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近年来似乎已成了“显学”，在诗、词、曲，以至《诗》、赋的学术会上，每每要提到这个问题，作为专题的学术会，也许今天是第一次吧。参加者这么多，而且有许多中青年学者，是很使人兴奋的。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诗歌”这个词语中本身就包含了“音乐”，所以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或者可以说：“诗歌中诗与乐的关系”，或者直接说：“诗与乐的关系”。我个人则习惯于分为两句来说，一句是：“歌唱中‘文’与‘乐’的关系”——歌唱，就是“文”与“乐”的结合；再一句是：“韵文与音乐的关系”——虽然任何韵文（甚至散文）都可以付诸歌唱，但是在现实中，是有一些韵文体裁及作品并不为歌唱而写作。
我读过一些有关的文著，参加过多次有关的学术会，可以说，都是这个内容即探讨“韵文与音乐的关系”；相应地，所有这些文著的作者、这些学术会的发起者主持者和几乎全部的参加者都是“文界”的学者。譬如关于所谓“声诗”、关于“词与音乐的关系”等，都是文界人士提出并予以研究的。这个课题，当然不只对于文界，同样地也应对于乐界。音乐界，也有研究“乐”与“文”的关系的，但主要是在今天创作歌曲时“音乐形象”与“歌词意境”或“旋律”与“语音”的关系之类；很少进入到像文界研究“文、乐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至少没有充分展开我国民族音乐与传统韵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出现这个现象也是自然的。我国是“诗文之邦”，几千年来，民族传统韵文发展的高度和深度，远胜于音乐——这是我国与外国譬如欧洲诸国很不同的历史实际。也许只消看一个现象就可明白大概：歌唱是“文、乐”的结合，在我国是把其中的“乐”遗（忘、舍）弃了而成为留传千古的“（韵）文”——“诗”、骚、赋、乐府、诗、词、（南北）曲等；而欧洲诸国呢？则可以将歌唱中的“文（词）”丢在一边而把其中的“乐”独立出来成为器乐曲（这种情形只出现于我国的“琴”，但是，琴恰恰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在我国，韵文形成有如上所述的众多文体的篇章构成和句式、格律结构；音乐呢？似乎从未产生过“乐体”、“乐式”的观念（古代没有）；而欧洲恰相反，乐体、乐式，从乐句、乐段、和声、对位到乐章、乐曲、交响曲、歌剧等，规范而且完整，而其“文（词）”呢？除所谓“十四行诗”之外，他们的韵文是没有（形成）确定、规范的“文体”的。是不是这样呢？
姜白石老先生自己说了，是他“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而成词（再然后才有那些乐音）的，哪有先有“乐谱”然后“填辞”的事呢？因为不可能。
事实是，无论在历史上以至今日，我国各种体裁、体式歌唱中的“文”与“乐”的关系，总体上是：“文”为主，“乐”为从。稍微具体些说，是四条：
一、以文的篇、章为乐的篇、章；
二、以文的“韵（断）”处为乐中的“住”——约略相当于今称的“乐段”；
三、以文的“句（断）”处为乐中的“顿”——约略相当今称的“乐句”；
四、以文句中的“步节”为乐句中“乐节”组合的疾徐促疏；
以上四条，罕有例外，在这四条的前提下，在具体的文辞、句字与乐音旋律如何结合的关系上，则可大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稳定的或基本稳定的旋律（我称之为“定腔”）敷唱各种不拘平仄声调的文辞；
一类是：以文辞句字的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进行，构成旋律；
前者我称之为“以腔传辞”，典型的是“段谱体分节歌”，如众多的“民歌、小调”及现今的创作歌曲。如《兰花花》可以用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旋律去唱“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地采”和“你要死来就早早死”。
后者，我称之为“依字声行腔”，典型的是“曲唱”，如《牡丹亭·游园》〔皂罗袍〕
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其音乐必须按诸字声“阳平／、阳平／、去∧、上∨、阴平—、阳平／、阴平—、去∧”的起伏化为乐音旋律进行组成唱腔。
大分有以上两类，然而，我国的歌唱中，“文辞”的地位在总体上始终是第一位的。一方面是上面说的我国（至少在历史上）没有“无辞之歌”，又一方面，即使是在“以（确定的唱）腔传辞”的歌唱中，如果乐音旋律与字读语音发生太过于矛盾的时候，唱者往往会对唱腔作一些调整即所谓“润腔”、“小腔”去适应字读语音。更多的一些问题不能在这里多说了。
所以，回过头来想对音乐界同道们进一言：我觉得有两个现象是不能无视和轻视的：一是近百年来，西洋音乐（其思想、概念、观念、理论以至使用的术语）全面覆盖了我国；再一个是我们的音乐界对“我们自家民族韵文与音乐的关系”、“歌唱中之文与乐关系”的关心不够，我们乐界学“文”的热情远不如文界的学“乐”。是不是呢？
一、从韵文到散文
歌是属于音乐的，诗则属于文学。
歌先于诗，活跃在人们的口边。及至有了文字，才有了诗。但在很长时间内，仍保留着“诗歌”的称谓与形式，即有韵、句式整齐划一的规格，以利于吟唱。中国古典诗歌长久统领着诗坛，遂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无韵非诗”的观念。中国诗的韵文时代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涛诞生，才面临“转型”机遇。
