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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语言隐喻特征及翻译策略论文
摘要 :为更好地传播和推广中医及中国文化，译者需在正确理论指导之下进行中医英译。隐喻是中医语言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医英译的一大难点，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追求“最佳关联”和“最佳对等”的翻译效果不仅能忠实阐述中医学概念，更能传达隐含的中国文化。通过分析中医语言隐喻特征，剖析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对中医隐喻翻译的指导作用，旨在探讨这两种理论指导下更高效、更科学和更准确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语言哲学论文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6)03-0551-03
中医语言作为人类抽象思维产物之一具有普遍的隐喻特征。隐喻为中医概念提供了语言形式和帮助认知中医研究对象，关于中医语言隐喻性及其翻译的研究却不多。在众多的理论中，笔者认为源于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和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能很好地指导中医隐喻翻译。鉴于中医语言的隐喻特征和研究现状，为了开辟中医英译方法策略新的研究方向，找出能高效传达中医医学信息和文化信息的译法，本文试从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医语言隐喻翻译策略。
1.隐喻概念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metaphora”，其字源meta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则是“传送”，隐喻是指将两种不同概念的事物通过含蓄、婉转地表达或映射的方式达到形象比喻的语言行为［1］。隐喻是人类主要认知工具和思维方式，广泛存在于语言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行动以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格式，更是语言中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概括起来即:隐喻是在一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另一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2］。隐喻的要件有三:“彼事物”、“此事物”、两者的关联。其结果为:由关联而生发出来的喻义。
2.中医语言隐喻特征
2.1隐喻本体特征
中医语言隐喻本体是指中医医学方面的内容和概念。人们觉察的身体异样或症状被称为病象。中医理论常运用类比推理的方式，借助于其它事物的内部变化或性质特征对病症加以解释和分析，形成的规律性认识［5］。例如:运用自然界中湿气的隐喻，可以对人体内的一些疾病做出解释。中医术语有“湿胜则濡泻”，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人体内湿气偏胜，出现大便泄泻的病理情况”［6］。
2.2隐喻喻体特征
中医语言隐喻的喻体可分成物象、气象、地象和人象，分别指具体的有形物象、天气现象、地理状象和人的社会生活现象［6］。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从各种动物的外形，动作和习性上找到丰富的喻体。各种生活工具也可以被作为喻体来表达医学概念。用自然现象来解释人体的运行机制，认为人的病痛与这些要素有关。在病症描述和诊断上也常用地理名词，如位置和地貌来表述病症位置及其相应的特点，人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可隐喻为人体部位的关系和相关功能［5］。
2.3隐喻喻底特征
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联系要通过一定的喻底才能建立。喻底作为本、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是隐喻建构的基础。中医语言中隐喻通过各种相似性构建联系即表明喻体特征又说明本体功能，中医语言常将各种相似性联系起来构造隐喻［6］。
3.关联理论与功能对等理论
关联理论属于认知语用学理论范畴，但其作用不只局限于语用学领域。许多翻译理论和模式受其影响而发展，在西方翻译界日益受到重视。翻译研究中引入关联理论已经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生命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关联理论的核心内容为:运用推理，通过语境来寻找关联才能正确理解自然语言。正确认知和理解自然语言是在翻译中达到语用等效的重要前提。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交际活动，可以理解为“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理解和表达的有机统一贯穿于翻译的整个过程［4］。关联理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有很强的解释力，能对其进行解释和指导，而翻译活动可以加深对关联翻译理论的认识。Nida提倡的“动态对等”和Newmark倡导的“交际翻译”都表示语用翻译实质上是一种功能对等翻译。功能对等理论强调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等同于原文的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正确认知和理解源语语是功能对等翻译中的等效前提，这与关联理论的关联和推理是一致的`［2］。功能对等理论中的“最佳对等”和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概念是一脉相承的，关联理论与功能对等理论的结合，可以整合翻译的双重含义———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为系统、科学、有效的中医语言隐喻翻译提供强坚实理论保障［3］。
