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筑生是了不起的教授，他的精神值得大力弘扬。2003年2月17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以《张筑生，了不起的教授》为题报道了张筑生同志的先进事迹。报道迅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张筑生被誉为“校园里的焦裕禄”、“知识界的一面镜子”。3月初，北京大学党委和校行政决定在全校教职工特别是教师中开展学习张筑生同志先进事迹的活动，学习他那种情倾学生、忘记自我、诲人不倦的教书育人精神，学习他那种淡泊名利、不求索取、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学习他那种信念坚定、坚忍不拔、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学习他那种耐得住寂寞、踏踏实实的治学精神,为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张筑生教授一生清贫，默默付出，一辈子没有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但是他的教学和编写的教材在北大师生中竖起来一座丰碑。 张筑生1940年出生于贵阳市，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1983年成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博士。北大百年校庆时，他的编号为001的博士证书被当作珍贵文物展出。据当年的研究生同学、现任北大数学学院教授赵春来回忆，张筑生本应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博士：“1982年他就在硕士毕业论文里，把著名数学家Smale 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个给干掉了。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张筑生博士学位，只是由于校长张龙翔过于谨慎，‘新中国第一位博士’的荣誉才被其他学校的人获得。第二年，张龙翔急了，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场面极其壮观。”采访张筑生生前的同事、学生，大家都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这位面容清瘦、衣着简朴、左手残疾的教授。文兰院士是张筑生的同门师弟，他提醒记者不要刻意提张筑生有什么残疾，其实他的学问、口才、活力，让人根本想象不到他身体上的缺陷。因为罹患鼻咽癌，他整整化疗12年。文兰说：“在78级53名研究生中，张筑生是学问家。他是我们微分动力系统讨论班上的主讲，一讲就是三个小时，都是学科前沿的东西，黑板写满了擦，擦了又写满，总是一肩膀粉笔末子。他有很好的文学造诣，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深奥的数学内涵。后来他写出了《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成为该学科国内最早的研究生教材。我至今还用这本教材给研究生上课。我们的导师廖山涛院士对该书的评价是：‘有了这本书，一大批年轻人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学科前沿。’廖先生从不表扬谁，唯独对他例外，说‘张筑生的知识面广博得惊人’。” 留美归来，他接受了编写教材的硬任务。明知这不算成果，他照样呕心沥血张筑生并非著作等身的大学者。目前北大数学学院共有62名教授，其中有5名院士、45名博导，张筑生至死都没评上博导。他一生只写了三本书：《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数学分析新讲》（共三册）、《微分拓扑讲义》。采访中，几乎每个人都向记者提到张筑生编写的教材《数学分析新讲》。“数学分析”是数学系的基础课，相当于其他系的“高等数学”。1986年初，张筑生刚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归来，领导就给他一个教材改革的硬任务：编写《数学分析新讲》。有朋友劝他：“在北大，只有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而编写教材则不算科研成果。”张筑生没有犹豫，放下手头的学术课题，马上进入角色。此后的五年间，张筑生白天教学，晚上根据教学讲义整理书稿。圆珠笔芯写干了一大把，《数学分析新讲》一、二、三册相继面世。陈天权曾是北大数学系“十大才子”之首，现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十多年来他一直把张筑生的《数学分析新讲》作为首选教材。记者请65岁的陈天权评价一下这套教材，陈先生显得非常谨慎：“数学分析的书多如牛毛，我没有全部见到，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与我所见到的书比较，张筑生的这套《数学分析新讲》，是有特色的。我跟张筑生不是很熟悉，但知道他为了编这套教材花了大量心血。数学分析是数学系最基础的课，讲好了不容易，但讲得再好也不算学术成果。张筑生能这么投入地搞一本基础教材，是非常难得的。”