诗以文字为载体。从文言到白话，载体转换决定了诗歌的一次大变革。它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诗的书面语言即文言和人们生活语言即口语的长久分离与隔阂，从而拉近了理解与欣赏的距离；二是打破了严密格律形式对表达深广现实生活的束缚，使得诗承载更复杂的思想与感情的空间，大大展宽了。
这当然不容易。其间经历了不少曲折。如有些诗人尝试过的新诗格律诗，以及“民歌加古典”的提倡等等。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几度较量和转换，才初步实现了多元格局下自由体诗为主导的局面。与此同时，散文诗的出现和渐趋繁荣，又从另一翼展现了散文在诗领域中更深的介入。当然，争论依然存在，散文在自由诗和散文诗中由幼稚到成熟，克服诸多缺陷以至最终臻于完善的历史任务，尚有待完成。
应该提到的是，这里所指的散文，是与韵文相对应的一种文字表现手段，非指作为一种文体的“散文”而言。也就是说，无论自由诗或散文诗，尽管采用了散文的句式，其文体性质依然是诗，而非散文。因而将这种转换称之为“散文化”，是不恰当的。
早在1930年，诗人废名就指出，新诗就是“诗(意)的内容，散文的文字”，因为，白话或口语，本来就是散文的，而非韵文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既然现代诗是以人们的生活用语即口语为主要语言资源，那么，她的散文性便先天地被决定了，这是无可变更的必然。那么，对诗来说，散文果然比韵文更优越吗?对此，艾青有过明确的论说。他说：“自从我们发现了韵文的虚伪，发现了韵文的人工气，发现了韵文的雕琢，我们就敌视了它；而当我们熟视了散文的不修饰的美，不需要涂脂抹粉的本色，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健康，它就肉体也诱惑了我们。”所以，他说：“散文是先天的比韵文美。”
戴望舒在他的《诗论零札》中则说：
“韵和整齐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笨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造最适合自己脚的鞋子。自由诗与散文诗的探索者与创造者便是这样的智者。当他们面对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加速，人的精神面貌日趋复杂，感情反应敏锐多样，瞬息万变，在这种现实背景下的诗歌，题材内容在“涨出”，“挤脚”的旧鞋子不适应了，“带着镣铐”的“跳舞”终难持续下去。为能得心应手地表现复杂多变的现代生活，适当引入情节和细节、人物与事件，拓宽表现领域；为使诗的语言节奏和现代人的生活语言包括新鲜口语“顺利接轨”，自由诗尤其是散文诗的形式，便成为诗歌智者们所选择和制作的“最合自己脚的鞋子”了。
这一格局的形成，使诗由对吟唱的依赖，转向了以书面阅读和沉思品味为主，从诉诸听觉向诉诸视觉为主的方向转移，这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经过长期酝酿，逐步推移，终于实现了。
正是基于诗歌发展的这一重大变革，散文诗得以应运而生。我之所以从诗的发展源流及其变化的大背景上来阐述散文诗产生的由来，旨在说明，它决非哪一位诗人的灵机一动或心血来潮偶然出现的事物，而是诗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明确了这一点，散文诗是诗的一种延伸，而不是什么诗与散文相加或“杂交”的产物，便不难理解了。
在某些文学体裁和艺术门类中，两种或两种以上艺术因素掺杂的现象并不罕见，以小说为例。它的'主要素质在于讲故事，即人物与事件情节的展开，这是决定其文体性质的依据。所以，虽然它是以散文来写作，却不称之为散文，也不是什么“散文和故事的杂交品种”。再如古典戏剧中的京剧和昆曲，其剧本的文学性是很强的，尤其昆曲，唱词的典雅纯然是诗，对白则是散文。但它们的“性”，却是那最关键的“戏”，没有戏剧性，再美的唱词也无用。从没有人说：京剧和昆曲，是诗歌、散文和戏剧的“杂交品种”，这是因为，为一种文体定性的，只能是作为其艺术核心、灵魂的那一关键因素。小说如此，戏曲如此，散文诗当然也不能例外。
二、“散文化”和化“散文”
将散文引入散文诗，比起在自由诗中变韵文为散文句式，要复杂多了，不仅仅由于引入的幅和规模大为增加，其排列的形式也有了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一文体的命名，从一开始便给人们带来了理解上的歧义。最流行的一个公式是：散文诗=散文+诗。这便导致了这一文体是“杂交品种”或介于散文与诗之间的“混合体”“边缘文体”的认识。亦文亦诗，可文可诗，种种可能性都由此衍生出来，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散文化”和“化散文”的两种不同走向。散文化的走向已经使一些散文诗接近于抒情散文，大段大段求全式的叙述和块状结构是它的特色。
“化散文”呢，则是从散文诗产生于诗并归属于诗的诗性本质出发，认为散文诗是诗的延伸。基于这一认识，散文被引入散文诗后，要在保持诗性素质的前提下，适当吸纳散文的某些可以入诗的因素，巧为“改造”后，溶入散文诗的肌体之中。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由于散文诗想表现丰富复杂的题材内容，需适当借鉴散文的描述手段；二是由于散文语言更接近生活化的口语，其中精华，有舒放灵动的美，巧为吸取运用，将使作品更具活力，如虎添翼。这是将散文化入散文诗中，而非把散文诗化为了散文。这个界限要妥于掌控处理，不加节制，便有使散文诗消失于散文之汪洋大海中的危险。