4.中医隐喻翻译
对隐喻的认知及翻译决定了中医知识和文化传达的效果。笔者认为关联理论能帮助译者推断出源语中的隐含，对读者认知能力提出语境假设，选择正确语境信息，将隐含明示给读者，让其从中推导。等效翻译理论要求用最贴切、自然的译文对等再现源语信息，解决中医翻译中语言处理等方面问题［8］。等效翻译不仅将中医医学信息最大量地传递给西方读者，而且将中医中包含的文学、哲学、文化等方面因素尽可能地呈现出来。
4.1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中医隐喻翻译
4.1.1关联理论与中医翻译关联理论把言语交际定义为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认知活动。认知语境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交际双方必须互明彼此的认知语境来正确理解交际的意图，接受逻辑信息、词汇信息和文化信息。简单的字面翻译并不能有效传达中医语言中暗含的中医特有文化信息，译者必须准确把握中医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图式，选择适合目标语读者的表达方式，帮助其找到与中医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性，达到最佳语境效果。中医英译追求的不仅是中医语言的文学翻译，更是传达其文化信息的科技翻译。翻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为读者提供的最佳语境效果、译文与读者之间的最佳关联。4.1.2中医隐喻翻译策略隐喻翻译要实现语言形式转换，更要正确映射和整合语言形式背后隐藏的不同思维方式和文化因素。中医语言具有辨证论治的科学性和文学欣赏的古雅性。中医要始终保持其科学性，中医英译也不可忽视其中博大文化内涵。人们用生活劳动中观察到的现象和感悟的道理阐释陌生、深奥的中医医学理论，造就了中医学隐喻性语言［7］。因此，译者需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来实现中医英译中内容与形式、语言与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和统一性。(1)描述喻体、简单直译:人类相同生理构造和对自然界变化的经历和体验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表达有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模式，人类具有“共有的非文化知识”，不同民族对自然相似的认知并不是相互学习所获得的［13］。鉴于此，笔者认为应按照源语篇章中源域和目标域的位置顺序来翻译译语篇章中的源域和目标域，实现位置完全对应的关联映射。因此，精确描述原隐喻形象和文化特色以丰富和完善译语表达。例如:“雀啄脉”译为“sparrow－peckingpulse”。西方读者了解麻雀进食的动作，他们看到这个译名时，可以将麻雀进食的动作这一信息关联映射到一种脉搏跳动的外在特征上，很容易理解中医隐喻认知和概念，达到最好的语用效果。类似的例子还有:“蜘蛛胀”译为“spider－likedisten-tion”;“弹石脉”译为“stone－flickingpulse”;“五更泄”(鸡鸣泄)译为“morningdiarrhea(cock－crowingdiarrhea)”。(2)注重文化、合理意译:文化的空缺和错位是语言之间存在的普遍现象，翻译中往往注重保留文化意象的深层含义而丢失其表层含义［7］。中医隐喻翻译要求在目标语中找到与源语信息的最佳关联。如果一味强调保留原文的语言特征，读者却无法找到交际线索，故不能达到最佳关联性。笔者认为可以使用意译，对读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假设，将源语语言形式适当修改，力求把词汇隐含传达给读者，达到对隐喻更好的认知和理解。例如:“提壶揭盖”若翻译为“liftingthejarandtakinga-waythelid”，虽忠于原文语言特征，但西方读者却不能理解其含义，更无法掌握其中蕴含的中医思想。故要将此观点映射到西方文化和认知的同等层面上。可以译为“openingthelungqitotreatconstipationordysuria”，这样西方读者可以领悟出它是指“用宣肺或升提的方法通利小便”的一种隐喻。第一种译法违背了关联理论中话段必须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让读者自然做出最佳关联的原则，而第二个译法揭示了隐喻内涵，让读者接收到源语的意义隐含，达到意义所指的最佳关联，保留了原文认知效果的相似性(3)类比推理、增译补偿:中医语言有大量病理治则类隐喻，大部分是由中国古代哲学等理论类比推理得来，因此本体认知都具有间接性、抽象性及明显的心理相似性［11］。单纯直译这类隐喻使西方读者很难在他们已有的认知世界里找到相关信息进行关联和推理，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使用文内补偿来増译，更明确地表达内容和阐释隐喻。例如:“青蛇头”(肿胀如青蛇头状的痈疽)如译为“bluesnakehead”，读者无法理解源语文本内涵;如只译为“ulcer”又丢失源语隐喻特征。最佳译文应为“snake－head－likeulcer”，其中，“snake－head－like”是直接翻译喻体，但又增加“ulcer”一词可以指明实际的病症是“痈疽”。同样地，“龟背”(脊高如龟的佝偻病)应译为“turtle－back－likerickets”;“白虎历节”(游走性关节痛)应译为“acutear-thritis，，“蛇身”(生于皮肤之上状如蛇皮的癣疾)应译为“snake－skin－liketinea”。
4.2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中医隐喻翻译
