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校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现状及解决路径论文
摘要： 师生关系是教育活动中重要的关系，它影响导师指导水平的发挥和学生的培养质量。本研究根据广西四所医学研究生培养高校的问卷调查结果，对目前医学院校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建立和谐良好师生关系的举措。
关键词 ：医学院校研究生导师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3；G645文献标识码：A
在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等责任，因此，如何强化导师职责，促进师生关系健康发展，是高校导师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研究从研究生导师制度、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模式、交流模式、师生双方的满意度等四个方面，对当前广西具有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医学院校中研究生和导师关系的整体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研究生与导师队伍建设机制，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或建议。
1医学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问卷调查
通过文献回顾，结合研究生培养特点，针对影响师生关系的主要因素设计合理的调查问卷。问卷分导师卷和学生卷（博士/硕士），采用单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和开放式问题。以广西医科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桂林医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4所广西区内具有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医学院校研究生及导师为对象发放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2111份，其中导师卷421份，学生卷1690份。
调查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主要运用描述分析、卡方检验等分析手段。
1.1对导师指导制度的认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医学院校导师指导制度目前仍以单一导师制为主（见图1）。而采用双导师制和导师组制的比例较低。而对导师指导制度的倾向性调查发现（见图2），大部分的导师，对目前所采用的单一导师指导制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认识，对转换导师指导制度，特别是导师组制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可是研究生层面对导师组制的认可度较低。
研究生教育形成的初期，大多采用单一导师制度，由导师“一对一”地负责研究生的理论和技能学习、科学研究、专业实践等的指导工作。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培养类型的增加以及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不同特点，单一的导师制已不能完全适应研究生教育培养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是对研究生培养双导师制和导师团队制的探讨。2009年国家大力发展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后，在医学研究生教育中传统的单导师制和校内外割裂的双导师制经实践检验发现存在种种缺陷，于是导师团队制成为部分高校新的尝试。导师团队制度具有促进学科交叉等优势，最早起源于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便于学生汲取不同学科导师的智慧知识。随后，越来越多的学科研究生教育开始推行这种优秀的制度。导师团队各位导师在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中，根据各自的工作性质和优势，有适当的进行工作分工并有所侧重，分别在负责研究生课程学习规划、科研指导、临床专业实践等方面承担主要职责。参与到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协调配合，给予研究生更全面更专业更系统化的指导。
研究表明，可能由于社会因素、学校制度环境建设推进程度等，目前采用单一导师指导制度的仍较多，但是医学院校导师对各种导师指导制度的内涵、特征及优缺点等，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与此同时，医学院校学生对导师组制的认可度与导师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可能与学生对导师组制的认知存在欠缺，没有清晰了解导师组制的内涵有关。另外，也有可能是学校和导师接受并采用了导师组制的培养模式，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制度执行不到位，人员岗位责任意识不强，导致学生培养全过程依然只有一位导师贯穿始终发挥作用，导师组制流于形式。今后，根据医学研究生不同类型及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特点，实行不同的导师指导制度，让学生吸取不同导师的智慧，提高自身医学理论水平及临床实践能力，应该成为教育实施的主体（导师）及对象（学生）之间都关注并认可的一个共同问题。
2对师生关系模式的认知
2.1师生关系的基本认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医学院校研究生师生关系呈现多元化趋势（见图3、4）。认为师生之间是师徒关系、科研伙伴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导师分别占51.31%、33.49%和0.48%；与此相对应的是，研究生认知这一点的数据分别为63.31%、26.45%和1.78%。
以传统的单一导师制度建立起来的师生关系，是导师作为师傅“教”，学生作为徒弟“学”的师徒关系。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逐步延伸出师生之间的科研伙伴关系及雇佣关系等多种异化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师生关系呈现多元化趋势，师徒关系仍是主要模式，这与已有报道[1]相比，结果是一致的。但是从占比来看，医学类导师和学生认为师生关系是师徒关系的占比均明显高于多学科综合调查结果，而选择科研伙伴关系的占比明显低于多学科综合调查结果。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调查中大部分的学生和导师目前还是单一导师指导制，无论是学生还是导师都认为导师应该扮演一种师长的角色关系，并且在研究生的学业、生活以及后期职业选择上担负起这个责任；其二，考虑与医学教育的发展规律有关。医学教育偏重知识和经验的传授，知识和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学生才能独立于导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理工科与人文学科偏重导师“授之予渔”的技能，研究生能更早的独立开展科研行为，更容易自主创新，与导师形成科研伙伴关系。
2.2师生的科研关系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师生双方的参与意愿都高达80%以上，82.6%的学生参与了导师的在研课题，80.65%的学生表示参与的课题与自己的专业方向有密切联系。但在被问及学术活动科研含量及是否能使自身科研能力得到提高时，近半数的学生表示自己参与的研究科研含量不高，并不能提升自身科研能力。在对导师在研项目调查时，结果显示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层次不高，只有31.35%的导师有国家级课题，还有11.16%的导师无在研课题。调查还发现，71.36%的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可以获得科研成果的署名权，但能够得到导师给予劳务报酬或其他方式补贴的研究生不到半数（48.17%），即使是得到导师给予劳务报酬或补贴的，也大多认为补贴少于付出。
目前，研究生已经成为大学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作为导师课题的助手或者参与伙伴，研究生承担了大量的科研课题工作。科研活动成为师生交往的主要活动，在科研活动中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如何，是考察师生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生能否参与到导师的科研项目中，参与的科研项目与自身专业相关性，科研项目质量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培养质量。另一个方面，研究生作为科研助手参与课题研究，通过导师指导及科研团队交流学习，可以训练合作精神，提升自身科研能力，是研究生培养的有效途径。在此环节中，对付出辛勤工作的研究生是否提供了合适的报酬，对产出的科研成果是否给予恰当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师生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调查结果说明，研究生对导师科研课题的参与度都很高且专业性很强，但是导师课题科研含量水平有待提高，如何进一步提升指导能力，为研究生提供高质量的培养平台并使他们从中受益，需要引起导师以及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的关注。另一个方面，医学院校学生科研活动付出与回报的不平衡，也值得管理部门和导师多加关注，制定相应的保障机制，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待遇。
