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为好几部分，如教学类的，文学类的等等，每部分题目不一，大约在交论文前一个月，他们会给你寄一本书，当然题目并不一定必须从这里面选。题目太多，不方便一一输入，转发几个相关题目吧~
一、自考生毕业论文选题指南
（一）、美学
1、论自然美
2、生活丑与艺术美关系研究
3、论优美
4、论崇高
5、悲剧理论研究
6、市场经济与美学研究
7、文学作品美学风格研究
8、丑的美学意义研究
9、应用美学研究，如园林美学、书法美学、服饰美学、广告美学等
10、中国古代美学专题研究，如古代美学思相家，美学范畴注变，某一美学著作等
11、西方美学专题研究
12、喜剧性研究
13、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关系研究
14、审美时尚研究
15、审美趣味的个性化研究
16、审美教育与完美人格培养的研究
17、美的民族性研究
18、美的历史发展性研究
19、中西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如人物比较、范畴比较等
20、中国当代美学思想的研究
（二）、文学理论
1、市场经济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研究
2、文艺政策研究
3、文艺与现实生活关系研究
4、文学语言研究
5、文学风格研究
6、文学欣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7、艺术灵感研究
8、论艺术欣赏的主体性
9、文学作品的理论反向
10、中国文化专题研究
11、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影响研究
12、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如文论家、理论
13、艺术真实性问题研究
14、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
15、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化关系研究
16、文学作品与宗教关系研究
17、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18、关于文学与人生的研究
19、文学社会效果研究
20、目前文学理论热点研究
二、外国文学论文选题范围
1、荷马史诗研究
2、古希腊戏剧研究
3、古希腊文学对后代文学影响研究
4、但丁研究
5、莎士比亚喜剧研究
6、莎士比亚悲剧研究
7、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思潮研究
8、弥尔顿诗歌研究
9、古典主义戏剧研究
10、歌德研究
11、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研究
12、拜伦研究
13、雨果研究
14、普希金研究
15、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研究
16、《红与黑》研究
17、《人间喜剧》研究
18、狄更斯研究
19、果理研究
20、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21、易卜生研究
22、托尔斯泰研究
23、海明威研究
24、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
25、卡夫卡研究
26、圣经文学研究
27、《沙慕达罗》研究
28、《一千零一夜》研究
29、《源氏物语》研究
30、泰戈尔研究
31、川端康成研究
32、大江健三郎研究
三、现当代文学选题目录
1、鸳鸯蝴蝶派再认识
2、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论略
3、论《春明外史》的“野史”特点
4、论《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形象
5、论《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形象
6、《啼笑因缘》与《秋海棠》比较研究
7、论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
8、还珠楼主武侠小说论
9、王度庐“鹤一铁”系列武侠小说
10、金庸武侠小说简评
11、回顾与瞻望：新派武侠小说的过去与未来
12、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13、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
14、鲁迅小说中的忏悔意识
15、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16、《伤逝》再解读
17、《孔乙己》的叙事艺术
18、鲁迅小说 中的童年叙事
19、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
20、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批判比较
21、老舍小说的京味特征
22、老舍小说的语言艺术
23、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
24、沈从文小说的抒情化倾向
25、论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内涵
26、萧红小说创作的抒情色彩
27、萧红《呼兰河传》的诗化特征
28、郁达夫小说艺术论
29、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
30、废名小说艺术论
31、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32、张爱玲小说中电影表现手法运用
33、郁达夫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
34、审美化的人生——张爱玲散文论
35、冯至诗歌中的现代意识
36、论艾青诗歌中的忧郁
37、《围城》新论
38、孤独与梦想——重读《边城》
39、郭沫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
40、《女神》浪漫主义风格论
41、胡适与中国现代新诗
42、周作人散文艺术论
43、朱自清散文艺术浅析
44、冰心“小诗”简论
45、徐志摩散文艺术论
46、徐志摩诗歌中的意境
47、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
48、卞之琳诗歌“非个人化”倾向论
49、穆旦诗歌中的“自我”
50、曹禺戏剧的诗意特征
51、茅盾小说中的“现代女性”
52、《腐蚀》的心理分析艺术
53、巴金《寒夜》新论
54、郭小川诗歌论
55、贺敬之诗歌论
56、李瑛诗歌论
57、论闻捷的爱情诗
58、论李季的诗歌
59、公刘诗歌论
60、艾青新时期诗歌论
61、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歌