4.2.1功能对等理论与中医翻译中医语言医哲交汇，言简意赅，善用修辞，文化浓厚，中医英译常会出现文化负载词、文化休克及文化缺省等问题，增加了翻译难度，使译者无法将中医名词术语忠实、客观、简洁地呈现给读者［9］。功能对等理论强调功能对等，意指任何翻译语言因素，化解译文应侧重于源语还是目标语的长期分歧，强调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读者的理解和感受，区别于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理论。4.2.2中医隐喻翻译策略翻译旨在完整、准确、充分、通顺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读者能利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来理解原文所传达的信息和含义，包括思想内容、感情、风格等。在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指导下，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可以解决中医隐喻翻译中许多难题，准确再现中医语言信息及文化内涵。(1)术语西化、概念对等:中医隐喻英译可以对照西医概念，转述术语、行话，通俗、形象地表述中医概念，使用西医中对等概念的通俗表述。如果生硬地移用术语，往往会弄巧成拙。例如:表病症的词“虚亏”、“阴阳失衡”、“不足”若译为“unbalanced”或“deficiency”，西方读者无法明白这一病症的实质含义，可译为“abnormal/morbidcondition”或“abnor-mality/dysfunction”(失调状态);含义浅白、指称直截了当。关于治则、治法的术语“平衡阴阳”、“固本培元”不能译为“balanceYinandYang”，可译为“helprecover”或“restorenormalcondition”或“strengthenresistance”。这种译法既简单明了，又通俗易懂。(2)词汇转化、意义对等:中医语言简意赅，通常用几个字就能清楚表达一种病症或治疗方法，甚至一种理论，但英译后的表述却难觅这种特征，若直接按中文字面意思翻译会让西方读者难以理解其确切含义。例如:“黄疸”若译为“yellowinface”，这只是突出这种病症在人体的外在表象，不妨可借用西医术语译为“juan-dice”。因此，“白喉”译为“diphtheria”而非“whitethroat”;“大汗”和“眼花”分别译为“profusesweating”和“blurredvi-sion”这样就极大提高了译语的规范化程度。不能将中医用语机械性的逐字翻译，需找出西医术语中概念对等的词汇和表述。(3)概念转化、文化对等:中医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反映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在英译时要深刻体会、理解其中文化内涵，准确选择译文词语，力求传达文化隐含，让读者能从其本土文化中找到对等概念。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14］，此处的“贼风”若译为“thiefwind”，西方读者会理解为“风”自然现象，忽略了文化和语言差异，应该通过具体语境，领会原语中的意义，将其译为“pathogenicfactors”(致病因素)。
5.结语
中医英译要特别注意对中医语言隐喻特征的把握和翻译，而运用正确的理论指导翻译显得尤为关键。在对中医隐喻进行翻译时，译者要深入了解源语和译语之间在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因素上的差异，找出喻本、喻体之间的相关性，同时还要对读者的心理期盼与认知环境做出正确判断，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将原文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读者，使译文与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达到最佳关联。功能对等理论能让译者从整体把握、感悟原作，发挥想象去感受意境，借助主体的直接经验去发掘原作内在、隐蔽的因素，从而找出与原文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和表达方式让译文语义更明朗，表述更精确，从而真正实现“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
隐喻的应用语言学框架及其特点分析论文
在现实的学习、工作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隐喻的应用语言学框架及其特点分析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隐喻是一种常用的语言表达形式，对于语言表达具有修饰作用，运用应用语言学理论，解读隐喻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所表现的特征，以分析模式特点的方式，对隐喻有深层次的认知，并形成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正确运用隐喻的相关要点。
关键词:
隐喻,语言现象;应用语言学:
引言：
隐喻又称简喻，在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通常用于对事物的具体描绘，从而将抽象的事物更加直观地进行表现，因此，合理应用隐喻能够帮助人们更加直观，深刻地了解事物，促进人的认知。这也使得隐喻在语言学领域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尤其是伴随着后者理论体系不断成熟，隐喻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无论是在心理学、语言学或者社会学方面都占有一席之地，表现出较高的价值，这就引发有关隐喻特征，以及模式特点的思考，用于更加深刻的认知隐喻的作用，从而拓展其应用范围，升华价值，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一、隐喻简介
