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硕士论文：从亚述学的进展看西夏学的得失
提要： 本文通过对亚述学学术立足点和研究方法论的初步体会，重新审视了西夏学的发展道路和研究得失，着重指出了在西夏学研究中 语文 学的基础地位和文化人类学思维模式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西夏学 亚述学 语文 学 考古学 文化人类学 历史编纂
西夏学(tangutology)的历史，若从1804年甘肃武威发现番汉合璧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清人张 澍 据其碑阴所刻之汉文西夏年号“天佑民安”正确断定碑上番字为失传已久的西夏文算起，至今已有将近两个世纪了;但真正意义上的西夏学学科，则当以1908—1909年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领的探险队在内蒙古黑水(khara-khoto)地区获得八千余件西夏文文书并运藏彼得堡为其发端之时[i]。
西夏学发展至今，在 语文 、考古、社会历史三大基础性板块学科的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学科进展渐趋缓慢的现实考验。认真探究其原因，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缺陷，乃是我们的西夏研究一般都疏于同国际上已有充分发展的类似学科进行比照、切磋以汲取其有资于自身发展之思考角度和方法体系;而放眼世界，我们却发现，竟然有不少成就卓著的研究领域可以给目前的西夏研究提供相当程度新颖意蕴的启发和借鉴!亚述学就是一例。
所谓亚述学(assyriology)，乃是得名于近东地区公元前两千年代早期存在的古国亚述(assyria)的一门人文科学。它诞生于十九世纪国力正盛之欧洲诸强在近东两河流域地区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历史了。而其分支如苏美尔学(sumerology)、赫梯学(hittitology)等，到目前为止也各自成为世界文化、历史研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次级学科。
从最早的公元前三千年代立国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并首创泥版楔形文字(cuneiform)之苏美尔人(sumerians)开始，中间历经以闪米特人(semites)为主延 祚 近两千年的阿卡德—巴比伦(akkado-babylonian)文明(亚述人的创造即其北部分支)，所涉地域西臻东地中海、东越伊朗高原，时间下限直至公元前三世纪伊始的古波斯帝国以及随后的巴比伦希腊化王朝时期。如此广阔的时空范围之内容物皆为亚述学研究的对象，个中原因则是基于上述所有古国民族流传至今的文明记录均采用了书写于泥版上的楔形文字之缘故[ii]。当初楔形文字的运用一如今天的英文，一度成为国际通用 语文 ，甚至连基本与之同时起步但却一向独立发展的埃及文明以及对后世西方文化影响巨大的希伯来文明均受其文书文献的强烈影响。
自古希腊文明以降，上千年来欧洲语言研究的精髓，主要就是集中在侧重考证记录与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之书面材料的 语文 学(philology)方面;当然，由于十八世纪以来建立在比较语言学基础上长足发展的西方语言学到今天已是完全改观，传统的 语文 学也早已逾越原来仅仅关注历史的藩篱，philology一词在很多场合已具有指代立足“传统”谱系分类语言学研究基础上之语言研究科学的现代意义。这种基于原始印欧语构拟研究而成熟起来的共时、历时经历充分表明：语言研究只有深入到语音层次的构拟分析，才有可能在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更为趋近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煞费苦心钻研此类“古董”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亚述学即始于研治中近东地区闪米特及西雅利安诸语之语言学家们的艰苦努力，其真正确立又完全立足于考古学对碑碣遗址的研究和 语文 学对书面文献的解读——单纯的考古学者或 语文 学家要么只给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三维空间的物质填充，要么仅局限于该地远古居民形而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重建;亚述学家则必须一身兼两任[iii]，并应当在此基础上，随着亚述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具有自己学科特色的系统理论，以便指导本学科各方面具体研究工作快捷、迅速、有条不紊地开展进行。然而即便是以此原则来具体衡量发展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亚述学界，我们仍然不无遗憾地看到，亚述学家们依然过分偏重于具体而微的语词考据索隐，却鲜有学者自觉构建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尽管如此，亚述学界历来崇尚并遵循的楔形文字语言解构之细致考据为基础、同时贯彻各领域遍地开花的文化人类学精神的研究思维模式，却对该学科研究的进展十分有利。
西夏学的起步，如前所述，其实也完全重复了上述过程。西夏 语文 的基础性研究，是西夏学向纵深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上，这项工作早在西夏时期便已由西夏人自己蓬勃开展起来了，当时对其母语语言文字的研究，虽然受同时代业已成熟之汉语 语文 研究的影响甚为明显，却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其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表征民族立国之新创文字的规范和推行[iv]。这与现代意义上的西夏学研究并无多大直接关系。只是其“研究成果”——譬如字典《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迄今有幸遗存得还相对完整，这就大大便利了我们今天对其民族特质的准确领会。
今天，西夏 语文 的基本研究方法则是 语文 学的比较分类;其比较范围限于同一内容的番汉文本之间、不同的西夏文文书之间、一件文书的不同部分之间以及同一时期西夏文记录和相应的其他历史纪录(主要是汉文记录)之间[v]。这在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内，往往只有助于字词意义的获取而无助于语音的构拟 [vi]，从而难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必要的语言比较研究工作。有趣的是，对亚述学的“立身之所”----楔形文字的研究，却经历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过程：早已高度音节化的楔形文字及其所记录的阿卡德语、赫梯语、(特别是)古波斯语等屈折语又多有以表音文字记录且研究较为充分的亲属语言材料，使得这些死亡几千年的语言其语音体系至今已有一个基本公认的标准，这就为今人探索几千年前的古人不复存在的形而上世界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手段。既然亚述学者能以此借鉴来推动亚述学前进，那么，西夏学者又应该怎样面对亚述学在语音构拟和语言比较方面的优势呢?
