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大果
汤显祖是我国明代曲坛上名声斐然的杰出剧作家。他笔下奇葩“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足为明代剧坛乃至中国、世界戏剧文化增光万分。
在当下，倍受文学界和戏剧界关注的“临川四梦”，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在当今世界范畴的视野之下，文学研究逐步向文化研究这一大背景转移。就汤显祖《南柯记》而言，倘若由文化背景切入，可谓是对“南柯一梦”宏观意义的剖析。于此，笔者试从佛教文化这一大背景来探求其深层的文化意蕴。
与汤显祖同时代的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曾如此评价“临川四梦”：“其立言神旨：《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这一概括可谓言简意赅，颇得精髓。
《南柯记》中关于“佛”之引经据典极多。佛理极多，前后几出尤甚，譬如第四出“禅请”、第八出“情著”、第四十三出“转情”、第四十四出“情尽”等，尤其借契玄禅师之口，大谈“因果轮回”，大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非空非色”的佛理，宣传“冲破情障，立地成佛”等，多引经文，诘屈聱牙，如不解释单看字面意思，就今人而言，恐怕如坠五里云雾。那么，倘若把汤氏的《南柯记》置于明代语境之下，时人能否接受这种佛理满篇的戏曲，能否通晓个中精义？
首先需要看到的是，汤显祖作为明代大戏剧家，他的剧作“临川四梦”在其生前曾风靡一时，引起过人们的重视和评论。不仅在民间盛演不衰，到了清代，在宫廷里也是常演的剧目。且不说汤氏所谓的“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之《牡丹亭》，单说《南柯记》中的“花报、瑶台”等折，至今仍流传在舞台上。由此窥见，《南柯记》在当时可谓“叫座”也“叫好”的戏曲作品，既得老百姓喜好，又受统治阶层欢迎。
其次，需要考察佛教在明代的流行状况。这便从文化背景方面进行研究阐释。当时，明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对宗教尤为提倡，明代寺观满天下。先是上层权威下的“宗教意识”渗透，继而便是身心的逐渐认同与虔敬，佛教文化自然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崇尚的符号。而且，其时士大夫习气有二：非言道即谈佛。汤显祖自是难以从中抽离。更何况，在他年轻之时，已经接受佛道的熏陶。在研读经典之余，他还与诸如达观一类的名僧交游。
然而，《南柯记》中佛理的大量出现，也使得汤氏这一戏曲显得繁琐冗杂，不免有喧宾夺主之嫌。比方说第八出“情著”，堆砌了不少佛典，甚至把天台宗的主要经典《妙法莲花经》中《普门品》整段抄录演绎。如此一出，观者却不明白汤氏意欲何为。他倒像把自己胸中关于佛的虔敬倾尽托出，以至遗忘了戏曲主题的明确性。无怪乎有将其归入“以梦幻宣扬宗教”的论断了。
诚然，《南柯记》体现出明代儒佛教合流的思想，汤氏借用“梦”的形式，告诉人们所有的欲念或愿望都是虚幻的空无之“梦”，而“梦”的结构形式正好体现了“空”、“无”二字，《南柯记》即是以此作为叙事的文化文法而展开来的。
另外，结合汤显祖生平经历的分析，《南柯记》虽从整体上看，含有佛教的虚无思想，但其中也隐含着儒家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情结，在他身上，入世情怀与出世希冀始终交织在一起，若即若离无从截然分开。所以，一方面，他借用佛教思想来沽解人们的现实欲望；另一方面，又借人物之口阐发了他的治国理想。这种儒家、佛教同时并存的现象恰好折射出有明一代三教合流的文化态势。在重释汤氏《南柯记》的时候，应当注意将其放置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这样才能对汤显祖创作时复杂的文化态度、思想倾向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才能找到其思想史的源头。
在这“南柯梦”中有个极为奇妙的“磨合”：佛教与儒家两家思想的矛盾与融合。在第二十五出“玩月”中，瑶芳公主便让“孔子之道”与“佛教”的对立呈现出来，当淳于棼说“齐家治国，只用孔夫子之道，这佛教全然不用。”之时，瑶芳公主进行了辩说，更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俺国里从来没有孔子之道”，然而却安定有序，使得驸马淳于棼只好笑着同意。
然而，在周弁堑江一役战败拒擒之时，又是“老君王令旨旗”使他“伏”，他说：“这是俺为臣子识高低。”儒家所谓“君臣之道”正可由此窥见。可第三十五出“芳陨”中，蚁王一句“这是前生注定了今生也。”又把佛教的“生死轮回”之理以王之口加以肯定。
汤显祖对儒佛之道既有认同虔诚之心，同时又能作为时代的先行者对此二者进行反思与扬弃。这可以在他“晚年犹存的入世观念同不断增长的出世思想矛盾斗争的形象化”中窥见一斑。就淳于棼来说，他先是“岂贪图挂印封侯”，而后“喜今朝腾达飞黄”，最终乃大彻大悟。结局收尾未免显得仓促，契玄禅师三言两语便使得淳于棼凡心脱尽、立地成佛，“醍醐灌顶”之速度着实过快。只不过，既然在梦中，所以儒佛思想即使有所龃龉也能因梦而化；既然在戏中，那么淳于棼最后的“峰回路转”也就有所依傍。
佛学尤其是禅具有对感性生命重视的特点，其情、理的思想也从反面促使汤显祖主情思想的形成；汤显祖的家世、交游影响了其精神世界“儒”与“佛”的二重归属，儒家具有“士志于道”的传统，“道”同时具有人间性格，汤显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个性思潮中的特出人物，在《南柯记》中又体现出强烈的反思精神，反映了整体社会道德的失落以及土人出路的迷惘。成佛成仙是对现实存在的否定，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禅作为宗教的同时，仍然保持对感性世界的兴趣，而不能简单地把佛教思想归为逃避消极一类，佛禅都对个体自由作了肯定，佛禅的积极影响也不可忽视。
参考书目：
[1] 汤显祖：《南柯梦记》，钱南扬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本文所引汤显祖《南柯记》文字皆出自此版本。
[2]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3] 何苏仲：《应当重新评价〈南柯梦〉与〈邯郸梦〉》，《汤显祖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4] 杨忠、张贤蓉：《厌逢人世懒生天——汤显祖晚年思想及“二梦”创作刍议》，《汤显祖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5] 石凌鹤：《汤显祖剧作改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书 名
编 著 者
出 版 社
版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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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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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冯梦龙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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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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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拍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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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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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后传