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有学者将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如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一种可以被替换的概念，同时支持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获得新的知识。亚里士多德通过多种方法针对隐喻进行研究，通过构建特定环境的方式实现对隐喻的分析，从而认知隐喻在社会文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促进隐喻和社会文化之间的结合。这为早期研究隐喻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而后人的研究通常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多重单一角度衡量隐喻在应用语言领域的具体作用，或从语言学，或从心理学角度阐述单一逻辑思维下隐喻的作用，这也使得隐喻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地位[1]。受语言学理论不断成熟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从认知和语言两个角度针对隐喻展开相关研究，对基于应用语言学角度展开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从应用语言学角度展开隐喻研究，更加追求实际，会设置具体的语言框架，针对句法词语，交际目的，以及历史等因素进行衡量，从而实现对隐喻的正确认知，区别于以往有关隐喻的理论研究，更加注重隐喻在实践应用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研究侧重点方面，主要以语言形式为主，而非原结构。着名语言学家卡梅伦提出，围绕隐喻的研究应借助多方位研究体系进行，其在相关研究中通过三个角度围绕隐喻进行研究[2]。第一个角度是从理论层次分析隐喻的理论体系。第二个角度是基于处理层次，主要分析隐喻在实践应用过程中表现出的处理状态。第三个角度则是从神经学层次分析隐喻在该领域的具体应用情况，以及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隐喻的模式特点
1.阶段模式
作为隐喻的主要表现模式之一，阶段模式具有明显的形式逻辑特征，主要是通过间接隐喻的形式实现对语言的表现。具体包括对文字认知和理解的阶段，以及深刻了解文字内在含义阶段。前者的表现基础是环境，要求针对表面意思进行准确了解，才能进行后续的深刻隐喻剖析。而后者则更加注重对于表达意思的挖掘。部分情况下，两个阶段的耗时相同，也就是通过理解表面意思就能挖掘内在含义，而只有较为晦涩的隐喻才会在第二阶段耗费大量时间。
2.本体和喻体
隐喻包含本体和喻体两个组成部分，都是呈现隐喻所表达含义的直接形式。本体是需要进行表现的事物，而喻体则是针对本体进行表现的事物，隐喻的主要作用就是借助喻体对本体进行表现。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本体和喻体的形态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
3.平行分布式处理信息
心理学领域主要基于信息处理模式，针对隐喻进行相关研究，涉及隐喻的应用，将计算机比作人脑，通过拆解分离隐喻的方式，获得信息并进行处理，最终形成隐喻的认知。部分情况下还会通过平行分布方式展开隐喻研究，在本质上与信息处理模式相同，同样将人脑视作计算机，通过数据推理计算的方式，实现对隐喻的具体分析。
三、隐喻的应用语言学框架
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开展隐喻本质以及相关特点的研究，需要着重考虑隐喻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以及呈现出的本质。因此，在开展相关研究之前，必须充分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实现对隐喻特征以及应用性的探索。在所组建的体系中，应强调对于语法、词性、词义的关注，同时，还需要考虑实际应用过程中的亲疏关系、交流环境、语境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综合考虑，最后针对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运用情况进行分析[3]。国内学者在开展隐喻相关研究时，也充分认识到认知的重要性，通过创新探索形式不断挖掘隐喻的本质及特点，为应用语言学领域有关隐喻的相关研究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许多学者在针对隐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都会关注到其在语言领域的运用效果，这恰好符合应用语言学研究以实际运用为侧重点的特征，即在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最终形成对隐喻的定论。从现阶段有关隐喻的研究理论成果而言，许多学者都在认知的理论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研究方向上有所转变，不再只注重理论研究，转而更加关注隐喻在语言中的实际应用。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应关注以下要点：首先需要进行层次划分，在研究表层含义的同时，朝深层次研究深入，进而对隐喻的特征予以全面揭示。其次是确保对每一个层次都能进行全面分析。再次是针对不同类型隐喻框架进行有效甄别。最后是保证分析的全方位性，能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隐喻进行解释。通常读者在接触隐喻领域时，第一时间会联想到喻体部分，随后针对喻体的含义进行思考。当大脑中存在这一过程时，才能实现对预期所蕴含意思的理解。具体而言，本体和喻体属于人脑内部存储的认知模式，可能是因感官或者是思考而引发的，这些都是人类识别隐喻的重要部分[4]。当遇到隐喻时，基础信息就会出现，此时大脑进行筛选及判断，从而获取隐喻的具体含义。整个过程表现出动态化特征，尤其是当个体的认知水平以及知识水平不断增长会引发这一过程的变化，此为隐喻的框架体系。
在充分分析隐喻的框架体系之后，围绕隐喻展开研究，应关注以下要点。首先，必须确保有关隐喻的研究建立在充实理论基础之上，同时，还需要关注同步进行的其他层次的处理情况。其次，需要强调关于隐喻层次的研究应当基于框架最低和最高基础性要求的基础之上进行。再次，需要合理选择隐喻的理论框架，选择标准主要为隐喻的类型。最好是保证分析框架性，能够实现多层面解释隐喻。
四、语言运用中隐喻的本质