张筑生本人对这套教材也是钟爱有加，他在书的后记里写道：“从编写教学改革实验讲义到整理成书，前后花费了五年时间。明知是‘吃力不讨好’，却硬着头皮做了……《红楼梦》里有两句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夫人刘玲玲回忆，就在这套《数学分析新讲》面世不久，张筑生被查出了鼻咽癌，从此开始了12年漫长的放疗过程，直到去世。张筑生去世时，正有一个“北大教授抄袭案”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一些外系的学生听说《数学分析新讲》的作者去世了，就在北大校园网上作文悼念：“幸亏北大还有张筑生这样的教授……”他带领数学奥赛国家队连拿五届总分第一，连命都搭进去了，但无法记入教学工作量1995年，张筑生受命担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主教练，一干就是五年。这又是一份无法“出学术成果”的苦差，甚至无法记入“教学工作量”。赵春来教授告诉记者，院里每年核算教学工作量，张筑生都要差一点；虽然每次都由领导“特别照顾”，顺利过关，但对张筑生来说还是有点委屈。“为了搞这个奥赛，他连命都搭进去了。我做过一次教练，再也不想做第二次，累死人了。外人根本不了解这份差事的艰苦程度。”好在那些参加过奥赛的学生是了解的。记者找到当年的数学奥赛世界冠军、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的姚健钢，提起张筑生，他唏嘘不已：“数学奥赛搞了几十年，出题是最难的。因为参赛选手都是中学生，所以每道题都要把高等数学初等化，这种倒推的过程非常艰苦，要搞出一个既有新意，又有难度，还能分出学生优劣的题目，至少需要一周时间。而张老师每年都能拿出几十道新题，非常令人佩服。要知道，从1990年查出鼻咽癌起，他又患了严重的结肠炎，癌变也转移到了肝部。2001年夏天，在天津南开大学，他一个人为200名预赛选手办培训班，从出题、判题、讲课到讨论，他唱了七天‘独角戏’。你知道这七天是怎么过来的吗？他口腔溃疡、唾腺损坏、严重的结肠炎、全身骨头疼，还有晚期肝癌引起的腰以下严重浮肿，每天只能吃一点牛奶、葡萄糖、豆腐等流食。”带着半身癌细胞，领着一帮数学尖子，五年间张筑生从加拿大转战到阿根廷，在70多个参赛国中，中国队连拿五届总分第一，其中三次所有参赛选手都获得了金牌。这一成绩，在世界范围内尚无先例。连续拿了五个世界第一的同时，张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也拿了一个“第一”：他是该院有史以来接受最大量放疗的癌症患者。有一次在课堂上，张筑生对着下面几十张青春的脸说：也许你们所有人经历的痛苦之和，也没有我一个人经历的痛苦多。当时学生们还有些不服气。现在张教授去世了，同学们服气了，深悔没能分担老师的痛苦。病情加重，为讲课只好禁食禁水。他拒绝全休，要用工作忘掉痛苦，直至最后一息学校教学、奥赛培训之外，张筑生还为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开办的“数学教师研讨班”授课，一讲就是8年。头几年他分文不取，后来才拿点授课费，但无论有无报酬，他都风雨无阻，单手骑着车穿行在车流人海之中。在外人看来有些奇怪的是，张筑生在教师进修学校开了8年课，一些年轻教师就跟着他上了8年学。如人大附中的彭建平、20中学的刘运河、101中学的白雪等。进修学校副校长赵大悌说：“大家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通过这个研讨班都能得到解决，而张先生则是研讨班的出题人和解决方法的归纳者。”白雪说：“国际数学大赛的题，一般答案都有两三页之长，而张老师只用四、五行算式就解决了，简直神了。更主要的是他教会了我用中学生能够接受的方法解决问题。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都很佩服他。”2001年下半年，张筑生的病情更重了，严重的结肠炎闹得他一天要上几十次厕所。为了上好一堂课，他要提前一天节食，上课当天则禁食禁水。院领导劝他全休养病，他不同意。刘玲玲代他向领导解释：“他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与其让他在痛苦中煎熬，不如让他在工作中忘掉痛苦，在思考中享受快乐。”就这么痛并快乐着，张筑生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2002年1月11日下午2点30分，已经失去方向感的张筑生被几位研究生抬进北大第一教学楼 208室，这是他的微分拓朴学考场，他要亲自为38名学生监考。很快学生的成绩和评语都出来了。紧接着张筑生就住进了医院。 2月6日，张筑生与世长辞。张筑生和刘玲玲没有孩子，他们把一茬接一茬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奥赛金牌得主、北大研究生安金鹏回忆说：“2002年2月1日，张老师病危，我去医院探望。张老师苏醒过来了，拉住我的手，坚持让我坐在他跟前，不准我起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瘦得脱了相的张老师，心绪烦乱。过了好一会儿，张老师又慢慢睁开眼睛，看到我还坐在那里，慢慢地露出了安静的微笑。