62、论艾青的创作道路
63、论舒婷的诗歌
64、顾城诗歌论
65、论“朦胧诗”的产生
66、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
67、“第三代”诗人论
68、论“朦胧诗”与“第三代”区别
69、论赵树理的《三里湾》
70、论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创作
71、信纸柳青的小说创作
72、论柳青的《创业史》
73、《创业史》艺术论
74、论建国后战争题材的小说
75、茹志鹃的小说创作论
76、论吴强的《红日》
77、论《保卫延安》的思想与艺术
78、论王蒙的小说
79、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80、蒋子龙小说创作论
81、高晓声小说创作论
82、张洁小说创作论
83、论新时期军事题材的小说
84、贾平凹小说论
85、张炜小说论
86、论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小说
87、论杨朔的散文艺术
88、论刘白羽的散文艺术
89、论秦牧的散文艺术
90、论新时期的文化散文
四、古代汉语论文题目
1、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2、《论语》句法研究
3、《孟子》中的“之”字
4、《孟子》中的“其”字
5、《左传》被动句研究
6、先秦“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7、《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8、先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9、“被”字的词义演变
10、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11、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12、《苟子》副词研究
13、先秦修辞方式研究
14、《战国策》中的“是”字
15、《国语》中的判断句
16、《国语》中的被动句
17、试论词义的演变类型
18、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19、试论汉字形体演变对字形结构分析的影响
20、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五、古代文学及近代文学题目
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
2、《诗经》燕乡食诗的场面描写
3、《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4、《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
5、《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
6、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7、《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
8、《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
9、《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
10、宗玉赋试论
11、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
12、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
13、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
14、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
15、论蔡邕的碑体文
16、曹植诗风的衍变
17、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
18、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19、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
20、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
21、《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
22、《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
23、邺下文人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24、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
25、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
26、谢灵适山水诗的摹象特点
27、宫体诗的女性描写
28、论《文选》对诗的分类
29、论《子夜歌》
30、《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
31、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
32、王维诗中的禅趣
33、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
34、盛唐时期绝句的特色
35、柳宗元的山水游记
36、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
37、岑参边塞诗初探
38、论李白的梦诗
39、论白居易的感伤诗
40、韩孟诗派的艺术追求
41、晚唐苦吟派诗人的创作心态
42、论中唐传奇的创作特色
43、试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
44、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特色
45、苏轼黄州诗试论
46、论陆游的爱国诗
47、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48、李清照词的艺术个性
49、柳永词的语言特点
50、苏轼对词境的开拓
51、贺铸词的艺术个性
52、论诚斋体
53、宋末逸民诗初探
54、王安石散文的写作风格
55、论关汉卿的喜剧创作
56、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
57、论《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
58、《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