[清]陈忱著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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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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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褚人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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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吴敬梓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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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曹雪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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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汝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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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现形记
[清]李宝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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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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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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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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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史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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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钟嗣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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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杂剧全目
傅惜华编著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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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渔著〈〈李渔全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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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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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选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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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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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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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思等选注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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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明杂剧
[明]沈泰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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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种曲
[明]毛晋编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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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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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述林
高亨著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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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念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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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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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庚解《艺海珠尘》本
古诗十九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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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熙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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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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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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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汉唐文学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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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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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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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李白诗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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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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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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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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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诗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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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词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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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词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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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词风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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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之争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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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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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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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为民编
中国戏曲出版社
1983
五大名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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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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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
宁宗一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元明清戏曲戏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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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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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戏曲论文集
王季思著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中国戏曲文学史
许金榜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4
关汉卿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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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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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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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
元代杂剧艺术
徐扶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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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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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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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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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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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本小说概论
胡士莹著
1，以“外化”传译茶典籍之内隐互文主题，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2010/03，2，《词汇学:语言学中的关键概念》述介，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05，3，加强民族典籍的英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广西民族研究，2008/04，4，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在广东金融学院召开，上海翻译，2007/03，5，《诗经》的英译——写在“大中华文库”版《诗经》即将出版之际，中国翻译，2007/06，6，笔耕不辍,求善求美——《英语词汇学引论》(第三版)评介，山东外语教学，2006/03，7，为中国典籍英译呐喊——在第三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外语，2006/01，8，英语新词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漫谈英语中的“911”词汇，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9，英译《邯郸记》研究，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1，10，说点“中国英语”也无妨，大学英语，2003/04，11，英译古诗(1)，英语知识，2002/01，12，英译古诗(2)，英语知识，2002/02，13，英译古诗(3)，英语知识，2002/03，14，英译古诗(4)，英语知识，2002/04，15，英译古诗(5)，英语知识，2002/05，16，英译古诗，英语知识，2002/06，17，英译古诗(7)，英语知识，2002/07，18，英译古诗(8)，英语知识，2002/08，19，英译古诗(9)，英语知识，2002/09，20，英译古诗(10)，英语知识，2002/10，21，英译古诗(11)，英语知识，2002/11，22，英译古诗(12)，英语知识，2002/12，23，让陶渊明走向世界——在“第二届中日陶渊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2000年8月15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1，2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