我所谓的“化散文”，在散文因素被吸入后，要服从并服务于散文诗的诗性表达，溶入散文诗的肌体之中，而不是简单化地使散文原封不动地长驱直入，取而代之。将散文因素溶入散文诗，可以说是化整为零的过程，甚至，是脱胎换骨的过程。如何使散文诗中的散文因素，和作为散文诗之灵魂与核心的诗性素质溶为一体，成为不可切割的艺术整体呢?从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我有了些粗浅的体会，不妨略述一二，以向诗友和读者们求教。
1 诗、散文诗和散文，对题材的选择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诗最精致，偏于片断性、抒情性，较宜于虚；散文往往求全，可容纳较庞大、复杂的题材，容许铺叙，往往实些；散文诗或可吸取一些情节性片段，比诗的容量略宽，但毕竟不能如散文那样“开放”。这其中的差别，或可以点、线、面来表述。诗取其一点，散文诗则连为线，散文往往铺成面，这自然也影响到它们的结构方式。
2 散文化的散文诗在结构上也沿袭着散文的“块状”，很少分段，一大块，一五一十地娓娓道来，促膝而谈。散文诗则以一当十，做简约性勾勒，结构上轻捷灵活，多节段地快速流转。省略、跨越既适应文体精炼简洁、节奏起伏跌宕的要求，也体现了建筑美的视觉快感，这已形成了它文体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3 散文诗引入散文因素，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吸取其“散文美”的精神，求其神似，而不必照搬它的一招一式。什么是“散文美”的“神”呢?就是那舒放、灵动的美，正由于溶入了“散文美”的精魂，散文诗才形成了她独特的艺术魅力。
4 至关重要，也最难处理的，是语言问题。由韵文到散文，从文言到白话，到当下的以口语为其主要语言资源，这是一个大的进步，正是这一背景，为散文进入散文诗打开了大门。但并不是所有的散文语言都可以无选择地直接进入，对那些烦琐噜苏、拖泥带水、芜杂混乱的语言，需有所淘汰。进入的语言，应是兼具诗美和散文美的散文诗语言，这里自然有一个磨合、溶化、升华、成熟的过程。这种凝练而又舒展、自由灵动而又有所节制的语言，不仅平易亲切、活泼生动、朴素清新、充满活力，而且必须具备一种贯穿其间的音乐性、旋律美。这是比押韵的诗更为高级的音乐素质，它自然、自在、自由，不单调刻板，不束缚拘泥，完全顺应着诗的内容、感情的悲欢疾徐、情绪的松紧变化；起伏跌宕，婀娜多姿。前辈诗人穆木天说得好：“散文诗是诗的旋律形式的一种”“不是用散文表诗的内容，是诗的内容得用那种旋律才能表的……”可以说，音乐性之有无，是区分散文诗和散文文体特征的主要标志之一。当下，有的自由诗在语言上也不讲究，无节奏，无旋律，比散文还直白。某些散文诗不讲音乐性，语言比一般散文还差劲，当然也很难算是合格的散文诗了。
摘要：《二十四诗品》历来被视为以诗评诗的典范，作为我国古典文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更加重大。虽然其是否为唐末文学家司空图所作尚不能确定，然而其中对诗歌的感悟与理解的确与司空图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将司空图的诗歌理论（见于《司空表圣文集》中的“论诗杂作”）与《二十四诗品》进行比较分析，即可见二者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司空图 诗歌理论 《二十四诗品》 “论诗杂作”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汪涌豪先生在《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一文中,认为《二十四诗品》通篇充盈道家气息,而司空图一生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进而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实际上，儒家思想、禅宗思想共同影响了司空图的后半生；另一方面，从《诗品》内在精神来看，它应是道心、佛性、禅理、儒思的统一，前三者无需赘言，至于儒家思想的体现则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果说前三者都表现为对尘世的一种超脱的话，那么儒家则崇尚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在《诗品》中的“幽人”、“高人”、“畸人”都是不拘束于现实而能够实现真正审美精神的主体形象，然而在这些形象的背后我们又隐约可见另一个灵魂，它在慨叹“大道日往，若为雄才”（《悲慨》），感受着“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同上）——这种发自心底的悲痛，足见其并未全然忘却世事。所以朱东润先生在《司空图诗论综述》一文中这样说：“《诗品》所能表现者，适为诗人当国破家亡之际所造之幻境，其目的在于自慰，其结果则转成幻灭而使诗人深堕于怅惘之境地……”而这样的心情，在当时又有谁比司空图更深有体会呢？
