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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关于民工荒问题的探究
摘要:：“民工荒”问题，作为一个新生的农民问题，近年来广受众多经济学者及农业问题研究者的关注。本文结合“民工荒”的现状，对“民工荒”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得出“民工荒”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必然结果，并提出解决“民工荒”问题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民工荒，原因，对策
金融危机阴霾刚散，广东、福建和苏浙等发达地区又相继传来缺工的消息。企业抢人潮，工厂加薪吸引民工，老板开豪车招工，一时间，民工荒风声水起。在互联网上，关于“民工荒”的讨论也几近白热化。2009年，温州市1-7月劳务市场用工供需差接近10万[1];深圳四月用工缺口为2.3万，5月为6.8万，6月为6.7万，7月为8.9万，8月高达12万。[2]曾几何时，“民工潮”席卷全国的印记我们还清晰可见，而仅仅几年光阴，“民工荒”便转眼汹涌来袭。
出现“民工荒”的原因何在?如何有效化解“民工荒”?笔者认为，民工荒现象所折射出的，除了表层上的劳资关系纠缠不清外，背后还折射出许多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和探究的原因。
一、“民工荒”现象的原因透视
毋庸置疑的是“民工荒”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必然结果。其具体原因主要包括：
1、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老龄化的趋势以及人口出生率的逐年下降。
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1年柴编辑荐刊在线Q766085044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即为老龄化社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日前在昆明表示，中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占3成，达31%。[3]此外，由于计划生育、“养儿防老”陈旧观念的转变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中国总人口在增加，但人口出生率确在逐年递减，劳动力市场上每年新增劳动力的绝对数也开始递减，无疑给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挑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计划生育的成功其实是把双刃剑：中国在这三十年中可能少了三亿张嗷嗷待哺的嘴，但也少了三亿劳动力。可见人口因素是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个相对长期的因素，所以说今后我国劳动力短缺的趋势不可避免。[4]
2、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缺失。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一直都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然而由于体制障碍和自身素质等原因，这些以农民身份跻身于城市人行列的特殊社会群体，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繁重、肮脏有时甚至危险的工作，生活条件差，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恶劣。甚至很多民工没有社保、工伤、医疗的保障。政府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国务院也是三申五令，企业不得苛扣农民工工资，但是农民工“为讨工资欲跳楼”的悲剧却时有上演。随着现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试问在他们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时候，靠榨取剩余劳动力的“血汗工厂”还能留得住人吗?
3、后金融危机时代到来。
从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下，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几乎成了珠三角企业力挽狂澜最直接的牺牲品。奇怪的是昨天还是民工“返乡潮”、民工“慌”于失去工作岗位，而今天由于经济回温，不少外向型企业外来订单不断增加，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2010年春节后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和内陆传统劳务输出地区又纷纷拉响“招工难”的“民工荒”警报。可以说“民工慌”到“民工荒”的变化此悬殊如此之大，让人瞠目结舌和匪夷所思。归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市场需求与劳动力技能不匹配的结构性错位。由于技术工缺乏，熟练工不够，大量的普工因金融危机的冲击流向又发生了变化，往往会导致“民工荒”与“招工难”同时并存的供求结构错位现象。另外一方面在于随着就业形式日趋好转，面对企业仍是较低薪水待遇，人情味不浓，用工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波动性大，一些返乡的民工在等待观望，害怕有个风吹草动，又得卷铺盖走人，因此迟迟不敢作出外出打工的决定。可见，对于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屡次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和危机冲击的牺牲品，他们脆弱的心真的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
4、新生代民工族的自我意识问题。
老一代农民工属于生存型农民工，这些“都市的匆匆过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岁的增长，逐渐淡出打工行列。随之，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80后、90后打工者现今成为流动劳动力的主力。与那些靠出卖没啥技术含量的苦力而在城里疲于奔命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所受教育程度也有所提高，思想较活跃，属于发展型农民工。他们除工资薪水外，更加注重工作待遇、环境、收入福利和自我发展等。此外，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公平意识、公民意识等等也在不断增强。他们敢于向没夜没日地加班却又不人道克扣工人工资或给极其低廉加班费的血汗工厂说NO。跳槽换岗的民工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部分经营理念放不开的企业难以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和新生代民工看利益和发展需求，难免陷入招工难的窘境。此外，对于那些技术含量低，脏、重、累、苦、险和城市人很少问津的工作，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宁可不工作，也不愿从事。因此如何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就业、住房、社保等方面的现实困境，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安居乐业，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热议的话题。
5、"民工荒"格局生变 农民工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近年来内陆省份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利用国家出台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为中西部劳动力大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很多农民工纷纷从沿海地区回归内陆城市。此外，东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比中、西部地区并没高出太多，且生活成本却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原有的地区优势得不到明显的体现，也是造成“民工荒”格局生变，农民工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一个原因。因此，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特别是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大幅减少，是2009年下半年东部
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统计局称。
6、 愿意外出务工的民工数较往年下降。
