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礼德是J.R.弗斯的学生。人们认为他是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又是“新弗斯派”的领袖。M.格雷戈里说，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韩礼德受弗斯和B.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最深。60年代后期，他接受了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子观”和美国S.拉姆的“语言层次和体现”的理论，后来又从英国B.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理论得到启发，他的学说就进一步发展了。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1978）的引论里，韩礼德自己承认，他有许多思想来自瑞士的F.de索绪尔，丹麦的L.叶尔姆斯列夫，捷克的V.马泰休斯，波兰的B.马林诺夫斯基，英国的弗斯，美国的F.博厄斯、E.萨丕尔和B.L.沃尔夫。他赞赏美国的W.拉博夫（1927- ），而批评N.乔姆斯基的理论与人们实际写出的文章和说出的话彼此脱节。他坚持，讲语言体系不能不讲语言实践，讲语言表现不能不讲语言能力。 在论文《语言理论的范畴》（1961）和专著《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1964）中，韩礼德提出了他的早期理论，名为“阶和范畴的语法”。这时他对语言的看法，可以列表如下：他所谓“实质”，指具体的语音和文字；所谓“形式”，其中心是语法和词汇。他把词汇归入语法，称为“词汇语法”。语法和词汇一方面靠音系学与声音联系，靠正字法与文字联系；一方面又通过语义与客观世界的情况联系，这种联系他叫做“衬托”。在“阶和范畴的语法”中，韩礼德认为语言组织有3 个“阶”，4个“范畴”。3个“阶”：一是“级别”，如句子高于分句，分句高于词组；二是“精度”，如“新书”比“书”意义限制较严，因此它的精度比“书”高；三是“标示”，即作为具体例证，如“书”可以标示名词，“新书”可以标示名词词组。 4个范畴：一是“单位”，如词素、词、词组，分句是由小到大的单位；二是“类别”，如名词、动词、名词词组，各是一个类别；三是“结构”，如“新”加上“书”是两个单位合为一个结构，这里有组合关系；四是“系统”，如在“新书、旧书、奇书”这 3个结构中，“新、旧、奇”都可以放在“书”前， 3个形容词成为一个“系统”，这里有聚合关系。 70年代韩礼德出版了5本书：《语言功能探索》（1973）、《学习做到有所指》（1975）、《语言的系统与功能》（1976）、《英语的连贯问题》（1976）、《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1978）。在这些书中，他指出语言有 3种功能，各有其相应的结构来作为表现方法。第1种功能是通过语言来理解说话人所处的环境，这叫做“观念功能”；第2种是通过语言对别人施加影响，这叫做“人际功能”；第3种是说出既有内容又有效力的话，这叫做“篇章功能”。韩礼德的学说包罗宏富，体系严密，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弗斯。但是英国有些学者如R.H.罗宾斯和T.F.米切尔对这种学说仍不免怀疑。在1985年出版的《功能语法引论》里，韩礼德自己也承认“英语语法中有许多范畴我还不懂得它的意义”，而且认为“语义与语法没有什么明显的界线”。韩礼德是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又是“新弗思派”的领袖。他的学术思想，受弗思和马林诺夫斯基影响很深，在60年代后期，他接受了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子观”和美国S.拉姆的“语言层次和体系”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学说。韩礼德坚持从系统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批评乔姆斯基的纯形式理论。世界各地围绕着韩礼德已形成了一支系统功能语法学家的队伍，他的理论对中国语法研究的影响也已日渐加深。
在60和70年代，西方科学主要思潮盛行，语言学和结主义蓬勃发展，带动了文体学的发展。现代文体学的兴盛，表现在流派纷呈，如：“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这六种流派的区分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标准之上的。“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的区分，依据的是文体学家所采用的语言学模式。文体学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体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极为密切的寄生关系，新的语言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会催生新的文学体派。“形式文体学”是指采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布龙菲尔德描写语言学、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等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的文学学派；“功能文体学”指采用系统功能语法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而“话语文体学”是采用话语分析模式以及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来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等文体学派的区分主要以研究目的为依据。