59、《水浒传》的忠义观
60、《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
61、猪八戒形象分析
62、“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描写
63、公安派的小品文创作
64、《金瓶梅》的家庭生活描写
65、《西厢记》的继承与创新
66、《琵琶记》悲剧意蕴分析
67、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
68、元代散曲的情感企向
69、宋江形象分析
70、《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
71、论西门庆形象的文化警示意义
72、“三言”“二拍”中的风尘女性
73、李贽“童心说”的文学价值
74、论《西游记》的谐趣
75、清初历史剧兴盛原因初探
76、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
77、《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78、《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79、大观园的文化意义
80、《红楼梦》的梦幻描写及其意义
81、《长生殿》的爱情观
82、狐鬼花妖尽世情
83、《儒林外史》的批判意识
84、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85、论林黛玉
86、论桐城义法
87、张飞、李逵形象塑造比较
88、花间词的艺术成就
89、《红楼梦》中的丫环群象
90、魏晋散文的骈俪化倾向
91、归有光的散文创作
92、《桃花扇》的结构艺术
93、论晚唐的怀古咏史诗
94、江西诗派宗杜论
95、论《史记》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
96、宋代豪放词的艺术风格
97、论明清小说题材的邅变
98、《文心雕龙》对创作构思的分析
99、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分析
100、道家虚静说对古代诗歌创作论的影响
............（二）《呼兰河传》
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这个时刻，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离家乡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
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经历了内心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身边没有了写作《八月的乡村》的“保护人”似的萧军，心目中的故乡也从要逃离的陷阱变成灵魂的寄寓之地。成熟的萧红换了一副眼光看待故乡。故乡，尽管她蒙昧，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她找到了一种最能表达自己与故乡的血肉联系的笔调。在这种书写中，萧红重新确认了自己与故乡、与呼兰河的关系。他们不再是对立性的，而是对话式的。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她寄居南国异乡的生命后期，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网上一个帖子对萧红的寂寞这样写道：萧红本身就是寂寞的，她的生，她的情感，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死。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十年漂泊，呼兰河是她的起点，香港是她的终点。去逝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真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将孤独地离去。在弥留之际，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从图书馆里淘到一本页面已经泛黄的《呼兰河传》，那气味仿佛是在证明她的寂寞决不矫情。打开书，寂寞的心灵盛开；合上，心灵的寂寞盛开。
2．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
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
而尤其可痛心的是，“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鲁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构成了萧红小说有关生死的描写的主要心理背景。
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
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采用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为己任。萧红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曾经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
（1）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且看《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率意而言，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它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不但表现为直率、自然，而且那种超常规的文句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赵园《小说十家》中说萧红的文字是“用最简单以至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显得不规范”。你有时觉得，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里，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感、失落感。“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同义反复中流淌着对故园的脉脉深情。透过那些有意的复沓，作家正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以及难以言状的人生悲凉。萧红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它同一字千钧、惜墨如金的精粹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却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它拙而有味，情致在焉。
