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路：可以围绕山歌的现状和发展思路进行描述。
山歌该走出大山，山歌可以在保留自身基本特色的基础上，利用现代手段进行包装，与流行时尚相融合；同时向同根的客家歌种、剧种借鉴，吸收一切有益的成分，给兴国山歌注进新鲜血液，满足多数受众的视觉、听觉要求。山歌不断创新，与时代合调，为走出大山，走上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扩展资料
发展山歌文化应继续打造山歌文化品牌，在全县举办以兴国山歌为主题的民俗文化节，开展民俗表演大赛，突出节庆活动鲜明的地域特色和非遗特点，促使兴国山歌以更加契合时代需求的方式得到传承保护和延续发展。
全力做好教育传承。建议政府要充分利用普查成果，积极推进兴国山歌进校园、进课堂、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活动；鼓励中小学开设兴国山歌相关的课程，发挥非遗传承、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参与国内、国际交流与合作，组织兴国山歌展示展演等对外交流活动，让兴国山歌走出去、特色走出去、品牌走出去。同时，学习和借鉴其他县市区保护经验，更有力有效、有声有色地做好山歌保护工作。
如前所述，中国辽阔的幅员，为中国传统音乐提供了一个无比广大的传播天地；中国多种多样的地貌气候，促使各地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体裁类别。在论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说明以下几点：(1)所谓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音乐体裁的分布，即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中流传着什么样的音乐品种和体裁，相对而言，它比较简单。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表层关系”。二是指音乐风格色彩的空间分布，由于风格自身的复杂性，加上它的多层面性，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深层关系”。本文将主要论及传统音乐体裁的空间分布问题。(2)首先必须肯定，传统音乐的某些体裁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是无可怀疑的。如高原山区的“山歌”，沿海地区的“渔歌”、“捕渔号子”，种稻区的“田歌”，江河湖海上的“号子”、“船歌”，草原上的“牧歌”等等，它们可以说是特定地理环境的直接产物，二者之间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关系。(3)但是，传统音乐自古以来都是靠传承、传播来维持其鲜活的生命的，尤其是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交流，加上语言、习俗等共同手段的帮助，致使一部分体裁局限于一定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流传很广甚至遍传全国，另外，一些较封闭的地区音乐品种较少，一些开放的地区品种很多，形成分布的“叠压”状态，这就增加了我们研究传统音乐空间分布的复杂性。(4)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方面选择环境与体裁最直接的那些例证，以便使论述更为鲜明；另一方面，当遇到某地区出现多种体裁“叠压”的现象时，就以我们认为最有地理特征的那些品种作为代表。下面，我们就用以上的原则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作一番概略的描述。
（一）北方草原与“长调”和马头琴音乐 众所周知，大小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由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到西部的阿拉善和天山北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广阔的天然牧场。长期生活于此的蒙古等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劳动中，创造了一种节奏自由，歌腔悠长，上、下句结构的民歌体裁。蒙语读“乌日听道”，汉意为“长调”。作为草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传统音乐品种，“长调”所歌唱的内容几乎都离不开马、羊、骆驼、蓝天、白云，特别是马，枣骝马、圆蹄马、小黄马、小青马，简直是有多少歌，就有多少马，因为马是草原的象征。另外，“长调”包括很多类别，如“牧歌”、“赞歌”、“思乡歌”、“宴歌”，它们的唱词内容不完全相同，但音乐一律是“长调”风格，舒展、开阔、自由，犹如那一望无垠的草原和那自在悠然的羊群。与“长调”具有同等意义的还有蒙古族的乐器马头琴。马头琴的形制、原料、演奏姿势、音色直至乐曲风格，无一不是彻底的草原化的，无一不充满了草原的情愫和韵致。它和“长调”，异“曲”而同工，相互映衬，成为草原音乐文化的两颗明珠。当然，也有人说，除了它们，还有一种又是文学又是音乐的体裁，那就是“史诗”。诚如世界上许多“史诗”都产生于草原民族一样，北方草原也流传着一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草原，就没有长调、马头琴和格萨尔，草原是酝酿产生这些音乐体裁的源泉；而如果失去了长调、马头琴，则草原也就没有了光彩，二者间的依存关系，没有人能够否定。
（二）西北高原与西北山歌 西北高原，即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高原、黄土高原、陇东高原、青海高原的统称；西北山歌则指流行于这一地区的各类山歌体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晋西北的“山曲”、“烂席片”、内蒙古西部的“爬山调”、陕北的“信天游”和甘肃、宁夏、青海的“花儿”等歌种。西北高原的海拔多在2000-3000米间，属黄河中上游区。其地貌特征以黄土高原为代表。这里没有万丈千仞的大山，而是沟、峁、壑、塬纵横交错，城镇稀疏，交通不便，人们耕地、砍柴、运输，都是个体劳作，这恰恰是传唱山歌的理想场景，也是形成山歌体裁特征的基本前提。特别是担负商贸运送的农民，当地称他们“脚户哥”、“赶脚的”或“脚夫”，由于常年奔走于山川沟壑间，在寂寞无助之中，山歌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慰藉品，他们也成了山歌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所以，通过这一地区的各种山歌，我们一方面能够谛听到高原环境的空旷、苍茫，同时也能感受到这里民众内心的深沉、凄然。这是只有西北高原这样特定的自然环境才会有的特殊的体裁中表现出的特殊的音乐性格。
