封建主义的基础，小生产意识及其习惯势力，远比剥削阶级统治及其思想影响更大，更悠远，更广泛，更根本。传统小生产条件下，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 方式，居住状况，交通状况，交往程度，教育程度，文化水平，思想水平，都决定了农民整个心理状态或习惯不健全，根本不可能健全起来。
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个体小生产者整个的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的阿Q精神，鲁迅视之为“国民性”，有时称之为“国民的弱点”，有时又称之为“国人的魂灵”或“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诸如此类独特的思想观念，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依鲁迅之见，人对社会负有责任。国家民族不行，是因为人民不行，人民不行是由于制度不行，制度不行是由人民思想落后，观念陈旧，心理状态或习惯不健全，冲不破“古训”所筑成的高墙。
整个地看来，鲁迅关于阿Q“人格”的见解，堪称是一个先知式的预言。这个预言以其水晶般美妙透彻的思想阐明了“国民性”与中国革命及其未来的之 间结构关系，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阐明了的农民革命二重性或固有缺陷论，惊人地一致；跟毛泽东的农民观相互对照彼此辉映，给人无穷无尽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农民视为一个有先天缺陷的二重性阶级。马克思关于东方农民的思想观念，更与“东方专制制度”密为一体。马克思揭示了东方专制制度源于“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古老形式的文明”农村公社。马克思格外提醒:“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
倘中国确曾有过“造神运动”，那么我们更应该反省自己或自己反省，解剖自己或自己解剖，而不能仅仅去责怪别人。逝者逝矣。来日可追。放眼望去，人类历史提供这样的证明:先进化落后;也提供这样的证明:落后变先进；但人类历史仿佛还未曾提供这样的证明：先进化为落后终又变为先进。一个非常极端独特的例外可能是犹太文明。现代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从原出发点开始是可能的。谁敢断言我们不能再创辉煌再给文明人类提供一个先进化为落后终又变为先进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辉煌证明?倘若不能步入这辉煌，伟大光荣的中华“民族魂”，浩浩世界中的“中国心”，都无法自己安宁。犹太人是怎样的善待历史珍重苦难，吾人岂能无动于衷?哲人言曰：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旧邦新命”者也。“旧邦新命”者，现代化也。近代以降，先进化落后，备受列强欺凌，内忧外患，“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人精神觉解巅峰的永恒之光，光耀世界，希腊人引以为荣。鲁迅煞费苦心创造出来的“我的阿Q”又何尝不应当如是观?吾人正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必须深切意识到不断变化中的“我的阿Q”的存在，并且意识到自己是这存在的一部分，方有真正的精神觉解。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我们“失落”的那另外一半就是现代化，就是科学与理性精神。我们要“寻找”，永不停歇地寻找，在这块流淌过无量汗水无量血泪的古老土地上，切切实实自做功夫，为自己挣得人的价值、人的地位、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尊严，走出历史的循环，以完成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否则，雄踞在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历史十字路口的斯芬克斯“我的阿Q”就要把我们吞下去。
注：“阿Q"的Q在此不读Q，而是读“qiu".
1922年，叶永矱把《小小十年》小说稿送请鲁迅修改。一天，他问鲁迅：“阿Q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取外国名字？”鲁迅说：“阿Q是光头，脑后留着一条小辫子，这Q字不就是他的形象吗？”鲁迅自己所说的阿Q取名原由是的确如此，还是一时的笑谈，多年来都一直是文学史家们研究的一个问题。
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号豫山，后改名为周树人，改字樟寿，号豫才。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是中国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的母亲是鲁瑞，父亲是周伯宜。在这一生中他写了小说,散文，杂文100多篇.