作为语言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隐喻在具体运用过程中通常会受到语言形式的影响。但在日常运用过程中，多数人不会关注语言形式的存在，这也使得有关隐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会表现出缺少语言和隐喻之间关系的认知，这就强调有关隐喻的研究应关注语言在不同层面所发挥的实质作用的重要意义。例如，从词、语句等多个层面展开有关隐喻的理解和运用研究。具体而言，在语言研究领域，关注重点在于实际应用过程中语言的表层，很少会探究语言生存概念。大量语言学家在针对隐喻概念进行区分时，都会基于原因和概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从而形成关于隐喻运用方式的正确理解。但考虑在完整的语篇中必须包含修辞、对比、暗示等部分。比如，将语言隐喻“Our Friendship is Based on the Mutual Trust”可以简单地解释概括成 B is C 的基本形式“Love is a Journey”，显然，这种条件的设定会阻碍研究的进展，具体表现为模糊了隐喻的运用准则。
因此，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展开隐喻的相关研究，除了关注语言形式之外，还会关注语言运用过程中的变量因素。而在展开实际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关注原型是能够直观了解喻体的本质，包括其所具有的表层语言形式，而这些都是建立在深层次理念的基础之上。根据学者莱可夫与约翰的相关理论，喻体来源于隐喻，其所反映的是概念系统和本体领域之间的映射，就等同于喻体特征反映的是本体的特征。大量语言研究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母语方面，从而探寻常规隐喻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联，进而得出隐喻在运用过程中的重点，包括原构建、激发和限制等[5]。同时还指出在具体语境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领域结合对于人体的大脑思维具有激活作用，并且会呈现出具体的概念，能够与感官记忆融合，实现对嗅觉和听觉联想的激发。
无论是隐喻本体或者是喻体在表现形式上都十分丰富，并不会局限于特定的名词或动词形式，可以呈现出词句篇等多种丰富形式。一些特殊句子中并没有直接给出本体和喻体，此时需要读者分析，凭借自己的知识体系，以及掌握的语感理解句子中的喻体。由此可见，应用隐喻具有一定的目的。因此，在处理领域信息的过程中，应从实际语境出发。作为一种修辞手法，隐喻在语言应用领域十分常见，除了表现出具体的应用价值之外，更关乎人类语言的发展进化，已经成为社会文化形象的一种模式，属于社会发展衍生文化形态表现形式，与人类文化的发展信息相关。
五、隐喻在应用语言学中的特点
1.隐喻具有抽象性
在应用语言领域，对于隐喻的使用表现出抽象性特征，具体而言，是将一种非具象的喻体针对比较抽象的文体进行展现，而在复杂环境下，无论是本体，还是喻体都具有抽象性。
2.隐喻具有一致性
喻体和本体之间必须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才能构成隐喻情况，具体而言，二者之间存在逻辑性的联系，这也使得隐喻具有一致性的特征。
六、隐喻对教学的启示
在现代语言领域使用隐喻进行修辞十分常见，因此，研究隐喻的使用方法，以及价值在语言教学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基于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可以通过隐喻的方式将一些较为难以呈现的问题进行转换，放置于中文语言环境中，或者是构建有效的教学氛围，可以说，在语言领域，隐喻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通常隐喻中所包含的本体和喻体存在明显差异，而通过隐喻又可以将二者进行联系，这就体现出隐喻在实践运用中的具体价值，能够促使读者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系，能够规避一些问题的出现。例如，在语言教学过程中，通过运用隐喻这一修辞方法实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联系，并由教师进行适当引导，此时可以将学生被动学习状态转变为主动获取知识，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也能辅助各类教学活动的开展，有效提高语言教学课堂的质量。
基于上述分析，形成有关应用语言学领域隐喻所表现的特点，以及本质的初步认知，并认为隐喻可以作为文化理论，以及知识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借助研究隐喻实现复杂文化现象的科学化转变，对于文化或民族的理解将更加深入。在进行文化学习的过程中，要求学生能够使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类方式完成学习任务。而基于隐喻的研究成果能够支撑系统化学习过程，实现对于语言学框架体系的拓展，从而获得更多应用语言学的知识范围，借助隐喻对语言现象进行有组织的学习，运用恰当的方法针对零散的语言现象进行科学组织，实现对知识的有效记忆，以及科学应用。
七、结语
通过对隐喻构成要素的研究，可以明确运用隐喻的目的，了解隐喻中本体、喻体的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同时还深入探究在应用语言学领域隐喻所表现的特征以及本质，认识到隐喻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之一，并且具有抽象性和一致性的特征，影响着人们关于知识的记忆和应用。我们应进行深入研究，使其为我国语言文化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相信今后随着隐喻理论知识研究的逐渐深入，以及关于其在实际运用中价值的思考，隐喻在语言领域的应用范围将更加广泛，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加重要，对于语言教学以及语言应用领域产生的影响也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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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的隐喻观，下面带来的语言哲学的隐喻观相关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语言哲学的隐喻观【1】