3对师生交流模式的认知
导师能否与研究生建立有效的交流模式，对师生关系和培养质量有重要的影响。良好的交流模式的建立，包括交流频率、交流内容及方式、交流的主动性等3个方面。
3.1交流频率
本研究结果发现（见图5），只有36.21%的医学研究生能与导师交流频率保持每周一次以上，43.14%的医学研究生与导师交流频率为每月一次以上，16.27%的医学研究生与导师交流频率仅为每学期一次以上。只有约半数的导师表示能保证与研究生交流频率保持在每周一次以上。在对导师能否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研究生的调查项目上，只有29.64%的研究生和31.88%导师表示“一直能做到”，而选择除了指导研究生外导师的主要精力摆放方面时，大部分的研究生和导师表示其导师或自己的时间精力被行政事务、课题研究、教学任务三大块所影响。与已有的综合学科调查结果[1]相比，医学类导师与研究生交流频率，每周有一次以上交流的频率为更低。不同一级学科专业的医学生与导师交流频率差异显著，临床医学师生交流最少（28.4%），生物医学工程师生交流最密切（65.38%），X2=23.910，P=0.013。这可能与临床专业学生要付出更多精力投入临床轮转及承担医疗业务责任有关，而生物医学工程等基础研究类的学生更多精力投入纯粹的科学研究，更有时间和导师交流和讨论科研进展和问题。
3.2交流内容及方式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研究生与导师交流沟通过程中，除了学业问题，交流较多的内容依次为：职业计划和想法（51.7%）、人生观和理想（18.91%）、日常生活（13.52%）、情感问题（2.29%）。值得注意的是，有13.57%的研究生选择了无其他方面的交流。师生之间除了学业交流以外，就思想、生活、情感等方面问题进行交流，有利于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建立深厚的师生情谊。如果除了学业无其他方面的交流，不利于导师发挥学术引领的作用，也不利于学生在求学成长期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网络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形式。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师生交往的空间，教学不再局限于课堂内，师生通过网络进行交流，电子邮件、QQ、微信，师生关系由课堂延展到网络虚拟空间，构成了网络社会独特的师生关系类型。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目前导师与研究生交流的主要方式依然是面谈，其次是电话/短信、QQ/微信等即时通讯方式，电子邮件等延迟通讯方式也仍在使用。师生之间交流方式与手段丰富，能弥补师生之间由于直接交往减少带来的缺点。
3.3交流的主动性
调查结果显示，能主动并经常与导师交流的医学研究生占21.42%，还有约近30%的医学研究生表示较少（占22.43%）或很少（占7.69%）主动与导师交流。
4师生关系满意度
4.1导师对学生各方面的满意度
就学生的基础知识、治学态度、科研能力、创新意识、学术规范、道德修养等6个方面对导师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见表2），导师对指导学生各方面的总体满意度较高，认为研究生在基础知识、治学态度、科研能力、学术规范、道德修养方面素质很好或较好的导师分别有71.49%、79.81%、68.64%、78.62%、91.21%。但是对研究生创新意识素质评价最低，选择很好或较好的导师只有58.19%，反映出学生的创新意识能力欠缺，尚需加强引导与激励。
4.2学生对导师各方面的满意度
就导师的治学态度、科研能力、创新意识、学术规范、道德修养等5个方面对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见表3），学生对导师各方面的总体满意度较高，认为导师在治学态度、科研能力、创新意识、学术规范、道德修养方面素质很好或较好的导师分别有84.54%、84.08%、82.55%、85.62%、89.15%。结果反映绝大多数的导师具备良好的素质给予学生优秀的学业指导。
5对策建议
5.1推进与落实导师团队制度建设，提升导师指导能力
我国研究生导师指导制度延续至今，以单一导师制为主体，导师组制和双导师制在很多学科专业已经得到认可。医科类院校很多导师都是肩负沉重医疗业务的临床医生，由于时间和精力的有限，他们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实际作用和职责会被有所削弱。建设专兼结合的导师队伍，发挥导师团队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医科院校应进一步就如何将教学合作、科技合作的优势转化为医学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优势展开探索，积极探索具有实效的导师团队合作机制。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导师团队制实施可能存在的'问题。很多已经实施非单一导师制度的研究报道均表明，双导师指导制或者导师团队制在实施的过程中，会引发制度落实不到位、导师职责不清晰、组内导师交流联系不密切等问题。制度落实不到位使得优秀的决策规划形同虚设。导师团队中各导师之间职责不清晰，责任不到位，会引发导师对学生培养各个环节参与不够和发挥作用不完全的问题。同时，导师团队各成员间交流联系不密切，缺乏必要的工作交流联系和协调配合，是不可能有序的做好医学研究生培养全程工作的。
5.2鼓励导师与研究生建立定期交流的模式制度，提高师生交流的主动性
导师与研究生交流的频率多少，放在研究生培养上精力的多少，是影响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医学研究生强调分类培养，对医学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要求提高。而医学研究生导师队伍培养周期相对较长，建设整体滞后，生师比不断扩大，加上医学导师大多负担沉重的临床医疗业务，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都很高，间接影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频率和质量。
在欧美等研究生教育发达地区，导师与研究生保持每周一次见面并汇报讨论研究进展的例会已经形成稳定常态机制，定期交流是检验学生有没有“好好地学”和导师能不能“好好地教”的有效手段。有国外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研究生与导师的见面频率对研究生完成
试论情感语言节目主持人万峰、钟晓的语言特点基于园本课程开发背景下研究教师教育理念的形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护理相关因素分析及对策试析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生价值观的引导试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改革争议试论中职《外科护理学》的情境式教学试析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问题研究经济学和经济法基础课程融通教学小针刀治疗颈椎病疗效观察手术侧卧位适宜度的研究、发表文章等的质量产生显著影响[3]。
师生之间建立定期交流的制度化举措，学生定期汇报学习进度及呈交学习成果，导师定期督促学习进展并反馈指导意见，使研究生在需要的时候都能够及时找到自己的导师，更能真正掌握科学研究的真谛，对导师真正的尊重和认同。
5.3加强导师培训及考核，建立导师准入及退出评估机制
导师指导能力是影响师生关系乃至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医学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的不同，对医学研究生导师知识和能力结构提出新的要求。合理的选聘制度，应侧重医学教育的分类培养要求，对学术型研究生导师侧重考察学术水平和指导能力，重在培养研究生的理论基础和科研方法；对专业学位导师应当侧重考察其临床医疗实践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重在培养研究生专业技能水平和应对临床突发问题的解决能力。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应该认真思考，建立起责权利相统一的导师考核和激励机制。明确不同导师在培养过程各个环节中承担的职责。
定期集中加强导师培训，形成常态化培训机制。不仅加强实践技能和专业知识培训，更要加强研究生教育相关政策和规定讲解培训，让导师认识和了解不同类型研究生培养的特点和规律，围绕职业指向和专业技能的不同要求有区别地进行指导[2]。
逐步废除研究生导师终身制，通过动态考核导师论文、课题、经费等项目指标来选聘导师。增强导师危机意识，建立良好的竞争与激励机制。这样才能间接提升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的层次和水平，让研究生在高水平的项目研发工作中得到更好的锻炼、指导和提高。
5.4鼓励并引导学生批判与创新