英语词汇学研究给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启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2，25，走向21世纪的汤学研究——在“纪念汤显祖诞生4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3，26，“同义手段说”与跨文化交际——王希杰先生的“同义手段说“给翻译研究的启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4，27，《词,意义和词汇:现代英语词汇学引论》——国外英语词汇学著作述评之一，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5，28，《英语词汇学》——国外英语词汇学著作述评之二，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6，29，英译《邯郸记》选场(一)，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7，30，英译《邯郸记》选场，(二，)(英文)，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8，31，英译《邯郸记》选场(三)(英文)，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9，32，迎接中国外语科研创新的春天——在“中国外语教授沙龙”开幕式上的讲话，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0，33，英译《邯郸记》选场(四)(英文)，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1，34，英译《邯郸记》选场(五)(英文)，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2，35，让陶渊明走向世界，九江师专学报，2001/S1，36，国外语言学:历史与现状，英语词汇学:历史与现状，外语研究，2001/01，37，英语词汇中汉语借词的来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04，38，英译三曹诗(1)，英语知识，2001/01，39，英译三曹诗(3)，英语知识，2001/03，40，英译三曹诗(6)，英语知识，2001/06，41，英译三曹诗(10)，英语知识，2001/10，42，英译三曹诗(11)，英语知识，2001/11，43，张学良诗二首译介，英语知识，2001/11，44，英译三曹诗(2)，英语知识，2001/02，45，英译三曹诗(5)，英语知识，2001/05，46，英译三曹诗(7)，英语知识，2001/07，47，英译三曹诗(12)，英语知识，2001/12，48，英译三曹诗(4)，英语知识，2001/04，49，英译三曹诗(8)，英语知识，2001/08，50，英译三曹诗(9)，白马篇，英语知识，2001/09，51，以特色求生存,以改革促发展,创建一流外国语大学——在庆祝大连外国语学院建校三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1，52，面向21世纪的我国高等外语专业教学——在面向21世纪外语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提纲)，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2，53，提倡具有创新精神的研究——新书序言六则，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3，54，西方学者对词汇学研究现状的综述——Michael，J.McCarthy论词汇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4，55，英语词汇学的研究方法，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5，56，悲建中先生，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5，57，英语词汇的国别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6，58，英语词汇的国别研究(续)，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7，59，英语新词追踪，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8，60，英语新词的来源及展望，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9，61，英语搭配新探，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0，62，英语成语新探，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1，63，标准英语和核心词汇，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2，64，自序二篇，九江师专学报，2000/02，65，赏心乐事谁家院，英语知识，2000/01，66，英译三谢诗(9)，英语知识，2000/09，67，英译三谢诗(2)，英语知识，2000/02，68，英译三谢诗(7)，英语知识，2000/07，69，英译三谢诗(10)，英语知识，2000/10，70，登池上楼，英语知识，2000/03，71，游南亭，英语知识，2000/04，72，英译三谢诗(5)，登江中孤屿，英语知识，2000/05，73，英译三谢诗(6)，英语知识，2000/06，74，捣衣，英语知识，2000/08，75，英译三谢诗(11)，英语知识，2000/11，76，英译三谢诗(12)，英语知识，2000/12，77，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1，78，英译《牡丹亭》选场(英)，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1，79，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2，80，英译《牡丹亭》选场(英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3，81，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4，82，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5，83，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6，84，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7，85，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8，86，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9，87，杜丽娘的东方女子忧郁情结——《牡丹亭》译后感之一，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88，《牡丹亭》的“集唐诗”及其英译——《牡丹亭》译后感之二，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1，89，中国莎学研究的新里程碑——喜读刘炳善教授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2，90，《牡丹亭》的英译及传播，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9/06，91，英译三曹诗选，外语教学，1998/01，92，两种文化,两种田园诗，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1，93，承前启后,推陈出新———陶渊明的《停云》诗赏析，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2，94，一首生动的寓言诗——陶渊明的《形影神》比读，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3，95，陶诗英译百花开——陶渊明《饮酒》(其五)英译比读，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4，96，各领风骚译陶诗——《归园田居》(其一)英译比读，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5，97，诗中画·画中情·情中意——《归园田居》(其三)英译鉴赏，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6，98，英语词汇学在西方开始引起重视，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7，99，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