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吴江，文风昌盛，在诗坛、文坛上，出了很多有影响的大家、名家，如吴兆骞、叶夑、潘耒、朱鹤龄、徐釚、戴笠、潘柽章、郭麐、王锡阐等。有男性诗人、作家，也有女性诗人、作家。有文学世家，也出现了很多文学团体。
据统计，清代吴江有历代文学总集问世的诗文选家55人，所编除唐朝以外的历代诗文选本81部。选编本邑诗文总集59种。职业选家有顾有孝、徐崧等，他们毕生致力于文献整理和诗文编纂。还有业余选家，如顾樵、黄容、孙偀、徐釚、周铭、顾施桢、顾我錡等。目前可考见的清代吴江诗人，仅乾隆以前就达四百余人，女性诗人达二百七十余人。
吴江文学，特别是清代吴江文学，一直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点。历年来，专题方面的研究，著作比较多，有出版的书籍，还有更多的散见于各刊物的论文。但全面探讨清代吴江文学、清代吴江诗歌的研究专著却没有看到过。周雪根所著的《清代吴江诗歌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将清代吴江诗歌作为研究对象，作者的理由有两个：“一、以前对吴江的研究，主要着眼在戏曲研究（如沈璟及‘吴江派’）、家族文化、文学家族研究，而对诗文研究还远远不够。二、江浙是清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吴江小小一邑也取得了累累硕果。探索清代该地人文昌盛的原因，尤其是挖掘清初、清末何以人文蔚起而中叶明显萧条、衰落的根源，对文学研究、地方文学史研究都非常有意义，也甚为必要。”
清代吴江戏曲研究方面，影响比文学方面大得多。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刘强民主编的《沈璟与昆剧吴江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孙俊鸿、孙悦良主编的《2008年沈璟暨昆曲“吴江派”学术研究讨论会论文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版）、刘召明的《晚明苏州剧坛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等等。此外，吴江籍的曲学大家凌景埏几乎被遗忘了，他曾编著过《全清散曲》，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
吴江家族和群体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著作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版）、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版）等。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论文，如关春燕的《明代吴江女性文学研究》、王晓洋的《明清江南文化望族研究》、曲向红的《吴江叶氏女性诗词研究》、吴碧丽的《明末清初吴江叶氏家族的文化生活与文学》、张清河的《晚明吴江叶氏女性文学研究》等等。这些是女性。男性作家较为著名的有：叶燮、吴兆骞、王锡闸、徐釚、郭麐等。研究叶燮的专著和论文最多，有蒋凡的《叶燮和原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李晓峰的硕士论文《王夫之诗学与叶燮诗学比较》和博士论文《叶燮原诗研究》、刘晓春的硕士论文《叶燮原诗美学思想研究》、陈静的硕士论文《叶燮与艾略特比较研究》、李铁青的硕士论文《论叶燮的诗性智慧》、申钊的项士论文《叶燮美学思想研究》、王霞的硕士论文《叶燮原诗研究》等。这些论文主要着眼于叶燮的诗歌理论。只有陈雪的硕士论文《叶燮诗文研究》，将叶燮诗文作为研究课题。
对吴兆骞的研究，李兴盛可以说用大半生的精力，著作除《东北流人史》、《中国流人史》外，还有《诗人吴兆骞系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包括《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传》、《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年谱》、《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资料汇编》）。吴兆骞研究的论文有：敖运梅的《吴兆骞诗赋研究》、蒋勇的《吴兆骞诗歌研究》、代玲俐的《丁酉科场案与吴兆骞心态变化及文学风格演变关系研究》等。
王锡阐研究，已出版陈美东、沈荣法主编的《王锡阐研究文集》（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基本上只是对其天文学成就进行探讨。
对徐釚的研究不多，只有张东艳的论文《徐釚研究》。
郭麐研究，有曾瑱的论文《有沉雄骚赋，激烈鸡舞——郭麐词研究》、黄丽勤的论文《郭麐研究》、王蓓蓓的论文《论郭麐及其词风的新变》，陈玉兰的专著《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辟有专章研究郭麐诗歌。
根据周雪根的研究发现，对吴江戏曲研究较多，诗文词研究较少；对沈氏、叶氏家族的研究较多，其他家族研究较少；个别大家如叶燮、吴兆骞、郭麐等研究较多，其他诗文家研究较少；对沈氏、叶氏两家族女性的研究较多，对其他女性文学家研究较少；对吴江明末清初文学研究较多，对整个清代吴江文学的系统研究较少。作者认为，吴江这一蕴涵丰富的文学宝藏亟需挖掘，整理和保存这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
《清代吴江诗歌研究》一书，对了解和研究清代吴江诗歌，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全书分九章，对清代吴江诗歌作了比较完整的介绍，重点介绍了抗清诗人吴昜；遗民诗人朱鹤龄、顾有孝；仕清诗人叶燮、徐釚、潘耒；寒士诗人计东、郭麐；闺阁诗人沈宜修、叶小鸾、姚栖霞、周羽步、汪玉轸、吴琼仙；边塞诗人吴兆骞等清代吴江诗人，基本上全面反映了清代吴江诗坛的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整个清代的吴江文学，汾湖地区无疑是一个亮点，叶绍袁、叶燮、郭麐、徐达源夫妇等诗人，叶氏、沈氏、柳氏、凌氏等文学世家，影响非常大。如果加上本书没有论及的徐涛、陆燿、杨廷枢、沈刚中、李重华、迮朗、凌泗等，那么，汾湖在清代吴江诗坛的地位，就会更加引人注目。因此，清代汾湖诗歌现象，今后应成为清代吴江诗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郭麐诗选》（三册），是清代吴江诗歌研究的最新成果，期待清代吴江诗歌作品有更多的挖掘整理，也期待清代吴江诗歌研究有进一步的深入发展。
1、《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齐。（合作主编，执笔宋元、明清、近代诗文词论批评。）2、《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全部出齐。（合作主编，执笔先秦两汉卷中的“先秦文学批评”部分、宋金元卷中的“北宋诗文批评”、“宋代词学思想和理论批评”部分。）3、《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二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合作主编，执笔宋、金、元、明诗文词批评部分。）