学习的本质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通过协作和对话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通过合作与讨论，学会恰当表达和辩护自己的观点，学会接纳和欣赏别人的观点，相互了解彼此的见解，从而形成共享的、更丰富的、更高级的理解[3]。这是一种引导批判和创新的有效的指导方式。可以促进研究生深入思考，全面归纳并系统整理自己的知识研究，通过不断交流、促进，寻找创新的突破点。
导师应该引导学生，不断对已有的观点、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从而反思形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在此过程中，导师对学生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应该包办代替，而是应该留给研究生自主思考和独立研究的空间。
和谐且互动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加强研究生的归属感，激发导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教育主管部门应当足够重视，引导研究生和导师构建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的大背景下,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联合国有关机构、其他不少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都提出了多种优先发展教育,增加学校教育供给,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确保教育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火车头的倡议或者决策、国策。
我国政府审时度势,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面临的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双重艰巨任务,在借鉴先进的国际经验和科学的发展理念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新的发展模式和教育发展战略,即: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上的两个转变、适当超前发展教育、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有着前瞻性的发展思路,无论是对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科技及教育振兴、公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建设小康社会等,都必将产生无法预料的积极影响和驱动作用。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十多年来,我国先后就教育问题做出了各种重大决策、调整和改革,整个教育事业获得了迅猛发展,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学校数量和学校规模呈几何级膨胀,教育资源快速集中与聚集,社会各界对学校教育寄予超常的厚望。不仅如此,社会各界对于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亦越来越大,学生家长对教育的投资热情有增无减,各个层次的学校教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人们对学校教育的评价和信任度日益提高。应该说,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国家和民族的幸事,是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有力保障。我国的教育事业能在短短的数年之中获得这样一个低起点基础上的跨越式发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既大且穷的国家来说的确当歌当颂。然而,在对这种全民致力于办教育,学校教育获得空前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另外一个现实问题,即:在这样一种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都须臾离不开教育的氛围中,一种盲目推崇学校教育的作用,迷信学校教育功能的缺乏理性思辨的感觉或者说是认识也在滋蔓开来。持有该种不完全正确观点的人目前不少。
充分认识到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并且给予学校教育的发展以强有力的支持,这是好事,但如果形而上地认为学校教育就是现代化大教育的全部内涵或者真谛,则是一种偏颇的理解,这样的认识同样不利于指导新时期宏观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利于处理好学校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的关系。对于学校教育及其作用,我们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实际是,学校教育在承载着超越以往任何时期更大的积极使命、释放出更大效能的同时,本身存在着的一些不足和局限性也在同时显现并在新的条件下被放大。正是看到了学校教育的不足,引发了部分人士对学校教育的不满和质疑。他们痛心地看到,模式化的学校教育“以牺牲精神为代价”和“按照标准化的模式塑造人”,[1](P99)不仅如此,还“把成千上万的儿童关在像兵营一样的大房子里,不考虑他们的体力、不同的生理需要以及智力的差异,每天都不加区别地、清一色地给所有孩子配给四五种精神食量。”[2](P35)其结果是,“学生的独创被逐渐破坏,被反复灌输要驯服地服从别人的意见,否则就是胡思乱想。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损害比过去整个社会受习惯信念的统治的危害更大。”[3](P318)在这样的教育下,“只有那些(通过适合他们才能的气质和能力)能够适应流行模式的人,才能从中获得益处。其他人则或者勉强够格,或者托庇于梦想,要不然就求助于安慰和保证,但是最后却身受其害,而落入差学生之列。”[4](P132)有论者对这种教育深恶痛绝,指责“现代教育是在大批地屠杀天才”。[5](P50)
笔者认为,学校教育的局限性除论者上述论述和分类等之外,还可以把当代学校教育的局限性区分为绝对局限性和相对局限性。前者指学校教育在成为自身时同时存在的不足;后者指相对与其他教育形式、以其他事物作为参照系时所呈现出的缺憾。
二、当代学校教育的局限性分析
首先,信息时代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学校教育在整个社会教育格局中的作用,从而淡出了学校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位置。学校的一项重要使命即是承载知识的传播,尽管也肩负着知识的创新,但后者远不及前者,特别是非研究性院校的一般性学校,其主要职能还是前者,即把其他主体创造的智力成果集中起来传输给受教育者。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信息与知识的收集、整理、加工、传播乃至创新等都呈现出双向性、互动性、开放性、多元化的特征。也许一个人没有进入形式上的大学城修业,但在信息化时代不必然意味着他会再因物质上的砖墙阻隔而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也许一个人没有机缘和某一位科学家谋面,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必无交流沟通的可能性。信息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使得学校有可能增强其传播知识的能力,更好完成其基本使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受教育者未必必须“学在学堂”,因为像林肯所面临的那种恶劣的教学环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信息时代的到来使知识与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便利化,这像驾着自家车轻盈驶上高速公路,任何一个虚拟的开放式站点随时供学习者无限而高效率地汲取丰富营养。可以说,信息时代的最终到来,将导致因物质原因而无法获得信息和接受教育的人大大减少,信息时代里最终只有不愿学习进步者而不再有无法学习进步者。
信息时代的到来,还有利于促成学习型社会的形成,有利于克服存在于传统学校教育下的阶段性弊端。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在信息时代不会自然消失,实际上教育的公平性在信息时代将以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数字化信息的不同占有的形式表现出来。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会因各地实物资源的占有与投入量的不均衡而导致各处在建设进度上的不同步,这将造成各地,特别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然而,弥补各地在数字化建设上存在着的这种差距的支出必定大大小于解决各地物质形态上的教育资源占有的不均衡的花费。以较少的投资建成内涵了公平原则的信息高速公路,将极大地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从而使终身学习有了可能性。借助于网络的便利,“每一个公民享有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由取得学习、训练和培养自己的各种手段。”[6](P203)