由于城市户籍、住房、社保等制度改革滞后，门槛设置太高，条件限制的过于苛刻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曾让多少怀揣着梦想，想在城里扎根、携子打工的民工伤心欲绝啊。虽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但民工子女没有流入地户口，无法享受当地政府的教育经费。民工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不一样，农民工子女须要多交赞助费、人情费、寄读费、择校费等等，因为费用太高有些农民工因负担过重原因，已准备让子女辍学，也有的准备让子女回家乡读书，以减轻负担。子女回家乡读书又与在城镇打工造成矛盾，为了下一代他们不得不“望城兴叹”，望而却步，不得不承载过多的失落，带着子女踏上归乡的路。
7、中央新农村政策的利民效应。
随着中央减免农业税、种粮直补、粮食收购保护等惠农富民政策的相继出台，不仅完善了农业补贴制度和市场调控机制，而且还大力开拓了农村市场，提高了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得农民在家乡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享受改革成果的农民对于这些新政策的反响自然强烈。如果外出打工挣的钱与务农的收入差别不大，农民当然会权衡利弊，选择回流。他们或在家种田、或从事种植养殖业或选择就近打工或利用在外打拼时学来的一技之长，走上一条自主创业之路，也不愿意撇下一家老小去外地打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农民进城务工难的现实环境下，沿海一些地区却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其实只是一种假相，并不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真实反映，而是劳动力市场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错位。因此，“民工荒”现象暴露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众多的深层次矛盾，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
二、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对策
笔者认为，解决民工荒问题方案的核心在于保障农民工权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1、加强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正如著名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的那样，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6]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7]笔者认为，缓解“民工荒”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大职责。尤其是在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全社会更应该尊重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使其充分享受人身自由权利、就业权利和子女受教育权利，可以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成果。这就需要政府大刀阔斧地将劳动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并进一步加强劳动监察力量和执法力度，严肃开展和清理拖欠工资的“零欠薪”专项行动。对那些恶性违法违规、侵害民工合法权益的单位或个人,不仅严肃追溯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还应通过新闻媒体等手段予以曝光。同时也可设立举报有重奖的制度，让农民工敢于站出来争取自己合法利益，而不用顾忌因此会遭到企业解雇或排挤或打击报复的遭遇。
2、制定有关政策，为改善农民工生活提供制度保障。
笔者认为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因此，城市政府应该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变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分离体制，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把那些因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而被牢牢“绑在”农村的农民工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自由流动，允许公民自由的选择生活方式、生活地点以及工作的职业，从而逐渐淡化和消除城市户口背后所附着的利益，使农民与城市居民真正获得平等意义上的“国民待遇”，而不再遭受身份的歧视，从而最终达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3、创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实现人性化管理。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应注重改善工人劳动环境、提高工人生活待遇，加强工人的技能培训，从而发挥他们的最大优势，创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实现人性化管理。因为，当今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再不把自己看成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三等工人”，而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择业、工资待遇、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与城里人享受同等待遇。福州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甘满堂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有着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意识，更想通过个人努力在城市找到新的生活方式。这些特点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思想基础，也是国家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契机。[8]企业如果一味地把他们当做冰冷的赚钱工具，盲目地追求短期的和眼前的经济效益，任意欺诈、剥削和为所欲为地侵害他们的合法权益，最终会令他们缺乏归宿感，认为自己除了是老板手中的赚钱工具外，没有其他任何存在的价值。若这样，对企业来说，那也将是作茧自缚，断了自身长效、可持续发展的后路。因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强调“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特殊群体，其身份第一次在最高级别的中央文件中得到确认,足见党中央、国务院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度关注与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决心。[9]
4、“民工荒”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等多方位的努力与改进，而且更需要作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农民工自身不懈的努力。
尤其是对于当前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农民工自己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民工荒”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是自己不能胜任工作而造成的“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的两种尴尬场面。因此农民工应在社会各界的援助下，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执着努力，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从而逐步向技术含量高、工资相应也高的劳动岗位过渡，为“民工荒”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的那样“劳动者只有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综上，现阶段，我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农民进城务工难的现实环境下，沿海一些地区却出现“民工荒”的现象，这绝非偶然，是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和农民工价值观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笔者希望通过上述的浅论能够唤起各方对农民工的关注，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城市真正包容他们、欢迎他们。
【参考文献】
[1]周呈思.缺工10万温州“用工荒”调查.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
[2]深圳8月缺工达12万人次[N].深圳商报，2009-9-16.