其实，在西夏学研究早期，为数不多的欧美学者却成就斐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深得自己文化氛围中比较研究法的真传而能下意识地加以运用 [vii];深受西方治学方法影响的民国学者如陈寅恪，在其《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一文中就西夏文“众生”、“无上”两词所作的简略讨论，既援引相应梵文原词及多种对应汉译，又兼及西夏语言特点，虽失之简约，却颇具比较研究之神采[viii]。这种具有比较性质的条理化思维虽然并不是从亚述学中借鉴的，但不谋而合的作法带来的显著效果，难道不能激发我们有意识地归纳总结，从而使这类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更能为我们自觉地运用?
1．也评“澶渊之盟”历史教学 1984/022．宋代榷酤发达原因初探 西北师院学报 1985年增刊3．榷酤与北宋边防 西北师院学报 1986年增刊4．南宋抗金名将刘锜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025．试论西夏经营河西 兰州学刊1987/056．庆州兵变与王安石变法 甘肃社会科学1989/047．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述论 河北学刊1989/068．宋代榷曲、特许酒户和万户酒制度简论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039．宋代蕃兵设置时间考 中国史研究 1990（4）10．中国烧酒起始的论争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0（8）11.宋代榷酒制度中的买扑形式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0112.宋代酿酒业简述 中国史研究 1991/313.试论宋代酒价及酒的利润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1/314．宋代非商品酒的生产和管理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0315．论宋夏争夺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 西北民族研究1991/0216．论金朝经营陕西 甘肃社会科学1992/0217．关于《青苗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0318．中国烧酒起始探微 历史研究 1993/519．宋代酒课的征收方法析论 河北学刊1993/0221.宋代画市场初探 美术史论 1993/122.论宋初的西部边疆政策 西北史地 1993/123.宋代酒课征收的方法析论 河北学刊 1993/224．宋金太原之战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0625．论宋代酒业产销的管理体制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0326．关于宋代政治史的分期问题 甘肃社会科学1994/0227.北宋时期经济中心南移了吗？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4/0328．关于宋代酒课的几个问题——与杨师群同志商榷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4/0229．两宋改革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0430．宋代酒的销售简论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0331．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 中州学刊1995/0232．宋初黄老思想三题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0333．On the Origin of Alcohol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5/0434．读漆侠、乔幼梅先生《辽夏金经济史》书后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5/0435．宋初统治思想略论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0636．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0337．宋代建元与政治 中国史研究1996/0438．对《<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的驳议 李华瑞等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0439．对《〈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的驳议(续) 李华瑞等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0140．贸易与西夏侵宋的关系 宁夏社会科学1997/0341．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0442.西夏酿酒业初探 见：首届国际西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843．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0444．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0345．论西夏联辽、联吐蕃抗宋 固原师专学报1998/0546．论宋哲宗元祐时期对西夏的政策 中州学刊1998/0647．论宋夏战争 河北学刊1999/0248．论北宋政治变革时期的文化 文献1999/0249．试论宋代工商业税收中的祖额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0250．《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评介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0251．论北宋与河湟吐蕃的关系河北 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0252．宋史研究的新视点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653．“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会议综述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0154．唐末五代宋初的食人现象──兼说中国古代食人现象与文化陋俗的关系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0155.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看李焘对王安石及新法的态度 文史 2001/0256.四库馆臣对王安石及其法的评议 韩国宋辽金元史研究 2001/0557．南宋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 史学月刊2001/0258．《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评介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0559．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 抚州师专学报2001/0260．评《明清高利贷资本》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0261．漆侠先生访谈录 史学史研究2001/0362．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0163．南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消长 史林 2002/0364.20世纪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回顾和瞻望（1900-1949）（日本）中国史学 2002/1265.