在前信息化时代,学院制教学一直是教育的主导方式,只有在学院里面采取师徒相授的形式才能完成单向教育和信息传递的任务,脱离学校教育,就无法获取到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古今中外的教育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在欧洲中世纪,由于学在教会,所以那时想跻身有识阶层,唯一的选择便是进入教堂成为一名僧侣;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学在官府,获得知识成了膏粱子弟而非褐衣们的事情。在封建的中国,尽管在儒家的倡导下,民间教育及私塾教育有一定的发展,但依当时的情景,要获得教育机遇没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占
有量是不行的,因此,接受教育仍然离不开教苑这样一个地方。然而,在信息时代,我们看到:最新的知识、理论和技术一般是首先在网络上公布和传播的,而且网络传播以其更优越的社会影响力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成果的持有者看好。在这种社会里,每一个场合、角落都可能成为自强的人自学的地方,这将超越前信息化时代或者说是物质化时期学习者脱离不了学校的尴尬,“受教育的机会远远超过传统的学习空间———学校,而扩展到家庭、工作场所、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乃至工作和生活中得以发展和成熟的场所。”[7]所以,信息时代的到来,如果说并没有削弱甚至加强了研究性院校的创新能力的话,而学校的整体的传播知识的功能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相对削弱。信息时代的到来使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脱离学校的形式上的教育限制。
其次,科教兴国战略的继续实施以及社会的进步使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功能进一步凸显,相对而言,学校教育的作用有所下降。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今社会的发展速度呈现一日千里的状态。当前,我国社会形态处在继续转型期,即由传统的静态社会向动态的现代社会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控制继续放松,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日益多元化,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精神文明程度、政治文明程度皆得以提高,与之呼应的是个人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增长的基础上获得发展,个体素质得到完善。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生存,任何个体都将受到社会深入而广泛的影响和制约(但不再是那种限制个体价值发挥的控制),社会的教育功能上升。从现实的深度和广度都无限宽阔的社会中,任何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都能吸收到无法计量的有用知识和信息,并且能够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知识、信息的加工、整理乃至创新,“社会是个大课堂”的真理性判断得到更为有力的实证。
人类社会的教育事业曾经经历了一个与其他社会事业混沌一体到剥离出来,进而成为一门专门的事业或职业的过程。教育事业的脱颖而出是由于人类社会的初始发展的需要和当时的人们素质普遍偏低的要求。当人类社会的进步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以至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皆因其“人文”化,从而都可能成为教育的素材,并且能为个体素质不断提高了的受教育者的理解和接受时,教育就有可能从分离出去而形成的他类王国中重新复归社会自身,这种复归即使不是全部,也必将是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即使现在教育事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也仍有不少人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无法接受常规的学校教育,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和在人格上的顺利社会化,实际上这些人采取的直接向社会学习、在社会大课堂里不断接受教育的办法弥补和替代了他们在学校教育方面的不足,甚至他们在社会中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是学校教育所无法提供(学校教育本身具有选择性,然而,这种选择又未必始终都是有效的)。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使得社会自身既成为一个需要人们不断去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同时又成为一个自在的向有心的为学习者提供源源不断知识的大宝库。自觉地发挥和充分利用社会教育的功能,在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主动、有意识地促使社会教育积极配合学校教育,甚至适当地让社会教育“占领”一些传统学校教育的领域和内容,或者说把那些本不该由学校承载的社会课之类的教育返归社会自身,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另外,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我国社会现状,我们发现,在坚持党的教育路线、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背景下,我国数亿个家庭在社会实现整体进步的同时,其自身素质也得到提高,功能得到丰富,其中包括家庭的教育功能比以往得以强化。现在,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意识到教育投资是最具战略意义的投资,家庭对教育的投资也的确成了重大的家庭投资项目。然而,这还仅仅是当代家庭的教育功能或作用凸显起来的其中一点表现。当代家庭的教育功能还体现在各个家庭在教育的直接开展上。由于建国以后的积累,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教育与科技事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人口中已经有相当大的比例获得了各种层次的系统的学校教育,相当大一部分家庭具备了对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教育的能力,相当大一部分家长已经很好地对其子女进行科学的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这就为家庭、家长减轻在子女教育事务上对学校教育的无限的依赖度,以及通过家庭教育为培养新的一代社会人才创造了条件。从实际情况上来看,现在我国数量庞大的家庭中有相当比例的家庭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涌现出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成功家庭。在家庭教育上,总体上是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既有资源占有上的优势,又相对更重视些。无论在教育内容上,还是在教育方法上,家庭教育都有着学校教育所无法发挥作用的某些方面。这是家庭教育不可取代的优势。
比如,在家庭中进行婚姻和家庭等的教育比在学校里进行相关教育更有实效性和持久性,效果也会更好。在一些现代核心家庭中,我们看到那些已经掌握了丰富知识和大量信息的家长积极开展对子女的教育,置备了必要的在家庭中进行自我教育的物质资源和设施,利用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家庭教育的功能得以实现。家庭教育作为现代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因为在社会继续发展后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而被学校教育或者职业性教育所取代。恰恰相反,在当代,家庭教育也获得了作用进一步强化的物质条件和机遇。
最后,在分析了上述学校教育功能的相对局限性后,还必须看到学校教育的绝对局限性。关于学校教育功能或作用的绝对局限性,在此只是根据学校教育的特征和新的时代特征提出一二点不成熟的新的理解。
1•学校教育功能的绝对局限性首先表现在教育的主管选择性上。学校教育不能没有主管选择性。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甚至教育的对象的选定都是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的。选择性是界定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学校教育的范围,保证学校教育得以实现的前提。如果在学校教育中排斥选择性原则,学校教育就会无法正常而顺利地进行下去,就会迷失方向。但学校教育坚持选择性又可能会导致这种教育形式一定程度上的无效性,并且这种无效性在数量分析上还可能会很大。比如,一个受教育者在学校所接受的专业知识中有绝大部分在工作实践中应用不上,成为“死”的、“无用”的知识和信息。这种学校学习或者教育上的无效性实际造成了一种教育资源配置上的浪费,从我国的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的角度来说是很遗憾的事。学校教育的主管选择性与教育的一定程度的无效性是一种二律背反的关系。