总之，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2）自传式叙事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从总体上看，萧红小说的叙事角度是多样的，有全知叙事角度（《生死场》、《马伯乐》等），也有旁知叙事角度（《王阿嫂的死》等）。然而，她的大部分小说名篇（如《家族以外的人》、《手》、《牛车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则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实际上都有作家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子，作品中的“我”决非是强加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无论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萧红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的。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的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呼兰河传》第一章没有我出现，你的意识里有我在，等到第二章我出现，你也不觉得很突兀。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省却了许多描述情节过程的铺叙文字，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跳跃，从而在限定的篇幅中增加了意蕴厚度。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再君临一切，而是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地位，从而消解了（至少是缓和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读者在叙述者真诚亲切的娓娓而谈中易于产生一种艺术的共鸣和认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无形中也得到了加强。
在萧红对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中，儿童视角作为一个显著的特征，给她的小说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来作出情感评价的，所以常常故意举重若轻，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这样，由这种心理视角所作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暌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如小团圆媳妇之死，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悲惨的人间画面。在这里，作者是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对叙述者“我”这个童稚来说，这只是不过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可见，情感评价上的儿童视角既增加了作品的心理情感的容量，也增加了作品内部的张力。
（3）散文化的文体结构。
与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一样，她在小说文体结构上的追求，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一种“非情节化”的超常规趋向。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结构形式通常是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其结构的主要依据就在于情节，而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全书七章。一二章介绍小城风貌、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从宏观上勾画出呼兰城的本质特征——物质上穷困匮乏，精神上愚昧保守。以下五章则是微观描写——从各个角度将呼兰城的特征具象化。三四章描写家院及“我”与祖父朝夕相守的童年生活，突出了冷酷刻板的封建环境对天真童心的摧残压抑。后三章笔触从家庭伸展到街坊邻里，叙述了有二伯、小团圆媳妇、磨倌冯歪嘴子三个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十月》1982年第1期）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4）诗化的风格。
萧红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情境、氛围和意味作为萧红作品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是其小说诗意美质的最显著的体现。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第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文字组织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象小说”之外，却有比“象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既不象鲁迅小说那样，以在深沉浓烈的抒情中包孕着对生活哲理的概括来发人深省，也不象郁达夫小说那样，以直抒胸臆、大胆坦露心理苦闷来震撼人心。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呼兰河传》中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萧红的创作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第二章则是一首呼兰河的风俗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俚俗甚至不无蒙昧的习俗，在萧红笔下，俨然生发出异样的光彩。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这是描写跳大神，从司空见惯的所谓迷信中，萧红体谅到人生悲凉的况味。