摘要: 隐喻是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大多数理论家认为隐喻是以某种方式揭示事物或事态之间的相似性的现象。
然而对于隐喻，还是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解释。
在这些观点中，主要的有戴维森的隐喻因果理论、朴素的明喻理论、语用理论和隐喻类比理论。
无论是哪种理论，都有自己的论据，但也都不能避免被其他理论反驳。
本文通过不同角度对主流的隐喻观进行多方位的对比,从而加深了对隐喻机制的理解。
作为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隐喻一直受到各界学者们的关注。
随着20世纪语言学转向，越来越多的国外隐喻研究也开始从语义学转向语言哲学。
通过研究，哲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发现隐喻是通过某一事物去认知另一事物的强大认知工具。
戴维森的因果理论
戴维森反对隐喻意义，认为人们绝不会错误的解释一个隐喻。
就算对同一隐喻的解释不同，也只是说明听话者的心智结构因果的不同于其他听话者。
他同时否认存在着传达隐喻意谓的语言机制。
在他看来，无论多么奇特，一切隐喻句子的意义也都仅仅是他们的字面意义。
“隐喻的含义就是其所涉及的那些语词的最严格的字面上的解释，别无其他”(Davidson 1978，p30)
例：朱丽叶是太阳。
按照戴维森的解释，当罗密欧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虽然他并不是要表达一个荒谬的假论断，但他所说的仅仅是“朱丽叶是太阳”这样一个字面意义。
这句话没有隐喻意义，也没有逻辑可言。
所表达的隐喻效果是心理机制的不同，与语言机制毫无关系。
然而戴维森的观点却遭到了质疑。
首先，很明显，隐喻性意义并非不存在，隐喻的效果也并不是随机的，否则，诗歌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就不会表达出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特殊意义，更不用说震撼读着心灵，取得显著成功了。
其次，面对隐喻句子，人们往往不仅可以理解它们，而且能够把它们表述成更为直白的方式。
读者或听者可以从隐喻句中推导出隐喻意义。
有时候，隐喻句是可以使我们获悉新的经验事实的，很明显，这种认知价值的获取并不是从隐喻句的字面意义中得来的。
否则，按照因果理论的观点，人们就不可能错误的解释一个隐喻，因为无论怎样解释，在因果理论看来都是源自于不同的因果关系，这样的话，一个隐喻句就无法被理解和达成共识，也就会失去了意义。
朴素的明喻理论
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隐喻只不过是明喻的缩写。
也就是说，一个隐喻是从相应的明喻通过省略推理得出来的，隐喻和明喻都表达或引出了把它们的题材有点出乎意料地比作某种东西。
像上面的例句“朱丽叶是太阳”就是“朱丽叶类似于太阳”的缩写。
明喻观点容纳了为隐喻所特有的“概念紧张”(人在类型上不同于太阳)，并且解释了隐喻的可理解性。
但是这种理论也面临许多的反驳。
首先，比尔兹利认为明喻理论对隐喻的概念紧张所做的解释十分肤浅。
如果一个隐喻仅仅是相应明喻的简写，那么它就简单地与该明喻同义，最初听起来就不应该是反常的。
紧张不应仅仅是表面现象，一个隐喻是通过包含一个内在的、具有实质性的紧张而起作用。
正如“朱丽叶像太阳”这句话本身并没有什么紧张，因为他并没有将朱丽叶和太阳归为一类。
而“朱丽叶是太阳”这个隐喻句子却是有概念紧张的存在的。
其次，赛尔认为明喻自身几乎是完全不提供信息的。
“类似性是一个空洞的谓词：任何两个事物都在某个方面或另外的方面类似”(Searle 1979，p106)。
根据塞尔的观点，每个事物都有许多种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属性，然而另一被认为与本事物相似的事物不可能在所有的属性上都与之重合。
那么到底哪种属性在一个特定的比喻句中起作用，朴素明喻理论并没有说明。
如“朱丽叶是太阳”被朴素明喻观点认为与“朱丽叶像太阳”是一致的。
然而朱丽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假定为像太阳?为什么仅仅选择太阳的某一特定属性来描述朱丽叶，朴素理论没有提供任解释。
语用理论
赛尔提出了关于隐喻的一种说明。
认为隐喻性话语是真正的语言交流，而不是纯粹的因果关系，并且，它设定了一个认知机制，去计算值得称之为隐喻意义的东西。
赛尔把隐喻意义看作也是被传达意义的说话者意义，并且用格莱斯装置去解释它，其方式与他解释间接语力的方式差不多。
在塞尔看来，去解释隐喻如何起作用的问题，是下面这个一般性问题的一个特例，即去解释说话者意义何如与句子或词语意义相分离……在建构一个隐喻理论时，我们的任务是试图陈述这样的原则，他们把字面的句子意义与隐喻的[说话人的]话语意义关联起来。
塞尔和戴维森在隐喻问题上一致处比较多。
他们都否认语言表达式有特殊的隐喻意义;两个人都承认利用语言哲学主流中手边已有的工具就能够解释隐喻。
但是，他们最大的不一致在于规则、原则和认知机制。
戴维森坚决否认，而塞尔热衷提出。
塞尔的理论有某些合理性，克服了戴维森所提出的对隐喻意义的主要反驳，但也引出了其他的`反驳。
第一，如果隐喻意义简单的就是说话者意义，那么它就由说话者的意图所决定，并局限于后者。
第二，塞尔自己的观点，即支撑隐喻的类似性本身通常是隐喻的。
同时他又认为解释隐喻必须使用不同于生成一个可能的说话者意义范围所使用的原则或策略，而使用另一组原则或策略从那个范围中识别出哪个或哪些意义最有可能在当下场合起作用。
这两点基本上相互矛盾。
第三，有一种类比性的隐喻现象无可争议地涉及意义和意义转换，但塞尔的观点却没有触及它。
类比性隐喻
将隐喻作为类比的学说主要是关注词汇意义，即单词和短语的意义，而不是整个句子的意义。
任何词，只要假定在它们出现其中的句子内部环境的适当变异，也可以具有任何数量的陌生的且截然有别的词汇意义。
就像“in”和“on”这样的介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没有恒定的意义。
总结