卡特和辛普森指出，语言学文体学是“通过对文体和语言的研究，来改进分析语言的模式，从而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文学文体学则“旨在为更好地理解、欣赏和阐释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提供根据”；而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特指以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为目的的文体研究派别（Carter and Simpson, 1989:1-17）。在60和70年代，文学文体学达到鼎盛时期，很多的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转向文学文体学（参见Chatman,1971）。“ 文学文体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首先，它可泛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为终极目的的文体学派。不少声称进行“文学文体”研究的语言学家将文学文本纯粹视为语言学分析的一种材料或者检验语言学理论可行性的实验场所（这在60年代以前十分常见）。他们以发展语言学理论为目的，在研究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阐述和改进相关语言学模式，仅注重语言学描述本身的精确性和系统性，而不考虑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美学效果（即时有也只是一笔带过），这是“语言学文体学”的典型特征。但其他很多从事文学文体研究的人则是将文体学作为连接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桥梁，探讨作品如何通过对语言的特定选择来产生和加强主题语言和艺术效果，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体学”。在60年代末以前，无论是“文学文体学”还是“语言学文体学”采用的都是形式语言学理论，故被依据语言学流派来划分文体学流派的批评家视为“形式文体学”。文学文体学的兴起之日正是新批评的衰落之时。与新批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学文体学之所以能在前者衰落之时兴盛起来，也许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文学文体学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武装了自己。其二，有些文学文体学家采用了比新批评更灵活的立场。他们虽然反对将作品视为社会文献和历史文献，但并不屏弃对作品背景的了解。利奇曾明确提出：“如果要对每一个实例进行透彻的、卓有成效的分析，就必须了解每首诗的背景，包括作者的生平、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等等。”(Leech, 1969:vii) 与新批评相比，文学文体学虽然注重文本，但一般不排斥作者，有的还能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此外文学文体学作为对传统印象直觉式批评的修正和补充，填补了新批评衰落后留下的空间，在语言文学教学中起了较大作用。文学文体学是连接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桥梁，它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派别看来不过是帮助进行分析的工具。他们不限于采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学模式，而是根据分析的实际需要，选用一种或数种适用的语言学模式（参见 Leech, 1969, Widdowson, 1975, Turner, 1973; Leech and Short, 1981）由于他们的目的在于帮助进行文学批评而非有助于发展语言学理论，仅关注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密切关系的语言特征，因此在语言描写的系统性方面往往较为薄弱，不少语言学家或者语言学家出身的文体学家认为这样的文体分析不纯正，在他们看来，文体学应当帮助发展语言学为目的。不难看出，文学文体学较易为传统批评家接受。大多数的文学文体学家都将作品阐释与语言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往往反复阅读作品，以找出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相关的语言特征，然后运用适当的语言学工具对有关的语言结构进行分析和描写，阐明他们的文学意义。在这样的文体研究中，描写过程与阐释过程密不可分；被描写的是经过阅读阐释发现与文学意义相关的语言现象，而语言分析过程又常能加强或修正阐释结果。70年代初以来，功能文体学蓬勃发展。“功能文体学”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简称，它特指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文体学派。韩礼德是功能文体学的创始人之一。1969年他在意大利召开的文体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颇具影响的论文“语言功能与文学文体”（韩礼德，1971）。该文提出了“语言的功能理论”是进行文体研究的较好工具。所谓的“语言功能理论”是指“从语言在我们生活中起某种作用，服务于几种普遍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来解释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韩礼德区分了语言具有三种“纯理功能”或“元功能”：即表达说话者经验的“概念功能”；表达说话者态度、评价以及交际角色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的“人际功能”和组织语篇的“语篇功能”。这三种纯理功能相互关联，是构成语义层或者“意义潜势”的三大部分。