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心理学是两个对大众同样具有吸引力的名词。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电影与心理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电影与普通心理学的关系
电影与心理的论文摘要
【摘 要】通过打破了对心理学的传统认知，以一种电影 文化 的视角来解释普通心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包括感知和记忆等客观心理活动、能力和意志等主观心理体验，从而让社会大众更直观地理解心理学中的基本概念，不仅从电影中了解到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和他人，以及科学系统地认识社会中的心理现象，并更好地指导社会大众的学习、工作与生活。
电影与心理的论文内容
【关键词】电影心理学;感知;记忆;能力;意志
1 感知
感觉和知觉是个体心理中最基本的认知活动，个体对外界事物的刺激都需要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等感觉通道来接收，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而感觉和知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感觉是对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认识;知觉是对客观事物整体属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感知觉的相互作用使人们可以为记忆，思维和语言等更高级的认知活动的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黑泽明的《罗生门》这部电影中，就可以看出感知觉是一种客观存在与主观感受的统一，四个证人描述了四种截然不同的 故事 情节，或许就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同，每个人都会在社会角色，记忆水平， 思维方式 ，行为模式，表达能力，动机需要以及情绪体验等方面有所差异或倾向。英国 经验 主义哲学家贝克莱曾经说过，“存在即被感知。”，存在是相对的，而我们感知到的或许是一种存在，或许只是一种错觉。
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本质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只是一些有排列和组合的光波和声波，并非颜色和声音。所以说，当从客观世界中获取新的知识的时候，要相信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变”，所有的知识和真理都是被人们想象和建构出来的。比如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不能再使用中学的程式化学习模式，而要跳出原有被禁锢的思维定势和刻板印象，用一种更广阔的视角和接纳的态度去对待学习和知识。不仅是心理学等社会人文科学，物理学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霍金的《时间简史》，甚至到目前崭新的研究领域，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研究范式，或者说是所谓的“永恒真理”。正如西班牙民间的一句 谚语 一样，“在这变化莫测的世界上，既没有真理也没有谎言，所有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看世界时所用镜片的颜色。”
2 记忆
记忆中的“记”代表着识记，“忆”代表着回忆，记忆的过程就是一个对过去识记过的经验，在现在时刻回忆的过程。记忆不但连接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还是连接感知觉与思维、语言的桥梁与纽带。任何一种高级信息加工过程都不是在一个时刻进行并完成的，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假如大脑没有记住一个个独立的故事情节，没有回想起一个个单独出现的故事画面，就不能把每一时刻电影在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器官所产生的体验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对电影的总体印象，评价和思考。
而《记忆碎片》这部电影可以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记忆的重要作用，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他的内心世界会产生怎样的矛盾。正如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莱昂纳多在失去短时记忆之后，只能通过照相片并加以备注的方式获得记忆的片段，但即使这样，失去记忆的人也很难把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有逻辑地组合成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从而对事情的前因后果的理解造成混乱。