我被震撼了，从这个笑容里面，我看到了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张筑生去世后，北大校园网的BBS上贴满了悼念文章：“张老师也许是我一生中再难遇到的顶尖级的老师……当他讲到几何，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没有学过真正的几何；当他讲到代数，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学过真正的代数。张老师的数学思想深刻但极其清晰，使我这样智力平常的人都能懂。”“我曾经数次拜访了张老师以前在蔚秀园的家，真的是非常清贫，看过后我一度放弃了要从事科学研究的打算。2000年的夏天，最后一次拜访，张老师高兴地拿出蓝旗营的结构图，说：用我和刘老师的积蓄，也可以住进去了。我难过得哭了。”“张老师，是您让我明白了，思考的乐趣比物质的享受更加高贵。张老师，您走好。”张筑生没能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他一生钟爱教育事业，心里只有工作、学生。他似乎不懂得争成果，争头衔。然而，熟悉他的人们授予了他最高、最响亮的头衔——真正的教授。
姚开泰对学生素以:“严格”闻名。研究所的立题、预实验、开题报告到写作毕业论文、答辩，他无不层层把关，亲自审阅、修改。一篇论文出来，往往要经过他三个回合的修改。其他专业的学生前来向他请教时，他也总是毫无保留地满足他们的要求。校内不少硕士生、博士生都到他的实验室做过实验，得到过他的指点。尽管这些文章都从未署过他的名，但他的教诲却铭刻在学生心里。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为博士生导师；1989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师”、“教育系统劳模”，同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他的确不虚此誉。 作为一名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姚开泰比父辈们多了几分幸运，但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曾经走过一段坎坷路。1931年春，他出生誉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新中国成立那年，他进入上海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3年他又来到中山医学院病理研究所高级师讯班学习一年。1954年毕业后，分配在山东大学医学院病理科任助教；1956年调来湖南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任教。他以“勤奋+聪慧”的禀赋，学生时代就掌握了英、俄、德、三门外语；参加工作后，又自学了日文、法文。在专业上，他是一个多面手，病理生理学、实验肿瘤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数理统计学、实验设计等样样熟悉，很早就显露出超人的才华。但未料到，1958年的一夜之间他却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屡遭批判，而且最让人痛苦的是失去了追求事业的自由。 不久，当他被安排搞实验肿瘤研究，并干出了可喜的成绩时，又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他才重新加入实验肿瘤中来。这时，他的美好年华已耗去了一大段。但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环境，决意奖后半辈子献身于攻克鼻咽癌的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姚开泰如鱼得水，不仅在事业上突飞猛进，在政治上也日趋成熟。尽管他遭受过种种委屈，但他的爱国之心始终未变，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共产党的信仰未变。1982年，他参加美国举行的第13届国际肿瘤会议时，见主席台插有国民党国旗，便立即退出了会场，并当即通过领队向会议主持人进行了严正交涉。后来，会议主持人对他们表示歉意并卸下了国民党国旗，他才重新回到会场，以自己的行动维护了祖国的利益和尊严。1983年6月，姚开泰荣幸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地夙愿。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追求事业的步子迈得更紧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更深了。1990年，他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在学术上他登上了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科学部学部委员，后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他又当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一位名人说过：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奋斗中才能实现。姚开泰正是在几十年不懈的攻克癌症的奋斗中发现了自身的最高价值。他为社会奉献了一项项科研成果，也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种对待科学的献身精神和淡泊明志的高尚品格。