[3]中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2010-09-09，新华网.
[4]庞冬梅、“民工荒”日益加剧告诉我们什么?[N].金融时报，2009-9-26.
[5]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总量增长3.5%，2010-03-21，中国经济网.
[6](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8]筑梦城市：1亿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实录，2007-12-29，半月谈.
[9]乔太平：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010-06-18，中国改革论坛.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20-121页.
“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
1.工厂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差，工资待遇低，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内地经济的发展使的农民在家里务农，或者在家乡的工厂工作也有不错的收入。2.农民外出的费用支出较高，珠三角各城市的医疗、教育、生活等方面的高消费使工资本来就不高的农民工生活更加困难。
解决：1.现在我国的制造业主要靠廉价的劳动力来维持产品的竞争力，特别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人工成本成了被压缩的成本环节。不能够怪工厂老板黑心，如果不压缩成本企业就会亏损。而现在员工职业道德低也是造成企业成本高的原因，我在一家工厂上班时甚至看到一些员工随意制造不良品，而且还说“这又不是我家的”，材料损耗高那成本就高，成本降不下来老板就是想加工资也没法加。你看看德国工厂和小日本工厂里面的员工有没有对着那写自己生产的不良品说“这又不是我家的”，而且一些工厂是代工厂，自己本身没有技术，靠给外国企业代工赚点加工费，当然，企业管理有问题这也是成本高的原因。
2.至于这点就不用说了，千里条条的跑出去赚的还不够花，鬼还去打工啊。
这篇很全的：
美国次贷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梁桂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郁方，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游霭琼，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人事处处长，研究员。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对广东的影响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正面积极的，也有负面消极的。危机面前，广东不应被动应对，必须深刻分析、辩证把握风险与机遇，在危机中寻找商机、在挑战中寻找机遇。由此，广东要有两手对策：一是策略上应对美国次贷危机给广东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损失，做好风险防范准备，降低和化解风险；二是在战略上利用世界经济发展周期的过渡性机会，内强能力，外争势位，全面争创下一周期发展新优势，把广东发展全面推向新台阶，为中国下一周期的经济发展开路。
关键词：美国次贷危机广东影响对策
发端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致的全球经济金融动荡已成定局，走势与结果尚难预料。化解危机保平稳，抢抓先机求跨越。广东既要关注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致的不确定走势与结局，更需要关注这一事变本身所传递的深层信息和意义。正是后者成为我们战略决策的出发点。目前国际、国内许多学者和决策者更多关注事件本身，特别是这一事件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损失；现在，我们特别需要摆脱习惯思维路径，解放思想，登高望远，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掌揽大势，抢占先机，形成全新战略判断，实现全面战略创新。
一美国次贷危机对广东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对广东的影响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正面积极的，也有负面消极的。更重要的是，一切变化都是机会，全赖于我们对变化的判断和利用变化的能力。需要辩证地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对广东的影响。
（一）正向效应
次贷危机对广东的正向效应主要是给广东经济发展模式一个深刻的警示，同时也为广东发展模式创新提供良好的机遇。
1.客观上促进广东产品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当前对外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广东而言，既是严峻考验，也是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机遇。广东应借助这次危机重估“出口创汇”战略。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对广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刚性成本与价格的低端出口产品上。这暴露了广东产业多处在全球产业链的高风险范围内，并显露了广东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结构的局限性。次贷危机发出的警示信息，可以推动广东反思目前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广东的出口产品结构经过这几年的调整与转型已有一定改善。按照统计局和外经贸厅的口径，2007年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2.79%,同比增长59.1%,2008年1~5月在传统大宗产品出口回落情况下，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幅虽然下降，但仍增长25.1%。可见，广东出口产品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并非是一片惨淡，次贷影响从反面检验了广东的产品调整实效与方向。
2.促进广东出口产品区域结构的调整
避免所有鸡蛋集中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防范原理，在国际贸易中的体现就是贸易伙伴的多元化。次贷危机客观上警示了贸易伙伴过于集中以及进出口结构不对称的集聚性风险。从出口产品的区域调整看，次贷危机影响下广东对美国出口的下降促进了对其他区域出口的增长。广东2008年1~6月的出口区域结构为：对欧盟和东盟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6.4%；对非洲、拉丁美洲出口分别增长23.4%和19.8%，对韩国增长63.8%；对印度出口同比增长103.3%。调整中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品通过出口区域转移也获得增长。如2008年1~5月，广东家具对美出口同比下降14.5%，但对东盟出口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因此，整个行业出口同比增长24.6%。
