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以格里高尔的心理世界为切入点不是太好写。应为卡夫卡写变形记的初衷是讽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我这里有一段资料供参考，是当时的时代背景：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荒诞的，他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艺术上强调使用极度夸张以至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以至半疯狂、疯狂的言行、心理。现代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
相信你一定看过这篇文章，格里高尔的家人态度在不断地转变，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
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议论的应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所以，站在客观角度，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写这篇论文比较好，谢谢！
这是变形记在百度的网址，可以去看一下！谢谢！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写关于卡夫卡的论文,主要从其作品《变形记》来分析卡夫卡的一生
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男主人公格雷戈尔其实是卡夫卡以本人为原型进行创作的，文中变形后的甲虫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现实生活当中卡夫卡与其父亲关系的“陌生化”体现。《变形记》中主人公的父亲对他很残忍、冷漠。不仅没有关心过格雷戈尔的工作、生活和身体健康，在格雷戈尔变为虫之后，甚至还用苹果伤害他。格雷戈尔很早便接替父亲担负起了工作养活全家的重担，并且还替父亲还债。他没有任何的自由，他自己也没有想过要自由，他只想做父亲眼中的好儿子，妹妹眼中的好哥哥。他每个月按时往家里上交挣得钱，他连一点自己用的零用钱也没有留下，他也不知道家里现在有多少存款，直到他变为虫之后听到父母与妹妹在客厅里讨论接下来日子怎么办时，才知道，原来自己为家里挣了很大一部分积蓄。
《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在变为虫之前便与其父亲的关系很微妙，他对父亲是恐惧的。在他变为虫以后，他仍然很害怕他的父亲，他不敢离开自己的房间，更不敢与其父亲相见，虽然在恐惧当中，他仍然希望父亲可以多关心他。他的父亲在他离开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关心过他。现实当中的卡夫卡与其父亲也是这样，正因为他意识到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并且没有完全的勇气面对面与他父亲说出心里话，于是他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致父亲》。
在《变形记》中主人公变成甲虫后，爬两下便需要休息很长时间，翻身也十分困难，常常独自呆在房间里，这与现实中的卡夫卡因身体虚弱，而长期住院的经历颇为相似。卡夫卡在1917年24岁时便患肺结核开始咳血，几度疗养不见痊愈，1921年病情恶化，1924年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一所疗养院。卡夫卡性格敏感忧郁，孤僻内向，他的这种性格与他冷漠的家庭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不协调的父子关系始终是盘踞在他心中的巨大阴影。卡夫卡对世界与人生的体验正是由此开始的。正如他在《致父亲》中说：“我写的书都与你有关。”父亲，是卡夫卡观察体验世界的出发点，但并不是其归属。我们应该将“父亲”放在它的象征体系中来考察：父就是世界的统治者，我们面对的社会秩序，我们生存的历史文化环境，人类的文明本身。父亲的思想和行为，代表着旧的文化形态，他借父亲的形象将父权文化人格化了。如果说卡夫卡的作品表现了审父的主题的话，那么审父其实就是审察父权文化，审察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这个世界。卡夫卡审父的结果：双方无罪。
《变形记》中作者将陌生化的效果运用于视角和背景上，充分延长读者的阅读体验，引导读者在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感觉，实现与读者间的情感的交流与共鸣，实现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小说以变形，异化后的虫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日常，从对日常生活自动化的的形式中逃脱出来，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引起自身对生活的感知。并以主人公一觉睡醒变成了虫这样看似荒诞，不可能发生的背景，引起人们的注意，好奇，震惊。同时却又表现了最不荒诞的、最真实的社会，表现人物最真实的心理。
小说除了从视角和背景上进行了陌生化的处理，在主人公变成一只虫后所做出的种种表现本身也是一种陌生化。一般只有动物爱好者或是研究观察员会对生活中大多数人见多不怪的虫进行观察研究。通常情况下，由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见惯了各种各样的虫或许很难对虫有什么感知和思考，我们很少去观察虫的行为，虫的生活。我们大概知道这是一只虫就完了，对它只处于一种认知状态。而文中的虫由于陌生化的处理，让我们了解到了虫的生活与人生活的差异性，赤裸裸的展现出了家人在他变为虫后，对他真正需求的不理解。
小说从主人公格雷戈尔·萨姆沙变成虫以后，用虫的视角来观察着家人的日常生活。同是也以半人半动物的思维思考着，当他的人的思维还没有被他身体上的本能的动物的反应所占据时，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他恢复人后要继续工作，继续撑起这个家。也时常回忆着曾经的工作生活，家庭情况，父母亲逐渐变老以及妹妹成长后应该读书、学音乐等。这时虽然是虫，但是以虫的视角重点描写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当他动物的欲望和本能潜入身体后，便是开始以虫的视角描写虫的行为。他对自己妹妹喂他曾经最爱的食物也感到不满，他开始不管家人的想法，“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地爬来爬去。他特别喜欢倒挂在天花板上。”他渐渐的不愿意遮蔽自己，不再害怕吓到别人，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虫的生活，甚至希望不被人打扰，他渴望家人理解他的想法彻底消失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两种看似同一视角，但是却包含着人与动物的双重感觉的视角，在文章中自由切换。将甲虫的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和外人看待甲虫的语言描写、动作描写、侧面描写同时进行。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描写，这是小说的重心所在。以下是我整理的关于《变形记》的 读后感 ，希望给大家提供帮助。
《变形记》读后感
刚开始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感到很奇怪，好端端的一个人从一大早上起来，居然变成了一只恶心的甲壳虫。在主人公醒来之后，一家人看到他，绝望至极，在我们看来，难道还有比这更绝望的事情吗?