也评朱熹论王安石见：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200266.西夏纪念综考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2年西夏研究专号67．评邓广铭、漆侠五十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 河北学刊2003/0368．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0469林希与《林希野史》见：李埏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 200370．《西夏经济史》评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0471.宋史研究现状与前瞻见：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2.略论南宋政治上的“法祖宗倾向”韩国宋辽金元研究，2003（8）73.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史研究 见邓小南主编 唐宋女性与社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74.朱胜非与南宋和战文史 2004/0175.宋代思想的新诠释见：岳飞研究第五辑 中华书局,200476．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 河北学刊 2004/0277．2003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综述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4/0278．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下) 河北学刊 2004/0479．朱熹禳弭救荒思想述论 中国农史2004/0380.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 2005年增刊81．《金宋史论丛》读后 史学集刊 2004/0382.宋代的酒文史知识 2004/0283.一桩难以了结的公案 北京日报 2005-3-7理论版84.论宋代乡村客户的社会流动 见：唐研究，2005年11卷（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5．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5/0286．《宋史》论赞评析 史学集刊 2005/0387．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 文化读书 2005/1088．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 2005/S189.靖康之变 文史知识 2005/1190.北宋治河管理机制述论 中韩辽宋金元史研讨会论文，200591.20世纪西夏党项拓跋部族源及西夏国名研究见：20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92.从矿冶业看宋代经济光明日报2006-1-2893.论儒学与佛教在西夏文化中的地位见：10-13世纪北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4．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 史学集刊 2006/0195．西夏巡检简论 中国史研究 2006/0196．广知邃密求贯通——李华瑞教授访谈录 历史教学 2006/0397．2005年辽宋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0298.关于唐宋变革的两点思考 见：唐宋变革论 黄山出版社，200699.宋代历史小说中的王安石形象 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商务印书馆，2007100.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与发展 历史教学 2007101．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惩机制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1102．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 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7/04103．2006年辽宋西夏经济史研究述评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7/02104.北宋黄河河防中官员奖惩机制（与郭志安合作），河北大学学报，2007105.北宋治河与防边 见澶渊之盟新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6．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辩 文史哲 2008/01107．2007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8/02108.北宋治理黄河的技术和费用 见：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 三秦出版社，2008109.论宋代祭龙祈雨习俗的嬗变见：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日本中国史学会等，2008110.文天祥与南宋末年宰执之关系考 见：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111.宋代放生池考 见纪念邓广铭教授100周年诞辰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华书局，2008112．王安石变法的再思考 河北学刊2008/05113．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2008/04114.论题：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透视 历史教学问题 2009/01115.近三十年来国内宋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分析与思考 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06116．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中国史研究 2010/01117.劝分与宋代救荒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0/01118.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问题评述 史学月刊 2010/03119.西夏历史与文化 文史知识 2010/05120.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2010/04121.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下）2010/05122.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 文史哲 2010/06123.“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变法 2011/01124.2010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李华瑞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1/02125.宋代救荒中的检田制度李华瑞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05126.宋代的捕蝗与祭蝗李华瑞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6127.南北宋社会变动与山水画风格之演变李华瑞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1128.跟随漆侠师学宋史李华瑞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2/01129.“唐宋变革”论与唐宋之际的变革李华瑞 文史知识 2012/04130.2011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李华瑞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2/03注：更详细内容可参看李华瑞《宋夏关系史》附录五 作者论著目录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27-435页。