4、《顾易生文史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5、《柳宗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6、《十大散文家》（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7、《诗词助读》（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8、《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合作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9、《宋词精华》（主编） 巴蜀书社 1995 10、《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合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11、《韩愈散文选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7 12、《历代诗歌浅解》（合撰）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13、《清代文论选》（合作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1. 《试谈韩愈的尚奇及韩文与辞赋骈文的关系》，《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中华书局1962年2. 《苏轼的文艺思想》，《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3. 《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4. 《<庄子>的散文艺术与思想》，《复旦学报》1980年第6期5. 《清初廖燕的异端精神与文学批评》，《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6. 《北宋婉约词的创作思想和李清照的<词论>》，《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7. 《古代文论研究管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4年1月3日8. 《试论老子的文艺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1期9. 《孔子论<韶>考》，《学术月刊》1987年第4期10. 《庄子的文艺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11. 《孟子》，《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12. 《先秦文学批评》，《复旦学报》1989年第5期13. 《试论屈原的文艺思想》，《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4. 《深深的祝愿 朦胧的遐想——<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十周年学术笔谈（一）》，《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3期15. 《豪杰之文论——苏洵文学理论批评初探》，《阴山学刊》1993年第3期16. 《英雄割据虽已矣 文采风流今尚存——曹操文学批评与曹丕、曹植文论中若干问题新探》，《文史知识》1993年第10期17. 《<中国文章论>中译本序》，《中国文章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8. 《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9. 《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中之“关”字辨——读严羽<沧浪诗话>札记》，《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见《顾易生文史论集·自序》，第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2]顾易生《读书随感》，原载《当代百家话读书》，广东教育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7年6月。[3]顾易生《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原载《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4]王运熙、顾易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在通史各卷中最早问世，这一段文字是对通史各卷撰述追求和目的总体的说明。[5]《读书随感》，原载《当代百家话读书》，广东教育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7年。[6]《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7]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谷平《博士生导师顾易生教授》，《复旦学报》1989年第1期。[9]《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10]《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
摘要：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较为黑暗的时期, 社会是动荡的，政治是黑暗的，战争是频发的，由于社会的分崩离析,过去两汉儒学一尊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道、法、名等各家学说纷起,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一般绚丽的文化浪潮。魏晋士人,崇尚清淡,追求虚静,行为上纵任不拘,一改两汉文人那种唯立德扬名为目标的人生态度,全面而深刻地建构了魏晋人的特质、品性和才情，而魏晋人的这些特质、品性和才情又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态度上。
本文从四个角度，探讨了魏晋人的审美情趣。一，对相貌美的坦然直言。二，对自然美的崇尚。三，对女性聪慧达观的赞美。四，精神境界之美。并通过对历来学者相关著作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认为《世说新语》所体现的审美核心是人的精神境界之美。在正文中分三大部分，一一步分析和阐述了本文的论断。
关键词：审美情趣 相貌美 自然美 女性美精神境界之美
文献综述
1、相貌之美
魏晋人对美的理解是特立独行和任性放达的，他们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对美貌的赞赏往往是毫不吝啬并且是姿态坦然的。有时会以描写自然风物的形容词来形容名士的风度和美貌。如写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1] 写潘岳的美，说他少年时走在街上都会引来妇女们牵他的手。写到卫玠，说他因为美貌被人围观，因为围观的人太多像一堵厚墙壁困住了他，使他本就羸弱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竟然病重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2] 对美貌描述的这种直言不讳，恰恰是魏晋人开放自由的风气在审美情趣上的一种体现。历来，也有很多关于对《世说新语》中魏晋人的人物审美研究，在李立娜的“论 《 世说新语 》 中女性美”也提到， 女性美第一是 “ 貌 ” 之美 。第二是“才”之美，第三是“德”之美。从专著方面来说 ， 比如袁济喜的 《六朝美学》 （ 北 京大学 出版社 1999年版 ）以及李泽 厚 、 刘纲纪合著 的 《 中 国美学史（精华版） 》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 都对 《世说新语 》 有较大篇幅的分析。 专著则有宁稼雨 的 《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 （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0版） 、 蒋凡的 《世说新语研究 》 （ 学林出版社 1998年版）、萧艾的 《 世说探幽 》（ 湖南出版社 ）、 这些著作都涉及了对 《 世说新语 》 的美学分析，提及关于魏晋人对相貌美的描述 。