在格里高尔醒来之后，他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而是想急着赶去上班，他居然没想到当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只虫子，大家还会不会接受他，可见，他是多么的善良。当经理逃走之后，家人便把他关到了一个房间里，隔离开来。刚开始的几个月，妹妹每天都送东西给格里高尔吃，妹妹很细心，妈妈也好言好语，是格里高尔又感觉到了温暖，事情也好像得到了缓解。
可是，家里的经济能力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所以格里高尔的父亲、母亲、妹妹都出去找了份工作。心理上的负担逼疯了他，他每天也只能活在回忆中的痛苦之中，他想克制，却克制不了，理智也已经失控。他多么想回到过去啊，可是，他又对过去的生活充满了恐惧，甚至，他有点喜欢现在的生活了。矛盾的交织让他心力交瘁，最终死在自己房间地板上。
格里高尔就是卡夫卡生活中的真实写照，他不仅仅是在写小说，他更是在在写自己的生活。
故事 的结局是耐人寻味的，主人公在挣扎中死去了，生活又变回了原样，或者，比原来还要好，在妹妹的跳跃中，已经忘记了格里高尔这个人，或许，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以前的生活都只不过是幻想。
《变形记》读后感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性作品，也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之作。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一般把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归入“表现主义文学”中。
表现主义文学兴起于20世纪初，极盛于20和30年代的德、美等国家。它首先出现在绘画界，是对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主义画派的反驳。表现主义作家不满于印象主义注重外在的客观事物(如光和影)的描绘，要求突破事物的表象而表现事物内在的实质，要求突破对人的行为的描写而揭示其内在的灵魂，要求突破对暂时现象的抒写而展示永恒的品质和真理。他们深受康德的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强调描写人们的主观世界、直觉和潜意识，用特殊手法来反映现实世界。表现主义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各领域都产生过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卡夫卡是小说领域的杰出代表。卡夫卡一生写过不少短篇小说，有许多生前没有发表过，《变形记》是发表过的。国外的文学评论家在他们的著述中经常论及《变形记》，认为它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一篇颇为重要的作品。它的重要性在于，深刻而尖锐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带本质性的问题，譬如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现象，譬如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刻都有的灾难感，譬如人与人之间不能理解、沟通的孤独感等等。
著名外国文学学者袁可嘉先生指出：“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4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4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这4种关系的全面异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腐蚀作用所造成的，它们是在它的巨大压力下被扭曲的。现代派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正在于此。”(《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第5页，袁可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我以为，袁可嘉先生的这一论述是深刻的、全面的，抓住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本质特征。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来分析一下《变形记》的思想内容。
先看《变形记》中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揭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部分与整体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但自从有阶级以来，这种关系就不断地处于摩擦、冲突、对立之中;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后，随着工业、科技的高度发展，物质的不断积累，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人不再是社会的主人，而异化成了物、动物、非人。正如马克思给“异化”所下的定义那样：“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他在工伤 保险 公司工作时，接触了许多被劳动致残而一贫如洗的工人，使他认识到“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下层人民越来越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时代、生活背景。