不仅如此,学校教育功能的绝对局限性还表现在学校教育的客观滞后性上。学校教育是一种专门化的社会教育形式,学校教育从社会其他事业中分离出来,能够确保学校教育独立地进行和提高其水准,但这同时又成了学校教育有可能背离其使命,并在学校教育发展中始终存在着的致命性的道岔。学校教育任何时候都应当以创新知识和信息培养社会有用人才为己任。学校教育要完成如此使命,必须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跟踪社会跳动的脉搏,从社会的“有用性”的角度进行教育。但是,学校教育的中立地位使学校教育并不是始终与社会的发展跳着同节奏的舞步。社会生活可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学校教育也许还没有把这些新鲜经验吸纳其中;社会的发展或许已经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学校教育可能还在另一条轨迹上划圆,如此等等。相反,学校教育可能向
受教育者灌输了不少的信息量,但皆因其老旧或者谬误而误人子弟。这便是学校教育的滞后性所引发的一些不良后果。
2•学校教育功能的绝对局限性还表现在学校教育因其封闭性所导致的对社会教育诉求的延迟应答上。封闭性作为学校教育的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的缺憾,指的是其虽然来自社会系统,但又拒绝与社会其他组成部分进行信息、人员等的互动交流的自倾性,即其始终具有自成相对独立王国的倾向。这里的对教育诉求的延迟应答问题表现在学校向外部提供的教育供给与学校外部大量存在的教育需求之间的不协调上,简言之是学校教育的一种惰性。一般而言,学校教育面对社会的教育需求时并不总以一种积极状态去调适自身并与后者相适应。这种似乎“中立”的态度尽管有时具有一定的价值,比如人们所推崇的大学精神,但它总体上是不利于发挥学校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
三、小结
虽然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产生了一种激进的“非学校化”思潮,我国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思潮有着“‘荒诞’背后的理性”,[8]甚至有学者认为“有限的学校教育不可能达到为现代社会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要求,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是培养专业人才,也不能完全依靠学校教育。”[9]但我们研究学校教育的局限性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学校的主导教育地位。在上述行文中,笔者是在坚持学校教育仍在当代教育系统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展开的。
我们研究学校教育功能的局限性是想使所有的人们(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其他)能够对学校教育的功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在分析、考虑、处理学校教育问题时能始终坚持理性的旗帜。尽管国家提出并努力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但我们很多人在理解这一战略时缩小了教育的广泛的外延,直观地理解为教育就是学校教育,不自觉地冷淡、忽视了其他形式的教育,在处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以及学校的被动式教育和受教育者的主动自我教育等诸种关系上明显倾向于前者。
实际上这种比较主观武断的看法由于没有处理好学校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的关系,将影响或者说是消解部分学校教育积极功能的释放。既然教育是一个大的社会事业,我们就应当用社会学的眼光审视之,就应该在以国家力量推动学校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自觉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搞好针对更广泛群体的社会教育,自觉地在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搞好家庭教育,就应该在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的前提下做好受教育者的主动的自我教育。总之,坚持现代的大教育观念,防止出现对社会教育事业就是学校教育的误解和工作中的偏差是本文立论的初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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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谢维和.简论基础教育的价值和学校的责任[J]•教育研究,1997,(5).
民国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武术是一个充满神秘的东西，当武术遇到民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说到武术，我们总能想到少林、武当等门派，说到 武术我们也总会想起师傅徒弟，传男不传女的盖世神功。但是，民国改变了以往的印象，让武术不在是宗门的特色，也不在是一对一的师徒制。
朝廷为了防止民间武装力量对统治者的反抗，各个朝代对于武术的态度可能不一样，但是大部分时代对于民间武术是禁止和否定的。
而像宋朝这样重文轻武的朝代更是多次颁布“禁武令”，元朝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也是严令禁止汉人习武。
从秦朝时候的禁武令到清朝灭亡，虽然有些朝代对于武术十分重视，比如唐朝创立武举制度。整个历史上举行了500多次的武举考试，但是这些都是我为了给国家招贤纳士。
但是，民国不一样，在民国不管是民间还是国家对武术都表现出十分重视的态度，民国改变了几千来国家和民间对于武术的众多习惯。民国时期的武术名家不仅研究武术的技法，更加对武术的学术、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吸收了西方的一些内容，将中西方的文化进行融合。
民国历时38年，时局动荡，内忧外患，当时形成了“耻文弱，多想慕于武侠”的思想。
梁启超说：“ 尚武者国民之元气， 国家所恃之成立， 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
国家和民间都觉得，要练好武术才能保家卫国，民国政府也开始重视武术。1927年，蔡元培等人以增强国人体质，弘扬中华武术为宗旨，建立了中央国术馆，张之江任馆长。为了中央国术馆的发展，每年都会召开会议为之后的发展出谋划策。国术馆一共分三个体系，分别从中央、省市到县，都开设国术馆。
中央国术馆之后，政府变开始下令各个县级城市都要开设国术馆，可见当时国民政府对于武术的重视。特别是中央国术馆，更是由中央统一管理，经费由政府承担。
政府对武术重视，改变了以往朝廷禁止民间练习武术的局面，一大堆的民间武术团体开始涌现。特别是广东地区武馆也是层出不穷，各大武术名家也在那个时期出现。比如众所周知的叶问也是那个时期涌现的武术名家。南京也是如此，根据史料记载，街上大把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术高手，普通百姓中也是个个身手不凡。很多拍摄的电影都是和那时候的武术有关，比如《一代宗师》和《精武门》、《叶问》。
除了，政府、武馆，就连学校也开始纷纷开设武术课，而且也正是学校武术课的开设让武术才可以在更多人中传播。
不过，武术一开始在学校并不是主流，一开始学校并不热衷开设武术课。武术从1915年开始进入学校，但是学校只是将武术课当做选修课。要不是那些提倡武术的精英们的努力，武术就不会成为学校的正式课。
比如张之江在1928年的时候提出了《请令全国学校定国术为体育主课案》要求将武术成为学校的正式课，在1931年时候，张之江又两次提出类似的提案。就是经过这些国术提倡者的不懈努力，终于将国术变成了学校体育课的中心。终于在20世纪中期时候，政府以行政命令规定武术为必修课。而且对于拳术的种类和机械的种类不断增加，武术的教学也更加的系统化和正规化。1936年时候，规定了大专院校开设了少林拳、形意拳、八卦拳、刀剑棍棒术等多种武术类别。
从政府、民间到学校，整个社会都在学习武术，最重要的是不管男女都在学习。这些改变了武术传男不传女的传统，也改变了传统武术一对一师徒教学的模式，变成了一对多的团体教学。
武术在学校的发展经历了从边缘到主流。那么学校的武术教师又是从何而来呢？
武术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学校大多是聘请民间的拳师作为学校的教师，这些是民国初年时比较常见的聘请教师的渠道。就算到了民国后期，有些学校依旧会聘请民间拳师。比如北洋政法学校和清华学校就聘请了形意拳家刘奇兰之子刘殿琛作为学校的武术教师。这些民间的武术大师对武术在学校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会聘请民间武术大师作为教师外，学校也会聘请武术社团的成员作为教师。比如上海精武会、国术馆等武术组织都是学校寻找教师的场所。除了以上两种方式外，专门的武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是学校聘请教师的人选。而且学校对于武术教师的要求是除了会教武术外，还要会将其他的体育科目，类似现在的体育教师会教授多门体育科目。所以专门培养会武术的体育教师的专科学校就出现了。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虽然有着专门的体育专科学校，但是实际上这些学校开设武术课程也并不多，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对于国术的研究并不深。当时的专科学校，一周33课时中只有1课时是武术课程，所以这些教师的实际质量也是堪忧。