宁夏得名，始于西夏平定。公元1227年，元朝灭西夏后，改名“宁夏”，含有平定西夏、稳定西夏、西夏“安宁”之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具有悠久的历史。灵武市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石器、骨器和用火痕迹表明，远在距今3万年前后，宁夏境内就有了人类活动，他们创造了旧石器晚期的“水洞沟文化”。解放后，在宁夏境内陆续发现了较多的“细石器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表明，距今六七千年到三四千年前，宁夏南北的“居民”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进人父系氏族社会、开始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并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商、周时期，境内有称为胡（北狄）、羌（西戎），后又称为鬼戎、猃狁（熏育、荤粥）的游牧部落活动。周宣王时，曾在“太原”（今固原一带）调查户口，表明当时不仅已有较多人口，而且有了行政管理体制。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南部属秦，其余地区分别为义渠戎、朐衍戎等部族的聚居地。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后，建立中央政权，宁夏属北地郡。
西晋末年，匈奴人赫连勃勃于407—431年建立地方政权，自号夏，以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境）为都城，宁夏属其管辖范围。
唐朝分全国为十道，宁夏属关内道。唐王朝在灵州（今灵武市西南）设大都督府和朔方节度使。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于756年在灵武登基。
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以宁夏为中心，建立大夏国，国号大夏（因其位于宋王朝西面，故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国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形成了和宋、辽、金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朝灭西夏后，设宁夏府路，开始迁入回回人。
明朝设宁夏卫，大批回回以“屯戍人户”的身份被安置在灵州、固原一带。
清朝建宁夏府。乾隆年间，银川发生大地震，原址受损严重，乾隆帝拨下巨银用于重建家园，在城郊建新城，称新满城。乾隆以后，“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悉回庄”，成为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民国初年设朔方道，1929年改为宁夏省，辖除固原以外的现有市、县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仍沿用宁夏省原称，辖区范围与民国时相同。1954年，撤销宁夏省，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地区并入甘肃省。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辖原属甘肃省的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及泾源、隆德2县。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5个公社并入宁夏。1979年，这些地区又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黄振华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个分外陌生的名字，不过这倒也真切地符合先生那种不求闻达的处世精神。他一生与语言文字结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华正茂之时，在人民大学协助吴玉章先生，为汉字改革工作贡献良多；此后二十多年身为“右派”，在吕叔湘先生关心之下依靠多语种的翻译工作为生；七十年代末重新投入正式工作，虽辗转于多个工作单位之间，仍然在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解读方面成果倍出；九十年代初从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退下来以后仍然笔耕不辍，在自己书籍匝地的斗室中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立意新颖、论证充分的文章，尤其是对汉字式文字的溯源和汉藏共同语的构拟见解发人深省。可惜的是，他的羸弱身体不允许他本人把这些思想一一付诸身体力行的实践，他的治学经验也因为没有正式的学生继承而难以为人熟识。
黄先生原就学并毕业于民国时期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这所后来并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学校造就了他极为出色的俄语功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疆博物馆推出的《新疆探察史》、《苏联中亚考古》内容翔实准确，文字洗练畅达，即是先生的盛年佳译；而他随即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二期）上的《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一文，就是在彼时西夏研究汉文资料还相当缺乏的国内对西夏学水平遥遥领先的苏联学者工作的一个总体评价。该文全无时下流行评论文章一味追捧的俗气，大量的篇幅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者虽有1929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中国西北边陲黑水城西夏书库发掘的巨额收藏之便利，但因汉学功底欠佳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导致了西夏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缺憾和疏漏。这些都是主要倚仗黄先生所立足的深湛俄语功底，可称得上是新时期中国西夏研究对国外先进成果的夺胎换骨第一文，同时，这篇文章也体现出黄振华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字里行间的文字火药味随处可见，即便是同当时还颇有痕迹的大小字报作文风格相比也难分轩轾，只是黄文并不针砭个人而完全针对学术建设，并且对他人错漏“一抓一个准儿”的特点使内行的对手看了只有心折的份儿。在他的文章《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分别见《民族语文》2002年第五期、2003年第五期）中，老先生对自己参与的《〈文海〉研究》一书中的失误深表忏悔，并毫不留情地指出自己当时急于送交出版社“实际上是整理稿已五易寒暑，正值需要研究成果以资提升职称”之时；现在我们自然理解这种现实的际遇和需要，因而也就更为钦佩先生这种无情解剖自己行为中的心态。