18、19世纪的作家一般是从社会人的角度去揭示、批判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如专制政体、官僚政治、道德堕落等等，目标比较具体明确。而卡夫卡这些现代派作家，则是从个人的、人性的角度去揭示和否定整个社会，目标是笼统的、抽象的、全面的。这就比现实主义作家的揭露更加尖锐、彻底。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造成人变虫的深层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严酷和劳动本身的机械、繁重。公司老板严密地统治着整个公司和每一个雇员，秘书主任时刻监督着每一个员工的行动，就连医生也是一味站在老板一边，从不会为员工说话。职业呢?是旅行推销员，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每天4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成年累月在外奔波，饮食很差又不定时，由于工作关系，连个知己的朋友也没有。弄得晕头转向，“痴痴呆呆”。格里高尔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份职业。这环境是具体的，但更是抽象的、普遍的，绝大多数人所每天面对的。人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逐渐变得麻木、机械、萎缩，成为工具、成为“非人”。人变甲虫，是多么荒诞的事情，但又深刻而尖锐地表现了社会与人之间一种可怕的“异化”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社会是强大的，而人是被动的、软弱的。
再看《变形记》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描写，这是小说的重心所在。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公司破产、全家处于困顿的境况下，去当旅行推销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在家里是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当一个人被人依赖时，他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会处于正常状态。但格里高尔一朝成了大甲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妹关系突然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显示出一幅极端自私、冷漠、残酷、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亲情、伦理之情荡然无存。
格里高尔虽然成了甲虫，但作为人的思想感情还在。他为不能按时上班而着急，他为老板要炒他的“鱿鱼”而焦虑，他为父亲暗暗地存了一笔钱而欣慰，他为妹妹明年上音乐学院的事而筹划，他为今后一家人的生计而忧心……这是一个善良、勤劳、正直、有责任心的优秀青年。但专横暴躁的父亲却全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丑”外扬，要把他赶回房间关起来。他甚至怀疑儿子会对家人采取暴力行为，而恫吓他、用苹果砸他，想致他于死命。慈父之爱在他身上已消失殆尽，暴露出来的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点，她同情儿子遭受的厄运，她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因此悲痛欲绝，但她内心已把儿子当作一个沉重的累赘了。更可恨的是妹妹葛蕾特。哥哥最喜欢他，时刻想的是她的快乐、前途，当哥哥最初变形后，她尚能做一点照料工作，如打扫房间、送饭等。但时间一久，她就再也“受不了了”。她痛哭着向父亲请求：“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他必须离开这儿”。并狡猾地辩解说：这只大甲虫并不是格里高尔，如果是的话，他就应该“自愿跑掉”。这实际是在暗示格里高尔。她还无中生有地说：格里高尔会“要了你们俩(指父母亲)的命”，他在“迫害大家”，“想占领整幢寓所”。这一番歇斯底里的哭诉，把她内心的自私、狡黠、冷酷暴露得淋漓尽致。
格里高尔对一家人的言语行动，并没有惊诧，也没有愤怒，而是用一种清醒的、“平和”的、“沉思”的心态，接受了这种事实。他一边“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一边悄悄地死去了。他的死，使萨姆沙一家如释重负，大家沐浴着三月的春风，一身轻松出外郊游去了。格里高尔的死并没有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维系人际关系的是金钱、利益，这种维系一旦断裂，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了对峙、冲突、隔膜、猜忌、残杀。卡夫卡用冷漠的笔调，描写了一幅冷漠的人间图画。
最后我们来看看《变形记》中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我关系的展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包括人与人的本性的关系。在人的本性中，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人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变形记》表现了对人的本性的揭示与否定，在冷漠、沉重的现实世界中，人已经难以保全自己的本性，人分裂了、异化了，即便你还有意识、思想和情感，但躯壳已变为动物，变为动物的人还是人吗?这是现代派作家对人的本性的深刻透视。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现代派作家在现代心理学的影响下，对自我的稳定性、可靠性、理性等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认为自我的核心不是理性而是本能(欲望)和潜意识，因此在作品中大量表现人物意识的混沌与虚幻。