3.贸易顺差过大的状况有所改善，对于虚假贸易的遏制有一定成效
自2004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虚假贸易成分不断增大，主要发生在进出口杂项、机械及运输设备和轻纺、橡胶、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类，导致这三大类产品的贸易顺差出现了超常规的爆发式增长。广东作为出口与顺差最大区域，这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次贷危机和我国出口政策的调整对于过滤虚假贸易有一定的效用，可以有助于我们的出口成分和贸易顺差的真实与规范。2008年1~6月，广东外贸顺差511.54亿美元，增长同比回落46.2个百分点。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广东依靠第二产业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化战略，遭遇资源紧缺、成本价格飙升的阻击。2007年下半年以来，广东农业与非农业原材料价格均在大幅上涨，企业进厂价格与出厂价格的喇叭口不断加大。根据国家调查总队广东分队的调查数据，2008年1~6月，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之间的“剪刀差”也在逐月扩大。次贷危机向我们提出了警示：广东如何调整产业发展战略以适应新的发展格局和新条件环境?
（二）负面效应
次贷危机对广东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反映在因美国经济放缓、信用链断裂、汇率利率波动而导致的需求收缩、订单减少、赊欠款增加、价格波动、资本异常流动、企业赢利与投资动力下降、海外投资受损等方面问题。根据省统计局2008年广东经济发展分析数据，全省GDP增长10.7%，增幅同比下降了3.6个百分点。三大产业与三大收入增幅均呈现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工业企业亏损额居全国前列。
1.对出口的影响
次贷危机对广东出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长下降，出口总额增率下降、贸易顺差增幅下降，从而导致出口对GDP的拉动力下降，影响最大的是服装、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传统大宗商品。
客观分析，广东出口产品大幅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次贷危机只是其中一个直接因素，影响因素还有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成本上升等，这些综合因素合力作用导致成本与价格刚性的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加工业的生产与出口陷入困境。但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科技含量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仍然具有较好的竞争力。
2.汇率、利率变动下的价格影响
美国资本流入和流出额分别占全球总额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同时全球资源型商品仍以美元定价，全球商品期货价格的定价权也主要由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所控制，因此，它的资本流动变化和美元汇价的波动直接影响到资产市场价格和资源价格的变动。特别是受美国降息后中、美利率进一步倒挂，热钱流入、外汇储备增加、美元走软预期增强等因素的影响，2007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速度明显加快，2008年4月10日首次“破七”，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已经升值18.5%。一方面，美元贬值压缩出口企业利润空间；另一方面，美元贬值预期造成国际游资把石油和贵金属作为资金保值和升值的避难所，导致国际大宗商品（如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价格大幅上涨。
资源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加大了严重依赖初级产品进口的广东经济发展成本压力，企业利润空间进一步收窄，亏损企业增多，企业利润增幅同比下降。2008年1~5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同比回落44.8个百分点，超过四分之一的企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全省亏损企业达11006个，亏损额增幅同比提高25.0个百分点。预计2008年下半年亏损企业会进一步增加。亏损企业中，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多。从目前态势看，一些对成本敏感的中小企业难以应对高利率和高成本，企业外迁和倒闭的情况会进一步加剧。
3.其他经济影响
次贷危机将进一步导致出口企业信用链断裂、海外投资损失和企业投资动力下降等。一是出口违约损失。2007年以来，次贷危机的发源地成为海外商账的重灾区。若依照商务部坏账率估算，2007年广东出口总额为3692.45亿美元，保守估计坏账额在120亿~180亿美元左右，而目前出口信保对广东出口的渗透率仅为1%，广东目前因次贷危机导致海外企业倒闭等造成损失的数据尚难以有效统计。二是投资动力与投资赢利下降。随着金融危机逐渐向实体经济渗透，全球经济已进入下行通道，导致投资动力下降。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1~6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546.72亿元，增幅同比回落1.2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同比仅增长8.8%，回落4.7个百分点。
此外，受次贷危机影响的还有广东的海外投资，包括境内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和企业的海外投资。2007年8月份以来，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业绩下滑较快。
（三）下一步深化影响的判断
次贷危机下一步对中国和广东的影响有多大，负面效应是否已到底部，取决于三方面因素：一是次贷危机对美国的影响时间和深度，这是一个最基础变量；二是次贷危机对国际经济和国际市场的影响深度；三是次贷危机的放射性效应和广东的承受力。