“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唤朋友的唤朋友。……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
“大戏还没有开台，就来了这许多事情。等大戏一开了台，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们笑语连天，哪里是在看戏，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
“戏台下敲锣打鼓震天地响。那唱戏的人，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都在那里说短道长，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
这是描写野台子戏，在紧锣密鼓、喧闹争吵中，萧红道出了呼兰河人生命中飞扬的一面。
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重视主观抒情、重视小说语言的表现功能，再加上重视背景描写与氛围渲染，使郁达夫的小说以至五四作家的小说的确带有一种特殊的诗的韵味。”陈平原的这一段论述用来评价萧红的小说同样非常恰当。正是对风俗环境等内容的描写所制造的“氛围”，使萧红小说的生活画面之中荡漾着诗情。
文/贾冬婷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的，也因此被长期忽略。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也被人长久窥视。如香港作家小思所说，“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也认为，萧红的情感和作品不可分割。他说，“萧红确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人；她这些感情，在她生活上，固然是她的悲剧根源之一，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竟是最具撼动力的一面。”
1930年，19岁的萧红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选择，她逃离了家庭，逃离了婚姻，也逃离了既有的生活轨道。从此，“漂泊”成了她短暂人生戏剧的主题。
时光拉回到1930年夏天，萧红即将初中毕业——那个时代，女孩子能读到中学已属少见，于是，家人希望她像周围同龄女孩子一样，尽早把婚结了。
早在1925年，14岁的萧红在家里的安排下，与哈尔滨西郊顾乡屯的汪家定了亲。汪家是当地的一户地主，与张家也算门当户对。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学做过代课教员。据见过他的萧红的长辈亲属回忆，汪恩甲个子挺高，长得也不错。虽然当时萧红还在读初一，但定亲的事情在同学中也比较普遍。萧红的中学同学徐淑娟回忆：“我们哈女中学生的未婚夫大都在哈工大、法大读书，按那时的社会风气，这叫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两人交往期间，汪恩甲又报名进入法政大学的预科班读书，而且两人的关系起初似乎还不错，汪家经常派人去学校把萧红接到家里去过星期天或节假日。萧红的同学回忆，汪恩甲来过女中，“乃莹还给他织过毛衣”。
然而，萧红从小城呼兰进入华洋杂处的大都市哈尔滨，在哈尔滨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求学三年后，其眼界和目标已经不同了。当时的东省特别区首届行政长官朱庆澜，就是“东特女一中”的创办人。他的办学理念十分现代，聘请了不少有理念、有见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教书。从萧红和同学们后来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些渴望新知识的少女们产生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影响。这样一所学校，学费也不是一般人家承担得起的，萧红所在的班上，就有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督办的女儿，还有缠过足又放足的大家闺秀。据萧红的一位同学回忆，萧红那时开始在校报上发表一些散文和诗，用了笔名“悄吟”，她解释，“悄悄地吟咏嘛”。另一方面，在读书期间，萧红参加过几次校外学生运动，也结识了不少新派的知识男性，其中多数是在北京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启发了萧红到北京求学深造的愿望。她慢慢感知到与以往不同的一个未知世界的魅力，那个世界也许并不明朗，但充满诱惑。
于是，1930年的夏天，萧红逃婚去了北平，做了“出走的娜拉”。萧红和她们当时已经在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鲁迅《伤逝》一类作品了，她们也都怂恿她出走。
关于萧红第一次去北京的情形，后来也有很多说法。在萧红生命最后阶段朝夕陪伴于左右的骆宾基，1946年出版了一本《萧红小传》。书中所写，萧红提到她当年出走的勇气，来自于一位“李姓青年”——一个“豪气而充满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那个青年在爱慕她，也是当时她所感到的”。据《萧红小传》，也是这个“李姓青年”带她到的北京，她当时似乎还做着与“李姓青年”未来的梦，甚至把自己当成他未来的妻子。可是等她到了北京李姓青年的家，发现一位抱着孩子的妇人时，才知道真实的状况。
就像那道“易卜生难题”——娜拉出走是容易的，但是，她走后怎样？鲁迅曾对此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说娜拉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寒冷、饥饿和穷困中的萧红也注定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她回来了。回到家的萧红立即被家里软禁起来，她再一次找机会逃到哈尔滨，但这一次，她彻底与家庭决裂了，跨出了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与家庭决裂的萧红在哈尔滨贫困交加，曾和父亲张廷举在街头相遇，但双方冷眼相对而过。很多资料都证实，萧红在哈尔滨流浪的时候，实在饥冻难耐，便到哈尔滨的亲姑姑家求援。可当他们打开门一看是萧红时，就立即关上门，把她拒绝在寒天冻地的街头。
后来，萧红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向现实低了头。在走投无路下，萧红又与汪恩甲联系上，住在东兴顺旅馆同居。现在仍保留的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筑，在当时应算得上是一家有档次的旅馆。“九一八”以后，商客锐减，住宿业很不景气，加之汪家与张家在当地都算是有一定名望的家族，这样萧红和汪恩甲才有可能以赊账的形式住进来。住了半年多时间，他们欠下食宿费达400多块钱。
▲萧红与汪恩甲同居的东兴顺旅馆