2、自然之美
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在审美文化方面，“自然”不仅是人生、艺术合理性存在的基础，而且成为艺术创作的理想和艺术批评的标准。刘昱《魏晋“自然”概念的转变及其审美文化的影响》（扬州大学2007.05.01）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来论证“自然美”的概念，他认为“自然美”，若表现在人物品藻上，则是对人的气质、才情的关注，张扬个性之美；在诗歌中则是抒发内心苦闷，寻求精神寄托，体现真情流露之美；在书画艺术里，则是抒写自由人生，追求神韵之美，任心表意之美；在音乐的国度里，则是寄托人生忧愁，宣泄生命意识之美。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对人的气质才情的审美，对自然美的追崇，是那个时期的一种风尚。如《世说新语》描述的：王夷甫云：“闾丘冲优于满奋、郝隆。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 [3]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4]
3、女性之美
《世说新语》中有许多表现人品美、德行美的小故事，特别是有许多对聪慧达观、坚忍睿智的母亲们的形象的描述，有着许多动人的篇章。李立娜的“论 《 世说新语 》 中的女性美”（湖南师范大学校刊-2014.05.01）一文中指出“ 德 ” 之美 ，这是 《 世说新语》 中所展现的女性美 的重点内容 ，通过书中女性在不断变化的身份一一女儿 、 妻妾 、 母亲之间的表现，来展示女性所特有的“ 德 ”。
宁稼雨先生的《中国志人小说史》着重分析了《世说新语》特别谈到了《世说》的妇女题材，他指出魏晋妇女在很多方面冲破了旧礼教对她们的藩篱，掀起了一次妇女解放的波澜；蒋凡的《世说新语研究》一书第六章，则从魏晋士人的婚姻和家庭方面入手探究女性的地位问题；王守华的《世说新语发微》一书从婚姻、家庭以及学识来谈论女性形象较为全面；而范子烨与李杰都开始关注魏晋女性不同于以往的“新”形象、“新”气象。 在学术期刊网里搜索的相关硕士学位论文有很多篇，分别是2007 年兰州大学姜肇函的硕士毕业论文《从<</span>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状况》通过对《世说》的分析探究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张玉茸的硕士毕业论文《论<</span>世说新语>中的女性群体》则较为全面的分析了魏晋女性；2011年兰州大学焦虹玮的硕士毕业论文《魏晋南北朝上层女性的困境—以<</span>世说新语·贤媛>和<</span>妒记>为例》侧重于对两本书进行比较研究。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9 第 28 卷第四期总第 60 期张更祯的《<</span>搜神记>中的女神、女鬼、女妖形象》 认为《搜神记》中的女神宛如大家闺秀，端庄严肃；女鬼为爱而死，又为情而活，令人感动；女妖容色娇媚，并未对人有害。该作者认为不管是女神、女鬼还是女妖，她们本质上都是女性的的化身，集美貌、柔情、善良为一体的美丽女性形象。
4、精神境界之美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关于人的精神境界，他认为，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则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关于人格与境界《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一书认为，冯友兰通过对天地境界中圣人品格的具体描绘，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吸取道家思想的资粮，熔儒道为一炉，构建起其理想人格学说，为其人生哲学圆了最后一笔。魏晋人对美的认识，不仅是对相貌的直接的感官感知，更注重精神境界的美，常常会借助山水之美抒发个人情感，以追求人的精神境界之美。宋艳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审美追求一文中认为，魏晋时期的士人他们自觉地以审美的眼光观照山水,从中获得 了美的享受, 这种享受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以至有了 “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5] 的感觉,主体与客体达到了统一。人成了自然的一员。
陈国敏，戴剑的《从魏晋南北朝山水诗看士人隐逸审美心态》认为，山水文化的价值体现在人们对自然山水审美的人格与生存追求上。山水不但成为主体审美情思的艺术载体,而且成为主体对自然山水的人格与生存追求,就是士人把山水作为自己生存的伴侣,把自己的生命存在与山水存在视为共同体。
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每到清风明月之时，就要想起许玄度。” [6] 当有人问顾恺之会稽的山水如何秀美，顾云“千万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 [7] 这种对山水美的发现，用美的心去体悟山水，用美的语言表达山水自然景象的风气是魏晋人艺术心灵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是魏晋人注重精神境界提升的一种方式。
以上搜索了历年来学者们对魏晋时期的审美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世人了解魏晋时期人们的为人处世和道德理念有很大的帮助，为后人更深层次地研究魏晋时期的审美观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在研究这些学者著作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大多数学者对魏晋人审美的研究，都是分别从各个角度着手，缺少关联性，这为本人研究的论题，留下一定的空间，文本将重点论述关于《世说新语》中魏晋人审美情趣的核心问题，既《世说新语》所体现的审美核心是人的精神境界之美。