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美国是否将陷入经济停滞周期？对此目前众说纷纭。这其中的关键要素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能否回稳，次贷风险能否从源头上得到控制。根据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判断，美国经济短期内急剧衰退的可能性不大，但可能会进入一个缓慢下滑的调整期。根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降1%，中国对美出口就会降5%~6%。因此可以预见，2008年下半年甚至到2009年上半年广东出口增幅下降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二广东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对策选择
挑战与机遇如同一块铜板的两面，总是相伴相生的。任何变化都是机遇，挑战则是对变化的反应能力的考验，关键是如何应对。特别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度最高的省份，广东更不应被动应对，必须深刻分析、辩证把握风险与机遇，在危机中寻找商机、在挑战中寻找机遇。由此，广东要有两手对策：一是策略上应对美国次贷危机给广东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损失。做好风险防范准备，降低和化解风险。二是在战略上利用世界经济发展周期的过渡性机会，内强能力，外争势位，全面争创下一周期发展新优势，把广东发展全面推向新台阶，为中国下一周期的经济发展开路。
（一）近期策略性对策：积极防范和化解美国次贷危机对广东经济社会的风险性影响
目前，广东经济发展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的转折时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压力。在此关头遭遇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致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国际市场需求下降的外部振荡，以及国家宏调政策密集出台效应凸显的影响。为此，广东必须主动采取一系列策略性对策防范和化解可能引发的风险。
1.密切关注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最新态势，加强跟踪性研究并及时采取对策
有关部门，特别是外贸管理部门应随时关注全球金融危机发展的最新情况，以及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走势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时掌握有关动态信息。同时，要进一步开展有关次贷危机及其对广东影响的调研，除广东自身积极应对外，亦应及时与中央互动沟通，以便获得应对危机的更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应对变幻莫测、前景不明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广东需要有超前的研究预测和综合动态的宏观配套政策，特别需要加强政策的超前预见性。
2.及时出台应急配套措施，企业自救与政府政策扶持相结合
虽然市场的选择和开拓的主体是企业，但政府恰当的政策支持和完善的服务，能大大增强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特别是应对危机困境的能力。面对次贷危机给企业带来的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等问题，首先是企业自身必须采取灵活应对措施寻求自救，其次是政府应适时出台配套紧急应对措施，维护外向型经济的稳定发展。
3.高度防范次贷危机可能引发的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
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贸易摩擦日趋复杂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频繁运用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发展中国家对我贸易立案开始增多。截至2007年底，广东共遭遇15个国家125起贸易保护案件，涉案金额累计50多亿美元，呈现案件数量及涉案迅速增长的态势。2008年，在世界经济环境更加复杂、美国经济陷入动荡衰退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可能出现持续滑坡，引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导致贸易摩擦增多。面对新标准、新规则、新手段层出不穷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发展新态势，广东需要加快提高应对能力。
要积极配合国家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实施，引导企业积极有效地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加强企业和行业自律，更加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信用意识，维护正常的对外贸易秩序。建立健全外贸预警体系和重点行业、重点产品风险预警机制，实现公平贸易信息交流和共享。强化政府部门、商会协会为主的中介组织、企业间的联动工作机制，实现有序、畅通和高效运转，及时应对和主动防范境外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以及反垄断、“337”知识产权调查等各类贸易摩擦。
4.适度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缓解美国次贷危机引致的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经济均衡增长主要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驱动。在危机过渡期背景下，可以适当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些已经立项可以加快推进的项目可以加快推进；一些酝酿比较成熟的项目要加快立项开工，提升投资和市场需求的预期。同时，也可以加快推动金融创新和公共财政创新，加快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发展。
（二）中期策略性对策：化危为机，加快调整、升级步伐
危机危机，危与机相伴相生。我们要积极地看待危机，善于在“危”中发现“机”，善于化危为机，抢抓先机，推动变革。
1.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增强发展的自主性和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的外贸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有利于广东较早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弥补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缺口，但另一方面也使广东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地缘和路径依赖，发展的自主性和内生性都受到严重挤压。为应对次贷危机以及今后国际经济动荡的影响，广东要争取利用这次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逐步降低对外部要素的依赖，降低出口对GDP的贡献比例，以减少未来出口下降对广东的冲击。