（三）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西南高原应包括云贵高原和西藏高原。这里也是中国山歌体裁的一大宝库，如四川南部的“神歌”、“贵州山歌”、云南“风庆调子”、“弥渡山歌”、藏族“山歌”、苗族“飞歌”、侗族“大歌”、布依族“小歌”等。其中，有一部分是汉族山歌，另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山歌。同为山歌体裁，但由于西北与西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很不相同，它们的自然环境和植被生态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常青（部分5000米以上的山地除外）农耕以稻作为主，另有放牧劳动。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高原环境中产生、流传的山歌，一方面保持了南北方山歌共有的舒展、自由的山野气息，但又蕴藏着本地区自然、气候所赋于的那种清彻、明亮之风。更具特色的是这里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多声部民歌”（它们大多数属于山歌体裁）。所以能够形成这种传统的歌唱形式，自有它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诸如生产、生活习俗，审美选择等，但基本原因仍与这里的自然气候条件促使各族民众喜好群体性劳动、社交、节庆的传统习惯有很直接的关系。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不仅证明了地理环境对民歌体裁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也体现出气候条件对特定地区音乐风格、歌唱习俗的巨大影响。
（四）长江流域稻种区与“田歌” 长江流经九省市，除发源地青海外，都是中国的水稻种植区。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带状”地貌，上游是高原，中游是江湖交错的低山丘陵，下游为冲击平原，但因气候适宜，自古以来就以种稻为主。又因为稻作劳动强度大和需要相互协作这两个原因，所以，从汉代就形成了稻农“插田唱歌”的习俗。于是，从云贵高原到长江三角州，凡挖地、栽秧、薅草、车水，必有“田歌”相伴随。“田歌”是各地“秧田歌”的统称，其不同的地域称谓有几十种，如“薅草锣鼓”、“挖山鼓”、“花锣鼓”、“插田歌”、“车水锣鼓”、“薅秧歌”、“喊秧歌”等等。稻农说：插田不唱歌，禾少稗子多。可见这类体裁的鲜明的功能特征和强烈的功利性。如果说，北方草原的“长调”流传区呈现了由东而西的“带状”分布样态的话，那么，西北、西南山歌的分布就是一种“块状”格局。再来看“田歌”的流传情形，则又是“带状”的，而且与“长调”那种星星点点式的“带状”不同，它是沿长江两岸由西而东以相当密集的方式形成的。作为一种民歌体裁，“田歌”既不同于完全受劳动节奏支配的各种“号子”，也不同于个体劳动中唱的十分自由的“山野之歌”，它有时完全由半职业的“歌师”、“歌伯”们站在田头击锣鼓而唱，有时又是劳动者自唱自娱，甚至出现一“领”众“和”的形式。为解除劳作者的疲劳，歌师们很少停歇，所以田歌的结构，多采用“套曲”体，每套包括许多“牌子”，演唱一遍，有时长达一小时左右。
（五）戏曲声腔的地理分布 在中国戏曲八百余年的历史中，声腔嬗变是推动其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宋、金、辽时期，戏曲的中心在北方，至南宋又转为南方：明代的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系统，从地域分布而言，也主要在南方；最后到了清代，产生了新的“四大声腔”，即梆子腔、皮黄腔、昆山腔、高腔及歌舞、说唱两种类型的地方戏声腔系统。其中，各类梆子腔多数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高腔、昆山腔多半在南方（长江流域，本世纪出现的“北昆”应另当别论）；皮黄腔是南、北互见，但它影响最大的代表性剧种——京剧，则主要在北方。其他如滩簧戏、花鼓戏、采茶戏、花灯戏大都分布在南方，而秧歌剧、弦索戏等又属北方系统。总之，以腔系的分布而言，大都有它们明确的流传地域。这里，我们以梆子腔与高腔为例，说明它们分踞南北，各有所宗的空间分布状况。“梆子腔”是在北方民间音乐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戏曲唱腔，它因演唱时用两节硬木梆子击节而得名。其中最古老的剧种是陕西的“秦腔”（其前身为“同州梆子”），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在它之后，又陆续产生了河南梆子（豫剧）、山西梆子（晋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据统计，各地“梆子腔”剧种约有20多种，如山西的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河北的老调、武安平调、平调、怀调、西调；河南的宛梆；山东的章丘梆子、莱芜梆子、枣梆等，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黄河流域，也呈“带状”格局。“高腔”原称“弋阳腔”，是在明中叶的弋阳腔和稍后的安徽青阳腔的基础上又大量吸收了民间音乐养份以后形成的声腔系统。清中叶以后逐渐成为“川剧”、清戏（湖北）、“湘剧”、“赣剧”、“西岳高腔”、“婺剧”等剧种的基本唱腔，很明显，它的流传是沿长江而“行”的，也呈“带”状分布状态。它与“梆子腔系”，一北一南，互相呼应。当然，作为一种不断传播的声腔，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并非永踞一地。所以，在戏曲声腔的总分布中，“梆子腔”过“江”南下，“高腔”过“河”北上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同上述民歌的分布情形一样，又出现了这种声腔的“带”状分布，它又一次证明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物候之间存在着某种依存对应关系，而这种规律或曰“法则”，也正是文化地理学所着重探讨并反复求证的。
最后，还需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状况，实际上要丰富复杂得多，不仅每种体裁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分布区域，每种歌种、曲种、剧种、乐种、（歌）舞种有它们相应的地理分布区域，而且，在各“种”“属”内，还有其地域分布的差别。如“川剧”又分“川西坝”、“资阳河”、“川北”、“下川东”等“四条河道”；“秦腔”分“中”（西安）、“西”（凤翔）、“东”（大荔、同州）、“南”（汉调光光）“四路”；晋剧分“中路”、“北路”；豫剧分“豫东”、“豫西”二调；浙江“婺剧”分“西安”、“西吴”、“侯阳”、“松阳”等“四腔”；东北“二人转”分东、南、西、北四“路”；甘肃、青海“花儿”分“河湟”、“洮岷”两系等等。