8，100，英译《牡丹亭》选场(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9，101，一语天然万古新(上)──陶渊明其人其诗，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0，102，一语天然万古新(下)——陶渊明其人其诗，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1，103，关于英语诅咒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1，104，面向21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2，105，走向21世纪的英语词汇学，外语研究，1998/03，106，《中外比较文化》(前言)，日语知识，1998/05，107，创建一流外国语大学服务于建设新辽宁发展战略，辽宁教育研究，1997/01，108，英语词汇的最新发展，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03，109，一套具有当代意识的教材——喜读《展望未来》英语教程，外语界，1997/03，110，九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管窥——语言学和词典，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1，111，汉魏六朝诗译后感，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2，112，词义变化的社会和语言原因，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3，113，英语的短语动词，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4，114，契合之路程:庄子和《庄子》的英译本(上)，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5，115，契合之路程:庄子和《庄子》的英译本(下)，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6，116，十年磨一剑，英语知识，1997/07，117，《90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英语知识，1997/06，118，今人译古诗──英译《古诗十九首》札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06，119，异曲同工，异彩纷呈──中英文谜语比读，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01，120，英译《孔雀东南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05，121，双语词典学研究大有作为，辞书研究，1995/01，122，《庄子》十译本选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04，123，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01，124，漫谈《诗经》的英译本，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03，125，殊途同归译《诗经》──《桃夭》英译比读，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02，126，英译《诗经》（国风）十八首（一），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01，127，英译《诗经》（国风）十八首（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02，128，传神达意译《诗经》，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04，129，双语词典学研究大有作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05，130，向着大外更加辉煌的明天，前进──在庆祝大连外国语学院建校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06，131，说东道西话《诗经》——从“关雎”谈起，现代外语，1994/04，132，英译诗经二十二首，外语研究，1994/04，133，英译诗经二十一首，外语学刊，1993/06，134，英译诗经十五首，外语教学，1993/04，135，英译诗经(国风)十九首，外语与外语教学，1993/06，136，译可译,非常译——英译《老子》纵横谈，外语与外语教学，1992/01，137，探索双语词典的新选题——在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摘要，外语与外语教学，1990/06，138，团结奋进,把大外办出新水平——在庆祝建校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外语与外语教学，1989/05，139，教学带科研，科研促教学——祝贺学报创刊十周年，外语与外语教学，1989/06，140，热烈祝贺《英语知识》创刊——代发刊词，英语知识，1987/01，141，英语对举反义词的语义和文体特征，外语学刊，1986/01，142，英语中的汉语借词，外语与外语教学，1986/01，143，英语重复型成对词的理据，外语与外语教学，1986/04，144，“——of——”结构的修辞作用，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84/03，145，英语并列同义词的语义和文体特征，外语与外语教学，1984/03，146，情以理达，情见乎辞——华兹华斯的《水仙诗》赏析，外语与外语教学，1984/04，147，英语外向复合人称名词小议，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82/02，148，《南柯记》选场英译(英文)，'2006中国·抚州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总第149，“同义手段说”与跨文化交际——王希杰先生的“同义手段说”给翻译研究的启示，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2004150，语言学与词典，第二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暨福建省辞书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1996151，英语词汇学在西方开始引起重视，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堪称世界戏剧的两座高峰，在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初同时出现在东半球的中国和西半球的英国。这实在是世界戏剧史上的一大奇迹。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位戏剧大师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的戏剧作品如同“一座蕴藏着开采不尽的黄金和钻石的宝藏”，值得不断的挖掘和探索。本文采用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的方法，从梦的角度试图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作品进行较全面的比较研究：首先探讨两位大师的生平和社会背景，然后从“善情”、“恶情”、宗教和戏剧结构等四个方面论述梦在汤剧和莎剧中的作用。
汤显祖(1550-1616)生活在明朝晚期，身历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莎士比亚(1564-1616)历经伊丽莎白时期和詹姆斯一世时期。他们所处的时代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方面都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人文主义的崛起对传统势力形成了挑战。在晚明时期的中国，王阳明的“心学”主张，把人们的思想从程朱理学中解放出来，引发了追求自由的个人主义和博爱主义思潮。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洗礼下，重新审视和评价中世纪的传统，逐渐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作为伟大的梦者，在各自的国度试图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走过迥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却都成了不朽的戏剧家。