2.培育新型生产要素，跳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陷阱”
在全球产业分工细分化日趋强化和国际生产网络快速扩张的新时代，决定国际分工的要素禀赋差异已经由自然资源转变为人才资源、创新能力、产业配套、制度、文化等组成的新型非物质生产要素，要素资源条件特别是创新能力和水平已成了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置的重要前提条件。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有别于前两次，前两次的产业转移主要追逐劳动力和土地等物质资源的低成本优势，而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则更多地注重东道国的技术、人才、研发能力等综合知识优势与信息基础设施、体制条件等要素来展开，这也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仍旧占据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欧盟、美国的投资成本比发展中国家高很多，但他们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完善的市场机制仍吸引着大部分的高端国际资本。
新型生产要素的不足使广东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要素仍旧是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物质要素，一方面，使广东陷进了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陷阱”，不能有效实现通过引进产业和技术促进本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民工荒”、土地荒及其他资源的枯竭也使广东以资源—劳动密集型为核心的粗放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因此，广东在参与国际分工时，既不能轻易丢掉比较优势，又要注重新型生产要素特别是创新优势的培育，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本土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等高级人力资本的发展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使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早日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增强应对国际风险能力。
3.走向高端，打破在国际产业链低端位次日趋固化的格局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特别表现为在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链中的区位竞争。在知识经济时代，上游产业控制下游产业、无形生产控制有形生产，服务支配生产，知识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国家控制知识技术创新能力弱的国家的特点日益明显。现在，跨国公司选择广东在其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承担起加工厂的角色，使广东成为“世界制造基地”。但这种“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生产在内”的制造业基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各种生产车间的集合。而广东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往往只是被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未能真正解决引进与消化、创新相结合，长期未能解决在核心技术、关键部件、营销渠道、业务流程等方面的严重对外依赖，由此广东的产业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
今后，广东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推动自主创新，要努力从低端加工组装向上游特别是中高端制造延伸，进入资本、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关键零部件生产和装备制造业，同时向下游各种生产性服务业延伸，实现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跃升，形成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良性互动的产业格局，提升广东在国际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
4.赋予市场多元化战略新的时代内涵，构建合理的全球市场布局
20世纪末以来，广东就开始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并取得一定成效，但过分依赖欧美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动荡，有可能加速广东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推进。今后广东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应从内涵定位到思路措施都要作进一步调整，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按四个层次形成广东全球市场战略新布局，并采取多元开拓对策。一是巩固发展、深度开拓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性市场。二是加大力度巩固和开拓周边国家和地区市场。三是有选择地、循序渐进地开发新兴大市场，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韩国、波兰、土耳其和南非等。新兴市场是我省重要的战略性市场。四是关注和研究暂时还不成熟的潜在市场，力争拓展新市场。广东产业门类齐全、加工配套能力庞大，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只要我们放开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并给以适当帮助，在尚不成熟的市场也能发现机会。