在司空表圣文集里，有论诗短文五篇，即《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和《诗赋》，谈到了创作的体会和诗文鉴赏的经验。我们统称其为司空图的“论诗杂作”。按照与汪文同样的思路研读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与尚不能确定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之间，恰恰有着许多惊人的同趣之处。
一、“品”与“味”的契合
24首四言诗构成了这部《二十四品》，由于最早见于《虞侍书诗法》、《诗家一指》等著作，所以被后世称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我想先从这个名称说起，这里的“品”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它不同于南北朝时期钟嵘所作《诗品》之“品”，它不是品级的“品”， “《诗品》，品诗也” （杨振纲《琐言二则·一》），是对艺术人生的思索与感悟，既有对诗歌韵味的咀嚼，也有对诗人心境的解读，生动凝炼地道出了各种创作体验与内心感受。作者从“雄浑”到“流动”细细地品味，从而完成了一次对艺术人生的巡礼。“品”的是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既指不同诗歌所呈现的不同的格调韵味，也指这种格调韵味中潜藏的诗人的创作心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与“品”相关的“格”、“韵”、“味”，与司空图的诗论体系是相通的。司空图曾在他的《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诗味说”：“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把“味”作为诗歌的第一要义提出来，并指出“味在酸咸之外”，进一步要求诗歌能表现“味外之味”。还是在这篇文章里，谈及王维和韦应物的诗作，司空图赞道：“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又赞道：“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在《题柳柳州集后》一文中更有这样的表述：“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搜研之致，亦深远矣。”从以上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司空图是惯于以品味的方式去探寻诗美的，这与《二十四诗品》对各种形态的美的咀嚼玩味又不谋而合。虽然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司空图就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但至少可看出二者对诗学研究的视角是一致的。
其次，对于《二十四诗品》名目中的“品格”用语，在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如“渟蓄”、“抑扬”、“温雅”、“澄澹”、“遒举”、“遒逸”、“渊密”、“沉郁”、“清厉”等，虽然远不及诗品面面俱到，但却是阴柔、阳刚并举，而且通观司空图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相当之广，简略地评论了从初唐到他所处的时代约30位风格各异的诗人。可见，司空图对前代诗歌有着整体上的把握，对初、盛、中、晚各家各派的特点也是了然于心的。
二、对“全美”的追求
司空图非常注重和强调诗歌的“全美”。“全美”这一概念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的：“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此前,他曾列举了自己的二十几联诗,然后自评曰:“皆不拘于一概也。”在《题柳柳州集后》也有这样一段话：“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司空图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全美，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对诗歌的品评上，主张以宽广的视角对诗人诗作进行全面的衡量。他在评价诗作的美学风格时，往往兼顾到了“全美”，如在说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岂妨于遒举哉？”也就是说，在司空图看来，“澄澹”与“遒举”两种风格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同一诗作中，或是同一诗人身上的，不过，只有以“全美为工”的诗人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再者，对于那些诗风单一、诗境狭窄的诗人，司空图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那些自己本身诗才浅薄而又不能以通达的眼光看待别人作品的诗评家，司空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来看《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可以说，二十四品各则名目都是在一定美学基准上选定的品格用语，曾有研究者把它们纳入到“素美、壮美、华美”三个范畴内（参见成复旺、黄葆真等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第四章），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而这也正与司空图“以全美为工”的诗学主张相一致。