这位老先生，实在也称得上是个学习语言的天才。俄语自不必说，他对英、法、德、日等常用外国语运用也很娴熟；除此之外，他还校译过罗马尼亚某政要在中国发行的罗语文集汉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还精通不少稀奇古怪的古代语言和文字：像在中世纪曾享国一个世纪有余、并与当时地处中原的宋王朝对峙过的辽、夏、金政权都创制过自己的官方文字，此即今已湮没不传的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这是黄先生用力的重点，他对这几种文字的认识自是非同一般的深刻；而另外几种曾经流行于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陲的古文字——记录东伊朗语的粟特文、于阗文和记录印度西北方言的佉卢文，他也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出版的几种综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图录》和相关期刊、论文集中这方面的文章如《粟特文及其文献》、《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零零星星，却都显出黄先生在这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据说当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别人不认识的古怪语文都找他辨认，他也总是不会令人失望；遥想此情，面对斯人，“活字典”一词忽然显得格外栩栩如生。时至今日，佉卢文在中国据说也只有少之又少的学者认识，而粟特文这种曾经流行于盛唐时期长安城胡商之间的“国际性语文”在黄先生身后几乎又成了一片空白，无人可识呵！
在当代的国内，一个外语（含民族语）研究者最怵的，恐怕就是对自己母语文字的深刻认识和精湛掌握。黄先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例外，这尤其有助于他释读与汉字关系密切的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譬如对西夏人自编的《广韵》式字书《文海》的校勘和在此基础上对西夏语音的构拟，他就是完全采用了清代陈澧《切韵考》中系联《广韵》反切上下字总结出中古汉语声纽、韵部、调类的传统方法对西夏文字进行类似的分析处理，这种方法西夏研究前贤从未尝试过，但却又同西夏人袭用汉字小学研究成果的实际轨迹丝丝入扣；这是黄先生熟谙传统国学经典的生动表现。而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纳西哥巴文字源流考》、《古体彝文字源考》）集中论述了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乃至纳西哥巴文、彝文、韩文、日文等汉字式文字的共同点之根本就在于对汉语俗字的大量借用，这体现出他对汉语俗文字文献的熟悉也非常人所及。想象我们自己对其中某一方面的掌握还欠深入，而黄先生却在多方面齐头并进且都不嫌肤浅，我们不得不钦服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同书斋为伴的执著和切实！
我去过老先生家两次，一踏进门的唯一印象似乎就是四面八方顶天立地的书架和其间满满当当的书。与一般人的收藏多以中文古籍或国内出版物为特色迥异，这里的藏书以外文资料为主，其中覆盖相对常见的俄、英、法、德、日、希腊、拉丁、希伯来、阿拉伯语，也有多数人并不熟悉的粟特语、于阗语、萨莫耶德语（与芬兰语、匈牙利语相近的语言）资料，许多国内根本无法觅见的外语资料，在这里却可以信手而得。所以，据说季羡林先生深为器重的当代俩学人“南徐北黄”，其中之一就是这位老黄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的徐文堪先生，以东方印欧语如伊朗语、吐火罗语的研究为特长）；而我们都知道，季先生的专业是研治语系归属为所谓印欧语系的梵语、吐火罗语等，而他的这种惺惺相惜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黄、徐二位都深得印欧语这一语言研究重镇的三昧不无关系吧。
语言学在近现代的巨大飞跃，正是仰仗十九世纪欧洲学者对日耳曼语、罗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以及处于东方的印度—伊朗语的形态比较而归纳、总结出系统、严整的印欧语系理论并由此奠定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学科这一点。虽然从《马氏文通》开始这一套方法论就由我国的语言学先贤源源不断地引进，但是真正切实掌握几种印欧语并及时汲取这套完整理论不断完善成分的艰苦行为，在语言氛围完全不同的中国，时至今日却难以发现，比如我们就很少了解分布位置偏东的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在二十世纪中叶被西方研究者最终划归印欧语系的细节，而阿尔巴尼亚语同巴尔干诸语言的混同、亚美尼亚语长期受伊朗语的浸润，其间的演化模式其实极可比拟于发生在东亚土地上藏缅语和南岛语的相互融合以及汉语对南方壮侗—苗瑶语言的质变影响。当我们在慨叹域外的成功经验常常难以及时有效地促进国内相应研究领域的突破之时，老黄先生通过自我钻研而在印欧语言学这种“枢纽性绝学”方面的深入就尤其令人瞩目——他的努力最终仍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则是孤掌难鸣的结果呵！
先生不轻易见客——我也是有幸通过他的一个挚友从中说合才得允进门的，然而他对待后学却颇为热情。在得知我有心研习闪米特语言时，他就赠送我一本国内难觅的便携式希伯来文—英文对照旧约全书；而在给我讲一些问题需要例证时，他不顾自己严重的心脏病，还常常爬上爬下找寻书稿指点我阅读，我于心不忍却又无法阻止，只好看着他一顿忙活后抓起氧气袋猛吸一气。我同先生虽然就只有两次会面，但那两个热情似火、放言恣肆的下午，却令我久久回味不止。记得其时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汉藏语言语源学的突破问题。把握一种语言内具体语汇的来龙去脉，实质上就是在为语言系属的建立和完善奠基，由此才有可能催生出更为一般的学科方法论，前述印欧语系的建立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轨迹正是如此。今天汉藏语系假说在求证道路上进展的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我们又何不安安心心冷静下来、实实在在地研究印欧语系完善的历程呢？黄先生因有多种印欧语研习的切身体验，因而在这方面已有了一些独到的想法。他就认为，散见于卷帙浩繁的汉文古籍中对一个语义要素的多重文字表述，实际上正反映了在不表音的汉字外壳之下隐藏的现今多种民族语言的古代形态，汉字的“书同文”功能远非秦始皇钦定的那么晚近和自觉；而后来辽、夏、金三朝仿汉官方文字的出现，实际上也只是基于政治原因和民族意识的一种暂时性刻意凸显——与党项语言密切吻合的西夏文字在夏亡后仍继续使用于河西走廊直至明代中期这一事实，正从反面表明汉字所具有的这种超语言功能。先生对汉藏共同语的研究，就是得益于这样一把“逢锁必开”的钥匙，他在纳西哥巴文、古彝文等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了个头；只可惜，天不假人呵！就像我们的另一位“国宝级人物”——终身矢志译介希腊文献的罗念生先生那样，“希望老天再给半年时间，用诗体译完《伊利亚特》”——然而，由于住所供暖的提前中断诱发急性肺炎，刚刚挣脱癌症魔爪的罗先生只能带着三分之二事业未竟的遗憾，在1990年怅然离开人世——这种遗憾实际上也就不是他个人的，而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了。
黄先生对语言的恢宏研习，也并非仅仅停留在个别语言的孤立攻克之上。早在他供职于人民大学语言研究所之时，就编写出《比较文字学讲义》、《西方语言结构介绍》等油印本教授学生。而先生的壮年译作《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60年）译笔流畅、行文简净，体现出译者对原著理论的深入了解和对原文语言的熟练掌握，既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高度赞扬，也成为很多人进入语言学殿堂必经的门槛；清华大学中文系已将此书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中并准备再版，然而老黄先生已不能——似乎也无须——对其再作校定并看到它的重新问世了！