总而言之，在哲学界对于隐喻普遍存在一种偏见。
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字面言语是默认的，隐喻性话语是偶尔的畸变，然而，事实上在日常语境中，语句很经常地被用在不同于其字面意义的意义上。
几乎每一个句子都包含比喻性元素，各种理论都应突破自身的局限，得到更好的完善。
参考文献
[1]、Davidson (1978) “What Metaphor Mean.” In S. Sacks (ed) On Metaph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Searle (1975) “Indirect Speech Acts.” In P. Cole and J.L.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Searle (1979)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爱的宗教哲学【2】
关键词：宗教精神泛爱精神万能的神神人合一
摘要：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万能的神、神人合一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是现代文学史上无须回避的事实，但是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停留在诗歌外表结构的模仿上，更为重要的是，冰心的诗歌创作在宗教精神和宗教理想方面更多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并有所发展。
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一、泛爱精神
以颂神的形式来作为诗歌创作的外形结构，以泛爱主题来完成诗歌的情感表达，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特点。
“献歌”是泰戈尔常用的诗体形式，《吉檀迦利》的标题在印度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都具有“献歌”的含义。
泰戈尔诗中的宗教情感主要是对神的依赖、崇敬和对泛爱哲学的肯定。
在泰戈尔的诗歌中，“上帝”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全能符号，是把人的本能转移到其身上的神，是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的抽象物，是赐爱于人类的主体。
同时泰戈尔是一个“爱”的宗教的崇奉者，他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人类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
爱的思想始终是他诗歌统一的宗教基调，是其诗歌精神价值的主要取向，在他的诗中宇宙万物因为爱而融为一体，体现着宗教关怀的终极意义。
《新月集》中的“新月”象征人类宁静美好而纯真的童真，孩子们静谧地生活在圣灵的上帝赐予的至善至美的爱的环境中。
《飞鸟集》中，诗人多次呼唤上帝给人类以关爱，祈求无所不能的神灵把爱洒向人间。
“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飞鸟集》，第56节)这是宗教式的殉道精神，他坚信上天对人类的关爱是无私的、公平的，因而作为神的使者的人，理应按照神的旨意而无条件地献出生命。
冰心诗歌中的泛爱主义少了对神的依赖和崇拜，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其爱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献身精神。
冰心认为，爱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发展，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这种爱涵盖了自然之爱、母爱、儿童之爱和人类之爱。
《“无限之生”的界限》中，冰心借助宛因的谈话，几乎作了一篇“爱”的宣言：“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
这样――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是昙花么?是泡影么?……我们要奔赴到那‘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难道也是虚空的么?”从此，冰心就成了一位爱的哲学的自觉的歌者。
在小说《超人》《悟》，诗歌《繁星》《春水》，散文《往事》《寄小读者》等作品中，冰心将爱看作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发展，是人类进步、社会前进、世界发展的原动力。
首先，冰心歌颂人类之爱――母爱。
对母亲的讴歌涉及到泰戈尔哲学中的第三种实在：个我与人类。
在泰戈尔那里，人类之爱是终极地指向神的。
而在冰心的笔下，“母亲”是大写的宗教式的人，是生的安慰，是爱的典范，是最崇高的、最无私的“上帝”。
“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进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好躲进你的怀里。”(《繁星》，第159节)诗中“母亲”的意义远离了神秘莫测的神而更近乎于普济众生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冰心是把神的特质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
“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的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道出了作者对和平、宁静、幸福和充满爱的终极人生境界的向往。
冰心把“母爱”看作是万能的，灵魂的幸与不幸都取决于母爱的有无。
“母爱”不仅是生命的庇护者，更是灵魂的拯救者;不仅是肉体的给予者，更是性灵的授予者。
冰心诗中的泛爱主义搀杂了人道主义精神，她满心希望人类真切相爱，“人类呵!/相爱吧，/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归宿。”只要人类真诚相爱，就能够共同抵达宗教世界的美好彼岸。