最核心的问题还并不是失忆给人类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而是无法了解自我以及存在的意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的哲学思辨问题，在生活中的有些时候还会困扰着普通人，何况是失忆的莱昂纳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莱昂纳多在失忆的条件下，还可以意识到他存在的意义在于复仇，虽然他的行为和观念可能是片面的，消极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他可以意识到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价值。相反，面对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世界，我们现代人是否完全排除了功名利禄的诱惑和干扰?是否还记得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省和思考的。也许是我们身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不经意间对物质的欲望愈发强烈和敏感，物质世界让我们跑得太快，以至于精神灵魂世界被遗弃在过去的某个角落里，可悲的是我们身陷囹圄却不能自拔。从这个角度看，失忆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状态，而是一种暂时的休养生息，它可以让人类清醒地觉察到此时此刻的状态，让人类发现是否和你开始制定的目标和计划有所偏离，让人类重新关注在主我的角色上，而不是客我， “勿忘初心”一词也是就是对人类记忆本能最好的见证和说明。
3 能力和意志
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发展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能力和人格共同组成了一个人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这些是一种区别于他人最明显的方式。而能力作为一种个体认知和行为的评价标准，对于不同的个体，能力的测量却没有统一的标准来界定。
通过电影《阿甘正传》不难看出，能力衡量的标准不一定就是智商，主人公阿甘就是一个智商为75的智障者时，却在 橄榄球 ， 乒乓球 ，从军，捕虾经商等生活中各种领域和方面都取得成功，现在学校中出现了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所以对能力的认知需要运用一种全新的视角。
而通过后天培养来提高能力的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意志。无论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些外界环境因素多么的充足，但如果个体内心中没有意志作为精神支柱给予支持，那么个体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就变得十分渺茫。意志与人类的动机和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可以对认知和行为进行控制和调节，从而来坚定人类的信念和理想，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和计划。
正如《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最后欧亨利式的结尾让观众看到了主人公安迪内心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就是意志，意志可以让他在面对无期徒刑的牢狱生涯时形成强大的抗逆力;可以让他在越狱过程中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时形成强大的抗压力，从而可以让他在梦寐以求的墨西哥海滨与老朋友相聚。
有趣的是，这两部同年度进行奥斯卡金像奖争夺的电影，把心理学中的能力和意志两个概念结合在了一起，并赋予了新的意义。能力和意志是密不可分的。观众看到了阿甘许多方面的天赋，但是这些都归于一个本质――“跑”，这种横跨了美国的跑步就是阿甘无人能比的坚定意志所驱动的。而只有安迪一个人成功地越狱，也不只是在于他十年如一日的意志进行挖洞，同样也要求他有一种精通财务制度的能力和分析判断的能力，可以审时度势，韬光养晦，在适当的时机做出最佳的选择。总而言之，一个人必须具备全方面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两方面因素，把外在资源和内在素养进行有机地结合，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就像企业家宋美遐女士所说：“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4 总结
心理学作为一个研究型的社会人文科学，无论是和虚拟中的电影，还是和现实中的生活，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过程的科学，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正如《云图》那部电影所包含的跨世纪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人类就好比是一部电影巨作中的一张胶片，但小小的胶片却表现了这个时刻最丰富多彩的画面。历史长河中的人类是渺小的，而人类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其实，人的一生就好比一部电影，有高潮也有低落，而心理学教给人类的就是如何使这部人生电影更加波澜起伏，丰富多彩。
心理电影的传播与受众心理健康的建构
电影与心理的论文摘要
[摘 要] 多数心理电影都会表现人物内心的焦虑、恐惧、爱情、欲求等，心理电影作为心理疾病的一种精神疗法越来越被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所重视。心理电影的传播对受众心理健康的建构研究理当受到重视。本文将以表现童年创伤心理电影的传播为例分析心理电影的传播对受众心理健康的建构。