去年冬去拜谒先生时，先生就指点我在处理具体语汇比对时，一要注意所用语词时代可比性与民族文化交融历史一致性的相互吻合，二要牢记历史语音演变时“宁求由繁至简”的不二法门。先生平生所至诚服膺的，似乎只有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他曾亲口对我说：“十个黄振华捆在一起也打不过一个伯希和。”——这话不由得令人想起“反右”时有人提出全国人民一人一条史料从而超越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史籍非凡熟谙程度的“逸闻”来。依我的粗浅体会，伯大师师从法国汉学大家沙畹，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长于精微考证中准确的感悟，这种悟性——既不拘泥于琐碎材料的完全准确，也与东方哲学精神内核相通——正是建立在大师本人浩博厚实的中西学基础之上、而在大师身后却是吉光难再的了，放眼国内，境况尤艰——或许，这也是老黄先生难得共鸣的真正原因吧。
黄先生在汉藏语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在至今普遍成就极为薄弱的语源学领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并对其作了初步的展开应用，他的不少未刊手稿中深刻体现了这一目前尚不为更多人知晓的思想。当时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整理先生关于西夏文字结构剖析的一份手稿，这份稿件是用写过的字纸装订起来的，上面用粗粗的毛笔痕迹誊抄了六千多个西夏字，字里行间则是其他细痕笔迹的逐字解剖演示和相应的注释，其篇章的简陋掩饰不住内容的一目了然和发人深省。今日想来，此举既含谶语，又甚有“托孤”之意，我是后学，才智鲜及，唯当尽心竭力，既不辜负老先生拳拳嘱托，亦勿使此思此想从此湮没而真的沉寂下去。
2003年7月20日初稿
2003年11月24日改订
附录：黄振华先生主要论著简目
1．《评王静如先生的西夏学近著》；载《考古》1974年第6期。
2．《评苏联近30年的西夏学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3．《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契丹文“山”、“山’”考——契丹文字结构新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注：此处第二个“山”字右上角的单引号表明这是一个类似的契丹字，非笔误）
5．《于阗文及其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
6．《粟特文及其文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7．《于阗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8．《女真文》（合作）；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9．《明代女真文奴儿干永宁寺碑新释》；载《中国地方史志》1983年第2期。
10．《女真字奥屯良弼诗刻石初释》（合作）；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
11．《〈文海〉研究》（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2．《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类〉及其研究——兼谈从西夏文文献看西夏社会概况》；载《中亚学刊》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苏联的乌孙考古》（合作）；载《乌孙史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西夏文卖地文书考释》；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论西夏语音系统的构拟》；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日本的西域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4年第3、4期合刊。
17．《契丹文〈郎君行记〉新释》；载《宋辽金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8．《契丹文天干名称考》；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19．《苏联的敦煌学研究》；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4期。
20．《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5期。
21．《吐蕃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载《藏族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和校勘》（合作）；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1期。
23．《契丹文地支名称考》；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2期。
24．《黑诚新出西夏文音同初探》；载《文物》1987年第7期。
25．《黑水城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辨》；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6．《番汉合时掌中珠》（合作整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明代重刊汉藏合璧西夏译经题记》；载《藏学研究文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8．《西夏本类林译文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29．《宁夏新出带梵字密宗器物》；载《文物》1990年第2期。
30．《西夏语词》部分；载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1．《明代〈河西译语〉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
32．《西夏文孙子兵法三家注管窥》；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3．《西夏文音同序跋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西夏文天盛律令进律表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5．《类林研究》（合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6．《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
37．《西夏语词汇》部分；载《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38．《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3年。
39．《契丹文字新释》；载《文史》第卅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40．《佉卢文贵霜王号研究》；载《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清抄明代〈河西译语〉再释》；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6年）。
42．《白狼王远夷乐德歌新解》；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43．《岁阴岁阳名义考》（合作）；载《燕京学报》1999年新第6期。
44．《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载赵丽明、黄国营[主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
45．《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载《燕京学报》2000年新第9期。