韩礼德运用属于概念功能范畴的及物性系统对威廉戈尔丁的小说《继承者》的文体进行了详细分析（详见申丹，1997；张德禄，1999）。韩礼德的这篇论文可谓是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经典之作。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其语言功能理论打破了传统上文体与内容的界限。任何语言结构都有其特定的语言功能。韩礼德明确指出，“文体存在于任何领域之中”。他所区分的用于表达经验的概念功能属于文学文体学不予关注的“内容”这一范畴。将文体研究扩展到这一领域有利于揭示人物生存活动的性质和观察世界的特定方式。另一特点即其分析的系统性。韩礼德对《继承者》中及物性过程类型合数量、参加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环境成分的类型和数量都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精确统计，并通过图表的形式将分析统计结果予以系统的图示，让人一目了然。这种分析的系统性是以其语言学模式的系统性为基础的。在韩礼德之后，有不少功能文体学家采用及物性模式对文体的语义层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至于人际功能方面，功能文体学家一般从分析语气、情态、人称、表达态度的形容词和副词等入手探讨文本中反映出来的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小说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关系），以及他们对于经验内容的立场态度和价值判断。值得一提的是，倘若功能文体学研究的是戏剧或者广播访谈等实际对话中的人际功能，这些研究也很有可能由于其分析对象而被归入话语文体学的范畴。至于语篇功能、功能文体学家着重探讨文本中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句子之间的衔接与文本的主题意义之间的关系等。早期的功能文体学家一般聚焦于某一特定的功能范畴；如集中研究作者对技巧型的人称代词的选择，或集中探讨作者对属于语篇功能的主位结构的选择。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注意在几个层面同时展开分析，注意它们如何相互作用来构成文本文体的总体特征，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塑造人物（参见Birch and O’Toole,1988）。系统功能文体学还要一个显著特点，即强调语言、语篇和社会语境的关系。系统功能文体学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语篇受制于情景语境。由于系统功能文体学强调情景语境的作用，80年代以来，它在注重社会语境的学术氛围中得到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文本语言和权力的关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合相互作用，这自然有助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发展。不少文体研究从语法模式来说，应划归系统功能文体学；但从其研究目的来说，应属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同一，有的文体研究从分析对象来说属于话语文体学，但采用的分析工具是系统功能语法。也就是说，系统功能语法对文体学的影响已超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范畴，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文体分析工具。 就文体学的发展历程来说，80年代以话语文体学的兴起为标志。话语文体学指采用话语分析模式以及语用学和话语分析来进行分层的文体派别。它自80年代初以来发展较快。在分析对象上，话语文体学有两点不同于其他文体学派。一是注重分析会话，注重交际双方的交际过程。诚然，近年来的话语文体学注意研究文学文本（而不是生活中的实际对话），但即便如此，话语文体学的分析重点仍是戏剧、小说、诗歌中的人物会话、独白或巴赫金理论意义上的种种对话关系。另一特点是，话语文体学的分析对象为句子以上的单位，如对话的话轮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句子之间的衔接，或话语的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等。话语文体学分析文学会话模式主要来自于以下几种分析日常会话的模式（参见Toolan,1990:273-274）：1.人类学方法的会话分析。它关注社会结构中会话双方相互作用，尤为注重发起谈话、结束谈话、轮流发话、修正、接收、设计、理解显示等为完成交际任务而产生的言语方式。在《小说文体学》一书中，图伦运用会话分析的一些 概念对福克纳的小说《去吧，摩西》中的人物对话进行了分析。他在分析中还借鉴了其他话语分析模式，尤其是Grice 的会话合作原则为基础模式。这是不少话语文体学家的共同之处，他们一般根据需要，综合采用不同的分析模式。2.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Sinclair and Coulthard 为代表的伯明翰话语分析法。它借鉴了韩礼德阶与范畴的语法等级模式（句子――小句――词组――词――词素），建立起具有五个层次的模式（课－课段――会合――话步――行为）。该模式应用于分析老师与学生之间、大夫与病人之间或者律师与证人之间规律性较强的对话。伯明翰大学的伯顿为分析戏剧（以及日常对话），将该模式最高层次的“课”改为“应对”，并作了其他调整。在分析戏剧时，她尤为注重“话步”这一层次，从“开题话步”、“支持性话步”和“挑战性话步”的对照中，看人物之间的地位和权力关系。3.戈夫曼提出的“脸面”和布朗与莱文森的“礼貌”概念为基础的分析模式（Goffman,1981; Brown and Levison, 1987）。这一模式将言语行为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认为人们在对话时，注意采用一些策略来维持自身、他人或受话人的形象。