电影与心理的论文内容
[关键词] 心理电影;人格分裂;传播;心理建构
心理学电影是指以心理疾病为素材构建情节、设置冲突、解构心结、塑造人物形象的电影类型，它是伴随着人们对心理的逐渐认识而发展起来的。心理疾病的特征和性质极大地刺激了拍片人的 想象力 ，电影媒介把心理疾病素材作为情节工具和底色，表现人物心里的想法、愿望、焦虑、恐惧、爱情、欲求等，以推动观众对人类自身行为的再认识，于是，在故事片、喜剧片、动作片、犯罪片、暴力片等类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心理电影这个新的类型。经典心理电影作为一种心理疾病的精神疗法越来越被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所重视。
“成功的电影都是那种能在无意识层面上反映当时社会上具有决定性的动力群体的影片。”[1]成功的心理电影能使受众通过电影媒介看到导演批判意识下所掩盖的非理性因素，在无意识状态下达到与人物沟通交流获得心理快感的目的。因此心理电影要求创作者具备专业的电影理论知识掌握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在对自己的思维活动、情感意识、创作心理等进行理性分析和规律把握后，能借助电影中运动的声画媒介阐释剧中人物内心情感和心理现象艺术地引导受众的观影心理。虽然业界公认高票房是电影生命力的根本保障，但拥有一个值得受众长久思考的内涵承载才是影片价值的根本所在。成功的心理电影不仅能够调动观众的情绪而且还能够激活其潜意识本能使其与剧中人物进行感同身受的情感交流，让长期受超我抑制的某种情绪从隐秘处释放出来，继而使影响心理健康的内心情结得以揭示、展露和解构。
经典心理学电影，如《爱德华医生》《精神病患者》《沉默的羔羊》《迷墙》，它们所反映的主题均具心理学意义，都从童年情结深层次剖析了人物性格。如《沉默的羔羊》将弗洛伊德性本能理论与电影受众的审美快感有机地融合，其镜像语言的象征性，既隐喻了克拉丽丝儿时未能成功救得惨叫的羔羊的不幸经历，同时沉默也体现了克拉丽丝把梦想深深埋藏在心里的执著，她竭力用行动证明自己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最终她战胜了性变态和对性的恐惧实现了她的梦想。当观影者进入梦幻状态把自己当成克拉丽丝时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也就通过想象得到了满足。
“如果我们将镜头对准生活，所有的大全景也许会引导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大多数人都在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去世的时候都带着一种未尝夙愿的遗憾……无论命运如何捉弄我们，我们都心怀希望。”[2]心理电影与其他类型的电影比较更具有对受众心理愿望的补偿功能。“当受众认同主人公及其生活欲望并在心理为他们喝彩时，事实上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喝彩”[3]，受众观看心理电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接受心理疏导、解构心结的过程，这样特殊的观影按摩、心理激励有利于健康心理的建构。
一、表现男性爱缺失的成长心理——《迷墙》
影片《迷墙》以PINK的人生故事为线索，表现主人公童年丧父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少年期心灵备受学校刻板 教育 的摧残、青春期恋母却又不得不离开母亲的惶恐、青年期爱情受挫、事业失意，孤独彷徨乃至走上极端暴力最终崩溃的人生历程。
(一)父爱缺失的童年孤独
主人公PINK父亲牺牲于二次世界大战一次桥头堡战斗中。影片开始黑暗中一双大手点亮一盏油灯PINK父亲出现在昏暗的光晕中。接着油灯的光亮叠化为烈日下的巨大全景，地平线上小PINK远远跑来，画面中太阳的光芒眩目而温暖且多次反复与整个影片的快节奏和阴暗色调形成鲜明对比，让受众对主人公PINK向往却又难以达到的充满父爱的理想世界感同身受。童年的PINK与同龄孩子一样，希望玩旋转木马、滑滑梯等比较刺激的游戏时能有父亲相助、保护、激励。在社区游乐场当他牵着别人父亲的衣襟恳求帮助遭到拒绝后，落寞地回到家里翻出父亲的遗物戴上父亲的军帽，父子俩的影像交替出现，此时孩子孤独的心多么渴望得到抚慰，然而物依旧父已亡，观影至此很难不为之动容。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强大的父爱做支撑，罪恶的战争却无情地夺走了PINK们的父爱。父爱的缺失成为PINK童年最深的创痛，父亲的形象在PINK的潜意识中反复出现挥之不去。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此种创伤将伴随并影响PINK们的一生。
(二)师爱缺失的少年逆反
教师理应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导航，可PINK记忆中却有一个源于导航者的极大创痛事件，童年的好奇心驱使他在铁轨上引爆子弹，车轮驶过子弹爆炸的瞬间，车窗口无数戴着面具的乘客不约而同地指责谩骂叠化为老师凶狠的训斥，课堂上教师当众嘲笑他写作的诗歌，嘲笑与谩骂甚至体罚，除此之外，PINK很难感受到来自老师的温暖，老师在他的成长中并未发挥正面引导作用。少年PINK无力与教师及其背后强大的能把人驯化成机器的教育制度抗衡，只能把全部痛苦和愤怒藏在心里：教师在家里受老婆虐待精神变态，将学生当成发泄的对象。孩子对那位黑袍教师的超现实想象，黑色幽默中映射的恰恰是活生生的现实。学校教育对每个孩子施行教化试图磨平个性，使之成为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标准化机器零配件，因此，被教师横加指责当众羞辱的PINK现象绝非偶然。然而在文化越来越后现代的当下，PINK们显然对于扼杀自由天性的传统习俗充满抵制和反抗。PINK式反抗是明证!