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从此弃医习文。
作品及简介
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时期开始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最早的一篇译述文章《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载于第9期)；同年在东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 1906年弃医学文，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重论》等重要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用文言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8年5月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阶级特征、性格特征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因此《阿Q正传》的主题是永恒的，阿Q形象永远是一面镜子。在分析阿Q这一形象时应突出两点：一是要把他的主要特征—精神神胜利法突出来；二是应抓住他革命的全程。
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无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虽然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我认为《阿Q正传》所映射出中国民族的多种劣根性和丑态,主要有下列数种：
一、卑怯
阿Q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
二、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如：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又如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这种精神胜利法中国人发明得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即使现在我们南斯拉夫大的大使官被美国人炸了、战斗机在祖国南海上空被美国飞机撞废，国人怎样？还不是嚎叫几声、美国人出来个道歉就算了事，国人已经心满意足了，这就是阿Q劣根在国人身上烙下印记。
三、善于投机
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Q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于革命意义，实丝毫没有了解。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
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中国人以前动不动自称其国为数千年的文明之邦、地大物物博，自己是轩辕华胄，神明贵种，视西洋人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可言。及屡遭挫败，则又说西洋人所恃的不过船坚炮利而已，所有的不过声光化电而已，谈到礼教伦常则何能及我们万分之一？甚至于饱受西洋教育的辜鸿铭还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种精神文明。这何异于阿Q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
阿Q的种种劣性都有其培育生长的土地。活在清朝末年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还占统治地位时期，他赤贫如洗，没有财产、没有职业，连个家也没有，寄住在土谷祠。他经常受到赵太爷、假洋鬼子的打击、凌辱和周围平常人的嘲弄，对这些他都以“精神胜利法”一笑了之。由于他在政治上承受着沉重的压迫，经济上遭受着残酷的剥削，精神上蒙受着长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着种种屈辱，所以他有自发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现状，但是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有自私、陕隘、封建、保守等落后思想。自发的革命要求和落后的思想意识，在阿Q身上始终是矛盾着的，他是这种矛盾性格的统一体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缩影。了解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后，阿Q给人们留深刻的印象，具体如下：
一、阿Q这个形象令人笑中带泪。对于失败、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难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会悲伤之后继续奋斗；愤怒之后难以忘怀；不满之后努力改变困境。但阿Q却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病态心理表现的对付方法，那便是“精神胜利法”。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
二、阿Q这个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不绝。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人格、尊严，如不能姓赵，否则便挨打。又是一无所有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梦想，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个社会，这只能是阿Q的美梦而已。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以被错杀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了东西还耍赖，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调戏妇女。
三、阿Q这个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后被压迫、落后、不觉悟农民的缩影。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内容中再细致阐述。
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
现在我们从内容和情节的发展以及写作技巧上分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在第二章时，追述往事，刻画阿Q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描述阿Q的部分生活片断，突出了他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交代阿Q的经济地位，到处打短工的流浪雇农，是社会中被压迫、被污辱的最底层的人。接着连续写他的四个生活片断。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在精神上独不崇奉赵、钱两家，进过几回城，又讥笑未庄人的“不见世面”，这些都突出了阿Q妄自尊大的特点；“癞疮疤”的故事，写他被欺辱时由打人到怒目而视到自轻自贱；“押牌宝”事件，写他被欺辱后为取得精神上的胜利而进行自我摧残。以上便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构成部分之一。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节，继续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反而因此“得意了许多年”，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从来如此，他们景仰强暴，视人压迫人为当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十分可悲的变态的奴性。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竟然败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调戏小尼姑，为自己的屈辱报仇。三个片断，刻画了阿Q畏强凌弱的性格；阿Q与王胡比丑，说明他无聊到了极点；憎恶假洋鬼子，则表现他排斥异端；“赶紧抽紧筋骨”等待挨打，显出十足的奴性；调戏尼姑，更表现阿Q对女性态度上的肮脏灵魂。