话语文体学家通过揭示在对话中采用的不同礼貌策略，可说明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Simpson, 1989: 170-183）。4. 以格赖斯的会话原则为基础的模式。格赖斯认为人们在会话时一般遵循四项合作原则，即数量原则、质量准则、关联原则和方式准则。会话双方运用这些准则来产生或者推导出各种会话含意（Grice, 1975）。这是话语文体学家在分析戏剧、小说中的会话时较为常用的一种模式，他们尤为注重分析人物话语中蕴涵的诸种会话含意。普拉特等人还借鉴这一模式来分析叙述者与受叙者之间的相互作用（Pratt,1977）。除了借用分析日常会话的模式，在分析小说会话时， 话语文体学家还发展了自己的模式。Fowler采用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分析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的复调性质。Weber也对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语言风格进行了分析，但他更为注重反映说话者态度和判断地情态系统的作用，通过分析主要人物的语言情态特征，揭示人物的不同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不少话语文体学家还注意分析文学篇章的语义结构。总的来说，与功能文体学家相似，话语文体学家较为注重语言学描写的精确性和系统性，注意展示或者检验所采用的语言学模式的可行性（这个意义上说，可划归为“语言学文体学”）。话语文体学也紧跟时代潮流，越来越强调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主张超越对文本美学价值的探讨，而将注意力转到文体特征与阶级、权利、观念形态的关系上。这无疑促进了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发展。 90年代，功能文体学和话语文体学仍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持形式主义立场的文学文体学则受到文化批评的强烈冲击，虽然在语言文学教学中，它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Thornborrow, 1998）。就文体学的发展历程来说，90年代的突出标志是历史/文化文体学的蓬勃发展。80年代初以来，受重视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文体学家不再把语言看成一种中性的载体，而是视为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不再把文本看成反映意识形态的一面单纯的镜子，而是把语言和文本视为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辨证的生产关系，语言与社会语境互为制约，互为实现，互为建构，加重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文体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和批判语言中蕴涵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英国文体学家Burton是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开创人之一。她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当时被认为是颇为激进的文章，文中提出西方人生活在一个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社会里。后浪漫主义经典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掩盖矛盾和压迫，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而文学批评，尤其是文体学，则通过对这些文体的分析和欣赏成了为统治意识服务的帮凶。伯顿呼吁文体学家审视自己的研究，弄清楚它究竟是为压迫性质的统治阶级意识服务还是对这种统治意识进行挑战的。她认为文体分析是了解通过语言建构出来的各种“现实”的强有力的方法，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她的文体分析显然不同于传统的文体分析，因为其重点在于探究文本如何建构它自己的虚构现实。伯顿的立场作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中具有相当地代表性。有的学者人为这一学派有两个分支。一个为福勒为首的批评语言学，另一个为MacCabe 倡导的历史语文学。批评语言学兴起于70年代末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1979年福勒与他在该大学同事Kress & Hodge 出版了两本宣言性的著作：《语言与控制》和《语言作为意识形态》。书中首先提出了批评语言学这一名称并阐明了这一派别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批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他们将语言视为社会语篇。他们注重分析各种文本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语言结构中蕴涵的阶级观念、权力关系和性别歧视等各种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使语言表达带上了各种烙印和偏见。他们采用的分析工具主要采用韩礼德的功能语法。批评语言学作90年代发展迅速，在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均有市场。麦考伯倡导的历史语文学则影响不大。他们强调语言研究中社会历史语境的重要性，注重某些关键性词语在历史发展演变中产生的语义变化，并着眼于单个词对文本阐释所起得作用。这种注重单个词语的历史语文学与注重分析模式和语言模型的当代文体学有一定的距离，而与英国的新批评的关系较为密切。