这些以“水”、以“山”、以地域方位命名而体现出的传统音乐空间分布内容，恰恰为我们研究音乐—地理—人三者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描述传统音乐分布的“地图”以至最终建立“音乐地理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三、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音乐地理学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到音乐文化地理分布的国家之一。在先秦文献中，人们把传说中的歌唱内容分为“南音”、“北音”、“东音”、“西音”（详见《吕氏春秋·古乐篇》）；公元前6世纪问世的《诗经》“国风”也依照地区（国家）编排，一地一“风”，全面反映了北方（主要是黄河流域）各地的民间歌唱；汉魏时代的民间音乐收集者，更加注意它们的地域之别，如“赵、代、秦、楚之声”，如“吴歌”（或称吴歈）“西曲”等，正是因为这个传统，后世的各种民间音乐称谓，无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器乐、说唱、戏曲，还是寺庙音乐，都一律要加上它们所产生或流传的地名，大者如“江南丝竹”、“东北二人转”；中者如“广东音乐”、“四川清音”、“湖南花鼓戏”、“徽剧”、“楚剧”、“鲁西南鼓吹”；小者如“西安鼓乐”、“常德丝弦”、“长阳薅草锣鼓”、“沪剧”、“锡剧”等，这种明确的地理区域标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十分丰富和同一品种不同的地域差别，同时，也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较强烈的音乐地理观念。
然而，丰富的历史典籍和较强烈的地理观念并不等同于某一学科的正式确立。作为现代人文学科之一的文化地理学，直至本世纪初才由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通过自己的著述从人文地理学中分离出来，并逐步延伸出语言地理学、宗教地理学、文化景观和艺术地理学等分支学科。在中国，由于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人为因素，很多人文学科因受到环境的“挤压”而未能得以健康的发展。只是在80年代以后，它们才逐渐复苏。其中，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受到众多学人的重视，相继涌现了一批具有填补空白作用的专著、专论。它们的出版，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
音乐学界有关中国音乐地理的研究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开展起来的。首先，在同一时期，一些民族音乐学家从陆续翻译介绍的欧美民族音乐学著述中了解到，“把一种音乐与其根植之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是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包含有文化地理学性质的”。（注：沈洽：《民族音乐学10年》（《中国音乐年鉴》，199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基于这一理论，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曾提出“音乐文化圈”；巴托克、柯达依提出“音乐方言区”；梅里亚姆、内特尔提出“音乐文化区”等等相似的主张。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音乐学界来说，它们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和理论指南。其次，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一度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有关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有关中国古代地域文化区的形成和划分的研究，有关文化—地理—人三者关系的研究，同样使关注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学者获益匪浅，并促使他们严肃地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开始认真思考本领域的同一类学术课题。再次，受到以上两方面的学术成果的启示，不少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以很浓厚的兴趣深入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这一领域中去，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专论。较有代表性的如：杨匡民《湖北民歌三声腔及其结构》(1980)；江明敦《汉族民歌概论》（部分章节，1982）；乔建中《汉族山歌研究》（见“汉族山歌的分布”一节，1982）；苗晶《我国北方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3)；李惟白《民族音乐文化色块论》(1984)；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5)；黄允箴《论北方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1985)；杨匡民《民族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1987)；乔建中、苗晶《黄河流域东西部民歌区的形成及其风格特征的比较》(1987)；黄允箴《北方汉族民歌中的变宫音》(1987)；乔建中《音地关系论》(1988)等。上述专论在方****、划分依据、学术视野等方面可以说各有所宗，但它们研讨的“焦点”基本上是共同的，即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在短短的七、八年间，能把一个刚刚起步的人文分支学科推进到这样的水准，我们有理由感到欣慰。而且，就总体学术进展而言，它们称得上是中国的音乐地理学研究在学科建设初步阶段的第一批成果。
然而，如果以历史留存的有关文化地理乃至音乐地理的大批文献和蕴藏在各类传统音乐中的极为丰富的文化地理学乃至音乐地理学内容衡量，那么，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只能看作是初步的。有鉴于此，为使它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作者本人提出如下建议：
（一）搜集、整理有关历史文献。可以肯定地说，现存史书（如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音乐志”、“礼乐志”“律历志”）和类书中，有关音乐地理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只是较零散，或仅为片言只语，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包含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我们应该加以全面搜集，系统整理。