最新研究：世说新语与佛教：魏晋南朝时期，除了志怪小说以外，还有一种小说被鲁迅称为“志人小说”。这类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世说新语》在历代文献总集中，多被归入子部小说类，如《唐书·艺文志》、《通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表明了后代编纂者对《世说新语》小说特征的统一看法。《世说新语》产生于南朝刘宋时期。这一时期，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的佛教，首次跃入了中国精神思想文化的主流行列，直接参与着国家的政治教化和指导着人们的精神信仰。民众和知识精英对佛教的依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说新语》的主编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所主持编纂的志怪小说《幽明录》和《宣验记》，就用大量的文学故事宣扬佛教教义，尤其是后者，被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世说新语》由于受到文体方面的限制，不可能像志怪小说那样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诸多原型，但并不是说它与佛教无缘。《世说新语》与《幽明录》、《宣验记》不同的是，它的旨趣并不在于宣扬和展示佛教的种种教义和佛法的广大无边，而是重在记录和重现时人的品貌、风采，特别是时人的一些充满睿智的精彩话语，颇类今日盛行的“段子”。其中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庶僧徒，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这样，《世说新语》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输入中国后中国人接受佛教以及中国僧人言行的一些情况，对研究当时佛教传播的状况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同时，它还为文学园地塑造了一批生动、具体、可感的人物艺术形象，颇具文学审美价值，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
从文学上讲，佛教为《世说新语》提供的最具文学审美价值的是一批富有人物个性的僧人形象。据初步统计，《世说》所记的僧人(包括刘孝标注)大约有40余人，其中记录最多的僧人形象主要有释道安(312—385)、竺法深、竺法汰(320—387)、康僧渊、支愍度和支遁(约314—366)，尤以支遁为多，竟达53条，这是一般名士和帝王所不能比拟的。由此看出，作者们对佛教的崇信和对僧人的偏爱。这些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僧人形象，不仅丰富了整部著作的群像，而且还为塑造其他人物形象提供了描写经验。如：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支公好鹤，住剡东山印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曰。”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林公来，守门人遽启之曰：“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曰：“此必林公。”
从上引诸条文看出，支遁作为僧人形象，从相貌、语言、品性、思想等都十分鲜明和富有个性化。除此，还有其他人物：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
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堕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道安的睿智幽默，慧远的勤奋精进，道壹的审美情怀，等等，这些对僧人形象的文学白描，在整部《世说》中已是相当成熟了。尤其是写道壹和尚，寥寥数笔，即将其不顾行脚疲劳、雪中欣赏自然美景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当然，上引条文有作者们对这些僧人形象的遴取、提炼、加工，但是，首先是这些僧人为《世说》的作者们提供了极为丰富、可写可塑的生活原型。
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述评贯通历代 弥纶群言－－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述评莫砺锋一现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分工日趋细密。学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学术成果的积累越来越丰厚，使得学者往往只能集中精力在某一个较狭小的领域内精耕细作，才可能获得较好的成绩。不说别的，单是把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内每年所发表的研究论著全部读一遍，便会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态势下，即使心想有所旁骛也难以实施。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学术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却又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宏通的学术视野。否则的话，即使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也难以达到真正的专精。在原则上，大家都明白这些道理，也都希望达到既能博通又能专精的境界，可是事实上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学者却相当罕见，周勋初先生卓然独立，堪称其中的一个代表。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的《周勋初文集》，其内容包括以下16种著作：《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韩非》、《张骘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适年谱》、《诗仙李白之谜》、《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西学东渐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为集》。其后，周先生又出版了《李白评传》、《馀波集》等书。此外，周先生在文献整理以及工具书编撰方面也硕果累累，限于篇幅而未能全都收入《文集》。那些著作中有些是周先生组织学界同仁集体编撰的，如《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等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的大型工具书，以及大型古籍整理成果——一千六百万字的《册府元龟》校订。这些书虽然成于众手，但是全书从发凡起例到审定全稿，都渗透了周先生的一番心血。至于其它的几种由周先生独自编撰的书，则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象其中的《唐语林校证》，就被誉为“当之无愧的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的著作（赵守俨先生语）。浏览一下上述书名，就可看出周先生治学的范围十分广博。从时间上看，从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直到近现代；从学科门类来看，涉及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如果分得更细一些，则包括楚辞学、诸子学、谱谍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分枝。卞孝萱先生赞扬周先生“专通结合，又专又通，堪称特立独行，难能可贵”，确非虚语。那么，周勋初先生是如何取得如此卓著的成绩的呢？是不是他获得了特别优越的治学条件呢？非也。与大多数当代学人一样，周先生走过的治学道路也相当坎坷。他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此后，政治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大学校园也与整个社会一样的喧嚣动荡。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界和学术界基本恢复正常时，周先生已经年过五旬了。周先生在《无为集·序》中回忆说：“我的前半生，就是这么七颠八倒地任人摆布，生命消耗在种种‘革命’行动之中。”