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汤显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试图在政治舞台上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刚正不阿，与日益腐败的社会格格不入，最后退出官场，回到家乡江西临川，专心从事诗文戏剧创作。而莎士比亚主要是一位戏剧家，在伦敦的戏剧舞台上实现自己的艺术之梦。与汤显祖的政治活动相比，莎士比亚几乎与政治无涉。汤显祖满怀“治国平天下”的踌躇之志，梦碎之后在诗文和戏曲中宣泄愤懑；相比之下，莎士比亚英国的舞台上却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尽管境遇不同，两位天才仍有不少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的戏剧作品都穿越时空，为一代又一代的人所欣赏。同时代的评论家已感受到了他们作品的不朽魅力。吕天成在《曲品》中称汤显祖“懒作一代之词匠，竟成千秋之诗豪”。本·琼森认为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四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戏剧作品一直被人们阅读、上演和评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两位大师都能冲破当时的艺术教条，不落窠臼，走自己的路。汤显祖和沈璟在格律方面有不同的见解。沈璟是以研究声律闻名的理论权威，认为戏曲创作应“宁协律而不工”只要唱起来顺口，可以不管词藻是否优美、词句是否通顺。而汤显祖则以“曲意”为重，让创作的激情冲破格律的束缚，“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莎士比亚与本·琼森持有截然不同的艺术主张，与汤沈之争相映成趣。琼森认为戏剧创作应该严格遵守“三一律”，而莎士比亚作为“自然的诗人”，常常冲破“三一律”的限制。可以说，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不朽的戏剧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摈弃了当时的艺术教条，尽情地表现了时代精神。
其次，两位戏剧大师都在早期作品中表现了乐观主义精神，而在后期作品里展现了悲观失望的世界观。其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曾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尔后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汤显祖在创作前两部戏剧作品期间，尽管对社会现状不满，但仍梦想着有一天能得到朝廷重用，大展宏图，对未来满怀希望；而后两部戏剧作品是在他对朝廷绝望、辞官回乡以后创作的，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对于莎士比亚来说，他初入伦敦剧坛之时，英国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民族自信空前高涨。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历史剧和喜剧大多洋溢着乐观奔放的热情；后期以悲剧、浪漫剧为主，重在揭示人类的贪欲，流露着悲哀和无奈的心境。两位大师的作品先是讴歌人文主义、个人主义对传统的反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转而表现不受节制的欲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除了社会原因之外，他们个人的悲剧一丧子之痛无疑也是他们由乐观转向悲观的重要原因。再次，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在各自的作品中运用了梦境。汤显祖的四部戏剧作品都包含梦境，被称为“四梦”；莎士比亚在其约四十部戏剧作品中有近一半与梦有关。两位大师通过表现梦幻，使自己的戏剧作品更加哀婉动人、荡气回肠、发人深思。
汤显祖云：“因情生梦”。情是梦的基础，梦是情的表现。情的内涵相当复杂，其最核心的内涵是男女之间的性爱之情。广义的情可分为“善情”与“恶情”。在本文中，“善情”主要指青年男女的爱情；“恶情”指淫欲以及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淫欲具体表现为纵欲、乱伦、兽奸(人兽恋)。
汤显祖唯情文学观的逻辑解析
【内容提要】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主张唯情论(至情论)的文学观。对此，既往学术界的论述失之于简单地说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等文献中关于“唯情论”的主张，而没有就其“情”的观念作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本文围绕汤显祖的“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三个重要命题，对其“唯情论”文学观的核心思想作了系统阐释，并在“情”、“奇”和“神”三个层面阐述了汤显祖文论观的逻辑结构。
【关 键 词】明代文学/汤显祖/唯情论
【作者简介】肖鹰(1962- )，男，四川省威远县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学与文化学研究，清华大学哲学系。
一、“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
汤显祖的文论发端于对以“后七子”为代表的晚明文坛仿袭靡弱之风的不满。他说：“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方逊志已弱，李梦阳而下，至琅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耳。弟何人能为其真？不真不足行。”[1](P1451)“不真不足行”，是汤显祖提出的文学能否传世的一个基本标准。在晚明文学语境中，“真”是以“情”为核心的，“真”就是自我情感的直率表达和抒发，以真情为文学的主宰——不仅文学表现的主题是真实情感，而且文学表现的方式也必须是真实和真诚的。在汤显祖之前，自李梦阳开始，唐顺中、焦竑、屠隆诸人都在倡导以直抒胸臆为内涵的“真情文论”，而以王阳明心学为宗的徐渭、李贽更将自我情感的自由表达推崇到超越楷法、美丑的自然主义层次。可以说，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正是在徐渭、李贽诸位先驱开拓的个性情感理论的路线上展开的。
然而，对于半生受“举业之耗，道学之牵”的汤显祖，“情”在文学创作中的主题化，就其内在心路历程而言，应当视作长久蕴积、抑制的自我情感释放所使然。五十以后的汤显祖，是毫不掩饰自己主情立场的。他创作张扬“为情而死，复因情而生”爱情主题的《牡丹亭》后，相国张新建当面婉言劝他说：“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汤显祖的回答是：“显祖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显祖讲情。”[2](P82、84)张建新的话，是指汤显祖本来具有宏道传学的大才——他若登台讲学(“握麈而登皋比”)，影响当不在宋代道学大家周敦颐(濂)、二程(洛)、张载(关)和朱熹(闽)之下，但却浪费在并无意义的戏剧中了(“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汤显祖的回答，明确表示自己与张建新的人生理念不同，“师讲性，显祖讲情”。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把道学家所推崇的“性”与戏剧家表演的“情”对立起来，而且认为戏剧艺术与道学宣教一样，都是“讲学”——这就是说，戏剧艺术是对人的一种情感教育。
但是，相对于明代文坛情感论先驱者李贽、徐渭诸人把自我情感中心化、主题化而言，汤显祖更注重于为情感在人生世界中确立一个不可取代的合法位置。在写于辞官后的《青莲阁记》一文中，汤显祖提出了“有情之天下”与“有法之天下”的对立观。他说：
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时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娭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减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1](P1174)？
汤显祖此文题为《青莲阁记》，主旨并非写青莲阁，而是将明代风流文士李季宣与唐代谪仙人李白(青莲)相比。在汤显祖看来，李白是金粟如来后身，孤纵掩映，风流遂远，八百年后才有李季宣。二李均文才盖世、风流绝代，且均孤傲任性，不为俗屈。但李白为上至天子、下至凡夫所重，生前生后光照寰宇；李季宣却为蜚语所中，不为当世所容，不仅仕途不远，而且才困气抑，终归于落寞余生。汤显祖认为，二李命运的差异，原因不在两人自身，而是时代差异使然。唐代君臣，任性纵情(“率以才情自胜”)，创化的是一个人仙共游的世界(“从阶升，娭广寒”)，这是一个“有情之天下”。明代与唐代相反，治国宗旨是“减才情而尊吏法”，吏法重苛，钳情缚才，即以法灭情，这是一个“有法之天下”。生于有情之天下，李白得以放达而成人间仙人；生于有法之天下，李季宣风流而无奈才困情滞——“低眉而在此”。