有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取钱，离开了东兴顺。最初，已经怀孕的萧红还天真地盼望着他再次出现，可是一直不见他踪影。一个多月后，萧红渐渐绝望，而旅馆老板也失去耐心，把她换到走廊尽头装杂物的黑屋子，严加看管。
这群青年人中，有一位刚到哈尔滨不久的25岁青年刘鸿霖，他后来的笔名是我们所熟悉的“萧军”。这一年，萧军为《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一次，老斐委托萧军跑一趟，给求救的萧红送几本文学书。于是，萧军在一个接近黄昏的时刻，来到了东兴顺旅馆。这是1932年7月13日，萧军后来用文字很详细记述了他们第一面的情况：房间里霉气冲鼻，当时被软禁在小旅馆里的萧红惊恐不安，面色苍白，而且看上去不久就要临产了。萧军本来要送完几本书就走的，直到他“无意间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上面的画和字，以及旁边萧红随手写的小诗把他吸引住了。
若干年后，萧军坦率地跟女儿萧耘谈起了这段感情。萧军把两人的相识归结为“偶然”，诸多的偶然中，最重要的偶然便是读了这首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就是这一首小诗，让眼前落魄的萧红成了他眼里“最美丽的女人”，他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来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这年8月的哈尔滨，雨水格外多。8日夜间，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道外十几条街道水高四尺，成了可以行船的人工运河。人们纷纷逃难。东兴顺旅馆也一片狼藉。旅馆老板忙于逃命，自然无暇顾及这个欠下巨额费用的女人了。
萧红等不及老斐他们要趁乱来营救的安排，挺着大肚子，从窗台跨了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最后找到了萧军临时借住的老斐的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或许倾覆了一个城池只为成就一个人的爱情。萧军与萧红的爱情故事，也有几分类似的味道。松花江的一场大水，淹没了一个城市，却成就了萧红、萧军的恋情。
▲萧红与萧军
从东兴顺旅馆逃出来的萧红，在裴家客厅里安置下来。1932年8月底，萧红在市立医院的三等产妇室生下了一个女孩儿。这个小生命注定是不被欢迎的，她很快被送给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在别人家住久了，裴家开始对萧红有了意见，1932年11月，萧红拖着产后孱弱的身体，与萧军住进俄国人开的欧罗巴旅馆顶层的一间狭小房屋，后来又搬到道里中央大街西侧的商市街25号，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萧红后来在《商市街》中，不厌其烦地记下来这些时光，有共患难的快乐。“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宇 摄）
二萧在哈尔滨的这段日子，像是普契尼《波西米亚人》里那群流浪艺术家一样，贫苦、快乐。他们有时去游泳，有时去划船，有时去溜冰……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杨范后来回忆，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她见到了二萧。“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
30年代的哈尔滨，有着日本统治、俄化社会、中国土地的背景，也让萧红受到有形无形的压迫。可以说，这也是萧红对自己、对世界最迷惑的阶段，身份未明，位置未定。而“九一八”是一个契机，给东北造成了苦难，改变了东北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些作家的命运。后来形成了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东北作家群”，就是因为他们在东北亲眼目睹了灾难，亲身感受到做亡国奴的痛苦，在哈尔滨或者沈阳起步，到了以鲁迅为中心的上海发表了相关题材的作品，使内地的人知道了东北的生活。
萧红和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典型代表。在哈尔滨，因为和一些热爱文学的青年接触，萧红在文学上的能力得到挖掘，她开始在报纸发表文章，这对当时在写作上还缺乏自信的萧红是个极大鼓舞。1933年底，在舒群等友人的帮助下，她和萧军共同出版了《跋涉》，初露锋芒。
不久，带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跋涉》被查禁。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中共党员舒群“与组织恢复关系”，落户青岛，向二萧发出邀请。1934年6月11日，萧红与萧军去往青岛。这一次告别，萧红再也没能踏上自己故乡的这片黑土地。
二萧到青岛后，在山顶上住的一幢公寓，可透过窗子观赏两边海洋的景色，到报社走路只要一刻钟。此段生活比在哈尔滨悠闲得多，乐观的气氛逐渐取代了昔日沮丧的情绪。美国学者葛浩文写道：““比较起来，萧红只有在青岛的短短五六个月中享受到了一点人生乐趣。”这句话令人心酸，也是实情。也就是在青岛这段短暂的安宁，萧红在操持家务之余，写了她第一部小说《麦场》——即后来在胡风的建议下改成的《生死场》：“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一年她仅仅23岁。
在青岛的安定是短暂的。不久，舒群与其爱人先后被捕，报社也停办。两人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漂泊处。在朋友建议下，1934年10月初，像当时很多崇拜大师的文学青年一样，萧军也试着写了封信给鲁迅。比其他文学青年运气好的是，这样一个几乎是冒昩的举动，竟然打动了鲁迅先生。10月9日，他们就收到鲁迅的回信，继而和朋友们陷入到一片狂喜中。信里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能倒背如流，正如萧军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里所说，这一封信于他们有如“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意义。
1934年11月2日，萧红、萧军与梅林一行三人到达上海，租住在拉都路北端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里。在萧军的不断要求下，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北四川路的一咖啡室内，第一次见到了鲁迅与许广平。许广平后来回忆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
▲萧红与许广平（右）