实际上，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出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24则意见罢了。但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三、两相呼应的诗学理论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以散文为主（其中《诗赋》一篇为四言韵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 用“思与境偕”来概括诗歌创作的意境理论，是对前人诗歌意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唐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对陶渊明以来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实践的总结。具体来讲，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而通观《二十四诗品》，每一则几乎都是一首精致的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出这种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劲健》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而具有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等等，都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在此不必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对元白诗风的称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散见于其“论诗杂作”中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见司空图《与极浦书》）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告诉我们含蓄的艺术效果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境界，但同时要想做到含蓄，又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对于实境，作者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艺术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诗歌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诗品》作者还有意将诗歌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
综上，通过《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歌理论的比较，从中确实找到了许多可以相互生发之处，在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到底是谁之前，我觉得尊重历史上的判断，还是可取的，毕竟，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确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所称：《诗品》“理熟言弥粹”，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而从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品评诗坛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就曾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样一段唐代诗歌小史：
“国初，主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通观司空图一生的诗文创作理论主张，正是在追求主观世界与自然界的默契，人与艺术的和谐，而《二十四诗品》正体现了人的心灵与艺术世界的共鸣，这不能不被视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我们并没有牵强地生拉硬拽，只是作一种客观的展示，而诸多“偶然”的“遇合”则有力地证明着一个必然的存在，也期待着能有更多新的研究、新的发现来为我们拨开迷雾。但不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这两个点是否可以连成一条线，他们各自的存在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