(三)爱情受挫的青年危机
PINK充满性冲动的青春期，因为性而产生的焦虑与困惑久久萦绕很难挥去，在PINK心中男女关系相当危险，青春期母亲床上的骷髅、年轻人混乱的性活动，象征男女生殖器互相逗引的雌雄花朵，诡异的背景音乐中，动画形象由花变成骷髅，最终貌似女性生殖器的花朵将貌似男性生殖器的花朵击碎吞噬，动画中的吞噬与被吞噬隐喻了现实生活中频频上演的真实事件：背叛和引诱。骷髅、乱性、雄性花被吞噬等显示了PINK对于女性的总体认知，在性、感情、婚姻面前因为缺乏父辈的引导，PINK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总是轻易被抛弃。童年丧父的孤独、少年教师的侮辱、青年妻子的背叛，种种画面交织出现，让PINK的精神极度迷惘，肉体在冰冷的泳池中陷落，鲜血染红池水，灵魂即将出窍。“墙外有人吗?”谁来帮PINK推倒那道冰冷厚重的墙!《迷墙》通过呈现青年PINK的意识流动，不仅将PINK时代青年人空虚的精神世界表达得淋漓尽致让观众看到了一个饱受现代物质文明戕害的灵肉混合体，也让攘攘逐利者浮躁的心灵有片刻的清醒和宁静。《迷墙》诞生之初虽然曾一度成为禁片，但从心理学传播的角度来讲，它能跨越时空成为一部惊世骇俗直指人类灵魂和命运的预言式天书，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心理学电影宝典。 二、表现性别角色分裂的《精神病患者》
人格分裂学名称为“解离症”，别名“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它的主要特征是患者将引起他内在心理痛苦的意识活动或记忆，从整个精神层面解离开来以保护自己，但也因此丧失其自我的整体性。[3]
《精神病患者》中有着恋母情结的“诺曼·贝茨”是个特殊的人格分裂患者，常态下他是旅店老板，变态下他兼容已故的母亲和恋母的儿子两个角色。他五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无法容忍母亲另有情人于是弑父杀母。弑母的罪恶感使他盗回母尸做成标本并使母复活，而复活的“母亲”因嫉恨便会杀掉儿子喜欢的女人而后快。希区柯克引用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学说，在片尾安排心理医生把诺曼·贝茨对母亲又爱又恨的心理做了详细解释：诺曼·贝茨因嫉恨而弑父杀母，由于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事后总是将自己扮演为两个角色：时而是强悍霸道的母亲，时而是逆来顺受的儿子。罪恶的根源在于亲情的缺失导致人性的扭曲继而导致性别角色混乱。像贝茨般兼容母亲和儿子两个角色的病例非常罕见，属于恋母情结的变异和病态表现。
三、表现女性超我、本我、自我三重人格分裂的《绿茶》 衣着严谨表情冷漠遵守道德传统不过分表达自己的感情，这是《绿茶》女主人公硕士吴芳的“超我”形象，也是吴芳人格的基本成分。童年时代的她亲眼见证了备受精神病父亲折磨的母亲意外杀死父亲的惨剧，儿时的精神创伤让吴芳情感表达受阻无法与人正常交往，成年后渴望着被爱却又不知道如何付出爱，当然也不可能自由恋爱，她只能通过频繁相亲去结识异性。童年时代的精神创伤导致她对爱的追求止于心理渴望而行为被动，她甚至通过算命来捕捉偶尔闪现的恋爱机会，因为她的内心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追求爱，她付出爱的能力是欠缺的。除非爱神主动降临，否则她很难体验到获得爱情的快乐。
而“本我”的吴芳，则以朗朗的形象活跃在影片中，她美丽活泼，以在酒吧弹钢琴为职业，和各种各样的男人交往，众多男人的追求不仅让她的性需要得到满足，也填补了童年时代不受重视的心理空白，她和男人接触从不投入感情，彻底消解了情感的压抑和道德的束缚，避免了母亲式的孤独与绝望。朗朗的人格其实是吴芳原始人格中的另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童年生活中痛苦和不愉快已不见踪影，保留的只是没有受过任何约束和压抑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天性。