（二）分门别类、细致深入地积累、研究中国各种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资料，并逐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地图”。以往的“视角”和研究对象，大都集中于民间歌曲方面。而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由于历史积累期的漫长和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使得一些地区各类品种（注：这里主要指民间音乐中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戏曲、说唱、民间器乐和佛乐、道乐、七弦琴音乐等。）俱全，一些地区仅有其中几类；一些地区以一两种为主，兼备其它，呈现了相当复杂的状况。为了将来进行整合性的研究，音乐地理学家应首先做的事，就是或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最好是地理的分区）地填写各类音乐的分布情况；或依体裁、声腔、器乐品种、剧种、曲种、歌种为系统，一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图。这将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基础工程”。
（三）在掌握以上资料的基础上，或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音乐—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学术课题。根据作者在《音地关系论》中提出的看法，它们至少有三层关系，即地理地貌与体裁分布之间的“表层关系”；地理地貌与音乐风格区之间的“深层关系”；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特定的音乐品种或风格之间的“储存关系”。其中，“深层关系”即音乐风格区的形成与划分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划分的依据、条件等，对此，以往学术界见仁见智，存在着一系列繁难的课题。本领域只有在不断地积累材料、把握整体、细致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发现一些接近科学的结论。
（四）严格把握本学科在整个学术领域的地位，随时吸收姊妹学科的新方法、新成果，在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发展中进行本学科自身的建设。在人文地理学中，文化地理学是一个相对后进的学科，而在文化地理学中，音乐地理学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科，因此，要使音乐地理学健康地发展，就应不断地从包括自然地理学在内的社会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及历史地理学中汲取营养。例如，仅区划问题，就涉及音乐的地理分布与语言、行政、自然物候、民族、经济等区划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其相对科学的划分依据中得到某种启示。
作者以为，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注意到以上几个方面，那么，我们就会使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步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且，音乐地理学学科建设也会随之兴盛繁茂。
作者更加相信，中国音乐地理学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新兴学科，它的蓬勃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面貌。
浅析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以及形式美特征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我整理的浅析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以及形式美特征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 擅长歌舞， 特别是苗族飞歌在演唱的语言特点、共鸣以及呼吸方式上都存在浓烈的民族特点， 而且自身的表现形式也极具特色。本文主要对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和形式美的特征进行分析。
关键词:
苗族飞歌；演唱特点；形式美；特征；
引言：
苗族是一个善于歌唱的民族， 苗族文化虽然丰富， 但是没有文字， 所以歌也成为了苗族历史的传承，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苗族的婚丧嫁娶都离不开苗歌。歌不仅是苗族人恋爱的媒介， 同时也是苗族节日、婚庆以及劳作等多方面的调节和装饰， 可以说苗歌是苗族人的精神支柱。特别是苗族飞歌， 由于其旋律优美、亲切自然， 曲意与自然和人相通， 听后会使人难以忘怀。当前对苗族飞歌研究的专家、学者比较多， 而且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但是在声乐演唱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为了弥补研究中的空白， 本文主要从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以及形式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
(一) 歌词和曲调的关系更紧密。
从苗族飞歌的内容方面分析来看， 其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苗族飞歌与苗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具有直接联系。在飞歌中包括苗族人民的生活、农耕以及婚丧嫁娶等内容。苗族飞歌在演唱的过程中需要依词而唱， 进而传达出字里行间的情感和含义， 表现出苗族人民的情感。从形式上分析来看， 苗族飞歌一般都为30句， 可以分为三字、五字、七字以及八字句， 最常见的为五字句， 这种形式的歌曲句子短小， 演唱更方便， 同时在节拍以及节奏上都有固定的格式， 曲调的长短和快慢等都是固定的形式， 也可以在原来的曲调上进行适当的发展。[1]在苗族飞歌中， 一般首句都比较快， 后面越来越慢， 而且拖音比较严重。同时次句中也是先快然后逐渐减慢， 在减慢的过程中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长。第三句以及第四句采用中等速度进行演唱， 然后逐渐加快， 到高潮部分进行快速连唱， 在最后采用拖音唱法。
(二) 旋律特色鲜明。