在分析立场上则主要受到英国的文化研究，以及欧洲大陆的语言文化以及思潮的尤其实福柯的影响。他的研究基地在苏格兰的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其影响有限，而且严格意义上说，他不属于文体学。总的来说，西方文体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期间经历了不少挑战，最为著名的有Fish, 1973 Smith 的狂轰滥炸和强烈抨击。尽管对文体学的挑战常常有偏误和过激之处，但能促进文体学家进行反思，认清文体学的局限并力争有所改进。文学发展势头有两个特点： 一是以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为代表的紧跟时代潮流的倾向；而是多头并进。不同的阿文体学家竞相发展，不断有新的文体学派形成。如语用文体学和文学语用学。西方文体学的大本营是英国的国际诗学与语言学协会，创办了《语言与文学》杂志。
研究难点是年代初以来，功能文体学蓬勃发展。“功能文体学”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简称，它特指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文体学派。韩礼德是功能文体学的创始人之一。1969年他在意大利召开的文体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颇具影响的论文“语言功能与文学文体”（韩礼德，1971）。该文提出了“语言的功能理论”是进行文体研究的较好工具。所谓的“语言功能理论”是指“从语言在我们生活中起某种作用，服务于几种普遍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来解释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韩礼德区分了语言具有三种“纯理功能”或“元功能”：即表达说话者经验的“概念功能”；表达说话者态度、评价以及交际角色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的“人际功能”和组织语篇的“语篇功能”。这三种纯理功能相互关联，是构成语义层或者“意义潜势”的三大部分。韩礼德运用属于概念功能范畴的及物性系统对威廉戈尔丁的小说《继承者》的文体进行了详细分析（详见申丹，1997；张德禄，1999）。
韩礼德的这篇论文可谓是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经典之作。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其语言功能理论打破了传统上文体与内容的界限。任何语言结构都有其特定的语言功能。韩礼德明确指出，“文体存在于任何领域之中”。他所区分的用于表达经验的概念功能属于文学文体学不予关注的“内容”这一范畴。将文体研究扩展到这一领域有利于揭示人物生存活动的性质和观察世界的特定方式。另一特点即其分析的系统性。韩礼德对《继承者》中及物性过程类型合数量、参加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环境成分的类型和数量都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精确统计，并通过图表的形式将分析统计结果予以系统的图示，让人一目了然。这种分析的系统性是以其语言学模式的系统性为基础的。
在韩礼德之后，有不少功能文体学家采用及物性模式对文体的语义层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至于人际功能方面，功能文体学家一般从分析语气、情态、人称、表达态度的形容词和副词等入手探讨文本中反映出来的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小说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关系），以及他们对于经验内容的立场态度和价值判断。值得一提的是，倘若功能文体学研究的是戏剧或者广播访谈等实际对话中的人际功能，这些研究也很有可能由于其分析对象而被归入话语文体学的范畴。至于语篇功能、功能文体学家着重探讨文本中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句子之间的衔接与文本的主题意义之间的关系等。
早期的功能文体学家一般聚焦于某一特定的功能范畴；如集中研究作者对技巧型的人称代词的选择，或集中探讨作者对属于语篇功能的主位结构的选择。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注意在几个层面同时展开分析，注意它们如何相互作用来构成文本文体的总体特征，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塑造人物（参见Birch and O’Toole,1988）。
系统功能文体学还要一个显著特点，即强调语言、语篇和社会语境的关系。系统功能文体学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语篇受制于情景语境。由于系统功能文体学强调情景语境的作用，80年代以来，它在注重社会语境的学术氛围中得到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文本语言和权力的关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合相互作用，这自然有助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发展。不少文体研究从语法模式来说，应划归系统功能文体学；但从其研究目的来说，应属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同一，有的文体研究从分析对象来说属于话语文体学，但采用的分析工具是系统功能语法。也就是说，系统功能语法对文体学的影响已超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范畴，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文体分析工具。
中国的研究