当他们完成的《人胚鼻咽上皮细胞的培养、化学转化及鼻咽癌恶性转化基因的克隆》荣获199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DNase-1敏感区在人类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上的定位研究》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时，人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他却谦逊地说：“我只不过做了一点应该做地工作。”“我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在全中国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中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工作。每念及此如坐针毡。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唯有加强学习，努力工作，为振兴中华，发展我国的科教事业，继续贡献微薄的力量。” 1987年，英国克隆羊多利诞生后，有人问姚开泰教授：“克隆羊技术对肿瘤有何意义？”并想请他写篇文章。克隆羊的实质是核移植技术。他打开信息高速公路，虽然很少看到者方面的资料，但却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发现多年前的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学者曾经用豹蛙做了颇有意义的实验：他将因疱疹病毒引发的肾细胞癌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核的受精卵中，结果发育成了蝌蚪，但长不大，不久就死了。这个实验尽管未能继续做下去，但却说明了癌细胞可以逆转，只是这个逆转受到了限制，因为癌细胞毕竟不同于正常细胞。姚教授从这里得到了启示：恶性细胞可以逆转，其原因何在？活化的卵细胞换了个核，肯定是细胞质中的因素在影响移植进去的核，使其逆转的，能不能把这些因素弄清楚，进一步把他们分离 出来呢？这正是姚开泰教授克癌攻坚战中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1994年，姚开泰亲手筹建了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原来就是要联合有关单位研究发育与肿瘤的，但由于起步晚等多方面原因，申请不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就单独搞了个“卫生部癌变原理实验室”,开展分子水平的研究。肿瘤方面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有2个，一个是搞食管癌研究的，一个是搞肝癌研究的，姚开泰则从基础入手研究鼻咽癌。姚教授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在苦苦挣扎，建室三年多了，卫生部才投资8万元;学校花了40万元总算为我们解决了房子问题，解决了10个工作人员，还每年投入一万元的运作经行费，其他的就得靠自己去申请课题搞经费了。现在实行课题负责制，谁申请到了经费谁用。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太少，要求又高，这是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做法，令我们困难重重，1997年我们就没钱使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遇上了更多的困惑。可两鬓斑白的姚开泰风采依旧，他不畏困难，为了事业还要不息奋斗。1998年，年近古稀的姚开泰从长沙来到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现更名为南方医科大学）。在姚开泰的领导下，南方医科大学鼻咽癌研究组首次创建了“可视化鼻咽癌转移动物模型”，为研究鼻咽癌的转移规律和药物筛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姚开泰还担任广东省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医药工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华南灵长类动物研究开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卫生部肿瘤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1999年，几经努力肿瘤研究所再次申请到了CMB课题，姚开泰拿了个分题：“转基因动物模型”研究，获资助金额7万多美元。尽管这是个难啃的“硬骨头”，但很有意义，因为实际工作已进入到了第4代遗传技术——转基因动物水平的研究。2000年6月中旬，姚开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第八界EB病毒与肿瘤国际学术大会时，专门与卡路林大学的EB病毒与肿瘤专家Geoge Klein博士作了一番讨论。