46．《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载《民族语文》2002年第5期。
47．《古体彝文字源考》；载《文津学志》2003年第1期。
48．《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载《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
西夏王朝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灭国，从此消失在中国的 历史 长河中。中国自古有记载 历史 的传统，下个王朝无论如何都会为上个王朝记传，但是唯独西夏王朝神秘的消失了，泱泱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的任何史册。
关于西夏国是怎么被发现的，这里要提到一个人——张澍。
张澍(1776~1847）：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学术大师，凉州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人。年犹未弱冠，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乡榜，嘉庆四年（1799）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张澎性格刚直不阿，工作一丝不苟，在公文中与上级争辩是非，因而得罪了不少上级，在仕途中并不顺利。1830年，张澍引疾辞职，结束了仕宦生涯，1832年回到西安，客居城内和乐巷，从此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成为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后来患眼疾，最终失明。
1804年的某天，已经回到家乡养病的张澍和一位朋友到清应寺游玩，两人一路谈笑，不觉已走到寺院深处，这时张澍突然看到眼前有一个四面被人用砖泥砌封得严严实实的亭子。
这个亭子为什么要砌封起来呢？
寺里的和尚告诉张澍，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亭子，封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是打开封砖的人，都会遭到可怕的天灾报应。所以几百年来，没人敢靠近这亭子一步，而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现在已没人知道了。
张澍天生胆大，对民间所谓的报应一说向来不以为然，他向和尚提出要找人来打开砌封看个究竟，还对天发誓说，开封后如有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别人。在张澍的一再恳求下，和尚总算答应了。
随着封砖被一点点凿开，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显露出来。碑身呈半圆形，四周刻忍冬花纹，碑文的正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工整的楷体字。当张澍靠近石碑，看清楚上面的文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些乍看上去好像全都认识的文字，仔细看却没有一个认得。
这究竟是文字还是什么特殊的符号呢？
张澍立刻叫人把亭子四周的封砖全部拆除，虽然这块被诅咒了几个世纪的石碑全部显现出来后，传说中的天灾报应并没有应验，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却给这位学者带来了更大的震撼。
石碑的另一面刻着汉字，碑文内容大致是修建护国寺感应塔及寺庙的情况，与同类石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再往下看，一行小字立即引起了张澍的极大兴趣，建碑的年款一行赫然写着：“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张澍不知道知道“天佑民安”是什么朝代的年号，他翻遍了所有的书籍，在一本书中找到了宋对西夏的介绍，方知“天佑民安”是西夏年号，碑上刻的奇怪字是西夏文字。
这块石碑就是现在被称作“天下绝碑”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即“西夏碑”)，它的发现不仅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而且还让一个“被遗忘的王朝”———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渐渐在世人的面前清晰起来。
关于西夏，有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就是国内学者想要研究西夏 历史 ，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那就是俄罗斯科学院的“东方文献研究所”，因为几乎所有现存的西夏文献，都在这里。
俄罗斯人科兹洛夫曾在1909年，1926年三次到访黑水城，并将城中出土的所有文物全部打包运回俄罗斯，据统计，光是科兹洛夫从黑水城盗掘的西夏文献，就有超过8000余种。
西夏是一个很尴尬的朝代，因为在二十四史中，并没有属于西夏单独的史书，有人猜测说是因为成吉思汗当年战死于征战西夏的途中，因此元朝建立后，才没有给西夏立史。
虽然二十四史中没有自己的 历史 记载，但西夏还是在世上留下了许多的痕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西夏文。
清末考古学者张澍就在184年于武威清应寺发现了可有西夏文的石碑，张澍也成为西夏文自西夏灭亡西夏文失传后，第一个将他识别出来的后世学者。
至此，神秘古国西夏在清末，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而西夏被世人所熟知，还要在西夏王陵被发现后。
1938年，德国飞行员乌尔夫在银川拍摄的照片中，就拍摄到了西夏王陵，至此，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进入人们的视野，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者们对西夏王陵的研究日益深入，神秘的西夏再次逐渐解开了面纱。
史籍中对西夏国并非没有记载，只是记载得很少，多出现在于北宋王朝的战争中，而关于西夏的 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等则在中原史籍中鲜有记载。
西夏是一个以党项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 历史 上，贺兰山曾见证了党项人的无数辉煌与兴衰，虽然西夏灭亡了，但在漫漫中国 历史 中，西夏仍旧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元朝脱脱修史时编纂了《宋史》《辽史》《金史》，却独独没有编纂于宋、辽、金同时代的“西夏史”，想必提问者便是据此认定史籍中没有对西夏的记载。实际上，提问者大错特错了！脱脱修史时仅仅是没有将西夏单独列为一朝，并不是没有修“西夏史”。因为西夏一直在宋辽、宋金的夹缝中求生存，只要里子、不要面子，经常对宋、辽、金称臣、接受册封。同时，西夏抵抗蒙古人最为激烈，成吉思汗铁木真便是死于对西夏作战时期。因此，蒙古人对西夏的敌意要远甚于宋、辽、金。脱脱在修史时秉承了蒙古人的这一传统思维，直接否决了西夏的正统王朝资格，把“西夏史”列入了《宋史》之中，著有《宋史·夏国传》，等于是把西夏置于了宋王朝附庸的位置。
换言之，西夏并不是没有史籍记载，而是被元朝人出于政治需要刻意“降格”了。不仅《宋史·夏国传》对西夏有详细的记载，元朝的蒙文史料也有关于“唐古特”的详细记载，而这个所谓“唐古特”就是西夏！因此，西夏自太祖李继迁开始，所有皇帝都有详细的世系， 历史 事件的记载也是非常完备的，并没有提问者所谓“西夏被发现”之说。西夏一直真实存在，自其存在之日起、直到现在，西夏从来没有被 历史 淹没。
提问者想必是把清朝张澍发现西夏文字和西夏史混淆了。实际上，张澍发现西夏文字也并不是首先发现，只不过他作了专门研究、发表了“论文”而已。在张澍之前，西夏文的书籍、石刻等等一直存在，只是因为西夏的灭亡和年代的久远，西夏文成为了“死文字”，无人能够释读。久而久之，西夏文字便被人们淡忘了。而张澍的发现重新启发了人们对于西夏文字的兴趣，开始了新一轮对西夏文字的研究而已。