随着与鲁迅一家交往的增多，他们的家搬得离鲁迅越来越近。1936年，索性搬到了鲁迅在大陆新村居所附近的北四川路。萧红自己说，从那时起，一连好几个月“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萧红几乎成了鲁迅家人一样，而根本不是客人。在文坛上，二萧与鲁迅“同仇敌忾”，也深得鲁迅的信任——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鲁迅先生此时已是生命的最后阶段。
为什么鲁迅和这两个贸然投奔的青年走得这么近？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分析，有几个原因。“首先是鲁迅对于青年的态度，总是做着‘愿英俊出于中国’的梦。他对从沦陷区来的遭难的人，第一时间先有一个同情的反应。所以萧军、萧红写信向鲁迅求援的时候，鲁迅的反应是很积极的。作为东北人的二萧，是特别愿意把心掏出来给你的那种，这跟南方青年那种书生气甚至有点矫揉造作是不一样的。鲁迅就喜欢这种坦诚的，他说哪怕你是魑魅魍魉，也把自己的灵魂露出来好。还有一个原因当然是二萧本身的才气，他们展露出写作上的才能。
▲鲁迅博物馆馆长王锡荣（黄宇 摄）
萧红说：“只有鲁迅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鲁迅去世后，萧红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回忆鲁迅先生》，写了两人交往的很多细节。萧红这篇文章当时遭到萧军的嘲笑，在他看来，这篇文字过于平淡和琐碎，和鲁迅先生的伟大不相称。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所有回忆鲁迅文字中最感人的。比如开头即是这样的鲜活：“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在祖父带走了童年的“温暖”和“爱”之后，萧红又在鲁迅先生这里找回了。她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她多年寻求的梦想特质——睿智和热忱，这是一个理想父亲的典型，鲁迅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这个角色。
在萧红31岁即将病逝香港时，她不要求埋葬在任何一个和她相爱过的男人身边，也不要求回到家乡，唯愿葬在鲁迅先生坟墓旁。她说：“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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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红墓前的五分钟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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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红墓前的五分钟讲演》，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开题”，赞颂女作家萧红“一生为解放事业而奔走”的精神，并由此引出“年轻人”的话题。第二部分“主体”，阐明“年轻人”的概念，论述了“年轻精神的品质”的三个特征。第三部分“结尾”（最后一段），指出“向年轻精神饱满的青年朋友们学习，使自己年轻，使中国年轻。”全篇观点鲜明，中心突出，且语言也风趣、幽默，具有哲理，给人以深深的思考。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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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在萧红墓前的五分钟讲演
演讲者：郭沫若
年轻的朋友们：
讲演对于我倒不是件难事，然而要不多不少恰好“五分钟”，却使我感到困难。而主席又只要我作“五分钟”的滩头讲演，让你们好早点跳下海去，作你们青春的畅泳。
我想，本来我可以这么开始我的讲演：“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请大家沉默五分钟！”于是当大家沉默到五分钟的时候，我便说：“沉默毕，我的讲演完了。”[1]大家假如要反诘我：“你向我们作五分钟的讲演，为什么叫我们沉默五分钟呢？”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朋友，人们不是说‘沉默胜于雄辩’吗？”
本来我可以这么开始我的讲演的，但是当我听了刚才X先生两分钟的讲演，太漂亮了！他说：“人民的作家萧红女士一生为人民解放事业奔走，到头来死在这南国的海边，伙伴们把她埋在这浅水湾上，今天，围绕在她周围的都是年轻人，今后的日子里，不知有多少年轻人来围绕着她。朋友们！我们是年轻人，我们没有悲伤，我们没有感慨，请大家向萧红女士鼓掌。”太好了，我的五分钟讲演只好改变计划了，让我把年轻人引申来说一下吧。
年轻人之所以为年轻人，并不是单看年纪轻，假如是单看年纪轻，我们倒看见有好些年纪轻轻的人，却已经成了老腐败，老顽固，甚至活的木乃伊——虽然还活着，但早已死了，而且死了几千年。
反过来我们在历史上也看见有好些年纪老的人，精神并不老，甚至有的人死了几千年，而一直都还像活着的年轻人一样。所以一个人的年轻不年轻，并不是专看生理上的年龄，而主要的还是看精神上的年龄。便是“年轻精神”充分的，虽老而不死；“年轻精神”丧失的，年虽轻而人已死了。
那么，什么是年轻精神的品质呢？
第一，是真理的追求者。他是一张白纸，毫无成见地去接受客观真理；他如饥似渴地请人指教，虚心坦怀地受人指教；他肯向一切学习，以养成他的智慧。这是年轻精神的第一特征。
第二，是博爱的实践者。他大公无私，好打抱不平，决不或很少为自己打算，实切实地有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而为他人服务。这是年轻精神的第二特征。
第三，是勇敢的战士。他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他富于弹性，倒下去立刻跳起来，碰伤了舐干血迹，若无其事，他以牺牲自我的意志征服一切。这是年轻精神的第三特征。
这三种年轻精神的特征，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有的，假如他把这些特征保持着，并扩大着，那他便永远年纪轻，就是死了也还年轻；假如他把这些特征失掉，比如年纪轻，便做狗腿子的事，那他不仅不年轻，而且老早是一个死鬼了。
就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向“年轻精神”饱满的青年朋友们学习，使自己年轻，使中国年轻。
解析
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开题”（1－3），赞颂女作家萧红“一生为解放事业而奔走”的精神，并由此引出“年轻人”的话题。第二部分“主体”（4－11），阐明“年轻人”的概念，论述了“年轻精神的品质”的三个特征。第三部分“结尾”（最后一段），指出“向年轻精神饱满的青年朋友们学习，使自己年轻，使中国年轻。”