而对于当时国术的上课教材也是比较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方面政府没有成立专门编写武术教材的部门，另一方面就算编了学校也没有很好的利用。1919年的时候，北京体育研究社建议北洋政府统一规定武术教材，当时的北洋政府通过这个提案，要求各个省要学校去办理。1934年的时候，政府也曾拜托中央国术馆编写教材，当时也初定第一期教材，小学高年级学太极拳，初中学习五行拳、弹退和劈挂刀、三才剑，而高中则学习八极拳、八卦掌、梅花刀和昆吾剑。不过总体上教材还是比较乱。
民国时期对于武术的另一个贡献是将武术提高到了学术研究的高度，精武会是大家所熟知的。精武会对于武术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精武会本着“无文不能行远”的原则，出版了众多的武术书籍，比如《达摩剑》、《五虎枪》等。为了更好的宣传武术，精武馆还在成立十周年之际创立了《精武本纪》会刊，而且由孙中山亲自题词。
之后精武会还建立了诸如《精武特刊》和《精武杂志》等多种刊物。虽然一开始时他们只是刊登了一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和武术相关的书籍，这些书籍的只是介绍武术的技法和套路，这些介绍不能算是对武术学术的研究。但是到了30 年代之后，他们开始刊登一些武术名家的言论、精武消息、随笔和对武术的考证，慢慢的与学术靠近。
除了精武会之外，国术馆也开始对武术进行学术研究，中央国术馆从创立之初就有编辑部门，他们对武术图书进行整理和出版，到1935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出版了比如《形意拳摘要》在内的22种图书。而且在1929年的时候，也创立了《国术旬刊》，中央武术馆刊物的也带动了省市和县级国术馆创办刊物的激情。越来越多的名家关于武术的看法和言论发表在了《国术旬刊》的“论文”栏目中。
武术家们也开始纷纷写书要阐述自己对于武术的看法，也有人开始写书介绍武术套路的图示和套路练习方法。甚至也有人开始将武术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比如在《形意拳抉微》中开始讲述形意拳的肌肉运行过程，也有人将太极拳和心理学联系起来。这些著作的出现都让武术走进了学术圈子。
虽然，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学校推广和武术教材并没有像现在这么专业，但是正是民国时期这样的一个过渡转折时期的出现，才有了现在武术的发展。那时候的武术研究兴起，也是民国时期武术的发展才让中国的武术走向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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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将二者结合了起来。“仙”与“道”的结缘，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庄子正是因为最早将“仙”与“道”结合在一起，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外篇”和“杂篇”是否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历来争议较大。鉴于此，本文探讨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就以《庄子》“内篇”为主要考察对象，“外篇”与“杂篇”的相关内容仅用于参照和补充。
一
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定《庄子》一书中涉及神仙思想的那些篇章，或是庄子后学的作品，或是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世渗入的部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多认为庄子本人还不可能具有神仙思想。其实，庄子时代神仙思想早已形成，庄子本人也具备接触神仙传说的客观条件。
这里所谓“神仙”，指的不是“神”和“仙”，而是专指“仙”。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神”与“仙”原本并不属于同一类别。古人在造字时，“神”字是“从示”，而“仙”字则是“从人”，二者之间的区别相当明显。《说文解字》云：“仙，长生仙去。”刘熙《释名·释长幼》亦云：“老而不死曰仙。”看来，在汉代人的眼中，“仙”就是长生不死的人。又《汉书·艺文志》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可见，“神仙”指的同样也是长生不死的人，“神仙”其实也就是“仙”。那么，“仙”为何又称“神仙”呢?闻一多先生解释说：“人能升天，则与神一样，长生，万能，享尽一切快乐，所以仙又曰‘神仙’。”的确如此，“仙”不仅能够长生不死，而且还兼具不惧水火、往来云中等神性，因此“仙”又称“神仙”。
那么，神仙思想最早产生于何时呢?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末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些有关长生不死的传说，神仙思想已经初显端倪。《左传·昭公二十年》云：“齐侯(齐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又《韩诗外传》云：“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蓁蓁。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下沾襟。”以上这两则材料都记载了齐景公对于“古而无死”的羡慕和向往，由此可知，早在齐景公所处的春秋晚期，长生不死传说就已经产生。追求长生不死乃是神仙思想的核心内容，长生不死传说的出现标志着神仙思想已经萌芽产生。而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齐、燕沿海地区已经掀起了一个人海求仙的热潮，《史记·封禅书》对此已有明确的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庄子之时，楚地的神仙思想也颇为盛行。《山海经》、《楚辞》等文献典籍中就保存有楚地流传的一些“长生不死”传说。据袁珂先生考证，《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的楚国或楚地人所作海外南经》中有“不死民”：“其为人黑色，寿，不死。”《海外西经》中亦有“轩辕国”：“其不寿者八百岁。”屈原《天问》云：“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又云：“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屈原所问的，就是楚地流传的“长生不死”传说。《山海经》中还出现了“不死药”，如《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又《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天问》也问到了“不死药”：“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问》还问到了蓬莱仙话中的“巨鳌负山”传说：“鳌戴山扦，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之迁之?”楚地还发生过向楚王献“不死药”的事，《战国策·楚策》曰：“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可见，战国时期，神仙思想已经在楚地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战国时期，百家竟起，自由争鸣；舌辩之士，朝秦暮楚，四方游说；诸侯国之间亦遣使往来，交流频繁。宋国地接齐、楚，作为宋之蒙人，庄子自然能够接触到齐、楚两地广为流传的神仙思想；而《庄子》(主要是指“内七篇”)中的“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能够彻底超越时空限制、获得生命永恒与自由的“得道者”形象，正是受到了神仙传说的影响。
庄子是道家学派继老子之后又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在继承老子道家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且创造性地将它们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庄子哲学中，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道”，第一次实现了它与“仙”的结缘。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合于“道”则生，不合则亡。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侯王无以正，将恐蹶。”对此，庄子既有明显的继承，又有长足的发展。《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猗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项得之，以处玄 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认为“道”尽管“无为无形”、“不可见”、“不可受”，但它却是“可得”的。庄子将黄帝、颛顼、禺强、西王母等能够获得某种超自然神性的原因，全都归结为“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黄帝、西王母、彭祖、傅说等都是神仙传说中有名的神仙，而彭祖和傅说又是早期仙话传说中典型的“仙人”。任何生命体的存在，皆有一个无法超越的时间极限，人类自然也不会例外。然而，神仙家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世人通过服药、修炼等途径，是可以成仙的；而人一旦成了仙，就打破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极限，生存时间无限延长，甚至长生不死。仙话传说里的人物，常常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前后相距竟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彭祖就是早期仙话传说中著名的长寿仙人。