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节，继续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反而因此“得意了许多年”，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从来如此，他们景仰强暴，视人压迫人为当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十分可悲的变态的奴性。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竟然败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调戏小尼姑，为自己的屈辱报仇。三个片断，刻画了阿Q畏强凌弱的性格；阿Q与王胡比丑，说明他无聊到了极点；憎恶假洋鬼子，则表现他排斥异端；“赶紧抽紧筋骨”等待挨打，显出十足的奴性；调戏尼姑，更表现阿Q对女性态度上的肮脏灵魂。
第四章，写阿Q拙劣的求爱经过和遭到的可悲结果，继续表现阿Q的地位和处境。作者在叙述中把阿Q的永远得意归究于“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指明了他的思想是受了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这是阿Q严格遵循“男女之大防”和排斥异端的思想根源。而强调阿Q的“样样合于圣经贤传”，以及他要找女人是唯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说明阿Q全身浸润了封建思想的毒素，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道德。而他去拧女人大腿，说“诛心话”“掷一块小石头”，留心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又说明他前面的思想是虚伪而可憎的。年近三十的阿Q要求恋爱是正当的，但他的要求却触犯了封建礼教，因而遭到赵太爷父子的凶残迫害，他不仅挨打，而且连可怜的一点点家当也被榨取干净，断绝了活路。这一章，写了阿Q的可憎，更写了他的可怜，也写了统治者迫害人民的残暴。到此，情节发展又深入了一步。
第五章，写阿Q走投无路，揭示麻木的国民“吃人”的本相，再写阿Q的畏强凌弱。“恋爱”既成“悲剧”，阿Q接下来遇到了“生计问题”。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阿Q感到“世上有些古怪”，做工被老主顾拒之门外而意识到生路被断绝。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断他生路的是赵太爷之流，而误以为是比他更弱小的小D“谋了他的饭碗去”，便发生了“龙虎斗”。这既表现了阿Q的畏强凌弱的性格，又说明阿Q的不觉悟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无路可走的阿Q去静修庵偷萝卜，是情节的必然发展。他视小尼姑如草芥，对老尼姑耍无赖，亦是他畏强凌弱无赖霸道的表现。自己的不争气不觉悟，统治阶级的迫害，必然使他走上行窃之路。
第六章，写阿Q由走投无路到短暂的“中兴”，再被赵太爷逼到无路可走的经过。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后，受到人们的“敬畏”，不过因为他在城里给白举人家里帮过忙，手里有现钱，有些便宜货，还知道城里一些见闻。因此，掌柜、酒客、路人都对阿Q“刮目相待”，王胡等人对阿Q也“肃然”，妇女对有劣迹的阿Q也不再躲避，而是主动赶着要买他的东西。这一切深刻揭示了国民趋炎附势的本性。然而，当阿Q的底细被披露出来后，人们又由对他的“敬而远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更说明了世态的炎凉，人们的愚昧无知。不由得使人发问，这样的国民，不改造行吗?阿Q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成为必然。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
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给予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现在我们从阿Q投身革命的全程来看阿Q的性格特征。
阿Q的革命要求是模糊而幼雅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他改变长期屈辱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夹杂着许多落后的意识和营私利已的思想，他的革命甚至达到敌我不分的严重地步。阿Q这种芜杂而落后的思想，注定了他“投降革命党”的失败。
但阿Q投身革命的历程却从客观反映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使阿Q误解革命；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处境不能不使阿Q本能地倾向革命，说来似乎并不光彩的“偷儿”行径，其实就是阿Q的初步造反行动!当阿Q发现革命使举人老爷恐惧万分，未庄一群鸟男女惊慌失措时，便深感“快意”，于是“神往”革命，判定“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在第七章中，写辛亥革命到来时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突出了阿Q的革命要求。投机“革命”：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时，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他要逃难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误传革命军是为崇祯报仇的军队。阿Q则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实质是什么呢?“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再看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父子在革命到来时吓得六神无主，低声下气地把一向不放在眼里的阿Q叫成“老Q”，这时候的赵太爷和阿Q俨然换了一个位置。还是年轻一辈诡计多，赵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约革命，革掉了静修庵里的一块龙牌，还顺手抄走了一个宣德炉。这就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混迹于革命中的假革命现象。
写下这条标题时，我差点以为我是在歌颂阿Q。伟大革命家、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著作《阿Q正传》也看了好几遍，越看就越发觉得阿Q这注定悲剧式的人物可怜可恨。
在鲁迅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阿Q正传》可堪称他的代表作，它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依靠精神胜利法而赖以谋生的悲剧性小人物阿Q的典型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阿Q正传》之所以使人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鲁迅通过对阿Q形象的塑造概括了“精神胜利法”这一腐蚀整个中华民族的严重痼疾，鲁迅曾多次讲到他创作《阿Q正传》是为了通过对阿Q艺术形象的塑造，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的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暴露国民的弱点，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来改造国民性。《阿Q正传》在表述的层面上看是在为一个地位卑微的小人物立传，其实是想通过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把他的影响和悲剧折射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暴露当时国民的弱点。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阿Q作为乡土人物的一个代表，这样一个旧人物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
阿Q自认为是个有过进城经历的人，但他仍“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 ‘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在阿Q看来，这些都是错的、可笑的。显然，在阿Q的对城里人的态度和看法中也显现了当时封闭保守的乡下人对热情奔放的城市人的感觉，他代表了乡土人物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批判、否定和拒斥，也表现了城乡之间对立、隔膜的社会病态。像这样的阿Q，我想就算是在现代社会里，甚至在以后的社会里，都一直存在着。封建思想影响着我们两千多年，早已根深蒂固，哪里是现代这么短的一朝一夕能彻底消除的呢？现代的城乡经济差距、思想隔阂仍广泛存在不说；就如今科技发展如此迅猛，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下，未来的城乡隔阂就算不会随之越拉越大，也不会彻底破除。在乡下人看来，越来越开放的城市人是阿Q；在城市人看来，依然那么保守的乡下人，更是阿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