“自我”的吴芳由男主人公陈明亮造就，陈用旺盛的生命亮光驱散了吴芳童年的阴霾。吴芳在沉寂和压抑中感受到了自己从未感受过的男人的关怀和重视，分裂的人格得到了整合，成为一个性爱和情爱欲求完整统一能用正常的符合社会道德的方式满足自我心理和生理需求的女人。吴芳和朗朗，她们是一个女人的两个面，在每一个女性身上，都有着连自己也难以理解甚至是矛盾的东西存在着，它们的共存，影响着女性的意识和行为。《绿茶》对具有人格分裂症状的女性心理做了颇有意味的呈现，带给人们无尽的迷惑和思考。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心理学电影多从童年情结深层次剖析畸形的成长环境造就的畸变性格，主人公总是处于各种各样或主观或客观的威胁中，他们的被困和解困会激发观众去唤醒并思考心灵深处无法排解的相似情结，并在观影的无意识状态中释放或转移积压许久的心理抑郁。当主人公走出困境，受众长期抑郁着的内心焦虑和恐惧等情感会随之释放，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可以减缓或避免心理疾病，利于观众的健康心理建构。大量的调查研究证明，电影的制作与传播尤其是心理电影的传播不仅能带来票房收入，传播人文精神，而且还会给受众带来有效的心理按摩，让观众的喜怒哀乐情绪得到合理宣泄。受众爱的能力、工作的能力、面对困局的勇气、对美的感受力、 人际交往 技巧的学习、心智的开启、性灵的陶冶、智慧的增长等均能在心理学电影营造的梦幻中潜移默化地完成。总之心理电影传播是艺术地进行心理疏导与心理激励，建构健康心理的重要途径无论传者受者均需要高度自觉。
电影与心理的论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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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骗局，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骗了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我就知道有个《精神病患者》是希区柯克的 他的作品比较反应社会
请大家深呼吸:现代恐怖电影诞生于此！
众所周知，60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的头脑里充斥着性解放、大麻、反权威、无政府主义等不安定因素。而这一时代的恐怖电影就好像一面镜子，映射出整个社会的景象。抛开50年代的变异巨兽和外星小绿人，恐怖电影在60年代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回归——内心恐惧再度抬头，曾经垂垂老矣的题材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一场变革得感谢悬念大师希区柯克，他用一场浴室惊魂为其后十年的恐怖电影指明了发展方向。1960年的《精神病患者》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内心恐惧:手执利刃的连环杀手、怪异的异性装扮、木乃伊般的干尸、疯狂的精神分裂以及当红女星珍妮特·利的美色与尖叫。希区柯克利用这些元素，将恐怖电影从50年代的苍茫宇宙中拉回现实，并加了新的恐怖元素——精神分裂和蛰伏于家中的恐怖。
于是在60年代早期的恐怖片里到处都散播着精神错乱的种子。这其中，既有类似《精神病患者》的影片(如《杀人狂》(Homicidal 1961)、《发狂》(Paranoiac，1963)、《杀人狂魔》(Maniac，1963)等)，也有几位大师级导演的经典之作，其中包括:罗伯特·阿尔德里奇的《婴儿简出了什么事? 》(1962)、罗曼·波兰斯基的《冷血惊魂》(1965)以及米切尔·鲍威尔的绝唱《偷窥狂》(1960)，片中露骨的性和暴力惹恼了几乎所有的影评人，整个电影界一片哗然，最终导致这位大导演不为整个电影业所容，只得提前终止了电影生涯。甚至连以古典时代为背景的古装恐怖片也染上了类似的精神疾病。在B级片大师罗杰·考曼的《厄榭府的倒塌》里(改编自爱伦·坡同名小说)，文森特·普雷斯用他那蓝丝绒般的嗓音将精神失常演绎得入木三分。
随着时代的推进，银幕上的疯狂渗透入了60年代的生活。披头士、垮掉的一代这林林总总的疯狂之举无一不在表达着对强权和传统的反抗。这段时间里的恐怖电影并没有什么大的动作，似乎在为下一次的喷涌而出积聚能量。1968年，压抑许久的疯狂终于在《驱魔降邪》(The Witchfinder General)一片中找到了宣泄口。年仅26岁的英国导演迈克尔·李维斯将汉默风格的古典哥特剧和现代元素相结合，用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和折磨折射了年轻人对权威的不信任。导演本人也是吹响反抗号角的青年先锋，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在拍摄时连老牌演员文森特·普雷斯也不放在眼里。对后者的表演指手画脚，惹得文森特恼怒地说:“我已经拍了87部电影了，你这个毛头小子做过些什么？”李维斯可一点不买老演员的帐，回敬道:“我只拍过三部，但部部都称得上是上乘之作！”这句话也一语成谶，《驱魔降邪》上映仅6个月后，李维斯就在自己的居所里自杀身亡，年仅26岁。他的死可以说是恐怖电影界的一大无一弥补的损失。