庄子认为，彭祖、傅说等人之所以能够成仙，就是因为他们得了“道”。庄子创造性地把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结合了起来，借助超现实的神仙思想更进一步地去充实、美化、鼓吹和宣扬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使“道”具有了更大的诱惑性和吸引力。
庄子出于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目的，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种种神仙传说，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提炼和升华，创造出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的“得道者”形象。庄子笔下的这些“神人”、“至人”、“真人”等，名异而实同，他们都是“道”的化身：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平四海之外。(《齐物论》)
(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人火不热。……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大宗师》)
这些“神人”、“至人”、“真人”身上，都有着浓厚的神仙气息。他们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形象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神人”、“至人”、“真人”所具有的超自然神性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物不能伤其身。《齐物论》中的“至人”是“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是“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二是可以乘龙、驾云，自由往来于空中。《逍遥游》中的“神人”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中的“至人”也可以“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三是独特的饮食生活方式。《逍遥游》中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显得与众不同：“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庄子笔下的这一系列“神人”、“至人”、“真人”等，都是作为“得道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在庄子哲学中都是“道”的象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三个方面的超自然神性，也正是神仙传说中神仙超越凡人的地方。除了具备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之外，庄子笔下的“得道者”还兼具“长生不死”的特点，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彭祖和西王母。此外，还有《大宗师》中“年长”而“色若孺子”的女偊，《在宥》中“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常衰”的广成子等，也都是“长生不死”的奇异之人。“长生不死”正是神仙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神仙最令世人向往的地方。由此看来，庄子塑造“神人”、“至人”、“真人”这一系列“得道者”形象的原始素材，应该是来自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
庄子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引入道家学说，塑造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得道者”形象。这一系列来源于神仙传说、具有超自然神力、带有浓重神仙色彩的“得道者”形象，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加诱人的宗教般的新境界。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神仙思想尽管已经孕育成型，但毕竟还只是处于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神仙传说都还是比较零散的，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神仙学说，更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神仙修炼方术。而当时在齐、燕沿海地区新兴的所谓“方仙道”，其所鼓吹的神仙修炼方术也不过是“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早期的神仙方士们还不可能给梦想成仙的世人提供一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神仙修炼方术。庄子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与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结合在一起，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条“修道成仙”的途径。
对此，庄子不仅在理论上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个“得道升仙”的美好前景，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一套诸如“心斋”、“坐忘”、“悬解”等具体的“修道”方法：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仲尼)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大宗师》)
“心斋”就是要心志专一，排除各种杂念，始终保持虚空的心境。从用耳去听，到用心去体会，再到用气去感应，逐渐提高，直至达到与“道”相合的境界。“坐忘”就是要静坐、静修，忘却形体，闭塞视听。通过彻底忘记自己与周围世间万物的区别，从而实现整个身心与“道”的完全融通。“悬解”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顺其自然，这样就解除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烦扰，真正进入清静、虚空的修道境界。庄子不仅给神仙方士们提供了“心斋”、“坐忘”、“悬解”这些具体的“修道”方法，而且对于“修道”的过程也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丽后能人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庄子认为“修道”需要经过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放弃追逐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接着是抛开个人身体所需的各种物质享受，再就是完全忘却自己的肉体生命。完成这一阶段后，内心自然就会变得清净、明朗，然后就能用心观“道”，渐渐地与“道”相合，渐渐地超越古今，最后完全进入“不死不生”的“得道”境界。庄子所描述的这些“修道”方法和过程，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可实践性，为后世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修道成仙”的重要模式。