开题，讲演的开题相当重要。这篇讲演，讲演者先说主席要他作“五分钟”的讲演而感到困难，接着又对自己的假设(“沉默五分钟”)加以否定，然后对某先生的话加以赞扬，很自然地引出要论述的话题。这种开场属于白曲径通幽式的开场白，既能达到活跃气氛，又能吸引听众的效果，可谓别具一格，别出心裁，与开门见山式不同。开门见山式开场白，显得过于直接、直露，不能引起听者兴趣，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墓前讲演)，这是针对环境的不同而言的。作者妙趣横生，语言颇为幽默。
主体，讲演者围绕“年轻人”这个话题，层层展开论述。(1)作者划分“年轻人”的标准，一个人的年轻不年轻，并不是专看生理上的年龄，而主要是看精神上的年龄。(2)作者为什么这样说？有好些年纪轻的人，却已经是老腐败、老顽固，甚至活的木乃伊----虽然还活着但早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几千年了。有好些年纪老的人，精神并不老，甚至有的人死了几千年，而一直都还像活着的年轻人一样。(3)这里用了对比论述，这种写法让读者明白，看一个人年轻不年轻，不能看生理上的年龄，而看精神上的年龄，由此“年轻精神”充分的，老而不死。“年轻精神”丧失的，年虽轻而人已死了。(4)作者的论述很精辟，一针见血，颇有哲理性。“真理的追求者”“博爱的实践者”“勇敢的战士”。(5)作者还指出“年轻精神”的三个特征，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有的，如果保持着、扩大着----便永远年轻，死了也年轻。如果失掉了，做狗腿子的事，不仅不年轻，而且老早是一个死鬼了。这里又是对比的写法，作者热情赞扬的是年轻精神，而批判的是那些违历史潮流的反动者，对他们加以痛斥，对比写法更加体现了作者爱憎分明。
结尾，作者对比论述了“年轻精神”的三个品质后，自然的收尾指出向“年轻精神”饱满的青年朋友的学习，使自己年轻，使中国年轻。
结语，这篇讲演引入自然、中心突出，紧扣“年轻人”这个话题，展开论述。[2]先从生理的年轻推论到精神的年轻，阐明了年龄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接着深入一步，对“年轻精神”展开论述，最后号召大家学习“年轻精神”，全篇观点鲜明，中心突出，且语言也风趣、幽默，具有哲理，给人以深深的思考。如“朋友，人们不是说：‘沉默胜于雄辩吗’”、如“我们是年轻人，我们没有悲伤，我们没有感慨”排比，加强语气气势。
2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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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话剧史上的一朵奇葩。[3]他既是卓有成就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也是充满激情的浪漫诗人和剧作家。他的经历和特点使其剧作个性鲜明，大多是诗剧和历史剧，充满了喷发式的浪漫激情。
郭沫若
郭沫若[4]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呈现出明显的节律性和时段性，有三个互不连贯的喷发期。第一期是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那时的郭沫若充满了创作的青春激情，在《凤凰涅槃》等一批著名新诗之后，他又快速创作了十余部诗剧，以“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即《卓文君》、《王昭君》、《聂嫈》三剧)，表达了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和爱情、关注妇女解放的精神倾向。这批剧作以其豪迈、热情和理想主义气质，鼓舞了追求新生活的五四青年投身于社会变革。之后几乎20年未写剧本，到抗日战争中期的1942年前后，郭沫若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写了6部剧作，成为其创作生涯的第二期，标志性作品为《屈原》，热情讴歌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忧国忧民、光明磊落、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的崇高品质，尤其屈原在暴风雨中悲愤呼喊的长篇台词“雷电颂”，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在大后方重庆的观众中形成强烈共鸣，产生了鼓舞抗战的巨大影响，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郭沫若剧作的顶峰。第三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时已六七十岁的郭沫若又提笔写下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剧，仍然像以往那样以历史女性人物为对象，而更多地融入了作者对人生和历史的理解，印证了他“失事求似”的史剧观。
郭沫若的史剧创作体现了他诗人、史学家和政治家三位一体的风格。他浪漫主义地处理人物形象和构设矛盾冲突，强调古为今用，主题明确，倾向鲜明，这些使他成为自成一家的历史剧作家。
关于演讲
讲演，是在公众场合就某个问题或事件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文体为议论文。讲演的特点是，面对一定数量的听众，公开发表个人的观点；话题集中，中心突出，结构完整；语言简洁明快，充满感情，富有鼓动性。[5]
萧红其人
许广平,萧红,萧军,周海婴
许广平,萧红,萧军,周海婴[6]
(19l1一1942)，是在鲁迅先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现代女作家，原名张乃莹，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寂寞的童年养成她恬静、孤独、矜持、倔强的性格。1930年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开始了流亡与挣扎的人生征途。1932年开始文学创作。1934年与萧军一道到上海，得到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35年出版中篇小说《生死场》，奠定了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抗战爆发后，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病逝于香港，葬在靠近海边的浅水湾，年仅32岁。萧红把一生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在她身上有着年轻人所应有的精神品质。为了纪念这位年轻卓越的女作家，1948年，一大批民主的、革命的文化人在萧红墓前举行集会，郭沫若在会上作了五分钟即兴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