其次，增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企业是开发国际市场的主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广东推进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要把侧重点从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转向大力提高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由“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从根本上解决国际市场自主力问题。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在外交、政治上的作用，为企业拓展市场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帮助企业排除开拓国际市场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如贸易歧视、违法乱纪、侵害业主利益等。要在商业信息、法律援助等方面向企业提供有效服务。
再次，重视整合贸易促进资源，构建贸易促进体系。借鉴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构建由贸易政策制定部门和管理部门、政府贸易促进机构、民间贸易促进机构共同构成的贸易促进体系。贸易政策制定部门和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是依法贯彻执行国家政策；贸易促进机构主要承担企业培训、企业咨询等任务；民间机构按市场需要和规则运作。
5.加快开拓国内市场，提升广东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内需市场的开拓不仅可以弥补外需市场萎缩带来的需求缺口，而且可以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国家致力于扩大内需战略方针的实施，中西部、东北部加快发展，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顺利推进，这都为广东开辟国内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广东应该适时与内地二、三梯度地区特别是泛珠三角区域进入工业化高速发展相呼应，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个分工接合部、辐射带的地缘优势，大规模拓展区域间产业分工与合作。
6.调整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
积极合理地扩大进口。要充分利用此次危机所造成的有关矿产资源跌价的机遇，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和有效利用。结合广东实际，贯彻国家《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加大进口贸易。一是鼓励引进先进技术。二是鼓励进口重要装备。三是鼓励发展重点行业，如清洁能源发电设备及制造等。四是扩大重要资源性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
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从“广东制造”向“广东品质”转变。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广东出口虽有所下滑，但并不是全线产品下降，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出口不降反升，表明广东的外贸出口需要加速走向高端，同时也说明，产品品质是企业竞争的核心基础，只有产品在品质上过硬，才能够真正在国际化市场上所向披靡。
粤港联合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捆绑”应对危机。目前，在应对转型升级挑战时，只有规模较大的加工贸易企业才具备提高设计制造业水平能力，而大部分中小企业由于人力、财力限制而无法应对。再加上近年来营商环境中多重因素叠加，进一步推高生产成本，企业可用于投放转型升级的资源更加短缺。在这一背景下，粤港双方从政府到企业应联手合作，加速这批企业的产业升级换代。粤港可以联合设立研发基金、技术与设备更新基金，扶持企业开发新产品、采用新技术。可以考虑在广东省内增加保税园区，协助厂商解决进口原材料缴存关税和保证金的问题，确保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周转顺畅。另外，建议政府出台产业补贴，在融资、税务方面给予适当扶持；出台有关进口设备关税减免的政策，促进企业更多地使用先进设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7.“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推动“三外”联动协调发展
一方面，次贷危机对国外大公司和规范经营的财务公司影响相对较小，面对中国前所未有的投资机遇，国外大公司有可能增加对中国实业投资比重；另一方面，次贷危机造成了境外有关市场的房产价格下降、金融资产缩水的局面，这为广东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提供了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外经贸发展观，推动“三外”联动协调发展。
（三）长远战略性对策：把握次贷危机提供的战略机遇，争取发展新超越
中国包括广东的发展属于外生后发现代化，包含追赶西方发达现代化和创新并超越西方现代化双重任务。21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追赶和超越。没有超越，难言复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超越康乾盛世后的中国；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超越老牌英、法；21世纪将可能是中国复兴的世纪，必然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超越。从近代世界大国兴衰史看，每次产业技术革命引起的发展新浪潮和每次重大危机的爆发，都成为后发国家跨越式追赶、超越的重大机会。虽然美国及西方不太可能出现全面大衰退，但在两个发展周期之间的低速徘徊振荡将可能延续一段时间。相反，我国因经济相对落后，同时政治社会稳定而仍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因此，处在美国次贷危机阴影下的广东，不仅需要考虑如何防范和化解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减少损失，而且需要以全球视野和现代化全息视角，审视美国次贷危机提供的历史机遇和我们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广东，要承担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主力省的责任，更要“春江水暖鸭先知”，抢抓机遇先行早。
一是根据国际国内两大经济体系发展趋势，作出广东清晰的前瞻战略判断与战略定位。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经济国际化战略，实现由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转向自主参与国际分工。三是推进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变革财富生产方式，培植本土经济主体，全力培植自主发展能力。四是继续推动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