第二，冰心作品所讴歌的自然和泰戈尔哲学中的第二种实在――现象世界是息息相通的。
冰心一九二一年写过一篇散文《宇宙的爱》，说“只有自然的爱是无限的，何用劳苦工夫，来区分这和爱的世界”，并把“自然的爱”称为“宇宙的爱”。
因此，冰心对自然的讴歌，是爱宇宙的表现，表达了人和自然相和谐的愿望，这其实就是泰戈尔借助“爱”来“维护我们同这个大世界的关系”的思想。
泰戈尔和冰心都把爱看成是拯救人类的精神宗教，只不过冰心更关注宗教与人的情感意义，希望通过爱来唤起人类的理智行为，从而达到世界的永生和谐。
因此，爱的宗教哲学虽然是泰戈尔和冰心诗歌主题的基本色调，但是在宗教精神价值的取向上，两位诗人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万能的神
在泰戈尔的诗中，宇宙是万能的，“梵”则是宇宙万能的统一体。
泰戈尔认为“梵”是无限的，而现象世界和人是有限的存在，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欢乐，是他宗教诗歌创作的又一母题。
泰戈尔诗中的“梵”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相通的，都是宗教万能的体现者，都是人的有限生命的主宰，而人类要依赖于神，人只有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与神融为一体，人的价值才具有存在的意义。
在泰戈尔看来，神也是有生命的，而且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是统一的，即无限生命与有限生命是融会贯通的，而人的有限生命只有统一于“梵”，人的灵魂才具有人格价值。
泰戈尔的《鸿鹄集》中飞翔的“鸿鹄”是一个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符号，“昼夜飞翔，/穿越光明和黑暗，/从不知道的海岸到不知道的海岸。
/宇宙的虚空正回响着翅膀的音乐;/‘不是这儿，不是这儿，而是遥远的天外’”(《鸿鹄集》，第 l节)。
“遥远的天外”，就是“梵”的最高境界，而人的灵魂无论经历多少光明与黑暗的磨难，都应向着“梵”的世界飞奔，只有这样，人的灵魂才会超于躯体而富有神的宗教意义，人的信仰就能够实现。
泰戈尔在诗歌中，对代表神的“上帝”与“梵”充满了真挚的热爱与庄严的敬畏，人只有向“上帝”靠近，飞抵神的境界与“梵”合为一体，人才能够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意义。
冰心也深受东西方宗教方化的影响，她的许多诗歌都透露出神的万能论思想，如《迎神曲》《送神曲》《冰神》《诗的女神》《向往》《晚祷》等作品，都把“上帝”看成是拯救人类的力量源泉，是包容万物的宗教客体。
在《向往》中诗人写道：“万有都蕴藏着上帝，/万有都表现着上帝;/你浓红的信仰之华，/可能容她采撷么?”诗中的“上帝”不是一种体验的假设，而是通过人性幻想寻求安慰的客体。
不难看出，冰心诗歌中的“上帝”虽然也有包容万物的思想，但与泰戈尔的人和“梵”相统一的宗教的万能论思想不同，冰心对“上帝”的理解是一种内心自悟的解脱，希望通过“上帝”的启示而得到一种宁静澄澈的心境，“我深深叩拜――/万能的上帝!求你丝丝的织了明月的光辉，/作我智慧的衣裳，/庄严的冠冕，/我要穿着他/温柔地沉静地酬应众生。”(《晚祷〈一〉》)冰心更期望从万能的“上帝”的那里得到一种神圣光明而又充满智慧的力量，以便达到解救“众生”的目的，而最终回到现实生活的和谐状态。
从这个层面理解，冰心诗歌中关于神的万能论的宗教精神，比之泰戈尔的神人合一论更具有宗教生活的现实意义。
三、神人和一
在“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上，泰戈尔倾向“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的宇宙和谐论。
他的诗歌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那些赞美人向神飞奔的殉道精神。
在泰戈尔看来，要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使灵魂获得抚慰，就必须首先将自己视为坠入深渊的负罪者，肯定自己与“上帝”和“梵”的距离，然后怀着一种卑微的心理，寻求灵魂与神融汇相交。
人生的正路就在于以爱的精神牺牲自己去为人类服务，这才是对抗假恶丑的利器、走向天国的通衢。
这就使得泰戈尔把对于终极、完美、神圣的人生精神体验全部系于一个具有人格与神格的“梵”的身上。
“梵期望我参加他的盛宴，/我已经考虑摒弃我的名望，/令人诧异地抹去额上的吉祥痣，/该动身的时候决不迟疑。”(《最后的星期集――年轻的朋友》)一旦作为神的代言者――“梵”有所召唤，便毫不犹豫地回到神的世界，以一种庄严的态度保持与“梵”的合一，使自我获得圣灵的新生，而世俗心灵的沉沦负疚终于得到轻松的解脱，并被提升到神的崇高境界。
冰心的诗歌中也有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但是与泰戈尔不同的是，冰心更多地借助个人心灵的感受与经验，祈求与期待中的神礻氏、神界相沟通，让神从外在偶像的祭坛上走下来。
冰心认为，象征终极价值与神圣意味的“上帝”不应该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也不是冥冥中的主宰，而是人性与神性合二为一的人类宗教精神的拯救者。
“上帝啊!/即或是天阴阴地，/人寂寂地，/只要有一个灵魂，/守着你严静的清夜，/寂静的悲哀，/便从宇宙中消灭了”(《春水》，第149节)“上帝”是万能的，同时也是孤独的，但是“只要有一个灵魂”与“上帝”一起在心灵深处共同“守着你严静的清夜”，“上帝”便能把所有的人生苦难“从宇宙中全部消灭”。
如果说泰戈尔追求神人合一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我灵魂的神圣崇高，使灵与肉在追踪“梵”的品格境界时得以羽化登天，那么冰心却是通过人性的幻想体验，与“上帝”在灵魂上保持一致，并依凭于神灵的帮助达到解救人类苦难的目的。
两者的区别在于泰戈尔是把“梵”我合一看成是宗教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人性的最后圣化;而冰心则把人与“上帝”的融洽当作一种超于社会的宗教力量，是人类实现自救的神圣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