总的来说，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进一步美化了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神奇、美妙的宗教般的新境界；同时在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一套“修道成仙”的理论和方法，使神仙思想彻底超越了原始的巫术、方术，沿着宗教神学的方向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后世神仙道教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摘要： 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开展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成为趋势，实施知识管理有利于图书馆提升服务质量和开展服务创新。高校图书馆应强化显性和隐性知识管理，并开展用户个性化知识服务，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文章就高校图书馆知识管理策略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 知识管理；个性服务；高校图书馆
0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形态由传统的图书馆转变为自动化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相应的，图书馆管理的对象已经从传统的书籍转变到信息和知识。为用户提供跨学科、跨地域、超时间的信息服务，实现信息资源的虚拟化和检索的智能化以及知识的共享和创新成为当今图书馆服务的新热点。高校图书馆应该积极改变传统落后的管理模式，把服务的重点放在知识的挖掘、整合、转移、共享和创新上，运用创新的知识管理模式，促进知识的产生、传播与利用。
1高校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1.1高校图书馆实行知识管理是管理科学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知识管理源于企业管理，它是在企业信息管理模式和成熟经验的基础上逐渐萌发和产生的。目前，我国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这给图书馆进行知识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高校图书馆应该顺应管理科学发展的趋势，由对信息资源进行收集、加工、处理、传播和利用转变为对知识的开发和创新，实现对知识的增值开发。
1.2实行知识管理有利于提高高校图书馆整体工作
成效和自身发展的特色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符合专业精神的图书馆信息资源组织方式及管理方法，将更好地提高信息资源库中用户所需信息单元的可获得性。今天，各类飞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为高校图书馆实现知识管理提供了技术基础，高校图书馆实行知识管理是实现“组织的知识管理”与“科学的知识管理”相统一要求。
1.3实行知识管理有利于提高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知识管理的实施可使高校图书馆及时了解知识流向，掌握知识动态，在高校实行知识管理有利于充分利用馆藏、技术优势，提高质量、高水平的服务。
2高校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策略研究
由于知识的载体形态和种类多种多样，对其分类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比较普遍的一种分法是将图书馆的知识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应的，高校图书馆的知识管理也可以分为显性知识管理和隐性知识管理。
2.1图书馆显性知识资源管理
图书馆显性知识资源包括传统文献资源和数字资源，既有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又有网络虚拟资源。对图书馆显性知识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1加强知识的整合和标识，序化显性知识高校图书馆可以运用知识管理的理念和工具对馆藏资源进行科学有效地配置，以方便读者快捷地使用各种资源。对图书馆内的显性知识进行充分地发掘、组织与加工，形成具有本馆特色的知识库，以便读者进行一站式地检索利用。同时，高校图书馆应该针对本校科研学习的重点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有效地整合加工，在海量的信息中挖掘知识，通过一系列的知识标识体系，将其整合到本馆的知识库中，以便本馆读者利用。
2.1.2建立清晰的知识组织体系，实现对知识的科学管理随着知识载体形式的多样化，图书馆拥有的知识也越来越多，如果没有对这些资源很好地控制和组织，这些资源的利用率就会大大降低。因此，要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就必须建立清晰的知识组织体系，实现对知识的科学管理。
2.1.3制定持续可靠、操作性强的信息资源建设政策信息资源收藏的完整性和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源的利用价值，特别是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获取政策应该与本馆的使命和职能保持一致，印刷型资源、电子资源以及数字资源的比例要与本馆用户需求相一致。为了降低本馆经费，对于一些利用率高、价格昂贵的资源高校图书馆应该加强合作，争取集团购买。
2.2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
图书馆的隐性知识是指图书馆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的理念方法、经验规律以及图书馆特有的组织文化和馆藏特色服务等。对图书馆隐性知识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2.1对用户隐性知识的管理高校图书馆应该注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从这些线索中挖掘用户的隐性知识资源（如用户的借阅记录、用户的.检索记录等），并对挖掘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建立读者数据库，从而了解用户的兴趣、分析用户的行为、挖掘用户的知识。同时，根据分析出的用户兴趣和需求，定期向用户推送他所需要和感兴趣的知识资源，实现知识资源的转移和运用。
2.2.2对馆员隐性知识的管理图书馆员的隐性知识是其在长期的图书馆服务工作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对图书馆员隐性知识的挖掘、转移和利用有利于提高整个图书馆的效率。高校图书馆应该创建促进图书馆员隐性知识共享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馆员进行知识交流和团体协作，提高馆员独创性开发和探索的能力，并对那些奉献出具有高价值隐性知识的个人和团体进行相应的奖励。同时，高校图书馆还要建立灵活的学习机制，提高馆员对隐性知识的传授和接受能力。高校图书馆可以将理论学习与工作探讨结合起来，加强馆员的继续教育与培训，并且运用“师徒制”的形式，促进隐性知识的共享和扩散。
2.2.3对图书馆整体隐性知识的管理图书馆整体拥有的隐性知识既不能脱离图书馆个体隐性知识，但是又不是个体隐性知识的简单相加，它是图书馆作为一个组织而形成的图书馆组织文化、价值体系、管理制度、组织惯例、共同愿景等。它是在对个人、部门和从外部获取的各种知识进行有效吸收、转化、整合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图书馆应该利用知识编码化战略，将图书馆中积极的部分进行记录、整合，同时进行知识创新，不断地创新图书馆的管理方式，营造良好的知识资源使用环境。
3基于知识管理推行个性化知识服务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是按照用户个人的需求、爱好和知识体系而定制一个聚合了分布式多元化信息资源、工具和服务的数字信息体系，并以此为用户提供连续性、系列化的知识智能性服务。个性化服务在高校图书馆主要体现在“我的图书馆”的知识推送上。
3.1我的图书馆（MyLibrary）
“我的图书馆”是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可操作的个性化地收集、组织信息资源的服务平台。用户登录“我的图书馆”之后就可以在“我的图书馆”里进行检索和查询等操作，并且可以将结果保存在“我的图书馆”中，读者还可以在“我的图书馆”中及时查阅读者的借阅信息和图书馆通知。此外，图书馆根据读者以往的借阅历史对读者进行兴趣预测从而推荐读者感兴趣的图书，还可将新书按照日期编成新书目录推送给读者以便读者进行查询。
3.2个性化知识推送服务
高校图书馆可以根据用户使用图书馆的记录进行读者隐性知识分析，了解读者的需求和兴趣，为读者进行相关的知识推送。此外，高校图书馆还应该主动地与科研人员合作，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主动地为他们提供专题化的知识服务。
3.3个性化知识决策服务
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数据仓库、数据挖掘、知识提取、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信息内容进行深加工，向读者提供能够用于决策支持、智能查询、科学研究、解决问题的策略。
4结语
知识管理是图书馆适应经济时代要求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实行知识管理是高校图书馆提高其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重要方式。高校图书馆应强化显性和隐性知识管理，并开展用户个性化知识服务，以期不断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推动图书馆事业的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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