苗族的飞歌在旋律上比较独特， 它的旋律是五度相生律制， 也是我国五声音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以徵调最多。同时也有的飞歌虽然在前部和中部出现调式交替的情况， 但是在乐曲结束的部分往往是以徵调为最后的结尾。这种调式与苗族语言和多年来形成的演唱风格具有直接的关系。此外， 苗族的飞歌在节奏的长短以及快慢等方面都有比较固定的格式， 所以在记谱的过程中也存在固有的模式。
苗族人民通过在这些固定的格式上的创作和发挥， 使苗族飞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 飞歌的调子一般都比较高昂， 而且气势恢宏， 能够体现出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 以及敢于与困难斗争的精神， 进而展示出苗族人民永不服输的精神和气质；第二， 旋律起伏大， 节奏自由散漫， 在句中气息和休止自由结合， 能够体现出苗族人民的自由性格；第三， 歌曲中的滑音多， 在句头采用起腔的方式， 在句尾则采用甩腔的方式， 体现出苗族声乐的魅力。[2]
苗族飞歌中， 清水流域的飞歌代表性最强， 其中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歌手比如阿桑、阿泡， 他们都是苗寨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歌手， 并将苗族飞歌的特殊演绎方式展现给全国的观众， 比如在解放初期， 一首《毛主席来了》为我们展示了苗族飞歌的特点， 这也是苗族飞歌第一次展现在国家的舞台上， 随着这首歌的广泛传播， 苗族飞歌也展示出其独特的魅力。
这首歌曲的曲风豪放， 在演唱的过程中情真意切， 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情感， 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徵调飞歌形式， 在整个乐曲中只出现四个音符:1、3、5、6， 其中5为整个曲调中的稳定音， 是整首曲调中的支撑。在整首乐曲中， 最大的特点就是从3走向到降3， 这也是该曲调中最大的特点。从这首歌的旋律分析来看， 整首歌曲为一个典型的四句体结构的歌曲， 整首曲调都是围绕第一句的旋律开展的， 一句和二句的材料是完全相同的， 第一句是1、3、5上行的大调性特点， 第二句旋律则降到3， 和1， 5形成一种柔和的、细腻的情感表达特点。[3]通过这两种情感色彩的交替， 给人一种古朴与现代结合的美感， 能够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个性。歌手在演绎飞歌的过程中， 那些小三度级进拖腔形成了上翘下滑的特点， 由于苗族土语在字头的发音中语气比较夸张， 所以在飞歌的开腔中会存在装饰音， 而且为通过拖腔长音能够导致声带发生震动， 进而产生波音， 体现出苗族人民的洒脱、豪爽中透出几分细腻的性格。
(三) 苗族飞歌的'演唱形式。
苗族人民都喜欢唱歌， 而且都会唱歌， 所以从声乐的方面来看， 苗族飞歌的个性化比较强， 在演唱的过程中也具有自己的风格。从其演唱形式方面来看， 飞歌的演唱方式更多， 可以进行齐唱、独唱、重唱和对唱。而且飞歌在演唱的过程中也可以采用多声部的方式， 部分地区还融入了平腔和高腔山歌。在演唱方法上， 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是原生态的唱法， 苗族飞歌都是采用苗家的方言以及自然的演唱方式进行演绎， 在演唱的过程中不需要伴奏， 偶尔会加入一些打击乐， 具有浓厚的原生态特点和民族地方 (下接第58页) 特色。所以飞歌也是一种地道的原生态唱法， 在演唱的过程中舒适自然， 主要是抒发心情， 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细腻和热情， 声音由弱到强不断的变化， 情感跌宕起伏， 在演唱到结尾习惯加一句“喔火”， 进一步突出歌曲的情感。
(四) 苗族飞歌曲调结构特点。
苗族飞歌的曲调有很多种， 而且每种曲调都有各自的特点， 在唱法上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同时在情感的表达上往往都采用高亢的唱法， 结构主要采用二片式结构， 其中上片为乐曲的歌头， 主要由两个乐句构成， 在节奏上更加自由， 而且唱法简单、舒缓。在曲调的开头往往以一个短小的“呃”声作为引子， 比较缓慢、悠长；下片则为乐曲的收尾， 这部分曲调的节奏鲜明活泼， 而且具有较强的跳跃感。歌曲的结尾处一般都习惯采用渐慢的方式唱拖腔， 通过这种方式与上片的节奏互相呼应， 形成一个完整的曲调形式， 这也是对整个曲调情绪的总结， 使飞歌更加古朴、清新。同时不同地区的飞歌形式也不同， 但是结构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在演唱的过程中， 苗族人民还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注重即兴发挥， 形成苗族飞歌的特色。
二、苗族飞歌的形式美特征
苗族飞歌与其他的民族歌曲相同， 在内容的表达上以及形式上都比较统一。苗族飞歌的演唱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 同时唱歌也是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传扬， 所以在苗族飞歌中展现的内容都是真、善、美。通过对苗族飞歌的总结可以分为六个部分， 包括对美好爱情的反映、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日常生活以及礼仪的表达、人民疾苦的展现、生产的过程、生活知识的反映以及历史故事的讲述等。
苗族飞歌的形式美不仅体现在音乐方面， 同时也体现在音乐的形态和形式上。从飞歌传统的组成形式来看， 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它的美， 第一内容形式美， 其中体现出一定的教育功能与现实的审美结合在一起；第二， 自身的形式美， 很多歌曲都是受自然的启发， 也是飞歌原生态的表现， 其中经常包括一些潺潺的流水声以及鸟鸣声等， 这些声音都远远超过艺术音乐的魅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 苗族飞歌从音乐、民俗、历史以及语言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苗族地区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苗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被迫改变， 但是苗族的民歌却因为植根于肥沃的文化沃土中得以不断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对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及形式美特征的分析， 能够体现出飞歌的魅力， 也进一步证明苗族飞歌还有更大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陈玉浅谈苗族“飞歌”的分类及其演唱特点[J]黄河之声， 2015， (7) :82-82.