以“法”和“情”二分天下，一则是明确了“情”与“法”在人生世界中两种对立的生活精神，一则是在情—法对峙中确立“情”的独立位置和价值。“法”，不止于“吏法”，还包含和联系着礼、性、理——儒学主导的道学体系。自宋代以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诸大儒，将儒家礼法学说体系化，形成了礼、法、情、性一统于“理”(天理)的道学体系。儒家道学的要旨是以礼节情，以性统情，以理约情。要明确“法”与“情”之别，就要明确“情”与礼、性、理之别——归根到底，就是要明确情与理的分别，即“情理之辨”。
汤显祖的情理之辨，集中表现在他与达观禅师释真可的书信致答的辩论中。汤显祖入四十以后拜达观为师，达观劝化他的主旨是“去情返道”。在致汤显祖信中，达观说：
真心本妙，情生即痴，痴则近死，近死而不觉，心几顽矣，况复昭廓其痴驰而不返，则种种不妙不召而至焉？……故知能由境能，则能非我有；能非我有，岂境我得有哉？此理皎如日星，理明则情消，情消则性复，性复则奇男子能事毕矣，虽死何憾焉？仲尼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为是故也。如生死代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常情。众人迷常而不知返道，终不闻矣。故曰反常合道。夫道乃圣人之常，情乃众人之常……近者性也，远者情也，昧性而恣情，谓之轻道[3](P366—368)。
达观讲学，受宋儒道学影响，以“心统性情”(张载语)立义，即所谓：“夫理，性之通也；情，性之塞也。然理与情而属心统之，故曰心统性情。”[3](P2)他认为，理与情，是心的两种活动状态：理是心的觉悟状态，而情是心的痴迷状态。“觉”则是“理”，“迷”则是“情”。因此，理与情又是互相转化的。“性”指本心，即心的本然状态。“理”是“觉”，也就是“性之通”；“情”是“迷”，也就是“性之塞”。达观劝导汤显祖出离迷情、复归明理(“反常合道”)，认为汤显祖的情感执着为“昧性而恣情”的“轻道”行为。
然而，汤显祖并没有接受达观师的劝导，正如他回答张新建的劝勉而称“师讲性，显祖讲情”一样，对于达观的教训，他也答以同样的拒绝。他说：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达观而有痴人之疑，疟鬼之困，况在区区，大细都无别趣。时念达师不止，梦中一见师，突兀笠杖而来。忽忽某子至，知在云阳。东西南北，何必师在云阳也？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1](P1351)。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是汤显祖对达观千言长信的极简要的概括。汤显祖引白居易(太傅)和苏东坡(长公)毕生钟情于文学创作而非以宏扬道学为己任(“终是为情使耳”)作辩，不仅是以古人为标榜，而且也是委婉呈其“讲情不讲性”之志趣。为戏剧即不为道学，这当是汤显祖的文学思想要义。
二、“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
汤显祖论文主“情”，同时也主“奇”——“情”与“奇”是汤显祖文论的一体两面。清人姚康说：“悲夫，死于哭者，死于情也。古忠臣孝子不过钟情之至。故凡异，皆生于情。”[4](P67)“凡异，皆生于情”，这是从“异”的方面来说，从“情”的方面来说，则是“凡情，皆见于异”。在《合奇序》中，汤显祖集中表达了他的“文奇观”：
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神矣化矣。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试取毛伯是编读之[1](P1138)。
汤显祖在此提出了关于“文奇”的几个要点：其一，文章之妙，要在打破规范体例，故不能用常规的标准来识别。其二，文章之妙，不能靠模仿学习得到，而是作者可遇不可求的灵感之产物。其三，不仅文章之妙，凡一切艺术之妙皆以出格为要端，都是无意为之的佳作，有意为之则不为佳。其四，“奇”是打破常规习气的自由超越的创作境界，达到了自我与创作对象(乃至于世界)的高度沟通、融合——“奇无所不合”。所以，“奇”是自我内在的心意和世界更深刻的、真实的化合，但前者更为根本，所以“奇”就是“宁为狂狷，毋为乡愿”人格的艺术体现。
在晚期所作的《艳异编序》中，汤显祖从宇宙的广大丰富证明“奇”的合理性——“奇”就是超越迂腐习气之见的天地万物的丰富性。他说：“尝闻宇宙之大，何所不有？宣尼不语怪，非无怪之可语也。乃龌龊老儒辄云，目不睹非圣之书。抑何坐井观天耶？泥丸封口当在斯辈。而独不观乎天之岁月，地之花鸟，人之歌舞，非此不成其乎三材？”在此前提下，他将一切被讲经论道的“正统”排斥的“奇异”文艺都纳入到宇宙生气活跃、灵机创化的大景象中。他说：
吾尝浮沉八股道中，无一生趣。月之夕，花之晨，嘟脑赋诗之余，登山临水之际，稗官野史，时一展玩，诸凡神仙妖怪，国士名妹，风流得意，慷慨情深，语千转万变，靡不错陈于前，亦足以送居诸而破岑寂……是集也，奇而法，正而葩，秾纤合度，修短中程，才情妙敏，踪迹幽玄。其为物也多姿，其为态也屡迁，斯亦小言中之白眉矣、昔人去，我能转《法华》，不为《法华》转。得其说而并得其所以说，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纵横流漫而不纳于邪，诡谲浮夸而不离于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终而荡[1](P1503)。
在这里，汤显祖明确将“八股道中”的文学与他所欣赏的一切“奇异”的文学相对比，以前者的“无一生趣”反衬后者的“风流得意，慷慨情深”。他赞赏奇文“奇而法，正而葩”，而且套用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似乎有矫奇归正于儒家道统之意。但是，他的要旨是推崇“奇文”所呈现的心灵的自由和文学景致的丰富生动，进而言之，他认为“奇”必须有深刻的精神内涵，要体现作者对宇宙人生的生动觉悟，否则，“奇”就会因为迷惑于表象而沦陷于淫荡——这显然不是汤显祖所肯定的“文奇”。
汤显祖认为，正如自然界的奇景异观无害于天地山川之美、奇花异鸟无害于珍禽佳卉之丽，稗官小说也无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花无害于涵养性情。汉代名臣东方曼倩，以辞令机巧幽默著称，在朝廷上谏时也杂以滑稽；汉末硕儒马季长(融)不拘儒节，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宋代文人石曼卿，以朝臣之身，野饮狂呼，成为巫医皂隶沿街戏仿的对象。南朝颜之推对前两人均有批评之语，“东方曼倩滑稽不雅”，“马季长佞媚获诮”[5](P19)。刘勰也说：“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6](P14—15)但汤显祖却为这三人正名，他认为：“之三子，曷尝以调笑损气节，奢乐堕儒行，任诞妨贤达哉？”[1](P1252)
在汤显祖看来，奇文异书，不仅无害于经传子史，而且是调养性情、获得“真趣”的必要资源。李白有“不读非圣之书”之说，而李梦阳劝人“不读唐以后书”。汤显祖批评道：“语非不高，然不足以绳旷览之士。”他说：
太白故颓然自放，有而不取，此天授，无假人力；若献吉(李梦阳)者，诚陋矣！《虞初》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虽雄高不如《史》、《汉》，简淡不如《世说》，而婉缛流丽，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其述飞倦盗贼，则曼倩之滑稽；志佳冶窈窕，则季长之下绛纱；一切花妖木魅，牛鬼蛇神，则曼卿之野饮。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律之风流之罪人，彼固歉然不辞矣。使咄咄读古，而不知此味，即日垂衣执笏，陈宝列俎，终是三馆画手，一堂木偶耳，何所讨真趣哉[1](P1252)！
“讨真趣”，是汤显祖鄙弃八股习气之作、推崇奇文异书的要旨所在，而在“讨真趣”的背后，则是做真人，发真性情，这就是他所谓的“奇士”：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义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滞，常人也。蛾，伏也。伏而飞焉，可以无所不至。当其蠕蠕时，不知其能至此极也。是故，善画者观猛士剑舞，善书者观担夫争道，善琴者听淋雨崩山。彼其意诚欲愤积决裂，挐戾关接，尽其意势之所必极，以开发于一时。耳目不可及而怪也[1](P1252)。
“士奇”，指为人如东方曼倩、马季长和石曼卿，不拘俗套，有出格之行；“心灵”，指精神自由，而且想象力无限生动活跃。汤显祖认为，只有达至自我行为的解放，才能实现自我心灵的解放——“士奇则心灵”，而自我心灵的解放，实现的是对天地古今之义无所不至的“自如其意”的感知和表现。奇士与常人之别，就在于奇士“无所不如其意”，而常人却不能如意——“意有所滞”。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并不认为“奇士”与“常人”之间的区别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飞蛾在还是只蠕虫的时候，不仅不能飞，也不知其可能，但待成熟则任意飞翔。引申为说人，则人的心灵是具有自由超越的潜力的，只是常人伏于意滞，而奇士则“愤积决裂”、“尽其意势之所必极”。