可谓慨乎言之。即使进入新时代以后，周先生也并未能把全部心力投入学术研究。他先后担任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等职务，还有不少社会兼职，不但忙于教书育人，而且在学科建设以及社会工作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说，周先生并没有得到命运的特别优待，他所以会成为一个又专又通的学者，完全是自身不懈努力的结果。周勋初先生的性格沉稳宁静，处事方式缜密周详。他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曾师从胡小石、罗根泽、陈中凡、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等著名学者，在文字训诂（包括甲骨、金文）、目录学、文学史、文艺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周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经常由于客观条件的变迁而时断时续，而且经常被动地变换研究方向，但是早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使他左右逢源，触手生春，从而不断地写出高水平的论著来。例如他在读大学时曾听过楚辞名家胡小石先生讲课，读研究生又重听此课，对在楚辞中涉及的先秦神话产生了一些想法。可是研究生尚未卒业，系里却让他中辍学业并立即承担文学批评史的课程。那个年头大学里的师生都怕沾“白专道路”的边而对学术著述避之唯恐不及，周先生却考虑到自己即将转向专治批评史，遂抓紧时间撰写了《九歌新考》一书。此书是周先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而且在成书20多年后才得以出版，但它不但平亭众说、考镜源流，而且在论证《九歌》所及诸神时提出了很多新见，实已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显示出周先生的著述从一开始就有着很高的起点。又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不少学者被迫参加了所谓的“法家著作”的注释评论工作，当时也出版了不少书籍，但事过境迁，未见有多少书成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周先生当时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承担的编写《韩非子》新注的任务，他却把那个儿戏式的政治任务变成了严肃的学术活动，不但乘机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也广泛地涉猎了一番，并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而写出了《韩非子札记》这部著作。天道酬勤，正是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使周先生在与常人相同的处境中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成绩，从而脱颖而出，成为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内的著名学者。二坚实的基本功和勤奋的治学精神是成就一个优秀学者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在古代文史学界，出身于名师门下、且自身勤奋不懈的学者并不少见，但是能象周勋初先生这样在多种研究领域内都获得卓越成就的学者却如凤毛麟角，那又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个中奥秘只能从周先生的学术研究自身中去寻找。周先生治学，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对自清代乾嘉学派以来的学术源流有深透的理解，而且知各家之异同、短长。宋代黄庭坚赞扬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答王子飞书》），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掌握也有这种特点。周先生曾为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开过一门名为“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课程，从近代学者中选出王国维、陈寅恪二人的几篇代表作作为教材，详细深入地解析它们在方法论上的特点，为学生们指点治学门径。他还曾对黄侃、胡小石、陈寅恪、朱东润、罗根泽、程千帆等学者的治学特点写专文予以总结、论析。周先生后来把这些讲稿和文章编为《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于1993年出版问世，受到热烈的欢迎，被多家兄弟高校采为研究生教材。事实上，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理解和掌握并不仅限于此书。周先生平日与我们闲谈时，常会兴致勃勃地谈论有关近代学者的趣闻掌故，对缪荃孙、沈曾植、陈三立、李瑞清等人的情况如数家珍。然而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并不局限于此，他对近代学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情况也非常熟悉，曾撰写《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书对之进行剖析。他对当代的海外汉学进展情况也十分关注，与许多著名的外国汉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就能转益多师，从而博采众家之长，并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路数。周先生把熟读基本典籍视为治学的必要准备条件。我经常听到他说，某某前辈学者对某书读得真熟。事实上他自己也熟读了许多基本典籍，对所研究的领域内的基本文献几乎达到了烂熟于胸的程度。当然，任何人阅读的书总是有限的，象周先生这种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的学者，更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有关文献。于是周先生采取了前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治学从目录学入手。他在写第一本专著《九歌新考》之前，就曾按饶宗颐《楚辞书录》所附的楚辞学书目按图索骥，从而透彻地掌握了《九歌》研究的学术现状。他从事《韩非子》研究时，也先查阅了许多有关书目，并对《韩非子》的版本源流作了深入的考察，写出了《韩非子版本知见录》一文，然后才开始研读其文本。周先生还亲自动手撰写书目，例如1990年出版的《唐诗大辞典》有一个附录《唐诗文献综述》，这是由主编周先生亲自撰写的。唐诗文献浩如烟海，但周先生在这篇5万字的综述中非常全面地介绍了这些文献的情况，把它们分成文集、史传、小说、谱谍、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等13类，不但论述了每类文献的性质、产生背景、流传情况，而且介绍了此类文献的重要典籍的内容和使用价值。这篇综述对于唐诗研究者、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具有十分实在的指导意义，因此受到广泛的赞扬，周先生把它从《唐诗大辞典》中抽出来独立成篇，原因就在于此。然而目录学的学术意义决不止于提供书目，它还有更重大的学术意义，那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语），周先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目录学的。