《变形记》是荒诞不经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作家的一场“梦魇”或者一种潜意识活动。小说所表现的是不少现代派作品共同的主题：丧失自我的悲哀和寻找自我的失败。格里高尔在“累人的差事”和生活的重压下，已经完全失掉了自我。他想找回生活的乐趣、自我的价值，但彻底失败了，变成了一只人人恐惧、厌恶的大甲虫。大甲虫是一个绝妙的艺术象征，它象征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处境，它象征了自我的一种怯懦、逃避和封闭。卑微的小人物是无力同现实抗衡的，他只能躲进甲壳中，忍受孤独，冷眼世界。
《变形记》读后感
变形记[奥地利]卡夫卡著选自《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随后，他们三人一起离开住所，坐上电车到郊外去，好几个月来他们没有一同出过门了，暖暖的阳光照满车厢，车厢里除了他们没有别人。他们舒适地靠着椅背谈论着对未来的展望，他们发现，仔细想事情并不算糟，因为三个人的工作都相当不错，特别是以后还会有发展，关于这些事他们彼此间原先就没好好谈过。
品评：
难于想象，萨姆沙一家刚刚失去一个成员：格雷戈尔，虽然他拥有甲虫的躯壳——但他们显然平静得有些过分，让人觉得没有一丝人情味。但从《变形记》的全文看来，这一情节却全无突兀之感，因为它在荒谬之中却有一丝幽默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全文的连贯性，情节的穿插，无不是精心设置的结果。
卡夫卡并非美学家，他的身上褪去了浪漫主义的文艺风格，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审视与对心理的剖析。格雷戈尔——也就是那个后面所谓的死亡的甲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扭曲的应当是社会层面上的形象，因为从生理学角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卡夫卡笔下什么是不可能的呢?他所追求的乃是精神上的契合。而对萨姆沙一家的描写恰恰突出了一种歪曲的意识，因为格雷戈尔所变的仅是一种形态，而家人的想法却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格雷戈尔·萨姆沙所变为形，而人们的意识所变却不只在于外部。从同情到厌恶直至抛弃，其实质是一种私欲的膨胀。人们对于这只可怜的甲虫没有掩饰地蹂躏，撕下脸皮地对付它——这种无稽之谈却像是暗示，人们在野兽面前似乎更像野兽。而面对同类，却隔着面具微笑。这样的讽喻无疑是辛辣、一针见血的，而卡夫卡正是以这种虚妄化的写作手法，用其独特的风格，赢得了西方的现代文学史上一代宗师的地位。不以思、情取胜，《变形记》的成功就在于此。它之所以闪烁，是因为四周沉沉的天幕下，应当有另一种声音。所以说，我们理应感到庆幸：甲虫，为我们呈现了这位德语作家的创造，启蒙了后世之风。
《变形记》读后感
人长大后，大部分发生的事情大都带着童年的影子，或者说是童年的缩影。也不晓得这样是否足够准确。但是，一个人的后天的性格大都和童年有关吧，后期的成长可能占的仅仅是一小部分而已。
卡夫卡，为什么没有结婚。书中提到说是，孤独是他创作的源泉，有点害怕婚后的生活会打乱他的节奏。我觉得，可能不是足够喜欢未婚妻吧，没有喜欢到为她放弃一切的地步，也没有喜欢到仅仅是憧憬与未婚妻未来生活场景，就会感到幸福的地步吧。所以，才会不想让现在的生活节奏被打乱。
当然，最有可能的是，童年时，父亲的专制，父子关系的不好。从小看着母亲或着说是整个家庭在父亲的暴虐下生活。那种对婚姻生活的害怕，对父亲的恐惧如影随形。想要走出来总是很难的吧。
这篇读后感并非在读完就写的。具体什么时候读完已不记得了。可能是一个月前，两个月前。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卡夫卡的小说里透露出的那种压抑，抑郁，黑暗以及孤独。读后感·好像寻寻匿匿总是找不到光芒的感觉，如同在漆黑中寻找光明，一片静寂。
最近，也在想，究竟忙忙碌碌的一天天的过活是为了什么。怎样才有意义，人生才有痕迹。很抱歉，暂时还未想明白。犹如处于一个大盒子里，好似差了点什么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了。人生大约就是如此，一个个的问题，爬过一座又一座的山，最终才能明了事理，收获安宁。
《变形记》读后感
不管怎么说家庭对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这样说，假如你没有了家庭，那你就没有了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假如你没有了家庭，你就没有了世界上最真的爱，所以说家庭是我们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可是就有人没有它。
假如你不信，那你就读一读下面这个故事吧!卡夫卡写的《变形记》。在小说中，格雷高尔，也就是那个变成甲壳虫的主人公，他非常爱自己的家人，每天为自己的家人辛苦的工作，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变成了一只甲壳虫。从此以后，他就只能靠妹妹每天来送一些食物生活，有时妹妹也会帮助他扫除灰尘和杂物。可是，家里人越来越不喜欢他……，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变成了甲壳虫的人。
后来，由于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的妹妹成了误解他最深的人。妹妹不愿意送东西给他，不愿意帮他打扫房间，甚至他的房间变成了堆放杂物的地方。第一个排斥他的是妹妹，这让格雷高尔痛苦不已，到最后家人都不把他当作是家庭的一员，他的父亲甚至想象杀死一个虫子一样杀死他。父亲用一个苹果砸在了格雷高尔的背上，差点要了他的命，可以说他没有了家。最后，格雷高尔认为自己已经是家人的最大拖累，于是他竟然绝食而死了。这是一个多么悲伤的故事啊!
格雷高尔为什么会绝食而死呢?我想答案是他没有了家庭，这是多么痛苦而悲哀的事情呀!所以，家庭真的很重要。没有了家庭，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生命。
人生是需要家庭的，有了家，才可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分享给大家，每天都会有快乐，有可以共同承担的力量，让我们好好爱护自己的家庭，就会拥有最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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