汤显祖对奇文、奇士的推崇，是与王阳明重新开启的孔学“乡愿狂者之辨”所包含的精神意向一脉相承的。自王阳明始，而后徐渭、李贽等士人，均以“宁为狂狷，毋为乡愿”的气节立世。不为俗屈，不守儒节，纵性恣情，任人非议而无悔，这便是明末士人之狂者风尚。汤显祖相比于李贽、徐渭，在行为上自然是检束有加，但他与后两者在精神意气上则是同调的。他在《答岳石帆》信中说：“兄书，谓弟不知何以辄为世疑。正以疑处有佳。若都为人所了，趣义何云？似弟习气矫厉，蚩蚩者故当忘言，即世喜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往往得其疑。世疑何伤，当自有不疑于行者在。”[1](P1333)汤显祖在此所谓“正以疑处有佳”，与李贽所称“今我等既为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7](P57)，表达的是同样的自信和自负气节。而在《艳异编序》中，汤显祖更以“余与世两不相可”自许。他说：“不佞懒如嵇(康)，慢如长卿，迂如元稹，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萧萧此君而外，更无知己。”[1](P1203)不相与可，即不相容，汤显祖的奇士精神正在独立不倚、傲世而行。这种狂者精神呈现在其文学观念上，则是对“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的奇文的推崇。他说：
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则必狂狷者矣。语之于文，狷者精约俨厉，好正务洁。持斤捉引，不失绳墨。士则雅焉。然予所喜，乃多进取者。其为文类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在圣门则曾点之空衮，子张之辉光。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莫不有所窥也。因以裁其狂斐之致，无诡于型，无羡于幅，峨峨然，沨沨然。证于方内，未知其何如。妄意才品所具若兹，于先正所为同而求独而致者，或不至远甚。各公卿郎吏贤豪好修之士，时而试天下第一者，将有在与。嘻，此诸君子所自为，岂世目所得定也[1](P1337)。
“世目”，即常人的眼见，因为拘于俗套陈规，只可为鄙委牵拘之识，自然不能见识高明隽丽的“奇文”。为文必须奇士，识文亦须狂者。
三、“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
汤显祖论文，“奇异”之外，则讲“灵性”。奇士之文，是如意之作，亦必是灵性之作。他在《秀才说》中说：“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灵之所为。故天生人至灵也。”[1](P1228)显然，他是将“灵性”作为人之为人的优异特性来看，而这正是他论文的前提。
在《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一文中，汤显祖论及作文中灵性与习气的关系时说：
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灵性。能为伎巧文章，竟伯什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则乃其性少灵者与？老师云，性近而习远。今之为士者，习为试墨之文，久之，无往而非墨也。犹为词臣者习为试程，久之无往而非程也。宁惟制举之文，令勉强为古文词诗歌，亦无往而非墨程也者。则岂习是者必无灵性与，何离其习而不能言也。夫不能其性而第言习，则必有所有余。余而不鲜，故不足陈也。犹将有所不足，所不足者又必不能取引而致也。盖十余年间，而天下始好为才士之文。然恒为世所疑异。曰，乌用是决裂为，文故有体。嗟，谁谓文无体耶。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1](P1139)。
汤显祖提出，为什么能文的人少于有灵性的人？他认为这一现象不是由个人禀赋差异(“性”)造成的，而是由机械模式化的训练活动造成的。“试墨”是科考文章，“试程”是官场行文。科举前习于试墨，中举后习于试程，就导致绝大多数人灵性丧失，规模步趋，不能为灵性之文。汤显祖承认学习的必要，但却不能以放弃自我灵性为前提，更不能受制于规范体例。万物皆有体，但龙之体却在自在超越——“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赞赏张元长，称其文章“离致独绝，咸以成乎自然”，究其原因，是因为张元长“以灵性习之者也。度其十余年中，习气殆尽”。以灵性习之，就能超越习气而返于灵性——“龙何习哉”[1](P1139—1140)。汤显祖认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机是自我情感高度积蓄状态下的意气渲发。他说：
万物当气厚材猛之时，奇迫怪窘，不获急与时会，则必溃而有所出，遁而有所之。常务以快其慉结。过当而后止，久而徐以平。其势然也。是故，冲孔动楗而有厉风，破隘蹈决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纡纡。气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因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1](P1098—1099)。
“气往而旋”，是指“气”在舒畅流动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和缓从容的状态；“才距而安”，则指个人才能(如文才)具有自我展现的要求，但只有在其充分展示中才能安定。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情感达到极致状态的以“气”与“才”结合的方式产生的自我表达。“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这就是说，文学表现是因为情感具有非文学不能表现的情致。
但是，汤显祖并未将文学创作归结为情感渲发的自然主义文论——在这一点上，他与李贽、徐渭是不同的。他在讲“气往而旋，才距而安”的同时，还认为：“声音出乎虚，意象生于神，固有迫之而不能亲，远之而不能去者。”[1](P1099)“虚”否定了单纯的喧嚣，“神”否定了直白的表达。“虚”和“神”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对“气”和“才”的展现提出了更高的、超越的艺术要求——它们不能被认同为自然主义的渲发。“迫而不亲”、“远而不去”，便是对自然表现主义失误的指认。
综观汤显祖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情”是其文学的出发点，而“才”、“气”是“情”的表现载体，那么，“神”则是他所追求的情感表现的理想境界。正是对“神”的强调，使汤显祖与李贽、徐渭诸人分别开来。我们比较一下汤显祖与徐渭的两则言论：
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淡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1](P1110—1111)。
徐渭指出：“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也。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眦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人即席挥麈，嬉笑掉言于数千载之上者，无他，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而南北剧为甚。”[8](P1296)
汤显祖、徐渭两人论诗，都以情为主，而且将情归本于人性——在此，两人的着眼点当然略有差异，汤说“世总为情”，是从人生总体讲的；徐说“人生为情使”，是从人生个体讲的。汤显祖认为“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即诗歌表现情感的要件是达到高度的艺术性——“神”，而“神情合至”，是诗歌表现情感的理想境界；徐渭讲诗歌传情感人，只说“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真”在徐渭是“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的本色表现。同是以情为出发点，徐渭归于“真”，汤显祖则归于“神”，两者之间具有俗与雅的理念冲突——准确讲，是情感表现的自然化与艺术化的冲突。
进入暮年的汤显祖，发生了由情复道的思想转化。因此，其六十岁后的文论逐渐开始强调理和学。在六十二岁时，汤显祖明确指出须“学”与“才”结合，才可使“情”得以广传久远。他说：“先王既往，而钟鼓筦磬之音未衰。自汉以来，至于胜国，冠带之士，闾巷之人，或鼓或罢，或笑或悲，长篇短章，铿鋐寂寥，一触而不可禁御者，皆是物也。昔人常因其情之卓绝而为，此固足以传。通之以才而润之以学，则其传滋甚然。”[1](P1112)“通之以才而润之以学”，这句话从普通学理来看似乎很周全，但在晚明倡导个人情感主义自由表现的思想背景上来看，这确乎表现了汤显祖的思想逆复——这对于其个人和整个文坛都是如此，因为此说所传达的是“学”的主导意义，而不是“情”的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