[2]王珊铭浅谈苗族"飞歌”的发展及演唱特点[J]. 黄河之声， 2014， (10) :16-18.
[3]姚敏浅析湘西苗歌的演唱特点[J]音乐大观， 2013， (5) :68-69.
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民歌的不同风格色彩，中国民歌大体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风格色彩区。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3. 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5．东北受萨满教影晌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至于每个民歌区的民歌分类。由于民族不同，各自有其传统的分法，不可能划一，只能存异。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处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民歌为代表。蒙古族历来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民歌可分“长调”、“短调”两大类，“长调”民歌主要流行于东部牧区以及阴山以北地区，特点是字少腔长，富有装饰性，音调嘹亮悠扬，节奏自由，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牧歌、思乡曲、赞歌等大多属于长调。闻名的曲目有《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主要流行在西部、南部半农半牧区，其特点是结构短小，节奏规整，不少叙事歌、情歌、婚礼歌都属于“短调”。著名的短调民歌有《森吉德马》、《小黄马》等。草原文化民歌的共性是表现出草原牧民的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情感与性格。此外，在西蒙还有一种“蒙汉调”（蛮汉调），它是蒙、汉两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流的产物。流行于河套一带的“爬山调”也是蒙、汉民族共同喜爱的歌种。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地处新疆，以维吾尔、哈萨克民歌为代表，它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十二木卡姆”闻名于世。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维吾尔民歌在音调方面包括了中国音乐、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它是中国民歌音调多元化来源最突出的一种。有不少民歌是与舞蹈相结合的，具有活泼、风趣的格调。闻名中外的民歌有《阿拉本罕》、《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送我一朵玫瑰花》等。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从事牧业。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词曲固定的民歌（包括牧歌、狩猎歌、情歌、宗教歌等）；（2）即兴填词的民歌（包括山歌、渔歌、谜语歌等）；（3）习俗歌（包括婚礼歌、哭嫁歌、送嫁歌等）。其中以情歌数量最多，大都表现情人离别的痛苦和祝福。哈萨克民歌中有中国音乐和欧洲音乐两种体系。中国音乐体系以宫、羽调式最多。闻名全国的有《玛依拉》、《等我到天明》等。
3．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的部分藏族聚居地区。民歌包括山歌（牧歌）、劳动歌、爱情歌、凤俗歌、颂经调五大类。民歌演唱活动大都与佛教节日有关，民歌中不少是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如“囊玛”、“堆谢”、“果谢”、“锅庄”等歌舞品种。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民歌一般特点为热情、开朗、诚挚、动人，极富高原特色，节奏律动性强。闻名的民歌有《北京的金山上》等。《北京的金山上》原来是一首箭歌（即狩猎歌），最初流传在西藏的东南部林区。如今成了流传全国的新民歌。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带。有二十几个不同民族聚居在这里。该区民歌有着不同层次的古老文化特征，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民歌大多为“诗、歌、舞”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内容复杂多样，同时存在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歌。由于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民歌成了他们记载历史、传播知识以及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特殊的、多层次的文化现象。这一地区代表性民歌是多声部民歌。多数民族都有二声部、三部民歌。民歌的分类有“大歌”、“小歌”。大歌以侗族、布依族、壮族等民族的最闻名，大歌又分男声、女声、童声三种，男声大歌一般节奏性较强，曲调明快。女声大歌节奏较自由，旋律细腻、柔和。小歌除二声部外也有单声部民歌。内容以爱情为主，一般是青年男女在室内用小嗓轻声唱。此外还有古歌，以苗族的古歌历史最悠久。内容叙述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游方的起因等。曲调富于吟诵性，歌唱者多为老人。侗族大歌50年代即闻名全国，其他民歌如《桂花开放贵人来》、《阿细跳月歌》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曲目。