周先生在《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的后记中自述其心得：“我的研究方法，是先从目录学入手，把唐代笔记小说放在学术史的洪流中加以考察，然后将它置于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结合政治、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探讨它与其他文学门类的关系和影响。”的确，如果不是从目录学入手，如果不是对目录学的深层学术意义有透彻的理解，就难以具有如此宏通的学术眼光，并对学术源流具有如此清晰的把握。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多层次的，他虽然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但决不轻视文献考释等基础性的工作，并把文献整理看作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他写了《文献学与综合研究》一文来专门论述文献整理的重要性：“一个专业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对此应有较多的知识，才能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具有深厚文献学基础的人就有可能掌握并使用最恰当、最可靠的材料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在这方面，周先生的《唐语林校证》堪称是典范性的成果。《唐语林》虽是宋人王谠所著的一部笔记，但是其材料却大多采自唐代的著作，所以是研究唐代文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部笔记。《唐语林》的原序目中虽然列出了所引书目五十种，但是正文中并未注明出处，再加上编纂和流传中产生的种种错乱和残佚，遂使此书的材料源流不明，真伪莫辨，文字上的讹误更是层出不穷，使用起来非常不便。周先生评价《唐语林》说：“一、这是一部很好的书，材料很可贵。研究唐代文史的人，一定得用作参考。二、这是一部很糟的书，太杂乱。不经过整理，就很难阅读。”可谓一针见血。在这种情况下，周先生接受了中华书局整理《唐语林》的约稿任务，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生动地体现了周先生不计名利、只想为学术多作贡献的精神。周先生为整理《唐语林》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此中辛苦真是难以为外人道也。他首先对《唐语林》的文字进行校勘，不但遍徵此书的各种版本，而且运用大量的总集、别集、类书、笔记等旁证材料来作比勘，从而整理出较为可信的文本。他然后又进行文本溯源工作，尽可能找出每条条文的出处，用原书或后代引用过此条的类书来比较异同，并辑补了佚文20多条。他还对书中难以索解的唐人习语、双关语和冷僻典故等作了解释，帮助读者读懂原文。他还撰写了所引各书的提要，编制了引书索引和人名索引。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一部版本可靠、源流清晰、释义精确的《唐语林校证》才出现在学者的案头。此书受到著名学者赵守俨、程毅中、王国良等人的高度评价，连美国的《中国文学》杂志也专门发了短评予以好评（第11期），真是名至实归。周先生本人也专门为此书而写了《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心得》一文，不仅自道其甘苦，也为后学的古籍整理工作指示了正确的门径和态度。经周先生之手的古籍整理大多达到了高度的学术水准，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就是由周先生利用在日本讲学的机会复制了京都大学辑本，并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才得以最终编成的，周先生还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前言以介绍此书的原委和特点。许逸民先生称赞此书“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可证其学术价值之高。又如周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其创意虽是模仿前人的《宋人轶事汇编》，但是无论是体例之完善、编选之精审，还是资料之浩博、出处之准确，都堪称后来居上，是一部详实可靠的工具书。2006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册府元龟（校订本）》，是周勋初先生领导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方面的同仁集体完成的大型古籍整理成果。《册府元龟》卷帙浩繁，原文又不标出处，整理校订的难度很大。周先生为校订此书制定了严密周详又切实可行的条例，并在实际的校订工作中对参加者予以精心的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经过长达十年的努力，全书终于出版，并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成为大型古籍整理方面的标志性优秀成果。可以说，周先生在目录学和古籍整理、工具书编撰等方面的工作不但为其整个学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自身也达到了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是周先生对学术作出的无私奉献。三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更值得称道的优点是既能博通又能专精，前者主要体现在他能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时代断限之间做到融会贯通，触手生春；后者主要体现在他的研究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式研究，每本书、每篇文章都能落到实处。这两者也许可以归结为“大处着眼，细处落笔”八个字。周先生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他的研究打破了当今学术界习以为常的一些疆界，把不同学科、不同时段的研究对象放在一起进行统一的观照，从而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当今的学者，往往把研究工作集中在某一个时段，或某一种文体，甚至某一位作家、某一部作品。可是我们很难说周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哪一个时段或哪一种文体，更不能说他是专门研究哪一位作家乃至哪一本书的。从时段上说，周先生至少在先秦、汉魏六朝、隋唐、清至近代几个时段的文学史或学术史研究中都堪称专家。从文体上说，周先生至少在楚辞、诸子、古代散文、诗歌、笔记小说等方面都堪称专家。更不用说他的研究其实还跨越了文学、史学两大学科，他在研究中运用过的方法还涉及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而且常常把几种方法综合起来运用，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汉人王充说：“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论衡·超奇》）又论“通”之重要性说：“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论衡·别通》）“通”之一字，在学术上的意义本有两重，一是指知识面广，《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孔颖达疏曰：“言通晓于幽明之道，而无事不知也。”