Geoge Klein博士认为：近20年来，全世界在鼻咽癌方面的进展不大，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动物模型，二是不易得到癌变不同阶段的细胞系。其实，这些正是姚开泰早就在进行的课题。后来，姚开泰又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鼻咽癌发病的分子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资助金额50万元，学校也拿出50万元对等资助，并且都已先后到位。李桂源教授也拿到了“863计划”分题，曹亚教授有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基金课题。这样，从经费看日子就好过些，但验机点难度不小。应主要解决鼻咽癌癌变——癌前期变化的分子生物学特征问题。可就是拿不到鼻咽癌癌前变的标本。这里不仅找不到癌前变标本，一旦发现鼻咽部有问题，也就是鼻咽癌晚期了。问题更在于某些临床专家根本不承认临床上又这个病变，因此合作的难度很大。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即设计将人胚鼻咽部移植到动物——一种严重联合免疫缺陷性小鼠身上，再从这里做诱癌实验研究。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风险很大的实验。可喜的是，正在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黎忠魁博士和博士生凌建华在姚开泰教授的指导下，已分别初步拿到了人和鼠的鼻咽部组织特异性基因片断，但目标是要克隆整个基因——全长序列，工作还正在进行中。姚教授对他的学生说：“研究鼻咽癌的发病过程，尚需着眼于未来。”前不久，在湖南医科大学获得学位的徐仁和博士，从国外向老师推荐了一种颇有实验前途的动物——爪蟾。他们已把这种非洲“蛙”引种、繁殖过去了，并于徐仁和合作正在观察基因对发育分化的影响，即将注入爪蟾晚期胚胎，观察其结果，以建立一套研究基因功能的方法，以便从整体研究基因的活动，“积以时日，我们就可望诱一席之地了。”说到这里，姚开泰教授对前景充满了信心。他说：“国家对80岁以上的院士授予‘资深院士’称号，可我还有10多年的工作，我还得创造条件，争取多做些工作，并且要做得更好些。”此外，在南方医科大学，时常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活跃在讲台上，孜孜不倦地为学生讲述着无限神秘的肿瘤世界，为科研事业的发展培育新苗。科研教学两不误，姚老师一直都站在第一线。如今，姚开泰按理是该休息、享享儿孙福了。可他心里想得仍然是事业，设计更高的攀登目标。真个白首青云志！
因学术技术贡献1999年被评为省卫生学术技术带头人（肿瘤学首批），2004年被评为省政府科学学术技术带头人，2007年评为国务院政府特贴专家、并担负我省肿瘤学髙评工作及卫生肿瘤学学术技术带头人评审工作 ，2008年被聘为四川省政府学术技术评审专家；1999-至今为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人。25年来一直从事放射肿瘤学的临床一线工作，即开始参加学科的病房、门诊组建工作，并先后担任放射肿瘤疗科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党支部书记、院长助理等职，自1990年起担任科主任即通过勤奋努力使我省该学科的建设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全省在放射肿瘤的治疗水平在西部突起，并在学术、技术上缩短了与发达地区差距，使该学科治疗技术很快在短时间内达到了国内先进的水平，名符其实的在西部肿瘤治疗上起到牵头作用，1998年使我院该学科被评为四川省唯一的放射肿瘤学重点学科，并在2003年经验收达标。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在20余年来工作中始终满负荷从事临床一线工作，并具有令人敬佩的忘我精神，为了提高自身素质除刻苦学习外，在临床工作上不计时间，不闹报酬，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人性化服务，认真分析、总结临床实践经验，在年度职业及工休假中仅有少数休息，而更多是坚持一线工作。多年来在医院临床科室中始终保持收治病人数与床位使用率、病人满意度的第一, 由于附出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从而使我省该专业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医院组建初期因临床服务需要，在1988年己获得‘中法学习班’培训资格培训3个月时而中断学习，服从院内事业需要（回院作科主任学术助理）无悔的为病人服务，1992年因该同志良好的职业、政治素质而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20余年职业道德素质获得病人、社会一致好评，从未发生医疗投诉，己成为我省该领域为社会公认的青年临床肿瘤专家，并多次被评为院内先进工作者及优秀党员，2004年被省工会评为省‘技术创新能手’、省卫生厅直属单位‘优秀共产党员’，1998年当选四川第十届青联委员。除临床工作外尚主持及主研省科委、省卫生厅课题9项。80年代后期率先在国内开展“高剂量全自动后装治疗机结合体外放射治疗鼻咽癌”方法学研究工作，在国内外首先提出了“鼻咽癌腔内联合体外放疗的7点剂量计算法”，科学而精确地阐明了鼻咽癌放射治疗中的剂量分布与效应的关系。