5．东北部受萨满教影响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包括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以鄂伦春族民歌为代表（包括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满族筹），鄂伦春族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不少原始社会的痕迹。这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过去以狩猎为生，每当狩猎满载归来，或者民族节日，都要进行歌舞狂欢。他们的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山歌，（2）歌舞曲，（3）萨满调。山歌又分“长调、“短调”，“长调”高亢刚健，节拍自由；“短调”曲调平稳，节奏规整。歌舞曲大多为一领众和形式。萨满调是为请神、跳神、祭祖、葬礼时唱的歌，曲调吟诵式，多为领和。鄂伦春民歌为五声音阶。以宫调式、羽调式居多。他们最喜爱的民歌有《额呼兰�6�1德呼兰》，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歌。此外《鄂伦春族小唱》在全国也很闻名。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藏、裕固等民族聚居的区域。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不论哪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演唱，而各民族有自己的衬词，中外闻名的曲目有《上去高山望平川》。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汉族民歌区在六个区中属于最大的一个，从寒冷的北方到亚热带的南方，从西北高原、西南高原到东部沿海平原，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虽同属汉语，但各地方言不同。东、西、南、北差异很大，民歌的风格特点也呈现出多种特征。另一方面汉族在北方草原民歌区、西北半农半牧民歌区以及西南高原多民族民歌区都有千万以上的人口，因此，民歌区部分重叠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基于以上情况，汉族民歌区又可以分为十个支区和一个特区。
（l）东北都平原民歌支区；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3）江淮民歌支区；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5）闽、台民歌支区；
（6）粤民歌支区；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8）湘民歌支区；
（9）赣民歌支区；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11）客家民歌特区。
汉族民歌品种繁多，仅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可以分为十大类：即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田歌、渔歌、茶歌、秧歌（包括灯歌）、风俗歌、儿歌、摇儿歌。
（1）东北部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东北都、苏北北部等黄河下游地带，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基本上是一个沿海平原地带。自古以来黄河下游属于文化比校发达地区。根据风格上的微小差异，该区又可分为两个小区，山东、河北及河北、苏北的一部分为第一小区；辽、吉、黑为第二小区。第二小区实际是第一小区的移民区。所以民歌同属近似风格。全区使用东部北方方言。这里民歌以小调为主，其次是秧歌、号子，山歌极少。代表性民歌有《小白菜》、《画扇面》、《沂蒙山小调》、《小看戏》等等。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西、陕西大都、河南西北部、内蒙河套地区以及甘、青、宁汉族聚居地区。东面以太行山为界与东北部民歌区分开，南北各为阴山以南，秦岭以北，属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过去交通不便，民间音乐较少与外地交流，使用西北都北方方言。民歌以山歌最为突出．包括有“信天游”、“山曲”、“爬山调”以及“花儿”。其次为秧歌、小调。全国闻名的曲目有《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 《刨洋芋》、《绣金匾》等。
（3）江淮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淮河流域的苏北、安徽大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地区、西面以大别山与江汉民歌区为界。该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音乐文化兼融南、北因素，带有过渡性的特征。使用北方方言。民歌以田歌、小调突出，秧歌、山歌次之。闻名的曲目有《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打麦歌》、《彼根芦柴花》等。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江苏南都、上海、以及浙江大部，地处长江下游，是古代的吴、越之地。文化比较发达，人民生活较富裕，历来有江南渔米乡之称。使用方言为吴语。民歌以小调为主，闻名的曲目有《紫竹调》、《无锡景》、《茉莉花》、《哭七七》、《对鸟》等。
（5）闽、台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福建大部、台湾大部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文化的渊源关系，台湾当地汉族一直使用闽南语，此外，两地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戏曲、说唱音乐等。民歌以山歌、耘田诗、小调突出，闻名的曲目有《采茶扑蝶》、《茶童歌》、《天乌乌》等。
（6）粤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珠江流域的广东大都，广酉东南部，以及海南部分地区，北面以南岭为界与赣民歌区相邻。这里地处亚热带，珠江横贯东西，文化与海外交流较早，使用粤方言。过去广大渔民成为该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民歌以渔歌——咸水歌最为突出。闻名的曲目有《落水天》、《春牛调》、《哩哩美》等。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北、河南西南部以及湖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为古代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使用西南方言。古文化比较发达，民间艺术源远流长，至今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地方特色。民歌以田歌最突出，其次是灯歌、小调、风俗歌、山歌。闻名的曲目有《黄四姐》、《洪湖渔歌》等。