二是指通晓事物的变化之道，《易·系辞上》云：“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孔颖达疏曰：“物之穷极，欲使开通，须知其变化，乃得通也。”正由于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贯穿着这种“通”的精神，才能达到博古通今、出入文史的境界，才能对古今学术的渊源流变有深刻的把握。周先生学术研究的“通”有两点明显的表现，一是其学术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上文已经涉及，兹不赘述。二是其学术研究经常体现出宏通的眼光，不仅视野广阔，而且脉络清晰，真正做到了一以贯之。在周先生的心目中，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学术史，都是一个整体，他对它们都有着全局在胸的把握。例如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以20多万字的篇幅展示长达3000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同类著作中可能是最为简洁的。此书出版后广受学界欢迎，不但在国内多次印刷，而且被译成日文、韩文，在国内外许多所大学被采为教材，除了其简洁明了的优点之外，其内在的“一以贯之”的清晰脉络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蒋凡、汪涌豪先生评此书：“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确非虚誉。即使是单篇的专题论文，周先生也常常能做到小题大做，在具体问题的论析中表现出他对其来龙去脉的整体性把握。例如下面两类论文：第一类是论述对象自身即具有贯通不同时代的性质的论文，如《古今文史观念的演变——以正史、小说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一文，对中国古代关于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的观念之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指出古代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虽然在近代逐渐有所变化，但仍未得到彻底扭转，并提议进一步开拓正确地处理小说材料的治学途径。又如《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一文，从《文心雕龙·诠赋》中论及“登高能赋”说对赋体之形成的作用说起，对此说在古代文献中的各种表述循本溯源，分析异同，从而指出此说在各种典籍、各个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和性质，最终得出刘勰虽引古语而实已注入新义的结论。此类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其中贯穿着文学史或学术史的通变意识，如果不是全局在胸，是不可能如此高屋建瓴的。第二类论文的论述对象本是某个具体的问题，但在周先生笔下也做到了见微知著，贯通古今。例如《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一文处理的是一个比较细小的问题，即前人关于哪首诗是唐代最好的七言律诗的争论。但是周先生并没有象前人那样孤立地对那些作品作孰优孰劣的评判，而是把各家的说法置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予以考察，并进而指出各家的说法都与其所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典型地体现出唐、宋、明、清四个时代的不同的文学观念。这样，此文不但为“唐人七律第一”之争这个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且为我们考察唐宋以来的文学观念之演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与此类似的还有《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与不虞之誉》等文。应该说，要在第二类论文中体现出通识要比第一类具有更大的难度，因为当研究者关注此类题目时，往往会受到它们的研究对象的微观性质的束缚，从而入而不出，并影响其结论的准确性。如果长期如此，还会使研究者陷入琐屑、狭窄的境地而不能自拔。那么，在学术研究中追求通的境界，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周先生对此有十分明确的答案，他讲解陈寅恪的《论韩愈》的一篇文章就题作“通才达识，迥出意表”，并在此文的开头说：“事物之间的联系充满着辩证的关系。有些事物之间，看似绝无关系，甚至还有相互排斥的情况，但若细加考察，则仍可以发现彼此之间有其内在联系。人们观察事物时，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那就只能人云亦云，在低层次上作些论述；但若能发掘出事物之间的潜在着的深层联系，并能深入地加以阐发，最后取得大家的公认，这类文字才有可能被人认为具有发人之所未发的创见。显然，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养，培养敏锐的感受力与观察力，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建树。”这段话说得十分精采。所谓“发掘出事物之间的潜在着的深层联系”，也就是深入事物的本质，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即使有些事物以孤立的状态出现，那也只是表象而非本质，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的根本性质。正因如此，深刻的研究必然要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包括共时性的联系和历时性的联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单个的事物作孤立的考察。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正是这种学术理念的生动体现。四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朴学色彩，但是并不严守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的藩篱，程毅中先生为《周勋初文集》所作的书评题为“寻求新朴学发展的道路”，可谓探骊得珠。朴学，究其本义，是指一种朴质的学问，故清人用来专指经学中特重考据训诂的流派。周先生对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是很钦佩的，但是他更加心仪的是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现代学术传统，他说：“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过好几位杰出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洋学术新的研究方法，他们的成就，必须继承。”周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也带有同样的特点，程毅中先生评之为“文献学和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也许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这种“新朴学”的内涵当然是十分丰富的，它在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则是不尚空言、意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精神。