该方法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交流介绍并在《中华放射肿瘤》及荷兰《brachytherapy J Activity》发表，获得国际上的一致好评，并于1990年北京首届国际近距离放疗会议上获论文二等奖，1993年美国“Am J Clin Oncol”的reviwe向全球同行进行了介绍和推荐，并被列为鼻咽癌腔内治疗的经典方法之一。国内外各专业杂志文献引用达30余次，《肿瘤治疗新理论新技术》《鼻咽癌的研究》《近距离腔内治疗原理与实践》等书中有关鼻咽癌章节均引用并推荐该方法。1995年17届亚洲肿瘤大会上刘泰福教授将其作为中国鼻咽癌治疗成就之一介绍，同年获四川省政府科技成果三等奖。同时在鼻咽癌诊断学和立体放射治疗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成绩。其中提出鼻咽癌CT分期部份意见被1992年全国福州大会采用并参予制定了今天我国使用的“福州92分期”；体外放射结合三维立体定向放射（SRS、X光刀）后程加量治疗鼻咽癌的方法学基础研究，首次提出“多圆形准直器组合物理方式”及临床适应症及方法，并在《中国医学物理》《四川医学》上发表，通过鉴定而获得2003年成都市政府科技成果三等奖及医院科技工作创新一等奖，其疗效己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食管癌低剂量辐射生物效应研究”探讨临床低剂量辐射脾对放疗病人的生物调节作用，首次提出了食道癌基因放疗的放射肿瘤学概念先后在《四川医学》《临床肿瘤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数篇，成果获成都市2004年科技三等奖。对鼻咽癌研究己使我地区大量病人受益，“鼻咽癌中、晚期病例前瞻性放化综合治疗研究”经历了10年实践己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其成果在《中华放射肿瘤》论文发表，其方法为加拿大学者在2003ASTRO（美国）大会发言介绍，被法国学者选定为唯一国内材料供循证研究的材料。有关研究己使鼻咽癌远期生存提高，使我省在该疾病治疗达国际水平。2000年参加国家863计划“三锥适形放疗图像分折研究”的“鼻咽癌”部分，在共同努力下其主持单位“中科院大恒医疗”己在产业化中应用，并取得了与国际产业化的竞争力，并为整体顶目实施作出了贡献。2005年主持开题的“精确放疗一体化网络平台研究”获卫生部重点科研课题顶目（WKJ2005-3-006）除此之外，“中晚期肺癌非常规分割放疗及放疗敏感性和预后因素”中关于敏感性测试临床应用方法结果相继在《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等杂志发表，并获四川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二等奖。除此之外在主研的省科委重点课题“鼻咽癌调强放疗生物靶区”研究的初期结果己显示综合治疗该病的更大优势苗头，其研究成果获2004年度医院科技创新一等奖，临床科研报告待发表。从事临床工作中先后在肿瘤治疗经济分析、CT/MRI图像分析、鼻咽癌临床应用等研究上相继国内外各种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均属省级以上刊物，其中25篇为核心期刊论文。并合著、参编学术著作4部，其中3部为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四川省科技出版社出版，先后多次赴欧、美、澳大利亚、香港、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省进行学术交流和报告，并于1997、1998、2002年分别担任第四届中华放射肿瘤年会大会“头颈部肿瘤”分会主席、第三届世界放疗大会（ICRO）“肿瘤近距离治疗会议”副主席，第二届鼻咽癌治疗大会主持人，第五届近距离放疗全国大会学委会委员及主持人，第五届全国CSCO大会组委会委员，并担任卫生部主持的放射肿瘤诊治规范及操作技术规范的编辑工作，并顺利完成，并在2004年获人民卫生出版社“鼻咽癌”著作主编立项，目前正在组织编写中。教学上共计带教进修医师数达100余人次，并主持西南地区大型肿瘤设备上岗教育（西南地区），先后在1999-2005主讲《放射肿瘤进展、鼻咽癌、肺癌治疗进展》等。2001年以来长期主持西北地区大型肿瘤设备上岗教育授课答疑，并聘为国家考试中心‘大型医疗设备’上岗出题专家。并长期在全省及地区长期负责教学会诊、授课等任务，并多次组织地区会议提高地区肿瘤发展水平，并支持我省多家肿瘤中心的筹备及技术建设工作，同时也被聘为全国、省、市的医疗鉴定专家，为我省及西南地区医疗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学术造诣自1999年以来先后多次被华西医科大学、中山医大、成都中医药大学、昆明医学院、沪洲医学院聘为肿瘤学、放射肿瘤学硕士答辩委员、博士论文评阅人。2003年被沪洲医学院聘为肿瘤放疗、肿瘤综合治疗硕士导师，并于1999年主持四川省医学重点学科放射肿瘤学科研而获得该项目支助。肿瘤预防与治疗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神经肿瘤杂志编委四川医学编委实用医院临床医学编委西部医学编委中德临床肿瘤学编委中华放射肿瘤学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