（8）湘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南以及广西东北角上的几个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这里也是古代楚地。民尚楚风，地袭楚俗，它与江汉民歌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不过使用的方言不同，本区通用湘语方言。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山歌、田歌。闻名曲目有《马桑村儿打灯台》、《一塘荷花一塘莲》、《上四川》等。
（9）赣民歌支区
该区以江西中、北、东部为基本范围，使用赣语方言。地处古代吴、楚之间，吴楚文化对其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具有长江流域东西部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性质，民歌交融性强。以茶歌最有特色，其次为小调、灯歌。田歌中“打鼓歌”也很突出。闻名的曲目有《杜鹃花开》、《摘茶籽》、《送郎当红军》等。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南以及广西西北部分地区。北以秦岭为界，通用西南方言。代表性民歌是山歌，其次是灯歌。此外川江船夫号子也很有特色。闻名的曲目有《小河淌水》、《赶马调》、《槐花几时开》、《我住贵州贵阳府》等。
（11）客家民歌特区
客家人分布较广，全国有八千余万人口，民欧特区主要指包括广东东北部、福建西南部以及江西东南部三省交界地带。这里客家人比较集中，客家系古代因战乱由北方中原一带来的移民，保留有古老遗风，使用客家方言。民歌主要为山歌，闻名的曲目有《灯红歌》、《风吹竹叶》等。 (ˇ�0�6ˇ） ～
南宁壮族民间歌谣内容丰富，曲调多样，有世代传承的唱本或固定唱词，也有即兴随编随唱，开口成歌。壮族聚居的坛洛、那龙、三塘3个乡的山歌多为五言四句一首，脚韵腰韵的互押，腔调有高腔、平腔、二声部3种；也有每首三句或十二句的勒脚歌。其中以仪式歌、情歌和儿歌最为流行。
仪式歌 仪式歌包括婚嫁、婴儿满月、丧葬、祭祀、待客、节日等仪式上所唱之歌。如出嫁歌：主要是表现姑娘出嫁前的复杂心情，表达妇女们在婚姻问题上的追求与苦恼，对婆家的惶惑与畏惧，对封建包办婚姻及其礼教的不满，抒发千百年来妇女们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之声，对自主婚姻及美满生活的向往；也有的是哭诉依依母女情。出嫁时，送嫁的姐妹们亦唱送嫁歌，请新娘拜堂歌，告别歌等。曲调委婉、情深意切，生动感人。
挽歌 壮族的老人死亡后，家里、房族及村中要为死者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在为死者守灵时，孝男孝女要吟唱挽歌，以哭声凄切为哀。吟唱的内容，多为诉说死者一生之功德和辛劳，告慰亡灵和嘱咐死者去阴间的注意事项，以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和依恋惜别之情。挽歌一般无一定格律，亦无固定唱词，由吊孝者因人因事编唱，且哭且诉。此外还有道公超度亡灵所唱的《劝世歌》等。
情歌 壮族历来有以歌代言、以歌传情、以歌择偶之俗。每年春节、三月三以及婚嫁之时，是青年男女会歌的好时机。情歌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集体性的盘歌，即表白自己尚未寻到对象，探问对方是否已有意中人，彼此以猜谜逗趣的方式，互探其歌才人品，表达自己的情怀，物色中意的情人。会歌一般多在村外或歌圩上进行，也有送嫁时在新郎家里对唱，时常通宵达旦。另一种情歌是恋人之间倾诉挚爱之情，即在集体性的盘歌中觅到了意中人后，便约好下一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并双双单独会唱，互诉衷情。
盘歌例：
女：各人住各岗，不知你歌郎；
今日来相会，歌郎住何方?
男：向妹讲真情，哥家住丰平；
妹家住何处?讲给亚哥听。
女：相隔几垌田，住九甲庭院；
昔日咱读书，象同班同学。
男：我俩是丰子，讲话最真情；
妹名叫什么? 给哥讲真心。
女：哥有才有志，知识确没差；
哥几时成家，分糖给妹嘛。
男：亚哥没福气，处处人看低；
一来年纪老，二来无钱娶。
女：哥你莫怨言，人正是青年；
生着两只手，娶妻何愁钱。
男：妹志气不枯，真令人佩服；
种谷谷不出，生活苦难诉。
女：哥室有贤妻，叫来共合计；
一人拉一边，何必空叹气。
恋爱歌例：
女：猪不嫌狗虱，跳来在一起；
百岁不分离，甜苦永相聚。
男：花逢春才开，哥见妹欢快，
谈好了恋爱，结姻缘世代。
男：哥实没有亲，妹你又不信；
问隔壁邻近，哥笨家又贫。
女：燕子春对春，还是飞过海；
哥与妹恋爱，成夫妻百载。
男：和妹心连心，好似块真金；
放进炉火炼，心如金般纯。
儿歌 壮族的儿歌，一般多较短小，韵律节奏感强，诵读起来琅琅上口。在艺术手法上，运用反复重叠、互相对歌、联想夸张及拟人化等多种手法。南宁壮族儿歌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
教育性儿歌：这类儿歌的内容以反映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知识为主，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增长他们的生活常识，培养他们的好思想、好习惯。
讽刺或针贬性儿歌：这类儿歌主要是讽刺或针贬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使他们从小就有凡事要辩别是非或善恶的习惯，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以珍惜美好的生活环境。如《后母憎前儿》、《吹烟鬼》等。
游艺性儿歌：这类儿歌是孩子们在嬉戏活动过程中边玩边唱的歌谣，它的歌词比较简单，趣味性强。
歌谣是壮族民间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它不仅丰富和美化了生活，而且能培养人们敏捷的思维力和观察力，磨练胆识，扩大交际，增长各种知识。在会歌活动中，有不少人虽不识字，但也能开口成歌，并涌现出许多歌技超群的山歌手。如那龙民间歌手卢志兴，1984年以来，多次参加南宁市和自治区举办的壮族"三月三"歌节，他以敏捷的思维，伶俐的口才，优美的声调和精湛的歌技，被评为优秀歌师。各地文化部门还加强了对山歌的培植和辅导，那龙乡文化站组织的"务学山歌队"，多次代表郊区和南宁市参加自治区举办的壮族"三月三"歌节，获得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