但是，研究并不顺利，与汉字完全不同的西夏文字很难被全部解读，直到俄国人的一次“盗墓式考古”发生才改变了这一切。晚清时，俄国人科兹洛夫在沙漠中发现了西夏黑水城遗址，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文献。之后，科兹洛夫将这些东西全部运回了俄国。在这批被盗文物之中，有一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时期汉文、西夏文的对照字典。有了这把钥匙之后，人们对西夏文字的释读也走上了快车道，大量西夏“死文字”被“复活”。许多淹没在岁月长河中的西夏 历史 也得以重见天日。
提问者显然是一知半解，把西夏 历史 和西夏文字给搞混淆了。西夏并没有消失，元灭夏之后，党项人也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融入到了各民族之中。关于西夏的文字记载更加是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完备。即便是西夏文字，也没有消失，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成为了“死文字”，被人们逐渐淡忘了而已。
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满载仇恨的西夏王朝终被灭国，从此消失在中国的 历史 长河中。波斯人在史集中记载，西夏国王和居民全部遭到屠杀。蒙古秘史也记载了西夏王朝的惨烈灭亡：不留子遗，故有此记。中国自古有记载 历史 的传统，下个王朝无论如何都会为上个王朝记传，但是唯独西夏王朝神秘的消失了，泱泱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的任何史册。
1804年，一个叫张澍（shu）的年轻人第一次扣响了隐秘的 历史 之门。张澍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在凉州的清应寺他发现了一个怪异的凉亭，凉亭被砖四面砌封。因为没有任何口传和记载，寺院里的僧人也不知道缘由，只知道亭子已经被封存了好几百年。这激发了张澍的好奇心，虽然遭到阻拦，但是张澍依旧坚持打开砖封，一探究竟。打开凉亭后一块巨大的石碑暴露在了张澍的眼前，石碑的一面是汉字，另一面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方正字，很像汉字，却没有任何人认识。这种神秘的文字，让他感觉到他在接近一个未知的世界。
张澍在汉字的末尾看到这样一个纪年：天祐民安五年。在张澍的记忆里，正史中所有皇帝的年号，从来没有出现过天祐民安这四个字。难道这是一个没有载入正史的国家么？张澍在《宋史》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天祐民安元年六月，夏与宋约定绥州附近国界。夏与宋处在同一个时代，两国曾长期征战，夏位于中国西北，宋人称其为西夏。天祐民安正是西夏第四位皇帝的年号，石碑上神秘的文字正是西夏文。《宋史》中的《西夏传》记载，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国家，党项是一支来自于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而之后的史学家翻译出了西夏文字，西夏也便从 历史 的长河里发掘了出来。
身在闹市，心向青山
西夏的存在一直都没有疑问啊，西夏不是没有记载，只是没有列入正统王朝，所以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
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参与平定黄巢之乱，此后被唐朝授予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赐姓李，这便是西夏王国的起源。
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至1227年被蒙古人所灭，西夏实质上存在了346年。
元朝修史，以辽宋金均为正统，所以有《辽史》《宋史》《金史》，但西夏的 历史 则分布在这三部史书之中。
《辽史》中有《西夏外纪》
《金史》中有《西夏传》
《宋史》中有《夏国传》
至清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西夏专史，比如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周春的《西夏书》十五卷，戴锡章的《西夏纪》二十八卷等，这些都是今人了解西夏 历史 的原始史料。
此外，今日的学者已经能够识别死去数百年的西夏文字，并掌握了其造字规律，这无疑对我们了解西夏的 历史 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不爱看 历史 书的人，大概是从金庸先生小说《天龙八部》里知道西夏国这个国家。
西夏，并不是没有 历史 记载，只是没有像同时期的宋朝、辽朝、金朝那样单独编史，但在同时期的宋史、辽史、金史及当时个人记载的书籍，都记载有西夏。不仅有外族文字记载，而且西夏国有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并已经发现了很多西夏文的书籍和石刻等。还留下大量西夏古迹。最著名的就是西夏王陵，被称为东方的金字塔。还有石窟、庙宇等。
所谓西夏，是在中原的人，自大地认为自己是地球中心，本来人家叫大夏国，因位于中原西北部，所以叫西夏。
按正式的立国时日计算，西夏存国190年（公元1038~1227年）；然而若依 历史 实情而言，即如《宋史》所载的“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则是实历347年之久，这就要比起北宋和南宋相加之年还要多出27年了。
西夏国是由藏缅语系的党项民族建立（中国汉族史籍中称其为党项，与其为邻的突厥人、鞑靼、蒙古人则称为唐古特人，笔者认为是属于鲜卑的一支。）
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征服战争，从1205年至1227年，先后进行过6次。其中在1209年、1217年、1226~1227年的三次大型战争中，蒙古国大军都曾进据贺兰山，包围西夏国都中兴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226~1227年成吉思汗发动的最后一次灭夏战争，西夏百姓“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出征途中病死六盘山，其军队遂将亡帅之恨移泄西夏，最后征服西夏，进行了报复行动。
关于西夏， 历史 上不是没有记载，这个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是说翻开二十四史，里边关于宋，辽，金史都有，唯独就缺了西夏，但是在这几个“史”的后面，是有西夏的记载的，就是《夏国传》，只是做了简单的叙述，并没有把它单独成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正史来说的话，如果要记录一个政权王朝的 历史 ，让它单独成史的话，首先，那个政权存在的影响力，包括经济，面积，人口等要达到能够成史的级别，才能写入编史，如果政权过小，人口，面积等指标达不到，就没有单独成史的必要了，就有可能在我们所说的正史上简单的记录了，而且我们现在的二十四史主要就是记录中原王朝和邻近几个较大王朝的 历史 ，那些比较小的地方政权并没有单独记录，比如大理国，也没有单独成史，只是地方史有记录。
西夏作为党项族建立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整个宋时是和宋辽形成三足鼎立格局的，在抗击成吉思汗的入侵时，西夏是让蒙古人吃尽了苦头的，成吉思汗也是在灭夏的战争中受到箭伤而去世的，所以在蒙古人灭西夏以后，就对西夏进行了疯狂的屠戮，包括西夏的文史典籍都销毁一空，所以，能传下来的典籍也不多，蒙古人除了屠了西夏党项大部分精英外，连西夏的名字都改为宁夏，“安宁西夏”。
元朝建立以后，在修史过程中，由于宋辽是兄弟关系，宋金是君臣关系，所以修史就单独修了宋辽金的三史，西夏只是顺带就过了，你也可以看作是附录。
西夏国后面的发现，是到了清代，一个偶然的事情，就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张澍，他在一次和朋友出游的时候，在一座寺庙发现了一个样子怪异的凉亭，问了寺里的僧人，也说不清凉亭的 历史 ，只知道有几百年了，后来在凉亭后的石碑上一面发现了六个汉字“天佑民安五年”，另一面则是没见过的文字，他依据石碑上的年号查阅了宋史，终于查到了这句话说的是西夏第四位皇帝的年号，石碑上没见过的文字就是西夏文，也就揭开了消失的西夏 历史 的神秘面纱的一角！
研究西夏，找史金波。
提问者真是 历史 爱好者吗？不读书怎么爱好 历史 啊。
西夏国不是没有记载， 历史 资料很多。只是西夏文字失传，没有人认识。