功能文体学既是文体学的一个流派, 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 关于文体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状况的文章基本上都会提到功能文体学:前者如胡壮麟(1996)、胡壮麟、刘世生(2000), 后者如胡壮麟、陈冬梅( 1990)、黄国文( 2009)。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本节将集中探讨我国功能文体学的研究状况。
研究队伍
目前我国在文体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领域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功能文体学的研究人员也主要来源于这两大学术团体。黄国文( 2009)对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关学术活动的开展情况和参与人员进行了详细介绍,我们这里只介绍一下中国外语界文体学大型学术活动的开展情况。
1963年王佐良先生发表了“关于英语的文体、风格研究”的论文, 标志着我国外语界文体学研究的正式开始。1985年教育部制订英语文体学教学大纲, 文体学正式成为国内高校外语专业开设的课程。1999年6月首届全国文体学研讨会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召开。2004年在河南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体学研讨会上, 成立了“中国修辞学会文体学研讨会”, 简称“中国文体学研究会”。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文体学研讨会已经召开了6届, 并且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五届研讨会开始, 全国文体学研讨会与国际文体学研讨会同时召开。
研究成果
根据胡壮麟、陈冬梅( 1990)的综述, 我国的功能文体学研究应该开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 侯维瑞( 1983)讨论了语域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 胡文仲( 1984)以文体学的“英国学派”为名介绍了Halliday的基本观点并加以评述,胡壮麟( 1985)通过对一首诗歌的分析, 提出形式的选择主要决定于内容表达的需要, 张德禄( 1988)比较全面地介绍了Halliday的观点, 并且总结出了一个“前景化”的模式。下面尝试以年代为划分标准, 对中国功能文体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功能文体学研究。通过上面提到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 这个时期我国的功能文体学研究者还主要是对Halliday文体思想的介绍;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篇文章, 秦秀白( 1986)、侯维瑞( 1988)等几部文体学的教材也提及了Halliday的文体学思想。不过在这一时期有一点值得提出, Liu( 1988)已经建议把文体研究与中国英语专业的文学教学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功能文体学研究。进入90年代, 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我国的升温, 功能文体学方面的研究也有了长足发展。虽然通过“中国知网”以“功能文体学”为关键词只能检索到4篇文章, 但是其中的3篇——刘世生(1994 )、申丹(1997) 和张德禄(1999)——为我国的功能文体学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文章完整地向中国的文体学研究者介绍了Halliday的功能文体理论, 并且通过争鸣澄清了Halliday理论中的一些概念, 它们在其后的研究中都多次被引用。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刘世生( 1997)和张德禄( 1998)的两本专著。前者以Halliday的功能文体学为基础, 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式: “语境·语义·文学心理”文体学; 后者则是一部功能文体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在这一时期,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界还出版了5本论文集, 其收录的论文中有12篇涉及到功能文体学理论探讨的文章, 如杨信彰( 1993)、L iu( 1997, 1998), 6篇运用功能文体学框架具体分析文本的文章, 如Ren( 1993)、Li( 1998)。
中国功能文体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功能文体学有了迅猛发展。申丹( 2002)发表了她对功能文体学进一步思考的成果, 张德禄( 2005)也对他的功能文体学著作进行了修订。在“中国知网”通过以“功能文体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检索到151篇文章, 其中期刊论文96篇, 硕士论文52篇, 博士论文3篇。这些研究有的是进行功能文体理论方面的探讨, 如林文治、刘家荣(2000)、申丹(2002); 有的是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如管淑红( 2009); 有的探讨功能文体学与翻译的结合, 如王瑾(2004); 有的讨论功能文体学在教学中的应用, 如王璐( 2008) ; 还有的把功能文体学应用于对比分析, 如徐佳佳(2007)。同期出版的一系列论文集中也有大量的功能文体学方面的论文, 也是既有理论探讨, 如Yu(2002); 也有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 如肖祎、王扬( 2009)。