60年代的另一个特征是变化无常。在这个年代里，恐怖电影的发展也相当多样，从充满东方神秘色彩，节奏缓慢的日本鬼片《怪谈》、《鬼婆》(都是1966)，到融合了性和残忍的意大利哥特式恐怖片《黑色星期天》(1960，导演马里奥·贝瓦)。恐怖电影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在类型多样化的同时，恐怖电影也在画面营造方面越走越远，以至于电影审查官手中的剪刀都跟不上血液飞溅的速度。这一切的创始人是被称为“血之教父”的美国导演高登·刘易斯，是他一手开创了恐怖电影的新类型:血淋淋的恐怖，把恐怖这个字眼涂成了腥红色。在其代表作《血宴》(1963)中，他将一个前《花花公子》封面女郎开膛破肚。片中血淋淋的内脏遭到了影评人的“千夫指”，甚至有人尖刻的评价道:“刘易斯的影片就是一个深夜屠宰场。”然而，观众们却丝毫不理会专家们的指责。和过往那些“贫血”的片子相比，刘易斯的影片确实提供了一种新鲜的刺激方式，令60年代的观众们大呼过瘾。
不过，将血淋淋的恐怖推上巅峰的却又另有其人。如果说《精神病患者》用一个人的癫狂揭开了60年代恐怖电影的序幕，那么《活死人之夜》(198)则是用全民皆狂为60年代画上了句号。片中丧尸们从喉咙深处发出的低吼透露出一种近乎绝望的恐怖气息。导演乔治·罗梅罗用11万4千美元的低成本换回了高达3千万美元的全球票房，堪称影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恐怖片。本片也开创了丧尸片这一全新的恐怖题材，并引来了数不清的后续作品，其中包括其本人执导的《活死人黎明》、《活死人之日》和《活死人之地》，以及近年来大红大紫的《生化危机》系列等。曾有影评家把本片喻为“一场没有终点，毫无节制的丧尸嘉年华”。本片采用黑白胶片拍摄，画面颗粒感明显，颇有新闻片的真实感，弥漫着悲观主义情绪。片中，丧尸们吞食着内脏(据说，由当地的屠宰场捐赠)，随后被“活活”烧死;变身丧尸的女孩用铲子刺向母亲(明显是在向《精神病患者》致意);黑人主角最后因被误会成丧尸而被种族主义者爆头。这些情节虽披着丧尸片的外衣，事实上却叙说着整个60年代的故事，包括血淋淋的越战和其中葬身火海的士兵、年轻人对父辈的反抗、以及争取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导演将整个60年代熔入96分钟的恐怖故事里，为这动荡的十年呈上了一份完美的总结报告。
罗梅罗的《活死人之夜》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恐怖片、是“一场没有终点，毫无节制的丧尸嘉年华”。
精神病患者Psycho 美国 1960
马里恩盗取公款逃亡，投宿于一间汽车旅馆，却在浴室中惨遭杀害，她的妹妹及男友加入警方进行深入调查。恐怖惊悚片的代表之作，希区柯克首次探索精神分裂杀人狂的世界；尤其是48秒的浴室谋杀段落，尽管是黑白影像，但仍凭借78个快速切换的镜头，以及灯光、音响的综合运用，拍摄出令人心惊肉跳的震撼性画面；主人公诺曼·贝茨因此成为精神分裂症的代名词。环球法国二区发行了双碟版，正片花絮收录了94分钟的制作纪录片，花絮碟收录了15分钟“向希区柯克致敬”的短片，以及33分钟“电影大师”短片。
希区柯克的电影其实非常非常难分析，当年法国新浪潮时期，关于希区柯克电影是否包含宗教哲学以及其他哲学进行过激烈的论战。
当年特吕弗为证明希区柯克电影隐含了某些深刻的哲学，进行了长期大量的研究工作，撰写了非常多的论文，并且做到了很难做的事情——采访希区柯克。还拍摄过向希区柯克致敬的电影【黑衣新娘】。
关于【群鸟】，有可能表达着一种不安的生存感受。世界隐藏着危机和罪恶，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的无知触犯最高准则，这种准则也许是宗教上的，是人类智慧无法理解的。也许希区柯克一直在讲述人类身上的神性和动物性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的爆发和其惊心动魄的结果，以及对不可知事物的恐惧。
当然，于特吕弗相对的观点说希区柯克电影只是引人入胜的电影而已。
我个人观点略微偏向于特吕弗，实际的情况是，我觉得希区柯克不是我有能力论述的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