学术研究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著书作文的目的是什么？在周先生看来，治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周先生对那种游谈无根、老生常谈式的论著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本人的论文无论长短，都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展开的，而且都能得出一个切实的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必须是具有新意的，甚至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周先生的文集中颇有一些题目就很新警的文章，例如《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刘勰的两个梦》、《〈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等文。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立贱”，即把出身贫贱的女子立为后妃，这个现象早在《三国志》的裴注中就提到了。但是人们一般只把它看作曹氏作为“赘阉遗丑”的家族的非礼妄为，却并未深究其本质。周先生通过仔细的分析，指出曹氏此举不但含有阻止后族干政的政治目的，而且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的这种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到他早年作过的两个梦，一是梦攀彩云，二是梦中随孔子南行。这两个梦有什么意义？刘勰为什么要在书中写它们？周先生对此作了精采的分析，他考察了当时文人常常梦及多采之物的现象，以及盛行一时的占梦之风，从而指出刘勰托梦示意的意图，于是刘勰的两个梦的意义就昭然若揭了。这些文章从选题到切入角度都具有别出心裁的创新意义，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如果说上述论文的共同性质是题目都很新奇且较窄小，从而易于出新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周先生的论题较为宏大的文章。《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是周先生写于文革之前的重要论文，此文把梁代的文论分成守旧派、趋新派和折衷派，详尽地论述了各派的特点和彼此间的分歧，从而对梁代文论有了整体的把握，且弄清了其内在脉络。此文较早传到海外，被台湾学人誉为“探骊得珠，允称佳制。”《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一文所讨论的是前人聚讼纷纭的旧题目，但此文既把韩、刘关系置于中唐的政治、文化背景中进行宏观考察，又结合两人个性等诸多具体因素作微观分析，从而得出了比较新颖且公允的结论，很有说服力。《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对《全唐诗》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详细论述了扬州诗局迅速编成《全唐诗》实因沿袭季振宜《全唐诗》及胡震亨《唐音统签》的奥秘，这对学界正确评价《全唐诗》并理清唐诗学史的自身脉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文发表后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傅璇琮先生认为它“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此外如《元和文坛的新风貌》、《北宋文坛上的派系和理论之争》等文也都具有后出转精、推陈出新的特色。至于他的《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等文，体现出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敏锐的目光，对拓宽学术领域具有更大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周先生曾自述其治学心得说：“从事学术研究，应把‘发前人所未发’作为第一要义。假如只是改头换面地抄袭前人的某些观点，或是把许多他人的观点综合一下，或是在前人的结论上再增加几条材料，都算是创新，那又有什么意味？”（《顺其自然地登攀》）又说：“文中必须有创见，力争在学术上有所突破，这是从心灵中流出的精液，更能激发你魂牵梦萦的感受。”（《书林跋涉的自白》）如果你读过了周先生的全部论著，定会觉得这真是一位成功学者的肺腑之言。这些话虽然说得相当平实，但实际上已提出了一个相当高远的学术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周先生的这番话也可看作是一个学界前辈对后来者所传授的经验之谈，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周勋初先生虽已年近八旬，但他老当益壮，好学不厌，仍然象以往一样勤奋地读书、治学。在《周勋初文集》出版之后，他精心选编的《李白研究》一书已经出版，此书前言对百年来的李白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选文则用宏取精，得到国内外李白研究界的高度重视。作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从书》之一种的《李白评传》则凝聚了周先生多年研究李白的心得，在李白的家世、生平行事及思想倾向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开拓，堪称李白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薛天纬先生认为：“由于基本史料的限制，李白的实证性研究已少见有效进展。本书却能独辟蹊径，揭示了李白独特思想形成的深层背景，为解读李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观点。”由周先生指导的马来西亚留学生余历雄博士将老师的教诲纂成《师门问学录》一书，记录了周先生在循循善诱的教学过程中所发表的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学术见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周勋初先生依然笔耕不辍，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学术刊物上仍不断出现他的学术论文，由他主持的重编《全唐五代诗》、《宋人轶事汇编》等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位勤奋不懈的耕耘者方能长葆学术的青春，在周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正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原载《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莫砺锋编，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第569～5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