前景
黄国文( 2009)和刘世生( 2009)分别对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中国的文体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并且指出了两者未来发展的方向。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其实也适合中国功能文体学研究。我们这儿根据功能文体学自身的特点, 谈几点具体的想法。首先是功能文体学目前理论体系中有关概念的澄清。申丹(1997,2002)和张德禄( 1999)已经就文体分析的相关性原则、文学文本的情景语境、性质突出与数量突出以及文体分析的阶段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 同时, 在功能文体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已经扩展到各种语类的情况下, 进一步探讨这些概念的适用性问题。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的Dav id Butt博士认为, 文体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证据的学问( 2010年7月清华大学文体学座谈会, 并参考Butt& Luk in 2009); 从H asan的模式来看, 功能文体学讨论的就是言语表达层的证据如何通过象征表达层的符号表达文学文本深层次的主题, 这个过程如何运作, 运作过程中涉及到的因素有哪些, 都是功能文体学需要回答的问题。
功能文体学在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不断发展。进入新的世纪, 系统功能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多模态分析(如Kress& van Leeuwen1996)、功能语言类型学、评价理论、积极话语分析(如Martin 2004)、语类研究(Mart in& Rose 2008)、系统功能语言学三个维度(层次化/ strat ification、实例化/ instantiat ion和个体化/ individuation)之间的并协与互补、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之间的结合。评价理论和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已经被应用到功能文体分析之中,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其他发展也必将促进功能文体学的发展, 如传统的语相分析, 现在可以从多模态的角度进行分析, 并且原来Hasan( 1989: 300)所指出的言语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界限现在在多模态分析的视角下有望被打破; 再如功能类型学和语类理论的发展为文本和文体之间的跨文化分析以及功能文体学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提供了语言分析方面的基础; 此外, 系统功能语言学个体化维度理论为探索个人风格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功能文体学, 作为文体学的一个流派, 其发展方向也可以从文体学的发展前景中得到启发。胡壮麟、刘世生(2000)指出了文体学的6个发展方向, 功能文体学在“文体学的研究对象”、“文体学与符号学”和“文体测量学”三个方面已经走出了很远, 但是在“文体学的解释力”、“跨学科交流”和“为教学服务”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 历时文体学是文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功能历时文体学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见本书是系统介绍功能文体学的学术著作。
1961年，《语法理论范畴》的发表意味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问世。
韩礼德的功能语法模式对标点符号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体到标点符号可以从以下两点切入：其一，标点符号的系统性。不是从单独出现的标点符号，而是整个标点符号系统出发，同时强调标点符号系统与语法和语义系统之间的联系。其二，突出标点符号的功能性。
参考文章就找到了[学位论文] 杨亮（ 2009 - 中国海洋大学）《功能视角下标点符号的语法及语义》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标点符号所体现的语法和语义功能。 本文对于标点符号的研究集中在书面语言的三个层次：语相、语法和语义。首先，介绍了标点符号作为一种书写系统所具有的特点。其次，讨论了标点符号的语法功能。最后，探讨了标点符号的语义功能。 在对标点符号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发现： 第一，标点符号具有等级性。在标点符号系统中，各种符号的出现和排列并非任意的，而是呈现等级性的特点。标点符号系统的等级性是由语法系统的等级性所决定的。 第二，标点符号具有功能性。标点符号系统兼有语法和语义双重功能。一方面，所有的标点符号必须标记语法单位。标点符号所标记的语法单位包括：语素，词，词组/短语，小句和句。另一方面，标点符号具有体现语义的功能。标点符号所体现的语义包括：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 第三，标点符号具有规则性。在运用标点时，必须遵循语义、语法和语相三重规则。这三重规则之间存在着“体现”的关系：语义规则由语法规则所体现，而语法规则最终通过语相规则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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